一女子为办户口 装成精神病患者
中安在线讯 据阜阳新闻网报道，上午，她是个精神病患者，操着四川口音，说话迟钝；下午，再见到她时是，却说话清楚、思维清晰……她会“变身”？近日，颍东公安分局枣庄派出所民警走访时，一位老人领着一名女子求助。老人说，女子是自己的儿媳，患有精神疾病。“今年24岁了，但没有户口。”
民警发现，女子有四川口音，但说话含糊，表达迟钝，只说出名字和年龄，父母是谁、家庭住址一概不知。当日下午，民警再次来到女子家，准备为她采血、验指纹，查询身份信息。谁知，刚一进院子，就听到她和婆婆聊天，说话清楚、逻辑清晰。
原来，女子姓李，家住颍东区新乌江镇。从小，她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16岁才被父母接回身边。在与父母的一次争吵中，李某离家出走。在四川打工时，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生下孩子。
因自己没有户口，孩子的户口也成了难题。可李某的父母得知她未婚先孕，不愿配合办理。李某从网上看到精神病患者入户口容易，才想演一演蒙混过关。
了解情况后，民警对李某进行了批评，并劝解李某的父母。最终，他们原谅了女儿，表示会准备好相关材料到派出所办理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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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原标题：北京精神病康复社区调查：一人需负责百名患者
　　7月12日，回龙观温馨家园康复站，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带领精残和智障人士练习唱歌，这是他们康复训练项目内容的一部分。A22-A2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　　7月12日，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康复站。重症精神病患者在摆放沙盘，辅导老师能以此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7月12日，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在西城静心园温馨家园做早操。有社区一人需负责数百名精神病患者康复工作；患者康复后受歧视难以走向社会　　原标题：北京社区专职精防医生不足百人　　■ 关注焦点　　截至去年年底，北京社区管理登记在档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73295人，这其中除约8000人住院外，目前有6万多人生活在社区。　　精神病患者由于长期住院，会出现社会功能减退、情感淡漠、懒散被动等表现。在精神疾病三级防治体系中，社区康复模式是连接医院和家庭的纽带，任务重大。　　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发现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社会的排斥和歧视，更成为已康复精残患者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一堵高墙。　　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项目主要分三种，一是医疗康复，对稳定期病人，社区精防医生至少三个月随访一次，指导病人定期到医院复查，鼓励服药，增加服药的依从性。第二种是功能训练，训练恢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劳动能力及社会交往能力等。第三种是职业康复，这需要康复站开展生产项目，组织精残人士参与，并给予一定报酬，以此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　　聊上10分钟，贾育新的手机就会响起三次。　　“习惯了”。这位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科主任印象最深的，还是5年前那通电话。　　是居委会打来的，贾育新匆匆撂下饭盒，提上出诊箱就往外跑。那天是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他赶到时，劲松西社区一居民楼内，一名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攥着剪子、站在自家窗户前哭喊，半个多小时的“谈判”无效。趁女子向窗外张望，居委会人员用床单扑住她，贾育新快步上去扎了一针安定，女子安静了。　　处理突发事件是贾育新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他是该社区唯一的精防医生，要面对几百个重症精神病人，也要面对部分患者家属的拒绝沟通。　　最让他难过的，是费尽千辛万苦康复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上难寻出路。　　想爆料？请登录《阳光连线》（ /）、拨打新闻热线0，或登录齐鲁网官方微博（@齐鲁网）提供新闻线索。　　精防医生独木难支　　2012年以前，贾育新所在的劲松地区，在档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连续六七年都是朝阳区数量最多的。　　大部分时间，他办公室的座位都是空着的。他要走家串户探访社区的患者，向居委会和派出所了解患者的最新动向，了解他们是否按时服药，康复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这两年，贾育新身边又多了两名同事，但面对劲松地区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三名医生依然团团转。　　按北京相关规定，对出院的患者，社区一年要不少于4次随访，这意味着每周五天中，至少3天有1名精防医生要去随访，且每天每个医生至少需随访3至5个患者家庭，“门诊每天只留一位医生。”　　与贾育新相比，肖玲玲还在孤身奋战，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只有她一名精防医生，而社区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有231人。　　“根本顾不过来，大部分随访只能靠电话，或者患者来门诊开药时顺便就访了。”除了精防任务，肖玲玲还要兼顾地区预防、保健工作。　　社区精防医生不止负责精神病患者，还要承担全体居民的精神卫生、心理保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就是那独木桥。”一位精防医生对工作这样打比方。　　郭红利，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他掌握的数字是，目前全市社区精防医生仅有约1000人，且基本都是保健科大夫和全科医生兼职，专职的不足百人，“这百人的数据恐怕也有水分。”　　抗拒和隐藏　　敲不开门，见不着人（患者），很多精防人员随访精神病患者家庭，都会遭遇尴尬。　　西城区精防医生徐@记得，有位女同事在多次登门随访被拒后，给一名患者家打电话询问病情，“对方家人很惊讶，说他怎么得精神病了？”　　第二天，男患者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来就推搡女同事，原来，他婚后一直向妻子隐瞒患有精神分裂症。　　有5年社区精防经验的徐@认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患者家庭）都拒访。”　　贾育新所在的劲松社区现有554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但他有时每月要开1000名患者的用药量，“其他社区的患者悄悄到我这开药，不愿让本社区的人知道自己有病。”　　昌平回龙观有12个社区站，每个站的精防员随访吃闭门羹时，总会找张娜求助。　　张娜是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精防医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但她出马也不是次次灵验。　　在培训时领导指点她们，何不学下西城区的同行，提着花篮登门拜访。但没经费支撑，自掏腰包？张娜掂量一下3000多元的月薪，“买个花篮，一天的工钱没了。”　　比拒绝更难受的，是进到患者家里，不管张娜说什么、问什么，家属都不理睬，“拿我们当空气。”　　张娜能理解家属的心态：家丑不外扬，回避、不信任和隐藏成了一种选择。　　今年参加区里一次培训时，一段录像吸引了张娜，那是市卫生局、市科委力推的“精神分裂症社区康复技术”项目，通过培训患者，能让其学会自觉用药，自我监控症状。　　张娜连打了20多个电话，没一个家属答应，好不容易有个同意带着患者试听的，听了一次后，再也不来了。　　虽然竭力推广，但最后只有7个患者报名参加张娜组织的培训。　　“你们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患者家属常常这样开门见山，让张娜觉得难堪。　　张娜脑中闪过患者家属的需求：能否药物全免、患者服药出现不良反应时该怎么处理，兼职的张娜没有处方权，很多要求她确实无法满足。　　待解的社区免费用药　　患精神分裂的柳芳因为停药再次住院，让母亲汪晶心惊胆战，如果继续服用无法免费的利培酮，开销不小，怎么办？汪晶决定“钻空子”。　　正好某医院还存着汪晶的抑郁症病历，而她的医保报销额度又比女儿高，就趁着去医院开药的机会，为女儿开些利培酮回来。　　“有的患者被迫断药三个月后，情绪就开始不稳定了。”一位精防医生说。　　药物，是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基础倚靠。“最现实的一步是保证大部分患者能免费用药，可这一步就得走好几年。”西城区一位负责给精神病患者提供免费药的医生说。　　该医生介绍，2011年，北京市计划在年内让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实现免费用药，但并非所有药物都免费。　　据了解，目前北京免费服用的药品只有几十种，且各个区县政策不一。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2010年，区卫生局与区残联合作，在全区实行免费服药政策，出院精神病患者只需持残疾证，即可享受此政策。　　除海淀之外，多个区县的免费服药政策只惠及低保家庭或困难家庭，个别区县还有一些额外的报销限制。　　昌平社区医生张娜说，像利培酮这样的药物，昌平居民就无法从社区免费使用，但海淀区可以，一些户口在海淀、住在昌平的患者家属不得不去海淀拿药。　　丰台地区的免费服药只针对低保人群。精防医生肖玲玲记得，媒体报道北京将推行重症精神病患者免费服药后，很多家属问政策何时实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钻空子”不是长久之计，汪晶想到带33岁的柳芳去参加社区的康复项目，“两条腿走路”。　　柳芳参加了月坛街道残联静心园的康复训练，在每周四的手工课上，柳芳在编织中国结和斑点狗中找到了乐趣，病情也日趋稳定。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像柳芳一样接受康复训练。　　“无钱、无人、无场地”　　73岁的张金梅很发愁。　　去年年初，女儿林萍因精神分裂症复发再次入院，这距她上次出院仅间隔2个月。　　出院后，林萍所有的行动就是在50平方米的家中来回踱步，张金梅得用湿毛巾给女儿擦脸，用梳子捋开她打结的头发。“老伴儿没了，如果我也走了，毫无自理能力的女儿怎么活？”　　张金梅想到街道残联组织的“温馨家园”，得到的答复是，名额有限，林萍无法入园。被“家园”婉拒后不到两周，林萍病情再度复发。　　温馨家园是北京市为残疾人建立的职业康复站。为智力残疾人和处于稳定期的精神残疾人提供集康复、培训、简单劳动、文体和日间照料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市残联官网显示，截至2011年5月，全市共创建360多个温馨家园。　　温馨家园收纳精神病患者的条件是：处于稳定期，且办理残疾证。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符合此条件的精神病患者都能入园。　　鲍其伟是回龙观社区温馨家园的负责人，也是一家餐馆的老板，2010年，受当地残联委托，他成立回龙观地区唯一的温馨家园。本想多收几个精残患者，但“残联的人跟我们交代，最好不要招精残的。”他明白，即使招，也要招“稳定期中的稳定期。”　　初期招的20名学员中，只有2名重症精神病患者。智力残疾学员的家属有意见，他们担心精残学员会发作，伤害到自己的亲人。　　除了由残联牵头成立的温馨家园，还有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办的康复项目。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聂慧瑶觉得遗憾。她说，此前政府曾拨过一笔专项经费，用于组织病人学习超市购物技能，但2007年经费停滞，康复活动也就此搁置。　　“无人、无钱、无场地，我们现在是三无状态。”一位社区精防工作者说。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坦言，功能康复应该是要求每个社区必须组织的，但苦于没有经费，开展起来很困难。　　即使有经费，康复项目也非一帆风顺。今年5月起，海淀某社区精防科想为精残患者租一处场地做康复，却接连20多次吃闭门羹。　　“听说我们是给精神病患者用的，房主连房都不让看。”精防科负责人说。“不是钱的问题，租给你们出了事咋整？”房主们说。　　碰壁“高墙”　　方诺华，40多岁，清华大学毕业，曾经收入丰厚。30多岁时，精神分裂症夺走了他的一切。　　如今，社区帮着已经康复的方诺华联系了多家企业、单位，“就连一个扫地的工作都没有单位肯提供。”　　还有一位康复者在超市工作了半年，一天在角落里服药时被发现，老板知道她的病史后，将她解聘了。　　“精神病患者像颗不定时炸弹，谁知道何时爆发，会伤害多少人？”用人单位负责人有顾虑。　　有的企业更直白：“现在应届大学生找工作都难，为什么要用一个精神残疾人，哪怕他是清华高材生。”　　建立康复项目，核心目的就是让患者康复后独立走向社会，但“偏见、歧视、排斥像一堵高墙，将精残患者和社会隔离。”海淀区一名从事13年精防工作的护士这样描述。　　在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贾育新把一件用珠子编成的白菜摆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逢上级视察，这位精防科主任都会展示这件患者在康复站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做手工又不会伤害谁，希望社会能给精残患者更多包容，希望他们能有一份工作的机会。”　　现实是：该服务中心康复项目开展近10年，如今每年仅有一两人找到工作。　　在不少精防工作者看来，重性精神病患者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回龙观医院社会工作科医生李楠认识一名出院7年的患者，“他一直很平稳，工作上表现积极，也已结婚生子，他是那个家的支柱。”　　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王彤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精神病患者只要按时服药，就是安全的。　　举措与现实　　北京在逐渐加大对重症精神病人的救治康复力度。　　“下一步，本市精神卫生工作重心将逐渐向健全精神疾病护理康复体系转移。”在官网通稿中，北京市卫生局精神卫生处表示。　　如何健全康复体系，最新政策动向是，启动精神病残疾人居家与社区康复试点。　　西城、海淀、朝阳、房山、昌平等五个区建立首批试点，自7月起，1500名稳定期精神病残疾人可通过报名、筛选参与其中。　　通过参与专业人员的居家康复指导和温馨家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提供的社区康复活动，这些患者有望在院外康复中，逐步训练就业、社会交往能力，完成出门乘车、购物、洗衣、房间清理等日常生活。　　这些消息都是市卫生局、市残联在7月9日发出的。“这体现了政府对精残人士的重视，但这些或许还不够。”多名精防医生说，这一举措的愿景是好的，但缺人、缺经费总是现实问题，能否开展还不好说。　　7月10日，回龙观温馨家园负责人鲍其伟在第二天，参加了具体动员会议。　　这次会上，他接到通知，他的温馨家园可再接收40名精神病残疾人。“地方不够的话，把我开的餐厅兼并出一部分来。”鲍其伟盘算着。　　为了不让高材生方诺华无所寄托，劲松社区给他安排了一个治安巡逻的工作，每天戴着红袖标。　　这只是个志愿工作，没有报酬，可方诺华笑笑，“我知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患者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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