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郑州项目点正式启动
15:37:49&&&来源：健康中原
核心提示：在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2013——2014年度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正式落户郑州，并于日在管城区烟厂家属院社区正式启动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郑州项目点启动仪式
项目启动仪式上领导讲话
启动仪式结束后，市三院和省肿瘤医院为居民进行义诊和项目调查问卷登记
中原网讯(记者 郑军阳)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居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慢性病之一。目前，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也就是说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全国第三次全死因调查显示，恶性肿瘤已局我国居民死因第二位，其死亡率与排在第一位的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基本持平。在城市，恶性肿瘤死亡则排在全死因第一位，远远高于第二位的脑血管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WHO/IARC)Globocan2008预测，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未来的20&30年内会持续增长，尤其是城市人群。
在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河南省年度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正式落户郑州，并于日在管城区烟厂家属院社区正式启动，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刁琳琪、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文艳、河南省肿瘤研究院副院长买玲、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肿瘤医院)院长李安州、管城区卫生局长张彦军、二七区卫生局长王章正、郑州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师卫翔、郑州市卫生局基妇处处长熊君丽及百余名医护人员参加启动仪式。此项目由河南省肿瘤防治中心主管，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市肿瘤医院)具体承办，将陆续为郑州近五万名适龄人群开展癌症调查问卷评估及高危人群评估，并对筛选出的高危人群进行免费检查和跟踪服务。
启动仪式上，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刁琳琪指出，这个项目的实施，将对辖区内适龄高危人群开展五大常见恶性肿瘤(肺癌、大肠癌、上消化道癌、乳腺癌、肝癌)筛查，开展早诊早治和综合干预措施，降低五大癌症的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和死亡率，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和关爱，是一件重大的利民工程。
据了解，2012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获得批准，并纳入国家重大医改专项，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逐步在全国七个大区的14个省份(河南省为第二批)针对城市高发的五大类癌症开展危险因素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癌症筛查和卫生经济学评估工作，探索适合于城市实际的、性价比高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方案。
郑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文艳在讲话中表示，这一项目在河南开展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开展&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不仅能降低癌症死亡率，减少医疗卫生和社会资源的消耗、降低患者的看病费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更能增加人群期望寿命，从而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全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为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肿瘤医院)院长李安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郑州的顺利开展，将显著提高居民全身的健康意识，郑州市三院将在河南省肿瘤医院的配合帮助下，建立长效工作运行机制，开通&癌症筛查绿色就医通道&，通过严谨规范的医疗程序、优质的医疗服务，提高城市常见癌症高危人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比例，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癌症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减轻个人和社会的肿瘤负担，使&医疗人文关怀&真正落到实处，为促进医疗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在此项目开展过程中，医院将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将肿瘤防治、早诊早治知识、专家义诊推向社区，让群众知道了解这个项目，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据了解，国家为本项目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根据卫计委和国家癌症中心的相关规划，此项目共实施五年，将在郑州推行三年，第一年初步选择在管城区和二七区进行试点，自今天启动后到明年五月一日为第一年阶段。只要是适龄人群(重点是40&69岁)，不需要报名，只需要填写表格进行申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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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中国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新篇章
　　近日，“中国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领导、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专家组与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领导共同出席仪式，标志着奥林巴斯与卫生部在中国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上的合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顾问秦小明女士与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藤典男签署“中国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合作协议”。
　　据了解，奥林巴斯与中国卫生部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将主要面向“上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项目”。奥林巴斯与卫生部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专家组共同制定了包括开展普及教育活动、内镜技术和病理培训、内镜下治疗技术培训以及公益奉献等多项计划，全力配合卫生部、肿瘤医院等部门的工作，希望通过技术上的配合，为普查基地提供最先进最安全的技术和设备，经过医务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消化道早期癌的早诊率、检出率、治疗率明显提高，降低死亡率。
　　对于双方合作的远景，奥林巴斯也做出了目标规划，承诺在五年的项目合作中，根据卫生部每年确定计划安排，制定相关工作内容，促进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全国各地的深入开展。通过公益奉献，向贫困地区无偿提供一定数量的设备以及向特困患者无偿提供治疗附件。针对全国各地多个普查点以及部分核心示范基地设备、临床技术、内镜操作人员的现有状况，提出设备配置方案，提供购买最优惠条件，让所有普查基地使用最合适消化道早期癌诊断和治疗的设备。
　　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前景和解除民众备受癌症痛苦的责任,&已成为中国医学界攻克难关的动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着手早期胃癌和食道癌的普查和预防课题研究。如今，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够大大提高早期癌的发现和诊断率，进而降低死亡威胁，这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如何切实将三早理念和早期筛查应用到实际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成为驱散癌症阴霾的关键。早在日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上，疾病预防控制局领导便指出，癌症的早诊早治关乎国民健康福祉，在消化道癌症高发地区和高危人群中积极推进筛查工作，意义深远，任务重大。
　　作为现代精密光学技术的先驱，奥林巴斯不仅在医疗器材方面一直居于行业领先水平，更始终将公益奉献贯穿于企业的成长道路之中，在不断创新、研发关注人类健康幸福产品的同时，始终如一地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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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病之王——癌症传》阅读及简评（三十五）
实体瘤自体骨髓项目
癌症治疗就像是拿着棍子打狗，赶尽狗身上的虱子。——安娜·迪佛·史密斯《让我静下来悲伤》
2月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月。进入2004年的第二个月份，迎接我的是一连串的死亡和旧病的死灰复燃；每一个病例都好像冬日里精准清脆的枪声让人震惊。36岁的史蒂夫·哈蒙的胃的贲门处长了食道癌。【注：贲门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是中西医结合癌症治疗最成功的部分。而化疗直接损害胃肠道，对这个系统的癌症治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遗憾的是，西方没有中医这套系统，所以，作者尽管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也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他已经在化疗中苦苦支撑了六个月，像是陷入了希腊神话里惩罚的怪圈中。化疗带来的严重呕吐，是我从未在其他病人身上见过的，将他折磨得虚弱不堪。但他又必须不停地进食以防止体重下降。一周又一周，肿瘤不停地侵蚀着史蒂夫，他已经荒唐地开始对体重斤斤计较，要以盎司为单位来计量体重，仿佛生怕会忽然降到零而完全消失。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来陪伴他：一天早上，三个孩子带着游戏和书本来看望他，看着父亲不停地打着寒战，心里难以承受；他的一个兄弟满脸狐疑地转来转去，责备地看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药给史蒂夫来阻止呕吐；史蒂夫的妻子，勇敢地带领全家经历着整个过程，好像是一次灾难性的家庭旅行。
一天早上，史蒂夫独自坐在输液室的躺椅上，我走上前问他是否更愿意一个人在单人间进行化疗，或许目睹化疗过程对他的家人和孩子来说太过残酷？
他有点恼火地望向别处。“我知道统计数字。”他的声音绷得紧紧的，像是被勒住了喉咙一样，“如果是我自己，我连试都不会试，我这样做，全是为了孩子们。”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曾经写道：“一个人的死，是因为死亡首先占据了他的想象。”就在那个月，死亡掠夺了我病人的想象，而我的任务是将他们的想象从死亡那里重新夺回来。【注：癌症的可恨，就在于它是让病人一天天、一步步向着死亡靠近，面对一点点靠近的深渊，患者和家人孤独无助！我之所以对任何中西医治疗癌症的新技术都寄予极大的热情，就是我深知癌患家人那份痛彻心扉的感受，医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希望，让他们不再在恐惧中煎熬，这也是人道！】这个任务难得无法形容，是一个远比派药和外科手术更玄妙和复杂的过程。用虚假的承诺夺回想象很简单，但要用微妙的真相来争取就难得多，它要求精细地测量再测量，用虚氧气一再充满心理的呼吸机。鼓吹太多的“收回”和想象可能会膨胀为错觉，太少又可能会将希望一起掐灭。
苏珊·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在记录母亲疾病的悲伤回忆录中，描述了桑塔格和一名卓有成就的医生在纽约的一次会面。从子宫癌和乳腺癌中幸存下来的桑塔格，被诊断出患有骨髓异常增生，这种尚未发展为癌症的疾病，常常会导致爆发性的白血病【注：我判断，桑塔格的骨髓异常是由于治疗其他早先癌症而接受的高剂量化疗所致】。里夫书中所称的A医生非常悲观，直截了当地告诉桑塔格完全没有希望。不仅如此，除了等待癌症在脊髓爆发外，没有任何对策，所有的选项都向她关闭了大门。医生的话就是宣判词，最终的、不可改变的一锤定音。里夫回忆说，“像很多医生一样，他和我们说话像对孩子一样，却没有考虑到一个通晓事理的成年人在对孩子说话时应注意的措词。”
这种毫不妥协的口气和傲慢自大的死刑宣判，对桑塔格几乎就是致命一击。特别是对于一个想要以两倍于常人的热情来拥抱生活、以两倍于常人的速度来呼吸世界的女人而言，绝望意味着窒息，沉寂就是死亡。桑塔格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找到另一个态度平缓得多、更愿意和她进行心灵沟通的医生。当然，在标准的统计学意义上，A医生是正确的。变化无常且难缠的白血病终于在桑塔格的骨髓中爆发了，而且的确没有什么医疗方案。虽然桑塔格的新医生也明确地告诉了她同样的信息，但却没有熄灭她对奇迹的期盼。他接连为她实施了一系列治疗：从标准药物到试验性药剂，再到姑息性药品，巧妙地与死亡一步一步地周旋，但仍然无法阻止统计学上的宿命。【注：万分遗憾的是，至今有多少中国肿瘤医生意识到了这些！尽管保护性医疗现在已经是共识了，但是，真正的保护性医疗是需要用心去做的！】
【就在我评注这部分内容之前，来自大庆的兄弟俩刚刚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40岁的弟弟已经被哈尔滨、上海等几家医院确诊为右肺肺门恶性肿瘤、胸腔积液、多发小结节，尽管没有气管镜的病理支持——因为已经确定无法手术和放疗，家属反对穿刺捅“马蜂窝”。几家医院也是遵循了“保护性医疗”的模式，把病人支出去，家属留下，交待病情很重，生命不久长（半年左右），且没有手段可以治疗！结果，46岁的大哥现在感到浑身难受，尤其是肺部、胸腔闷痛；而罹患肺癌的弟弟却整天一头雾水，每天打哑谜，也不由得压力重重，寝食难安！兄弟俩常常是相对无言两眼泪——这样的“保护性医疗”有意义吗？】
【哥哥电话里提前告知了我情况，在诊断过程中，我当着兄弟俩人的面，分析了弟弟右肺“结核”——为了让弟弟彻底打消疑虑，我用了“非典型结核”这样一个病名。弟弟顿时感到释然，哥哥则满脸的感激。当然，接下来的治疗一定要有效果，如果一个月内不见症状的改善，这样善意的“隐瞒”也不会长久。我给他安排了祛邪散结抑瘤组方中药、祛邪散结抑瘤组方中药1号、益髓增免抑瘤组方中药和安神通经散联合治疗。我相信在三个月内患者的症状会得到有效改善——某些专家给出的所谓“半年生存期”的“黑色预言”一定会被击破！这个弟弟完全的康复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他的改善和缓解则是有把握的！长期的有尊严的生存也是极有可能的。】
在我做研习员期间碰到的所有临床医师中，最精于此道的莫过于肺癌医生托马斯·林奇，我常常随他出诊。林奇相貌年轻，却有一头惊人的白发；同他一起出诊，就是一种对医学微妙之处的体验。比如一天早上，66岁的妇女凯特·菲茨做完大型肺部肿瘤手术后回医院复诊，发现检查结果是恶性的。她孤单地坐在候诊室里，等着听接下来的消息，看起来恐惧得快要崩溃了。
我正要进去，林奇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进旁边的房间。他已经看过菲茨的扫描和报告。被切除的肿瘤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出极高的复发风险。但更重要的，他看到了菲茨在候诊室里恐惧的样子。他说，现在，她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复活！”他一边若有所指地说着，一边跨步走进了菲茨的诊室。
我观察着他如何让人复活。林奇强调过程重于结果，他轻描淡写地道出了那些惊人的大量信息，让人毫无察觉。林奇告诉菲茨肿瘤的情况，关于手术的好消息，问候她的家人，接着谈起他自己，谈起自己的女儿总是抱怨在学校沉闷的日子。“您有孙辈吗？”他问到，“儿子或是女儿有没有住在附近？”然后我注意到，他开始引入一些数据，手法让人叹为观止。
“您也许从别的地方知道了您的这种癌症，原位复发或是转移的可能性较高，”他说，“可能会高到50%到60%。”
& 她点点头，紧张起来。
& “不过即使发生了，我们也有办法来照顾它。”
我注意到他说的是“即使发生”，而不是“如果它发生”。虽然那些数字说明了统计意义上的事实，但是他的话却有巧妙的差别。他说的是“我们也有办法”而不是“我们消灭它”。照顾而不是治愈。谈话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在他手里，这些信息是某种活动着的、熔化了的东西，随时准备着冷冻成型，既透明又可以商量；一边轻轻地推动，一边塑造它，就像玻璃师把玩手中的玻璃一样。【注：医生的语言技巧堪比医术！上面我讲到的例子中有一个小插曲：在我办公室阅片灯上研读那位弟弟的CT片子时，恰巧医务科主任进来汇报工作，便也凑过来一起阅片。当听到我指着病灶大声对患者兄弟俩讲解“非典型结核”的时候，她“不知趣”地悄声提醒我：右肺门占位的“形状”不像是结核......我严厉地看了她一眼，才闭嘴了。】
一个为自己身患Ⅲ期乳腺癌而焦虑的妇女，需要夺回一些想象才能接受可能延长生命的化疗。一位患有致命的抗药性白血病的76岁老人，正尝试着另一轮激进的试验性化疗，他需要一点想象力来接受无药可治的事实。艺术千秋，人生朝露。希波克拉底告诉我们，医术绵长，“生命短暂，时机易逝；冒险试验，判断有瑕。”
对癌症治疗法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是特别残酷的年份，希望与失望相混杂，复原力与绝望相胶着。就像是医生作家亚伯拉罕·韦尔盖塞所写，“如果说这是西方医学界一个不切实际、空前自信的时代，濒临在自负的边缘，还是太轻描淡写了……治疗结果不好，是因为患者年纪太大，体质虚弱，或者是病人就医太迟。总之，从来不是因为医学无能。”
“似乎没有什么是医学不能做的……外科医生，如汤姆·斯塔泽……正在进行12到14个小时的‘集群手术’，肝、胰脏、十二指肠、空肠被整体从捐赠者体内取出，移植到原本满是癌细胞、如今被清空以备接受这些器官的病人的腹内。”【注：极为狂妄的做法！】
“斯塔泽是那个时代医学的偶像，在前艾滋病时期，每隔一晚就有一次被急诊叫到阵地前沿。”然而被挖空和移植了“器官花束”的病人并没有活下来：他们从手术中幸存下来，但仍死于癌症。
与外科攻击癌症的“掏空病人身体，再进行移植”所对等的化疗方式，被称为同种骨髓移植（简称ABMT）。它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的关注。ABMT的核心基于一个大胆的推测。20世纪60年代，自从高剂量、多药物的方式成功治愈急性白血病和霍奇金病以来，化疗医师一直疑惑：化疗清除对像乳腺癌或肺癌类的实体瘤无济于事，是不是因为药物总效力还不够强？有人揣测，如果用高剂量的细胞毒素药物，把人的身体逼到死亡的边缘，会怎么样？置之死地而后生能祛除癌症吗？如果服用两倍，甚至四倍剂量的药物，会是什么结果？
药物剂量的限制取决于药物对正常细胞的毒性。几乎所有化疗药物的剂量，都主要是受制于同一个器官：骨髓。如法伯发现的那样，骨髓是一个轰鸣忙碌的细胞工厂，对大部分药物都非常敏感，一旦癌症病人接受药物治疗，就会丧失正常的造血细胞。一段时间以来，是骨髓对细胞毒素药物的敏感性决定了化疗药物剂量的标准。骨髓决定了毒性的边界，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限制了毁灭性化疗的能力，有些肿瘤学家称它为“红色天花板”。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那个天花板似乎有所松动。在西雅图，法伯早期的弟子唐纳尔·托马斯证明骨髓可以像肾脏或肝脏一样，从病人的身体里提取出来，再移植回去；可以移回到同一个病人体内（称作自体移植），也可以移给其他病人（称作同种异体移植）。
同种异体移植（将外来骨髓移植给病人）带来的变化难以预测，它狡猾、易变，经常致命。但是对某些癌症，尤其是白血病，却有潜在的治愈力。例如，可以用高剂量化疗清除充满白细胞的骨髓，再以别人新鲜纯净的骨髓替换。新骨髓一旦移植，受体就冒着外来骨髓攻击骨髓中残留的白血病细胞和自身的风险，这种可致命的并发症被称作移植物抗宿主疾病（GVHD）。但是在有些病人身上，对癌症攻击的三连胜（清除式的化疗、骨髓移植、外来细胞对肿瘤的攻击）可以形成一套强力有效的治疗武器。这个过程有极高的风险。在托马斯于西雅图进行的最初试验里，100位病人中只有12位活了下来。但是到了80年代早期，医生们已经选用这种方式治疗顽固性白血病、复合骨髓瘤和骨髓发育不良综合征这些天生就抵制化疗的疾病。成功虽然有限，但毕竟有人痊愈了。【注：这也是医生的逻辑？】
自体骨髓移植就像异体骨髓移植的双胞胎，病人自己的骨髓经采取、冷藏、再移植回自己体内，不需要捐赠者。这一作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用外来骨髓）替换患病骨髓，而是最大化化疗剂量。病人自己的骨髓含有造血细胞，被取出和冷藏。然后，对体内施用剧烈的大剂量药物来杀死癌细胞。冷冻的骨髓被融化后再移植回体内。因为冷冻的骨髓细胞避免了化疗的摧残，所以至少在理论上，移植可以让医生最大剂量地使用化疗药剂。
对于大剂量化学疗法的拥护者而言，同种骨髓移植突破了最终的也是最关键的障碍。现在，已经有可能给予5倍甚至是10倍于通常剂量的鸡尾酒药物和药物组合，这曾一度被认为有致命的毒性。这一策略最初和最热忱的拥护者是谨慎而冷静的汤姆·弗雷，他从休斯敦移居波士顿，担任法伯研究所的所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弗雷已经确信——在骨髓移植的支持下，大剂量组合施药是治疗癌症的唯一可行办法。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弗雷希望发起化疗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试验。他喜欢响亮的简称，因此将这个试验命名为“实体瘤自体骨髓项目”，简称为STAMP。这个名字体现了癌症医学的狂暴和愤怒：如果需要暴力的话，那么就召唤暴力！STAMP将用这剧烈剂量的细胞毒素药物，一路践踏癌症。1982年夏天，弗雷告诉他的同事：“我们能够治愈乳腺癌了。”【注：今天再次重温弗雷的狂言，感到莫大的滑稽！这也曾经是“科学”啊！】他一反常态，早早地散播了他的乐观情绪，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位病人进入到试验中。
弗雷私下认为，VAMP之所以成功，不仅是因为药物在这种特殊化疗间的协同作用，也是因为国家癌症研究所里独一无二的优势协同：1955年到1960年间，青年才俊头脑中的鸡尾酒疗法与甘冒风险的病人们在贝塞斯达汇聚。20年后在波士顿，弗雷坚持不懈地创造这样有效的氛围，弃旧纳新，注入新鲜血液。肿瘤学家罗伯特·梅耶回忆：“这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地方，无论对初级的还是资深的研究员来说都是高压锅。”试验操作是学术发展的前提，研究所以运动员般坚定的决心，推出一拨又一拨的试验。法伯研究所里弥漫着看不见的战争。癌症是终极敌人，这里是它的严酷考验，是史诗一般的战场。只为癌症这一个原因，实验室和门诊室交织在各楼层之间，有意营造一种为了共同的目标，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氛围。复杂的图表挂在实验室的黑板上，锯齿形箭头和下划线描绘出癌细胞的生命线。走过研究所狭窄的走廊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型的地下作战室，科技的非凡得到了充分展现，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都蓄势待发，背水一战。
1982年，弗雷聘用了纽约的年轻医生威廉·皮特斯担任研究员。皮特斯是一位学术上的全能明星。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在拿到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和哲学三个专业的学位后，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为人和蔼、坚定，满腔热忱又雄心勃勃，被认为是法伯实验室里年轻研究员中的佼佼者。皮特斯和弗雷两人马上就变得形影不离、情同父子。皮特斯本能地被弗雷的名望、创造力和不拘泥传统的方式所吸引；弗雷则喜欢皮特斯的活力和热情。两人互把对方当作是自己早年或未来的化身。
每逢星期四下午，法伯研究所里的研究员和教职人员都会相聚在16楼的会议室。这个房间被象征性地设置在大楼最顶层，透过它的大窗户可以俯瞰波士顿那长青的沼泽公园，装饰着木框的墙壁金光闪闪，映衬出一个悬在半空中、浸在光线里的精致首饰盒。会议提供餐点。把门关上，屏蔽掉楼下实验室和诊室里日常不绝于耳的嘈杂声，这是奉献给学术思考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的下午例会中，弗雷开始向同事和初级研究员介绍自体骨髓移植支持下的大剂量化疗方案。1983年秋天，他邀请对他早期工作曾产生深刻影响、说话轻声细语的“鼠医”霍华德·斯凯伯演讲。斯凯伯正逐渐地提高老鼠试验品中细胞毒素的剂量，热情洋溢地讲着大剂量方式下治愈的可能性。在他之后，科学家弗兰克·沙贝尔也很快被请来演讲，他已经证明了在组合方式下，对骨髓有致命性效果的大剂量对于老鼠肿瘤有协同作用。沙贝尔的演讲很有激励性，皮特斯描述，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弗雷回忆，演讲结束后，大家都兴奋不已，热烈讨论；年轻并且充满渴望的研究员簇拥着沙贝尔，痴迷于他的观点；其中，最年轻最热切的，就是比尔·皮特斯。
然而弗雷越是相信大剂量化疗，他周围的人就越发不安。其中一个就是乔治·卡尼洛斯，他从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卡尼洛斯又高又瘦，有点驼背，声音低沉而威严。他在研究所里地位仅次于弗雷，自60年代中期国家癌症研究所刚刚起步时起，他就是其成员。然而，与弗雷不同的是，卡尼洛斯从大剂量化疗的鼓吹者转变成了反对者，部分原因在于他最先注意到这一疗法具有长期毁灭性的副作用：随着剂量增加，一些化疗药物严重地损害了骨髓，一段时间后，这种方式将会引发骨髓异常增生的癌变前综合征，并发展成白血病。化疗结束后，骨髓残余物中所爆发的白血病携带有极其古怪异常的变异体，可以抵抗任何药物，仿佛浴火之后成为不朽。
因为卡尼洛斯和弗雷各执一词，研究所痛苦地分裂为两个阵营。但皮特斯和弗雷的热情依旧难以阻挡。1982年末，在弗雷的指导下，皮特斯拟定了STAMP计划的详尽章程。几周之后，法伯研究所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STAMP，这给皮特斯和弗雷的试验开了绿灯。皮特斯回忆说，“我们蓄势待发，这激励了我们。你得相信你准备做的将改变历史。”
第一个随着STAMP“改变历史”的病人是马萨诸塞州的乳腺癌患者，一位30岁的卡车司机。她身体强壮，面若冰霜，带着被卡车站点和高速公路文化磨砺出的坚强，她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了标准化疗和加强化疗。她的肿瘤是红肿易碎的圆盘状组织，将近6厘米宽，清楚地挂在她的胸腔上。所有的传统治疗失败后，研究所对她已视而不见。她的情况太严重了，所有其他的实验项目都已注销了她的名字。因此没有人反对她与皮特斯签署协议。
骨髓移植开始了，当然，是通过采集自体骨髓。在第一次采集的早上，皮特斯走到白血病诊室，收集了满手的骨髓针头。他把他的第一个病人推到贝丝·伊丝瑞尔医院旁边的手术室（法伯研究所没有手术室），开始抽取骨髓，将钢制针头不断地推进她的臀部抽取细胞，臀部留下红色的瘀伤。每抽一次，就有一些淡红色的沉淀物被吸到针筒中。
事发那天晚上，那一刻的强大冲击仍令皮特斯惊魂不定。这真是千钧一发。皮特斯说：“强化化疗的终极试验差点就因一根旧针头毁于一旦。”对皮特斯和弗雷而言，这就是对陈旧过时的现状再明白不过的比喻了——针对癌症的战役，由一群不愿意加大化疗量的胆怯的医生用迟钝又过时的武器操作着。
最初的喧嚣过去几周后，皮特斯的生活有了合理稳定的规律。早上，他避开卡尼洛斯和小声议论的怀疑者，绕道去看望12层最远角落的病人，那里有几间试验病房。晚上，他待在家里，以《杰作剧院》为背景音乐，一边动手磨着针头，一边为试验磨砺着头脑。随着试验提速，可见性越来越强。皮特斯的最初几个病人是无药可救的病例，长肿瘤的妇女们身体对所有药物都强烈排斥，所以她们欣然加入试验做最后一搏，这是她们能获得最后一点希望的唯一途径。试验在病人和他们的朋友圈口口相传，癌症病人开始找到皮特斯和弗雷，希望在一开始就尝试大剂量治疗，而不是在所有的传统疗法失败后才试验这种方法。取而代之的是，先下手为强。1983年夏末，一个没有被治疗过的患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加入了STAMP，像皮特斯回忆的一样，研究所迅速地予以关注。“突然之间，所有东西都摆脱了束缚，开始分裂。”
一名36岁的妇女，曾经高雅迷人，热切豁达，但是长年累月地卷在与病魔抗争的旋涡里，现在像一根拉紧的弹簧。她目睹了自己的母亲死于侵袭性乳腺癌，因为传统疗法对这种病无计可施，因此她本能地认为自己的病也会具有同样的恶性和抗性。她渴望活下来，希望一开始就接受最激烈的治疗，不需要那些注定会失败的试验。当皮特斯提出STAMP的治疗方案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的临床过程受到研究所有史以来最密切地观注。皮特斯很幸运地顺利完成了化疗和移植。大剂量化疗的第七天，弗雷和皮特斯冲到地下室去看治疗后的首张X射线片，发现别人早已捷足先登。一大群好奇的医生像电影评委一样聚在房间里，盯着X射线片。在明亮的荧光灯下能看出明显的反应：布在肺部的转移性沉积物收缩明显，甚至旁边肿起的淋巴结也明显消退。
皮特斯回忆到，那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美的缓解图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病人接受了皮特斯的治疗和移植，都获得了最美的缓解。到1984年夏天，移植的数据已经足以显现出某种模式。STAMP方案的医疗难点正如所料的那样恐怖：几近致命的感染、严重贫血、肺炎以及心脏出血。但是在X射线、血液检查、CT扫描的乌云下，皮特斯和弗雷还是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相信STAMP带来的好转比传统化疗的效果更持久。为了证明这一点，皮特斯需要一次随机取样的试验。1985年，在弗雷的鼓励下，他离开了波士顿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在杜克大学成立了STAMP项目。他想离开法伯的“高压锅”，到一个安静稳定的学术机构，平静地进行实验。
正当威廉·皮特斯梦想着在安静平稳的环境中进行大剂量化疗实验时，医学界正被一场突如其来且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搅得天翻地覆。1981年3月，《柳叶刀》杂志刊登了一个医生团队的报告，指出纽约的一些男性中出现了八例高度异常的考波希肉瘤癌症。这并非首次出现。考波希肉瘤得名于一位19世纪的匈牙利皮肤科医生，被认为是一种缓慢生长的紫色慢性肿瘤，随着光阴爬上意大利老年人的皮肤，虽然偶尔会变严重，但通常被当作痣或是痈。然而，《柳叶刀》上的病例并非这种疾病可以识别的形式，而是猛烈且具有侵略性的变种，造成流血、转移，遍布全身的蓝黑色斑疹。这八个人都是同性恋。第八个病例引起了医生们特别的警觉和兴趣：这个男人在头部和背部都有病变，同时患有一种罕见的被称为“PCP”的机体组织的卡氏肺囊虫性肺炎。这个令人费解的疾病在这群年轻人中的爆发已经够古怪了，而这两者的汇合显示出更深层和更严重的异常——这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综合征。
远离纽约的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中心（CDC）也注意到了PCP的突然爆发。疾病控制中心是国家医疗的雷达监视屏，是追踪突发疾病、辨别其模式、控制其传播的机构。肺囊虫属肺炎只在免疫系统相当薄弱的人身上发生，大部分受害者是白细胞已被化疗大量杀死的癌症病人。（德维塔曾经在以四种药物化疗的霍奇金病患者身上见过。）但是这却没法解释PCP的新病例：这些年轻健康的男性，免疫系统忽然就濒临崩溃，患上了PCP。那一年夏末，滨海城市热浪席卷，疾控中心开始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的流行病的味道。
1981年6月到8月间，各种怪病围绕着同一个特点疯狂而至：全美各地出现了更多年轻男性罹患PCP、卡波西氏肉瘤、隐球菌脑膜炎和罕见的淋巴瘤。这些人都是同性恋男性，而且免疫系统大规模地全线崩溃。《柳叶刀》上发表的一封信中将这种疾病称为“同性恋危险综合征”。还有称之为“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症”（GRID）或更残酷地称之为“同性恋癌”。1982年7月，在致病原因不明的情况下，这种疾病有了它的现代名称：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征，或简称为艾滋病（AIDS）。
艾滋病和癌症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在很多层面相互叠加。这一次，又是桑塔格在其纽约寓所里做了令人感动的描述，她迅速地意识到两种疾病间的相似特征（从成排的窗户望下去，她可以观察到艾滋时疫在切尔西街袭卷而过）。作为对她早期《疾病的隐喻》的回应，桑塔格在她犀利的文章中主张：艾滋病，将像癌症一样，变成不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政治范畴的疾病，一种充满惩罚意味的疾病。像癌症患者一样，艾滋病患者也被这些隐喻麻痹和束缚——像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中的景象一样，病人被剥得净光，然后被迫穿上属于他们病种的可怕号服。伴随癌症而来的耻辱、罪恶、隐秘、羞耻，全部再植到艾滋病上，而且被十倍地放大为性罪恶、性隐秘、性羞耻。
如果癌症像桑塔格所主张的是细菌变质、生物突变的失控表现，那么艾滋病就是细菌污染、社会的突变失控：挣脱了传统社会规范的男人，乘着飞机从一个海岸转移到另一个海岸，体内携带着疾病和灾难。艾滋病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消失了，迅速变成想象的原型：一名年轻的男同性恋，从公共澡堂里冲出来，因放荡而被玷污和伤害，现在无名地躺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病房里。
桑塔格关心的是癌症和艾滋两者在隐喻上的相似之处，但是在那些病房里，医疗战斗和抗癌战斗也同样的相似。在早些时候，接诊和治疗艾滋病人的都是肿瘤医生。免疫缺陷的一个“标志”疾病就是考波希肉瘤，一种惰性癌症的突发性变种，没有征兆地出现在年轻男性的身体上。在这种流行病的中心旧金山，诞生了第一个接诊艾滋病人的诊室，它原本是一个肉瘤诊室，由皮肤科医师马库斯·科南特和肿瘤医师保罗·沃尔勃特宁创立于1981年9月，按周接诊。
沃尔勃特宁将两种疾病纵横交错的命运拟人化。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受肿瘤医师的训练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实验室里研究老鼠逆转录酶病毒，但败兴而归，他继而从实验室转向旧金山总医院的临床肿瘤科。对沃尔勃特宁和很多他早期的病人而言，艾滋病就是癌症。为了治疗他的肉瘤患者，沃尔勃特宁从国家癌症研究所借阅了许多的化疗方案。不单纯是化疗方案，更重要的是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一种氛围。旧金山总医院里，沿着斑驳陆离的墙面和在电线上打晃的灯泡，走到铺着油毡地面的长廊尽头，就是沃尔勃特宁及其团队创建的世界上第一座艾滋病房，“5A病房”。这是刻意模仿他做研究员时的癌症病房。他回忆说，“我们在这里做的，正像肿瘤病房一样，不过就是关注的不同，这里是艾滋病……但它确实是在模仿肿瘤病房。这里复杂的医学疾病掺杂着许多社会心理因素，大量运用复杂的药物，需要经验丰富的看护者和社会心理工作者的支持。”看护者中有很多是男同性恋，他们到5A病房来照顾朋友（或者随着疫病的爆发，自己也成为病人）。
在这里，医生们重新配置药方，殚精竭虑地对抗这个神秘莫测、正折磨着一个他们知之甚少的社会群体的恶性疾病。高烧犹如幽灵一般诡异，时刻肆虐着病人，医院打破常规，改造出一种与传统病房判若两然的新病房生活。院方废除了固定的探视时间，允许甚至鼓励亲朋好友及伴侣来陪床过夜，伴随病人度过如幻觉般燃烧的夜晚。每个周日的下午，旧金山的踢踏舞演员都会披着羽毛围巾为病人们带来精美的早午餐和掺了大麻的巧克力饼。恐怕连法伯都不可能预想到这些特别的创意，这是独属于一个充满悲伤的团体对“全面照料”的阐释。政治上，抗艾活动家也从抗癌说客那里借鉴了措辞和策略，并以自己的紧迫性和潜能加以渲染。1982年1月，在艾滋病例激增的情况下，一个六人群体在纽约创建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GMHC）。这一志愿者机构，通过宣传、游说、运动和抗议致力于抗艾斗争。早期志愿者们到舞厅、酒吧、澡堂外，募集捐款和分发海报。在位于切尔西破败的赤褐色砂石建筑内的办公室里，GMHC运筹帷幄，出色地将艾滋病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他们是抗艾的“拉斯克派”，尽管他们未身着灰色套装，没有佩戴珍珠首饰。
艾滋流行病学在科学上意义深远的突破，是在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实验室展开的。1983年1月，卢克·蒙塔尼耶团队，从一个患有考波希肉瘤的男同性恋的淋巴结活组织检查中，和一个死于免疫系统缺陷的扎伊尔妇女身体里，发现了病毒的迹象。蒙塔尼耶迅速推断，这是一种RNA病毒，可以将其基因传播到DNA中，并存入人类基因组——形成一种逆转录酶病毒。他将这一病毒称为免疫系统缺陷相关病毒（IDAV），认为它很可能就是艾滋病的病因。
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罗伯特·盖罗领导下的小组也在钻研这个病毒，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命名。1984年春天，双方的努力戏剧性地汇合了。盖罗也在艾滋病人身上发现了逆转录酶病毒，即蒙塔尼耶的“IDAV”。几个月后，这种病毒的属性在旧金山的另一个小组那儿也得到了确认。日，健康和人类服务处秘书玛格丽特·海克勒现身于新闻发布会，发表了对流行病学未来的大胆宣言，宣称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治疗方法近在咫尺。她说：“资金、医疗人员、研究的箭……已经击中靶心，我们期待在未来两年有疫苗能用于测试……今天的发现代表着科学战胜了可怕的疾病。”
但抗艾活动家们面对着吞噬他们群体的疾病，已经急不可耐。1987年春天，一组志愿者从GMHC中分裂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叫作“艾滋解放力量联盟”（ACT
UP）。在文笔辛辣、极具感召力的作家拉里·克莱默的领导下，它承诺将以医学史上史无前例的激进行动，改变艾滋治疗的现状。克莱默责怪有多股力量协助和煽动艾滋病（他称之为“忽视导致的种族灭绝”），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忽视。克莱默在《时代》杂志中写到，“我们中很多人生活在对艾滋病的恐惧中，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巨大的死亡浪潮面前，FDA一直如此顽固不化。”
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顽固不化表现在评估和批准救命的抗艾滋病药物的过程。克莱默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致命的懒散、致命的缓慢和致命的糊涂。克莱默抱怨这种缓慢、瞻前顾后的“学术”机制，对于药品的测试是危及生命而不是拯救生命。用安慰剂作控制组的随机化试验，在冷静的医学象牙塔中屡试不爽，但是，患上了致命疾病的病人现在就需要药物。解放力量联盟高唱着“我们要吃药，我们要吃药”，需要更快速的临床试验的新模式！在纽约，克莱默对着他的听众讲道：“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是浑蛋，国家癌症研究所是浑蛋……参加游行的男男女女们想让这些人把持运作的体系运转起来，但却一无所获。”在一篇报刊评论中，他说：“人们创造双盲试验方法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致命疾病的情况……艾滋病患者已经一无所有，他们更愿意作实验豚鼠。”
即使克莱默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演讲不同寻常；毕竟，霍尔斯特德的灵魂还没有安息。不过，当艾滋解放力量联盟成员们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街道上游行，愤怒地目空一切，焚烧FDA官员的人像时，他们的论点却在媒体和公众中引起了强力的反弹，而且很自然地对其他政治化的疾病产生了连带反应。如果艾滋病人要求直接的药物治疗，那么其他患绝症的病人是否也能提出类似请求？艾滋病人希望直接服药，那么癌症患者就该没有药吗？
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这个1987年艾滋病还未曾踏足的城市，示威人群的叫喊和愤怒就像是遥远的晴天霹雳。威廉·皮特斯埋头于杜克大学的大剂量化疗实验室里，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风暴将南下直冲他而来。
针对乳腺癌大剂量化疗的STAMP计划，正一天天地壮大。1984年冬天，32名妇女完成了记录STAMP能否被安全执行的I期临床“安全性”试验。数据看来潜力无穷：尽管毒性明显，仍然有些病人能从这种方法下存活下来。（I期临床实验并不用于评估功效。）同年12月，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召开的第五届乳腺癌专题报告会上，也有很多人对它的效力相当乐观。统计学家唐纳德·贝瑞回忆，“癌症研究群体非常兴奋，有些人已经信服了。”皮特斯在会议上发挥了他一贯的魅力，像个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但又小心翼翼，极其自信。他称这次会议是个“小小的胜利”。
圣安东尼奥会议之后，早期试验加速推进。在积极反响的鼓舞下，皮特斯不仅仅将STAMP用于转移性乳腺癌，也用于高风险的局部晚期癌症病人（病人有10个以上受癌化感染的淋巴结）的辅助治疗上。追随着皮特斯的最初观察，国内其他几个团队也积极地进行了这种结合骨髓移植的大剂量化疗。两年后，初期试验顺利完成，接下来必须开展随机、双盲的III期临床试验。癌症与白血病B组（CALGB）是临床试验的结算中心，皮特斯开始接近他们并寻求支持，以发起多通道的决定性随机临床试验。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皮特斯从杜克飞到波士顿，向CALGB详细介绍了STAMP以争取他们的同意。不出所料，会议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临床医师仍旧坚持STAMP和细胞毒素化疗如出一辙，是新瓶装旧酒；另有的人则认为，对抗癌症的化学战就要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会议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拖延，双方各执己见。最终，CALGB同意资助这项试验。离开麻省总医院六楼会议室的时候，皮特斯仍感困惑，但轻松了许多。当大厅的旋转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只觉得仿佛刚从一场令人生厌的酒吧争吵中突围出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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