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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序：“协和”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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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协和”这两个字第一章 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1. 望东方，酝酿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2. 20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的医学教育3. 中西合璧的油王府4. 1921：开幕典礼5. 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6. 把护士变成天使的学校第二章 好医生如何诞生1. 准备一颗人文心、一副科学脑2. 备受争议的协和育人模式3. 启发那些“想成为自己的个体”4. 师道，照亮校园5. 毕业之后的“宝塔尖”6. 内科大查房，八十多年一贯制7. 在“熏”的气氛中成长8. 一个古老命题第三章 从“贵族医学”到“民众医学”1. 医学的布尔什维克2.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3. 走出医院，走进胡同4. 1930年代的赤脚医生5 .给病人以温情的社会服务6. 打开协和窗户看中国第四章 协和的民间故事1. 老协和人的脾气2. 孙中山的最后岁月3.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4. 装在“铁肺”里的人5. “北京人”在哪里？6. 特殊时期的两部话剧7. 五十六个小本和百宝箱8. 老协和的女大夫第五章 九十年协和主义1. 1942：风雨飘摇2. 光荣和梦想的征途3. 协和式的临床思维4. 自省、专注和慈悲5. 医圣时代已过，良医余韵仍存6. 新时代的大学精神7. 大众视野中的协和吸引力8. “协和现象”及“未来协和之道”后记：我的协和情结与“泛意义协和”序：“协和”这两个字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做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间，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它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和故事。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来自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叫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建立起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而这种真正的大学精神令人神往，可惜在后来渐渐遗失。在今天的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提醒着时间的力量。在今天，这群建筑代表的有：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对后两者，经九十年的积淀，人们概括为两个字：“协和”。准确地说，“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它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到了新世纪，有报道题为《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007年的一则“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全国那五十多家企图借用“协和”名号的机构，其实在老百姓脑中偷换不了“协和”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医事之道。九十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有些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象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断篇、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己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在今天谈协和，不只是为了在曾经的功绩传奇中获得一种因怀旧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过解读九十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医疗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这也许是我和读者所共同关心的。如果我们问，在九十年之后，“协和”这两个字，对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生、对医生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一种不灭的期待：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遥远的东方有个协和1.望东方，酝酿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站在20世纪的起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拯救它的医学教育的革命。而中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孙中山，则在酝酿着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决意学医，试图以“新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中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他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战争，偶尔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于是化名鲁迅，用笔作为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相比之下，这时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想法，则显得更加科学和实用。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用一种宗教的方式接近中国人的内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医学征途。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他参加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管理。1951年，他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一书，其中有一章叫“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说的就是协和。其中写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以外，它在中国的花费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多年之后，他把这所叫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校描述为一个故事、一个理想：“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图1-1-1）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19世纪末期发迹，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除了是“石油大王”之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在发迹后，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形象。老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这么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在他儿子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也说：“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上，专门用来接济贫困的大众，改进教育，发展科学及传播宗教，我以为可取。”（图1-1-2）二幅大手笔起自1901年。那一年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共有十一座大楼，颇为壮观。从这家医学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 Welch），曾在这里任职。1909年，洛克菲勒又出资防治黄热病和钩虫病。后来任教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毕业后最早参加的就是这场美国钩虫病防治运动。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钱要用在“关键拐点”。而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在他们看来，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Flexner)调查报告”说到，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一百五十五所医学院校中只有六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建立新的医学、护理、公共卫生学院，提高那些已存在的学校的水平。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一千万美金，比用于约翰·霍普金斯的七百万美金还多得多。据1956年统计，最终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四千八百万美元。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就是建议洛克菲勒把财富用来转做慈善的那个顾问。他一直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里实施一项计划。他最初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建议是——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贫穷、落后、文盲很多，是“异教徒”之国，是疾疫流行的“东亚病夫”之国。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动之前，总是先作精细调查。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他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1909年、1914年、1915年。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医生。他们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报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一次会议上，董事会在《远东的教育及其他需求》中说，“必须对远东的教育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和建立好医院。”两个月后，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投资中国的医学教育，“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并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洛克菲勒在会上说：“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慢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几年了。”敏锐的“石油大王”看到了“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1914年派往中国的考察团，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这个团中有：哈佛医学院内科教授、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领事，名叫顾临（Roger S.Greene），他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都贡献给了洛氏驻华医社与协和，他为办好协和而执着坚持的故事尤其发人深省。考察团用四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八十八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中国的医学》共十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在报告中描述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第九章的“委员会建议”及第十章的“财务预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委员会建议”中提到：要做好长期准备，去做在中国的医学工作；在这期间的医学发展，基金会必须是最重要的推动因子，要视野广阔长远；教育应以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为目标；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应鼓励医学院校开展研究；暂时不大力开展公共卫生或建立专门研究机构。考察团赞同在中国办医学教育，地址在北京和上海，尽量与已有教会学校合作。选择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是文化教育中心，易于吸引全国各地学生；当时教育部正努力统管全国的教育政策，加上“旧协和”已有基础，且是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学校。选择上海，是因为人口多，需要医师。关于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标准，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淮的学校，以便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的领导地位，发生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意见，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考察团还建议日后的新校，招收女生和办一所高级护士学校。一旦目标确定，分秒必争。一本书关于协和的英文书中这么描述：“No time was lost”。在决定后的十来天，就专设了“洛氏驻华医社”（China Medical Board），主席为洛克菲勒之子，成员中有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校长、哈佛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顾临为洛氏驻华医社的驻华代表，主持洛氏驻华医社在中国的事务。小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发给在华有医学工作的美国传教组织，介绍了即将在中国实施的医学计划。在谈到协和如何选择人才时，他提到“选择那些品学兼优，有悲悯的传教士精神和动力的人，有胜任其职位的专业能力的人，有志于为中国的医学发展工作的人”。1915年6月达成协议，用二十万美元购买“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原“协和医学堂”只留用少数人员。新的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是PUMC(Peking UnionMedical College)。这一年，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中国（图1－1－3），团员中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罗氏医学研究所的弗莱克斯纳教授(Simon Flexner)，这两位是其时美国医学界最有名的教授，他们专门挤出了四个月来中国。如果说，上一次的考察团是抓住愿景，这次考察团则是赋予愿景以具体的内容。这两位美国医学界名人，给协和医学教育设立了高标准，“目标是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学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在他们看来，要办一所够得上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就要从头开始，而不可能在当时任一所医学院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在设立了高标准之后，他们还考虑了一些细节，比如：入学的标准，教学的语言，医学课程表的设置，课程的长短。他们建议入学标准按“美国的大部分优秀医学院的可行的入学标准”，在正规中学毕业后至少读两年预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数学、英文和中文，这就是后来自办医预科的前提。教学用英语也再次得到确认，“因为用中文无法准确地去教学现代医学”，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英文是进行世界科学技术交流必需的载体。在选择专职老师时，要特别注意是否有探求科学的精神，是否有教学能力，是否能激发科研兴趣，以影响学生和同行。另外，也提到对如此高标准的医学院，像传教士那样的低工资待遇难以满足要求，必须要有足够丰厚的工资和福利保障。这个即将以世界一流的标准锻造的“协和”，将拥有外人艳羡的资金背景，严格的学生入选标准，残酷的逐年级淘汰制度，独特的医学教育方法，外中内西的建筑，待遇优厚的薪资……它将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四家一体——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家，推动中国医学卫生的发展。设定高标准需要雄心，而坚持高标准需要意志和智慧。剖析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项目，他们期望通过协和将美国的价值观、科技文明、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开创新医学，培养一批了解美国、感情上亲美的优秀医学专业人才。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或经济条款。有人的评价堪称客观：“办校的人，是科学脑，不可完全以慈善、思想文化侵略为目的来论”。2. 20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的医学教育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广阔的试验场，在这里发生着西方曾用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革，涉及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那时，关于中国国民形象的描述多是：东亚病夫、爱抽大烟、贫穷、身体弱。在洛克菲勒创建协和之前，西医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那时，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活动集中在三个方面——布道、办学、传医。在这支队伍中，日渐强大的美国的传教士，比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似乎更注重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动。美国人希望从对外传教，折射出自己国家的民族精神，传播自己认为先进的文化，向遥远的人们宣传自己信奉的精神，显示大国实力。到19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运动，“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热”尤其突出。曾任中国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的博克曼(Fletches S.Brockman，)说，“我为什么到中国……因为中国生活着三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兄弟姐妹们，你们能想象活着不信仰上帝吗？”20世纪初，美国的入华传教士人数，超过了英国，成为传教热情最高的国家。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说，世界是他的活动场地，而中国则是中心点。另一位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指路星辰，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他写的《亚洲的新时代》，是那时的畅销书。医学传教士是传教士中的一种，他们的工作可以阐述为：慈善济世，在拯救异教徒身体的同时，连灵魂一起拯救了。用一位医学传教士的话说，他们“服从两个天职的召唤：一是基督世界的召唤，二是世俗世界的召唤”。只是到了后来，传教色彩渐渐转淡，医学传教士越来越像医生专业人员。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医院的美国人伯驾(Peter Parker)说：“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后来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是Union的雅致译文，沿传至今。协和医学堂在东单三条东口外，1908年正式开课，到1914年共毕业三十八名学生，当时校园里有十四名外国老师，学校年开支不足五万美元。与日后接办、大改组这个小医学堂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相比，其办校规模和标准，有着很大的距离。而有着这样差强人意水平的医学院，在当时，并不少见。比如在《东北西医的传播者》一书中描写的盛京医院，比如有着辉煌名字却没有辉煌内容的上海哈佛医学校。其实在协和医学院诞生前，共有四所与协和有关的学校：协和道学院，在鼓楼西大街，为宗教性学校；协和女子大学校，在灯市口佟府夹道，后并入燕京，作家冰心曾在此就读；华北协和女医学校，在崇文门孝顺胡同；协和医学堂，在东单牌楼石牌坊南，“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杨崇瑞，中国第一位医学女博士，曾在这里就读。这四所学校现在少有人知，但当时却很有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这么描述当时中国人对科学的渴望，“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915年，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在目睹了美国著名大学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后，极受触动，憧憬着在中国也能出现如此引领社会方向的大学，他在日记中这么写：“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他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尔”。那时的中国，黄仁宇形容“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这一切，都在酝酿着后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月四号，“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两千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五十年长期革命之工具”，科学和民主是指南针。这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已存在两年了。只不过，在严格的八年制和优秀生源的要求之下，它首先迎接的是医预科学生，而非直接招收医学生仅止于培养“医匠”。有人把中国的西医医学教育，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是教会医院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医学校陆续开办，但多依靠教会医院，兼收少数学徒，传授医学知识；年是医学教育的萌芽时期。这期间有：法国人在上海的震旦大学增办医科，德国人开办同济医学校，南满铁路在奉天设“南满医学堂”；1913年，正规的中国医学教育开始成形。这一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此后，政府对教会医院采取了维护主权的办法：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校长、董事会成员必须有中国人。政府还设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护士教育委员会。除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之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成立，1923国共两党合作，1926北伐战争，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协和医学院的初期成长过程，正处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顾不及建设中国，法规不成形，对外国人管理宽松，极少干涉。因为特殊的外资背景，协和就像一个位于北京东单的小型“独立王国”，一座扎根在动荡环境中的孤岛。这个独立王国，在业务技术、校园文化、后勤行政管理方面……自成体系。在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学之前，在中国，已有两位美国先行者，他们后来都与协和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是1905年去湖南的胡美（Edward Hume）和1906年去芜湖的胡恒德（Henry Houghton）。（图1－2-1）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胡恒德，起先在芜湖医院供职，从年是上海哈佛医学院的校长，后来两度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长。受耶鲁大学传教团派遣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胡美，则在到达湖南后一年，克服重重困难，在长沙小西门西牌楼，买了土地和房屋，办起了雅礼医院和雅礼学堂。两年后，雅礼医院增加了一位中国医生，有病床十四张。胡美在此后创建湘雅医学院时，有着很高的标准，他曾经说：“医疗工作只能按最科学的路线才能实施。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只能遵从约翰·霍普金斯的标准！我们的医疗工作及教育工作，必须依靠最强大的教会影响，按照教育科研的最高知识、最科学的标准进行。”但他按照“约翰·霍普金斯”打造湘雅的理想，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实现。1921年，胡美来到北京参加了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这个医学院后来才真正实现了一个“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胡美所信奉的约翰·霍普金斯，是在美国医学教育史上的典范。关于它的故事，离不开“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代表人物——韦尔奇。这个本来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的病理学家，对美国医学教育起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致人们后来给他一个这样的称呼——“美国医学的校长”。韦尔奇是19世纪后期去德国学习的那拨儿美国医生中的一个。那时德国的医学教育，已经超过了19世纪上半叶的医学“麦加”之地——法国，成为全世界有活力的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而美国，研究生教育仍然很差，出国读医的大多去德国。从年，有一千五百位美国医生在德国或在德语国家学习过。这支队伍有着共同的特征：年轻，男性，东海岸，上层社会。在德国大学里那个叫做“实验室”的地方，各种先进仪器应有尽有，学生和老师并肩战斗、热烈讨论，新发现的兴奋时刻有可能涌来，年青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闯荡。他们充分应用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这些彼此关联的学科，去寻找疾病的真正原因和治疗方法。1876年在德国学习的韦尔奇，给他家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美国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课程”。在德国实验室里，这些美国年轻人还接触了一种新工作模式：全职的老师和研究者。他们已经不满足做一位开业的医生，他们想做探索真知的研究者，或者叫学者。1877年，韦尔奇从维也纳给朋友写信说：“你知道吗，我的雄心已经不在开业行医上，我更想去从事病理学的研究。如果我不行医就能养活自己，我愿意不行医。”德国医学在那时如此吸引人，还因为它扎根在同时崛起中的德国大学制度上。由洪堡在19世纪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影响深远。德国医学的实验室，置身在大学中。在大学里有自由的氛围，灵活的组织，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探求的精神，浓厚的进取气氛，独立的精神明灯。它符合了美国《生活》杂志对“大学”的评价：“大学”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但19世纪的美国医学教育，却遭人如此尖锐地形容：“教学内容极端贫乏，医学资源付诸阙如，学院毫无资金来源，唯一的收入来自学费，而其中大部分都进了教师的口袋……实验室根本不存在……大部分医学院与任何大学都没有关联……也跟任何医院没有关系，因此，教学只限于理论。当时的受业期限照例均为两年……而第二年也只是重复第一年的所学。此外，在许多地方，修业期限甚至只有十六至二十周，医学生也完全不需要先修预备课程就可入学。”最初的改革是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iot）在哈佛医学院动刀。一位在哈佛任教的老师说，他“把整个大学翻煎饼似地翻了个彻底，这样的大刀阔斧，在我们医学院还真是史无前例，董事会完全接手院务，彻底改头换面。我们开始领薪水，我虽然不反对，但却担心口袋要缩水了。教学课程全面重订，外来的压力是部分原因，其结果是班级变小，学生变得更好了。”1893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面世，德国留学归来的病理学家韦尔奇是院长。他和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等，带来了欧洲先进的医学教育：进入医学院前先接受综合大学的预科教育，医学生尽早接触病人，病理和临床紧密结合，实行住院医师制度和住院总医师制度，临床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提高了入学标准，课程设置中临床、基础实验结合，学院和医院整合成一体，让学生通过亲自感受获得疾病知识。这家新崛起的医学院，被推举为美国医学教育的样板。（图1-2-2约翰·霍普金斯四巨人）到20世纪初，举目看全美，医学院的教育仍普遍差强人意。在160所医学院校中仅有一半符合“现代医学教学标准”。这时，一位叫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人，开始调查美国的医学教育，他走遍北美所有的155所医学院，并试图给病症开出药方。弗莱克斯纳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对“学习理论”有着浓厚兴趣，以致毕业后自己回家乡办学，在实践中检验他推崇的“小班、个体化、手把手”的教学方法，发现效果很好。他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尖锐地指出了弊病。这也是后来他被选中调查美国医学教育现状的原因，虽然他没学过医学。在任何美国医学教育史的版本中，都会提到著名的1910年Flexner报告。它批评了所有的美国医学院校，包括哈佛和耶鲁。唯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被推荐为美国医学教育的学习样板。难怪后人在写弗莱克斯纳传记时，用了Iconoclast（打破旧习的人）（图1－2－3）这个词。他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美国医学教育的新世界。关于建立新世界，他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医学校与综合大学结合，保证大学教育水平。学生入学前要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学校必须有教学医院，学生能在门诊和病房中参与照管病人，科学地进行临床医学实践。要有医学基础学科的教学和实验条件。选聘专职教师，善于教学，并有进科研能力。在这份报告公布后，美国那些不合条件的医学校被关闭，从1907年的一百六十所，减为1914年的一百所。毕业生数目也减少了一半。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一直在改革前沿。日后的协和，正是沿袭了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的精神。除了医学教育之外，还有另一场改革也为协和的成功埋下伏笔。这就是在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提倡的标准化医院管理。日后的协和医院，每个科室也有这样的标准化操作规程，文字装订成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准确地说，协和后来的成功，应归于医学院、医院两方面的合力结果。3. 中西合璧的“油王府”1916年，从温哥华出发至中国的轮船上，有一位建筑师与协和第一任校长同行，他叫查尔斯·柯立芝（Charles A.Coolidge）。他这次前往北京，负责设计协和的建筑。就像在协和创立之前，选择当时顶尖的医学界人士来中国考察、设定标准一样，这次选择的建筑设计师柯立芝，也是当时美国建筑界里排名靠前的。这位建筑师曾经设计建造了哈佛医学院，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新大楼，也出于他之手。在来中国之前，基金会对他提出协和建筑的要求：原则上，要求所有的大楼——教学楼、医院、药房、实验室、宿舍——“必须与它们的用处、它们所在的国家有内在联系”，同时考虑好建筑经费和运转维持的经费，不必使用过分的雕琢和装饰。柯立芝前去考察的豫王府，后来被中国人打趣称为“油王府”——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捐款建造协和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同于他们用来点油灯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当柯立芝来到北京，第一眼看到“豫王府”，便被中国建筑的壮丽所倾倒，他写道：“从那时起……我一想到所有这些有着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被“豫王府”风格感染的他，决心修改原先的设计方案，建造一座中西合璧的有着宫殿式外观的校园和医院群建筑。几个月后，柯立芝返回纽约，提交了他的设计报告，其中重点讨论了“拱顶”和“琉璃瓦”这些中国元素，并附上一些草图展示了传统的中国瓦房屋顶，提出在协和建筑中应该保留中国元素。在进行美妙的中西合璧构想时，柯立芝也不得不考虑费用。这是1916年，有一些材料需要进口，远洋运输的公司很少，用一百万美金去买下地皮、并包括建筑和设备的费用，似乎不可能。他算下来的花费，差不多是一百万美金的三倍。事实上到1919年底，建成学校所用的费用已经到了七百五十万美金。在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名的《协医年刊》中，写到协和初办的情形：“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收集西医医学之精粹，聘请英、美、德、奥、加拿大、俄国、荷兰等国名医任教，施诊给药”。关于豫亲王府，民间有不少关于拆除时“神秘窖藏”的传闻，说盖新楼时挖出了整缸的银元宝、金元宝。甚至有人说：挖出来的窑藏，不但超过购买此府的房价，甚至抵得上协和建筑群的造价。当年老豫亲王，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其府邸窑藏二三十万两白银，万把两黄金，应在想象中。加上后代子孙年代久远，不知埋在何处，卖房时无从挖掘。传说在卖房契约文书上，还有一条附加条款：“据祖上相传曾有金银器件秘密窖中，藏于北屋房基地之内，倘日后发现，无论多少仍归豫王所有，惟豫王不得任意派人入内开掘……”神秘的窖藏使得在拆建豫王府时，四面都用铁丝网圈起来，***荷枪实弹把门，工人出入门岗时严格搜身，规定工人出来时，只能穿一条单裤。据传多年之后，有位工人在闲谈之中说，当时果真挖出了大量珠宝玉器金银首饰。1917年协和建筑正式奠基。最后建成的“协和”，实现了柯立芝希望的中西合璧。全部建筑外部造型为宫殿式，雕梁画栋，琉璃瓦顶，均用高级建筑材料，大楼的楼面是青砖水磨对缝。据说，协和建筑中檐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费用为五元，有许多高级技术工人参加了建造，其中有曾为清宫做过工的老工人。而建筑内部则考虑到了现代医学教育、医疗和科研的需要，从病房、教室到实验室，都是当时最考究的西式设备，甚至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图1-3-1建筑设计师的协和建筑群图纸（见英文书封面页））对于协和“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建筑学家梁思成倒并不是很认同。1935年他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对北平协和医院、燕京大学等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截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除去建筑形式不谈，协和的这项建筑工程，可以算是经住了时间和意志的考验。从1917年起，前后用了四年时间，建成了包括五十五幢建筑物的建筑群，是远东最考究的医学院校舍。在这四年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用于建筑协和的大多数买卖是在物价飞涨的战时进行，美金与中国银币价格的比率大幅降低，海运价格上涨。单是汇率，就损失了175万美金。越洋货运的费用比任何时候都高，有些材料还在运往中国的路上丢失，必须重新购买。但在北京的协和建筑工程，一直在按原设计方案和计划进行。当时，董事会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停止盖楼，把建材堆在那里闲置着，等到不知何时战争结束；要不顶着困难，继续工程。最终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造价，达到了预算的五倍。以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得不割爱在1914年《中国的医学》报告中提到的在上海建一所医学院的计划，尽管上海新校的地皮已经买好。协和建筑群中有十四座主楼，按英文字母编号A至N，包括教学、办公、医院、礼堂、动力房。除礼堂A楼外，皆有走廊连接互通。各楼一般为三到五层。整个建筑布局以图书馆为中心，每一部分可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每栋楼里，用于教学、科研的实验室与病房相邻。医学院和医院也通过通道连在一起。协和有四个门，南门是医学院门，西门是医院门，东面是后门，出入医生、护士，通护士楼、教授宿舍，北门则通机器房、厨房，也是进煤出灰的门。最热闹的当数西门，正对帅府园，出来就是王府井大街，看病的人都由这个门进出。除主楼之外，附近的外交部街及北极阁还建有小楼三十余座，供高级教员居住。当时协和医学院的规模，是按每年招收学生二十五名设计的，也考虑了将来招收五十名的需要。协和考试很严，比如，1919年考入预科的是二十一名，到1927年毕业时共十名，其中仅有四名是原来二十一名中的成员，而其他六名则为插班生和上级班降下来的。协和医院则有二百五十张教学床位。从病床数与学生人数来看，建筑规模和教学条件极为优越，可保证临床教学质量。老协和全院各房间的门只能用自己的钥匙去开，但为检查方便，设计了总钥匙和分总钥匙，有专人管。夜间值班工作需要时，可用总钥匙打开任何一个房间。每一楼层的负责人可以用分总钥匙打开这个楼层的任一房间，但无法用于其他楼层。这保证了安全和秩序。时钟设计也很独特。不管到协和哪个地方，都可以方便地看到楼道里的壁钟。全院的壁钟是子钟，与会议室挂的母钟相连。通过母钟可调节全院各个子钟的快慢。所以，在协和的每个角落，时间都是一致的。协和医院还设有营养部，有专门的营养专家在此工作，营养部的两大任务是供应病人和职工的膳食，并培养营养学人才。在这里，食品的卫生标准要求很严，比如水果是这样消毒的：新鲜水果洗净后浸于沸腾开水中，消毒10－30秒，取出后立即放入冷藏室。协和医院的病案室，开院以来所有病人的病历，均可按照姓名和疾病查到。图书馆里丰富的书刊杂志，大多以英文为主。为管好图书馆，还专设一委员会，委员均由科学家兼任。与学校一街之隔的一组房屋，解决全院的煤气设备、仪器修理、油漆、车房、大仓库这些后勤需要。协和有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水、电、动力设备系统。20世纪初，北京的室内供水供电都不稳定，60瓦的灯泡的亮度仅如蜡烛。停水、停电时有发生。为此协和设有自己的发电厂、高压锅炉房和饮水厂。由电厂三名监工带领十九名工人，分为三组，二十四小时值班。机修工和锅炉修理工，每日检修。动力房有三台发电机，输出的电压有两种：110伏和220伏。发电机每周一小检，三年一中检，十年一大修。有四台100马力的蒸汽锅炉，供全校所需的蒸汽和暖气以及软化和净化水设备。每栋楼均有冷热水、蒸馏水、饮用水及压缩空气。污水入化粪池，有自动控制的抽吸机将净化的水排入下水道。在楼群的东北角，树立着当年东单一带最高的烟囱。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五厂（冰厂、供手术麻醉用的笑气厂、煤气厂、机修厂和电工厂）、三房（汽车房、洗衣房和电话房）、三室（缝纫室、印字室和制图室）、一处（斋务处）。洗衣房有十余台不同功能的机器，比如洗衣、烘干、甩干、滚平、毛毯干燥等。洗衣房的洗衣机每天能处理三千件衣服。衣物需洗净熨平才能发出，绝对不允许缺带少扣、有破绽。全校对外联系有十条电话专线，对内交换台有二百条线，学校各楼的通道、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病案室、餐厅……均有统一的由总机房控制的信号灯系统。这是后来实习生、住院医生二十四小时负责制的主要通知办法，每人一个灯号，在医院各处都能看到信号灯。在20世纪30年代，协和内科心电图室的心电图仪，有线路直通全院各病室。30年代的高精设备，一律由物理专家掌管，这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在30年代轰动世界的美国富豪之子在中国患病后使用的协和“铁肺”，也是中国唯一的一部“铁肺”。老协和门禁很严，门卫二十余人。全院有一套无所不在的严格规章制度。负责监督环境卫生的“美国女管家”海丝典，常常戴着一副白手套，随手抹一下，如果手套上发现了尘土，就要重新打扫，当班工人就会受到批评。海丝典经常带一个笔记本，把各处发现的不卫生情况记下来，以便及时处理。为了消灭蟑螂，海丝典让工人们每年同一时间统一沿室内墙根和在全院各角落撒杀虫剂，一举消灭。她还专门写过一本清洁管理的书。在这样的严格制度之下，当时协和的清洁卫生，全国闻名。当时的协和工人的工资，明显高于社会上上的工人，谁也不会对工作怠慢和大意。工人规定几点上班就几点，早一点大门不开，晚了就算迟到，迟到三次就可能被开除。没有表的工人，只好早去，所以不管刮风下雨，清晨的协和铁门外总有一些人在那里等着开门。每个人都很珍惜这份在“油王府”的工作。当时的协和，职工和家属都可以提供免费医疗，假期还有差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