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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医：死亡翻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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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现代刑事人类学开创者、真实世界的死亡翻译人　　他是世界唯一的“人体农场”场主　　没有他，《CSI犯罪现场》只剩一半精彩　　他是畅销推理小说《首席女法医》作者的写作顾问　　他是国际刑事鉴识权威李昌钰博士深交30年好友　　他在死亡现场，细听生命最后一刻的低语
　　跨越半个世纪的鉴识生涯中，巴斯跨出了人体农场大门，上山下海来到每一处发现尸体的现场。他在这本饶富兴味的著作当中，探究真实案例，带领读者踏上前所未见的旅程，一步步引导读者进入真实的CSI世界，解决警察也束手无策的问题，诸如：　　·十六岁的混血儿少女卡西·西山失踪了，这是她的颅骨吗？　　·非法烟火工厂爆炸了，要怎么把这些躯干、手、脚拼起来，还原他们各自的身分？　　·苍蝇的嗡嗡声并非背景噪音，不可随便拍打驱逐：嗡嗡声本身就是故事，或至少是一段重要情节，指出某人遇害的方式或时间。　　·水底发现骸骨，是男是女要怎么判断？　　·祖坟里的那具骸骨，真的是27年前失踪的阿嬷？　　在某些案子里，巴斯仅依赖最简单的工具和技术，例如在非法烟火工厂案里，他可以把被爆炸射上天空的十一个人重新组合起来。另有一些案件则需要精密复杂的技术，例如：　　·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侦测刀子在伤口留下的微小元素。　　·从埋葬已久的尸体采集DNA样本中发现谋杀案的被害人可能被误判身份。　　·以21世纪的声纳系统搜索田纳西东部湖泊深处，寻找35年前消失在地平线外的飞机。　　·开棺检验1950年流行歌星“大波普佬”，判断他是否真是死于飞机失事。　　·前往古波斯死亡现场，破解将近三千年的疑案。　　[“人体农场”简介]　　人体农场位于美国田纳西州一处山腰，人类遗体曝尸旷野，没有灵柩或陵墓阻隔，任由昆虫、细菌和鸟类来加速腐败分解。大自然在“人体农场”可以为所欲为，那里的尸体或埋藏浅洼、浸泡水中、隐藏水泥地下，或锁在汽车行李箱中。他们是凶杀死者的替身，为科学研究尽力，为正义公理献身。
　　比尔·巴斯，法医科学界的传奇，曾经参与数百案件，从小镇镇长办公室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的研究，革新了法医科学领域。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研究尸体腐烂的实验室：田纳西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乔恩·杰弗逊，资深记者、科学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心脏强，又不怕弄脏手的读者可以很开心的跟随法医人类学小组上山下海，为腐烂已久的尸体查明身份。　　——《出版者周报》　　书里真实悬案的精彩度绝对不输犯罪影集。　　——《纳许维尔前卫报》　　本书不仅提供了专业的科学知识，同时也诉诸主流的犯罪迷……有些案件令人心碎，至少有一个案件是彻底神秘的。　　——《书页评论》
推荐序一 法医鉴识科学进步的见证人／李昌钰推荐序二 转录遗体故事的法医档案簿／石台平前言 法医科学半世纪的演进与革命第一章 金碗和燃烧的古代宫殿第二章 水中谜案之一：在水中沉睡的颅骨第三章 用紫外线照亮人骨第四章 最快的骨骼创伤鉴识第五章 组合尸块的噩梦第六章 死亡假期第七章 寻找额窦上的“指纹”第八章 定罪的烟蒂咬痕第九章 聆听虫子的证言第十章 人骨侦探软件登场第十一章 肉眼看不见的骨头切痕第十二章 李欧玛·帕特森案之一：用DNA重启旧案第十三章 水中谜案之二：用声纳探测水底深处第十四章 李欧玛·帕特森案之二：替死人“做脸”第十五章 摇滚歌手死亡的那一天第十六章 李欧玛·帕特森案之三：挑战DNA鉴定极限后记 走出人体农场的下一步附录一 人类骨骼图示附录二 人类学与法医学重要词汇表
　　第一章　　金碗和燃烧的古代宫殿　　凡是看过《犯罪现场调查》的影迷都知道，死亡现场可能留存着丰富线索，详述生命熄灭那一剎那发生了什么，而且我敢断言，即使那一剎那发生在近3000年前。　　40多年前，6000英里路外，我遭遇了平生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运用考古学和人类学知识回答法医科学的问题。死亡现场在哈桑卢（Hasanlu）山顶古堡，位于伊朗西北部。一支凶猛的军队曾攻过这座雄伟壮观的堡垒，攻破高大坚实的城墙，焚烧宫殿和神殿，血洗城堡。很多人死于这场战火中，但我最关注这三具尸体，它们在一次引人注目的考古活动中被发现。　　然而，计划进行到一半，我开始担心第四具尸体可能被卷入：我自己的尸体。我痛得直不起腰来，连续数日精神错乱、躺在床上胡言乱语。我的状况或许没有那些古战士悲壮，但我所处的环境（生活方式，死亡脚步逼近，甚至医术）与3000年前城寨陷落那天差不了多少。　　1964年夏季，我35岁，是一名积极进取的助理教授，在劳伦斯市的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虽然我宾州大学博士文凭上的墨迹才干了三年，但我挖掘过的骸骨几乎已超过美国任何人类学家。1957年进宾大研究所后，我就开始在“史密森学会”打暑期工，当时该学会在整个密苏里河流域挖掘了无数个美国原住民村落的遗址。美国陆军工兵团正沿着密苏里河兴建一座水坝，导致水位不断升高；史密森学会必须跟时间赛跑，要抢在河水永远淹没遗址之前尽可能挖掘和保存大量的古物和遗骨。在密苏里河流域工作的第一个夏天，我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寻找和挖掘数十个阿里卡拉族印第安人的墓穴；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方法，用推土机铲掉墓穴顶层土壤，而不破坏埋在下面的骨头。到了1963年，每个暑期我们可以挖出数百具骸骨。我掘墓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终于赢得一位反对开挖印第安坟墓的美国原住民激进分子所给我的封号：“头号印第安墓盗墓贼”。　　虽然1964年我还算年轻，但已积累了不少独特而广泛的经验，所以，当我接到在考古学界名声渐旺的宾大考古学家鲍勃·戴森（Bob Dyson）请我协助挖掘哈桑卢古墓的电话时，并不十分意外。很多人熟知埃及古物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的成就，他是发现埃及法老王图坦卡门陵墓的英国考古学家，但很少人听过鲍勃·戴森的成就，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鲍勃等于哈桑卢的霍华德·卡特。在鲍勃邀我去伊朗前六年，当时他31岁，却已经在哈桑卢有了千载难逢的际遇。在两层楼高的神殿的残骸中，在堆积如山的残垣瓦砾和焦土灰烬下，他发现了三具男尸遗骨，他们是被活埋于燃烧后倒塌的屋墙之下。小心刷掉覆盖在骨头上的破瓦残砾后，可以看出三个男子显然死在逃命之时，他们的双臂和双腿固定成永恒的奔跑姿势。这幅不同凡响的图像记录了死亡的瞬间，而且保存了将近三千年。　　更抢眼的是跑在前面的那个人怀里抱的东西，这也是鲍勃邀我去哈桑卢的主要原因。那是一只碗（也可能是花瓶或宽口酒杯），金属制的，高约八寸，碗口直径七寸，碗底直径六寸。当然，倒塌的墙除了压死抱碗的男人，也压扁了碗。即使如此，碗上精雕细琢的装饰图案几乎完好如初，保存了大量惊人的细节。一圈浮雕人形环绕在碗的上端，显示三名年轻男子向神奉献祭品，其中两位神祇乘坐双轮马车，第三位神祇戴了有角的头饰。碗的下圈是一系列较小的景象和众多人形，包括一位裸体女神、一名男性猎人或战士、一只老鹰载着一个女人、另一个女人骑在狮身上。此外还有一个三人组：一个坐着的男人，加上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女人正向男人献上孩子。这只碗是如此石破天惊的发现，以致《生活》（Life）杂志花了整整11页的篇幅报道它，按当时的衡量标准，相当于今天由当红女主播凯蒂·蔻丽可（Katie Couric）或黛安·莎耶（Diane Sawyer）主持的一小时电视特别报道。　　碗不大，但很沉，是纯金制的。今天这只碗被戒备森严地保护于德黑兰博物馆，是伊朗最贵重的考古文物之一。3000年前它同样倍受珍视，在城堡的神殿占有一席神圣之地，宝贵程度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或麦迪奇亲王，像对待米开朗琪罗刚雕刻好或画完的杰作一般。至少三个男人曾经为这只碗而死，留下誓死保护它的戏剧性永恒的一幕。　　到1964年初鲍勃·戴森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数百万《生活》杂志读者已经惊叹过这只碗的繁复精致之美了。但自城门攻破、神殿失火、墙壁倒塌以来，悬疑了几千年的问题至今仍然无解：这三个男人是谁，他们拿那只碗做什么？三人是否全部是城堡卫兵，疯狂地保护圣物不落入异教徒之手？或者，他们是抢匪，贪婪地抱着最贵重的掠夺物逃离燃烧的神殿？抑或他们是两种人的组合：一个孤单的卫兵，忠诚留守到最后一刻，才仓皇逃离神殿，后面紧跟着两个无情的追兵？　　鲍勃问我能不能帮忙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能，但不容易。我必须到伊朗考察，挖出守城和攻城的两支古代军队士兵的骨头，比较他们的骨骼尺寸与该地区当代居民的骨骼尺寸。几十年前，科学家还不懂得用DNA追查血统，这个做法胜算不大，而且从来没有人试过。可是它对我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鲍勃答应雇佣十个当地工人负责挖掘工作，并承担一名学生的差旅费，来帮我监督工人。我决定邀请我的学生泰德·瑞斯邦（Ted Rathbun）一同前往，他没什么经验但很有潜力，秋季开学后将读研究生。我还以为是泰德受惠于我，没想到不久后竟是他救了我的命。　　泰德和我于六月初搭乘环球航空公司东向707班机离开堪萨斯市。我们先在华盛顿特区停留过夜，看望我的母亲后，再飞往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那年头航空公司允许你在长程飞行中途停留过夜，还不加收费用）。我们从纽约飞往伦敦，在伦敦停留的时间很长，估计足够我们绕道去看史前时期的巨石阵了，这群巨石在哈桑卢城堡崩塌之前已经屹立了一千年或更久。在英格兰时，我们还拜访了揭穿“皮尔当人”（Piltdown Man）骗局的两位科学家，这出恶名昭著的骗局是某个聪明的恶作剧者把猩猩的下颚骨（下颌）、黑猩猩的牙齿和中世纪人类的无下颚颅骨埋在一起，然后宣称发现人类演化的“失落环节”。　　如此这般在地理学及考古学两方面让泰德增广见闻后，我们终于出发前往中东，抵达黎巴嫩首府贝鲁特。那时，贝鲁特是一座美丽、生机勃勃、国际化的都市，到处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你可以早上在附近山上滑雪，下午在地中海游泳、松弛筋骨，徜徉在蔚蓝海水中观赏乘着帆伞在空中滑翔的人。没有炮火，没有炸弹；那场漫长、血腥、撕裂黎巴嫩的内战直到十年后才爆发。贝鲁特是进入伊朗的蛮荒之地前，能看到的最后一个现代文明都市。　　我们原先搭环球航空班机飞往贝鲁特；在贝鲁特，我们改搭黎巴嫩的西达航空公司班机飞往德黑兰，和鲍勃·戴森及其他将在哈桑卢度过暑期的美国团队会合。我们从德黑兰机场直接被接送到美国大使馆赴宴，大使馆待我们如贵宾，而非卑微的学者和学生。　　德黑兰给我的印象远比贝鲁特军事化。军人四处巡逻，检查护照和其他随身物件。当时伊朗仍由亲美的国王统治，因此相对而言，德黑兰比较现代化和西方化，但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崛起的迹象到处可见，后来终于将伊朗变成一个好战的回教国家。　　我们在伊朗首府停留将近一周，等候签证、通行证和其他文件签发下来。计划这趟探险的时候，鲍勃·戴森估计他可能需要派一些工作人员到附近其他遗址，所以替我和另外几个团员申请当地的驾照，但申请被驳回，主管官员并未说明否决理由。不过，鲍勃已在伊朗工作很久，知道里面的门道。他塞了一些美金，打点了一下关系，不久之后我们都拿到了驾照。　　官员贪污腐败不是我在德黑兰碰到的唯一问题。我在那里第一次感到身体不适，开始拉肚子。问题并不严重，出门在外拉肚子在所难免。我吃了一些止泻药，似乎好了点。　　在德黑兰办完事，我们登上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朝西北飞行几百里，抵达东阿塞拜疆省府塔布里兹。我们拜访的第一站是美国领事馆（大使馆的分支机构），领事是一位年轻的国务院官员，叫做卡尔登·库恩（Carlton Coon Jr.）。他的父亲老卡尔登是一名人类学家，专门研究现代人及化石人种族，年间曾担任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审查委员。毫不奇怪，这位年轻外交官对来自他父亲任教学校的探险队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证明，他的兴趣可能救了我一命。　　在塔布里兹待了两晚，离开堪萨斯已两周多，我们终于出发上路，前往哈桑卢。哈桑卢距塔布里兹有一整天辛苦的车程，所以我们充分利用这两天备齐补给品。鲍勃·戴森的装备包括一辆一吨平板福特货车，两边围着木桩，这种货车在堪萨斯州到处可见，载着干草捆和家畜在草原上驰骋。鲍勃在车后塞满食物、工具，还有泰德和我，然后卷起滚滚沙尘上路。所经之路虽非柏油马路，但铺了碎石，还算平坦。这些道路是二战期间美军为了运送援俄物资而铺设的，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坦克和其他重机设备曾从上面辗过，20年后，尘土飞扬，但路况依然良好。　　我们大部分时间沿着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畔行驶，这个湖不论面积或矿物质成分都很像犹他州的大盐湖。两者都是内陆湖，没有出海口，因此随着水分蒸发，从该区高山冲刷到湖里的矿物质沉淀下来，含量越来越高。我们在滚滚灰尘中沿湖而行，不时可以看到当地人在蕴含丰富矿物质的泥滩中打滚，据说这样可以减轻风湿症状及其他病痛。　　索尔杜兹河（Solduz）是注入乌尔米耶湖的河流之一。河水流到湖泊时，几乎被沿途灌溉用水汲干。夏季极少降雨，一年的水量大部分靠冬季下雪，雪堆积在周遭高山上，有些山高达一万多英尺，炎夏雪水融化注入河流。这一带的山坡都是光秃秃的灰褐色，但有河水灌溉的山谷却绿油油的，土壤肥沃，种满小麦、水果、坚果和稻米。如果不看远方山脉，只看如波浪起伏的麦田，我几乎以为我还在堪萨斯州，至少暂时还在。然后一些陌生景象进入视野，提醒我已离家几千英里（和几个世纪），例如我看到驱赶大水牛的小牧童；堆积成山的干草堆沿着路旁缓缓移动，完全遮住驮着干草的驴子。　　哈桑卢的现代村庄（我使用“现代”一词非常不严谨）有五六千个居民，大多数在索尔杜兹河谷的农地耕作。村庄坐落在海拔约4500英尺的高度，白天可以热到华氏90多度（约32℃），但晚上气温剧降，是典型的高地沙漠气候。我们颠簸着驶进村庄，停车时已是黄昏，太阳西垂，热度趋减，泰德和我沾满一身灰土，肤色黑得近乎村民。　　就我看到的景致来说，哈桑卢自公元前八百年来不曾改变多少。主要交通工具还是两条腿，然后是驴车。建筑物是用泥砖砌的，在太阳下自然晒干；屋顶用树苗和树枝搭盖，横在墙头上，然后铺上几寸厚压紧的泥土。冬天，扫除屋顶积雪是重要的工作，否则积雪的重量会把屋顶压垮，不然到了春天融雪时泥糊的屋顶也会溶成泥浆。进到屋内，地板也是泥地，在这些古代建筑中，唯一的例外是村庄学校。校舍炫耀般地铺着水泥地，并用窑烧的砖块砌墙。这些房子也是用干草铺的屋顶，所以一栋房子失火，往往全村遭殃。　　整个镇沿着灌溉水渠连成一片，水渠叫做“圳”（jube，此字和tube同韵）。圳不只是灌溉水源，也是家畜饮水和女人洗衣洗碗的地方，还是村民聚集闲聊或买春的场所。这里的娼妓绰号“圳女王”，因为她们习惯坐在圳边，两脚垂入水中晃荡，等候顾客召唤。整个场景恍如回到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的时代，但接着我瞄到一幅熟悉的现代图像：在一大群苍蝇底下，露天市场肉贩的桌子上，摆了一堆压扁的百威啤酒罐和黑牌威士忌空瓶。此景的突兀和不协调，让我忍俊不禁。　　另一个现代标志是一台发电机，美国考古学家带来的，每晚6点到10点发几小时电。一点点科技就大大改变了村庄的文化。在BG（Before Generator，发电机前）世纪，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AG（After Generator，发电机后）时代，村民每晚在小电风扇吹的非自然风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电风扇是村庄的新社会地位象征。　　我很庆幸我们在哈桑卢度过夏天，而非冬天。冬季酷寒，暖气的主要燃料是动物粪便。小孩子把捡回来的粪便和干草搅拌在一起，做成粪砖或粪饼（饼这个字和“粪”搭在一起似乎很不对劲）。粪饼在太阳下晒干后，叠成金字塔或圆锥形，有些大得像座房子。冬天，这些粪饼堆被雪覆盖；村民为了取用燃料，会钻得越来越深，先从里面拿起。重要的是，我猜，一次不能从主要结构支点拿走太多砖块，否则叠成巨塔的粪饼会塌在你身上。即使在夏天，粪饼仍是主要燃料；例如，烧二三十桶热水供我的工作人员洗澡，每人一桶肥皂水和一桶清水需要两块半的粪饼，一块要价25分钱。　　因为放暑假，村庄学校空无一人，可以改成宿舍，供我们这些来访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借住，总共才10人或12人，其中有3名女性。为了谨守礼教，她们住在学校另一边的厢房，和男生宿舍中间隔了一道墙，而且房门上锁。泰德和我挤一间教室，教室很小，大约80平方英尺。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唯一光线来源是一盏油灯，所以室内很暗；我们早早就将墙粉刷成白色，冲散一些阴郁黯淡的气氛。　　考古遗址在村外不远处。城堡大致呈圆形，规模跟田纳西大学里的伊兰球场差不多，那是美国最大的体育馆之一。堡垒建在山丘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河谷，因此易守难攻。二战期间，盟军曾在山丘上安置炮座；我不知道他们认为谁会来攻打此地——也许是旋风似的横扫非洲，向中东挺进的隆美尔坦克部队。不过，在隆美尔装甲部队出现的2800年前，唯一的装甲车辆是两轮马车。在古哈桑卢，有一条马车道沿着山坡蜿蜒而上，从河谷通到城门口。城墙高约20英尺；卫兵可以排成一圈守在墙头，弓箭手也可以从城墙上四座高大的方塔射箭抗敌。城墙内是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墙高70来英尺。前几个暑期，鲍勃的工作人员已修复部分围墙以稳定结构。　　要解答那三个带碗的人是谁的问题，我必须察看、测量城堡卫兵的骸骨，而且是越多越好。鲍勃已经雇了100多名当地人打暑期工。他用90人挖掘古物，泰德和我分到13人，用来挖掘埋在地下的战士。我的假设是，守护城堡的卫兵会葬在当地墓园，死于攻城行动的入侵者则不会。我在南达科他州挖掘美国原住民墓穴的过程中，已经习惯用挖土设备迅速移走成吨的表土。在这里，我的资源很有限；没有推土机，只有一头驴子驮着两个麻袋供我们装泥石。我的团队分工简单：4个挖工，4个铲工，4个手推车工，加上一个管水的男孩。尽管工作方法很原始，我们的工作节奏仍然相当顺畅，尤其挖工出乎意料地非常擅于分析土壤，会避免破坏古代头颅和骨头。很快地，我们就能一天挖出好几具骸骨。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们总共挖了83个墓穴，比前六个暑期挖出的墓穴总数还多了12个。　　随着骸骨的累积，我们慢慢对这些古战士的骨骼特征有了大概的了解。他们的骨骼通常十分结实，有显著的肌肉留下的痕迹（Muscle Markings），那是挥刀舞剑的巨大手臂和强有力的双腿用力拉出来的。这很合理：战士必须高大强壮。三个与金碗有关的男人也符合上述大体描述，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死时怀中抱着碗的男人虽然很高，但他只有非常轻微的肌肉痕迹，由此判断，他不可能非常强壮。也许他凭身高当上宫廷卫兵，但他的工作坐的时候居多，不像士兵那样经常走动，以致肌肉变得松软。泰德甚至大胆猜测他可能是宫中太监，这是个无法证明但合理的假设，因为太监的睪丸素分泌量很小，而睪丸素有助于运动员锻炼肌肉（某些女性健美运动员服用合成睪丸素的原因就在此）。我颇有信心，从他的体力不足来分析，抱碗的男人不是久经沙场、穿过层层守卫一路杀进城堡的侵略者。　　但紧追在他后面的另外两人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是陪他一起跑、守护他的呢，还是跑在他后面追逐他？而且眼见就要抓到了，墙轰然一声倒塌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询问当地居民，看看能否从活人当中找到关于死人的线索。　　离开堪萨斯前，我曾搜索研究文献，但找不到任何关于索尔杜兹河流域居民的当代研究。有位叫做亨利·费尔德（Herry Fields）的人类学家曾经测量过几个中东地区居民，包括住在此地南边七八十英里的族群，但没有一个来自阿塞拜疆，更别说索尔杜兹河流域的了。我问鲍勃·戴森能不能利用午休或其他空档时间测量工作人员，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拿着一把尺四处走动，见到工作人员就量，量他们的身高、臂长、头颅的长度和宽度，还有鼻子的高度和宽度（他们通常有个大鹰钩鼻）。过了几天，我发现很多人排队等候测量，不光是工人，连女人和小孩都来了。他们从村庄徒步过来，来回要走三十分钟。我大惑不解，于是请翻译员去打听，为什么我的测量计划人气这么旺。他问了好些人都不得要领，但最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街头谣传我在替人量冬天的大衣尺寸，凡是我量过的人都会得到一件免费大衣。　　这时候我已经量了80人，心里很过意不去，虽然错不在我，但这些人的希望被点燃，然后冬天一到，便会破灭。他们从来没被量过，我试图澄清，请翻译员跟他们解释测量纯粹是为了科学，我没有能力送他们大衣云云。但不管怎么说村民都不相信，他们继续来找我，最后我只好停止我的测量计划。　　另一个停止测量的原因是我生病了，还病得不轻。我在德黑兰感染的肠病菌死灰复燃，而且来势汹汹，腹痛如绞导致我全身蜷曲，痛得直不起腰来。我的消化系统被不明细菌攻击，一阵阵几乎止不住的腹泻和一波波痛苦不堪的便秘轮流发作。加上我经常呕吐，饥饿和脱水使我虚弱无力。我忽冷忽热，上一秒冷得发抖，下一秒又发烧流汗。连续数日，我陷入精神错乱、胡言乱语的状态。　　那几天，当泰德外出察看挖掘工作时，探险队记录员卡露琳·达丝克便照顾我，给我喝开水和酸奶（伊朗人治百病的万灵丹），如果我咽得下去，还给我一点米饭。到了晚上，辛苦了一天的泰德接着照顾我。神智清醒的时刻，我想到我的妻子安，那时她已怀孕8个月；想到我的儿子查理和比利，还有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的婴儿。我发誓我不能死在伊朗。　　但是我需要帮助。病情开始恶化时，我写信回家，问我的医生能不能寄一些需要处方的抗生素给我，因为我们带来的非处方药剂毫无效用。不幸的是，正常管道不能邮寄处方药剂。多亏美国领事卡尔登·库恩，他给我们想了办法。就在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活得下去时，一整包强效抗生素的外交快递包裹从美国运抵塔布里兹，再由领事馆派人送到哈桑卢给我。这些药并没有让我立刻药到病除，但接下来几天，我逐渐振作起来，体力恢复大半，人也重回工作现场。我后来又花了6个月时间才完全康复，但药到的头几天，我已笃定自己不会死在离家和亲人几千里外的索尔杜兹河流域原始村庄。　　在我康复后，我们率领工作人员花了好几天开挖库德族遗址，那是一座山顶要塞，两千年前毁于地震。开车去的那天十分炎热，一路上尘土飞扬，所以我们停在一条小溪边乘凉休息，顺便清洗一番。我们剥得只剩内裤，跳进溪里洗澡；当我抬头一望，发现附近山丘上聚集了一群库德妇女，睁大眼睛瞧着我们。我们挥手致意，她们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库德要塞遗址沿着山坡而建，成阶梯状，距离山谷约一千英尺。午休时间，我们使劲推一块大石滚下山，然后欢呼着看它摔得粉身碎骨。从它滚落之处堆积的碎石可知，我们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孩子气冲动的人。　　返回哈桑卢，暑期也快结束了，我们开始做收尾工作。我们从一开始就一边挖掘，一边将出土的骨头装箱。泰德和我在探险队完全结束暑期工作前先行离去。我们大概比鲍勃早走一两个星期，因为学校即将开学，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家人在翘首以盼。安刚生下我的第三个儿子吉姆，她望眼欲穿盼我回家，我也一样。鲍勃必须留下来关闭现场，并整理归类整个暑期累积的出土文物。我们随便挑了一天宣告工作结束。　　在夏季结束、现场关闭、工作人员全部离去时，美国大使及德黑兰博物馆馆长会一起检查出土文物，这些文物已分成两批，价值大抵相同，分别标示为“A”和“B”。然后制作小纸签，放进帽子里，由美国人和伊朗人以抽签方式决定哪一国得到A批，哪一国得到B批。我们将全部骨骼分成数目大致相等的十六个单元，一个装满骨头的大木箱为一单元，摆在博物馆走廊上。但也许没有人在意骨头，也许他们始终没时间抽签分骨头，最后这些骨头跟着我到了堪萨斯州，后来又跟着我从堪萨斯搬到田纳西。　　这是后话了。　　1964年8月中旬，我的伊朗汽车驾照终于派上用场。我开着一辆路虎旅行车，载着泰德和另外两位人类学家，离开哈桑卢前往德黑兰。我从德黑兰搭机飞往贝鲁特，转机到伦敦、纽约和堪萨斯市，安、查理、比利和婴儿吉姆在机场接我。　　离家时我身体强壮，信心满满；回家时我身体孱弱，也不再那么自信。除了染上重病，我还碰到两个难题，使我难以回答鲍勃·戴森那三个携碗的男人是谁。我们知道攻击者曾烧毁宫殿，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占领村庄并定居下来，或者仅仅摧毁城堡然后扬长而去，这是一个难题。另一个难题是该地区的迁徙模式近年来发生剧烈变化。几千年来，索尔杜兹河流域人口一直十分稳定，而且与世隔绝，不像欧洲，很久以前种族之间已经混合和杂居。该地区位置偏远，环境恶劣，所以能保持地理上和基因上的孤立。乌尔米耶湖构成天然屏障，阻挡来自东北方的移民；几千英尺高的扎格罗斯山脉挡在西边，限制与伊拉克的接触；北边的山脉甚至更高（包括18000英尺高的亚拉拉特山），挡住土耳其移民。但在20世纪90年代，公路和机动车辆肯定能冲破这些藩篱，跟哈桑卢的古代入侵者攻破城堡一样确凿无疑。索尔杜兹河流域的现代居民很多是上个世纪从土耳其移入的，当我测量一些貌似“洋人”的头或鼻子时，我不知道我记录的是某个古代入侵者的后代，还是20世纪移民的子孙。如今人类学家已经学会用DNA追踪现代居民的古代祖先，也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来回答三个携碗男人的身份问题，但代价昂贵。　　我也相信答案将会和1964年，我在时光凝固了3000年的村庄想象死亡现场的直觉一样。我相信身体柔软、右臂抱碗的守卫，和两名更健壮、更强悍的宫廷卫兵是一伙的，后者因身材和体力而被挑选为战士。最不可能作战的那一个被赋予携带金碗的任务，当他仓促地从大火和侵略者手中救出金碗时，另外两人守在他后面保护着他。　　自那次以后，我又见过许多死亡现场。每一个现场都告诉我一个故事，有时候故事完整，有时候残缺不全。很多死亡现场比哈桑卢古堡还阴森恐怖，但没有一个比之更令人难忘，更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章　　水中谜案之一：在水中沉睡的颅骨　　法医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认无名尸的姓名和身份。不知姓名的死者通常是凶杀案的被害人；有的时候，死者是重大灾难的受害人，如卡翠纳飓风或世贸大楼恐怖攻击；偶尔是天灾或意外事故罹难者，发现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身份”是个有趣的概念。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思想和感觉的总和？我们在族谱上的位置，特定男女结合的产物？或我们买车子和房子、兑现薪水支票、报税时留下的文件记录？或指尖上的涡纹和流纹？DNA的化学结构？　　当然，答案为“以上皆是”，但不止于此。就法医学而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近年来，黄金标准已经变成测定DNA类型，因为我们每个人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核都带着一张基因蓝图，用生化密码写成，这个加密讯息长达三十亿行，而且人人不同。但DNA鉴定绝非确认身份的唯一技术，往往还不是最快或最高效的技术。不管你从电视节目例如《犯罪现场调查》得到什么印象，DNA分析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要花费数千美元。基因鉴定虽然越来越快也越便宜，但在速度和经费上，较之拿骸骨上的牙齿、补牙及其他特征，和失踪者生前牙科病历、X光片及其他医疗数据比对的方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74年3月，我搬到诺克斯维尔接管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还不满三年，有天下午，我办公室来了四个人：布朗特郡（就在诺克斯郡南边）警长、布朗特郡验尸官、东田纳西飞行员协会会长和一名《梅利维尔日报》的记者。　　事实上，到我办公室的是四个人和一个颅骨。颅骨是一个男孩发现的，他沿着布朗特郡绵延裸露的河岸散步时，发现这个颅骨半埋在沙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报社记者跟来——梅利维尔是布朗特郡政府所在地，但它是个小镇，因此有人在新近露出的河岸边发现人类头颅，马上就变成大新闻。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田纳西河及其支流开挖了一连串湖泊，每年冬天管理局会降低湖泊水位，作为洪水管制措施，当春雨来临时，水库便能容纳增加的水量。有些田纳西河支流的湖泊，例如诺瑞斯湖和方塔纳湖，每年冬天水位降低十五至二十英尺之多；但劳登堡湖必须维持平底船可以航行的深度，因此管理局只把水位降低几英尺。虽然才降几英尺，已经足够露出大片水岸，成为古箭头搜寻者的主要活动范围。管理局到来之前，他们在此寻找田纳西河流域原住民的遗留物当纪念品。　　我不知道这个布朗特郡男孩是不是在找印第安遗物；不管想找什么，反正他找到一个人类的颅骨。他把颅骨留在河边，但那天晚上，他告诉了父亲这件事。“我们最好回去把它拿来。”男孩的父亲说。他们一取回颅骨，就与布朗特郡警察局联系，可以想见警方多么急着要确定这是古人还是今人的颅骨，或者是一起凶杀案中被害人的颅骨。　　从眼睛上方厚实隆起的眉棱来看，这显然是男性头颅。狭窄的鼻孔，还有牙齿与嘴部的垂直构造，都在说明这是高加索人种，不是尼格罗人种（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的牙齿和嘴部通常向前突出，这种区别特征叫做“突颌”）。门牙背面基本上平坦而非铲形，这便排除了美国原住民的可能性。此外，除了缺少下颚骨（下颌），头颅的情况好得出奇——太过于完整如新，因此不可能埋在泥里几十年或几百年。汞齐补牙（从手艺判断，应该是一位好牙医的杰作）证实这个头颅的年代不久。颅骨没有破损，如果死者是凶杀案的被害人，致命原因一定不是头部受击或中枪。从牙齿磨损及颅缝（头盖骨各个骨头之间的接缝）明显的情况，我估计年龄在30岁到34岁之间。　　这个颅骨只有两样东西似乎不寻常。一是眼窝后面出现尸蜡（adipocere）——一种像蜡或肥皂般的物质。adipocere是拉丁文术语，照字面翻译是墓穴之蜡，当身体脂肪组织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中腐化，譬如地下室或河岸，就会形成尸蜡。大多数人不知道，除了极度营养不良的人以外，每个人的眼球背后都有成袋的脂肪。如果你曾见过集中营幸存者的照片，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眼睛凹下去，好像深陷在头颅里面；那是因为他们耗尽身体储备的所有脂肪，包括眼睛后方的小护垫。所以知道头颅发现地点后，我并不惊讶看到成团尸蜡藏在眼窝里面。　　另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是头颅形状——头盖骨明显高耸狭窄。加上倾斜的额头和斜长的眼睛开口（眼眶），让头颅看起来几乎是东方人的模样。当我看到那个又高又尖的头盖骨时，脑中马上闪过一种罕见疾病，被称作“舟形头”（scafoscephalae）的畸形头颅；造成舟形头的原因是矢状缝提早愈合。矢状缝是额骨（前额）与顶骨（颅骨两侧）之间的接缝，以致童年时期头颅无法再横向生长，只好往上长，愈长愈高以容纳大脑发育。如果某人有舟形头，你拿到此人的颅顶，把它倒过来，就会看到头盖骨内部呈V字形，像船壳内层或船的龙骨。今天，如果孩子天生有此缺陷，有办法矫正——外科医生可以用骨锯重新打开矢状缝，让头颅正常生长；锯开的骨头最后会再接合，但那是在头颅长到正常宽度以后的事。　　眼前这个特别的头颅还不够高不够尖，还不算典型的舟形头病症。如果此人今天还是个孩子，可能不需要动外科手术，但他的头颅比例已经比大多数人更接近舟形头了。　　带头颅来的四个人当中，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东田纳西飞行员协会会长吉姆·克林。克林告诉我，有一名叫埃墨·雷诺兹的诺克斯维尔男子两年前驾小飞机失踪，事实上，他是驾着克林的飞机，载着一名16岁少女欣赏风景，预定只做短途飞行。女孩名叫琳达·汉德瑞克，从密歇根州来诺克斯维尔拜访姑妈。她的姑妈和姑夫住在考克斯天空牧场的管理员拖车屋里，考克斯天空牧场是一个利用河岸草地当跑道的小型简陋机场，在颅骨发现地点上游约四英里处。飞机于1972年1月某日下午近黄昏时起飞，当时雷诺兹说，他要带琳达去看诺克斯维尔的灯火。应该是一趟短途飞行，因为飞机上只有约半小时的燃油。当两人没有回来时，民间空中巡逻队曾展开空中搜寻，但在树木繁茂的陆地或河流浅滩都未看到飞机坠毁迹象；当地救难队在河里打捞了一阵子，同样徒劳无功。有一种说法在部分执法人员之间流传，臆测雷诺兹可能带着这位十多岁的少女私奔了；他当年32岁，已经娶妻，生了五个孩子。但查问附近他可能前往加油的机场，也查不到任何关于飞机降落或飞行路线的线索。　　头颅的年龄和种族正好与雷诺兹相符。从颅骨牙齿的良好情况来看，这名男子显然定期看牙医。而且，有一颗臼齿形状特别，补牙方式也特别。　　大多数人的臼齿有所谓的“Y5”形状，也就是咬合面有五个尖端，尖端之间的沟槽连成一个Y字形，所以称作“Y5”。而这个颅骨的其中一颗臼齿有比较少见的“4＋”形状，也就是只有四个尖端，其间沟槽连起来的形状像个加号。在人类演化史上，臼齿形状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中新世（大概2700万年前）的猿类身上。中新世与20世纪之间，牙科医学的发展比灵长类的演化迅速得多。到了20世纪70年代，与时俱进的牙医已经知道，如果病人臼齿的中央沟蛀掉，单把蛀洞补起来还不够，耐久的补法是沿着沟槽钻出通道，做比较大范围的填补，以确定补牙材料固定在牢靠的基础上。这名男子的“4＋”形臼齿上有一道独特的长形填补，显然出自非常高明的牙医之手。“我相信埃默·雷诺兹的牙医能告诉我们这是不是他。”我对办公室里这一小群人说。其中一人（我忘了是谁）打电话给埃墨的妻子，她指引我们去找一位名叫罗伯·格雷尔的牙医。　　我打电话给格雷尔医生，他的诊所在木兰大道一栋老房子里。“我可能有你一位病人的颅骨，”我告诉他，“我能不能带到你那里请你看看，比对一下病历？”他同意了，请我次日一早把颅骨带去他的诊所。　　我把颅骨放在装食品杂货的牛皮纸袋里，上午九点带着它来到诊所。“这可能是埃墨·雷诺兹。”我说。格雷尔医生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颅骨，一看就说：“是啊，就是埃墨。”他没有参考雷诺兹的病历就这么说；事实上，他甚至还没有检查牙齿。他和我一样，一眼认出那个高耸狭窄的颅穹——牙医四年来每隔六个月就要弯腰俯视一次的头盖骨。如果格雷尔曾疑惑为什么埃墨没有按时来洗牙，他的疑问现在得到解答了。　　原来格雷尔医生曾在空军担任牙医，恢复平民身份后才开设私人诊所。服役期间他曾数度奉命做牙齿鉴定，辨认死于飞机失事和烧焦的飞行员尸体，因此他对法医牙科或齿科学既有兴趣也有经验。牙齿鉴定（比对死者的牙齿与生前X光片或诊疗纪录）用作呈堂证据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但军队是国家主要的齿科专家人才库，因为军人死于爆炸、飞机坠毁及其他无法做寻常视觉辨识情况的风险更大。　　认出头颅的特殊形状后，格雷尔医生抽出一张图表，确定颅骨上的牙齿与埃墨的诊疗记录吻合。牙医和我聊了一下彼此鉴识飞机失事罹难者的经验，然后我谢谢他的帮忙，把颅骨放回纸袋，走出诊所。　　我步下门前台阶走向车子，与两名站在人行道上的男子擦身而过时，相互打了个招呼，其中一人接着说：“请问你是不是在鉴定我们兄弟身份的那个人？”显然他们听说有个头颅被送到我那里鉴定，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秘书告诉他们，我去请教格雷尔医生了。　　我告诉两名男子我是谁，承认我正设法鉴定一个水库边上发现的头颅。他们随即自我介绍说他们姓雷诺兹，我想他们大概真的是埃墨的兄弟，有权知道实情。“我很遗憾告诉你们这件事，”我说，“我们已经确认这是埃墨·雷诺兹。”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之后我发现两人在瞄我手中的纸袋。我一时不知怎么应对。思索片刻后，我问他们：“想不想看你们的兄弟？”他们讨论了几分钟，最后决定要看。我把头颅拿出来——就在木兰大道，诺克斯维尔一条繁忙大街的人行道上——两人异口同声说：“是啊，是埃墨没错。”我觉得很有趣，即使没有软组织，认识他的人还是能认出他。　　我从来没有和雷诺兹的遗孀联系过，但我听说，确认他的身份后，她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申报死亡，领取他的寿险赔偿金了。她要抚养五个孩子，过去两年来，手头一定相当拮据。虽然一具尸体或骸骨（或颅骨）的身份确认总是难免令人伤心，但也意味着事情告一段落，有机会——或许不无痛苦地——摆脱不确定和困惑的状态，开始疗伤止痛，回到常轨继续过日子。　　我在周一接到这个头颅。周五那天，我交出报告给布朗特郡警局，详述我检查颅骨与确认身份的经过，确认的根据是：颅骨上一颗臼齿的特殊填补完全符合埃墨·雷诺兹的牙科病历（另一颗有奇特牙根的牙齿也符合）。　　接下来那周，我爬进布朗特郡救难队的一艘平底铝合金小艇。他们把船拖上一处小水湾的沙滩，水湾掩藏在那段河流沿岸的巉岩下，到处是废弃物，男孩就是在这里发现颅骨的。当救难队的潜水员在深水处搜寻时，志愿者也用铝竿刺探浅水区，希望能从金属互撞的当啷声音中找到飞机残骸的位置。我则淘筛沙子和被水冲到岸上的层层枯枝及垃圾，希望找到埃墨的颅下骨骼（头颅以下的部分），以及他的乘客琳达·汉德瑞克的任何遗物。　　救难队后来扩大搜索范围，加入六个其他地区的救难队，搜索范围也往上游延伸了好几英里。但我在头颅冲上岸的地点没有再发现任何东西。经过几百个小时的搜寻，潜水员和长竿队只找到一个工具袋，吉姆·克林说那是飞机上的东西。但仅此而已，没有找到飞机，也没有发现其他骨头。河流不肯让出它怀抱的死者，至少目前还不肯。　　事情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直到31年后，重新开始搜寻遗骸时。　　但那是另一个科技更上一层楼的故事……　　……
　　法医科学半世纪的演进与革命　　51年前一个4月的早晨，我在堪萨斯大学骨头实验室里正弯腰看着一盘骨头，突然，我的人类学教授查理·斯诺（Charlie Snow）走了进来， 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处理一桩人身鉴识案。就在那一刻，我的人生方向改变了，我的事业生涯也从此转折。　　当时一位律师问斯诺博士，通过火烧过的遗骸能否判定死者身份。遗骸是在列克星敦城外一辆卡车上发现的，烧焦的驾驶室中同时还找到了司机的尸体。这辆卡车被越过公路中线的全国连锁超市A&P的货车撞上，车毁人亡，包括卡车司机和乘客（据说两人同居）在内共3人丧生。斯诺博士告诉律师，只要能找到跟司机同居者的牙科病历，他就一定能辨别烧过的遗骸到底是不是她。这可不是信口雌黄，身为美国陆军中央鉴识实验室主任，斯诺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在鉴定腐败的、破碎的及烧成灰的美国士兵遗体。他是这个专门学科的先驱，这门学科数十年后被称为“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利用传统上注重古老人骨研究的体质人类学知识和技术，协助破解刑事案件，尤其用来辨认凶杀案中无名被害人的身份，并还原他们遇害的经过。即使不能指认被害人姓名（我就有一架子无法指认姓名的骸骨），法医人类学家仍能协助警方提供种种细节，包括被害人的种族、性别、身高、习惯使用左手还是右手（理所当然，惯用右手的人右臂肌肉附着点往往比较粗大），以及遇害方式——被害人是被刺杀、枪击、勒死、棍棒打死或被其他方式夺命？从留在骨头上的痕迹都可看出端倪。　　斯诺博士邀我陪他去处理这桩改变我一生的鉴识案，是因为我有车，而他没有，虽然我宁可相信这不是主要因素，而是他看中了我在骨头辨识上逐渐展露的才华。不管怎么说，我开车载着我俩前往埋葬死者的乡村教堂墓园。装遗骸的棺材浸满水，湿嗒嗒的，发出恶臭，与我前一天在实验室研究的那个象牙色光泽的骨头天差地别。事实上，当棺盖掀开时，入目的景象和气味太过刺激，以致我当场吐了起来。　　那是51年前的往事，此后我处理过数百桩鉴识案。很高兴告诉大家，从那次呕吐至今，我不曾在鉴识过程中再吐过；而且在这段岁月里，法医科学——用来破解刑案的人类学、昆虫学、齿科学（牙科）、遗传学和其他协助逮捕凶手并证明其犯罪的科学——已经突飞猛进。当年我在肯塔基州的泥泞墓地，站在斯诺博士身边弯腰呕吐时，根本想不到会有像今天这样的发展。　　我并不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法医科学和法医科学家是原始落后的。在肯塔基州受教于斯诺博士之后，我进入宾州大学，拜到国际知名的“骨头侦探”威尔顿·克鲁格曼博士（Dr. Wilton Krogman）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没有人称克鲁格曼为法医人类学家，这个名称当时尚未被创造出来，不过我这辈子，无论在认识克鲁格曼之前或之后，从未见过任何人比他更擅长在人骨上找线索，更会聆听死者悄悄诉说的秘密，透露他们生前是什么人，以及如何遇害。克鲁格曼最擅长的领域是儿童骨骼生长与发育，尤其是他们的牙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数十位齿科学专家在他门下学习。我在宾大那几年，是他实际教过的唯一一个法医人类学学生，虽然我没有接受牙医或齿科学的正规训练，但我学到了有关人类牙齿的丰富知识，尤其是如何由牙齿辨别被害人的年龄和身份。　　我在事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是，伸张正义要靠团队努力。任何凶杀案破案过程中，团队成员可能包括制服警察、便衣刑警、犯罪现场和实验室技术员、指纹专家、法医、枪械和弹道鉴定专家、毒物分析学家、法医牙科医师及DNA专家。　　不过，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法医的团队工作不只是跨越学科专业，也包含数十年的研究和创新。我站在克鲁格曼博士高大的肩膀上，而克鲁格曼自己又站在托马斯·温格特·托德（Thomas Wingate Todd）的肩膀上，后者是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传奇解剖学家，这位科学家最先注意到耻骨会随年龄增长稳定持续地变化，从耻骨变化可以推断无名骸骨的年龄。其他在早年应用考古学和人类学技术提供现代凶杀案侦查线索的巨人，包括史密森学会的体质人类学家艾历斯·赫尔德利奇卡（Ale· Hrdli·ka）和达尔·史都华（T. Dale Stewart）。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联邦调查局先后向赫尔德利奇卡和史都华请教的案件多达数百件，该局距史密森学会仅一箭之遥。两人在协助联邦调查局办案过程中，像克鲁格曼一样，帮助界定了法医人类学的工具、技术和能力。　　1972年，美国法医学会体质人类学组召开首次会议；五年后，我们一小撮人创立了美国法医人类学家协会。在我的事业生涯中，曾有一度，约3分之2的经协会认证的法医人类学家是我训练出来的；现在这个比例比以前低，因为我已经退休了，由其他教师接棒培养博士。不过，如果仔细看法医人类学家的“族谱”，我的名字下挂着令人欣慰的粗大枝桠，并再分支成许多受人敬重的名字，这些科学家分布在不同机构，如史密森学会、中央鉴识实验室、联邦调查局、乔治亚州调查局、肯塔基州法医署，以及为数众多的大学，其中也包括田纳西大学，该校开设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法医人类学课程。　　田纳西大学法医人类学课程的重点（也是它最有名的部分）当属人类学研究场，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人体农场”（有些年轻同事听了就皱眉）。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创立人体农场，但愿我能回答说，因为我那个出色的学术脑袋突然灵光一闪而迸出完全成熟的构想，但真相是，人体农场和许多学科进程一样，一次跨出一两步。从1960年到1971年，我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教授人类学，在那11年中，我有时替堪萨斯执法人员鉴定骨骼残骸，协助的对象从地方警局到堪萨斯州调查局。最后我和哈洛·奈依（Harold Nye）成了朋友。奈依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经典小说《冷血》（Cold Blood） 描述的真实刑案里，扮演缉拿杀人凶手的关键角色，他后来升为堪萨斯州调查局局长。　　1971年我搬到诺克斯维尔，接管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我上任时，对我略有耳闻的田纳西州法医问我，愿不愿意担任该州的法医人类学家，协助执法机构辨认尸体。我答应了，当时我并未料到田纳西州的凶杀案被害人与堪萨斯州的截然不同。在堪萨斯州，警方请我鉴定某人身份时，通常带来一盒干燥的骨头；堪萨斯州地广人稀，气候干燥，偶尔骨头上会附着残存的一点点木乃伊化的组织，但多半时候我鉴定的案子只剩下骨骼遗骸。反之，田纳西州面积只有堪萨斯州一半大，人口却是它的两倍，雨量则是好几倍，被害人的尸体往往比较新鲜、比较臭，也比较多虫，多得数不清，爬满了蛆。当田纳西警员或地区检察官问我这些尸体已经放了多久时，我没有扎实可靠的科学根据能作答。所以，我决定补充自己不足的知识。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后方有一片几亩大的荒废地，林木杂生，中间有一块焦黑空地，医院在此焚烧垃圾多年。1980年，我在这片荒地中铺了一块16平方英尺的水泥地，四周和上面用铁丝网围起来，我打算在掠食性动物进不去（除非它小得能够钻过铁丝网孔）的围栏里面摆放尸体，供我和我的研究生密切观察，记录在长期死后间隔期间（extended postmortem interval）人体腐败的顺序和时间。　　1981年5月，我们收到第一具供研究用的捐赠遗体。为了不让捐赠者的身份曝光，我制定了一套编号系统，研究报告上只提人体号码，不写姓名。第一具人体在1981年取得，因此编号是1-81；不久2-81、3-81和4-81接踵而来。1982年，编号顺序由1-82开始，然后是2-82，以此类推。　　起初遗体捐赠很少，我们只有从州内各地法医提供的、无人认领的尸体中挑选。最初几年，编号甚至只有个位数；不过，现在很多人知道我们在研究，愿意给予支持，因此每年的编号也迈入三位数——超过一百具尸体，捐赠的遗体数量远远超过无名尸。公众之所以对我们的研究日益好奇，一个早期和影响深远的因素是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小说《人体农场》，这本书于1994年秋天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事实上“人体农场”的绰号并非康薇尔所创（据我们了解，这个不知算不算荣耀的命名归功于一位名叫伊凡·傅特瑞尔的联邦调查局指纹专家），但她确实打响了我们的知名度。她的书让我们声名大噪，这些年人体农场已被拍成许多电视纪录片，常有文章登在报纸和杂志上，也被广播电台采访过，过去两年还成为畅销犯罪小说“巴斯犯罪鉴识小说系列”的主题，那是我用笔名杰弗逊·巴斯和乔恩·杰弗逊合著的。小说情节和许多角色纯属虚构，但科学部分有根有据，是基于二十几年来人类学研究场的丰富实验。随着人体农场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现在它有两三英亩林地，用高大的木篱笆围起来，但近年捐赠的遗体大幅增加，这块地已不够用了。幸好田纳西大学表示愿意扩大研究场，再增加11英亩地。不过，如果业务继续以当前速度增长的话，几年内新增的面积又会不够用。这些日子，人们真的是死也要进人体农场……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们展开研究计划时，实验目的只是想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手臂多久才会脱落？颅骨什么时候开始外露？在什么时间点人体会腐败至只剩枯骨？一般人也知道，腐败过程在夏天比冬天快得多。然而过不了多久，研究计划就变得高深复杂了，我们研究出死后腐败的时间表和数学公式，一旦取得尸体发现前数日或数周的气温记录，就可以据此估算死者死亡时间，而且准得出奇。我们从实验得知，关键在于“日均温累积值”（Accumulated-Degree-Days），简称积温值（ADD），也就是每天平均气温的总和。例如，一具尸体在最炎热的夏天放进人体农场，平均气温达到华氏80度，经过十天，这具尸体的日均温累积值将是华氏800度，早已进入化成骨骼的阶段。在酷寒的冬天，连续十天每天温度都是冷得刺骨的华氏30度，尸体的日均温累积值只有华氏300度，几乎才刚开始因内部腐烂产生气体而膨胀。利用积温值标出分解进程最妙的地方是，数据可以用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哪里的尸体，在大约积温值之间，都会分解得只剩光秃秃的骨头，或是骨头上覆盖着木乃伊化的干缩组织。　　此外还有昆虫研究。那是我们最早期的研究计划之一，1981年由我的研究生比尔·罗德里格兹（Bill Rodriguez）负责，记录众多来尸体进食的昆虫种类：来了哪种昆虫，何时出现，停留多久。比尔蹲在尸体旁，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还要忙着驱赶企图在他鼻孔和嘴巴边产卵的苍蝇，他替一门新的专业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个领域迅速成为法医昆虫学。如今，得益于比尔在人体农场开疆辟土的昆虫研究，世界各地的犯罪现场技术员都知道要搜集被害人身上的昆虫标本，交给昆虫学家分析这些虫子已在尸身进食多久。自从比尔首开昆虫研究的先河，已有无数昆虫学家来过人体农场，因为这里有举世无双的研究设施，任何时候都摆着数十具人类尸体，处于不同的腐化阶段，有新近死亡的，有完全骨骼化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形，供观察研究之用，对科学家和对昆虫一样，来者不拒。　　昆虫学家并不是唯一依赖人体农场提供独特研究机会的科学家。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阿帕德·瓦斯博士（Dr. Arpad Vass），目前是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员，花了几年时间采集尸体腐化时释放出的气体，并进行化学分析。到目前为止，阿帕德已经辨认出450多种不同的气体成分；根据这个，阿帕德研发出一款“机械鼻”，用程序操控它来嗅出秘密藏尸点，就像训练搜寻犬找尸体一样。阿帕德也利用“死后法医化学”（姑且用这个别扭的名词）来判断死后的间隔时间：通过分析死亡的化学作用及腐烂产生的化学物质，并研究尸体腐烂过程中各种化学物质的比例变化（就像昆虫学家研究昆虫来来去去的换班行列），阿帕德能够找出化学作用与时间的关联，像看时钟一般，由腐物读出尸体已死亡多少个钟头，或多少天、多少周。他也研究尸体为什么会释放能量场（Energy Field）——他的假设是，分解时的化学反应实际上将尸体变成一个巨大的生化电池；如果这个假设成真，则意味着代言“金霸王”电池的活力兔 ()①即使已经死了，但尸体可能还保有一些电压。　　关于田纳西大学的法医课程，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是，当一具尸体在人体农场完全变成骨骼之日，才是它的科学生命开始之时。事实上当事人填表同意捐赠遗体给人体农场——现在已有超过1000人填了表——他们同意捐赠的其实是骸骨；肌肉只是包装骸骨、可被生物分解的材料。在内伊兰球场下方上锁的房间里，一层层迅速扩充的架子上，田纳西大学建立了美国规模最大的骸骨收藏室（尸体身份、年龄、性别、身高和种族都已知的骸骨），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到了2007年，威廉·巴斯捐赠收藏的标本近七百个，而且平均每三天增加一具骸骨。这些标本是训练人类学家和法医科学家的可观资源（除了本系学生外，通过全国法医学会，人类学系每年还协助训练数百名犯罪现场与刑事犯罪实验室技术员）；也是提供数据给法医人类学数据库（Forensic Anthropology Data Bank）的金矿，该数据库储存了世界各地人种的详细骨骼尺寸，这让法医科学家碰到无名骸骨时，也能轻松判断骨头所属的种族，知道是欧洲人、美国原住民、非裔美国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太平洋岛民、澳洲原住民，还是中国人，或数据库里包含的数十种任何其他族群。依靠捐赠的骸骨还开发出鉴别函数分析程序（ForDisc），这个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程序是我的同事、也是我过去的学生理查·简兹博士（Dr. Richard Jantz）在田纳西大学开发的，只要根据几个简单的骨骼测量尺寸，就可以判断无名骸骨的性别、身高和种族（这个程序在第十章《人骨侦探软件登场》详述的案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年，每具捐赠收藏的骸骨都做了断层扫描。我期盼在未来几年，这些扫描数据能用在各种各样有趣的研究与应用法医科学上，例如联邦调查局实验中的颜面重建软件ReFace（详情见第十四章《李欧玛·帕特森案之二：替死人“做脸”》）。　　法医科学近几十年最戏剧化也最具革命性的进展之一是DNA鉴定问世。虽然DNA鉴定不是魔杖——如李欧玛·帕特森案痛苦地显示——但它仍是石破天惊的突破。DNA研究不再局限于遗传学范畴；人类学领域目前兴起一门新学科，叫做“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田纳西大学人类学系师资阵容现有一位才华洋溢的年轻分子人类学家格雷茜拉·卡芭纳博士（Dr. Graciela Cabana）加入，毫无疑问，通过在人体农场的研究，她一定会找到迷人的领域发挥她的专长。　　有一项研究人体农场大概永远不会去做，那就是写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至少是我的身体健康。2002年，我开始写回忆录《大法医：死亡翻译人》之初，有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几乎死亡。而后，就在这本书快完成之际，我的心脏科医生通知我，2002年与死神擦身而过时植入的心律调节器即将寿终正寝，必须马上更换。我周三早晨进入手术室，当天中午就回家了。第二天，我感觉很好，好到可以带爱犬小崔去做每天下午例行的散步，开刀刚过两个星期，我已经能开车去纳什维尔，对一群医疗专业人员发表两小时演讲了。表面上我已退休多年，事实上有时我仍然每周工作四五十个小时，不过是出于自愿，而非为了生计。偶尔也会忙到想推掉工作，但多数时候我还是欣然接受，因为我爱演讲，也喜欢接受有趣的法医案件咨询。例如，再过不久，我会去协助一组法医科学家开棺检验赫赫有名的魔术师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的尸骸，他死于1926年万圣节，据说死于盲肠破裂，但80年来谣言不断，有说他曾被人威胁，也有说他被下毒，疑云重重，像魔术师变的戏法一样，遮蔽了真相。　　胡迪尼可以说是世界最伟大的脱逃艺术家，但到头来，他还是逃不过死神的魔掌。我们没人逃得过，但在科技和医疗的魔法下，有些人能够大大延长在人生舞台表演的时间。我很幸运，心脏科学像法医科学一样，在我成年后突飞猛进。　　然而，人类心脏一如人类心智，依旧神秘莫测，有时还带着致命的缺陷，像永远戒不掉的嗜杀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注意。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凶杀案，同时提供科学工具协助其他法医科学家破案，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殊荣。我从未想过借由人体农场得到什么名号，我只是比其他人先跨出科学研究的一步，希望能解答凶杀案调查过程或课堂讨论中引发的问题。但这些研究逐渐引导我和我的同仁及学生步上奇妙的旅程。　　接下来的章节里，你将读到我们在人体农场学到的一切是如何协助我们辨认死者、还原他们的遭遇，在许多案件中（可惜不是所有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但真正的突破，如同我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击惨案之后领悟的，仍然难以企及。当我们不只学会破解更多凶杀案，而且学会防止更多凶杀案时，真正的突破才会到来。　　直到那一天来临，我们在深锁的大门和木头围篱后面不怎么美妙的研究，将继续给调查人员提供更多和更好的工具，破解真实世界（人体农场之外的世界）发生的犯罪案件。　　比尔·巴斯博士　　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　　2007年6月
　　心脏强，又不怕弄脏手的读者可以很开心的跟随法医人类学小组上山下海，为腐烂已久的尸体查明身份。　　——《出版者周报》　　书里真实悬案的精彩度绝对不输犯罪影集。　　——《纳许维尔前卫报》　　本书不仅提供了专业的科学知识，同时也诉诸主流的犯罪迷……有些案件令人心碎，至少有一个案件是彻底神秘的。　　——《书页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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