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甘阳：现今中国社会最大问题是家长出了问题

【甘阳，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创始人、首任院长，现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本文为甘阳教授在博雅学院2018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大家好，我感到回到博雅真好，所以首先我要感谢谢湜院长一再邀请我参加这次的毕业典礼。

这次毕业典礼虽然是我们博雅学院的第六次，但是和以往几届有几点不同。

第一点，博雅学院已经有了新的非常理想的院长，这个是我要多说几句的事情。

谢湜老师和我是在同年（2009年）加入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工作的。他对整个博雅学院的发展从头到尾都非常地关心和参与，在推行全校通识教育方面，谢湜老师一直是我最主要的合作者。

其次，谢老师应该是中山大学所有老师里面最早在《高等教育杂志》上发表专门文章的人，他在其中讨论和介绍了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经验，以及他自己在珠海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所以我想，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对博雅教育的理解，都和我非常地一致，所以这个院长人选非常理想。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山大学任命谢湜老师担任院长，表明中山大学依然高度重视博雅学院，而且会继续大力支持博雅学院。在我离任以后，还没有新院长的一段时间，学校内外的人对学院的发展多多少少有一些彷徨不确定。现在，我非常相信在谢湜院长的领导下，博雅学院会越来越好。

甘阳教授在博雅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言

第二点，今年的毕业典礼和以往不大一样，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投身于高等教育的校友发言。我们的首届（13届）学生，已经博士毕业，而且很多人走上了985大学的教师岗位，以后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身高等教育和其他岗位的毕业生。在这里，我仍然想强调，作为一名投身高等教育的大学老师的神圣性和光荣性。我认为博雅学院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以目前单位人员的比例来说，我们在本科生当中培养了相当多的可以走上高等教育之路的博士生。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美国经常统计它最好的Ph.D的来源，一个最惊讶的发现是，就美国来讲，在包括自然科学、工科等各个领域，博士生最主要的来源并不是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而是文理学院。

这事实上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一个非常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为大家都了解，毫无疑问，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学院）并没有可以和研究性大学相媲美的顶尖学者。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研究型大学培养出更多的博士生。但是何以文理学院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博士生，这成为十多年间，到今天为止，很难解释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文理学院里面，更多地凝聚了、塑造了一个一心向学的团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术共同体。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博雅学院大概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一个学术共同体。

第三点，当然回到今天的本题，2014级。我反反复复看了2014级每一个人的去向，总的来说2014级的去向非常地理想，我觉得大多数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向和去向，这件事让我非常欣慰。刚才嘉雯（编者注：本科毕业生代表王嘉雯同学）的发言，使我非常相信，你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我，你们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肯定会超过我。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对于毕业班，我想多说几句话。

我希望你们毕业后，第一件事情是要孝顺父母。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唯一比较令人放心的地方是，“孝”这个基本的道德观念还存在。原先曾经有很多人担心，独生子女会不会改变“孝”的结构，但我们现在来看，独生子女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孝顺的，但孝顺的方式是否正确，我们另外讨论，但总体来说不能说不孝。

第二点，我想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非常希望你们以后做好家长。首届博雅学生毕业的时候，我曾经提出希望博雅学生都生二胎。我现在特别要强调，生是一件事情，养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们迟早，实际上你们都要成为教育专家，成为一个儿童教育专家。你们要思考怎样教育你们孩子。

我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家长出了问题。今天有很多家长在，大家不妨一起思考一下。很多家长为了小孩儿打老师，打中学的老师，打小学的老师，打医生，打护士。这是一个文明的危机——假定说所有的家长，都是如此一种方式，对于教师、医生、护士这些人类最崇高、最基本的为人类服务的群体缺乏基本的尊重，完全不理解到底应该怎样教育小孩，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这段时间我感到最不安的一点是，这确实不是个别现象。当然，我们说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各种事情，但是这个情况确实相当普遍地发生了，它们大都来源于所谓家长对子女的爱，因为一种错误的对子女的爱所蔓延出来的行为，所以这种行为不是偶然性的。

我想中国社会很多的问题，就教育环节来说，可能从家教开始就出了问题。家长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知道如何教育自己去当家长。当家长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当家长本身是要被教育的。如果你自己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如果你为了小孩儿去打老师，去骂老师，去侮辱医生、侮辱护士，你的小孩儿不可能好。这种现象，大规模地泛滥时，人们就会不知道应该尊重什么样的价值，不知道应该尊重什么样的人，也就不知道小孩应该怎么去管教。所以我想在2014级毕业的时候，继续鼓励你们要生二胎，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养。

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学教育，也有很多很多的危机。

我从前曾经提到过，在通识教育推动以后，开始有很多中学校长、特级教师找我，希望我关心中学的问题。我一再说我绝不介入中学的问题，但最近开始我实在有些无法推辞。七月一号将在北大第一次开了一场大学和中学老师的对话，讨论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基础教育。

刚刚稍微谈了家庭教育、中学教育，我想说回来，正如嘉雯讲的，博雅本身就意味着教育，博雅学院的学生要一生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也就是人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需要从你们自己开始，从你们教育自己的小孩儿开始，持续地去思考。

另外，对于在校生，15级、16级、17级，还有马上要进来的18级，我会希望你们更积极主动地关注中国的大势——我知道博雅的学生以往有一个稍微薄弱的地方，就是对天下大事、国家大事关注不足，我当然也有一定的责任——要把博雅放在一个全国高等教育的大方向去看待，你们要对博雅教育更加充满信心。

9年前，2009年我们刚刚办博雅学院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记得，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因为当时通识教育的概念完全不普及，很多人根本不明白通识教育是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本科生的学院要专门以通识教育作为中心。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识教育已经变成了国家正式的高等教育纲领的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对高等教育最根本的规定中，就是要求高等教育要走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包括所有的院系长，都在谈通识教育。因为它不仅是教育的文件，还是国家的国策，是下一个五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方向。

博雅学院在这方面完全走在前面，我们探索的很多包括教育理念与实践，比如小班教学、以经典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所有这些都逐渐地在很多学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采纳。

在前天，教育部在成都召开了一场非常重大的会议，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第一次以本科教育为关注核心的会议。会议的主场虽然在成都，但要求所有高校都要组织观看会议视频。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明确了大学的根本目标。会议上，陈宝生部长有一个非常长的讲话，主旨就是要全盘回归本科教育。他认为大学的一切要为了本科，大学的资源根本要向本科倾斜，大学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本科，没有教本科的教授不能够担任教授，也就是说教授的第一责任是教本科。而且教师的晋升标准中，对教学的要求会大大提高。

6月21日在成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转向：这是四十年来第一次把本科教育提到一个如此高的地步。我相信整个国家意识到了以往很多年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出了很大的偏差，偏离了培养人才的中心，以为出论文就是中心，以为出成果就是中心。这是不对的，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人才。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博雅学院从九年前至今一直这样强调。所以从大的方向看，博雅学院体现的理念，在几年来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实际产生的成果是我们培养了人才！这是公认的，无可疑议。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整个大学教育的方针要逐渐回到比较正确的位置，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什么是高等教育的本质，什么是大学的本质——夸张一点说，如果不是要培养人才，我们根本不需要办大学，我们办研究院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陈宝生部长的最后八句话，大致是说所有的资源不是用于别处的，所有的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本科，大学的校长不抓本科就不是一个好校长，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校长。所有的措辞都相当严厉，而且明显感觉到一种迫切感，迫切地感到以往确实有些偏离。虽然前些年已经提出了以人才培养为本，但这次的会议确定了调子，而且要求所有的高校逐渐检查落实。

我希望大家注意、了解，博雅学院多年以来坚持的方向，就是中国大学的方向，我们是走在前列的！相信大家！相信博雅！谢谢大家！

现时，中国面临的八大社会问题

目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进入了攻坚阶段。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甚至会集中暴发，处理不好，会引发链锁发应。

中国现在的矛盾点实际就是百姓的关注点，或言之，百姓关注什么，什么就是矛盾点，百姓关注得最多的，就是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

因此，研究百姓的关注点，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任务，还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任务。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倡导“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求所有党政干部和服务机构关心百姓，研究百姓的关注点。只有充分了解百姓的需求，了解社会的矛盾点，然后对症下药，才会引领国家健康发展。

根据本人的观察，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腐败问题仍处在中国百姓关注问题的榜首，说明百姓对腐败的恨之入骨。为什么百姓会对腐败恨之入骨，主要因为前段时间存在于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新一代领导人从反腐开始，整治党风和政风，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虽然，反腐已经五年，必将继续下去，但几十年形成的问题和体制带来的病根，焉能在五年彻底根除。因此，中国的百姓最为关注的仍然是腐败，希望永不放弃反腐，将中国政府建设成为世界少有的廉洁高效的政府。

二、  食品、药品、环保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们注重发展和增长，对环境问题、食品和药品问题关注不够。也由于前几十年的松懈，现在从头治理难度极大。我们的土地和江河已被严重污染，干净的水源已少得可怜。我们市场上的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层出不穷，打不尽，除不掉。同时，由于违法成本的低廉，环境违法和食药违法案件数不胜数，有些违法行为触目惊心。百姓对市场假冒伪劣产品习以为常，只要吃不死就行。而不断发生的严重案件，又让百姓对这三个问题高度关注，呼声为断。高层也有所悟，于是乎，在公安成立了专门的“食药环大队”，专门打击此三类犯罪案件。不能迟疑了，如再迟疑，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又会成为“东亚病夫”。

三、  评价标准的颠倒和道德的严重下降。

在很多人的心中，正义与非正义已没有了界限。社会的评价标准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颠倒。逢官必反、逢中必反、呲必中国普通存在。

2008年，杨佳在上海闸北区公安局杀死六名警察，砍伤多名警察。这本是恶性杀人案件，杨佳应受到严厉惩罚。但，少数人或者有一批人，还为杨佳叫好，甚至出现“杀得对”的怪声。不管“仇官”、“仇贪”还是“仇权”到什么程度，也不管个人此前的际遇如何，在是非面前，起码的标准都颠倒了，是多么可怕。

除此而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得厉害，坏人当道还自鸣得意。面对邪气，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小善而不为，小恶而为之”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人们比的不是行善，比的是谁讨更多的巧，在讨巧过程中必然行小恶，而发现小恶未受到处理和谴责时，胆子也越来越大。更多的人竞相效尤，相当可怕。

曾经有个诈骗犯罪分子，为自己的犯罪找理由，其理由有三个：1、那么多人诈骗，未追究，为何追究我？2、我的这点事算什么，贪官们对社会破坏力那么大，为什么不处理他们？3、这个世界没有公理，讲理的人吃亏，混水可以摸鱼。这样的人，可能再怎么改造也无济于事。我们痛恨他们的同时，也应当从整个社会寻找原因。因为，整个社会“世风日下，物欲横流”。这个问题不是发展过程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高度重视才能逐步解决。

贫富分化是目下中国的现象，很多人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因而，少数人因两极分化而迁怒于改革。2016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全国财富的1%，这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十年里，贫富不均的情况没有现在严重。后来，经济发展越快，这种分化越严重。

拿尼基指数来说，它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的情况。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尼基指数一般在0.3左右。进入本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按照国际惯例，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就是说，我国的贫富分化也是世界少有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小平提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现在看来，小平的这一理想没有实现。

贫富分化的根源是什么，当然有教育水平的因素，有诚实劳动的因素，有市场洞察力的因素。然而，光是这几个因素，尚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关键是，少数人利用权力和非法手段一夜致富，致富的速度非同寻常，这恐怕是中国许多超级富豪的成因之一。这些富豪，极不光彩。

于是乎，百姓产生了仇富、仇官、仇权的心理。贫富分化形成了两个阶层，进而发展为坚锐的社会矛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五、  房屋、教育、医疗三项支出成为新的“三座大山”。

从百姓的生活支出看，房屋、教育和医疗，恐怕高居前三甲。有些人工作一辈子，竟然无法买房，即便买房，也将成为房贷之奴，终身为房子打工。因此，大中城市的青年，如果没有父母支持，决不敢买房、不敢结婚。

即使有了房子结了婚，接下来的是孩子的教育支出。据调查，孩子的教育支出（含学费、生活费、杂费、课外补课费以及各种兴趣班费），占到普通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是说，一对普通职工夫妻，可能会拿出夫妻俩一半的收入用在“祖国的未来”身上。如果择校的话，还会花费更多的额外费用。如果想出国深造，更是以百万元或者数百万元支出为代价。因此，将教育产业化，是严重的错误。

还有一项支出，就是医疗。现在的人们不敢生病，生了病也不敢就医，就医后也不敢住院，住了院也不敢开刀。为什么？因为费用居高不下。不仅诊疗费用高，手术费、药费、床位费、护理费等也高得吓人。原来很便宜的药品，厂家用了一个新名称，摇身一变，成了高价的特种药。加上少数医生道德沦丧，病人们成为了“唐僧肉”。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标榜的是住房国家给，教育不花钱，看病花少钱。而今，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了上百倍，普通百姓却并未从发展成果中分得多少，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大支出，又宛如三座大山压在普通百姓的身上，普通百姓们的冤言不断，更有甚，少数人将矛头指向了改革。为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不得赢得社会底层的支持。这个问题也应当高度重视。

六、  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严重下降。

仇官，不仅表现为对党政机关评价的下降，逢官必反。更表现为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指令难以施行，公信力严重下降。

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公权力被滥用，百姓对公权力失去信心。比如在拆迁、招投标、土地出让、规划、组织人事、案件的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处理，被曝光后，百姓对公权力产生排斥和反感，长期以往，很难树立公权的威信。

公信力下降的后果是严重的，直接后果就是正确的决策也被当做错误的决策而无法顺利施行，无论多么惠民的政策也受到怀疑，“逢官必呲”、“逢官必反”成为主流心态，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指令往往靠强力才能实施。一旦靠强力维持公权力时，社会的维护成本将会居高不下，百姓的情绪会因一点小事而爆发。因此，依法治国是长期的过程，更需要掌权者以身作则。一个社会，只有树立公力的威信，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最终达到长治久安。

七、  城乡社会保障。

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是二元结构，城市与农村养老体系是分开的。城市职工主要通过国家社保解决养老问题，农村基本上没有像城镇一样的养老保险体系。目前，国家推广的“新农保”不仅退休后领取的数额低，且也未全覆盖。据统计，城镇职工退休工资年平均达到二万多元，且逐年提高。而农村享受新农保农民退休年收入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就是说，退休后的城镇职工养老金可能是退休农民养老金的十倍以上，这是严重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养老制度的不同造成的。职工在退休前，其个人和单位长期向社会保险处缴纳养老金，职工退休后根据其账户数额确定退休待遇。而农村则没有这个制度，同时由于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或者收入仅够维持温饱，个人账户大部分很少，有的个人账户甚至为零。这样，新农保主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撑，个人领取的退休金当然很少。因此，新农保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同时，由于政府财政不定期地向城镇职工养老资金池中拔付资金，以确保按期发放并逐年提高，而农村和农民则没有这个待遇，或者基本没有这个待遇，造成城乡退休人员收入的不平衡。长期以往，不利社会稳定，不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破解二元结构难题，缩小城乡养老的差距，多渠道筹集农村养老基金，尤其在财政上向农村倾斜。通过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让城乡养老一盘棋，让差距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城乡人人老有所养，且收入相对平均。

八、  男女比例失调。

根据最新统计，2018年中国总人口13.9亿，其中男性7.1137亿,女性6.7871亿，男性比女性多近4700万人。从绝对数额上看，中国现有4700万男光棍。

男女比例失调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几千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使得人们重男轻女，为了生个男孩，人们通过B超等手段破坏生育自然规律。于是乎，男孩越来越多；二是由于四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使得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生了女孩后，少数父母将女孩送人，更有的甚至溺婴，也导致男孩越来越多。

男妇比例失调的后果是严重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后果：

首先，使得适年男子找对象难，为了找到一个对象，不惜重金出手，导致彩礼越来越重，见面礼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不少男孩为了找个对象搞得倾家荡产。

其次，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问题。众多大年男青年找不到老婆，为了生理需求，不得不通过嫖娼、第三者插足甚至强奸解决。客观上助长了卖淫嫖娼和婚外情导致的离婚，带来了重视的治安问题，破坏了社会稳定。

再次，助长了人口贩卖和借婚姻骗取钱财。很多人口贩子贩卖的是妇女，他们将妇女贩卖给大年男子做老婆。有需求就有市场，由于妇女紧俏，给了人贩子甚至跨国人贩子以机会。将人口作为商品贩卖，这是社会的严重倒退，这种倒退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如果对此听之任之，二十年后的中国政府将会因这一问题而伤透脑筋。

如何解决呢，我认为，应当通过严厉的执法打击破坏生育平衡的行为，通过出台奖励生女孩的制度，从政策上调整男女比例，也要通过宣传等手段，强调男女平等。只有男女比例进入良性平衡，才是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

以上的八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迫在眉睫。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围绕解决这八方面问题进行，或者主要围绕这八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精神施策，达到国强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