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谋事 从“心”做起_网易新闻
修身谋事 从“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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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修身谋事 从“心”做起）
【作者简介】　　　　　　艾斐，研究员、教授、山西省文化领军人才、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省委省政府命名的“优秀文化工作者”、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山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等，现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委”、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太原社科院名誉院长、英格兰皇家艺术基金会永久顾问等。　　　　在“三严三实”中，“修身”与“谋事”分别居于首位，这体现了它的重要意义和引领作用。的确，修身乃做人之本，谋事乃创业之基，自当奉为王中之王、重中之重。然而，怎样才能将此“严”与“实”落到实处，见诸实效，形成完整的内在机制与广泛的社会效能呢？这可就有赖于“心”的强大和耿正了，正所谓“心乃人性之旌、事理之纲、大道之枢也”。因为心之官则思。人的一切意欲和行为都渊源于心、生发于心、定格于心，无一不接受心的领航和驭动。所以，修持和秉具一颗明亮、纯净、耿正、忱挚之心，于人于事都是最最重要的。惟其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对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和“知行合一”说予以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他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以此为发端，王阳明几经糅融淘练、延宕引申，终归建构“心学”，提出“知行合一”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与修身之法、做人之规与为官之则。　　　　心之官则思，而思乃即知，知而笃行，由此所形成的一个逻辑链，便是心生意，意衍知，知驭行，行致物，从而使心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能力和智慧、品格和道德、信仰和追求的全酵素与总源头。　　　　由此可见，我们要将“三严三实”真正落到实处，全面见诸实效，关键也就在于一个“心”字，不仅要用心做、实心做、真心做、全心做，而且要始终保持心的清澈、明亮、圆满、纯正；不仅要使之永远不蠹，永远不腐，而且更要令其始终充满进取性和创造力，保持耿正与强劲的本色和本质。　　　　王阳明说“心即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心即理”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的本质即为天理。天理者，乃最契合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普遍真理与共同尊崇。事实上，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人来做的，不同的人注定只能做不同的事。而人的不同则又主要来源于其心和决定于其心，并因此而使人呈现出既巨大又纷纭的区别与差异。共产党人之所以是共产党人，就首先在于其具有良心和良知，党性不啻是良心与良知的最高体现，并由此而使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充分实现，最终都必然和必须回落到一个“心”字上，即由良心与良知来秉承和执守。我们现在有8668.6万名共产党员，这比建党初期的党员人数已翻了数万倍。当年，仅50余名共产党员便可以高擎红旗、高唱战歌向旧世界宣战，经过28年的艰苦鏖斗，终于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连美国人司徒雷登都感叹：“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那么，现在我们有如此浩浩荡荡的党员队伍，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而赢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圆满落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此中的一个节点问题，便是一定要从心做起、从心发力、从心奋争、从心落实。因为党的力量的本质并不全决定于党员的数量，而更重要、更关键的还在于党员的质量，亦即“心”是根本，“心”是力源，“心”是旗旌，“心”是引擎。只有全体党员都能认真从“心”做起，切实有效地践行和兑取“三严三实”，坚决做深化改革的攻坚手和创新发展的弄潮儿，人人争当新形势下的合格共产党员与优秀共产党员，才能真正形成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从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实现预期的宏伟目标，使“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擘画在我们手中成为结结实实的光辉现实。　　　　实际上，我们反对“四风”，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三严三实”，重新修改党章和制订新的党规党法等，就都是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先进性，使党组织和党员真正成为缔造光辉未来的战斗堡垒与核心力量。这其中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务使全体党员皆秉有高度的思想自觉与行为自律，充分体现和承载党的先进性与先锋队的良心和良知，并切实做到“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就像京剧《红灯记》所唱的那样，让人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红亮的心”可不像剧中所唱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富有浪漫气韵的艺术表达，而是一个极为重大和严峻的现实问题。你可知道当年那个庞大的苏联是怎样解体的？既不是因为国家综合实力不强，也不是由于党员人数不多，而是惟在于党员们的“心”变了，变得没有良心和良知了，更何谈什么党性？一个令人不得不震撼和沉思的事实是：苏共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奋力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赢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却在1990年拥有2000万党员时，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变为靠边站。这无疑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当令人深切警醒和深沉反思。究其原因，惟在于党员之“心”出了问题，已全然丧失了当年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以至于国家被沦为嗜利者和弄权者的天堂。　　　　心，有物化和意化两种。前者维系生命，后者颐养精神。对于人来说，这两种心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失去前者，生命自会濒临终点；失去后者，生命虽然得以存留，但却定当情颓意懈、失魂落魄，整个儿变为行尸走肉，毫无人性可言。只有这物、意二心合一，同时共振发力，人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亦即荀子所说的“有气、有生、有知、有义”之人。　　　　由此可见，“心”乃为人性与事物的根本。我们要纯化人性和优化事理，就一定要深刻认识并紧紧抓住这个根本，着力在治“心”上下功夫，着力从养“心”上做文章。是谓强心为本、攻心为上；心纯性善、心刚事竟。古人所云“决胜大略，必先定于胸。”其实就是在肯定和强调“心”对人对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决定作用。因为思想、信仰、追求、愿望、理想、禀性、气质等举凡人性与人格的一切构成要素，咸皆生成于心、集萃于心、升华于心、表诸于心，并因此而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心，自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和成就什么样的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简单地求之于社会制度、物质生产，还应更进一步向人心或人性深处去发掘、去探究。
　　　　显然，我们要让“三严三实”落地生根，见诸成效，恒常发力，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淬人心、净人心、悦人心、勖人心上做大文章、下苦功夫。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凿井。只要做好“心”的工作，效力定会一以当十，满贯而赢。在现实生活与具体工作中，这方面的例证几乎随处可见，触目即及。除了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这些因心“红”心正而致品优德劭、事胜行懿的模范人物之外，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与平常人中间，心对人之优劣和事之成败所起的作用，也总是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成事在人，人惟在心。只要有一颗纯净、果敢、刚正而强劲的心，自会修身至淳、谋事至优，高风亮节显本质，信心满满主义真；克难跻佳争先进，心旌飘红创奇迹。　　　　罗曼·罗兰说过：“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心。”其实，这句话的因果逻辑更应该是：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人。　　　　艾斐
(原标题：修身谋事 从“心”做起)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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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付小莉
意之善恶何去何从──从一个侧面看王畿对阳明的发展与偏离　 阳明50岁揭致良知之教后，总提“四句教法”与门人论学，“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o，它引起了两个弟子王出和钱德洪的争论．阳明解释身、心、意、知、物的关系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0并因此认为“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但指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o王尧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认为四句教法在逻辑上存在着矛盾，“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在《王龙溪全书沪中，王出将两种逻辑选择称为。四无”和‘四有。，并将德洪的见解指为四有．事实上德洪并不持四有说，这可从“四无”和“四有”只见于《王龙溪全书川而不见于《传习录别得到证明．从阳习录》可知，德洪始终奉持阳明的四句教法，是一“无”三“有”．这就是著名的“天泉证道”．学界历来认为天泉证道开启了本体和功夫问题的讨论，这是事实．但是笔者认为天泉论道也确确实实提出了一个逻辑问题，它为我们反思阳明及其后学的思想体(本文共计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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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之主宰便是心 
意之所在便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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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主宰便是心 
意之所在便是物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心学”强调心性主体的自觉挺立，即是建立本心之学，即是修身养性之学，即是人格健全、心身统一的“立根固本”之学。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段话体现了王阳明关于人的现实存在以及人作为主体如何与外在事物世界相联系的独特理解。人的存在，在中国哲学中不是一个纯粹抽象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人的存在首先是感性存在。人们总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视听言动，也就是现实的生活实践活动来表达自身存在性的。视听言动都是身体活动，但身体之所以有此种活动，则必然出于心的主导，因此身体活动及其结果，实际上即是心灵状态的外向呈现及其实现。因此就心、身关系而言，心是身的决定者与主导者，身是心的从属者与体现者，所以说“身之主宰便是心”。一个人的行为状态本质上是由他的心灵状态来决定的。我们大抵不能指望卑污的心灵会产生崇高的德行，只有“内心净化、志向高远”才可能有高洁之行。因此，如何来建立自己的心志，根本上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同时也就决定了他的行为状态。在王阳明那里，心灵自体的真实状态，或说心体本身、“本心”，原本是天道这一最高的终极实在在人本身的真实无妄的内在。实现本心即是天道的内在认同，即是主体性的自觉建立，是为志向高远的根基。因此，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实质是要求人们把原本等同于天道的“本心”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体现出来，这样我们才真正贯彻了“道—心—身”的同一性，才能实现生命本身的真实存在及其价值的崇高，是为“知行合一”。但在日常生活之中，身体活动的经验取向及其效果，实际上并不必然是“本心”状态的充分真实的实现，换句话说，身体活动与“本心”的真实存在状态发生分离、分裂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人的现实生存是不可能脱离事物世界的，人与周遭世界的现存关系，也即是人的当前生存状态，总是会对心灵自体的经验表达形成某种反向制约。正是这种制约的存在，有可能造成心体的表达状态相对于心体自身的“变形”。依照王阳明的观点，心体在经验世界中的现实表达，实际上是需要“意”来作为身体活动的现实使动者的，而“意”的形成不仅不能脱离经验对象，并且实际上是由经验对象触发的，是当眼耳鼻舌身与事物相接之际，因“心动”而当下即时“感应”的结果，所以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一方面是“心之动”的结果，是“心之所发”;另一方面，它又是外在事物“感应”的结果，是因外物的诱导而发生的，因此也就难以确保“意”本身都能合乎心体的本来样子。简言之，“意”是真妄掺和、真妄一体的，所以才特别需要加以“诚意”的功夫。所谓“诚意”，就是要使“意”作为心体的表达能够合乎心体自身。“诚意”既是去妄存真，也是去欲存理。“诚意”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心体具有本原性的“自知”能力，它对“意”是否合乎其自身的本来状态是永远能够“照察”并立即作出判断的，所以说“意之本体便是知”。在这里，“知”即是“良知”，也即是心体本身。良知的“自知”即是“诚意”的内在原动力。按照理想状况，作为“心之所发”的“意”应同一于心体本身。这样，在“意”驱使之下的身体活动，一切视听言动即成为心体自身的直接表达与呈现，这就是“致良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与事物、人物相交往，现实的交往活动即“意”的运用，所以说“意之所在便是物”。“物”即是“事”。如果我们都能“诚意”，都能把良知通过自己的行为活动而实现出来，那么凡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事”就都能合乎良知本身了。但如果我们不懂得“诚意”，不能把“意”时时置于本心之良知的照察之下，把本心实现出来，而是“随意”去做，那么结果就可能完全走向良知的遮蔽，遮蔽又遮蔽，则内心一团漆黑，终究就不能求之于人道的世界了。“身之主宰便是心”，这是王阳明关于心身关系的最基本界定。确保身体活动置于心的管照之下，使视听言动的全部身体活动都成为心体自身的展开形态，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有本原、有根基的人，就是一个内外统一、人格健全、独立自主的人。“心—身—意—知—物”一体圆融的世界，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只有内心光明、志向高远，我们才享有生命境界的光明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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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体悟《孟子》“良知”一词的精义所在，独得孔孟圣贤的“灵丹一粒”，而发明“致良知”的一语精要，找到了修养身心的简捷明快的途径。“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良知乃人所同具，“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修身在正其心、复至善，诚意乃是发动善心的根本，致知乃是诚意为善的功夫。“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良知感物应事而动谓之意，意承天理、顺人情谓之心。“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故良知妙用无穷尽，流行无方体，“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
良知存于人心，若隐若现，障于物欲，蔽乎天理。“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明则诚矣，诚则知致穷理、尽性知天。曾子曰：“惟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智。”然而，在王阳明看来，常人皆能致其良知，天下莫不尽然，非惟圣人独能如此。“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圣人明觉自然，贤人克治修省，而下愚愉情固执。故“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人弃除私欲，致其良知，必然道心省觉，而无物欲障蔽之患。精察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免生毫厘千里之谬，此乃用其学以成就吾致良知之功。“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道心者，良知之谓也，“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戒慎恐惧，即以良知为照心，而致其未发之中，求得万物与人心浑然一体的境界。
阳明心学合己与天为一，天之生物之心即己德善觉醒之心，格物致知是体认自心觉自善的手段，致良知是精进力行合天德的过程。“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故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实乃生义外之心；须合至善于事事物物，方能明觉自心之善。“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良知天赋我心，人欲蒙蔽使之不明，心障理蔽而任行，遂致行为失正。故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念所在，审物格致，以全其心物之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而“明明德”实乃是明己心镜明水照之德，即自心本具的良知善性。良知者，性善也，恒照也，乃为心之本体，“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属心之体，则良知是矣。”故良知常省常察，则自得未发之中，自能寂然不动，自然廓然大公。人多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昏蔽、识理照、致良知。“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而良知根植人心，故知之明则流行发用。良知结蕴于心，不假外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知是心之本体，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天理，便能与天地合德。知须能诚，诚方可知，“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诚乃正之本，思诚即是求其正心，故明道先生说“以诚敬存之”，曾参《大学》云“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人为善去恶做圣贤工夫，须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用鉴空衡平，这便是未发之中。”“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达于至善，即能穷通物理、明辨是非，而知天地造化之妙。故阳明先生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王阳明认为，人心具有纯粹的善性，天地间充盈着良知美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无善无恶是阳明心学的至高境界，“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世间善恶皆由人心好恶所生，“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无善无恶是普爱天下万物之心，是人合万物一体之仁的意念，怜天下苍生自然生仁义救赎之心。圣人至善，其心体即无善无恶。“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因此，善恶全不在物，而在人因物循理之心，“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人悖理动气，则物欲勃兴，恶念滋萌，心之本体遂有障蔽。故“善念存时，即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王阳明辨善恶之机，以儒为宗，取法释道，独得无善无恶之道心佛性，以释道补儒而光大儒学的“内圣”之功，从而达至人格完满、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王阳明以“四句教”显明其为学宗旨，浓缩其心学思想，将内圣之学发展到了极致。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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