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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就医：国内排名前十综合医院和排名前三肿瘤专科医院一站式就医服务（专家门诊挂号预约到治疗陪护等），基因检测及解读等。日本美国就医：日本美国专家会诊/日本美国质子重离子治疗，抗癌药物治疗等。专家咨询会诊：资深肿瘤专家多学科MDT会诊，专家第二意见咨询。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白手起家，成为全世界最能挣钱的人之一。在他撰写的畅销书《原则》一书中，他总结了各种生活原则、投资原则和管理原则，被很多人奉为圭臬。
他在《原则》一书中也讲述了2013年诊断出癌症的相关经历。在信息极为不对称的情况下，他利用各项原则，做出了癌症相关的明智医疗决策，避免了误诊误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的决策过程有很多值得肿瘤患者/家属借鉴的地方。
1、专家固然有其专业性，但（肿瘤）专家也会犯错（即提供不规范诊疗），因此要敢于合理质疑。医生犯错时医患付出的代价极度不对等：患者可能死亡或伤残，但医生顶多就是一个医疗事故而已。
2、医疗领域误诊误治率在25%以上，肿瘤诊疗复杂，误诊误治率远高于25%。就达利欧本人而言，5位大牌医生为他提供了诊断，而前2位医生的诊断是完全错误的。
3、合理质疑的目的是为了做出合理的医疗决策，最大化患者利益。在复杂的肿瘤诊疗上，医疗决策能力的差异才从根本上导致了肿瘤患者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的差异，经济支付能力对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次重要的因素。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4、在复杂的癌症医疗决策上，即使是抗癌“新兵”，如果保持开放的头脑，有效的运用肿瘤多学科会诊和第二意见，也能极大的赋能患者/家属在癌症医疗上的决策能力，最大化获益。达利欧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
5、如何赋能决策：1）明确患者当前最关键的医疗问题，2）对关键医疗问题获得充分的诊疗信息，3）了解不同诊疗方案最终对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具体影响。4）解决分歧，达成一致，做出决策。做到这些后，所有人（包括抗癌“新兵”）都能很快的做出癌症诊疗的合理决策。
6、患者/家属可通过我们获得专业的第二意见和肿瘤多学科（MDT）会诊，来赋能决策能力，也可自行获得第二意见/多学科MDT。至于是选择我们的专业服务来赋能决策能力，还是决定自我赋能，主要取决于患者/家属对癌症诊疗决策的认识，对获取专业服务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为保持对达利欧这段经历的理解的一致性，我们选取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的《原则》，相关内容在章节3.4下，192-194页。
《原则》一书中达利欧对2013年被诊断为食管癌经历的描述
3.4 和可信的、愿意表达分歧的人一起审视你的观点
我既单独询问专家，也鼓励专家在我面前展现深思熟虑的意见分歧，而且我可以问问题。通过这么做，我既降低了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和专家有分歧，或者专家彼此之间有分歧时，效果最为明显。拥有这种能力的聪明的人是最好的老师，比站在黑板前例行公事授课的教授要好得多。我经常把由此获得的知识总结为原则并不断改进，以应用于未来出现的类似情况。
有时问题太过复杂，我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理解，这时我会让在这方面知识更丰富、可信度更高的人帮我做决策，但我仍然会旁听他们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发表不同意见。我发现大多数人不喜欢这么做，而是更喜欢自己做决定，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在这方面做出相应判断所需能力的时候。他们这是在向较低层次的自我屈服。
这种审视多个可信者的观点的做法，能对你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我知道在一件事情上，这种做法对我构成了生与死的差别。2013年6月，我去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年度体检，医生说我出现了一种癌症前期症状，称为巴雷特食管高度生长异常。组织生长异常是癌症的早期症状，演变成食管癌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每年的发病率约为
15%。食管癌是致命疾病，所以如果不治疗的话，很可能在3—5年里我就会患上癌症并死去。对待我这种情况的常规治疗方案是切除食管，但因为我的一些特殊病情，这种治疗方案不适合我。医生建议我先观望病情发展。
（备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是美国顶级的综合医院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开始为最终的死亡做准备 ，但也奋力求生。我喜欢：
a.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以尽量使其不那么糟糕。我感到很庆幸，因为这一病情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做安排，以确保我最关心的人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依然安好，并在仅剩的时间里与他们一起体味生活。我可能还有时间和我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孙子混熟，但我不敢保证有足够的时间。
但正如你所知，我不喜欢简单听从别人的意见，即使是专家的意见。相反，我喜欢和可信的人一起审视各种意见。于是我也让我的私人医生格莱泽安排我与另外 4 位研究这种病症的专家会面。
第一个见的是一家大型癌症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她说我的病情正在快速恶化，而和第一位医生的说法不同的是，她说有一种手术可以治愈我：切除我的食管和胃，然后将我的肠子接到我仅剩的一点食管上。她估计，我在手术台上死亡的概率是10%，导致终身残疾的概率是70%，但这样我继续活着的概率更大，所以她的建议显然值得认真考虑。很自然地，我希望她能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那位医生谈谈，他曾建议我观望。于是当着她的面，我给那位医生打电话，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彼此的观点。结果让我眼前一亮。尽管与我单独会见时，他们对我说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但当他们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们试图尽量缩小分歧，以给对方面子。他们重视的是职业礼貌，而不是各自畅所欲言，以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们的观点仍有明显的分歧，听他们通话也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
次日我见了第三位医生。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专家，在另一家声誉卓著的医院从事研究工作。他告诉我，只要我每三个月去医院做一次内窥镜检查，我的情况就基本上不会给我带来任何问题。他解释说，这就像皮肤里边的皮肤癌，只要持续观察，一出现新的组织生长就切除，不使病情转移到血液循环里，我就没事。他说，按这种方法来监控的病人和切除食管的病人，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简而言之就是不会因为患上癌症而死亡。他们的生活会保持正常，只是需要定期检查和诊断。
简单概括我在 48 小时里经历的一切 ：先是好像被判了死刑，然后出现了治疗的希望，实际上相当于把内脏掏出来，最后出现了一个简单的、只是稍微有些不方便的疗法，即观察有没有发生变异、在导致损害之前切除。最后这位医生说得对吗？
我和格莱泽医生又会见了两位世界级的专家，他们都表示，走这种检查程序就不会有任何事，于是我决定采取这种做法。在检查过程中，他们从我的食管上切下一些组织，送到实验室检测。几天后，恰好距我64 岁生日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得到了结果。结果太令人震惊了：检查完这些组织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高度生长异常。
专家也会犯错误。我的观点很简单：保持头脑极度开放，和聪明人一起审视问题，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假如我没有努力征求其他意见的话，我的生活就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想说的是，以开放心态与可信的人一起审视问题，你将大幅提升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
和所有疑似或确诊为癌症的患者一样，达利欧通过体检诊断出疑似食管癌时面临着如下挑战：
从上述挑战来看，可说是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了。但不同之处在于，达利欧将他在长期的投资管理中总结出来的决策原则合理的应用到医疗上，很快就成功的避免了误诊误治。而且他成功的避免误诊误治，并非因为花费了巨资，而是决策得当。
在复杂的肿瘤诊疗上，决策能力的差异才从根本上导致了肿瘤患者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的差异，经济能力其实还是次要的影响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的因素。乔布斯诊断为胰腺癌时就决策错误，一再拒绝规范化治疗，导致癌症从可治愈的早期发展到晚期肝转移，最终英年早逝。合理的运用决策原则，普罗大众都能做出理性的医疗决策，最大化患者和家庭获益。
回到达利欧被诊断为疑似为食管癌时的决策过程上来吧，看看他是如何赋能自己的决策能力，在不熟悉而复杂的肿瘤诊疗上合理决策，最终成功的避免了误诊误治的。
达利欧合理决策的基本假设：专家也会犯错误，因此要敢于合理质疑
达里欧认可专家的专业性，但认为专家（大牌肿瘤医生）也会犯错，因此要敢于合理质疑专家（肿瘤医生）的意见，这是他的基本假设和认知，这也是各行各业的基本事实。
现代医学是一门年轻的、不完美的科学，医疗领域的误诊误治率普遍至少在25%以上。医生犯错在所难免，不管医生的资历深或资历浅，主观动机和/或客观原因都可能导致医生犯错。当医生水平很高、且个性谦逊、真心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的时候，犯错概率会低一些而已。
医生犯错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为患者提供不规范的诊疗意见和/或治疗。而医生犯错提供的不规范诊疗，可能会让患者付出生命或终身残疾的代价，但对医生而言顶多也就是一个医疗事故而已，因此患者要敢于合理的质疑专家（肿瘤专家）的意见。
具体到达利欧的例子。如果达利欧被第二个医生（大型癌症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的专家光环所威慑所折服，盲信盲从这个胸外科医生的意见，毫不质疑的话，那么他就会接受外科手术。胸外科医生并没有对他夸大该手术的死亡率和伤残率情况（后面延展阅读部分会详述）：接受手术的话，达利欧在手术台上死亡的概率是10%，导致终身残疾的概率是70%（伤残是由于胃切除后消化功能丧失所致）。即使术后病理证实了他不是癌症，他能获得巨额赔偿（美国医疗官司的赔偿金额很高），经济赔偿对他这样的富豪也毫无意义，更无法挽回他的生命或逆转他的终身残疾。类似情况在中国，患者没有死亡的话，不少患者/家属术后可能还很感激医生呢—证明没患上癌症真好—根本不考虑患者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严重伤残，而且也无需花费手术费及其他费用。
癌症所有的治疗（外科手术、药物治疗、放疗和介入等）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逆的。对肿瘤患者而言，医生犯一个错误就极有可能会让患者送命或终身伤残。但对医生而言，犯个错误最多就是医疗事故而已，且大多数没法鉴定是医疗事故。即使患者死亡或严重伤残，且能被鉴定为医疗事故，我国赔偿金额也很低。
总之，无论动机/原因为何，肿瘤医生犯错时，医患双方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度不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癌症诊疗上，我们总是建议大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因，即鼓励患者/家属质疑医生（哪怕是大牌专家）给出诊疗意见的规范性，并且在确认其规范性之前不应开始接受任何治疗，尽可能预防不可逆的伤害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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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生的诊疗意见是规范的，患者合理质疑并通过第二意见等方式证实，只是让患者/家属对医生的诊疗意见更笃定、更信任该医生而已，患者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损失。当然患者/家属无需告知主治医生你们在寻求第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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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医生提供的诊疗意见是不规范的，合理质疑并通过第二意见等其他方式证实该诊疗意见确实不规范，患者能及时避免损失或止损，避免死亡/伤残/白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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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质疑后验证或推翻“医生可能犯错/提供了不规范诊疗”的成本并不高，至少对比盲信盲从可能付出生命/终身残疾的代价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对达利欧而言，他合理的质疑，认为专家也会犯错，并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避免了自己严重伤残（70%的概率）甚至是死亡（10%的概率）的可能。
我们说要敢于合理质疑，是鼓励患者/家属通过其他专业医生的意见来赋能自己，用专业来“对抗”专业，从而获得规范诊疗意见，并不是鼓励患者/家属和医生当面辩论诊疗方案或当面质疑医生。虽然连大牌肿瘤医生也会犯错，但医生的肿瘤知识和经验能碾压99%以上的患者/家属，患者/家属并不具备当面质疑医生专业知识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达利欧是如何利用专业人员来赋能自己从而合理决策的吧。
达利欧：保持头脑极度开放，找最聪明的人进行三角验证，来赋能决策
达里欧辨证的看待专家：专家会犯错，但专家仍然是专家。在自己不熟悉的复杂领域，要保持头脑极度开放，和聪明人一起审视问题，从多渠道多角度努力征求其他意见。通过分析对比，来赋能自己的决策才是关键。
2013年达利欧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年度体检中，医生诊断出癌前病变（巴雷特食管高度生长异常）后。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全美最顶级的综合医院之一，他依然对其他医生的意见持开放的态度，寻求多个医生的第二意见。。
除了《原则》这本书的相关描述外，达利欧今年在中国的某次访谈中的内容，可能能更多的揭示他在食管癌诊断上的决策：
通常来说，决策过程都是类似的，决策-评估-调整修正-前进……我认为，可以做三角校正，找三个最聪明的人来。
比方说，假设你生病了，你可以找到最聪明的三个医生，他们意见不同，但愿意协商找到最好的那个方案。如果三位医生都意见达成了一致，而你也觉得这想法行得通，那么你们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但是如果他们意见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一些潜在风险就浮出表面，可能需要做一些检查等来验证。而如果一天时间下来，大家的意见还是不统一，那么你可能心里就会有个数，哪位医生是最聪明的，而哪位不那么出色。所有的决策过程都可能会像这样。
其实他说的三角校正，放到肿瘤医疗领域就是肿瘤多学科会诊MDT—你不需要四处奔走咨询一大堆医生，咨询后还不知道如何整合不同医生意见上的分歧。你只需要当面和三个或更多不同领域最聪明的肿瘤医生（大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生或主任医生）进行多学科会诊MDT，绝大部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解关于肿瘤多学科MDT可阅读此前文章《》以及《》。
具体到达利欧的经历，他一共咨询了5位食管癌领域的专家，“最聪明的医生”，深谙用专业来“对抗”专业的精髓。结果他获得了3种截然不同的诊疗意见，我们看看这5位专家的三种意见都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利用三角校正的。
1、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给出的第一种意见：
体检医生诊断为癌前病变，认为必然会随时间推移致癌，且达利欧因病情特殊无法手术，因此医生认为只能观望（其实就是等死的含蓄说法）。这种诊疗意见在逻辑上没毛病，信息很充分，但基本事实和证据错误，因为从最终的检查结果来看，达利欧食管部位并没有组织的异常生长。
2、大型癌症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给出的第二种意见：
胸外科医生诊断为食管癌，且正在恶化，但可以手术治愈。虽然手术有10%的死亡风险和70%终身残疾的概率，但活下来的概率更大，因此胸外科医生建议达利欧手术—所以啊，很多外科医生总是倾向于手术切除再说，别管患者真实诊断如何，适不适合手术，中国美国都一样啊。这种诊疗意见在逻辑上同样没毛病，信息很充分，但基本事实和证据也是错误的，导致手术的意见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从最终的检查结果来看，达利欧食管部位连组织异常生长都没有，更谈不上食管癌了。
3、在另一家声誉卓著的医院从事研究工作的世界知名专家给出的第三种意见：
只要达利欧每三个月去医院做一次内窥镜检查，定期检查和诊断即可。患者既不会因为患上癌症而死亡，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另外两位世界级的专家也都同意第三位专家的意见。后面三位专家的意见一致，符合达利欧说的“如果三位医生都意见达成了一致，而你也觉得这想法行得通，那么你们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取得活组织后的病理检测结果也确实证明，达利欧的食管根本就没有任何高度生长异常，既不是食管癌癌前病变，更不是食管癌。这使得给出第一位医生和第二位医生的诊疗意见完全站不住脚，虽然这些意见当时听起来都是有理有据的。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明确诊断的重要性，尤其是病理和影像诊断，在明确诊断之前不建议开始任何抗肿瘤治疗。诊断稀里糊涂的时候，医生什么样的诊疗意见听起来都有理有据，治疗当然就更加稀里糊涂了。
在达利欧获得第二意见的过程中，除了他采取的策略值得借鉴之外，具体操作上也是可圈可点的，白手起家的大佬就是利害，不服不行。
1、虽然有私人医生，但对自己性命攸关的决策，绝不假手于人。当然这和美国的法律也有关系，美国法律规定医生必须直接和患者本人沟通诊疗结果和意见。而在中国，很多肿瘤患者的诊疗决策是由家属做出的，痛不在己身的时候，家属是无法真正从患者角度考虑问题进行决策的。我们一直主张由患者决策，家属做好协助的工作即可。而且患癌症并不影响患者的活动能力和决策能力（除了手术期间和终末期除外）。
达利欧认为“有时问题太过复杂，我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理解，这时我会让在这方面知识更丰富、可信度更高的人帮我做决策，但我仍然会旁听他们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发表不同意见”。
在达利欧和胸外科医生的沟通中，他同样也采用了三角校正的方法。
尽管达利欧觉得胸外科医生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但是他希望她能和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那位医生谈谈，于是他当着胸外科医生的面，给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打电话，以了解他们如何看待彼此的观点。有点像我们中文中说的三对六面一样，其实也是三角校正的一种形式，“决策-评估-调整修正-前进”。
而这个电话沟通中，达利欧认为”结果让我眼前一亮。尽管与我单独会见时，他们对我说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但当他们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们试图尽量缩小分歧，以给对方面子。他们重视的是职业礼貌，而不是各自畅所欲言，以寻求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们的观点仍有明显的分歧，听他们通话也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
如果他的私人医生非常了解肿瘤诊疗，为他组织一个外科医生、病理医生和影像科医生等的多学科MDT会诊的话，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了解更多关于多学科会诊的信息，可阅读此前文章此前文章《》以及《》。
2、尽管达利欧也害怕癌症的死亡威胁，但是绝不轻易接受诱惑，成功的抵制了胸外科医生癌症三连的经典套路。
癌症三连的经典套路如下，其中食管癌/癌症可以换成任何其他疾病：
1、“你患上了xx癌”。达利欧的例子里，虽然他没有明确描述胸外科医生这方面意见，但胸外科医生肯定他患了食管癌，否则建议手术的基本逻辑是不成立的。
2、“你的病情很重或你癌症晚期了，只有三个月了”类似话语。达利欧的例子里，胸外科医生“说我的病情正在快速恶化”。
3、“可能别人没办法，但我有办法治愈/治疗你，只要……（你花钱接受我的治疗/购买我的独家配制药方等等说法不一而足）”。达利欧的例子里，胸外科医生“和第一位医生的说法不同的是，她说有一种手术可以治愈我：切除我的食管和胃，然后将我的肠子接到我仅剩的一点食管上。她估计，我在手术台上死亡的概率是10%，导致终身残疾的概率是70%，但这样我继续活着的概率更大”。
这个胸外科医生的典型”癌症三连“套路，和我国一些急于给患者提供不规范治疗或谋财害命的西医/中医/各色骗子真是如出一辙啊。这癌症三连的经典套路，到哪里都是同一个配方，同一个味道！所以啊，不要盲目迷信美国的医疗，觉得一定比中国强，也不要蜜汁相信美国医生一定比中国医生更加天使。
一般来讲，在经典的癌症三连之下，大多数心志不坚或相关阅历不够或极度渴求救命稻草的患者/家属，几分钟内就在人间、地狱、天堂往返游历。当事人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很快就溃不成军，马上住院接受手术、买药……掏钱那个爽快啊！
3、另外一点是大家读的时候没感觉，但是如果回想到自己的就医经历，可能会疑惑的一点。那就是和前3个医生的沟通（《原则》一书没有详细描述最后2个医生的门诊经过），虽然不是每个医生的意见都是对的，但每个医生提供的信息都很详细明确，具体到这个诊疗意见到底对他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有什么具体影响。例如10%的死亡风险，70%的终身残疾等数据。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这些信息呢?
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
1）达利欧和每个医生都有充分的沟通。日本美国医生和患者的初次门诊一般在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有充分的沟通时间。
2）达利欧在咨询医生的时候，问的应该都是对的问题。这贯彻了他另外一条原则，即“不仅重视决策的直接后果，更要关心后续和再后续的结果”。他不仅关心诊断和治疗方式（直接后果），更关注这对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到底如何（更要关心后续和再后续的结果）。外科手术、放疗、药物治疗也好，都只是提升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方式和手段而已，患者/家属最应该关心的不是这些手段本身，而是这些手段导致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结果，哪种手段是规范的，最适合患者。
3）达利欧的情况相对简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不复杂。他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的诊断到底是什么，癌前病变，食管癌，还是其他？不同诊断决定了后续的处理方式以及他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但是对于一些情况较为复杂的肿瘤患者，光靠患者/家属，是很难清晰定义患者当前的关键问题；更不知道如何在门诊中针对关键问题咨询医生。而且即使是同一个肿瘤患者，关键问题是随着诊疗以及疾病的推移发生变化的。
在复杂的肿瘤领域，患者/家属如何赋能自己的决策呢？
看到这里，很多患者/家属可能会说，我们没有私人医生，专家门诊顶多也就是5-10分钟的沟通时间，我们也不了解当前诊疗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在有限的时间内也不知道如何问专家正确的问题，更没有达利欧这种大佬的胆量（在胸外科医生门诊时给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医生打电话沟通），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硬广时刻到了。如果想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赋能肿瘤决策能力，可通过我们获得单个专家的第二意见，或获得患者/家属和多个肿瘤专家面对面的多学科门诊MDT。至于是通过我们这种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获取第二意见，或面对面和多个专家的多学科会诊；还是患者自行获得，这取决于患者/家属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关于经我们协调后获得的专家第二意见，以及我们组织的患者/家属和多个专家当面的多学科会诊MDT（沟通时间30-60分钟），患者/家属一般是两种态度：
第一种是使用过我们这些服务的患者/家属，都觉得这几千、或两三万花的太值了。不少人后续还会用我们的服务，或推荐其他病友接受我们的服务。比如肺结节患者，通过我们咨询权威胸外科医生的第二意见后选择随访，几个月后肺结节消失，避免了不必要的外科手术，而一开始家属和不少胸外科医生都是主张手术的。例如IIIB期肺癌患者，合并严重的、可能致命的间质性肺炎，但肿瘤内科化疗医生根本不提及肺炎的事情，只管化疗，通过我们的多学科会诊MDT后，会诊医生明确告知患者家属，对于该患者肺炎是比肺癌更紧急更致命的问题，患者得以及时的到呼吸科就诊治疗肺炎。这方面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总之使用了我们服务的，都觉得超值，毕竟生命和生存质量是无价的。
第二种是患者/家属询价后没有任何推进，基本上没有人和我们砍价。最可能的猜测就是，这些人觉得这个价格实在不值。于是都懒得和我们砍价，暗地里估计在寻思：咨询一个专家就几千、几个医生就两三万，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啊！
那就看看，我们的服务相比于患者/家属自己四处求医问诊，我们的价格是否合理吧。
从价值 vs 价格角度来看：
通过我们获得第二意见/肿瘤多学科MDT的患者，不乏像达利欧一样避免了死亡/伤残的风险的患者，生命或避免伤残到底值多少钱就见仁见智了。毕竟每个人消费观和价值观不同。但是，光说费用的话，我们的服务其实总体上能为患者/家庭省钱的，省多少就看情况了。
从门诊价格 vs 我们服务价格来看：
根据我们的文章调性来看，我们绝大部分读者应该都是很理性、受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很多人倒不是不愿意给家人/自己花钱买我们的服务，但是理性可能会促使大家这样算账：一个专家门诊费才多少钱？怎么你们组织我们和几个专家半小时到1小时的多学科会诊MDT就值两三万呢？这是多少倍的价格差距啊，不是抢钱是什么？
言之有理，我们具体算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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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次专家门诊40元，门诊时有效沟通时间5分钟，相当于1分钟门诊8块钱。那么医生1小时门诊顶多值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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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次特需门诊180元，门诊时有效沟通时间5分钟，相当于1分钟门诊36块钱。那么医生1小时门诊顶多2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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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是三个医生1个小时多学科会诊的话，价值也就在480*3=1440元和0元之间。
这个算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存在着根本性假设错误，即患者认为他/她可以进行30-60分钟的门诊包场，且可以同时包场几个专家30-60分钟的时间集体为他/她会诊。
很遗憾，对于大型公立医院而言，这种性质的门诊包场是极少数人有的特权，99%的人都没这个特权，即使有很多钱没有可靠的渠道也是不行的。您可以承包鱼塘，包场餐厅，包场电影院……但真没办法包场大型公立医院专家30-60分钟的门诊时间。
量变导致质变。30-60分钟的时间维度使得整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因此不能对标门诊每分钟多少钱来算账。要是不信，您可以下次门诊尝试一下，掏出3000或5000元给医生说“医生，我想承包您30分钟门诊时间”。画面太美，不敢想。
当然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您能承包肿瘤专家30-60分钟的门诊时间，也不一定能高效利用啊。顶多10分钟就和医生大眼瞪小眼，开始找话题尬聊了。
通常的门诊过程是：好不容易挂个专家号，约在1-2周之后，当天路上交通1小时以上，门诊室等待1-2小时，等到门诊时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和医生沟通，出了门诊还是一堆问题。而我们的多学科会诊MDT：几个医生为您专程赶到我们办公室，给您集体会诊/包场30-60分钟，还有专业机构协助您进行整理病史，问答解惑等一条龙服务。您说说这两种的价格该怎么对标法呢？做到这些，我们的各项运营成本也是不低的。
患者/家属选择自己赋能的话，核心就是如下几点，但对患者/家属而言都不容易。我们以肺癌患者为例。
1、明确患者当前最关键的医疗问题是什么，这会随着患者病情和诊疗发展不断变化和不断推进的：是明确诊断病理和分期？还是已经确诊了寻求整体治疗方案？如果明确了是晚期肺癌骨转移，但已经被外科医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了外科手术，那么目前重点是药物治疗方案还是骨转移的治疗？如果医生认为药物治疗方案没什么大问题，确定骨转移治疗方案（手术vs放疗vs核素等）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2、对关键医疗问题获得充分的诊疗信息：医生认为确定骨转移治疗方案的关键问题是—要不要对骨转移部位进行穿刺，通过病理确认。为什么这是关键？穿刺和不穿刺都意味着什么？如果选择穿刺，穿刺结果阴性和结果阳性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外科医生和放化疗医生在是否需要穿刺上的意见不一致？……这一系列问题和信息都是患者/家属在决策时详细了解的。
3、了解不同诊疗方案最终对患者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具体影响：椎体骨转移实施手术的利弊以及对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是怎样的？椎体骨转移实施放疗利弊以及对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是怎样的？结合患者刚接受过激进的胸外科手术，短期内再次对椎体转移部位实施大型的椎体切除和重建手术，对患者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等待，不接受任何治疗，椎体骨转移的影响又是如何的？……
4、解决分歧，达成一致，做出决策：了解上述这些信息后，很多看起来非常专业的肿瘤知识对患者家属而言，就是常识了。此时即使是抗癌“新兵”，也能利用常识进行合理决策了。
但是上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问题，对肿瘤患者/家属而言，都是不容易及时、准确、高效的get到的。
1、关于巴雷特食管组织生长异常的相关知识：
食管是从口腔到胃的食物管道。食管的内层被称为粘膜。它被称为鳞状上皮（鳞状细胞上皮）时，最上面一层是由鳞状细胞组成的。鳞状细胞是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与鱼鳞相似的扁平细胞。食管内膜大部分为鳞状上皮。
杯状细胞通常形成肠的内膜，而不是食管的内膜。当杯状细胞被发现出现在一个它们原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例如食管粘膜，这种现象被称为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可以出现在任何发现鳞状上皮的地方。当肠上皮化生取代食管的鳞状上皮时，这种现象被称为巴雷特食管。
巴雷特食管是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严重并发症，GERD即反流性食管炎。巴雷特食管是在胃酸反流等因素刺激下，覆盖食管的粘膜上皮从鳞状上皮肠化生，变成了杯状细胞组成的上皮。约有10%的患有慢性反流性食管炎GRED的人会患上巴雷特食管。
虽然患有巴雷特食管的人患食管癌的风险比平均人群风险要高，但患上食管癌这种疾病仍然是比较罕见的。只有不到1%的患有巴雷特食管的人会患上食管癌。
通常来讲，没有和巴雷特食管相关的特殊症状，因此只能通过胃镜和活检来确诊巴雷特食管。
检测对应食管处的活组织样本也能检查到癌前病变或癌症的存在。如果活检证实巴雷特食管的存在，医生可能会建议通过内镜进行随访，并通过活检取得更多的组织，以发现癌症的早期迹象。
第一个医生的诊断可能是通过影像学（食管钡餐）来诊断的，影像学并不是确诊良恶性疾病的金标准。关于更多信息可阅读食管癌的病理。
2、如何理解胸外科医生说的10%的死亡可能性以及70%的终身残疾的概率？这和癌症的基本切除原则和切除范围有很大关系，医生并没有夸大这个数据，也没必要夸大。
胸外科医生对达利欧沟通的应该是下段食管癌的手术。切这么多组织和器官是因为要遵循肿瘤外科整块切除的原则En bloc resection，整块切除肿瘤和（潜在的淋巴引流区域的）淋巴结转移灶。
淋巴结清扫是根治性手术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肿瘤外科手术的重要手段。淋巴结清除在肿瘤诊治中的作用有二：一是清除远处转移的淋巴结，避免转移淋巴结残留而提高疗效。二是根据淋巴结病理检查，便于临床及病理分期决定日后是否需进一步放疗或化疗。
紫色部分是需要切除的范围，切除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肿瘤
食管癌扩大切除手术：标准经胸腔食管切除术局部复发率较高和总生存率较低，有学者倡导进行更为广泛的食管切除和淋巴结清扫以改善食管癌的治疗效果。食管癌扩大切除主要从两方面考虑：其一是完整切除食管病灶及临近周围组织；其二是进行系统性淋巴结清扫（纵膈、腹部两野清扫或颈部、纵膈、腹部三野清扫）。为了更好的清除淋巴结和进行消化道的重建，要切除一部分胃壁或切除一段肠子来代替食管。
手术切除范围扩大，更彻底的清除了原发肿瘤和可能的淋巴结转移，的确使肿瘤的局部控制率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很有限，同时由于切除了大量的正常结构和组织，使手术的并发症也随之增加，而病人的生命质量由于大手术带来的创伤而变差。
患者在术中会有各种风险，最重要的就是死亡的风险。广泛的切除术后，因为胃的消化功能基本消失，食量很小，吃一点点就饱胀，很容易出现反流、呕吐、腹泻等症状……生活质量非常低。这就是为什么胸外科医生会说患者在手术台上死亡的概率是10%，导致终身残疾的概率是70%。
当然也不排除《原则》作者描述的手术相关记忆有夸大的可能，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大致情况确实是如此的：确实有死亡的风险，以及较高的终身残疾的概率。
之，肿瘤需要手术切除的范围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大，术前最好找医生问清楚：到底切除范围有多大，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如何，以及术后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怎样的；如果不手术接受其他治疗方式的话，并发症和生活质量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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