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标和他的心内科团队引子“我这辈子没有愧对一个病人，惟一愧对的是我的家人”。这个既无愧又有愧的男人叫徐标，是个医生，准确地说是个擅长介入手术治“心”的医生。他现任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科主任。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南京鼓楼医院外宣办刘宁春女士说，徐标亲自上台的心脏介入手术已有8000多例，救了如此之多的性命真不知该是几级佛陀了！

　　但是徐标的助手宋杰大夫最了解自己的主任，他认为，“无论手术的数量或质量都不足以让自己的主任有满足之想，手术在主任的心里不过是本职，应该的。”

　　44岁的徐标已经行医25年。2003年8月，他和他的南京市鼓楼医院心脏科承担了江苏省“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课题。这恐怕是心血管病人都不会去关心的事情。但是，恰恰就是这个项目改变着病人，也改变着徐标。

　　“建立临床规范化诊治标准是一个国际趋势。目前国内医院里最缺的，或者说临床表现最差的就是缺乏治疗标准。”徐标课题组的王涟大夫说。

　　或许正是由于临床治疗随意性的无处不在，才生发出国内医院里种种说不清、扯不断的潜规则。

　　“规范化”势必触犯“潜规则”。徐标课题组做的工作就有那么一点针对自己人的挑衅。这项课题的任务是摸索出最佳的诊疗路径，实现经济可靠的疗效，目的是制定规范的操作守则和治疗标准。

　　如果按南京鼓楼医院一年接诊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200例计算，“规范化”之前死亡率在20-30%左右，“规范化”之后死亡率可以降到4%以下。这里失败比率大约是40-60比8。一组非常悬殊的数字。如果把这个比率推而广之，放在全国的层面，从高层医院到基层医院；从城市到农村，当有数以万计的急性心血管病人重新获得生还的可能。

　　这是徐标最盼望的，也是最值得他这么去做的。

　　江苏省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幸经历了徐标的全程规范化治疗，愈后他说“这是一支精锐的队伍，危急时刻没有哪一个人不是往前冲”。

　　一位专程到南京鼓楼医院接受体检的香港著名企业家看着徐标和他的年轻医生们，突然说出了半个世纪前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我再一次看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今年三月，江苏省知名度最高的《新华日报》曾以“用我们的健康去挽救病人的生命”为标题，报道了徐标课题组的医生们在强辐射下出现的身体毁损。这篇文章提示人们，关注一下徐标和他的医生们，在这项课题背后隐含着巨大的牺牲。

　　课题组王涟大夫的体会是：“真是很辛苦”。

　　徐标的感受：“只要我做主任，规范化这道防线一直会把住，再难也要挺下去，我不是已经挺到现在了吗？”

　　背负肩上扛着重负大步地跋涉，这是一部分人的人生经历写生。徐标就是这样。

　　徐标出生在泰州。19岁那年他从扬州医学院毕业，然后分配在姜堰市人民医院心脏内科做医生。一时间他和父母亲成了同一门下的同事，父亲干脆就是他的科室主任。

　　“从小就想做医生”。徐标说他们一家都与“医”相关。而且家里红旗飘飘，六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他和爱人都是共产党员。

　　在徐标孩童的一片天下，每年属于他的各种“第一”就像秋天必然飘落的树叶，平常极了，铺满了脚下，一直到大学他都是全校学分排名第一。在“第一”的包围之中终于有一天他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到“第一”的没用：“哎呀，那么多心肌梗死的病人，除了挂挂水（静脉注射），吃吃药，再没有其它办法了。死了的病人真不少，大概在三分之一以上。”

　　“那时我父亲有很多专业书，印象最深的是一套《主任军医进修教材》，上下两本，两寸厚。自从我捧起这套书之后，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比如书上说，放一个漂浮导管到肺动脉里面去，哦，就能测出病人心功能的情况……哎呀，真了不得，而我们还在用听诊器……”他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我要出去读书。”

　　从这时起徐标真正长大了，他学会了背负。1986年，他考取东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心脏病专家陈达光教授。这是他第一次爬上了家乡的山顶，看到了山外有山。

　　1989年，徐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心脏内科。毕业当年他就开始接触冠脉溶栓的治疗方法；1990年他做了经皮冠脉球囊扩张（PTCA）手术；1996年他开始做冠脉内支架植入……这些手术都曾经在江苏省被称为“首例”，这时候铺在他脚下的又是一片“第一”。

　　之后的七八年时间是一个相对平缓期。96年徐标做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的心脏内科副主任，这一年他34岁。也许30已去40将至是男人的“危机期”，徐标说，“动力总是从对自己的不满开始”。

　　具体地说这种不满是从PTCA手术开始。“我们临床上正式开展‘PTCA’技术是93年，当时很了不得了。但是没多久我发现，手术过的病人有相当一些又返回来了。这些病人血管的‘再狭窄’率在40%到50%，甚至还有些医院的统计数字报到60%。”显然，存在问题。

　　其实问题只属于能够看见它们的人。徐标是这样的人。“又比如96年以后我们逐渐开展了冠脉内支架植入技术，但是我无意间在书上看到，国外的冠脉介入治疗已经采用旋切、旋磨一类的方法。哎呀，我们呢……”

　　“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明显地滞后。我们还在做器官、组织的研究，人家已经进入分子研究、蛋白质研究、基因研究了……”日常中能看见问题的人本来就不多，看见问题能产生强烈不安的人就更少。类似的不安、不满让徐标无处逃避。他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羞辱搞得他心神不宁。

　　终于，以他当时的评判能力再带些偏激的想法，他认定自己的知识是落伍和粗陋的，而且这样的水平难于应对学科发展，更有愧于广大的病人。“我必须到国外去学习。”

　　徐标选择了英国。“我的英国导师叫ProfessorRitter和ProfessorFerro。出国之前我们先是通过信件交往，我寄上自己发表的两篇论文，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博士后的机会。导师的第一封回信说‘我要你’”。那是1996年。

　　于是徐标获得到英国King’sCollege读博士后的批准。King大学是全球著名的心血管病治疗与研究中心。“我工作的大学先后出了六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这次徐标把自己放到了培养科学巨人的圈子里。

　　学习期满了，Ritter教授的态度很明确：“你不能走”。

　　徐标理解“他们实在不希望我走。我和导师说，我们不妨合作申请科研项目，以后每年我留点时间到英国来，你们也留点时间到我们中国去。”导师认同了徐标的建议。

　　经过努力，徐标和导师如愿地申请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金”，项目费相当于人民币84万元，数目不大，但是英国每年给亚洲地区的资助项目只有一个。这时是1997年年底。此后到2001年6月间，徐标因为合作项目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国和英国之间。

　　2001年的6月，徐标再度申请到出国进修临床专业的机会，依然是赴英国，这次是在南伦敦心脏中心做访问学者。

　　徐标说，“这家医院有七个导管室，七台机器，什么概念？一天的冠脉介入手术额定量是84台。去除一台机器做起搏器，其余的六台平均每天要做满14台手术。病人是纷纷从其他大医院送过来的。准备接受手术的病人资料事先被传输到这里，然后由专门的秘书安排。”这次学习对徐标的职业定位是触动性的，注定要改变他些什么，至少他的专业取向不再单一。

　　回国后，徐标果真是180度转弯，了断了二十年的国有身份，下海了。他选择了南通市一家据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医院“瑞慈医院”，他放下大夫不当，要学着做医院管理者。之后他便有了一年半的副院长经历。

　　时间到了2003年初，徐标又是一个180度的掉头，重新回归国有。他此次选择的单位是南京市鼓楼医院。按照他的说法“看中的是这家百年医院的品牌和名气。”事到如今，他庆幸“不到鼓楼医院不知道它的平台有多大”。

　　当时鼓楼医院的丁义涛院长说了这么一段话：“徐标在私立医院，人家是给了别墅、轿车的，我们没有承诺给他个人任何特殊的经济待遇，我们能给的是让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这位睿智的管理者凭借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人才策略，最终没有让徐标落空。不客气地说，省重点攻关项目“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课题能落到徐标囊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站在鼓楼医院的舞台上。

　　“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团队的发展。我感到这么多年过来自己肩上从来没有轻过。”当然徐标清楚，往后的担子只有越来越重。鼓楼医院马上要扩建，到时候心脏科将是一个很大的心脏中心，病床按照设计规模将是150张，还有研究所、研究中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专业队伍……

　　徐标初到英国时搞过不少“出格”的事。他迷上了实验，全然没把当地早九点、晚五点上下班的规定认真对待过，一任自己的习惯行事。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超时工作也好，什么时间工作也好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可是同科室的“老外”们很受不了，无法解释这个中国的医生为什么偏偏挑在夜间工作，而且不能容忍他居然没有一点时间概念。

　　就为这事还不断闹出小误会。徐标说，“刚到那会，我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离开实验室，一般要忙到晚上十点多钟，结果几天之后，实验室大楼的管理人员终于讲话了：哟，为什么有一个办公室总是忘记关灯呢？这次误会之后，大家都说我有点‘silly’（呆）。”

　　他还说到，国外实验室周六、周日工作是要提交申请的，获得批准后才能使用。他初来乍到的哪儿懂这些，自己一钻到课题里面，干脆连周末也泡在实验室里。结果这一次的“违规”动静大了，一位很严肃的保安人员诧异地看着他说，你的机器怎么还在运转？你不知道今天是休息吗？谁批准你工作的？

　　几次下来，英国的同行们很友好地叫徐标“Crazy”，意思是你已经疯狂了。导师Ferro用手指顶着他的脑袋说：你怎么不知道休息？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强壮？徐标心想，这点工作算什么呢，不过在机器旁等等数据而已。

　　徐标印象最深的是实验室的一位动物解剖员，他说“刚到那会儿，我没有动物解剖执照。英国一年只有一次执照考试机会。没办法，我的解剖必须请由一位技术员代为完成。我一般八点钟就到了实验室，但是那位技术员一定是踩着上班的九点钟才到。到了以后他还要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休息一会，聊聊天。大概要到十点多钟了，他才慢慢腾腾挪动着吃力的身体去取组织，然后又慢慢腾腾地摇过来……别说了，我坐在一旁等得急死了。终于有一天，他一脸奇怪地看着我：标，你把你的课题完成了就能拿到你的那份工资了，你干吗老是那么急，那么Crazy呢？我说，我除了这个课题下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呢。他不慌不忙地说，那我们不是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吗？”

　　后来，徐标考取了解剖动物的证书，他可以自己处置动物了，再不必为别人的按部就班来承受痛苦的“折磨”。如果说过去一天最多只能做一例实验，那么现在他每天早早地动手解剖，一天下来可以完成两例，速度成倍地加快了。

　　在英国期间“呆”也好，“疯狂”也好，徐标自认为如鱼得水，收获特别大。

　　这一期间，徐标改良了传统的蛋白质纯化方法，他的改良使人们提取所需的蛋白质时，开始变得方便、准确了。这是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之后大家送给了他一个新的称号“蛋白质纯化king（王）”。导师Ritter教授破例地承认：“我自信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你，标，除了大脑聪明，还有一双灵巧的手。”

　　此间，徐标重点进行的是“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研究。研究论文1998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生理学年会上交流，同时还在《FASEBJ》生物医学期刊上刊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影响因子九个点。他的另一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的《循环研究》杂志上。

　　徐标学业完成以后，获得了这所大学最高荣誉。那是一幅医院600年前的写真画。画的背后有从校长到科主任到导师所有人的签字，签字都是即时亲笔书写。“我是获得此殊荣的惟一华人，也是惟一的亚洲人。”徐标说。

　　其实，徐标的“疯狂”不是到了英国才有。

　　在姜堰市人民医院的那会儿，徐标说“我父亲三橱柜的书都让我看完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外一些新版的专业书只有在大城市才零星可以买到。“为了买书我都是往南京跑。那段时间一到休息日我就坐上长途汽车奔南京去。那会儿的外文书店在新街口，在书店泡一天，看一天书，然后买书。我每个月50多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三分之一买书了。”

　　读研究生期间，徐标的第一篇论文“高血压中枢神经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发表在了《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上。《中国药理学报》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份英文版医学杂志之一。

　　若干年后，徐标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用了这样的表述，“东南大学三年，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或者说我做学问的态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导师陈达光教授教会了他严谨和认真。徐标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跑来了，他悄悄站在你背后看着你做研究。老师这样事必躬亲的态度让他非常感激。现在他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悄悄跑到学生背后，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们做。比如做蛋白质杂交的时候，他要看荧光屏下杂交带的处理过程。他不希望仅仅听到“表达增加了，表达降低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表述。他说“我的老师当初就是这样，他不看论文，就看数据，而且他要直接的数据，不要那些摘自哪哪儿的数据。”徐标今生今世改不了了，“做研究不可以带一点虚浮。”

　　他说，科研是这样，临床也是一样。“我是从基层医院摸爬滚打起来的。在基层我曾经做了3000多个腰穿。有一年我们那里流行乙型脑炎，病人要抽脑脊液，一天的腰穿要做几十个……”他说自己什么病都看过，什么抢救都经历过，什么手术都做过，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医生的底子就像金字塔那样，底座要厚重坚实”。

　　“医学就是科学，是为病人服务的，你不经过千锤百炼，你不严谨认真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一点疏忽都可能造成病人终生的损害。”这其实就是徐标从教学到科研到临床一贯遵循的法则。

　　坚守“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项目的道德基准是严肃、真实，没有这个基本底线的人是不能担当制定标准的事情的。徐标不喜欢那种浮在半空中、自认为“顶天立地”的人，他认为这种人也不会喜欢做这样的项目。

　　徐标虽说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时间不短，但是说话行事还是带着从红色家门走出来的味道。踏实，不怕苦，有韧性。“是父亲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徐标说，老人家做了几十年科室主任，几十个年三十晚上他没在家过过。直到新主任接任了，那个除夕晚上我想这回老爸可以在家了，谁知他老还是照样守在病房里。这下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他您这样做岂不是对新主任不放心吗？你猜老人当时支支吾吾半天说什么？“习惯了”……父亲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

　　“我是做介入的，我很清楚我们的临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在冠心病治疗方面，哪些情况应该放支架？哪些应该做搭桥？哪些应该做介入？哪些病人既可以做搭桥也可以做介入？哪些病人不需要手术应该用药物治疗？介入治疗的病人又怎么降低手术的并发症……”徐标把这些标准的介定归结于《指南》。

　　目前社会层面更多的人只知道把注意力放在降低药价或是控制医生的收入上，徐标说“很少，真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学术研究和临床操作上，随心所欲、不按科学态度行事所造成的价格不实该有多严重”。在治病的问题上价格只是表象，缺失科学性才是真正的症结。

　　因此，徐标课题组的同事们对于自己从事的课题有着特别的解释：“可能病人不适应介入治疗却依然给他做了，也可能某种药物对他并不具有明确的疗效，但也给他用了……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医学中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规范’就是要规范这些不当的治疗措施。”

　　“国外为什么出台那么多医疗指南？美国心脏科已经有上百个指南了。而国内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南，有的只能算是专家共识。因为我们国家尚没有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据。”

　　宋杰大夫说，“放一个支架和放两个支架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急性心梗的治疗中，只处理那根‘犯罪’血管，就是引发这次心梗的那根血管。我们不会说顺便再多放一个、两个。要知道就是这个‘顺便’，病人死亡率增加了……”

　　“我们不是为做血管而做血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病人救活下来，而且保全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

　　徐标不避讳：“我们会诊的一些其他医院的病人中，真是有不该放支架的，结果放了。过去有，现在也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很着急呢。”

　　显然，“规范”的研究就是在制定治疗的标准，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治疗，什么是错误的治疗。哪些行为是“正确”，哪些行为是“错误”。而所有的细节差异都需要反复地做，反复地比较，一点点的摸索积累。

　　在徐标的“规范”或者说“指南”中，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急性心梗24小时开放手术制度。这并不是南京鼓楼医院的独创，国内一些大医院也在做这方面工作，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却并不多。即便如此徐标坚持认为这是心脏急救措施中不能缺少的项目。

　　“我们24小时电话恭候，总有一组人员随时待命。徐主任要求我们在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必须到达手术室。实际情况是，病人无论何时转到导管室，机器已经开好等在那儿了。我们曾经创造过这样的记录，病人从急诊转到我们导管室，再到血管介入做完，总共29分钟。”宋杰说急性心梗的抢救就是以速度取胜。

　　按照徐标的要求，你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赶不到科室的话，下次你就没有机会了。即使是半夜三更也必须如此。没有余地，绝不通融。

　　实在疲惫的时候，宋杰也常与徐标开玩笑：“看你徐主任这道防线还能坚守到什么时候？”徐标很清楚同伴这时候最需要什么，他不能给他们留下一点缝隙：“只要我在，这道防线再难也要坚守住。”

　　在徐标的科里一旦谁在某个不该放支架的地方放了支架，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讲话，“错了，这个地方不该放”。

　　任何人想瞒天过海，想偷偷乱放一根支架都几乎没有机会。他们的每一例手术的录像都在那儿摆着，随时随地有人会想起来看看某一次的手术过程究竟怎样。这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很自信：“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手术的光盘，都可以拿出去任别人找毛病。”

　　在徐标的观念里从来就认定“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科的风气主要是看带头人。他说“我们的老主任施广飞教授，知识渊博，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起搏器适应症历来把得很严，几乎是搬着《指南》做，一条一条的，比如规定房颤“R-R的间期”超过3秒以上才能放起搏器，那么你是2秒8他不会给你放的，就是2秒9也不行。适应症是用数字说话的，是经过印证的。”徐标的理解，“假如你主任可以闭着眼睛乱放，下面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乱放啦？”他把这个看作心脏科的老传统。徐标是这个科室的第四任主任。

　　最值得徐标骄傲的是，他们科里二十多个医生没有哪个违反“规范”的。可以推想，像他们这样的病人量，稍微放松一点，一年下来放几千个支架或者做上千个介入是一件很随便的事。但是他们没有。

　　“按照规范做，慢慢的老百姓对心脏病治疗会有一定认识的，对医生的理解和信任也会增强的。我们的治疗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已经是条例化了。我们选择的治疗路径是对病人有利的。而且病人可以按照规范检验我们的治疗。这样，对双方都是保护。”年轻的王涟大夫认为：“规范化”已经让医生和患者都看到了和谐的曙光。

　　付出“24小时开放心脏手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它需要有足够的人，而且是有独立手术资格的人不间断地排班待命。相比较，包括银行在内的24小时服务一般都是由机器完成的。所以在心脏医生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要把“24小时”规范到指南中，那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

　　24小时开放手术，对于徐标科室的大夫们是残酷的。因为那是正常工时之外的强制付出。“我们哪有时间休息？有时一个晚上来两个三个急诊病人，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白天上了一天班，一夜不能合眼，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这种程序是排好了的。”徐标说他有时抢救病人，连着三天不回家，72小时在医院。当然，不光他自己，大家都一样。“比如我们的宋杰主任，前一天晚上做的急诊，病人12点多钟来的，我看的手术记录，1点59分。我们手术记录规定必须当时写，不能隔夜。写完手术记录已经两点多了。然后他再回家，等到他睡下该几点了？第二天8点钟照样赶来上班。我们的大夫就是这样。”

　　宋杰说，“有时候半夜回家，出租司机问在什么路，答一句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猛然听到司机扯着嗓子喊，在什么地方？刚说完什么地方又睡着了……人怎么就能困成这个样子？”

　　徐标说自己开始那段时间特别累，前100例夜班手术都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后来，徐标培养了两个小组，分担着来，便是现在这样的状况了。用徐标的话说“谢谢大伙跟着我一块儿牺牲”。

　　这样超常规的工作怎么受得了？徐标也觉得有些难解释，“你说怪不怪，再疲劳，一到手术台上就完全变了。有时候床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困的，哎呀，心想怎么这会儿电话来了呢？下辈子再不做医生了。然后穿上衣服，踩着油门‘咣咣咣’地赶过来了。过来以后，一到手术室，人马上就来精神了。别人开玩笑，说我一看到病人眼睛就发光，就像那个动物看到猎物一样。”

　　心脏介入需要在X光下完成，而且这种X光的辐射剂量是普通透视的10倍。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造成染色体变异、晶状体受损、甚至诱发恶性肿瘤、血液病等等。

　　许多年下来，徐标得了放射性指甲炎。他的指甲已经不同于常人，粗糙、肥厚，出现白斑。他的口腔也经常性地溃疡。他的声音失去了洪亮。而且他说话的间隙中总是夹带着低微的干咳。

　　实际上，国家对于职业病都有相关的防护措施，为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医生专门配备了“放射性剂量仪”。这是个“预警装置”，可以起到健康提示的作用。但是，徐标却把它锁在抽屉里了。

　　徐标说，他曾经带过，一带就超标。按照防护条例的规定，超标就必须离开岗位。但他们能就此离开么？他们不能不干。鼓楼医院一年要接诊200多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这个量大概是10年前的四五倍。“这么多病人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看着病人不做呀！”

　　有一次北京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机会难得，徐标本想全班人马关门上会。结果，想来想去，不行呀，真来了病人呢？最后还是留了一组人坚守他们的“24小时”承诺。

　　有人问过徐标，放射性的侵害你们不怕么？他说，“讲的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活到50岁也好，60岁也好，只要活得精彩。职业病我们心里明白，白血病、癌症，我们也晓得，但是病人一来，想不了这么多，分秒必争。”心脏病急性发作，没有客气讲，哪有时间叫你去考虑什么防护？

　　医院的陈副院长讲了一句实话：“徐主任，你们现在年轻身体很强壮，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会一大片趴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来。”

　　疲劳、辐射，接下来是又一个敏感话题——收入。

　　“我们的收入并不高。”徐标说，我答应大家上夜班要发加班费，话是这么说，但加班费从何而来？科里的年轻人一遇到手头紧就冲着我嚷嚷，哎，徐主任你欠我们多少钱了？”

　　“我们科里收入比较‘社会主义’。说句良心话，教授还可以出去会诊、讲课，总有一些额外收入，年轻人就只有靠工资了。他们一个月去掉日常消费还能有多少节余？现在一套房子几十万，怎么买得起？”他说，“我们和年轻人收入差距有一点，但并不大。”

　　“这就是团队的精神力量。其实真叫你离开一段时间，还不行。每一个人都怕失去这个环境。”宋杰袒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人道地去做事情，心情很舒畅。人做事情不完全是为金钱。业务能力提高，得到领导的认可赏识，得到病人的赞扬，这些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心地徐标孩童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总有吃不完的鸡蛋、鸭蛋。推算不错的话，他的孩童时期应该是被称为“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可以想见，那时的鸡蛋或鸭蛋绝对是有点分量的东西。乡民们对自己敬重的大夫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鸡蛋、鸭蛋了。从这些平淡的琐事上，徐标懂得了不容易。这里面既是父亲为乡民治病的不容易，也是乡民一片苦心的不容易。这些带着相互体谅和凄婉色彩的“不容易”，日久天长，一点一滴积攒在了他的心底。

　　后来，他在当地也做了医生。他忘不了一次抢救病人的事情。那是个农民，因为青霉素过敏喉头水肿，眼见上不来气了。当时他人小胆大，就拿最粗的静脉注射针头，从病人的喉头刺进去。接着就听到“呜”的哨音，一声长鸣之后这人救活了。徐标说，“这个农民真实在呀，过后他挑来了300多个鸭蛋给我。我说，乖乖，你们家有多少鸭蛋？他说，我把家里所有的鸭蛋全拿来了，一个不剩。”后来，300多个鸭蛋原封让农民挑回去了。但是不依不饶的老实人不能就此了事，他一定要徐标做他女儿的“干爹”。这个要求徐标不好再推却了，结果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给十来岁的女孩子就这么当了“爹”。这“爹”一直当到他离开家乡为止。

　　徐标走出了家乡，但是他不论走到哪里，孩童时的东西早就长在了心里。

　　鼓楼医院的同事们知道，徐标看病有个怪脾气，他专家门诊看15个病人，却开不出10张处方。

　　“我经常讲，任何治病首先要明确诊断。比如心绞痛到底是高危还是低危？心力衰竭处于什么程度？血脂高要不要吃药？……医生要给病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也经常遇到病人提‘抗议’的：徐主任，你这个病人看了40多分钟了。我想，人家是从外地很远的地方来的，要赶火车，赶汽车，你至少把病给人家搞清楚。诊断都不清楚怎么下药？病情不清开处方，那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

　　徐标说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从病历看，花费一万多元药费，住院20天，硬是挂了80瓶水，一天4瓶，天天不少。结果到底是不是冠心病也没搞清楚，他为这样的医生脸红，“气得我不得了。水，我不反对挂，少挂一点，挂一种药也就可以了。或者至少你把人家的病搞搞清楚呀。”

　　徐标凡是看到类似的病历就两个字：“气愤”。他实在想不通，“有些病人就那么一点钱，你不把这点钱花在刀刃上。他心绞痛，你首先要解决心绞痛的问题；他血管狭窄，你要给他解决狭窄的问题。你挂那么多水有什么用呢？”

　　下面的事发生在三年前。徐标说，那是晚上，外地电话告急，一位老红军在手术台上，起搏器安装出了问题。放下求助电话，他踩上油门就走。当时心急，车开到收费站时不慎碰坏了人家的起落杆。徐标当时深感抱歉，却又耽搁不起时间，随即压了身份证就急速上路了。

　　老红军会诊完了，当地的医生说，你既然来了，还有个病人也给顺便看看。徐标自然答应了。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他诊断这人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是霉菌性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病，死亡率很高。同时这个病人肝功能已经衰竭，全身的淤血点很多，从病历看他用过了许多抗生素，但于事无补，说得难听一点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了。这时候徐标心里很清楚，他们这样的家庭恐怕已经被这个病拖累得一贫如洗了，眼下实在没有必要再往这个病里扔钱了。虽说这样的结论很不尽情理，但是徐标不能昧着良心诓人一个短暂的宽慰。于是，他很委婉地对农民的妻子说，你们不要给他吃那些药了，药又不好吃，你不如多买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补补身体吧。

　　病人的妻子表情凄楚，这个女人明白了，于是含着泪却万分感激地点点头。接着，这个把眼泪强咽到肚子里的女人，佯装着笑脸将一摞被她已经攥得滚烫的钞票塞给了徐标，说，大夫您辛苦了，这是一点会诊费。

　　徐标说，他一看到那叠钱当时就脸红了。那样散乱的票子，什么都明白了。这位农民的妻子一定是问了前面的人给多少会诊费，然后也要比着给。但是，这两份钱是截然不同的两样。第一个病人是百元一张的，钱很整齐。第二个病人的钱有50元的、10元的，甚至几块钱的……

　　徐标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为病重的农民和他可怜的妻子，为他们摧不垮的朴素和善良，为自己的什么也不是……“我几乎没有停顿，很快地把第一个人的会诊费，再加上那一堆凑起来的零零碎碎的第二份会诊费，一起塞到农民妻子的手里……”徐标说这时候他不敢想，他们求医的路是怎么走下来的？昂贵的治疗费又是从哪里凑到的？

　　那个女人半天没说话，她的身子是慢慢地瘫软下去的，直到膝盖挨在了地上。然后徐标说，她像是做了很对不住家人的事，无力地摇着头说，我把牛给卖掉了，把房也给卖掉了……

　　徐标把跪在地上的农民妻子扶起来。他没有勇气看那张灰暗的、抽搐的、挂满泪水的脸。他扭头走出病房的时候，听到身后女人用家乡的土话喃喃地自语：谢谢菩萨，救命之恩，救命之恩……

　　第二天早上，徐标赶到碰坏杆子的地方。收费站的人说要赔4000多块钱。因为那根杆子是进口的。他只好告诉人家，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块钱。他说，你们把账号给我，相信我，回去就汇钱。

　　收费站的人不信，说你不是医生么，不是去会诊的么，会诊还能没钱？徐标告诉他们自己去会诊了两个病人，但是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他们太穷了，于是自己把钱都留给他们了。

　　“看来世界上有好人那。”徐标说，那个收费站的站长姓袁。年纪不小的袁站长想了一会儿，说，“你走吧，杆子不用你赔了。你为我们的乡亲做了件好事。我们感谢你。”我说那怎么行呀？搞坏了东西一定要赔的。袁站长很坚决地说，“怎么不行？做善事的人，行！”

　　那个收费站他倒是来来回回总经过，但后来徐标一直没有再见到过袁站长。徐标每次路经时总是托人转告一声“老站长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的问候，不知道那位姓袁的老站长都听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