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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笔记
  事情发生在四月十六日、星期二。
  那天下午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前往日高邦彦的住处。日高家距离我住的地方仅隔一站电车的路程,到达车站改搭巴士,再走上一小段路的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到了。
  平常就算没什么事,我也常到日高家走走,不过那天却是有特别的事要办。这么说好了,要是错过那天,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的家就座落在美丽整齐的住宅区里,区内清一色是高级住宅,其中偶尔可见一般称之为豪宅的气派房子。这附近曾经是一片杂树林,有不少住家依然在庭院里招原本的林木。围墙内山毛榉和砾树长得十分茂盛,浓密的树荫覆满整条巷道里。
  严格说起来,这附近的路并没有那么狭窄,可是一律给规划成了单行道。或许讲究行走的安全也是身分地位的一种表徽吧!
  几年前,当我听到日高买了这附近的房子时,心里就想,果不出所料。对于这个地区长大的少年而言,把家买在这里乃人生必须实现的梦想之一。
  日高家称不上豪宅,不过光夫妻俩来住的话,可说绰绰有余、十分宽敞。主屋釆用的屋顶形式虽是纯日本风,不过边窗、拱型的玄关、二楼窗际的花坛则全是西式设计。这些想必是夫妻俩各拿一半主意的结果?不,就砖造的围墙来看,应该是夫人比较占上风。她曾经透露,一直想住在欧洲古堡般的家里。
  更正,不是夫人,应该说是“前夫人”才对。
  沿着砖造的围墙走,我终于来到方形红砖砌起的大门前,按下了门铃。
  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应门,我往停车场一看,日高的SAAB车不在,可能是出门去了。   
  这下要如何打发时间?我突然想起那株樱花。日高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株八重樱,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三分开,算算已经又过了十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是别人的家,不过仗着自己是主人朋友的份上,就不请自入了。通往玄关的小路在途中岔了开来,往建筑的南边延伸而去。我踏上小径,朝庭院的方向走。
  樱花早已散落一地,树枝上还残留着几许可堪观赏的花瓣。不过这会儿我可无心观赏,因为有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那里。
  那女人弯着腰,好像正看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她身着简便的牛仔裤和毛衣,手里拿着一块像白布的东西。
  “请问,”我出声问道。女子好像吓了一大跳,猛地转过身来,迅速地挺直腰杆。
  “啊!对不起。”她说,“我的东西被风吹到院子里了,因为这家人好像不在,所以我就自己进来了。”她将手里的东西拿给我看,是一顶白色的帽子。
  她的年龄看来应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小,长相平凡,脸色也不太好看。
  刚才的风有那么强,会把帽子吹掉?我心里犯着嘀咕。
  “您好像很专注地在审视地面呢。”
  “哦,因为草皮很漂亮,我在猜,不知是怎么保养的。”
  “唔,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朋友的家。”
  她点了点头,好像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主人。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点了点头,与我擦身而过,往门那一头走去。
  之后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吧,停车场那边传来车子引擎的声音,好像是日高回来了。
  我走回玄关时,深蓝色的轿车正倒车驶入停车场,驾驶座上的日高注意到我来了,向我微微地点了个头。驾驶座旁的理惠,一边微笑一边对我解释。
  “对不起,本想出门去买点东西,结果碰到了大塞车,真伤脑筋。”一下车,日高马上举起手做了个手刀的姿势,表示抱歉,“等很久了吗?”
  “没有,并没有多久,我跑去院子看樱花了。”
  “已经开始凋落了吧?”
  “有一点,不过真是棵漂亮的树呢。”
  “开花的时候是很好啦,之后就麻烦了。工作室的窗口离得比较近,毛毛虫都从外面跑进来了。”
  “这就伤脑筋了。不过,反正你也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对吧?”
  “嗯,一想到可以从那毛毛虫地狱里逃出来,我就松了一口气。啊,还是先进来吧,我们还留着一些器具,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通过垂拱的玄关,我们陆续进入屋里。
  屋子已经整理得差不多,原先墙壁上的挂画也收了起来。
  “你们行李都收拾好了?”我问日高。
  “除了工作室外,大致都收拾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搬家公司了。”
  “今晚打算住在哪里?”
  “早就定好皇冠饭店了。不过我可能要睡在这里。”
  我和日高走进工作室。那是一间约十张塌塌米大的西式房间,里面只剩下电脑、书桌和一个小书架,显得空荡荡的,其余的东西大概都打包了吧。
  “这么说来,你明天还有稿子要交差喽?”
  日高眉头一皱,点了点头:“连载的部分还剩下一回,预定今晚半夜要传给出版社,所以到现在电话都没敢切断。”
  “是聪明社月刊的稿子吧?”
  “还有几页要写?”
  “三十页。啊,总会有办法的。”
  房里有两张椅子,我们各坐在书桌一角的两侧,不久,理惠端了咖啡进来。
  “不知温哥华的天气怎样,应该比这边冷吧?”我向两人问道。
  “因为纬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冷多了。”
  “不过能过个凉凉爽爽的夏天真是不错。一直待在冷气房里,对身体不好。”
  “待在凉爽的屋子里顺利工作……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不过大概不可能吧?”日高自嘲地笑着。
  “野野口先生,到时您一定要来玩喔,我可以当您的向导。”
  “谢谢,我一定去。”
  “你们慢慢聊。”说完,理惠就离开了房间。
  日高拿着咖啡杯站了起来,倚在窗边向庭院眺望。
  “能看到这株樱花盛开的样子真好。”他说。
  “从明年起,我会拍下开花的美丽照片,寄到加拿大给你。对了,加拿大那边也有樱花吧?”
  “不知道。不过即将搬进去的房子附近好像没有。”他啜着咖啡说道。
  “说到这个,我刚刚在院子里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说,后来还是决定让他知道比较好。
  “奇怪的女人?”日高挑起了眉毛。
  我把刚刚的情景说给他听,结果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讶异转为了然于胸的神态。
  “你说的那个女的是否长得像木刻的乡土玩偶?”
  “啊,没错,经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这样。”日高比喻得真贴切,我笑了出来。
  “她好像姓新见,住在这附近。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过应该已经超过四十了。有一个读国中的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混蛋。丈夫很少在家,大概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吧,这是理惠的推断。”
  “你知道得还真详细呢,你们感情很好啊?”
  “和那个女人?怎么可能!”他把窗子打开,拉起纱窗,凉风徐徐地吹了进来,风里混杂着树叶的味道,“正好相反,”他继续说道,“应该说她恨我们比较恰当。”
  “恨?她看起来很正常啊!是什么原因?”
  “猫?这和猫有什么关系?”
  “最近那个女的养的猫死了。听说是忽然倒在路边,带它去看兽医,结果兽医说,那只猫可能被人下了毒。”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她似乎怀疑猫是吃了我做的毒丸子才死的。”
  “你?为什么她会这么认为?”
  “就是这篇,”日高从仅存的那方书架里抽出一本月刊,打开书页放到我的面前,“你读读这个。”
  那是一则约半页篇幅的短文,题目为《忍耐的极限》,文章上方摆着日高的照片。内容主要是说到处乱跑的猫带给自己多大的困扰:早上,院子里一定会出现猫粪;车子停在停车场,引擎盖上布满猫的脚印;花盆里植物的叶子被啃得乱七八糟。虽然知道这些罪行全是一只白棕色的花猫犯下的,却苦无对策。就算立了一整排保特瓶挡它,也一点效果都没有。每天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忍耐的极限……内容大既是这样。
  “死掉的那只猫是白棕斑点的?”
  “唔,好像是这样。”
  “那难怪了,”我苦笑着,点了点头,“她怀疑你也不是没道理的。”
  “上个礼拜吧,她气冲冲地跑到这里来,虽然没指名道姓说是我下的毒,不过话里就是这个意思。虽然理惠生气地说:‘我们才不会干这种事!’,并将她轰了回去,不过就她在院子里徘徊的行径看来,想必还在怀疑我们。大概想找寻是否有毒丸子残余的痕迹吧?”
  “还真是执着呢!”
  “那种女人就是这样。”
  “她不知道你们就要搬到加拿大去住了吗?”
  “理惠有跟她说啊,说我们下礼拜就要到温哥华住上好一阵子,所以你们家的猫再怎么作乱,我们也只要忍耐一下子就好了。这样看来,理惠倒也蛮强悍的呢。”日高好像觉得颇为有趣地笑了。
  “不过理惠**说的话很有道理,你们根本没有理由急着在这个时候杀死那只猫嘛!”
  不知为什么,日高并没有马上附和我的话。他依然面带微笑,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将咖啡喝光后,他阴沉地说道:“是我做的。”
  “耶?”我忽然不懂他所说的话,于是又问了一次,“什么意思?”
  他将咖啡杯放到桌上,拿出了香烟和打火机。
  “是我杀的,我把毒丸子放到院子里,只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顺利。”
  听到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我还是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然而他虽维持一贯的笑脸,却不像在开玩笑。
  “你说的那个毒丸子要怎么做?”
  “哪有怎么做,猫罐头里掺入农药放到院子里就结了,没教养的猫好像什么都吃的样子。”日高将香烟拿近,点燃了火,惬意地吞云吐雾。从纱窗吹入的风霎时将烟雾吹散了。        
  “你干嘛要做那种事?”我问道,心里感觉不太舒服。
  “我跟你说过,这间屋子到现在都还租不出去吧?”他面色一整,认真地说道。
  “唔。”——日高夫妇打算在搬去加拿大的那段期间,将这间房子租给别人。
  “是不断有中介业者来探问啦,可是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缺点。”
  “他们说房子前面排了一排挡猫的瓶子,好像深受猫害的困扰。这样的状况确实会影响租房子的意愿。”
  “那你把挡猫瓶拿掉不就好了?”
  “这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到时如果有想租的人来看房子,看到满院子都是猫粪要怎么办?我们还在的话是可以天天打扫,可是明天这里就没人住了,肯定会臭得要死。”
  “所以你就杀了它?”
  “这应该是饲主的责任,不过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太太好像不了解这点。”日高在烟灰缸里把香烟捻熄。
  听我这么一问,日高扬起半边脸,一边笑一边摇头:“哪能让她知道!女人啊,百分之八十都喜欢猫,要是我跟她讲了实话,她肯定会说我是魔鬼的。”
  我不知该怎么接下去,只好沉默以对。这时恰好电话响起,日高拿起话筒。
  “喂?啊,你好,我正想你也该打电话来了……嗯,按照计划进行……哈,被你识破啦?我这才要开始写呢……是啊,我想今天晚上一定能搞定……好,我一定成就马上传过去……不行,这支电话只能用到明天中午为止,所以我打电话过去好了……嗯,我会从饭店打过去。好,那就先这样了。”
  挂断电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编辑吗?”我问。
  “聪明社的山边先生。虽然我拖稿拖习惯了,不过这次他真的不放心。因为他怕我跑掉,后天就不在日本了。”
  “那我就不多打扰,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就在此时,听到屋内对讲机的声音。我原以为是推销员之类的,不过好像不是这样。
  走廊传来理惠走近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
  “什么事?”日高问。
  门打开了,理惠一脸郁卒地探出头来。
  “藤尾**来了。”声音闷闷的。
  日高的脸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布满阴霾:“藤尾……藤尾美弥子吗?”
  “嗯,她说无论如何今天都要跟你谈。”
  “真糟糕。”日高咬着下唇,“大概是听到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风声了。”
  “要我告诉她你很忙,请她回去吗?”
  “这个嘛,”他想了一下,“不,我见她好了。”日高说,“我也觉得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掉会比较轻松,你带她过来吧。”
  “好是好啦……”理惠担心地往我这边看来。
  “啊,我正打算要离开呢。”我说。
  “对不起。”理惠说完后就消失在门的一头。
  “真伤脑筋。”日高叹气地说道。
  “你们刚刚说的藤尾**,是藤尾正哉的……?”
  “妹妹。”他抓搔着略长的头发,“如果她们是想要钱的话还好办,可是如果要我将书全部收回或改写的话,我就碍难从命了。”
  听到脚步声慢慢接近,日高赶紧闭上了嘴。门外依稀传来理惠说“走廊很暗,对不起”的抱歉声,接着有人敲门,日高应了声“是”。
  “藤尾**来了。”理惠打开门说道。
  站在她背后的,是一位看来二十六、七岁的长发女性,身上穿着女大学生去拜访企业时会穿的那种套装,让人觉得这位不速之客好像还刻意维持着应有的礼貌。
  “那我先走了。”我向日高说道。我原本想告诉他可以的话,后天我会去送行,但还是没说出口。我心里琢磨着,要是在这时候刺激到藤尾美弥子就不好了。
  日高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在理惠的陪伴下,走出了日高家。
  “招待不周,真是不好意思。”理惠合起双掌、眨着眼抱歉地说道。由于身材娇小纤细,这样的动作让她散发出少女般的气息,一点也感觉不出她已年过三十。
  “后天我会去送你们。”
  “您不是很忙吗?”
  “没关系,拜拜。”
  “再见。”她说道,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才刚做完一点事,门铃就响了。我的住所和日高家相比天差地远,只不过是五层楼建筑里的一个小单位,工作室兼寝室约占了三坪,剩下的八坪空间既是客厅也是饭厅,还包含了厨房,而且我也没有像理惠这样的美眷,所以一旦门铃响了,我只好自己去应门。
  从门眼里确认来访对象后,我将门锁一扳,打开了门,是童子社的大岛。
  “你还是一样,非常准时呢。”我说。
  “这可是我唯一的优点,我带了这个来。”他拿出了一个四方包裹,上面印有知名日式糕饼店的店名,他知道我是个嗜吃甜食的人。
  “不好意思还让你特地跑一趟。”
  “哪里,反正我回家顺路。”
  我将大岛请进狭窄的客厅,泡了茶,接着走回工作室,将摆在书桌上的原稿拿了过来:“哪,这个,写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我来拜读一下。”他将茶杯放下,伸手接过稿子,开始读了起来,而我则翻开报纸。一如往常,让人当面阅读自己的作品,总教我不太自在。
  大概是大岛快读完一半的时候吧,餐桌上的无线电话机突然响了。我说了声“失陪一下”,离开了座位。
  “你好,我是野野口。”
  “喂,是我。”是日高的声音,听来有点沉重。
  “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还挂念着藤尾美弥子的事,不过日高并未正面回答,他停了一下,问道:“你现在忙吗?”
  “谈不上忙,可是有客人在这里。”
  “这样啊,几点会结束?”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刚过六点不久。
  “还要一点时间,到底怎么了?”
  “唔,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你可不可以来我这里一下?”
  “是可以啦。”我差点忘了大岛就在一旁,几乎要脱口问他是不是有关藤尾美弥子的事。
  “八点怎么样?”他说。
  “那我等你。”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等我一把听筒放好,大岛就赶忙从沙发站起,说道:“如果你还有事的话,那我就……”
  “不,没关系、没关系。”我以手势示意他坐回去,“我和人约了八点,还有时间,你就慢慢读好了。”
  “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拿起原稿继续读了起来。
  我也再度摊开报纸盯着上头的文字,不过脑海里却不停地想着日高要说的是哪件事。
  我猜八成跟藤尾美弥子有关,除此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事。
  日高写了一本叫《禁猎地》的小说,内容描写某位版画家的一生。表面上虽称之为小说,实际上作品中的主角却是真有其人,是一名叫做藤尾正哉的男子。
  藤尾正哉和我以及日高读的是同一所国中。或许是因为这段渊源吧,让日高兴起想把藤尾的故事写成小说的念头。只是这本小说里有几点亟待商榷的地方,说白一点,这部作品里连藤尾正哉之前做过的一些不太光采的事情也如实描写。特别是他学生时代的各种奇怪行径,日高几乎是原版重现。就我看来,除了书中的人物名字不同之外,书里的内容根本不像是虚拟的小说,就连主角后来被**刺死也与现实事件完全吻合。
  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对于认识藤尾正哉的人而言,要猜出小说主角的原型是谁实在是太容易了,终于,藤尾的家人也看到了这本书。
  藤尾的父亲早巳去世,出来抗议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说:明显地,小说主角是以藤尾正哉为原型,可是她们可不记得曾允许谁去写这样的小说。其次,因为这本书暴露了藤尾正哉的隐私,使他的名誉受到不当的毁损,她们要求将作品全部回收,全面改写……
  日高也说过了,对方并未要求赔偿金之类的实际补偿。不知她们真的只是要作品改写,还是有其他更深的企图,至今仍无法断定。
  从他刚刚讲电话的声音听来,恐怕和藤尾美弥子的交涉不太顺利吧?可是,把我叫过去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真的谈判破裂,那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对面的大岛好像把稿子读完了,而我也把视线从报纸栘开。
  “写得不错嘛,”大岛说,“蛮温暖的,透着一股怀旧气氛,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我是真的松了口气,赶紧喝了口茶。大岛这个年轻人虽然和气,却不会随便讲一些谄媚逢迎的话。
  若是平时,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往后的计划,不过待会儿和日高有约……我看了一下时钟,已经六点半了。
  “你来得及吗?”大岛机灵地问。
  “嗯,还来得及。怎样?这附近有一间餐馆,我们去那儿边吃边讨论好了,这样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
  “好啊,反正我也要吃晚饭。”他将原稿放到皮包里。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快三十了吧,却还是单身。
  距离我家大概二、三分钟的路程就有一家餐馆,我们一边吃着烧烤料理,一边商量公事。虽说是商量公事,其实我们聊的都是杂事。在这当中,我不小心透露接下来跟我约的人正是作家日高邦彦,大岛一听显得有些惊讶。
  “你认识那位先生啊?”
  “嗯,我们国中、国小读的都是同一所学校,住得也很近,从这边走过去就到了,只是我们的旧家都已经拆了,目前正在盖公寓。”
  “就是所谓的童年旧识对吧?”
  “大概吧,现在我们也还有来往。”
  “啊,”大岛的眼睛露出羡慕和憧憬的神色,“我竟然不知道。”
  “我会帮你们公司写稿,也是透过他介绍的。”
  “咦?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你们公司的总编向日高邀稿,不过因为他不写儿童文学,所以就拒绝了,反倒把我介绍给你们,也就是说,他算是提拔我的贵人。”我一边用叉子将烧烤通心粉送进嘴里,一边说道。
  “嗯,竟然有这回事。日高邦彦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标题确实挺吸引入的。”接着大岛问我,“野野口先生,你不会想写以成人读者为诉求的小说吗?”
  “我是很想写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是我的真心话。
  七点半,我们离开了餐馆,往车站走去。我站在月台上目送大岛坐上反方向的电车,不久我的电车也来了。
  抵达日高家正好是八点。我站在门前,觉得有点奇怪,屋里一片漆黑,连门外的电灯也没有开。
  不过,我还是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只是没想到竟被我料中,无人应答。
  我心想,该不会是自己搞错了。日高电话里说的八点,说不定指的不是八点到“他家”。
  我回到来时的路上,过去一点有座小公园,我边掏出零钱边走进公园旁的电话亭。
  从电话簿里,我找到了皇冠饭店的电话,拨了号码。饭店人员听到我要找一位叫日高的客人,马上帮我转接过去。
  “您好,我是日高。”——是理惠的声音。
  “我是野野口,”我说,“日高邦彦在那里吗?”
  “没,他没来这里。应该还在家吧?因为还有工作要赶。”
  “不,他好像不在……”我跟她说日高家的灯全暗着,里面好像没人的样子。
  “这就怪了。”电话那头的她似乎颇为困惑,“他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恐怕都半夜了。”
  “那他大概只是出去一下吧?”
  “应该不会啊。”理惠思索似的沉默了片刻,“这样好了,我现在就到那边去。”她说,“大概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了。啊,野野口先生,您现在人在哪里?”
  我说明了自己的位置,告诉她会先到附近的咖啡厅打发一下时间,就把电话挂了。
  走出电话亭,在去咖啡厅前,我又绕到日高家去看了一遍。还是一样,灯全部暗着,停车场里日高的SAAB好端端地停在那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那家咖啡厅是日高平日调适心情时常去的咖啡专卖店,我也来过好几次,店里的主人认出我,问今天怎么没跟日高先生一起来?我表示,他和我约了见面,可是家里却没有人。
  就这么和老板聊着职棒,东扯西扯的,三十分钟就过去了。我付了帐,出了店门,快步往日高家走去。
  才走到门前,就看到理惠从计程车下来。听到我出声叫唤,她回了我一个笑脸。可是,当她看向屋子的时候,脸色忽然沉了下来,显得十分不安。
  “真的是全暗的。”她说。
  “好像还没回来的样子。”
  “可是他不可能会出去啊。”
  她从皮包里拿出钥匙,往玄关走去,我跟在后面。
  大门锁着,理惠打开门进入屋内,接着把各处的电灯二点亮。室内的空气冰冷冶的,似乎没有人在。
  理惠穿过走廊,打算扭开日高工作室的门把,门锁上了。
  “他出门的时候,都会上锁吗?”我问道。
  她一边拿出钥匙,一边侧着头回想:“最近他不太锁门的。”
  钥匙一转,门顺势敞了开来。工作室里同样没有开灯,可是却不是全暗的。电脑的电源还插着,萤幕的画面透着亮光。
  理惠摸索着墙壁,按下日光灯的按钮。
  房间中央,日高脚朝我们,倒在地上。
  停顿了几秒的空白,理惠沉默地走上前去。走到一半,她突然在半路停了下来,两手捂着嘴,全身瞬间僵直,一言不发。
  我也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去,日高的身体整个趴伏着,头转向一边,露出左半边的脸。
  他的眼睛微微睁着,眼神涣散。
  理惠整个人慢慢地瘫软下来,就在膝盖碰到地板的同时,她发出仿佛来自身体深处的悲鸣。
三、
  警局派来的搜证小组在现场勘查的时候,我和理惠就在客厅等。虽说是客厅,却连张桌椅都没有。我让理惠坐在装满杂志的纸箱上面,自己则像熊一样地来回踱着方步,并不时将头探出走廊,窥看现场搜证的情形。理惠一直在哭,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敲门声响起,门打开了,迫田警部走了进来。他年约五十,态度沉稳大方。一开始叫我们在这房里稍等的也是他,看来他应该是这次搜查的总指挥官。
  “我有话想跟你谈,可以吗?”警部瞄了理惠一下后,转身向我说道。
  “我也可以。”理惠拿起手帕按着眼角说道。她的声音还带点哽咽,然而口气却是坚决的。我突然想起日高白天曾经讲过,她的个性其实蛮强悍的。
  “好,那就麻烦一下。”
  于是迫田警部就这么站着,开始盘问起我俩发现尸体前的整个经过。谈着谈着,我不得不说到关于藤尾美弥子的事。
  “你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大概是几点左右?”
  “我想应该是六点过后吧。”
  “那时日高先生有提到任何有关藤尾女士的事吗?”
  “不,他只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事?”
  “关于这点,你有想到什么吗?”
  警部点了点头,接着他把脸转向理惠:“那位藤尾**的人是几点回去的?”
  “大约是五点过后。”
  “在那之后,你有跟你先生谈过话吗?”
  “我们有聊了一下。”
  “你先生的样子看来怎样?”
  “他因为跟藤尾**谈不拢,显得有些困扰。不过,他要我不用担心。”
  “之后你就离开家,去了饭店对吧?”
  “我看看,你们打算今明两晚都住在皇冠饭店里,后天要出发到加拿大。不过,因为你先生还有工作没做完,所以就一个人先留在家里……”警部一边看着自己的小抄,一边说道,接着他抬起了头,“知道这件事的人总共有几个?”
  “我、还有……”理惠向我这边看来。
  “当然我也知道。除此之外,还有聪明社的人吧?”——我向警部说明日高今晚打算赶的就是聪明社的稿子——“不过,就凭这点来锁定犯人未免……”
  “嗯,我知道,这只是做个参考。”迫田警部脸上的肌肉稍微和缓了一下。
  之后,他又问理惠,最近住家附近是否曾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理惠回答“没有印象”。我想起今天白天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位太太,犹豫着该不该讲,可是最后还是保持沉默。
  ——只因为猫被害死就杀人报仇,这怎么想都太离谱了。
  讯问告一段落后,警部告诉我,他会请部下送我回去。我原想留在理惠身边陪她的,不过警部说他已联络理惠娘家的人,不久他们就会来接她。
  随着发现日高尸体的震惊渐渐平复,疲倦悄悄地袭来。一想到等一下得自己坐电车回去,老实说真的有点气馁,所以我不客气地接受了警部的安排。
  走出房间,我发现还有很多警员留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工作室的门是开着的,不过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尸体应该已经运出去了吧?
  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前来招呼我,将我领到停在门口的警车前。我突然想起,自从上次因为超速被逮捕后,已经很久没坐过警车了……这等毫不相关的事。
  警车旁站着一名男子,身材颇高,因为光线不足,看不清楚他的五官。那个男的开口说道:“野野口老师,好久不见了。”
  “咦?”我停下脚步,想要确认对方的长相。
  男的往前走近,从阴影中露出他的脸。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很短,脸部轮廓十分立体。
  这张脸我曾经看过,接着我的记忆恢复了。
  “您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你是……”我在脑袋里再确认一遍,“加贺……对吧?”
  “是,我是加贺。”他郑重地朝我欠身行礼,说道,“以前承蒙您照顾。”
  “哪里,我才是。”弯腰答礼后,我再度端详起他。已经十年了,不,应该更久,他那精悍的神色似乎磨得更加锐利了,“听说你改行做了警察官【注:日本警察职称,负责案件调查、执行的警员。】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我也很惊讶,一开始还以为是认错人了,直到看到名字才确定。”
  “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不过,”我摇了摇头,“这也实在太凑巧了。”
  “我们到车里再谈好了,我送你一程……虽然说在警车上没什么气氛。”说完,他帮我打开后车门,同时,刚刚那名制服警察也坐上了驾驶座。
  加贺老师曾经在我执过教鞭的那所中学担任社会科教师。就像许多刚毕业就投入教职的老师一样,他也是充备干劲和热情。再加上他又是剑道方面的专才,领导剑道社时展现的英姿,更让人对他的热诚印象深刻。
  这样的人只做了两年就舍弃了教职,归咎起来有诸多原因。不过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他本身可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不过,真的可以这样说吗?每个人都有适合与不适合做的事。教师这份工作对加贺而言到底合不合适,真的有待商榷。当然,这样的结果也跟当时的潮流密切相关。
  “野野口老师,您现在在哪个学校教书?”车子刚驶离不久,加贺老师就问起我的近况。不,再叫加贺老师就太奇怪了,我们就称他为加贺刑警好了。
  我摇了摇头:“我最后任教的地方是本地的第三国中,不过今年三月已经离职了。”
  加贺刑警看来好像颇为惊讶:“是这样吗?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唔,说来有点丢脸,我现在在写给儿童看的小说。”
  “啊,难怪。”他点了点头,“所以你才会认识日高邦彦先生对吧?”
  “不,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跟他解释,我和日高是从小到大的朋友,因为他的关系,我才找到现在的工作。加贺刑警好像懂了,一边点头一边听着我说。没想到迫田警部什么都没告诉他,这点倒教我有些诧异,这番话我刚刚已经跟警部说过了。
  “这么说来,你之前是一边当老师,一边写小说啰?”
  “也可以这么说啦,不过我那时一年才写两篇三十页左右的短篇而已。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要成为真正的作家,于是心一横就把学校的工作辞了。”
  “这样啊?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呢。”加贺刑警很钦佩地说道。或许是想起自己之前的事吧?当然,二十几岁转行和面临四十岁才换工作的景况相比,可谓天差地别,这点他应该也能体会。
  “日高邦彦写的是什么样的小说啊?”
  我看着他的脸问道:“加贺,你不知道日高邦彦吗?”
  “对不起,名字是听过啦,可是书就没读过了,尤其最近我几乎很少看书。”
  “大概是太忙了。”
  “不,是我自己太懒,我也在想一个月应该读两、三本书的。”他搔搔头。一个月至少要读两、三本书——这是我当国文老师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不确定加贺是否因为记得这个,所以才特意讲出来。
  于是我大略地介绍日高这个人,说他大概是十年前出道的,在这中间还得过某某文学奖,是现今少数几位畅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十分多样化,从纯文学到仅供娱乐的小品都有。
  “有没有我可以读的东西?”加贺刑警问,“譬如推理小说之类的?”
  “这类作品是比较少,不过还是有的。”我答道。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书名以做参考?”
  于是我告诉他一本叫《萤火虫》的书,是我很久以前读的,内容不太记得了,不过里面有关于谋杀的描写,肯定错不了。
  “日高先生为什么会想搬到加拿大去住呢?”
  “好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大概是觉得有点累了。好几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要到国外修养一番,而温哥华似乎是理惠相中的地方。”
  “你刚刚说的理惠是他的太太吧?看起来好年轻呢。”
  “上个月他们才刚登记结婚而已,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是这样啊?他和前任老婆离婚了?”
  “不,第一任老婆因为车祸去世,已经五年了。”
  一边聊着的同时,思及话题的主角日高邦彦已经不在人世,我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
  他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要是我早早结束那无关紧要的会谈,早点去见他的话,或许他就不会死了。我心里也知道这么想于事无补,却忍不住不去懊悔。
  “我听说因为亲人被影射为小说的主角,有一位藤尾**跑来抗议……”加贺说,“除此之外,日高先生有没有卷入其他风波?不管是和小说或是他私生活有关的都可以。”
  “嗯,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这么回答的同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我正在接受侦讯。惊觉于此,连在前方握着方向盘,始终不发一语的警察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了,”加贺刑警打开了记事本,“你知道西崎菜美子这个名字吗?”
  “还有小左野哲司、相中根肇?”
  “啊,”我领悟地点了点头,“那是《冰之扉》中的出场人物,目前月刊正连载的日高小说。”我一边说一边想,不知那篇连载接下来要怎么办。
  “一直到死之前,日高先生好像还在赶那篇小说的样子。”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电脑的电源一直是开着的。”
  “画面上出现的就是那篇小说的内容。”
  “果然如此。”我突然想起什么,于是向加贺刑警问道,“他的小说写了多少?”
  “写了多少的意思是?”
  “写了几页的意思。”
  我跟加贺说,日高曾提过今晚必须赶出三十页的事。
  “电脑的排字方式和稿纸不一样,所以总共写了多少,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至少不是一、两页就是了。”
  “从他写的页数就可以推断出他是几点被杀害的,不是吗?我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他还没着手工作呢。”
  “这点我们也有想到,只是写稿这种事的速度也不是固定的吧。”
  “话是没错啦,不过就算是以最快速度写也是有极限的。”
  “那日高先生的极限大概在哪里?”
  “这个嘛,记得他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小时大概是四页吧。”
  “这样的话,就算赶工也只能一小时写六页啰?”
  “应该是这样吧。”
  听完我说的话,加贺刑警沉默了一会儿,脑袋里好像正计算着什么。
  “发现哪里矛盾吗?”我问。
  “嗯,我还不知道。”加贺摇了摇头,“我也还无法确定,电脑上残留的画面是否就是这次要连载的部分。”
  “也对喔,说不定他只是把之前曾经刊载过的部分叫出来而已。”
  “关于这点,我们打算明天找出版社谈谈。”
  我在脑海里快速转了一圈,根据理惠的说法,藤尾美弥子是在五点左右离开的,而我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是在六点过后。这中间如果他有写稿的话,应该可以写出五、六页吧。问题是,其他还有几页呢?
  “啊,或许这是办案时应该紧守的秘密。”我试着向加贺问道,“不过,你们应该有推测死亡时间吧?警方认为是什么时候呢?”
  “这确实足应该保密的事,”加贺刑警苦笑着说,“不过……详细的情形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但根据我们的推断,大概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结果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我是在六点过后接到电话的……”
  “嗯,也就是说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了。”
  ——应该是这样吧。也就是说,日高在和我通完电话后就马上被杀了?
  “日高是怎么被杀的呢?”
  听到我的喃喃自语,加贺刑警露出十分讶异的表情,他大概觉得这种话出自尸体发现者的口中,未免太奇怪了吧。可是,我对日高是怎么个死法真的没有印象,坦白说,当时我怕死了,根本不敢正视他。
  我把这点说明后,加贺好像也能理解。
  “这也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不过简单地说,他是被勒死的。”
  “你说的勒死是指勒住脖子吗?……用绳子还是?”
  “他脖子上缠着电话线。”
  “不过还有一处外伤,他好像被人重击了后脑,现场找到作为凶器的黄铜纸镇。”
  “也就是说有人从背后打昏他,再把他勒死啰?”
  “目前看来是这样。”加贺刑警如此说完后,突然压低了声量,“刚刚讲的,我想日后会对外公布,在此之前,请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啊,那是当然。”

  终于,警车抵达了我的公寓。


  “谢谢你送我回来,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向他道谢。
  “我才是,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我走下了车子,可是才走到一半,“啊,等一下!”身后传来加贺刑警的叫唤,“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连载小说的是哪本杂志?”
  于是我告诉他是聪明社月刊,然而他摇了摇头说:“我要的是刊登野野口先生小说的杂志。”
  为了掩饰尴尬,我故意皱起眉头,略带生硬地说出杂志的名字,加贺拿出笔把它记了下来。
  回到屋里,我在沙发上呆坐良久。回想起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我觉得好像在作梦一样。这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么悲惨的日子。思及至此,我却舍不得去睡。不,就算我想睡,今晚恐怕也睡不着了。
  我突然兴起一个想法,想把这番体验记录下来,就用我的手把朋友遇害的悲剧写下吧。
  这本手记产生的经过就是如此。我在想,直到真相曝光之前,我都会一直写下去。

  日高的死很快登上了早报,虽然昨晚我没看新闻,不过看样子各家电视台正大肆炒作。最近连十一点过后都有新闻节目。
  报纸的某个版面打出大大的标题,以社会新闻的角度,详细报导整起事件。报上大幅登着日高家的照片,旁边配着日高本人的大头照,这原本应是交给杂志社使用的。
  报导的内容大部分与事实相符。只不过关于尸体发现的部分,上面只写着:“接到友人通知家里灯光全暗的消息,妻子理惠回到住处,竟然发现日高先生倒卧在一楼的工作室中。”我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或许读者会因而误解发现者只有理惠一人。
  根据报导所示,警方现在正朝临时起意或蓄意谋杀的方向进行调查。由于大门深锁,他们推断犯人应该是从工作室的窗口进出。
  阖上报纸,我正打算站起身张罗今天的早餐,门铃却响了。看了一下时钟,才八点多,这么早应该不会有人来拜访,我拿起平常不太使用的对讲机。
  “啊,请问是野野口老师吗?”——女性的声音,呼吸显得很急促。
  “一大早来打扰真对不住,我是XX电视台的,关于昨晚发生的事件,可不可以和您谈一谈?”
  我大吃一惊!报纸上明明没有我的名字,可是电视台的人却已经风闻我是发现者之一了。
  “这个……”我思索着应对之策,这可不能随便乱讲,“你想谈什么事?”
  “关于昨晚日高先生在自宅被杀害一事。我听说和夫人理惠**一起发现尸体的就是野野口老师您,这是真的吗?”大概是谈话性节目派来的女记者吧,竟然大刺剌地就直呼我老师,神经粗得教人有些不快。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因此就乱讲一通。
  “嗯,是真的。”我答道。
  身为媒体人的兴奋透过门传了进来:“老师您为什么去日高家呢?”
  “对不起,该讲的我都对警方讲了。”
  “听说您是因为发觉屋子怪怪的,所以才通知了理惠**,可否请您具体说明是哪里怪怪的呢?”
  “请你们去问警方。”我挂上了对讲机。
  之前就听闻记者的犀利,没想到电视记者的采访当真是无礼至极。难道他们就无法体会这一、两天我还没办法跟人讨论这件事吗?我当下决定,今天就不出门了。虽然我很关心日高家的事,可是要到现场去探看恐怕是不可能了。
  然而,没想到我正用微波炉热牛奶时,门铃又响了。
  “我是电视台的人,可否打扰一下,相您谈谈?”——这次是个男的——“全国民众都很想知道进一步的真相。”
  如果日高不死就好了,我的心里不禁出现这种悲痛万分的台词。
  “我也只是发现而已。”
  “不过您一直和日高先生很亲密吧?”
  “就算是这样,关于事件,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还是想打扰您一下。”——这男的死不罢休。
  我叹了口气,让他一直在门口哀求也不是办法,会打扰到邻居。对这些后生晚辈,我就是没辄。
  将对讲机的话筒摆好,我走出玄关。门一打开,麦克风全都凑了上来。
  结果,在访问的夹击下,我的一整个早晨就泡汤了,连要好好吃顿早餐都没有办法。
  中午过后,我一边收看电视的访谈节目,一边吃着鸟笼泡面,突然萤幕上大大映出我的脸孔,害我不小心就噎住了。那是今天早上才拍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播出来了。
  “听说您小学就认识日高先生了。就野野口先生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女记者以尖锐的声音问道。
  面对这样的问题,镜头前的我想了很久。当时我自己没有发现,不过这段沉默竟意外地长,影像就这么定住了,电视台大概是来不及剪接吧?可以想见当时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肯定很不耐烦,这样看着画面,我才彻底领悟到。
  “我想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镜头前的我终于开口了,“有时你会觉得他为人很好,不过他也有冷酷到令人惊讶的一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
  “您说的冷酷,可否举例加以说明?”
  “譬如说……”我一边说一边沉吟了一下,“不,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何况这种事我也不想在这里讲。”
  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日高杀猫的那件事,不过,它并不适合在传媒前公开。
  “对于杀死日高先生的犯人,你有话想对他说吗?”问了几个流俗的问题后,女记者不忘补上这句陈腔滥调。
  “没有。”这是我的回答,一旁的记者显得颇为失望。
  之后,棚内的主持人开始介绍日高生前的写作活动。就擅长描写人间百态的背景来看,作家本身的人际关系肯定也很复杂,这次的事件恐怕也是受此牵连的吧?——主持人的话里隐约透着这层意思。
  接着他又提到,最近日高因为《禁猎地》这部作品而卷入风波,已故版画家被影射为小说的男主角,他的家人还因此提出抗议。不过,媒体似乎还没查到,昨天画家家属之一的藤尾美弥子曾造访日高。
  不只是主持人,连偶尔以来宾身分参加这类节目的艺人都大放厥词,各自发表他们对日高之死的看法。不知为何,我忽然感到一阵厌恶,关掉了电视机。想要知道重要事件的相关消息,NHK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日高的死还不到公共频道为他制播特别节目的程度。      
  这时电话响了,我已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通电话了。我总是想,万一这和工作有关就糟糕了,所以都会拿起话筒,可是至今为止,千篇一律都是媒体打来的。
  “喂,我是野野口。”我的口气已经有点不悦了。
  “你好,我是日高。”咬字清晰的声音,肯定是理惠没错。
  “啊,你好。”这时候该讲些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只能勉强凑出一句奇怪的话,“后来怎么样了?”
  “我昨天住在娘家。虽然心里知道必须和很多地方联络,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是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在家里。今天早上警方的人跟我连络,说希望我到案发现场再次接受讯问。”
  “讯问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不过警方的人还在就是了。”
  “媒体很讨厌吧?”
  “嗯,不过出版社的人,还有之前我丈夫认识的电视台的人也来了,所以全交给他们去应付,我轻松了不少。”
  “这样啊。”我本来想说这真是太好了,不过反过头一想,这句话对昨天才痛失丈夫的遗孀而言好像不太恰当,所以又吞了回去。
  “倒是野野口先生被电视台的人追着跑,肯定十分困扰吧。我自己是没看电视啦,不过出版社的人告诉我情形,我感到很抱歉,所以才打电话过来关心一下。”
  “是这样啊?哪里,你不用担心我,采访的攻势已经告一段落了。”
  “真的很对不起。”
  那是打从心里感到愧欠的语气。明明当下她才是这世上最悲惨的人,却还有心思替别人着想,这点让我深感佩服,我再度感受到她的坚强。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不要客气尽管跟我说。”
  “谢谢,夫家的人还有我娘家的妈妈都来了,所以没有关系。”
  “这样啊。”——我想起日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年迈的母亲和兄嫂一起同住——“不过,真的有我可以做的,请务必告诉我。”
  “谢谢您,那我就先挂电话了。”
  “谢谢你特地打电话过来。”
  挂断电话后,我脑海里一直想着理惠的事。她打算要怎么生活下去?她还年轻,听说娘家是开货运行的,经济条件不错,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要从打击中站起来恐怕需要不少时间吧。毕竟他们才刚结婚一个月。
  曾经,理惠只不过是日高的小说迷之一。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日高,因而开始交往。这意味着,昨夜她同时失去了两件宝贵的东西:一个是丈夫,另一个则是作家日高邦彦的新作。
  正这么想的时候,电话又响了。对方请我去上谈话性节目,我当场就拒绝了。

  加贺刑警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以后的事了。听到对讲机的铃声,我厌烦地以为又是哪家媒体的记者,没想到探头一看,竟然是他。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他身边跟着一个看来比他年轻,叫做牧村的刑警。
  “对不起,我还有两、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我早料到了,你们上来吧。”
  然而,加贺刑警并未做出脱鞋的动作,他问:“你正在吃饭吗?”
  “不,我还没吃,才正在想要吃什么才好。”
  “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好了?老实说,一整天忙着侦讯,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是吧?”
  牧村刑警附和地冲着我苦笑。
  “好啊,那要去哪里?我知道有家店的猪排饭很好吃,可以吗?”
  “哪儿都行,”这么说的同时,加贺刑警好像想到了什么,他用大拇指朝后头比了比,“再过去有一家餐馆,老师昨晚去的就是那间店吗?”
  “是啊,你想去那里吗?”
  “就那里好了,那家店近,咖啡又可以免费续杯。”
  “太好了。”牧村刑警帮腔似的说道。
  “我是无所谓啦,那我去换一下衣服。”
  趁着他们等我换衣服的空档,我想了一下加贺刑警找我去那家餐馆的理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还是,真如他所说,只是因为近、有咖啡可喝?
  终究我还是想不通,只好走出了房间。
  来到餐馆,我点了烧烤虾饭,加贺刑警和牧村刑警各点了烤羊排和汉堡肉套餐。
  “之前讲的那本小说,”等女侍离开后,加贺刑警马上开口说道,“啊,就是日高先生留在电脑萤幕上的那本,叫做《冰之扉》的。”
  “唔,我知道。昨天你还说要去查清楚,看那是昨天才刚写的,还是只是把之前已经发表的部分叫到萤幕上而已,已经有答案了吗?”
  “已经有答案了,应该是昨天写的。我问了聪明社的负责人,他说跟之前连载的部分接得刚刚好。”
  “这么说来,在被杀害之前,他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啰。”
  去加拿大的日子迫在眉睫,就连日高也得拚命赶工吧?虽说他之前总是找各种搪塞的藉口,毫不在意地让编辑焦急等待。
  “只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加贺刑警将身体微微前倾,右手肘撑在桌子上。
  “原稿的张数。如果一张算四百字好了,他总共写了二十七张之多。就算他在藤尾**走后的五点就开始写好了,这也未免太多了。昨晚我才听野野口老师说了,您说日高先生的写作速度一小时顶多四到六张。”
  “二十七张吗?这样确实很多。”
  我到日高家的时间是八点,假设在这之前日高都还活着的话,那他一小时不就要写九张了。
  “所以,”我说,“他有可能是在说谎。”
  “很可能他昨天白天就已经写好十张或二十张了,可是依照他个人的习性,他总是说自己一张都没写。”
  “出版社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吧。”我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太太理惠出门的时候,他跟她说自己恐怕要到半夜才会到饭店。而事实上最晚到八点,他已经写好二十七页了。如果就《冰之扉》的连载一期约三十页的份量来算,他已经快要完成了。说延后还可以理解,可是有像这样进度超前那么多的吗?”
  “应该有吧。写作这种事又不是机械作业,灵感不来的话,可能杵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都写不出来;相反地,文思泉涌的话,可能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
  “日高先生有这样的倾向吗?”
  “有吧,话说回来,几乎所有作家都是这样吧?”
  “这样啊?我是不太能够想像你们那个世界的事啦。”加贺刑警将前倾的身子回复到原来的姿势。
  “我不太理解你为什么要在张数上打转。”我说,“总之,理惠出门的时候,日高的小说还没写好,可是发现尸体的时候,小说已经快要完成了,对吧?也就是说直到日高被杀的那段期间,他都一直在工作,不就这么简单吗?”
  “或许是吧。”加贺刑警点了点头,但还是一副无法完全说服自己的样子。
  从这位曾是我后进的教师身上,我总算见识到警方办案真的是连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女侍将餐点端了上来,我们的谈话稍微中断了一下。
  “对了,日高的遗体怎么样了?”我试着问道,“你不是说要解剖吗?”
  “今天已经进行了。”如此说完后,加贺刑警看向牧村刑警,“你不是也在场吗?”
  “不,我没自己去,如果我在场,现在怎么还吃得下?”牧村皱起眉头,将叉子叉向汉堡肉。
  “这倒也是。”加贺也一脸苦笑,“你说解剖怎么了?”
  “不,我是想死亡时间是不是已经推断出来了?”
  “我还没仔细看过解剖报告,不过应该会很清楚吧。”
  “那一定正确吗?”
  “那要看你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例如……”他本来想讲,后来又摇了摇头,“算了,还是不讲了。”
  “你的饭会变难吃喔。”他指着我的盘子。
  “也对,”我点了点头,“那我还是别问了。”
  加贺刑警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这样才对似的。
  吃饭的时候,他不再提起谋杀,反而尽问我一些关于写作儿童读物的事。譬如,最近流行哪一种书啦?对于时下儿童远离书本有什么看法等等。
  我跟他说,卖得好的都是教育部推荐的优良图书,至于小孩不爱看书主要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简单来说,现在的父母自己都不看书了,却一味逼着小孩去读,可是由于自己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也不知道该给孩子看什么才好,结果只能把政府推荐的图书硬塞给他们。不过,那种书通常内容生硬又无趣,只会让孩子更讨厌书本。这种恶性循环应该会周而复始地重复下去吧。”
  听到我这番话,两名刑警一边吃着餐点,一边露出钦佩的神情,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进去多少。
  由于他们点的都是套餐,所以最后咖啡送了上来,而我则加点了一杯热牛奶。
  “您大概想抽一根吧?”加贺刑警边将手探向烟灰缸。
  “不,不用。”我答。
  “咦,您已经戒烟了吗?”
  “嗯,两年前戒了。医生叫我不要抽,因为我的胃不好。”
  “这样啊?早知道就坐非吸烟区好了。”他将伸向烟灰缸的手收了回来,“我一直以为当作家的都要抽烟呢,日高先生看来似乎也是个老烟枪。”
  “没错,他工作的时候整个房间烟雾弥漫,会让人以为正在趋虫呢。”
  “昨天晚上发现尸体的时候怎么样?房间里有烟雾吗?”
  “让我想想,毕竟当时太混乱了。”我喝了一口牛奶,沉吟道,“应该是有一点烟吧。唔,我想是这样没错。”
  “这样啊。”加贺刑警也将咖啡杯送到嘴边,接着他慢条斯里地拿出笔记本,“有一件事我想再做确认,与您八点抵达日高家有关。”
  “当时野野口老师因为按对讲机没有人接,再加上屋里的灯全暗了,所以才打电话去理惠夫人寄宿的饭店,对吧?”
  “关于屋里灯光的事,”加贺刑警直勾勾地盯着我,“你确定是全暗的吗?”
  “是全暗的,没错。”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
  “不过,从正门口应该看不到工作室的窗口,难道你有绕进院子里去吗?”
  “不,我没绕进去。不过,工作室的灯有没有亮,站在门口拉长脖子看就知道了。”
  “是这样吗?”加贺刑警的表情有一点疑惑。
  “工作室的窗户旁正好有一株高大的八重樱,如果里面的灯亮着,那么一眼就能看到樱花了。
  “啊,没错。”加贺刑警和牧村刑警相视点头,“这样我们就懂了。”
  “这个问题有这么重要吗?”
  “不,请把它当作单纯的确认。像这种地方如果我们报告得不清不楚,会挨上司排头的。”
  “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加贺刑警露出从前教书时的笑容。
  “对了,侦办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的进展?”我轮流看着两位刑警,最后目光落在加贺的脸上。
  “才刚开始而已。”加贺刑警沉着地回答,一方面也在暗示,侦办的情况不便透露。
  “电视上提到也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犯案,意即犯人本以窃盗为目的侵入日高家,却没想到被日高撞见,所以才失手杀了他。”
  “这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可是,你不是不太相信这个假设?”牧村刑警说。
  “是啊。”加贺刑警好像瞪了隔壁的牧村一眼,“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很低。”
  “一般闯空门都是从大门进去,因为万一被发现的话,可以随便找个藉口搪塞,再从门口大摇大摆地出来。不过,日高家的大门如您所知,是锁上的。”
  “有没有可能是犯人特地把门锁上?”
  “日高家的钥匙总共有三把,其中两把在夫人理惠身上,剩下的一把在日高先生的长裤口袋里。”
  “可是,也有小偷是从窗户进出的吧?”
  “也是有啦,不过这种手法的计划就周详多了。小偷会在事先暗中调查,看这家人什么时候不在、会不会被路过的行人目击到,这些都确认了,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可是,”加贺刑警露出雪白的牙齿,“如果小偷事先调查过的话,就应该知道那个家什么都下剩了,对吧?”
  “啊,对喔。”我张大嘴看着两位刑警,牧村刑警也露出浅浅的笑。
  “我觉得……”加贺刑警说到一半,略微犹豫地顿了一下,接着继续说道,“应该是认识的人做的。”
  “看,结论不就出来了。”
  “这些话只能在这里讲。”他用食指碰触着嘴唇。
  “嗯,我晓得。”我点了点头。
  接着他对牧村刑警使了个眼色,年轻的警官拿了帐单站了起来。
  “哎呀,这让我来。”
  “不,”加贺刑警出手制止了我,“是我们找你来的。”
  “不过,这不能报公帐吧?”
  “是不行,因为只是晚餐。”
  “请不用放在心上。”
  “可是……”我看向柜台那边,牧村刑警正在付帐。
  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样子怪怪的,好像正和柜台**说着什么。柜台**边往我这儿看过来,边回答他的问题。
  “对不起。”加贺刑警并未看向柜台,继续面朝着我,维持一样的表情,“我们正在确认您的不在场证明。”
  “是的。”他微微点头,“我们已经向童子社的大岛先生做过确认了,不过,我们警方必须尽可能掌握所有相关证据,请原谅。”
  “所以你们才挑这家店?”
  “如果不是同一个时间来,值班的女服务生就会不一样了。”
  “真有你的。”我打心里感到佩服。
  牧村刑警回来了,加贺刑警问他:“时间合得起来吗?”
  “嗯,合得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如此说完后,加贺看着我,瞬间眯起了眼睛。
  就在我们离开餐馆后不久,我谈到把整起事件记录下来的事,加贺刑警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如果我没提起这件事的话,大伙儿走到我的公寓前,就会各自散去了吧。
  “我想这种经验大概一辈子不会遇到,所以才想用某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唉,你们大可把它当作是作家的天性在作祟。”
  听我这样一讲,加贺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不发一语。接着他说:“可不可以借看一下?”
  “借看一下?让你吗?不行,我不是为了要给人家看才写的。”
  “拜托你。”他欠身央求,连牧村刑警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饶了我吧!大马路上的,这样让我很尴尬耶。我写的内容,刚刚已经全告诉你们了。”
  “那也没有关系。”
  “真是败给你了。”我搔着头,叹了口气,“那你们上来坐一下好了,我把它存在文字处理机里,列印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谢啦。”加贺刑警说。
  两名刑警跟着我回到住处。我把印表机打开,加贺刑警来到旁边探头探脑的。
  “这是专门处理文稿的打字机?”
  “日高先生家装的可是电脑呢。”
  “因为他喜欢尝鲜嘛!”我说,“上网发送信件啦、玩线上游戏啦,他好像用它做很多事情。”
  “野野口老师您不用电脑吗?”
  “我有这个就够了。”
  “是因为稿子都会有人来拿吗?出版社的人?”
  “不,大部分时候我都用传真,在那儿不是?”我指向屋内一角的传真机。因为共用一支电话线,所以旁边还接了无线电话的主机。
  “不过出版社的人昨天过来取稿了。”加贺刑警抬起头说,是无心的吗?我总觉得他的眼底藏着另一层深意。
  是认识的人做的——我不禁想起他刚刚说过的话。
  “我们有很多事情得直接面对面谈,昨天他是特地过来的。”
  对于我的回答,加贺只是沉默地点了个头,不再说些什么。
  列印结束后,我把东西交给他之前说道:“老实说,我隐瞒了一点事。”
  “是吗?”加贺刑警好像不怎么惊讶。
  “你看了就知道了。我觉得那和事件无关,而且也不想平白无故冤枉人。”
  ——是有关日高杀猫的事。
  “我知道了,我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形。”加贺他们接过我列印出来的笔记,再三致谢后离开了。
  于是,就在加贺他们回去之后,我马上开始撰写今天的部分,也就是接着他们拿走的部分写下去。或许他们会想要接着读,不过我想我还是尽量不要去想这件事会比较好。不然的话,继续写下去就没啥意义了。

  事发后已过了两天。日高邦彦的葬礼在离日高家几公里外的寺庙举行,包含出版社的人在内,有很多宾客来访,连想要烧柱香都得排队。
  这其中当然也有电视台的人。不管是摄影人员或采访记者,全都摆起正经八百的脸孔。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人为了拍摄比较耸动的画面,那一双眼睛就像蛇一般地四处扫视着。只要某位宾客多洒了几滴清泪,摄影机的镜头马上对准他。
  我上完香后,站在签到的布棚旁,看着陆续前来的宾客。其中不乏艺人的身影,我想起日高的作品被翻拍成电影时,这些人曾担纲演出。
  上香仪式后是诵经,接着是丧家致词。理惠身着全黑的套装,手里紧握着念珠,淡淡地向出席的宾客致谢,接着她谈起自己对丈夫的无限思念。顿时,静谧的会场里此起彼落地传来啜泣声。
  一直到最后,理惠的致词里没有半句提到犯人或是自己的怨恨。不过,这样反而更让人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悲伤。
  棺木抬出后,宾客们也陆续离开会场,这时在人**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人。
  正当她离开寺庙的时候,我叫住了她:“藤尾**!”
  藤尾美弥子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长发顺势一甩:“您是?”
  “那天,我们在日高家见过面。”
  “是,我想起来了。”
  “我是日高的朋友,敝姓野野口。补充说明,我和你哥也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
  “应该是吧,那天我听日高先生说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不知你有没有空?”
  一听此言,她看了看手表,接着又望向不远处。
  “有人在等你吗?”
  顺着她的视线,可以看到一辆淡绿色的小货车停在路旁,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正看向这边。
  “不,不是那样。”
  我心里认定他们是一对情侣。
  “要不在这里谈也行,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谈了什么?还不都是些老问题。希望他尽可能把书本回收,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把有争议的部分改写成与我哥哥无关。因为我听说他就要到加拿大去了,所以也想确认一下,今后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展现解决事情的诚意。”
  “那日高那边怎么说?”
  “他是有诚意要解决事情啦。不过他也说了,并不打算扭曲自己长久以来的信念。”      
  “也就是说他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啰?”
  “他好像觉得,只要不以揭发他人隐私为乐趣,为了追求作品的极致艺术,就算侵犯到主角人物的隐私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不过,你不能认同吧。”
  “那是当然。”她微微扬起嘴角,不过那动作称不上是微笑。
  “结果那天你们谈判破裂了?”
  “我请他答应我,到加拿大后要马上和我联络,看用什么方式继续我们的谈判。我看他出发前也很忙,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先取得这样的共识。”
  站在日高的立场,也只能先这样答应她吧?
  “之后,你就直接回家了吗?”
  “你说我吗?是的。”
  “是的。”点完头后,藤尾美弥子睁大眼睛瞪着我,“你是在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
  “不,这是哪儿的话。”我低下头,搓了搓鼻子。不过,如果这不算调查不在场证明,又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她叹了口气:“昨天,我已经见过警方,也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不过,他们问得比较露骨,像是你是不是恨着日高先生什么的。”
  “啊,”我看着她的脸,“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并没有恨他,只不过希望他能尊重死者罢了。”
  “《禁猎地》这本书,”我说,“真的让你这么在意吗?你觉得它亵渎了你哥是吗?”
  “谁都会有秘密,而且应该有权不让它公开,就算是已故的人也一样。”
  “要是有人觉得这些秘密很感人呢?想把这份感动传达给世人知道,有那么罪恶吗?”
  “感动?”她盯着我看了良久,然后缓缓地摇头,“对少女施暴的中学生会令人感动吗?”
  “以感动人心为前提,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描写的场面。”
  她再度叹了口气,故意要让我知道她的不以为然:“野野口先生,您也写小说吧?”
  “是,是以青少年为诉求的小说。”
  “你如此拚命地为日高先生辩护,是因为自己也是作家吧?”
  我稍微想了一下,说道:“或许吧。”
  “真是令人讨厌的工作。”她看了看手表,说道,“我还有事,先告辞了。”随即转身,朝前头等候的车子走去。
  我回到公寓后,发现信箱上贴了一张字条:“我在之前去过的那家餐馆,请回电,加贺。”字条上还附注了应是餐馆电话的号码。
  我进入屋里换好衣服,没打电话就直接往餐厅走去。加贺坐在靠窗的位子,正读着书。书本罩着书套,看不见书的封面。
  看到我来,加贺赶忙站起,我用手阻止了他的动作:“没关系,你坐。”
  “这么累还让你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他低下头说道。他好像知道日高的葬礼在今天举行。
  我跟女侍点了杯热牛奶,坐了下来。
  “你的目的我知道,是这个吧?”我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叠折好的纸,放到他的面前。这是昨天写好的部分,我出门之前把它印了出来。
  “不好意思,多谢帮忙。”他伸出手,似乎打算就此一读。
  “抱歉,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看。你如果读了我昨天给你的部份就会知道,里面也写了你的事,这样怪尴尬的。”
  听到我这么说,他微微一笑。“也对,那我就先不看了。”于是他把纸再度折好,放进上衣的内袋。
  “话说回来,”我喝了口水后问道:“我的笔记是否有参考的价值?”
  “有啊。”加贺刑警马上回答:“像是案发当时的气氛,这类东西光用耳朵听是听不出来的,可是一旦付诸文章就很容易掌握。如果可以的话,真希望所有案件的目击者或发现者都能像这样写出来,那就省事多了。”
  “如果能这样当然是最好。”
  这时女侍送来了热牛奶,我用汤匙把凝结在表面的薄膜拿掉。
  “猫的事你觉得怎样?”我问道。
  “吓了一跳。”他说,“受到猫的迫害是时有所闻啦,不过因为这样而做出那种事的,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你们会去调查养猫的那个太太吧?”
  “我向上面报告过后,他们马上派人去查了。”
  “是喔。”我喝了口牛奶,仿佛是自己去告的密,心里感觉不太舒服,“至于其他的部分,应该和我跟你们讲的一样吧。”
  “没错,”他点了下头,“不过描写细节的地方,还是很有参考的价值。”
  “有那种地方吗?”
  “例如写到您和日高先生在房里谈话的那段,里面提到日高先生当时抽了一根香烟,这个如果不读老师的笔记是不会知道的。”
  “不,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他是否真的只抽了一根,也或许是两根。总之,我记得他有抽烟就对了,所以就大略地写下来。”
  “不,绝对只有一根。”他十分肯定地说。
  “嗯?”我不懂这跟整起案件有什么关联,或许警方对事物的看法自有其独到的见解。
  接着我跟加贺刑警提起,葬礼过后我和藤尾美弥子交谈的事,他似乎非常感兴趣。
  “结果我还是没问出来,不过她有不在场证明吧?”
  “她是其他同事去调查的,不过听说是有的样子。”
  “这样啊?那就没必要把她考虑进去了。”
  “老师你觉得她有嫌疑吗?”
  “也谈不上嫌疑,不过就杀人动机而言,她似乎比较有可能。”
  “您所谓的动机指的是亲人隐私被侵害一事吧。不过就算把日高先生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吗?”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看不到对方解决问题的诚意,气愤之余,她贸然采取行动呢?”
  “不过,她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日高还活着呢。”
  “或许她离开后又马上折了回来?”
  “嗯,”我点了点头,“打算行凶。”
  “不过,那时理惠夫人还在家喔。”
  “或许她一直躲在一旁,等她出门后才采取行动。”
  “藤尾美弥子可能知道理惠夫人要出门的事吗?”
  “这个只要稍作交谈就能察觉得到吧?”
  餐桌上,加贺刑警十指交叠着。他将两个拇指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这样的动作持续一阵子之后,他说:“她从大门进入?”
  “不,应该从窗子吧?因为大门是锁着的。”
  “身穿套装的女性从窗口爬进去吗?”他几乎耍笑出来,“而日高就呆呆地看着?”
  “她只要等到日高去上厕所就好了,然后趁他回来前躲到门的后面。”
  “拿起纸镇?”加贺刑警轻轻地举起右拳。
  “应该是吧。等到日高一进入房间,”我也抡起右拳,“就从他后脑一把敲下去。”
  “这样啊。然后呢?”
  “嗯,”我回忆着前天加贺刑警说过的话,继续说道,“用东西勒住他的脖子……用电话线对吧?然后就逃走了。”
  “当然是从窗户啦。如果是从大门出去的,我们来的时候门就不会上锁了。”
  “是这样啊。”他将手伸向咖啡杯,这时才发现里面已经空了,于是又将它摆回原位,“可是为什么不能从大门出去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大概是不想引人注意吧?这是犯人的心理作用。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她有不在场证明的话,刚刚讲的都只是假设而已。”
  “嗯,也是。”他说,“因为她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也把老师的话当作假设来听。”
  听到他这句话,我感到有些意外。
  “你大可把它忘了。”
  “不过,很有参考价值,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推理。先不管那个了,你可不可帮我做另一个推理?”
  “我是没有自信可以做出专业的推理啦……是什么?”
  “为什么犯人要把屋里的灯全关掉呢?”
  “那是想要让你以为……”我考虑了一下说道,“屋里没人吧?万一真的有谁来了,也会就此打道回府,这样尸体就能晚一点被发现。事实上,当我看到屋里全暗的时候,真的以为没人在家呢。”
  “你是说犯人想让尸体晚一点被发现?”
  “这应该也算犯罪心理吧?”
  “那么,”他说,“为何电脑还开着?”
  “嗯,老师您的笔记里也有记载,说进入房间的时候,看到画面上闪着白色的亮光。”
  “确实如此,大概是犯人以为电脑就算开着也没啥要紧吧?”
  “昨天我回家后做了个简单的实验。我把房间的灯全部关掉,只让电脑萤幕开着。结果我发现那还蛮亮的,站在窗外隐约可见光线从窗帘透出。如果真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应该连电脑都关掉才对。”
  “那他大概是不知道关机的方法吧?没碰触过电脑的人,不知道这事也没啥大不了。”
  “不过要关掉萤幕是很简单的,只要按下开关就行了。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干脆拔掉插头也行。”
  “可能是他没注意到吧?”
  加贺直直盯着我看,接着他点了点头:“也对,或许是没留神吧?”
  接下来我已不知还能讲什么,只好保持沉默。
  “抱歉,占用你的时间。”加贺说完后站了起来,“今天的部分你也会写下来吧?”
  “我是这坦么打算。”
  “那也能让我拜读吧?”
  “嗯,我是不介意啦。”
  他朝柜台走去,中途却停了下来:“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吗?”他问。我的笔记里好像写出了这层意思。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答道。
  他垂下眼,叹口气后迈开步伐。
  加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概不知。如果他能坦白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就好了,我心想。
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关于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嫌使用的凶器竟然是“纸镇”,那是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嫌当初进入日高家时,并无意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他的话,应该就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凶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正在遭受乙肝病痛折磨和饱受就业歧视,在悲苦中前行的战友和家属们,感谢那些为乙肝这个庞大群体提供无私帮助,默默奉献的医生和同胞们!
  与众多乙肝患者一样,我也是由于母婴传播而感染上乙肝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家族的亲戚虽然很多,而我们确从没见过与妈妈最亲近的姥姥、姥爷、大姨、二姨,听妈妈说他们都是因为乙肝而过早离世。
  作为苦难苍生中的一员,从96年起,我们全家便开始经历hbv这种病毒给我们带来的不幸,先是弟弟因工作关系,经常大量饮酒,终不胜酒力肝病发作住进医院,97年我又因胆石症、肝炎先后进了两家医院,与此同时哥哥也因肝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年后妈妈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极度郁闷悲伤肝病发作仅10个月就和我们阴阳两界了。而我再经历了病痛,下岗失业,失去亲人的痛苦磨难中,无论在生活、事业、治疗的道路上都走了很多的弯路,特别是2005年,当医院确诊我的病已经进入不可逆转阶段,在医院我更是经过了100天生死的考验,心灵的煎熬,病痛的折磨,不知陪伴我渡过多少个 不眠之夜,我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再飞速旋转:“没有了健康,我该如何面对以后 的人生之路!
  出院以后,我迫不及待地上网查寻有关乙肝治疗信息,无意中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和我同样饱受乙肝病痛折磨,确依然不顾身体的劳累,为生存而到处奔颇劳碌着的难友;还有这么多优秀而有才华的年轻的朋友,因为携带乙肝病毒饱受就业歧视,而才华无处施展,不停的承受心灵的磨难;还有如此众多的俊男靓女因为乙肝的携带,而失去选择爱的权利……
  我的心灵被强烈的震撼了,看到那么多战友,他们的眼泪已经流干,他们的心已经开始滴血,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伤痛!
  感慨之余我产生了一种写点东西的冲动,我要把悲伤的情感释放,把过去痛苦的记忆封存,我更要把自己生活、工作、治疗的体会告诉大家,与战友共勉。
幼年时期,对父母记忆最深刻的事是由于淘气,不止一次被母亲拧过屁股,父亲和哥哥在远离家乡100公里的外地工作,只有节假日才回家小住几日,爸爸见到我和姐姐,只是疼爱的摸摸我们的脸蛋,然后便把他的爱全部投入到小我两岁的弟弟身上,从此不在关注我们了。
  那时我极渴望爸爸的爱抚,有一次竟然因他的忽视嚎啕不已,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他一点没意识到,反而说我娇气,狠狠揣了我两脚,最后还是喜欢我的哥哥和奶奶把我哄的破涕为笑。
  爷爷奶奶只有爸爸和叔叔两个儿子,叔叔家的婶婶非常厉害,常常对奶奶指桑骂槐,我也来没听见过叔叔家的哥哥姐姐们喊奶奶的,更别提对奶奶好了。所以奶奶就和我们同住,哥哥由于是他们的长孙,不仅人比较聪明,还长的英俊,就这样,我和哥哥成了爷爷奶奶的最爱,特别是哥哥长大后,远离家乡,姐姐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只有我一个人经常陪着奶奶。
  听她讲三寸金莲的来历,看她雪白的肌肤里,布满了象夜空中星星一样的红痦子,用我的小手丫,给她挠痒痒,喜欢让她用如锉的手掌,轻轻的抚摸我的后背。奶奶喜欢一边给我扎各种不同的发辫,一边给我讲老辈人的故事。姐姐看到奶奶给我扎的发辫好看,也让奶奶给她扎,可怎么也扎不好,每当此时,我便会暗暗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胜过姐姐了。
  奶奶总是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的把她那些不知什么年间的古钱币拿出来,给我做漂亮的毽子用.我上班后发现古物市场居然有卖那些古钱币的,很是惊奇,一直后悔都让我送给玩伴或弄丢了,竟然一枚都没有留下来,哪怕留下一枚做纪念也好啊。
  小学毕业后,我以非常优秀的成绩考上县一中就学,基本上离开了和奶奶相伴的日子,奶奶患脑溢血后,在医院里一个尽想拔掉输液器拒绝治疗,不得以我们长途跋涉,把奶奶送回老家。在救护车上,望着已经气弱游丝的奶奶,我和嫂嫂强忍悲痛,尽管我们竭尽全力,经过7天7夜的日夜抢救,奶奶还是走了,当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奶奶的骤然离开,大声哭涕,奶奶别走,奶奶别走……,可奶奶还是微笑着离开了我们,面目依然如生前那样慈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虽然我和奶奶感情很深,但面对一个78岁老人的正常死亡,我的感觉只是不舍和心痛,确没有现在的可怕,悲唉和无奈。
  在家乡奶奶的人缘特别好,对我也是疼爱有加,无论奶奶做什么我都会陪着奶奶,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不敢和妈妈说时,我都会躲到奶奶那里,后来曾经有算命的说奶奶是我的贵人,她一直保着我,对此我深信不疑,奶奶给我幼年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欢乐,如果没有奶奶,我的幼年可能是孤独的。
与大多数农家相比,由于有爸爸和哥哥挣工资,日子应该好过的多,但不断的病灾,使本来富裕的日子,却变得非常拮据。二弟小时候因为消化不良,曾经在当地多家有名的大医院就医过,连医生都表示无能为力时,父母亲仍然不肯就此放弃,又找了一个“蒙古大夫”,其实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居然花了几块钱就治好了。三弟4岁时患了肝炎,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转氨酶一直在500个单位,后来干脆不治了,也没发展下去。
  我呢,据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要强的妈妈为了准备给已经11岁的哥哥盖房娶妻,不仅勤俭持家,甚至连粮食都卖了,大概是先天不足的原因,我的身体素质最差,每年都要打针吃药,甚至都影响到我成年对专业的选择。
  后来好像还得过肝炎和肾炎,妈妈说肝炎就是营养不足,只是偷偷的吃了一个月的红糖鸡蛋,不久也像正常的孩子那样生活了。得肾炎的时候,我已经6、7岁了,妈妈是带我走了5华里去镇上医院看的,我的脸和眼睛都肿了,回来时碰上村东头的本家远房哥哥,用自行车把我带回家。在那个一切都是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家里穷的连一块布头也找不到,根本没钱看病,只是非常注意保养,爸爸特意找村里靠打鱼为生的人家买了一条鱼,给我治病,也许是穷人的命贱,不久也不治而愈。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从一次次的疾病中走过来的,可那时年龄太小,根本不会带来对将来的担忧,反而会因为有了好吃的鸡蛋、糖饼、鱼惺味而暗自高兴。
  尽管那时的生活极其困难,爸爸妈妈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上学读书,刚开始我这个淘气厉害的小丫头,常常因为到河里洗澡而忘记了上学,被老师弄到太阳底下罚站,一年级时,我们班28个同学,17个同学被评上三好学生,名单里居然没有我。
  直到76年文革结束,学校组织文艺宣传,我的胆大与顽皮的天性,使我成了骨干力量。恢复高考后,开始抓教育,我的好运才开始接踵而来,先是带上了红领巾,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毛主席的红小兵,后来因为接二连三的在全乡统考获得第一名,又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随着我的进步,在大人们对我的夸赞声中,我也渐渐成为了妈妈人前背后的骄傲,每每听到别人跨我,妈妈总是谦虚的说,这孩子脑子最笨,就是太用功,父母的这种暗示,在我幼小心灵里埋下了自卑的种子,我不止一次问自己,我的脑子是最笨的吗?成年后,我还经常问自己,我能行吗?
79年小学毕业后,远离家乡考上县一中的重点中学,妈妈先是送我到学校报道,而后带我到城里的姨姥姥家,开始了独立生活。其他同学都是每个星期被家人接回家,回来时则带来一个星期的副食,所带食物无非是咸菜豆芽之类的。爸爸和妈妈无论过的怎样艰难,都会准时给我10元钱作为每月的花销,有时是月底回家妈妈给我,更多的是爸爸和哥哥直接寄到学校,我用6元钱购买一个月的饭票作主食,用2元钱作菜金,余下的就由我自由支配,买些纸笔和生活必须品,每个星期到姨姥姥家再蹭几顿饭吃。三年中妈妈也只是在爸爸休假回家,而专程探望过我一次,但我每次回家,都会受到妈妈的特殊关照,回校时妈妈总是给我准备好一罐咸菜、豆芽、肉丁做成的菜。妈妈的厨艺是全村中最好的,同样的原料,经妈妈的烹调,都会弄出很好的味道,妈妈的手艺,总是被我拿来与同学共享,我则享受山区孩子带来的马肉和果乡,我就这样过着比大多数同学好很多的生活。
  我的学习成绩,引起了哥哥的关注,他是个比较有头脑的人,喜欢钻研,脑子也聪明,无奈由于文革和爸爸的原因,却没能读到初中,就被爸爸弄到城里参加工作,后来由于不甘心只做个电影放映员,在公安系统招干时,背着爸爸到公安局应招,爸爸本来是那里的老人,还有一定的威望,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成为一名刑警。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他提出由他来供养我上学,不想确遭到爸爸和妈妈的强烈反对,他们固执的认为,这样会给我的将来带来无穷的后患,我会一辈子生活在无形的负债中,也是在那次的争执中,爸妈和哥哥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相容的隔阂。
  暑期过后,哥哥在马路上拦截一辆汽车,把我送到学校,分别时,他还一再叮嘱我好好学习,别因为这个受影响,望着哥哥焦黄无一丝笑容的脸,我的心一阵紧缩,隐约中我想起家族的乙肝,那时虽然不懂乙肝知识,但我确信我们难以逃脱。
  不久之后,我又一次回家时,却看见舅母在家里给我们做饭,原来妈妈去了天津,陪哥哥做切脾手术,从同村姨奶奶的口中知道哥哥得了肝炎,还说姥姥家全是这病。我虽然非常惦记着哥哥,可是这么远的路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是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全国粮票20斤。对于哥哥的病,我一直深感内疚,如果不是我,他根本不会与爸妈有这么大的冲突,哥哥也不会得这么重的病,事实上,家庭的不和睦至少对病的发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肝病过早的发作,不仅使哥哥经受了病痛的折磨,也使谈婚论嫁的嫂嫂成为泡影,三年中,姐姐高考失利,爷爷的离世,对我们家来说都是暂时的不快,而哥哥的病发,却给我和家人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年的初中生活对我来说是漫长的,在这三年里,我们尽情的玩耍,街道,寺院,山脚无不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就连山农的果园也留下我们的欢歌笑语,与现在的中学生比起来,我们更多了些本性和纯真,只是我们对学习的投入实在是太少了。不幸的是,入学时二百分之一的优秀生,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留在了让全县考生羡慕不已的母校,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普通高中的一员。
  中考的惨败,不仅姐姐对我有些微词,说全家人为我省吃俭用,到头来全是一场空,哥哥也带出了少许的埋怨,说不仅我没能留校上重点,反而害得他大病一场。意外的是父母亲什么都没有说,一如既往的把我送到新的学校。
  哥哥姐姐的埋怨,我全部默默接收,我在自责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相信宿命。
  到了高中,妈妈和弟弟农转非,全家也随爸爸搬到新单位居住,父母终于结束半辈子的分居生活。哥哥娶了漂亮的农村户口的嫂嫂结婚,独自在另一个城市里生活,爸爸在厂里给姐姐弄了个合同制工人的名额。尽管如此,靠爸爸和姐姐微薄的工资,妈妈的精打细算,要解决一家7口人的高价粮食,家庭生活也还是捉襟见肘。
  这样的环境,加上中考的意外失利,家人的暗示,我越来越相信宿命,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开始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上课睡觉,晚自习逃课成为我的家常便饭,看到很多大我几岁的同学,经常凌晨三点开始学习,我根本无动于衷,我只是顺其自然的吃饭上课,我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了上天。即使如此,凭着初中的牢固基础,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是班主任仁老师,对我寄予厚望,经常鼓励我说:”你这样的学习态度,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如果你再努力些,肯定会超过很多人”。
  高考结束后,我开始考虑以后的路,我常在心里琢磨,如果高考失利,我决不复读,我不想给家里增添任何压力,我开始学着给家里做饭,闷米饭,蒸馒头,变着法的安排每天的食谱。终于在每天的忐忑不安中,等来了分数通知单,我以两分之差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最后被一所外地建筑工程学校录取,学习工民建专业。
  回想过去,如果没有仁老师的一次次谈话和鼓励,我不可能挤上那只独木桥,也许早已成为一个只知道围着锅台转的农妇,一个众多孩子的母亲,一个夫唱妇随的妻子,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熄的田园生活,不管命运之深如何嘲弄我,那样的生活毕竟不是我想要的,今天我也在这里一并感谢仁老师吧!83年9月底,一个丰收的季节,我和考上同一所学校的同班同学,一起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报到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新生体检,我还特意告诉医生,我小时候得过肝炎,让他看看我的肝有没有毛病,体检校医检查后微笑的告诉我,你的肝非常好,肝炎的阴影,随着校医轻轻的呓语,便烟消云散。
  正如那位卫生部长所讲,任何事情都有他的两面性,现在无论是工作学习,都要进行健康检查,本意是加强公民对健康的关注,却给我们年轻的携带者朋友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其实,两年中我和同学吃住一起,经常是同用一副碗筷,就在前不久,我的同学说起我的身体,还特意问我为什么不打疫苗,她告诉我体检后打了疫苗,还产生了抗体呢?现在的政策法规,无意中剥夺了携带者(含患者)的升学、就业的权利,实在是有失公平、公正、合理。
  这两年里,我渡过了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尽管学校的管理与中学时相差无几,除了完成专业课的学习,必要的体育锻炼后。闲暇时我们可以经常漫步在北国春城的自然风光中,享 受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恩惠,树林,湖边不仅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印,也留下了我们欢快的笑声,就象我们曾经观看的电影《青春岁月》、《女大学生宿舍》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了美丽的憧憬 。听着老校长毕业动员会上的慷慨陈词:“同学们!国家的未来是你们的,你们要准备为国家大干40年!”我们每个人都攒足了浑身的力气,投入了满腔的热忱,准备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奉献终生!
  伴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南下的列车慢慢启动了,车厢内逐渐传来了抽涕声,慢慢的变成了大声呜咽,车内车外握着的双手不得不分开,我们不得已开始和我们的恩师告别,和这座美丽的城市告别,有多少不舍,有多少无奈,全都汇成了泪水的长河,熟悉的一切,在泪水模糊的双眼中变得渐渐遥远遥远……
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的一国营企业的基建部门工作,那时的我像一个快乐的百灵鸟,想唱想跳,因为我终于可以挣钱帮父母亲了,我要尽我所能帮弟弟读书上大学。
  工作单位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0万元的大厂,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是同学当中效益最好的单位。参加工作开始,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方面我积极努力地工作,业余时间就复习高中知识,准备继续参加成人高考,学习更多的知识。虽然我转年顺利地考上了一所成人大学,但单位确因为系统内学校没有此专业为由,拒绝担负学费,自费上学,则需要自己半年的工资,实在难以承受,我只能等待机会。
  87年我偷偷参加了单位组织的献血,却被告知是乙肝携带者,而且谷丙转氨酶也高,虽说是属意料之中,可当多年的猜忌终于得到证实时,我还是多少有点无言的懊恼。我将此事第一时间内告诉了认识不久的男友,没想到他居然轻松地笑着说:“没关系,很多人都这样,原来他的周围,竟然有两个吃喝不分的朋友,情况和我一样。我还将此事告诉了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同事,也同样没有人反感、歧视,我的老科长知道此事后还特意找我谈心,告诉我别在意,注意营养。
  不久我回家,把情况告诉了父母,父亲什麽也没说,母亲也只是在看完我解过的大便后说:“我是久病成医,一看大便就知道有没有肝炎”他们并不理解带菌的意义,因为他们知识太贫乏了,我还记得舅舅确诊肝癌后,父亲还告诉他少喝点酒没问题,在他们的概念中根本没有预防两字,你说多了他认为你太在意,是胡闹。
  就这样我回到了单位,乙肝病毒像一座暗礁,隐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现状,我决定到附近一个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公园参加晨练,以此让自己的身体日益强壮,而有足够的力量抵御病毒的侵袭。
  那时侯门票极便宜,只用2角钱,没去几天,就发现有两个教鹤祥桩的人在招收学员,还特意提到对乙型肝炎有辅助治疗作用,我不加思索就报名参加了。一个月后,练站桩,开始我还没有勇气参加站桩,但看到先练的学员,有的跑有的跳,有的弯腰有的踢腿,老师则逐个讲解学员身体异常时,我也忍不住抢着参加第二批的站桩。随着老师的导引,从丹田内感觉有股挡不住的力量向上冲,接着我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摆起来,同时胸腔有股气直抵咽喉,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为了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我用意念慢慢收功……。争开双眼的刹那,我感觉到整个世界是如此蒙胧,又是如此清澈,蒙胧的是双目泪水连连,清澈的是周围的一草一木,都如刚刚被雨水冲唰过,是那么的晶莹剔透,没有这样的经历,决不会体验到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清心和美好。后来功友告诉我,你发功时想哭预示你肝脏不好,几天后我去医院复查,结果一切正常,以后的日子,就没有规律了,乙肝的事也就搁置不管。
  不久,我又去医院进行乙肝方面检查,却显示一切正常,此后,一直到我婚检、怀孕、生产,尽管都查出乙肝携带,我确不曾因为他受到任何不好的影响,与今天的年轻人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又是如此幸运和幸福。直到现在,我还十分眷念那个时代的生活,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没有失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亲情和友情,对于凡人来说,追求的不就是生活的快乐与和谐吗?
  随着我国基本建设热潮轰轰烈烈的进行,n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工程造价管理专业学员,我决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不顾一切地报名参加了预科班的培训,终于在88年顺利考取。可高昂的学费又成了我最难逾越的沟坎,由于不解事故,不通风情,根本想不到给部门或管事领导疏通关系,整天的愁眉不展。正在此时,已经调到某教育部门做基建科长的师兄那里正需要技术人员,我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当我小心谨慎地把这个要求作为调走的理由向领导提出时,领导居然没相信我的话,也难怪,当时也是我在单位最得意的时期。于是人事科长和部门领导之间把我踢来踢去,经过15天的穿梭和焦灼等待,老领导终于给我揭底,不同意调出,他去找厂长要求单位负责出学费,以后的婚房他负责帮忙。领导简单的承诺,让我心花怒放,我只要学习的机会,就这样顺利实现了我人生第一个愿望,可以带着工资上学。婚房的事,我根本不相信他的承诺,因为在这个3000多人的工厂,凭我一个只知道做事的小丫头,是不可能有机会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还没打算这么快就成为别人的妻子。
  其实,参加工作三年后,渐渐地开始不满意轻松的工作状态,对科里的很多人和事也不太认同,有时侯甚至觉得自己很难融入那个环境中,好在单位每年都会有项目,我还能消磨一些多余的精力。
  89年,我和恋爱两年的男友领了结婚证书,大哥身有残疾,已经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唯一的独单,两年的接触,我们对双方的性格、人品及家庭,已经彼此熟悉、彼此了解,我明白公婆不可能给我们解决婚房问题,我更不忍心挤兑老公给家里和自己压力。
  没有事业,没有家庭,孤身一人漂泊,精神也好像失去了寄托,生活也随之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昏昏噩噩中感觉青春在一点点耗尽。
  非常了解我目前处境的师兄,又一次邀请我加盟他的阵营。正像人的贪欲永远也无法满足一样,内心又重新燃烧起追求事业的一丝火花,何况师兄单位对婚房的承诺,也更加激起了我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那时侯,大龄青年,等房结婚的比比皆是,这个城市很大,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碰上这样的贵人相帮,我乞有不动心之理?争得我的同意,他开始安排我和主管基建、人事的副局长见面,面视成功后,我才开始向领导递交调职申请,没想到我公开辞呈,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先是同事苦口婆心的规劝,人家都是从农村往城市里奔,没见过从市区往郊区奔的?
  师兄为了能早日帮我要到房子,还特意给准老公写了封信,邀请我未来的公公,以家长的名义去一趟教育局,可惜被他老人家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使我闷闷不乐。
  父母亲知道此事后,特意招我回家,原来爸爸也不同意我调走,他语重心常地说了一句触动心弦的话,“婚房是他们家考虑的问题,不是你应该做的”,同学朋友也认为我不值得做出这样的牺牲。
面对这么多亲人朋友的反对,我开始一点点动摇,而对方见我迟迟未动身,又有过一次反悔的经历,已经让我个人将档案送到对方的人事科,只是因为房子问题不能当即解决,而迟迟未办理正式调动。
  那个时候,能在市区解决房子的只是几个局长,打算给我的房屋也是别人即将退下来的平房,不久,主管基建的局长给我找了个临时住所,城乡结合部的老乡家,和老乡的女儿挤在一个炕上,意味着要和他们一起生活,13岁就离家独立,我已经完全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了。
  这样的安排,又加重了我留下的砝码,我终于要回了档案。最后害的师兄两头为难,那边无法面对单位领导,这边还要在我的领导面前打圆场,我的内心深处也一直觉得愧对师兄,对我来说,他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师傅、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短短两年间,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是永远值得我尊敬的人,是我心里的伟人!
  前几天,当他从别人口中知道我的病后,还特意关照我,注意身体,一阵寒暄过后,放下电话的瞬间,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是感动,是后悔?可能两者都有吧!师兄啊!我不知道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可是我又不忍和你说啊!
  今天之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文字述说,因为它是我人生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关键看你需要的是什么?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也不要被短暂的成功迷昏头脑,好坏对错都是相对而言。
90年我们通过私买公助,购得市区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住房,当房子归属于我们的一刹那,看到仅有的蜗居,也仿佛看到了我未来的人生,将要与苦难同行。恋爱4年间,我有过太多的诱惑,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可“爱”字实在太沉重,都一一被我否决掉,我理想的爱情是两情相悦,终身不移,生死相随,不离不弃,我眷恋的家是温馨和慕的大家,其乐融融的小家。想到这些,我不禁泪从心生,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我之所以会哭泣,是因为我的婆婆公公并不喜欢我们,我的温馨和睦的大家梦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结婚本是人生大事,可为了未来的生活能平和安静点,我决定不举行任何仪式,我真怕憋足了劲的哥嫂、父母和婆家人的分歧,在婚礼上大动干戈,把老公陷入两难的境地,那毕竟是他的生身父母,既然我选择了他,也必须接受他的父母家人。
  婚后的生活,也正如所料,10几年来,三个孩子的大家庭,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公婆在我住院多达400天的日子里,竟无一次探望,只是在回家后,略坐片刻,言约:“那个地方,谁愿意去?”
罢了,罢了!我所有的期待,顿时化做云烟,温馨和慕的大家庭,我已不再期待,我所能做的,只是尽点义务,与感情无关,这是我永远无法述说的隐痛,也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同年9月底,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旅行结婚,顺便把考上财经大学的小弟送到学校,我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到他的身上,我知道弟弟读书要很多钱,我也知道凭父母目前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要,我不想让他受我曾经受的苦,我还要让他明白父母的难处而心疼父母体谅父母。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参加工作后,确实很孝顺父母,也非常疼爱我这个姐姐,在我以后的经济危机中都是他帮我渡过难关.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几年过去了,不久我们又有了爱的结晶,虽然在单位经历过下岗的冲击,确也过了很久悠闲潇洒、无所事事、虚度人生的年华,但这一切都因为女儿的到来,而显得无足珍贵。我和爱人每天伴着朝阳陪着落日,同去同归,日子虽然不太富裕却也幸福快乐,一有时间我们就结伴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一家人的日子也其乐融融。
  不久二弟又不负众望给我们家添了一个漂亮的男丁,特别是小弟弟毕业后,在大哥的帮助下分到了他所在城市的银行系统,不仅经济负担没有了,收入还很多,结束了爸爸妈妈紧张拮据的日子,我们家成了爸爸同事们羡慕的大家庭,他们都说爸爸妈妈是苦尽甘来,我们的心里暖阳阳美滋滋的。
  就在我们沉浸在幸福与美好之中的时候,就在爸爸妈妈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开始犹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而来,打得我们措手不及,遍体鳞伤。先是二弟得了肝炎,我赶紧去探望,我的心情万分沉重,多年来的担心终于成了事实。其实在他之前,我早已感觉到不适,只不过检查出有胆结石,不愿意往坏处想,故意回避那里罢了。妈妈也浮肿得很严重,爸爸曾经带她去很多医院看病,还特意把家族史的情况跟大夫讲明,居然没查出肝病,(肝功正常),真是庸医误事。

和弟弟见了面,他倒是很乐观,听朋友介绍看了一个偏方,一天下来泻好几次,还说能去掉病根,天晓得是不是骗人的!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又回家看他,居然又传来更不幸的消息,大哥因肝硬化腹水住进了医院,爸爸眉头紧锁,妈妈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地说:“我要是死了多好”!虽然是炎热的夏天,我心里却好冷好痛,内心深处又压了一块巨石。

弟弟恢复得很快,单位捎信问还上不上班,言外之意不上班,岗位就没有了,就意味着丢了饭碗,他只有初中毕业,合适的岗位很难找到,不得已病没好利索,就上班去了。只是他的工作是搞营销,应酬时还不得不喝酒,不能说自己有肝病,如果那样谁还敢跟他打交道?我真替他捏了把汗,可我又能怎样呢?我自己已寝室难安,根本没有能力帮他一把。

我擦掉心底的泪,赶往另一个城市,代替爸爸和他去看望病重的大哥,见到大哥,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地哭,嫂子怨声载道,嘴里老是唠叨着一家人一样的病,甚至当着我那未过门的弟媳妇说,真倒霉嫁了个乙肝世家。

也因为这一句话,造成了小弟弟一家与他们更深的隔阂,大哥看见我难过,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哭什么?慢性病,养着呗!”听到他的话,我的心轻松了许多。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肝硬化的严重性,也许病没在自己身上,也没找大夫问问,也许是我和嫂子的关系不很融洽,他们不想告诉我太多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我的内心是很疼爱大哥的,小的时候他也一直很喜欢我,只是结婚以后,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父母亲关系不好,影响了我们的感情。

嫂子比哥哥小六岁,长相又漂亮,哥哥对她宠爱有加,把她弄成农转非以后,不但没融洽他们的关系,反而更不疼爱大哥了,吵闹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人总是在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了反倒难以忘怀,嫂子是在大哥死后,又一次嫁人才感悟到大哥的好,据说后来又离婚了。

第二天我返回了自己的家,我必须把自己的情绪理顺,让我那压抑了很久的悲伤适当的释放一下,我和爱人及一个要好的朋友讲了,之所以和朋友讲,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嫂子和婆婆都是这种病,比较了解这种病的传染性,他们都没有说什麽。接着我开始频繁地去化验,第一次转氨酶60单位,一个星期后我再验转氨酶80单位,我有点害怕,就去找大夫,那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和善,很慈祥的中年女性,她听完我的陈述后,马上给我开了住院证,告诉我说:第一,你肯定是慢乙肝,第二,住院不仅可以系统治疗,还可以检查有无早期肝硬化。可惜的是我当时不肯面对现实,总认为是胆结石造成的,我拿着住院证,虽然心里也愿意治疗及检查,可一想到病情公开,会遭到歧视,家人知道后的感受,我还是把住院证收了起来,把一切不好的症状,都给了胆结石,只是继续吃清热利胆的药,自己骗自己,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太糊涂了!生命只有一次,且也不完全是自己的,她还属于家人,为了自己多感受点美好的生活,也为了上天赋予我们的这份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善待它!

年底三弟结婚,说起来真的是很对不起他,家里人(包括父母在内)都不是在一种完全释放的情怀下给他操办婚礼的,他的婚礼我们即没投入极大的热情,也没给他适当的经济支持,当时我认为他已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行为能力办自己的事,现在想起来是极端错误的,其实他很需要,是经济与感情的双重需要。尽管以后我意识到了,也无法弥补那时的过失,我想人的行为处事不要看过去,应着眼于未来,考虑当时状态下他人和自己的感觉。

三弟结婚不久即把父母接到他们的新家,大哥隔几天就去三弟那里看望父母,我们这个大家庭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却也相安无事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97年春节很快来临,我们决定在一起过节,清晨我们一家三口乘火车赶往三弟家,一进门我看见了久违的哥哥,他几乎是卷坐在沙发上,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难过,女儿似乎是为了讨好他,竟然拿着50元钱说:“大舅,给你钱”,看到嫂子没在,我只是轻轻问了一句:“嫂子怎么没来”他刚刚舒展的眉头立刻紧锁上,烦躁地回答我:“别问,要想让我多活几年,就别管那么多事”,我不再说话,父母一直对他不满意,可他也有难言之隐呀!我很恨嫂子,他也太不疼爱哥哥了,我在心里替哥哥不值,可我却无力阻挡。


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碰到无可奈何的事情,有的经主观努力可以改变,有的却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感染的乙肝,是伴随着生命降临的,我们就不能恨给了我们生命的父母,只能正确对待它。

将近中午时,大姐一家四口也来了,看着她们提路途路的样子,爸爸不禁掉下了眼泪,我相信世界上的缘份之说,爸爸最心疼她,一是因为她性格比较懦弱,二是因为我们兄妹几个只有她在农村,日子过得比较艰难。那一年,虽然二弟一家没和我们在一起,也算是我们家最团圆的日子,因为以后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再没有机会在一起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为那年春节没给嫂子拜年责怪自己,是我的爱憎分明的性格使我失去了容人的度量,我为什么不能做到爱屋及乌呢?可哥哥并没跟我计较这些,尽管那时他病得很厉害,还是和三弟一起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火车站,临走时还特意嘱咐我,别忽视胆结石,该看就看,然而让我更没想到的是,那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流泪滴血,这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抹平的伤痛,我只能在心里说:哥哥,小妹对不起你了!


又进入新的一年,单位越来越不景气,时常要兼并科室精简人员,我所在的基建部门,成了闲置科室,自然属于被精简之列,我下岗了。

我开始思考着以后的出路,我的身体也越来越消瘦,面色开始变得酶暗黑黄,所有的人都我问我:“怎么孩子大了,倒越来越瘦呢?”,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确又忌讳就医,97年4月开始,发现小便发红,我再也不敢大意了,我先去了外科看胆结石,一个专家告诉我:“你有黄疸,必须住院进行胆囊切除术,没有别的办法,现在的微创手术非常简单,5天就可以出院。”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想先把这个病灶去除,肝的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况且手术之前肯定得全面检查,最起码也要验肝功.

第二天不仅抽血还作了腹部b超,b超的结果显示我是胆囊颈部结石,没有人告诉我验血的结果,医院决定第三天给我做手术,为了不给病人增加心理负担,又让每位家属给手术科室500元,婆婆来医院看我时说:“肝也有毛病”,我竟还示意婆婆小声点,因为怕医院不给做手术,我隐瞒了乙肝的事。

手术的事,我决定不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一是因为家里现在的状况,我不想给他们心理上再增加任何负担,二是我所有的亲人都不在这个城市,来一趟不容易。意外的是手术前我见到了三弟和一位好朋友,是他们和爱人握着我的手把我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开始了,麻醉师让我张开嘴,给我喷了麻药,过了一会,我感觉自己的肚子极度膨胀,好像我小时候看见被宰杀后的即将拔毛的猪,被放进滚烫的开水里之前的样子,接着又有几根尖尖的钢钎刺进了我的腹部,特别是右下腹部那根我感觉一阵刺痛,当时我想既然是全麻,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不一会,我听见大夫说:“这个人有慢性肝炎”,时间一点点过去了,我终于在忐忑不安和极度痛苦中做完了手术。

看见我从手术室推出来,爱人、弟弟和朋友也松了一口气,后来爱人跟我说:“有一个老人,手术中发现了肝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手术的当天,我躺在床上,总感觉腹部有一个充满了气的大气球,一整夜我不断的跟弟弟和爱人喊着:“难受死我了”,我一向觉得自己很坚强,能承受住各种痛苦,记得5年前,我还是剖腹产生的孩子,当时采用的是局麻,疼得我浑身是汗,我紧紧咬着牙,一生都没吭,连大夫都受感动了,后来他们跟我说:“你真坚强,生孩子时什么样的都有,甚至有叫着丈夫名字大骂的“,我心里想:我是怎么了,难道过不了这个坎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晚上知道我手术的同事、朋友及婆家的兄嫂都来医院看我了,我强忍着不适,跟他们点头致谢,我不能跟他们过多客套,我只能在心里表示我的感激,有情后补吧!

转天,我的情况有所好转,能自己下地解小便了,我发现小便已不是前两天的浓茶色了,颜色浅了很多,我紧揪着的心稍微得道到了一点宽慰。可是身体还是感觉剧烈的腹胀,第三天还觉得头晕目眩,护士量血压时,高压60,低压30,我平时就有低血压的毛病,也缺乏医学常识,还不懂得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过了一会,护士给我拿了一种小药片,我吃了下去,大概是升压的,后来又给我复测了血压,我听她小声嘀咕了一句,“上来了”,就不再管我。五天后我出院了,刚回到家一会,婆婆就带着女儿也回家了,我的感情很脆弱,见到女儿,我的眼睛一片潮湿,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因为女儿根本不知道妈妈住院的事!

我身体的不适,并没随着出院而有所好转,反而越来越厉害,婆婆给我做了茴香陷饺子,据说是通气的,还安慰我说:“如果肝有毛病,咱再去看肝”,即将临产的小叔两口子也来探望我,面对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也是经济条件并不好的婆婆一家给我的最高待遇了。

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去医院找主治大夫,说明我的情况,并不是中医的外科大夫竟然给我开了三付汤药,可三付汤药喝下去没能缓解我的症状,当我第二次再找他时,他才说:“我也没办法了,你的病灶我已去除,你有轻微肝炎,验肝功吧”,我和爱人很听话的在那所医院接受检查,由于当时已是4月30号,检查结果要等到休假过后的5月3日。其实,我所在的城市有专科医院,医疗水平也不低,如果在那个医院检查,半天就可以出来结果,死脑筋的我们,没能看到事态的严重性,继续等待检查结果,可我的病是急性发作,不会等着检查结果出来后才进展,5月3日我的大小便也开始不正常,小腹发胀,右会阴部水肿.

当我左右摇摆时,好像还有水的流动声,不得以我又去了手术的那家医院,主治大夫休息,其他大夫根本不予接待,同病房的病病友跟我介绍说:“你别找他们了,竟大着肚子回来的,他们根本管不了”,病友的话,打了我一闷棍,我们取完化验结果,转氨酶600个单位,胆红素30,直到此时,我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必须接受乙肝的治疗。


我住进了市传染病医院,当天医生对我进行了全面检查,马上进行保肝治疗,第二天进行各种化验,做腹部b超,显示脾增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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