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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有没有形状?是一只小鸟的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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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是一只小鸟吗?　　　　　　摩罗　　　　　　　　在我的老家,鄱阳湖北岸的一个小山村,一个小孩如果生了小病,精神萎靡不振,通常就被认为有可能灵魂在某处受到伤害或者业已丢失.于是,他的母亲或者村中德高望重的老年女性,就用衣襟兜着一些大米,在黄昏渐渐降临的那一刻,到村子外边孩子可能受到惊吓的某个地方,一边撒米一边向着凄迷的黄昏呼叫"某某呀,你山前山后着了吓你回来哟!"旁边跟着的几个小孩赶紧应答说："来了!"女人又依次说："某某呀,你村前村后着了吓你回来哟!某某呀,你塘前塘后着了吓你回来哟!某某呀,你屋前屋后着了吓你回来哟!"每喊一句,跟随的孩子们都及时应答："来了!"这样一边反反复复喊一边往病孩家中退.退回家中以后,女人将兜襟里剩下的大米撒在病孩的头上.一边撒米一边抚摩孩子的头部,还轻轻念叨："息祭!息祭!"表示灵魂已经回到了病孩的身体之内,整个仪式由此完结.　　　　这个仪式在当地名为"喂吓"."喂"是当地方言,就是呼叫的意思."吓"是指灵魂（当地叫魂心）受到了惊吓或伤害.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叫魂". 笔者小时候多次成为这个仪式的中心人物—病孩.直到今天,笔者年近八十的母亲依然为村里的孩子呼喊在鄱阳湖边的暮色之中.　　　　可是,在这个意在招魂的仪式中,为什么"喂吓"的妇人不断撒米呢?难道她要叫唤回来的灵魂对大米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吗?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都相信人有灵魂.他们认为"一个动物活着并且行动,只是因为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动物在使它行动.如果人活着并且行动,也是因为它身体里面有一个小人或小动物使得他行动.这个动物体内的小动物,人体内的小人,就是灵魂."（弗雷泽《金枝》）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谁说灵魂是非物质的,谁就是在说蠢话.”（转引自泰勒《原始文化》3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可见对于灵魂的具体形象的想象和理解,并不像今天所谓文明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想法.古希腊文明昌盛时代的大哲学家对于灵魂的理解,乃是古代各民族最普遍的思想意识.　　　　古人把人的睡眠、生病、死亡解释为灵魂的离体.睡眠和生病是灵魂暂时离体,死亡是灵魂永远离体.根据这样的理解方式,小孩的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虚弱疲软,完全可能是因为丢了灵魂.　　　　那么,人类的灵魂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有的民族的先民认为人的灵魂就是人本身的模样,美洲印第安人就有一个民族认为,灵魂形体就是一个微缩的人体,住在人的大脑正中.但是,也有一些民族把人类灵魂理解为某种动物的形体.许多民族的语言把灵魂比喻为一只随时飞来飞去的小鸟.这种比喻实际上可以看作古代先民对于灵魂形体的猜测和描述.出土于古代埃及王墓的一只陶瓶上,画着一直形体优美的小鸟站在屋顶上,这只小鸟很可能是表示人的灵魂据守在这座房子上.　　　　古往今来,诗人天天呼唤着"思想的小鸟"和"想象的翅膀".雪莱吟咏着凌空舞蹈的云雀,于连从盘旋于高空的鹰隼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顽强意志和远大志向.司马迁借历史人物的名义感叹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也就是把庸人的灵魂看作燕雀,把勇士的灵魂看作鸿鹄.庄子让自己的灵魂与一只蝴蝶时而互换角色,时而融为一体.梁山伯和祝英台去世后,两个人的灵魂都化作了蝴蝶在墓地上空翱翔交合.李商隐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其实是说只有灵魂才是彩凤,才有双飞翼.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如此,精卫被大海淹死以后,她的灵魂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只小鸟,天天运石填海,最后终于将大海填平.这是世界上最辛苦劳累的灵魂.这些全都可以看作灵鸟观念在艺术思维中留下的痕迹.　　　　即使是那些明确地把灵魂的形体理解为人体或者别的动物形象的民族,也可能同时还暗暗地认为,灵魂更像一只灵动、活泼、飘逸的小鸟.爪哇人的小孩第一次放到地上时,为了防止他的灵魂逃出人体,就选择鸡棚作为他的落脚的地点.母亲一边将小孩的脚放在鸡棚的地上,一边做出咯咯咯的声音,就像老母鸡招呼小鸡一样.她们显然是企图用这样的咯咯咯的呼声牵引住儿子的灵魂.　　　　这种咯咯咯的叫声,在许多民族的风俗、巫术、民谣里得到回响.有的民族为了勾引自己心爱的姑娘的灵魂,在巫术和咒语中反复模拟鸟鸣的声音."咯咯咯,某某某的灵魂啊/来呀,跟我一起走吧/来呀,跟我坐在一起吧/来呀,跟我并枕同眠吧/咯咯咯!魂呀魂!"他们相信这样的咒语可以让心爱的姑娘神魂颠倒,追随而来.有时人们还用类似的咒语勾引敌人的魂魄,以期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　　　　然而,最为普遍的也许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人治病.南太平洋地区的婆罗洲一个名叫新当的地方,如果有人从高处摔下受伤,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在刚才的震动中,灵魂掉落出来了.受伤者被抬回家后,他的妻子或者其他女性亲属便赶紧到出事地点,一面撒下金黄色的稻谷,一面念念有词地喊叫："咯咯咯,魂呀,某某已经回到家中了,咯咯咯,魂呀!"接着把刚刚撒出的稻谷收回到篮子里,带到受伤者面前,细心地撒在他的头上,口中像刚才一样念念有词"咯咯咯,魂呀!……"在这样的仪式中,很显然,人们把人的灵魂理解为一只小鸟或者一只小鸡.　　　　笔者家乡的妇人在招魂仪式中一路撒米,同样是把人类灵魂当作了一只迷途的小鸟.沿路撒下的大米就是对这只灵魂小鸟的呼叫与牵引.人们对于仪式的效果充满期待,好象亲眼看见一只小鸟沿着撒米的路线一边啄食一边回家,最后在妇人抚摩病孩头时,这只小鸟返回到了病孩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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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酷刑-宫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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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是古代割除男子生殖器的酷刑。
　　生殖器官对人来说和头颅同样重要。头颅是生命中枢，它决定着个体的生存；生殖器官担负着繁衍后代的任务，它维系着群体的生存。在人类社会之初，各民族都有过狂热的性器官崇拜和生殖崇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也都特别重视传宗接代和血统继承。割除生殖器官，对他本人来说，毁灭了他的人生乐趣，对他的家族来说，剥夺了他遗传的权利。因此，宫刑是对人的非常严厉的惩罚。在远古时约五刑中，宫刑重于墨、劓和刖，仅次于死刑。
　　 从远古时开始直至封建社会的终结，到底有多少人受过宫刑，实在难以统计。“宫刑”这两个字，包含了多少人生的悲剧！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再从头看一看这幕悲剧吧。
（一）　　 宫刑早在尧舜时就有了。尧时有象刑，就是规定犯罪者穿戴的服饰要和一般人有所区别，以示惩诫，其中犯宫刑的人要穿草鞋。《初学记》卷二十引《白虎通》说：“犯宫者履杂屝。”后人解释说，“屝”字同“菲”，就是草鞋。说明这时已经有了宫刑的名称。舜曾经赞美主管狱讼的名臣皋陶说：“汝作士，五刑有服。”舜时的五刑包括宫刑，当时只用来对待蛮夷，而对于本部落里的罪人并没有真正使用。舜以后，禹时才正式施行宫刑。《汉书．刑法志》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宫刑即是禹制定的肉刑之一。
　　 宫刑从开始提出时起，它的含义就是割除男子的生殖器，这是没有疑义的。《尚书．吕刑》篇“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一句之后，汉代学者孔安国作的传说：“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唐代学者孔颖达作的疏引伏生《书传》，进一步注解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从《尚书》的原文及注疏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三个意思，一是当时的宫刑包括对男子割除生殖器官和对女子实行的幽闭（详见幽闭），二是宫刑为仅次于死刑的较重的刑罚，三是宫刑的量刑范围为惩治淫罪，即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可以看出，宫刑的出现，是在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制度以后，为了维护这种一夫一妻的婚姻秩序（实降土是维护血统继承的纯粹性）而制定的惩罚措施。尧舜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由父系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要求稳定，这时制定宫刑正是适应了客观现实的需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
　　 夏朝时，三苖（少数民族）肆行“五虐”，其中有“椓阴”，就是宫刑。夏灭三苖，却对他们的椓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大辟、膑辟、宫辟、劓、墨）之一，其中“宫辟五百”。商代未见有宫刑的记载，但商代有肉刑，而且承袭夏制，应当包括宫刑在内。周初也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墨、劓、宫、刖、杀）之一，规定“宫罪五百”。但当时把宫刑排在五刑的第三位，次于死刑和刖足。周穆王时，又把宫刑升为第二等，仅次于死刑。据说，周穆王认为，人虽刖足能行人道（有性机能），而宫刑可以使他断绝后代。这说明，西周时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初步萌生，宗法观念、家族意识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开始确立了。
　　 西周时，宫刑已不仅是用来惩治淫罪，犯了其它罪行而还不至于判死刑者，可处以宫刑。这样，宫刑的施行范围比它的本义有所扩大。而且，西周时还规定：“公族无宫刑。”意思是说，贵族犯了罪，不能判处宫刑，原因是为了“不翦其类也”，即不让他的家族断绝后代。贵族们犯了罪该处以宫刑者，就用“髡”（剃去头发之后去做看守仓库一类的劳役）来代替，而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应该处以宫刑的罪则不能赦免。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西周刑法制度的鲜明的阶级性。
　　 宫刑又叫腐刑。有人说，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官后，数日内其伤口散发出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称为腐刑。也有人说，男子受宫刑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像腐朽的木头不会再开花结果，所以称为腐刑。西周时，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奄人”。《周礼·天官·叙官》篇中有“酒人奄十人”之语，前人注解说：“奄，精气闭藏者，今谓宦人。”因此，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奄人或阉人、阉宦，称施行宫刑为阉割。《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寺人、侍人等，也都是指奄人。
　　 人被阉割时必须避风寒，否则会断送性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不透光，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似的，百天以后伤口完全愈合，才能到外面自由行动。所以，又称宫刑为下蚕室。
　　 秦时，宫刑使用得很普遍。秦始皇集中七十万名囚犯去修建阿房宫，其中许多人就是受了宫刑的。赵高的父亲也曾受了宫刑，他的妻子改嫁了别的男人，生的儿子都承继赵姓，并且都处以宫刑，赵高即是其中之一。
　　 汉初时，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宫刑和其它损伤人的身体的肉刑太残酷，于是，汉文帝十三年（前167）诏令废除肉刑，其中包括废除宫刑。但过了不久，景帝中元年间又恢复宫刑。开始时只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后来也把宫刑用于对某些非死刑罪的处罚。汉武帝时，不少文武大臣都被处以宫刑，如将军李延年、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张安世的哥哥张贺等。东汉时效法前代，宫刑常见。建武二十八年（52）冬十月，光武帝刘秀下诏将判为死罪而在押的男女囚犯都处以宫刑，其中女子的宫刑指幽闭。建武三十一年（55）又重申此令。永平八年（65），汉明帝刘庄下诏将被判为死罪者减一等，其中大逆无道者下蚕室。建初七年（82），汉章帝刘炟下诏将被判为殊死的罪人下蚕室，其中女子幽闭。元和元年（84）、章和元年（85）及永元八年（96）都下过同样的诏书。汉代对来自西域国家的使节或人质也曾使用过宫刑。征和元年（前92）楼兰国王去世，其国派人到汉朝迎接作人质的太子回国继承王位。这位太子在长安因犯法已受过宫刑，汉武帝就没有放他回本国。
　　 宫刑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也使人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有的人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自杀。司马迁受刑后，每想到这一难堪的奇耻大辱，都不觉汗流沾背，也想“引决自裁”。因此，后世不少正直之士多次提出废除宫刑的建议。有的朝代曾加以采纳，也有的朝代又将宫刑恢复。东汉永初年间，廷尉陈忠上书请求废除下蚕室之刑，汉安帝刘祜批准施行。建安时，曹操曾提议将某些死刑改为宫刑，交群臣讨论，陈群、钟繇附和曹操，赞成恢复宫刑，而王朗、孔融等人反对使用宫刑，结果议而未决。晋代，也有人提出恢复宫刑的主张，但也没有能够实行。北朝时，宫刑一度死灰复燃。北魏规定，对谋反叛逆者要处以腰斩，全家同诛，家中十四岁以下男童处以腐刑。如魏宣武帝时，平季就是因为父亲参与了和尚法秀谋反的事件，而受了宫刑。很明显，统治者的目的是将反叛者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将儿童处以宫刑虽然意在表现一点仁慈，但却掩盖不住统治者制定刑法的阶级性和残酷性。东魏时，南兖州刺史、河阳侯樊欢因不满高欢父子专权，图谋复兴东魏，被高氏杀害，其子樊叔略正在幼年，被处以腐刑。西魏、北周未见宫刑事例，但也未见废除宫刑的文告，直到隋初开皇年间，隋文帝杨坚才正式下诏将宫刑废除。
　　 隋代以后，朝廷正式规定使用宫刑的，只有辽代和明代。辽应历十二年（962），萧延之的家奴海里强奸拽剌秃里的未成年的女儿，被处以宫刑，交给秃里家做奴隶。明代的法典有一条规定叫“阉划为奴”，就是宫刑。洪武九年（1376），南京宫中建造谨身殿，负责此事的官员误把中等工匠奏称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命令将上千名工匠全部斩首。当时工部尚书薛祥极力进谏，朱元璋又改令将工匠们都处以宫刑。薛祥又奏道：“若这么办，那千名工匠都成废人了，不如改用笞杖责罚，然后都让他们出工。”朱元璋终于同意了薛祥的请求。洪武年间，金华人张尚礼为监察御史，有一天他作了一首《宫怨诗》：“庭院沉沉昼漏凊，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元璋看了这诗，见他如此精细而生动地描写宫中妃嫔的心事，非常忌恨，就下令将他处以宫刑，结果张尚礼竟死在蚕室。宣德年间，太仆卿戴希文的儿子怀思和前翰林院庶吉士成敬，都被宣宗朱瞻基下令判处宫判。天顺二年（1458），英宗朱祁镇曾下令把四十四名监徒处以宫刑，把他们的女眷共八十口都送浣衣局作苦役。此后，明代再未见以宫刑处罚罪人的事例。
　　 有些朝代，朝廷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使用宫刑，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宫刑仍然作为私刑的一种而存在着。比较常见的情况有两类：
　　 其一是，某些有权势的豪门贵族对与自己的妻妾通奸的男子进行惩罚，采用阉割的手段。例如，北宋时，太尉杨戬府中的侍妾与歌姬非常多，她们年方少艾，欲心炽盛，杨戬一人不能满足她们，于是，姬妾们设法把一名在馆中作门客的青年男子留在内室，轮流与他淫乐。后来杨戬发现秘密，把门客抓获，绑在卧榻上，让人用刀割开他的阴囊，剥出两粒睪丸。门客疼痛至极，晕厥过去，杨戬又叫人按常法敷药灌药，包扎停当。行刑者是府中常用的阉工，技术非常纯熟，某门客幸而未死，十多天后就能起坐，但他洗脸时，胡须纷纷脱落，面貌逐渐变成一个太监模样。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一篇，就是敷衍这个故事的拟话本，其中写到行刑的过程时，说阉工把他的阴茎也一同割去了，痊愈之后，“看小肚之下，结起一个大疤。”任生纵欲，虽然自食其果，但杨戬的手段也实在狠毒。
　　 其二是，某些性情妒忌的妇女对自己丈夫的外遇行为进行过分的报复。此类事件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屡见记述。清初有位汪某，曾任司马知府同知之职，他的儿媳妇十分妒忌，与姬妾争宠不胜，某日一怒之下就把丈夫的阴茎割掉了。那天汪某正在客厅会客，一名仆人匆忙进来小声向汪某报告消息。客人们见气氛有些异常，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位司马大人平时说话爱掉古文，这时回答说：“儿媳妇把我的儿子下了腐刑。”此事很快传开，成为笑柄。诸联《明斋小识》还记述一个故事。乾隆时，某县有位渔妇对丈夫的外遇非常气愤，骂他劝他都毫无效果。有一天，他乘丈夫熟睡之机，用刀割掉了他的阴茎。大夫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邻船的渔民报告了官府，有个人还用一根水草绑着那条被割下来的阴茎，带到公堂上请县官查验。县令褚某看见那件东西，叫道：“好大的鸡巴！”惹得哄堂大笑。后来，那位丈夫平安无事，只是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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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各朝的皇宫及王室宫中都有大量的太监或内侍，这是一类受过宫刑的特殊的人。他们本来都是良家子弟，因为要被选进宫廷中服役，必须“净身”，以免他们在充满妃嫔媵嫱宫娥侍女的皇家禁地发生淫乱的行动。太监的净身和作为刑罚的宫刑不是一回事，但施行的方法是相同的，都必须“下蚕室”。因此，我们把太监约有关情形也放在本节叙述。
　　 宫廷中使用被阉割的男子作太监，始于春秋时，这就是前文所说的奄人。后来历代相传，直到清末。太监的来源，是皇帝委派内官挑选少年男子，施刑后入宫听用。太监因老病残弱或犯罪而减员，有司立即另选新人来补充。太监在入宫时净身的程序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以防有人徇私舞弊。秦朝时，吕不韦把嫪毐假装阉割而送进宫中，以满足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的性要求，这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秽闻。以后各代在这个间题上严格把关，显然是接受了秦始皇时的教训。
　　 不仅皇宫使用太监，各代王室及勋臣贵戚的府第也都使用阉人充任各种职役。有些达官显贵常利用权势，购买引诱民间青少年，将他们阉割后用作奴隶。明代，这现象最突出，而且大多是阉割幼童。正统初年，靖远伯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陇川）时，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有人上本弹劾他，英宗朱祁镇竟不予理睬。正统十四年（1449），王骥和都督宫聚又擅自阉割幼童，名曰进献于宫中，实际上是他们留下来自己使唤，四川卫训导詹英奏闻朝廷，英宗认为王骥有功，仍然未加追究。天顺四年（1460），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将俘获的东苗儿童阉割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其中病死三百二十九人，他又买了一批，凑足这个数目，依然将他们阉割。有人把阮让的所作所为奏闻朝廷，代宗朱祁钰只是传旨责备他一番，并且责斥巡抚都御史白圭对阮让未加制止，但并没有将他们加罪。玉骥和阮让用兵平定叛乱后又将该地区儿童阉割，意在斩草除根，这已是残暴至极，他们借此机会把阉童作为自己的私有奴隶，做法也更为卑劣。此外，明清两代的某些王爷及封疆大吏也常阉割本地的幼童，或者自己使用，或者把其中的一部分输送给皇宫。
　　 太监在宫廷供职，经常接近皇帝，有一定的特权。有的太监利用特殊身分贪污受贿或敲诈勒索，入宫不久就积累起万贯家资。有的太监被委任为内官，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利，有的甚至还能参预军机，与文武重臣平起平坐，个别的太监成为宦官后有时竟然凌驾百官之上，独擅朝政。春秋时，齐国的寺人竖貂曾发动叛乱，贾举曾参与弒君，宋国寺人惠嫱伊戾谗杀太子，寺人柳谗逐右师，他们开创了阉宦乱政的先例，流毒后世。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唐代仇士良，明代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曾一度独揽大权，地位超过宰相。历代相当多的人看到当太监有利可图，就甘心情愿地自动阉割，挤进太监的行列，然后沿着宦官的阶梯，登上政治的舞台。因此，古代出现了许多自我施以宫刑的人，这便是封建社会的奇特现象──自宫。
　　 春秋时的那位竖貂就是自宫的首创者。齐桓公对管仲说，竖貂自宫是亲近国君的表现，忠诚可嘉，因此想任用他作宰相。管仲说：“竖貂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他能爱国君吗？”管仲一语道破自宫者的思想实质，他们并不是出于对国君或皇上的忠诚，而是出于追逐权利的自私动机。后世各代中，凡是皇帝重用太监，太监享有较多特权的时候，自宫的情况也就格外地多。五代时，南汉主刘鋹宠信宦官，有的宦官被封为三师三公，官号加“内”字或“诸宫使”字的，不下二百人，而文武百官都被看作“门外人”。群臣中有才能的人以及新科进士状元等，若想受到重用，必须先下蚕室，然后才能出入宫闱。于是，很多人纷纷自宫，以图求得官职。结果，宫中的太监和宦官竟多达两万人。
　　 明代，自朱元璋起，历朝都重用宦官。具有生杀大权的东厂、西厂、司礼监等机构，都归宦官执掌。宦官拥有的权势、财富及其养尊处优的生活，对一般的名利之徒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明代自宫现象同以前各代相比最为严重。明初时，自富而请求录用为太监的人数已相当多，以至于超过了宫廷的实际需要。于是从永乐时起，各朝都多次颁发禁止自宫的法令，对违令自宫者给予严厉的处罚。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朱棣诏令，凡是自宫者，都要以不孝论处。如果军人违犯，连本管头目总小旗一同治罪；如果民间违犯，罪及有司里老。此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长沙府有位百姓自宫，请求入宫作内侍，仁宗说：“游惰不孝的人，竟然忍心自绝于父母，怎么能配在朕左右听用？”于是下令将他充军戍边。按着，兴川有位军官名叫徐翊的上书奏称，他的儿子自宫，已入宫作内侍，请求免除自己的军籍。仁宗斥责翊教子不严，诏令他的儿子离开宫廷，去代替父亲服兵役，并且诏示刑部尚书金纯等人说：“今后有自宫者，定要处死，决不轻饶。”宣宗朱瞻基即位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有军、民任本等数人，自宫请求录用，宣宗说：“仁宗皇帝曾有诏令，自宫者都要发配交趾充军。这些人竟然还敢这样做？”于是就按照旧例将他们充军交趾。宣德二年（1427），宣宗下诏重中：凡是自宫的人，军人退回原伍，百姓遣回原籍，不许投入王府及官员及官势要者家中躲避差役。若再有违犯者，犯者本人及隐藏之家都要处死，官吏及邻居等人知情不报者，一同治罪。宣德六年（1431），金吾卫指挥同知傅广表示愿意自宫，以便到宫廷为皇家尽忠，刑部把他的要求上达，宣宗下令将他交给刑部治罪。
　　 英宗时，对自宫者的处罚依然三令五申。正统十二年（1447）诏令，自宫而已入宫者，准予自首，之后可送到南海子（南苑）种菜，隐瞒而不自首者以及新发现的自宫者，全家发配辽东充军。天顺二年（1458）重申此项禁令。正统十三年（1448），江西鄱阳（今波阳）百姓樊侃、陕西盩厔（今周至）百姓李回汉分别自宫，谎说是因为疾病和骑马受伤而失去性器官，请求入宫效力，英宗将他们按违禁论处，都发配到辽东铁岭充军。景泰三年（1452），代宗朱祁钰也颁布过禁止自宫的诏令。
　　 但是，自宫的现象仍然不能杜绝。这些人被查出来之后，一般都不会被判死罪，发配边远地区充军不久，遇到特赦的机会又可以回到京城，有司按旧例将他们送到南海子种菜，遇到宫中的太监有缺员时，就让他们递补。其中有些聪明能干的人，一旦成为太监，日后也能飞黄腾达。成化十一年（1475），竟有三百多名因自宫被发配的人潜逃回京城，侥幸得到录用，宪宗朱见深得知这一情况，下令让锦衣卫将他们拘捕，重杖责罚，然后遣送原来的戍所。成化十五年（1479），朝廷再次下令，让巡城御史、锦衣卫指挥督同五城兵马，把潜逃回京的自宫者缉拿，遣回原籍；城内外如果有人家敢私自容留这些潜逃者居住，留住者及左邻右舍一起查究惩处；抓获的自宫者要枷号示众一个月，期满再杖一百，押解回原籍，如果再来京城，其父亲、兄长等家庭成员要一同治罪。弘治、正德年间，朝廷都曾严惩自宫者。弘治六年（1493）五月，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把她的小儿子马五阉割，打算送入宫中请求录用，结果被人告发，罗氏和动手阉割的人依法应当斩首，刑部郎王嘉庆等三位官员把他们改判为笞杖责罚。孝宗朱佑樘大怒，下令将王嘉庆贬谪到外地，将罗氏等处决。正德元年（1506）、二年、九年、十六年先后四次发布禁令，内容大致相同，规定自宫者本人及动手阉割的人要处斩，全家发配边远烟瘴地区充军，潜逃至京城者一旦擒获即行处死，窝留及知情不报者皆治罪。
　　 这些禁令尽管越来越严厉，但自宫的风气一直煞不住。自宫者就像成群苍蝇，围着皇宫这块有腥味的地方，赶不开，打不散。当太监的优越地位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使不少人甘冒触犯法网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继续这么干。自宫的现象越禁越多，有的地方一个村庄就有几百人自宫。自宫者潜入京城后，千方百计寻找关节和门路，有的也能如愿以偿。个别人的成功给多数人注入了兴奋剂，涌向京城的自宫者的队伍有增无减。奇怪的是，明武宗朱厚照一边下令严惩自宫者，一边却在正德十一年（1516）录用自宫男子三十四百六十人作为海户5，每人每月给米三斗。当时聚在京城未被录取的自宫者还有几千人，他们围在礼衙门前乱敲门，请求录用。朝廷几次派官员申饬他们回原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始终没有被赶走。嘉靖五年（1526），南海户净身男子九百七十多人，联名请求宫中录用，世宗朱厚熜大怒，命令锦衣卫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原籍，为首的闹事者予以杖责。
　　 自宫的风气直到明末依然很盛。崇祯初年，朝廷又再次颁发禁令，并写成布告到处张贴。但收效甚微，自宫者置若罔闻。这时自宫者以福建人居多。明毅宗朱由检和武宗的做法一样，发布禁令的同时大量录用自宫者入宫，这使他的禁令成了一纸空文，也给予了自宫者更多的投机的希望。崇祯年间共选录三次，宫中的内监比天启时增加约一万人，每年耗费白米增加七万二千石，靴料增加五万双。未被录用的自宫者也不肯离开京城，他们散居于皇城外，俗称“无名白内官”，分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宫中太监共七万人，都哗然散去，当时加上皇城之外的“无名白内官”们，太监的总数不下十万人。
　　 综观明代之世，庞大的自宫者人流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宫廷，而进入宫廷者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爬上权势的峰巅。正统年间的著名宦官王振是自宫进用的，得势后官至司礼太监，后来竟以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自比，公卿都拜在他的门下，英宗朱祁镇也称他为“先生”。正德年间的张忠因父亲嫌弃他而自宫，后来竟然做了御马太监，与司礼张雄、东厂张锐并称“三张”。万历时的陈矩是被他的父亲阉割后入宫的，后来成了司礼掌印兼东厂太监。天启时的魏忠贤也是自宫者，他原名李建中，是肃宁县的无赖子弟，因家庭贫穷，其妻改嫁，他百无聊赖，就自行阉割，托关系入宫，开始掌甲字库，很快积累了许多钱财，后来独掌朝政，成为明史上地位最显赫、为祸最酷烈的宦官。即使像王振、魏忠贤这样能成一番气候的自宫者，他们在宫廷的政治角逐中也很难善终。更多的自宫者，根本无法进入皇宫的高墙之内，他们有的受到禁自宫法令的处罚，被斩首或发配，或被遣送原籍，老死故土，有的终身苦苦钻营而一事无成，默默无闻。不论是哪一种下场，自宫者的命运都是既可怜而又可悲的。古代社会的内监制度及宫刑的法规，不仅戕害了他们约肉体，也镑蚀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人格，把他们变成一大批生理和心理都严重畸形的人。
　　 古代的自宫者，除了要求入宫希图富贵的那一类人之外，还有其它的情况。明代嘉靖时，福建人柯维麒任户部主事，为了集中精力撰著《宋史新编》，决心以司马迁为榜样，摒除男女之欲，拋弃床第之欢，就自愿割除了生殖器官。万历年间，莆田人王继祀少年时读书非常勤苦，他为自己时常萌发男女情欲而烦恼，就自行割去睪丸。元代学者黄大痴在杭州赤山之阴的筲箕泉结庐讲学，有个学生沈某和附近寺观中的一位女道姑相爱并发生了性关系。别的同学发现了他们的事要向老师报告，沈某非常害怕，就躲到厨房里用切菜刀割掉了自己的阴茎，同学们发现后急忙抢救，结果没有死，但伤口流血不止，一个多月还不能愈合。后来，沉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向一名太监请教治疗伤口的办法，太监教他把割下来的阴茎焙干捣碎用酒冲服。沉某照他说的做了，不几天果然痊愈。当然，上述数例只是个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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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过宫刑的人，割除了睪丸，甚至一同割除了阴茎，因而丧失了男性的性能力，但是，他们还有没有男性的性意识？他们的性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受宫刑或自宫者一般都是在成童之后或成年之后被阉割的，有些人在阉割之前还曾娶妻生子，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最初部曾有过男性的身分。受宫刑后，由于性伤残的刺激加上逆反心理的作用，在某些人身上原有的男性意识不仅不会灭绝，反而更加强化，出现变态的性心理，他们中问的不少人仍有对异性的性交欲望、占有欲望以及像健康男子一样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欲望。这些情况在历代的太监队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有的娶妻纳妾，有的嫖娼宿妓，有的甚至奸污妇女，种种现象，怪异而离奇。
　　 太监娶妻的事历代皆有。汉代宫廷中，常侍和黄门娶妻者甚多。有的内监倚仗权势强娶良家女子，把她禁闭于密室作为自己的妻子，使这女子直到白发满头都不能再嫁人。北魏孝文帝时，著名宦官张宗之曾将南朝宋殷孝祖的妻子萧氏霸占为妻。唐玄宗时，著名宦官高力士娶了河间吕元晤之女国殊为妻，并因此把吕元晤从一名刀笔小吏提拔至少卿。高力士还和宰相裴光庭的妻子（武三思之女）私通，可见他不但有正室，而且有外遇。唐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给他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因此升官为梁州长史。唐代又有宦官刘宏规官至中尉，其妻李氏，被封为密国夫人。唐宪宗时，宦官马存亮官至上将军，其妻王氏，被封为齐国夫人。北宋时，神宗赵顼有一次生了病，太后传旨给内侍梁惟简，让他的新媳妇做一领黄袍。可见梁某娶了妻，并被神宗默许。宋徽宗时，宦官梁师成也有妻，其妻死时，苏叔党、范温都带孝前去为她哭灵。元顺帝时，宦官赵伯颜不花本是契丹人，被元兵俘虏，元顺帝怜其才能未杀他，将他处以宫刑，任用为枢密院使。不花被俘时已经三十多岁，有妻有子，他不忍拋舍，受宫刑后仍和妻子一同生活。与不花同时的宦官罕失既有妻又有妾，妻和妾争宠，妾竟然把妻杀死，把她的肉割烂喂狗。
　　 明代。太监娶妻纳妾的情形更常见。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曾把两名宫女赐给亲信内监陈芜作夫人。曾侍奉过建文帝的太监吴诚在正统十四年（1449）随英宗北征时阵亡，他生前有妻有妾。景泰二年（1451），其妾姚氏向皇上启奏，请求将吴诚衣冠安葬，代宗朱祁钰应许。天顺二年（1458），英宗朱祁镇又将一份在南京的庄田赐给吴诚的妻子。天顺六年（1462），守备大同的右少监马贵，把皇宫中浣衣局遣送出来的一名宫女娶作妻室，都指挥杜鉴把他告发，马贵承认有此事，表示愿受处罚，但英宗宽恕了他。第二年，协守大同东路都知监右监阮和娶妻后，又把一名婢女纳为妾，有人奏报朝廷，英宗也没有对他加罪。这说明，此类事件已是司空见惯，皇帝不把它当成为什么罪过，一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太监们不仅形式上娶妻，而且其中有些人还有对性生活的要求，明嘉靖年间田艺蘅认为，太监“虽去其势，男性犹在，必须近妇女乃安夜也。”他举太监侯玉为例。侯玉有不少妻妾，而且个个年轻貌美。侯玉与田艺蘅的父亲田汝成是好朋友，田汝成到广东任督学时，侯玉送给他两个女子，其中一位名叫白秀，长得天姿国色，原来是侯玉的宠姬。据白秀说，侯玉平日与她相爱，淫谑亲昵，胜过平常人家的夫妻。侯玉与她发生“性关系”时，总是在她身上又抓又咬，折腾得浑身出汗，兴味索然，他才算罢休。侯玉每当和她来这么一次，总要疲惫不堪，卧病数日才恢复正常，这是因为他的男性机能毕竟已经丧失，虽然有性的要求，却不能发性的慾望，慾火在胸中，所以十分焦躁。从侯玉的情况来看，受过宫刑的人在性的问题上终生要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古代宫廷中，太监常和宫女结为夫妻。宫女们长期在宫中服役，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受到皇帝宠幸而被立为妃嫔，大多数人很难有接触男性的机会，她们的性慾望受到压抑，也会产生变态的性心理，因此宫女与宫女或宫女与太监之间会自愿结成夫妻，称为“对食”。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汉代成帝时，官婢道房和宫人曹伟能结为对食，《汉书·外戚传》应劭注云：“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到了明代，发展为宫女与太监结“对食”。明初时，太祖朱元璋曾下令禁止太监娶妻，违者要处以剥皮之刑。后来各朝逐渐宽松，太监和宫女结伴相好，由秘密来往发展为公开以结“对食”的形式在一起生活。到嘉靖、万历时，结对食已成为宫中的不成文的规矩，有的宫女如果没有结对食，女伴们还要讥笑她。因此，宫女们也主动和太监接近，选择如意的伴侣，看中之后，有的“自定终身”，有的“求媒说合”。确定关系之后，太监和宫女暗地约会，谈情说爱，花前月下，设誓定盟，与外界青年男女相恋的情形一模一样。到了正式结为对食的时候，有的还要举行简单的仪式。这样的结合，不仅是双方出于对变态的性饥渴的慰藉，也是由于日常生活的需要。明代宫中，宫女们多是自己做饭吃，她们买盐、买菜或买针线布料等，都是求太监帮忙。太监们在内宫值班，但内宫没有为他们设置如同现代的“职工食堂”，他们吃饭都是由外面的大厨房做好送进来，若是冬天，饭菜送到值班的地点都变凉了，必须用炭火再温一温。这样的生活很不方便。和宫女结为对食后，宫女可以在内宫做饭，二人同食，“对食”的本义可能就在于此。宫女负责做饭，太监当然也不是白吃，他要负责采买蔬菜等物品，因此，宫女称对方叫“菜户”。皇帝知道这种情况，并不加以干涉，有时还顺便询问宫女：“你的菜户是谁？”宫女也不加掩饰，如实报告。太监和宫女结成的对食，具有某种稳定性，他们的关系公开之后，双方都不再找别的对象，严守外界夫妇的义节。如果有一方背约，会引起争风吃醋等纠纷，严重的甚至成为仇敌。有的太监发现别的太监与自己的“对食”相好，竟公开手执器械和他决斗。有的宫女厌弃了自己的菜户另寻新欢，会使对方陷入失恋之苦，如万历时有个叫吴赞女的宫女与内官宋保结为对食，后来她又和太监张进朝来往，宋保不胜愤怒，就弃官离开宫中去当了和尚。
　　 除了公开的娶妻、纳妾、结对食之外，太监和宫女、太监和后妃之间的淫乱行为也屡见不鲜。北魏孝文帝时，皇后冯氏性情淫荡，孝文帝元宏率军南征时，冯氏就和中官高菩萨淫乱。北齐武成帝高湛的皇后胡氏也曾和内监狎亵。这些都载入正史。明代嘉靖年间，宦官刘荣和宫女多人淫乱，事情暴露，他被黜退。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赵进敬、徐应元三人结为嫖友，淫乱宫廷。魏忠贤又和另一位太监魏朝同时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私通，这更是人所共知的秽闻。
　　 明代，太监奸污妇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洪武末年，石允常任河南按察佥事时，有一次他微服到民间私访，听见一户人家传出悲哀的哭声，一打听，原来这户人家的女儿被一名阉宦逼奸，因羞辱而自尽。石允常将此事奏闻朝廷，朱元璋准奏，把这名阉宦逮捕，定为死罪。景泰元年（1450），大同右参将许贵奏称，监军宦官韦力转仗势强奸某军官的妻子，其妻不从，韦力转就把这位军官杖责致死。代宗朱祁钰让巡按御史查问，未有结果。天顺元年（1457），工部右侍郎霍瑄又奏称，韦力转每当举行宴会时，都要找来妓女陪酒，还强娶部下军官的女儿作妾。英宗十分恼怒，这才派人逮捕韦力转，依法惩处。
　　 能够娶妻、纳妻、结对食以及与妃嫔私通或仗势强奸妇女的，大多是有一定地位的宦官和有一定权势的太监。那些地位较低的宦官或在宫中执持下等差役的太监，则常常到外面嫖妓宿娼。明代，京师的青楼教坊有个叫“西院”的地方，专门接待宫中的宦官和一般太监。这样的妓女，都受到烟花同行们的鄙弃。来这里走动的多是被斥退不用的太监或者太监中的年轻者，有一定身份的宦官不但不肯去“西院”，而且如果听说哪个太监去嫖妓，还要严加惩治，有的竟然被拷打致死。宫中结对食的风气盛行以后，还有个别的太监在外面与某妓女相好，就把她正式娶回家中。万历年间，有一天宫中发现一名女扮男装的女子，形迹可疑，抓住一审问，原来是一名妓女。有个宦官包占了她，但欠她的夜度之费没有如数给她，在宫中不敢再出去，妓女只好改装偷偷混入宫中找这个宦官要账。神宗朱翊钧知道此事，传旨把那位宦官交司礼监处治，把妓女交付法司审究，但不知后来结果如何。崇祯年间，朝廷曾颁布过禁止内监娶妻及在外宿娼的诏令，但终于没有能够禁绝。
　　 还有的太监，行为更加淫秽龌龊，竟然和别的男子进行肛交。明朝太监在入宫之前的净身时，都只是剔除睪丸，并不割掉阴茎。万历时，有个太监和一个唱曲的男孩子淫乱，戏将不能勃起的阴茎塞进那男孩的肛门里，谁知竟然拔不出来了，阴茎在里面越胀越大，男孩疼痛至极而送了命，那个太监也被判了死罪。清代接受明代的教训，选中的太监在入宫前净身时，就将阴茎和睪丸同时割去。乾隆时，有一位官员向高宗弘历报告说，太监的阴茎虽然被割去，但在很多情况下它还会长到一定的长度。因此他建议立刻普遍检查一次对又长出阴茎的太监再度斩草除根。高宗同意了他的建议，因而有不少太监被迫受了第二次宫刑。据说，这位提建议的官员是因为宦官得罪了他，他才想出这个办法进行报复。
　　 上述种种关于太监性变态的表现，正是他们悲剧人格的一个方面。他们虽然有类似正常男子的性意识，但确实无法实施正常男子的性行为，当他们明显地觉察到自己的性无能时，必然陷入绝望的悲哀。有的太监幻想得到奇妙的药方，使自己的性器官重新长出来，恢复男子正常的性功能，但这种努力总是徒劳的。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丢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童男童女脑髓和药一起服用，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像高寀这样的人，自己受到宫刑的残害，他又变本加厉地残害别人，其人性也和其性功能一样完全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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