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就是225元，一个月大概花费四五千元。
手脚全上，只为可以得到娃娃，不顾围观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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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佩沛
　　9月，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在北京成立，试图建立一个可供行业内部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以配合政府做好儿童大病救助工作。
　　联盟的成立为广大贫困家庭儿童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引发公众关于儿童大病救助工作的讨论：我国儿童大病救助未来路在何方，政府医疗保障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路径，成为社会各界思考的重要问题。探寻我国儿童大病救助途径，梳理公益组织救助模式的方式方法，或许有助于在政府兜底之外，再为贫困家庭大病患儿筑起一道“生命防火墙”。
　　现状：现行医保制度仍难兜底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决定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年底前覆盖所有基本医保参保人群。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也已转发了民政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这两项决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以及公益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根据大病保险新政策，国家对高额医疗费用中个人自付合规部分给予不低于50%的“二次报销”，这将有效缓解大病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但大病保险普及后，仍存在一些问题。对保险覆盖内容进行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大病保险仍然是对合规医疗费用的报销，而测算结果表明，合规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大约为70%，剩下的30%仍然需要患者自掏腰包。由于大病患者普遍花费较高，即使30%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那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家庭来说依然是一场灭顶之灾。
　　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测算，目前极重病主要是白血病和器官移植两类，年平均费用达到33.6万元，其中个人自负部分超过13万元，这对绝大多数城乡家庭来说都是一笔灾难性医疗支出。这就意味着，尽管国家医疗保障力度不断加大，但儿童白血病仍然没有形成托底机制，儿童白血病家庭对公益救助的需求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衰退。
　　《儿童白血病救助成效及需求趋势报告》指出，在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政府医疗救助政策框架内，白血病患儿存在大量的救助需求，亟需公益组织的介入。因此，未来两三年，公益救助仍将是大部分因病致贫的白血病患儿获得救助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在政府支持下，公益组织仍然需要承担儿童白血病救助的重要角色与使命。
　　公益组织：多样化服务响应需求
　　与政府救助相比，公益组织在儿童大病救助中有其独特优势，这使得它们在现有条件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更加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大病救助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了专业的执行团队和救助机制；二是更加开放，公益组织大部分面向全国开展救助，不受地域限制，救助面更广；三是更加透明，公益组织要定期向社会发布执行报告和财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救助过程和效果更加透明；四是更能满足多样化救助需求，除医疗费用外，救助对象还有情绪疏导、心理建设、学业辅导等方面的需求，相比政府医保，公益组织可以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救助服务。
　　中国红基会是最早开展大病儿童救助项目的公益性基金会之一。红十字天使计划开展10年来，已累计投入10亿元，救助了超过10万名贫困患儿,积累了丰富的公益救助经验；同时成立了由中国红基会领导、项目执行人员、医疗专家、知名媒体人组成的小天使基金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评审委员会。
　　患者主要通过各省红十字会进行申请资料的递交和审核、以及资助款的拨付。评审通过后提交《资助告知书》回执、病情材料和治疗票据，省红十字会对资助材料进行审核后提交中国红基会终审。中国红基会根据救助人数拨付资助款至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再将资助款拨付至患儿账户或救治定点医院。
　　为了更好地服务受助人，同时树立公信力，提高筹资水平，中国红基会通过多个途径实现财务管理的规范透明。一是制定了专门的基金管理制度，对资金来源、资金管理、资助申请程序、评审程序、监督办法等做了详细规定，以保证基金专款专用。二是每年定期提交彩票公益金项目结案报告。三是每年开展外部独立财务审计。四是定期公示捐赠额度和受益人名单，随时接受社会监督。通过严格的财务管理，中国红基会项目列支成本不足2%，这在整个慈善行业都是不多见的。
　　此外，很多公益基金会也在大病儿童救助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例如，北京春苗基金会通过专职社工和志愿者联动的模式对大病患儿进行救助，不仅向患儿提供医疗资金救助，还对患儿及家属进行健康管理指导，并为每名患儿提供面对面的服务，给予更多人文关怀。针对七岁以上残疾患儿，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益蕊基金提供有效、低成本的康复理疗服务；同时，雇佣脑瘫患者家属，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帮助他们减轻家庭负担。
　　中国公益研究院和中国红基会共同发布的《儿童白血病救助成效及需求趋势报告》显示，未来慈善组织的定位和发展路径，需要发挥慈善救助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让白血病等大病患儿的救助工作更加高效、更加深入、更加专业。一是完善救助流程，提高救助时效；二是扩展救助内容，将救助对象覆盖所有类型儿童白血病；三是建立大病救助慈善联盟，汇聚政策与民间力量共同开展儿童大病救助，实现儿童白血病救助在更高水平上的全覆盖。
　　其中，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已于今年9月成立。该联盟将致力于打造大病儿童救助信息平台，提升儿童大病救助的社会影响，并拓展多方面的专业合作，这些都将推动我国儿童大病救助工作取得更好的发展。
　　未来：充实社保基金增强资金后盾
　　在国外，为减轻患病儿童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大病保障措施，包括设定需方偿付方式（如个人自负封顶线、自负比例、自负金额）、开展医疗救助、制定儿童医保制度、建立大病医保制度等。
　　如美国，由全国性的医疗救助计划和各州补充医疗保险的州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共同组成的儿童医疗保障体系，两个计划旨在为儿童提供医疗保险，由联邦或州政府主导并提供资金。虽然没有单独建立大病保障制度，但其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基于保障大病的思想，具体体现在设定个人医疗负担封顶线、降低个人自负比例、开展医疗救助等措施方面：第一，商业健康保险一般设置个人负担封顶额，超过封顶额后患者无需付费；第二，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安全网，个人无需支付或仅支付少部分医药费用；第三，商业重大疾病保险的引入，弥补了患者因无法正常工作而带来的家庭经济损失。
　　英国则采用国家医疗保险的模式，即全民免费医疗模式，由政府依靠税收筹集医疗基金，政府直接创办大部分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或转移支付获得经济来源，并向本国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也属于这种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险也各具特色。越南从1995年开始对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泰国从 2002年4月正式实施“30铢计划”全民健康保险，对公务员、国企职工、僧侣、60岁以上老人、12岁以下儿童、残疾人和穷人实行免费医疗。
　　过去的30多年，特别是“十二五”以来，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儿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儿童医疗资源供给增加，供需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早在2010年，卫生部、民政部就为提高儿童大病救助水平专门下发文件，并启动了试点工作。2012年，国家又把12种重大疾病纳入了医疗保障范围。今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中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这些政策的陆续出台，大大减少了贫困群体因病致贫的数量。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医疗卫生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为大病患儿带来更完善的保障；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将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增强资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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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穷人慈善家胡玉荣
文章来源：寿宁新闻网
发布时间： 11:35:24 & 阅读：610次
　　(资料图)
　　下岗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萌生了自办面制品加工坊的念头，经过无数的失败，终于成功使用机器生产扁肉皮、饺子皮，代替了手工制作。成功了之后，我便想到其他下岗工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一个有用的人，应该是对他人有所帮助的人，就像雷锋一样，拥有一颗仁爱之心，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才感到幸福。
　　进入21世纪，我市中心城市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社会观念和思潮不断涌起，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雷锋精神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符号在新时期能否依然发挥着作用，起到巨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现实拷问。作为道德的楷模和榜样，雷锋精神在新时期、新世纪必将发挥它巨大道德力量和人性光芒――“在平凡中关爱社会关爱他人，于细微处予人以温暖”。这不仅仅是新时期新的道德准绳，同时也是雷锋精神在新时期的新定位。
　　在寿宁县，有位被称为“穷人慈善家”的下岗女工胡玉荣，20年来，她克服种种困难，用自己的青春和爱心谱写了一曲创业者之歌，她用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精神、乐于助人的美德影响着、感动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凭着一股自强自立、吃苦耐劳的精神，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20年来她几乎倾其所有，把艰苦创业、节衣缩食积累的20多万元用于扶贫济困，资助寒门学子，在平凡中演绎着辉煌，于2008年度获评“感动闽东十大人物”之一。
　　“能用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帮助了很多人，我感到很快乐。同时也希望大家都有一颗感恩的心，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力所能及地将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人。”昨日，记者电话联系胡玉荣时，寥寥数语仍显得那么平静。
　　上世纪80年代，高中时代的胡玉荣在半工半读中度过了三年生活。她喜欢体育运动，素质良好，是老师心目中的进入高等体校苗子。然而由于家境贫寒，每学期学费都只能自己到工地上挑砖来筹措。高中毕业那年，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她放弃了高考，被招进了寿宁县丝绸厂。不怕苦不怕累的她被选派参加学习机器维修，由于她能吃苦、爱钻研，学成回厂后便成了寿宁丝绸厂的技术骨干工人。
　　由于管理，市场变化等原因，丝绸厂于1992年破厂，她也随之下岗，为了生活，她只好去工地上打工，拉板车，当时她爱人又正病着、孩子又小。可是从小就养成的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并成为她再就业的动力。
　　在一次偶然中，她萌生了自办面制品加工坊的念头，经过无数的失败，终于成功使用机器生产扁肉皮、饺子皮，代替了手工制作，这在闽东地区尚属首创。在成功之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下岗的工人，于是就接收了寿宁纸厂、丝绸厂、木器厂的一些下岗工人，并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面制品加工技术，还赠送他们一套她自己研制的面制品加工的机器，让他们也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再就业之路。
　　她常说：“一个有用的人，应该是对他人有所帮助的人，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我才感到幸福。”她对自己是俭朴的，20年了，她总是穿着两套洗得发白的运动衫，时常是一碗面或一碗米粉打发了午餐晚餐，但她对别人又是慷慨的，她经常几百元、上千元帮助公益事情，资助贫困学生，每年除了短期资助五六名贫困大学生外，至今她还资助了厦大、福建农林大、福建警官学校等三名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
　　记者了解到，长期默默助人的胡玉荣被评为“2008年度感动福建十大人物”，并于200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提名奖，深受市民的赞誉和敬重。由寿宁县有关部门安排，现在她已到县残联工作，持续坚持她的慈善工作。大部分时间，她一如既往地忙着走访困难户、看望慰问孤寡老人、陪留守学生们谈心，家里店里只能抽一点时间去打理一下。她现在每天凌晨2时起床，到她开的扁肉店干活。“这几年很明显体力大不如前了，但是一想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没想那么多了。”她坦言道。
　　这些年来她获得的各级奖金已有数万元，可是她毫不犹豫地加上自己平时积蓄倾囊而出，上交到县总工会，作为“爱心助学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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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穷人，最好直接给钱字号：&摘要：四名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另类的慈善组织，其理论基础十分简单：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一叠钱直接放到他们手中，一切都由受赠者自己决定。日，肯尼亚难民营中的妇女儿童。摄影 - eyevine/CFP　　四名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另类的慈善组织，其理论基础十分简单：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一叠钱直接放到他们手中，一切都由受赠者自己决定。2011年，英国政府援助机构国际发展署发表报告，指出过去15年，慈善行业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这种另类的现金转移模式“直接减少了贫穷、饥饿和不平等”，推动捐助行业发生改变。　　每年假期是美国慈善募捐活动高峰期，富有爱心的人们纷纷出手，大部分捐款涌到了各类宗教和教育机构那里，奉献给特定的事业，比如保护濒危物种、消灭疟疾等。人们很少会考虑直接把钱送到穷人手里，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直接把钱送到穷人手里以及政府援助，才是最有效的。　　独特的捐助体系 & &2008年，四位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保罗·聂豪斯、麦克尔·费、罗希·万楚和杰里米·夏皮罗—初次接触到这种经济学理论：无条件现金转移是对抗贫穷的最有效武器。在此之前，他们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反贫困援助，发现现实令人沮丧。　　在印度，政府向穷人发放食品和失业补助，但每一美元中约有50%到60%因为腐败而“流失”；私营慈善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捐款在流向穷人手中的过程中经常被“揩油”。穆罕默德·尤努斯成立的格莱珉银行致力以小额贷款形式帮助穷人脱困，广受媒体热捧，名流们也趋之若鹜，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额贷款没有帮到最贫困人群，很多借贷人最后拖欠贷款，导致债台高筑。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试行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政府根据贫穷家庭的表现给予适当的福利补助，比如帮孩子交学费，让他们接受教育，或者送病患去医院，以达到缓解贫困的目的。但这种模式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很难模仿，比如非洲的贫困国家，无法有效实施。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校或者医生来替新增的客户服务，要求穷人接受这样的援助就没有多少意义。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援助界许多主流模式都不理想。这四位一直热心于与全球贫困作斗争的专业人士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根据“无条件现金转移”理论，构建自己独特的捐赠体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试行方案：从亲友中间筹集一笔款项，以10个月为期，在肯尼亚农村地区选择一些贫困家庭，直接向每家发放1000美元，让他们自行选择，用这笔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他们希望受益者能把这笔钱花在营养、健康和教育上，但是，理论上说，对方也可以拿它去买酒或者毒品。一切都由受赠者自己决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宏大的发展议程，没有中间人，没有外国人坐着车跑过来指手画脚。换句话说，跟肯尼亚大多数非政府援助组织都不同。　　直接给钱，行之有效 & &实验证明这种模式行之有效。　　三年之后，他们将这种私人行动进一步扩大化，成立了慈善组织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除了直接捐助，也接受公众在线捐赠。人们捐给GiveDirectly的每一美元中有92美分通过M-PESA转移到肯尼亚贫困家庭手中。　　M-PESA是一个手机银行服务，在肯尼亚有11000名代理商，很多贫穷的肯尼亚家庭都拥有一部可以使用M-PESA的手机。对于没有手机的家庭，GiveDirectly会提供一张SIM卡，将捐款打到这张卡上。每个月受捐者带着手机或SIM卡去到一位M-PESA代理商那里，代理商根据约定，以每次200美元的方式将钱发放。受益者一般只需在路上花费42分钟，交通费只需要64美分。　　GiveDirectly选择受助者的时候主要是看房子，首选那些住土房或者草房的人，而不是使用水泥和铁皮等更耐用建材的。在肯尼亚乡村，这是相当肯定的贫困标准。被选中接受GiveDirectly援助的家庭通常每人每天只靠65美分过活，40%的家庭在一个月至少有一个孩子一整天都没饭吃。　　从现场反馈回来的信息很令人振奋。据聂豪斯透露，GiveDirectly计划的受益者多将这笔钱用于购买食品和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的家庭改善活动，比如装上防雨的铁皮屋顶，部分家庭投资于可以产生利润的行业，比如养鸡、农业生产，或者卖衣服、鞋帽、木炭。　　据统计，自2011年以来，GiveDirectly已经选出1669个肯尼亚家庭，完成1503次现金转移，捐助金额最少一笔为200美元。援助产生的效果相当可观：报告孩子一天没饭吃的家庭减少了33%，投资于土地、农业物资、家畜和住房（包括铁皮屋顶）的家庭则增长了一倍多。　　他们会把钱浪费在烟酒上吗？　　虽然发展得红红火火，但在慈善领域，GiveDirectly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它可能是业内唯一通过网上募捐，并把私人捐款直接无条件发放给资助对象的组织—不要求对方开展生产经营，不要求给孩子打疫苗，也不是派发蚊帐、太阳能灯之类的东西。　　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做法可能比较合理高效，但在非营利世界中，政治学更加复杂。现在圣迭戈大学担任教授的聂豪斯说，曾经尝试过“无条件现金援助”的专家都非常支持这一模式，问题在于要说服非政府组织投资于这样的项目。“我们跟非营利界的人谈过，他们说在行业内部很多人反对无条件给钱。”聂豪斯说。“他们说：如果这样干行得通，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都要失业了吗？现实中存在这个行业，就是要替穷人拍板，替穷人决定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2007年，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院估计，肯尼亚的援助组织已从1997年的836家扩张到了2005年的4099家。而据经合组织统计，光是2011年，就有大约510亿美元发展援助资金送到非洲。随着这些资金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但是效率却没有同步跟上。“这个系统奖励那些会讲故事的、大品牌的，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为了所有人的慈善：为什么慈善机构节节败退，如何更好地给予》一书作者肯·斯特恩（Ken Stern）说：“人们在研究慈善效率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太少了。”　　“捐赠者习惯于把钱捐给大型国际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把一部分钱用于管理和筹款，然后与海外类似组织合作，实施一些项目。”聂豪斯说，“那些合作伙伴组织也有自己的成本体系。因此，每个代表穷人要钱的组织都应该作出论证，让人们相信由他们做决定比穷人自己做决定更好。”　　对GiveDirectly理念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效率不是一切。在印度，有人鼓吹应用直接现金转移代替政府补贴，但遭遇公众反对，他们既担忧发生“大规模社会排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又担心现金补助不像食物，容易被穷人滥用。聂豪斯和费都表示，潜在捐赠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他们会把钱浪费在烟酒上吗？”　　这种怀疑不少源自陈旧的偏见。聂豪斯说，在美国，贫穷和无家可归常常是和精神不正常、成瘾有关，但在肯尼亚农村地区，情况不是这样。在那里，大部分人之所以贫穷，只是因为“不幸生在非洲”。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现金转移受益者较少把钱花在香烟、啤酒等“诱惑物”上。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伊瑟·达夫洛（Esther Duflo）已经证明，在南非，贫穷人口会把社会福利金的一半甚至更多用于储蓄或者投资。与此同时，普通美国人只会把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五存起来。随着规模增长，GiveDirectly将继续搜集数据，消除这些偏见。　　在筹款活动中，GiveDirectly强调的是数据。虽然在慈善世界，数据未必能战胜一张痛苦的儿童照片或者一个战胜贫穷的鸡汤故事。“捐款人容易被感人的故事打动。”费说，“我们试着后退一步，专注于产品和影响。数据不像故事那么诱人，但它基本准确。”　　这种模式可能具有的弱点，比如住草房、土房的人未必一定比住铁皮房的人穷，也可能是因为前者理财能力较差，选择特定目标捐赠也可能造成人际矛盾等，GiveDirectly正逐步调整和应对。　　一开始GiveDirectly是跟各个村庄的长老合作，寻找住房条件较差的受益人。但是有一次，一位长老将住房条件尚可的亲友安排到其他家有草房或土房的人家里，以便把捐款安排给自己钟意的人选，此后GiveDirectly便停止依靠村庄里的长老，而是自行遴选。目前，GiveDirectly正在进行随机抽样评估，以确定到底是在村里找最穷的几户资助，还是把钱给整个村庄（包括那些可能不那么穷的）更好。　　达夫洛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父亲和祖父们相比，母亲和祖母们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等福利上，因此这个评估也会考虑GiveDirectly的男性和女性受益者如何花费他们收到的钱。至于GiveDirectly的捐助对村庄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比如会否催生矛盾和嫉妒，尚不可知。　　对于那些导致贫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政府腐败、性别歧视、缺乏高质量就业机会、缺乏学校和卫生设施，针对个人的无条件现金转移作用不大。解决那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慈善，还有政治和宏观经济手段，以及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紧密配合。但作为一位个人捐赠者，如果你关心的是让穷人的生活更容易一点，能发挥更大个人潜力，那么GiveDirectly模式值得考虑。　　现在GiveDirectly已经收到热情洋溢的好评。去年11月，只有三个慈善组织获得行内垂涎的GiveWell网站推荐（一个进行详尽的慈善评估的网站），GiveDirectly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成就，加上详尽的数据展示，帮助GiveDirectly筹得500多万美元， 其中240万美元来自Google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奖，该奖专门资助“用技术手段和创新方法解决人类最棘手挑战的组织”；13万美元来自Facebook共同创始人、媒体神童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去年8月，他还加入了GiveDirectly的董事会。　　《大西洋月刊》记者达娜·戈德斯坦为GiveDirectly捐了200美元，在报道美国贫穷现象七年之后，她意识到，许多援助行动只是给穷人的生活增加了无用的官僚主义负担和限制，而对方真正需要的只是手头有点余钱，应付家庭具体难题，比如补好漏雨的屋顶，修理坏了的车子。　　2011年，英国政府援助机构国际发展署曾发表一份回顾报告，指出现金转移模式“直接减少了贫穷、饥饿和不平等”，并说在过去15年里，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这一理念正从“发展政策的边缘走向主流”。这一转变恰巧与科技的发展，比如M-PESA的兴起同步，让地球两端的人可以通过空前的方式进行“钱包沟通”，正是两者的碰撞催生了GiveDirectly，它在资助世界最穷苦人们的同时，推动着捐助行业出现巨大变化。编辑：实习生 邓穗琪0相关文章高清图集&&|&&头条推荐尼泊尔8.1级大地震后，中国民间救援力量奔赴前线参与救援工作，被视为其“首次...媒体与NGO的行动传播固然对公众的抉择构成影响，但真正左右这波潮流的是自觉付...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参与的海外援助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救援的还是美...在许多人看来，公益筹资官是一份神秘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很多时候，他们要向陌...稳定的政策支持，良好的社会环境，严格的行业监督，再加上独特的活动创意，这就是...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丁立曾经讲过，向公众筹资的指导原则是：一听就懂，一...南都网公益频道编辑南都网公益频道编辑南方都市报官方微信扫描左侧二维码添加南方都市报官方微信南都网官方微信扫描左侧二维码添加南都网官方微信用UC浏览器扫一扫收藏南都网手机版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