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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病人最多，内科第二
近万人医院就诊
　　记者从市区几大医院急诊了解到，清明小长假期间，急诊、门诊人数接近万人。　　一医院3天挂号3329个　　记者在市一院西区医院、苏北医院、妇幼保健院、武警医院了解到，清明小长假期间，急诊、门诊总数接近万人，仅市一院西区医院就接诊3329人。“这个数字是到4月4日下午4点半左右的统计数字，今晚可能还有一个晚高峰。”急诊挂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分类挂号统计一栏，记者看到，急诊儿科排在挂号首位，内科排在第二位，妇产科排在第三。　　在扬州妇幼保健院门诊楼、输液室，连走道里都蹲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在候诊室与大厅等候的孩子，大都是3-5岁，几乎都是感冒发烧。　　市一院西区医院护士小张告诉记者，“我已经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除了一顿中午饭，一天也只上了一次厕所。太忙了。几乎没有停手的时间。”急诊儿科门口坐满了人，诊室里始终保持有三五名家长，每当前一个病人走出来时，其他人都向门里张望，希望赶快被叫号。　　外科急诊“意外”增加　　“内科今天的急诊挂号数大概在270位，大部分是胃肠疾病和感冒发烧。”市一院西区医院急诊内科孙医生告诉记者，随着气温逐渐上升，胃肠道疾病开始有增加趋势。“这也是比较符合季节规律的增加。”比起急诊儿科，内科相对清闲一些，“今天急诊外科可比内科还忙，有点奇怪！”　　“车子骑那么快，我年纪大了，躲也躲不开……”市一院西区医院急诊外科，一位年逾7旬的老太太躺在病床上等候诊断。老太太家人告诉记者，半个小时前，老太太被骑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子给撞到了。而一个小女孩正抱着胳膊，原来她骑车跌伤了手腕，在等候诊治。　　急诊外科医生告诉记者，昨天外伤的病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撞车、摔伤、擦伤的人，以年轻人居多，今天大概有30多个。”在苏北医院、武警医院，急诊外科昨天就诊人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郊外游需防蚊虫叮咬　　清明长假是市民出游的好时机，但随着近期温度开始升高，蚊虫开始增多，也是传播多种疾病的时机。在苏北医院急诊外科，不少身体皮肤出现异样的市民被分诊到皮肤科。“不少市民穿着短袖、裙子去扫墓，结果在草丛里被虫子叮咬或是沾染花粉，导致皮炎、皮肤过敏等病症！”　　医生提醒市民，天气再热，到郊外也要穿上浅色长衣长裤。在郊外游玩时，避免进入花草茂盛或杂草丛生的地方，不在草丛林间或地上坐卧休息，有虫叮咬时不要拍打，以将其掸落为好。　　记者&陈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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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儿科医生荒这个医疗界的老话题，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日前上海、广东、江苏多地接连出现儿科急诊停诊的新闻，让儿科医生短缺、人才流失问题，一下子成为 “我们能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喜迎两孩时代”的一道限时必答题。
　　然而，记者走进北京、辽宁等地的多家儿童医院实地探访时发现，儿科医生 超负荷、高风险、低收入的境遇虽然一直被重视，却始终没改变…… 门诊等太久，病房挤破头 “带孩子看病太难了”
　　“给孩子看病太难、太难了。”1月15日晚上7时多，记者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儿科门诊蹲点采访，碰上一对带孩子看病的夫妇。
　　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近期孩子的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咳嗽不止。“前天晚上，孩子觉得憋闷，声音也非常吓人，我们担心有危险，于是夜里12时多到儿童医院排队看急诊。”
　　“可是现在急诊也不急呀。”孩子妈妈抱怨道，儿童医院晚上一共才3位医生出诊，可排队的人一大片。他们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才看上病，被确诊为喉炎后，孩子到凌晨4时多才做上雾化治疗。从医院出来后，为方便孩子治疗，他们现买了一台雾化器。
　　孩子妈妈说：“昨天孩子又开始发高烧，怀疑是肺炎，得让大夫看一眼。但我们可不敢去儿童医院了，耗不起，幸好二级医院还不算紧张，等等总能看上。”
　　急诊不急，这种情况在大医院普遍存在吗？1月15日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候诊的长椅上，稀稀拉拉坐着20多名患儿和家长。本以为在这儿看病并不难，但记者和一位家长攀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当天下午2时左右挂的号，到晚上还没看上。随后记者了解到，当天晚上，该院儿科急诊室只有一位儿科医生出诊。
　　为了一探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难”，记者又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北京儿童医院门诊二楼，发现候诊区已被全国各地来的患儿和家长挤得水泄不通。10多个诊室的门全都敞开着，每位医生周围都被求诊者围出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弧形。记者使劲扒开咨询台前的人群，要靠喊，才能和护士说上话。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中小城市的儿科状况怎么样？1月17日周日，记者赶到辽宁省营口市中心医院的儿科病房采访。
　　推开病区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病区走廊里满满的加床。该院儿科病房护士长董丽告诉记者，儿科病区共有52张病床，但目前已经加到107张，还向对面的妇产科病区借了两间病房。记者在靠近儿科病区大门的一张加床上看到，床上躺着两名患儿和他们各自的妈妈。其中一对母子在孩子接受完治疗后，依偎在一起沉沉睡去；另一位妈妈正陪着孩子输液，满脸都是疲惫。
　　孩子看病难，暴露出“医生少、病人多”的现状。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据统计，目前我国儿童患者每千人口只拥有儿科医师0.26人，与美国差了将近5倍。在没有放开两孩政策之前，我国儿科医生总量就已经缺少近20万人。
　　干得多、挣得少 越来越多人不愿干儿科
　　采访中，很多儿科医生都用一个词汇来总结他们的职业感受：疲惫。
　　1月14日上午8时，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从病房来到门诊楼，出当天上午的特需门诊。“一想到去门诊，心情就特别沉重。”一是病人太多，二是许多疑难患儿从全国各地来，能否帮他们解决问题，也考验着她的诊疗能力和水平。
　　这天上午，北京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张桂芳出的是普通门诊。和赵顺英要分出许多精力解决难症不同，她要应对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本不应到三甲专科医院就诊的轻症病人。记者陪同她出了不到两个小时门诊，她一直被数十名患儿和家长簇拥着，问病情、记录、听诊、开药……她的手和嘴必须同时运转。
　　张桂芳无奈地对记者说：“有1/3到一半的孩子只是感冒发烧，在当地医院就能看。很多患儿家长会抱怨跟医生说不上话，其实我也想从从容容地花10分钟看一位病人，但现实条件不允许呀。就像流水线一样干，我们的门诊从早晨到晚上11时都看不完。”
　　“在医学生眼中，儿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就业选择。”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住院医师冯医生坦言，当年她来应聘的是妇产科。是儿科主任先一步“下手”，才让她“稀里糊涂”干上了儿科。
　　“不愿意干儿科的现实原因之一，是待遇太低。儿科的用药和检查少，对医院的经济贡献低，而现行的薪酬分配制度和创收能力紧密挂钩。北京市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3500元，工作的前3年，我的工资低得都不够资格缴纳个税。”
　　2013年年底，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开设了新生儿监护病房。为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该院将新生儿监护室的夜班费提升为每天300元。冯医生告诉记者：“现在，夜班费成为我们工资收入里的‘大头’，大家都愿意挣这份钱。可即便加上夜班费，我们的收入还是比外科等热门科室差了一半还多。”
　　除此之外，风险大、家长期望高、专业性质上的吃力不讨好也是让大家却步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告诉记者，儿科被称为“哑科”，病人不会表达，对医生的观察、判断和经验要求都很高，加上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里看得娇贵，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矛盾，不受尊重的次数多了，容易让医生心寒。
　　“综合医院儿科承载了一半以上的儿童诊疗工作，但它正在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综合医院的儿科岗位已经失去吸引力。留下的，要么是真正崇敬医学、致力于为儿科事业献身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办法走的。即使像我们这种医院，最近10年间也先后有十几名医生选择离职。”这位医生告诉记者。
　　采访中，多位儿科医生表示，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休过年假了。此外，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在上海、天津、福建、江西等7个省（区、市）开展的儿科资源调查显示，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是同一医院其他非儿科医生的1.68倍，收入却只有其他科室的46%。 提薪酬、重培养 发展儿科得靠国家发力
　　“现在，招儿科医生实在太难了。尤其是主治医师，已经出现明显的断层。”北京四季青医院儿科主任丁翠萍说，她一直想给病房添一名主治医师，承诺的月薪达到1万元，却招不来人。
　　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医院院长王军表示，现在的状况是，县级医院儿科招不到人、大型综合医院儿科招不满人。这种状况，与各大综合医院里儿科的经济收入排名“很靠后”不无关系。在综合医院里，如果没有医院在政策和投入上的倾斜和偏向，儿科很难发展。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解决儿科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决心。为扭转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去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自2015年起对儿科和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开展加分考试。而这一政策从出现起，就受到大多数儿科医生的质疑。
　　赵顺英说，“儿科降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策略本身是否合适却值得商榷。儿科专业需要国家的肯定和激励，但达不到要求反而降低门槛的做法，难以服众。这么说并不是唯分数论，但分数代表一定的学习能力，降低门槛会形成“儿科医生低能”的不良印象，长久来看不利于整体队伍的成长。
　　王军认为，要摆脱儿科医生“累、穷、险”的恶性循环，核心是薪酬体制改革，并研究提升儿科相关医疗服务收费价格。当然，这也是整体医改的一部分。要让医生的收入和其专业劳动相关，跟看病的质量和次数相关，而不是和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器械相关，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专业尊严。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付强认为，除了薪酬问题外，加强儿科医生的培养和教育，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改革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能力建设的紧迫任务。
　　上世纪后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医学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取消了儿科专业，代之以统一的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成为临床医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如今虽然已经陆续有医学院校恢复儿科教育，但这一改革依然弱化了儿科的学科实力，切断了儿科医生的一部分固定来源。医学院校应尽快恢复举办儿科专业，加强儿科医学生培养，同时加强规范化培训。
　　倪鑫则认为，应大力开展儿科分级诊疗，通过有序分流，让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干该自己干的事。从2012年开始，北京儿童医院开始探索分级诊疗，联合北京地区综合医院建立了北京市儿科综合服务平台，2013年跨省组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在此基础上，日推出非急诊挂号全面预约，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这一系列措施效果显著，2015年，该院的门诊量比2014年下降了17万人次。
　　“全面两孩政策的放开，肯定对儿科医生的需求更大，儿科医生荒会进一步加剧。”王军说，儿科医生是不可能速成的，培养一名称职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5年。在目前状况下，通过国家政策吸引动员更多其他专业医学毕业生从事儿科工作，也许是更快更可行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选择离开”
　　受过名牌大学的高等医学教育、身在大型医院工作……在常人眼中，大医院的儿科医生应该拥有更光明的前景和更殷实的收入。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究竟为什么选择离开？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 透支健康让我无法支撑 ”
　　■受访者：知名儿科科普作者，曾就职于三甲儿童专科医院
　　■现工作地点：社区卫生机构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儿科医生荒，我刚被做完手术，还在家休养着呢，就有几位朋友拿着这则新闻来与我交流。不久前，就在手术的前一天，我与我的父母交流得非常不愉快，他们的话刺痛了我的心：“你又不是快要死的病，为什么要离开三甲儿童医院！”
　　其实，这些年，被迫离开三甲儿童医院的人又岂止是我一人呢？三甲儿童医院，真正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一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毕业，留在上海某家三甲儿童医院做医生。与我一同进医院的还有3个年轻女孩子，全都来自上海顶尖的医科大学。那时，我们意气风发，暗暗较劲，都想努力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医学毕业生、最棒的儿科医生。
　　作为住院医师，我们4个人住在旧楼的病房里，那个房间几乎见不到阳光，两个人同时在房间走必须一起侧身挤，老鼠总是啃我们柜子里的饼干和牛奶，午夜听到外面护士站的响铃，就会以为自己在上夜班而下意识惊醒……与所有年轻医生一样，我们像骆驼那样生活，我想每一位三甲儿童医院的医生应该都是这样过来的。
　　三甲儿童医院的医生压力巨大，在长久的重压下，儿科医生几乎没有几个人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4个人，有人罹患心脏疾病，有人罹患内分泌疾病，而我是免疫性疾病。
　　身体每况愈下，与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无关系。曾经有一年，几乎有1/3的时间我都在发热，还查出身体各处的肿瘤。我儿子出生后也有免疫性疾病，所以，从健康、家庭等各方面考虑，我决定离开三甲儿童医院，到离家近的社区卫生机构工作。
　　我们同时进入三甲儿童医院的4个人，如今都陆陆续续因为健康问题离开了三甲儿童医院，有人去了区级医院、有人去了社区卫生机构。也许家人至今也不能理解我们为何放弃三甲儿童医院的大好前程，但是我们几个能彼此理解，临别互道珍重。
　　虽然离开了三甲儿童医院，但我们依旧在儿科的岗位上坚守。任何一位儿科医生，无论当初为何进入儿科，长久接触孩子，都会对孩子由衷地喜欢。尽管离开三甲儿童医院，还是有很多习惯难以改变。比如，以前凌晨抢救完病人，就容易睡不着，现在若凌晨一点两点被惊醒，也会整夜无眠。
　　不过，离开了三甲儿童医院，我有了相对自由的时间，可以在网络上写写育儿科普。几年来，我写下了百余万的科普文字，在新浪微博上，我是受孩子家长信赖的儿科医生妈妈，我愿意为宝宝代言心声，也愿意为父母答疑解惑。
　　“ 大环境对儿科太不友好 ”
　　■受访者：曾就职于三甲专科儿童医院
　　■现工作岗位：药企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我很认可、喜欢儿科，填志愿时就报的儿科。198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专科儿童医院工作，直到1996年选择离开。
　　虽然离开了，但我一直很关注儿科。我觉得，现在的医疗和媒体大环境对儿科医生太不友好，患儿家属对医生的要求和期待，给了医生太大的压力。
　　15年前，医护人员挨骂挨打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但儿科不然。我们轮转急救室时就亲眼见过，护士只要一针扎不进去，孩子的爸爸就会一拳打过去。我记得很清楚，上夜班的小护士，只要有男朋友的，男孩子下班后都会来科里陪着上班，就怕女朋友被打。
　　离开医院后，我更能够站在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角度看问题。
　　现在去医院看病，经常会听到医生说：“这个病的治疗方法可以A，也可以B，你选哪个？”病人不是专业人士，如何做选择？但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现今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人们应当尝到的苦果。
　　当年，我从原来的医疗机构走出来后，还去了一家社会办医疗机构兼职做儿科医生。看病的专业本领，我一直都不愿意丢。现在，我周围的小孩子如果生病，还会有家长来咨询我，我特别愿意为他们解答。如果还有机会，我依然愿意做医生，但现在的儿科大环境要改。
　　我对医疗充满感情，我现在的工作是在药企做医学部临床研究，负责临床试验的监督检查。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因为还能跟医疗有联系。现在，我跟以前的医学院同学还多有联络。他们的工作很忙很累，我会给他们打气。
　　今年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了，儿科医生的压力更大了。我的同学个个都很优秀，但我们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体力精力不能跟年轻时同日而语。社会需要他们，希望他们也保重好自己。
　　“ 在儿科难求职业发展 ”
　　■受访者：曾就职某三甲综合医院儿科
　　■现工作岗位：同一家医院的职能处室
　　1984年，我被首都医科大学儿科专业录取。1989年，我来到目前这家医院工作，在儿科一待就是21年。从2010年起，我来到医院的职能处室。离开儿科，有忙的原因，有医患关系的原因，有工作机遇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综合医院的儿科没有发展。
　　我刚工作时，在老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医院的儿科还有自己的细分专业，但随着社会发展，儿科变得越来越萎缩。国家要求大医院要看疑难重症，但实际上，我们基本都是在看感冒发烧，重症患者没有能力看，只能往上转。
　　在个人晋升方面，老主任会带着我们做科研、写论文。但这两年，儿科一直没有人员晋升，因为没人带，加上医生自己也不主动，多有得过且过的心态。此外，我们儿科接待的都是简单病人，因此不好写文章、不好做科研。医院其实也想发展儿科，最近几年都在招聘儿科带头人，但一直招不来。
　　如果说学科带头人是偶然因素，那么，儿科医生看不到职业前景，则是许多综合医院儿科医生的心病。在我们这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里，一些外科医生，到了40多岁便成为带组教授，就不用值夜班了。但儿科医生少，许多儿科副主任医师直到退休还在上夜班。此外，儿科医生还要出急诊，为保证患儿安全，医院规定出儿科急诊的医生必须是主治医师以上级别的。因此，90%的综合医院儿科医生会觉得，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的区别，只是少上几个夜班而已。
　　其实，从儿科到行政职能处室的转型，在儿科医生中并不少见。如果能像别的科室那样有好的职业上升空间，我想自己可能不会走。
文/健康报记者 孙梦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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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示：为了更好的治愈疾病，患者应该更好的认识自己，克服畏难心理，尽量避免工作中和生活中较易引起癫痫病复发的因素，在癫痫病服用药物的过程中，与专业医师随时沟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海淀医院 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医医院
答: 35你好,这个不需要去医院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孩子出现低温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孩子进行物理降温等,然后再给孩子用温水洗下澡就是可以的。只要孩子体温没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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