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姑姑的故事&该如何忘掉那段过去
我与姑姑的故事 该如何忘掉那段过去
&我出生于川南，1991年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分配回老家市政府当上了秘书。第二年看到别人大把大把地从南方挣回钞票，便鬼使神差般地辞了公职下海。在深圳这个陌生的都市，四处奔波。几年下来仍是囊空如洗，30岁仍孑然一身。就在我几近穷途末路时，我有幸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阿兰——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总经理英语翻译。在一次聚会中相识后，阿兰主动向我发起了进攻，感情发展迅速，一年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阿兰很快答应带我去见未来的“姑姑”。
　　在这之前听阿兰讲，由于阿兰小时候父母因为车祸双双去世，所以一直由姑姑将他抚养长大。姑姑是物价局副科长。我对未来的姑姑充满了敬意，同时心里又有些恐慌：害怕她将我这个比其女儿大9岁的外地佬拒之门外。
　　也许是长期坐机关的缘故，42岁的姑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轻。举手投足间保持着机关干部特有的庄重韵味。第一次见面不冷不热，像例行公事似地款待了我，这已令我心满意足了。就这样，日，我和阿兰举行了婚礼。
　　由于我和阿兰单位没分房，又一时凑不足钱买商品房，姑姑将自己的三室一厅加以装修，腾出一间给我们作新房。
　　对于姑姑，我始终有一种拘谨。一来也许是因为她“干部”抑或是长辈的身份，在我面前保持着矜持，二来她比我大12岁，呼她“姑姑”总有点别扭。幸好阿兰性格活泼，在我和姑姑之间左右逢源，气氛才不至于僵化。
　　1999年9月，阿兰所在的集团公司在美国筹建一个分公司，指派她出国参加筹建工作，时间九个月。临行前，阿兰抱着我哭成了一个泪人。我信誓旦旦地向妻子保证：“我会日夜想念你，一直盼着你功德圆满，早日归来。”
　　妻子出国，我和姑姑的性爱故事上演
　　阿兰走后，“三口之家”剩下我和姑姑两人朝夕相处、同室共餐，电视旁和餐桌上，姑姑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话题由过去一般性的寒喧，慢慢发展成为交流和讨论。由于我属于那种不会料理自己的男人，饮食起居全由姑姑包揽，连内衣内裤也悄悄拿出去洗涤。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和姑姑相处越来越融洽，她那“姑姑”的矜持消逝不见了，“辈份”似乎也在慢慢淡化。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岳母其实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对事业对人生有许多独到见解，而且那么了解人性人情，令我暗暗折服。渐渐地，两人之间滋生出一种亲密和默契。
　　后来一次偶然事件，猝不及防地打碎了我与姑姑的平衡，
　　那是阿兰出国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姑姑下班途中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闻讯后，我火速赶往医院，此时姑姑在病床上挂着吊针，右脚造成粉碎性骨折。连续几天，我请假一直在医院日夜守护着，跑上跑下，换针拿药，炖汤送水，双眼熬得通红。同室病友羡慕地称赞她有这么一个年轻而又重情的老公，姑姑微笑着竟然没有纠正。
　　一个月后，姑姑康复出院。回家后马上给我做了香喷喷的烤乳猪等我最爱吃的的佳肴，还花1900元给我买回一套“红豆”西服。我原以为这是姑姑对我医院伺候所作出的一种回报，但后来我隐隐感到其意义远不止这些。这之后，姑姑的嘴角总悬挂着一丝笑容，脸色红润，对我的称呼语气变得很轻很柔。饭桌上姑姑不停地给我点菜，眼睛射出一种烁然的目光。她本不爱看体育频道，现在经常挨着我坐在沙发上欣赏“甲A”什么的，她的衣着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过去夜晚往往在我休息后她才冲凉洗澡，近日来她晚饭后早早地冲洗，穿着单薄的内衣在我面前晃动。这一系列的迹象使我感到，姑姑烁热的眼波里，有一种东西在悄悄地、热烈地涌动着，这股翻涌着的热流与我息息相关。
　　1999年除夕之夜，阿兰在纽约没能回国。柔和的灯光下，我和姑姑面对面坐着吃团年饭。那一夜，我和姑姑杯觥交错，喝了很久很久，谈了很多很多，我们忘了彼此的年龄、身份，姑姑的脸发红发烧，猛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那晚，我醉得不省人事，不知怎么上床休息的。
　　早晨醒来，我发现自己光着身子，我才明白昨晚我与姑姑的性爱。我吓了一跳。吃早餐时，姑姑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脸上挂着几许羞涩的红晕。
　　大年初一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不敢正视姑姑的眼睛，但她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洗衣、做饭，接待来来往往拜年的客人。直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心仍扑腾扑腾跳，总感到什么事要接连发生。
　　第二夜、第三夜，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但很平静，没有什么迹象出现。大年初四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当我熄灯上床后不久，就听见房门“吱”地被轻轻推开，接着闪进一个人影。我赶紧闭上双眼，装着打呼噜的样子，不想让自己清醒着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
　　遭遇姑姑的私情后，我曾一度产生了一种“乱伦”的负罪感和对妻子不忠的深深的愧疚。直到接到阿兰的回国电话，我俩才如梦初醒。记得阿兰走下飞机那会儿，不顾一切地向我奔来，当众抱着我兴奋地哭了起来。姑姑静静地站在一边，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醋意。
　　妻子回家后，为了感谢我这九个月来对姑姑的照料，当着姑姑的面奖给我一个带响的吻。我做贼心虚，脸上火辣辣的像有小虫子在爬。我担心自己的蛛丝马迹被发现，更担心姑姑因吃醋泄露我与姑姑的性爱的秘密。
　　我不得不佩服女人心细。阿兰回家后没几天就嗅出什么味来。她悄悄地问我：“我出国后姑姑变化好大，你发现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变化呀，阿兰说：“不，姑姑好象变得年轻许多，她过去从来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我发现她衣柜里多了好几套流行时装呢？你说怪不怪？”我说我怎么知道女人的事。阿兰笑我是粗心汉、大傻瓜。
　　事隔不久，姑姑吃饭时作呕。阿兰劝她到医院看医生，她说感冒没事。可第二天、第三天仍呕吐。晚上，阿兰在枕边莫名其妙地问：“这几天有没有男人到过咱家？”我说没有。妻子又问王大叔来过没有。王大叔是姑姑单位里的人事科长，早听说他丧妻后对姑姑穷追不舍，不知为什么，姑姑一直将其拒之门外。阿兰这时问这个问题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口答道：“好象没来过。”这就怪了。梦呓中还喃喃道：“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第二天，姑姑从医院回来，说自己得了胃炎，请病假在家休养。阿兰恰巧遇到公务出差，临行前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地照顾姑姑姑姑。我不敢怠慢，给姑姑买了鸡煨成汤送到床头。姑姑抓住我的手，两行泪珠流了下来。不知为什么，看到她虚弱的身体，我陡然升起了一种怜悯之情……
　　自从阿兰回国后，成了事业上的大忙人，隔三差五地出差。我和姑姑仍然藕断丝连，她那善解人意、似母又似妻的柔情和爱抚使我无法拒绝。就这样，我们这个三口之家象一只航行在海面上的小船，母女划浆，女婿掌舵。
　　那天，我上街买菜没钱，看到妻子的皮包挂在墙上，就顺便打开拿些零钱，意外发现皮包里有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在我印象中，阿兰从没写日记的习惯，便好奇地打开翻看。天哪！一股热流直冲脑门，我顿时两眼发黑，双手颤抖。原来，妻子早已知道我与姑姑的性爱的私情。
　　妻子的日记共13篇，每一篇都让我心惊胆寒。她不仅知道我和她姑姑的那事，而且还知道她姑姑怀孕上医院做人流。阿兰在日记中写道：“做梦也没想到，我最亲的人抢夺了我的丈夫，我最爱的人背叛了我的感情。我真想一死了之！”她在另一篇中写道：“我心在流血，可我恨不起来。姑姑姑姑为我守寡十多年，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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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好，你家孩子经常的感冒，可以多喂点水，必要时化验血常规，如果是由细菌感染的话，可以用头孢克洛，以及氨溴素，清开灵颗粒等治疗处理。
这种情况要考虑外阴炎，阴道炎引起的可能。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处女自慰，是可以导致阴道炎，附件炎，盆腔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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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要考虑宝宝缺氧引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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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官方微信关注更多健康资讯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下）
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下）
口述：贺小平采访：沈飞德 &整理：杨之立繁华君按：第一手的口述资料往往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无论其出发点、价值观如何，都值得研读。《世纪》杂志2016年第4期1949年，贺子珍（左一）与贺小平（右二）合影，右一为贺敏学为数不多的探访者：彭德怀和谢飞我陪在姑姑身边几十年，目睹了姑姑的孤独和寂寞，也领略了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除了陈老总，很少有人来看望她，邻居也都不知道这里住着贺子珍，加上她的作息异于常人，除亲人外很少与外人接触。泰安路住宅，这是贺子珍在上海的第三处居所1956年，我休学在家，春生、海峰还在学校上课。彭德怀来看望她，穿了一身夹克衫，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不是警卫员就是秘书，那人坐在汽车里没有进来。负责开门和关门的人都是我。姑姑下来迎接他，两人上楼交谈。我们家有规矩，只要大人讲话，小孩一律不许进去，所以内容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有些材料不但将他们的对话和盘托出，还绘声绘色地说贺家小孩海峰在旁边插嘴，这些都是杜撰。送走彭老总后姑姑很激动很兴奋，问我说：“小平，你知道来的是谁？”我说：“彭老总，中国十大元帅嘛，谁不知道？”那次彭老总来访，姑姑着实兴奋了好多天。还有谢飞阿姨（刘少奇前妻）来了两次，长征路上有30个女同志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的，谢飞与姑姑在一个连队，同甘共苦，感情深厚。她第一次来姑姑还在家，相对自由；后一次大约是1983年左右，姑姑已住在华东医院。基于一些政治因素，当时探访姑姑全都需要报批手续，上海市委不批就不准见，连江西省委书记、姑姑的老战友刘俊秀也住华东医院，两人近在咫尺，却也未能获准去姑姑病房看望。谢飞阿姨来找我说，我在上海出差明天回京，只有今天下午半天时间，来不及申请，你有没有办法带我去见她？我说行，就是委屈你一点，千万不要说话。我带她到华东医院，楼梯旁边有一个地方拿牌子，我们从来不拿牌子，因为大家都很熟了。我主动和师傅打招呼，师傅将谢飞阿姨当作我的家人才让她与我一起进去看姑姑的。上海市湖南路262号市委招待所，贺子珍在上海最后的居所后来，陈老总调离上海，他湖南路262号招待所的房子空了出来，1962年让给了姑姑住。可惜到了湖南路那边就没有那么自由了，姑姑基本上处于独居状态。市委列出一个准许出入人员的名单，我结婚时爱人叶启光的名字没有在名单上，就不能进去。我爸就发火了：“行了，都不进去，贺子珍就死在里面吧！”市委来赔礼道歉，说我们漏掉了，马上补上名字。我外婆很自觉，尽可能不太去湖南路招待所。因为这些限制，姑姑和老战友们联络甚少，可见彭老总和谢飞阿姨的到访令姑姑多么欣慰啊！认定主席被江青害死1957年时，人们推测姑姑的精神状况有点异常，就哄着她去医院做体检。磨难的确会对人的心智造成一定程度的创伤，这是没有办法的。出院后姑姑回家住了一阵子，然后在南昌住了些日子。1959年，姑姑和主席在庐山见了一面。回来以后，她的情绪大起大落，身体状况极差，人也极瘦。我爸知道后，把她接到福州，找了中医开药。姑姑抗拒吃药，爸爸费尽了心思，甚至把药倒成两杯，自己先喝其中一杯，才让姑姑放心喝下中药。娇娇把姑姑病情告诉了主席，主席当场落泪，给姑姑写信道：“保重身体，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看看社会主义。”&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姑姑从未说过主席半句不是，反而总是责怪自己。当年姑姑出走苏联，主席连拍多封电报挽留，但姑姑走得决然，主客观有很多原因。她跟我说：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原因是长征路上一路怀孕、生孩子，实在苦不堪言，当时发现又怀孕了，非常难受，想要么去苏联先安顿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来；另一层是当时年轻任性，没想过去了苏联主席这边会起这么大的变化。姑姑从未见过江青。有一次，我、她、娇娇三个人在一起。她突然问娇娇，有没有江青的照片？给我看看！娇娇姐说我没有带，我以后给你看，她很聪明，以后自然就再没有以后了。其他场合姑姑一贯守口如瓶，绝口不提江青。当年和小姑姑去北京被拦截后，姑姑心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她是进不了北京的，只是有一次她实在没忍住。1966年9月我要到北京串联，9月15日毛主席要接见第三批红卫兵。姑姑说我也和你一块去吧！我说你怎么去，市委不会同意的。姑姑说：“我到北京去住娇娇那里么，他当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筑人家都看过了，我还没看过，为什么我不能去北京？”我听了有些心酸，只能不断劝说，直到她不吭声了，事情才算作罢。1975年，娇娇的爱人孔令华曾将冬梅送到上海，并对我们说，主席百年的时候，我们就管不上妈妈这边了，海峰、小平你们两个替我们照顾她。这于我当然是责无旁贷的。&1949年夏在上海乐义饭店，后排右四为贺子珍，后排左三为贺敏学次年，主席去世了。刚得知消息的两天，姑姑没有睡过觉，到了深夜2点，还跑来找我和海峰说话。我们困极了，让她回去睡觉，她不睡觉我们也要睡觉呀。她回去一阵子，又回来，翻来覆去地问：“没有听说主席有病呀，怎么突然就走掉了？是什么原因？”她思维就卡在这个坎儿上过不去。她后来又说，《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写哪个国家的王后把国王给害死。她的意思就是主席是被江青害死的，但是她没有亲口说江青。姑姑坚韧刚毅，自制力强，一般是不哭的。但主席去世的第二天，华东医院乔主任来给她看病，乔主任进来就哭，姑姑被他感染也哭了，没有声音，用袖子抹了两下泪水。两天后情绪稍微平复一些，姑姑就搬个藤椅坐在电视前看关于主席逝世的滚动新闻，一次不落，一看就是一天。临终未能与至亲相见“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气候变了，对我们家来说是轻松了许多。1979年姑姑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获准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由娇娇夫妇陪同。华东医院随行的护士回来问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没哭，到中南海主席的卧室就哇一声哭了，什么道理？我说你看她眼光在哪个角落，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原因，别问她，她不可能说的。我们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样东西，要么是两个人共同用过的，要么是她送给主席、他临终还留身边的，情感无法抑制才爆发出来的。姑姑在北京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后，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为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治疗过的针灸医师技术精湛，想介绍给姑姑（1977年姑姑从福建回来不到半年就中风瘫痪了）。但这个医生很有点性格，绝不去医院医治病人。另一个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东西不习惯。谁知上海市委不让姑姑住湖南路旧居。我妈和我在虹桥机场休息室等她，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张世珠也在，说要姑姑住华东医院，还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后来我们和我爸说，我爸拍胸脯说我负责！可是我爸当时不在，我妈不敢讲这话。姑姑的飞机一落地，张世珠和医生、护士立即上去围住姑姑，将她抬下飞机送去华东医院。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华东医院，我要出去！华东医院便向中央告状，说我们贺家干扰治疗，鼓动病人出院。于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个报告给中央办公厅说，本来贺子珍就不愿意住那里，你们硬要她进去。中办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两年中多方奔走，联系其他医院做转院事宜，最后又被中办否定，甚为无奈。1965年国庆在杭州岳王庙，左起：贺怡养子刘子毅、贺小平、贺子珍、贺海峰姑姑在医院是过得不舒服的，华东医院将她喜欢的护士调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线在她身边，其中有个徐姓护士在姑姑去世后拿出了所谓的遗言，以姑姑的干女儿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话，徐某某操浦东普通话，两人语言无法沟通，如何能够交心？在这份遗言里，前三条都是关于她这个护士的，录音机之类当时比较贵重的东西都留给她，就第四条说将国库券留给李敏和外孙，也是奇谈。姑姑晚年记性依然极好。杨子江和王行娟要写她的书，采访她，杨子江1948年采访过她，凭印象写了一份履历表，向姑姑求证。我跟海峰两个人做翻译，没想到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姑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还提笔写下入党介绍人的名字。1984年4月，姑姑高烧不退，华东医院用了点青霉素，别无其他抢救措施。市委招待处祝副处长14日问我和海峰，姑姑喜欢穿什么羊毛衫，盖什么颜色的被子？我一听火冒三丈，人还没死呢，这么快考虑后事了？退一万步说，姑姑是女战士，又不是家庭妇女，她的遗体难道不盖党旗吗，盖什么被子？15日我爸从福建赶回来，提议医生用“安宫牛黄丸”，鼻饲打进去之后17日上午姑姑体温降下来，能和医生打招呼了。不知为何，17日下午起，医院不许我们亲属进病房。19日下午，姑姑弥留之际，我妈向院方提出我们亲属不进去但是得让李敏他们直系亲属进去，他们还是不同意，说会影响抢救。直到姑姑咽气，市委书记陈国栋进去看过离开后才放我们进去，遗憾的是姑姑临终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已无法得知了。遗物仅有两个皮箱当时我爸妈、娇娇一家都住在东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再三强调中央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我想到姑姑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冲口说：“我们拥护丧事从简，但不同的人应该不同对待。姑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她隐姓埋名几十年，最后一次，要给她恢复名誉！”他们又问姑姑的悼词是否由家属来写？我说：“悼词怎么家属写？应该是组织写，家属过目。”组织部的人却说，悼词写不出来，因为没有她的档案。市委和我们商量骨灰放在龙华烈士陵园，我们都不同意，提出两点理由：一、姑姑是属于中央管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儿在北京。有关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放八宝山那也就是最后一厅。我爸爸说第几厅无所谓。在我们的坚持下，上海只好上报中央，最后北京回音来了，邓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宝山第一厅；二、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后终于得到了她生前应有的尊重和待遇。1968年，贺家第三代表姐妹（左起）贺海峰、李敏、贺小平在上海合影追悼会定于4月25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前一天，娇娇打电话给毛远志，问他来不来参加追悼会，毛远志说没有收到讣告。我们这才发现为了控制参会人数和影响力，姑姑的讣告全都没发。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市委机要员连夜送讣告，外地就实在鞭长莫及了。追悼会当日，祝副处长和徐护士嚎啕大哭。悼词的内容果然没有重点，草草了事。姑姑病房的遗物一开始是华东医院保管，后来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绝出入。市委运了两个水果篓子到东湖招待所交给娇娇，说贺子珍的东西都在那儿。其中皮箱有两个，姑姑从苏联回来就带了这两个皮箱，去世还是两个皮箱，这么多年可谓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此事做得太绝，上海是娇娇的伤心地，她二十年都没有回来。1987年4月两会期间，贺敏学、贺小平父女在北京空军招待所“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举办（此前已经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举办，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是韶山），我们陪娇娇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楼，没敢先进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间以及主席去世时我和海峰住的房间，再回到走廊里，要下楼时才进入姑姑房间。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感还是会被勾起。关于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娇娇来看世博会，我给她提过建议。我说娇姐，现在放在八宝山没有什么问题，若干年以后呢，我们都走了呢？为长远计，我建议姑姑的骨灰还是放回井冈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对我们贺家是没话说的。娇娇姐回答道，你讲得有道理，我考虑一下。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调动去外地工作几十年而始终将我留在上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读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帼英雄，意气风发；后半生，忍辱负重，凄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照顾她，给她家的氛围和一点暖意。而我，有幸陪着姑姑走完了这不甚愉快却还算从容的半生，与她结下这段深厚的半生缘。2016年6月，采访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左），整理者杨之立与贺小平女士（中）在其家中合影全文完（口述者为贺子珍侄女）附：姑姑贺子珍的沉寂岁月（上）序言：贺家发源于江西永新，一门英烈。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很早投身革命，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贺敏学曾得到毛泽东“好人”和“三个第一”的称赞，贺子珍则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可惜这段同甘共苦的婚姻在1937年爆发严重裂痕，同年贺子珍出走苏联，1939年她在苏联得知婚变消息，毛泽东和江青已于1938年成婚。1947年回国后今昔全非，贺子珍长期幽居上海，直到1979年才获准进入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陪在她身边度过这段沉寂岁月直至生命尽头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贺敏学的独生女贺小平。1947年，久经磨难的贺子珍（前左二）回到祖国，李立英（后中）携女儿贺小平（前左三）到哈尔滨看望贺子珍和李敏（后左一），前左四为李六如夫人王美兰。这张照片是本文口述者贺小平与她的姑姑贺子珍的第一张合影我第一次见姑姑，是姑姑1947年从苏联回来。她回国后住在哈尔滨，找萧华给主席打电报。主席回复说，贺敏学在华北作战，现在战事很紧张，等打完仗再说吧。我妈便带着我从通化到哈尔滨见姑姑。那时我妈25岁，我5岁，因之前并没见过面，一开始姑姑以为我妈是我爸的女儿，差点闹了个笑话。姑姑在哈尔滨呆了两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进入北京。小姑姑贺怡到北京找主席为姐姐讨说法，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按照中国的传统”。贺怡理解为主席接纳了姐姐，于是两人动身去北京。可火车到了沈阳，有两个自称代表组织的人上来，不准她们进京，否则先开除党籍。贺怡刚从北京出来，那么显然是不许贺子珍进京。两个人对贺子珍说，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儿去。于是姑姑转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溧阳路的一窝小崽子&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们家三个人分三天进上海：我爸任职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是从西郊第一天带部队打进上海的；我妈是政治部门第二天进上海；我随后勤部门第三天进上海。贺子珍在上海的第一处居所：溧阳路1267号公寓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我也与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当时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组织部部长，她到广东南雄找回女儿贺海峰，及贺春生、贺麓成，还给爷爷扫墓，花了不少时间，因要赶到南昌开会，决定连夜开车，不幸发生车祸，遇难时年仅38岁。我爸得知消息，马上派吉普车和警卫班过去，将车上的人统统拉过来住在溧阳路。那些孩子有远房亲戚的，也有不相干的，大家都想冒充贺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来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这下好了，溧阳路家里养了十几个孩子。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调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窝叫舅舅的崽子，心里便有数了。没几日，他便根据小孩长相和他们父母联系起来，将他们分别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贺春生、贺海峰、贺麓成，后来他们都是我爸养大的，也都和我们住在一起。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贺子珍、贺小平、李敏、李立英，后排左起：贺敏学、毛泽东警卫员到了1950年，由于二六轰炸，国家要组建一个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内，我们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鹰饭店后面的老房子里。出于对姑姑的怜惜和小姑姑骤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额外开销从他稿费中支出，陈毅回答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据说陈毅曾安排姑姑任职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部长，我听到过别人叫她贺部长，我当时理解她在杭州妇女部做过副部长，上海到底有没有职位呢？我的确不清楚，但即便有，这个职位长期以来只让她领工资，却没能去工作。南鹰饭店后面的房子有3层,很大。一楼是客厅和饭厅，餐桌是欧式的椭圆桌，可以拉到很长；大门进来有一个房间，警卫员、司机住那儿。二楼一排四间屋子，姑姑住在西头第一间，我爸住在东头第一间。我是在我爸的东面的第二间屋住，还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楼是舞厅。我们礼拜天偶尔去看电影。贺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传统礼仪的教养是很全面的，生活上有很多规矩。我爸领教过，就总结说：下午2点钟的电影非得给她提前到1点、12点半，你不能告诉她2点，那她肯定迟到。因为她要换衣服，洗头洗脸梳头，每个步骤都不能含糊。&贺子珍在上海的第二处居所：南鹰饭店背后的老房子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1952年，我爸转业，他带了一批指挥员组建建工部，并任副部长兼华东建工局局长。我们搬到了现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过来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总局第一副局长，后任局长。上海这边家里人口多，住房非常紧张，海峰、我、外婆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春生是男孩，只能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姑姑住在二楼东面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间。我们全家都给予姑姑极大的尊重，甚至一开始让姑姑当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实在不是个会管账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灯笼袖真丝衫，她在俄罗斯穿过这类衣服，她立马说这是好东西要抓紧买，一口气买了一打，自己留了两件，一件长袖，一件短袖，其余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全部掏给你，她就是这种人。这么花法，家里到了下半月就揭不开锅了，她便偷偷问我借钱买菜。但姑姑从不赖账，工资刚拿到手就还了我。我说急什么？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此数月下来，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还是让外婆当家。她那时候一个月有208元工资，零头8元交党费，200元全部上交给外婆，可见她是真不太在意钱的。1955年，贺小平与父母在上海泰安路家中姑姑对我们小辈很关怀。有一次我过生日，我爸八九点回来，一进门就说哎呀，今天小平过生日。我妈其实忘记了，说饭都吃完了，过什么生日？姑姑说有一个办法，苏联人就是这样的，汽水加冰砖！于是，我们买来一块大冰砖切成好几片大家分，那个生日过得很开心。姑姑一直抽烟，但烟瘾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大。大家为了让她少抽点，一根香烟剪成两三段，老念叨说今天你抽了两根，抽了三根，数字听着很大，其实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儿子出生了，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办法，就是拿小孩子说事：你这个烟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烟头。她很钟爱外孙，每天问：孔继宁吃什么饭？喝什么汤？样样都管。深夜，她不睡觉时，就会跑去看外孙是不是踢掉了被子。姑姑没有工作，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报纸，尤爱看《参考消息》，格外认真，一字不落，又有过目不忘的本事，还老问：“小平你《参考消息》看过没有？看过，文章里面怎么讲？”我只好耍无赖说没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后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讨论这些事，她会和你较真的。外界老觉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认为这事一言难尽，很难说清。有些现象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轨迹里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饿得半死，还不吃东西不喝水，因为她在苏联疯人医院里每天都迷迷糊糊睡着，饭菜里面有镇静药，她吃过这个苦头，就对食物很警觉。她在康生红得发紫时就断言这个人不行，不是好人，别人肯定觉得她脑子有病。还有作息习惯也异于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动晚上睡觉，她反过来昼伏夜出，她说这是跟主席习惯了，主席晚上不睡觉，她也晚上不睡觉，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刚刚睡下去。这些算不算有病呢？&一生从未放弃寻找孩子&20世纪50年代，毛岸英曾写信给姑姑，毛笔字的，字迹和主席很像，我记得他称呼姑姑为贺妈妈（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苏联期间是贺子珍抚养的），可见对姑姑感情很深，他是从不叫江青的。后来他在朝鲜牺牲了，姑姑知道了很伤感，对我说：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时候流浪，回来以后当农民，又弄到朝鲜去，这下就没了。姑姑是有点埋怨主席对岸英太过严苛。在苏联时，姑姑自己不吃饭也要给两个孩子吃，娇娇（李敏）说岸青哥哥老是掉笔头，老要我妈给他买笔头。岸青和姑姑后来在福建见过面，但并没有来过泰安路。娇娇和两个哥哥关系很好，我们住南鹰饭店后面时她每年来我们家和姑姑一起过春节。姑姑一生坎坷，受尽怀胎生育之苦。他们曾通过我的手送两张照片给娇娇，让主席辨认哪个是姑姑和主席的长女，但没有结果。关于杨月花，我爸是承认过她的，但姑姑并不知情。有些问题也老让我去问，例如杨月花出生的年份。我只能开动脑筋，陪姑姑乘凉闲聊，兜来兜去兜到这个话题上：“你不是6个孩子吗？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会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问了这个刹车也不行，要怀疑的，我就接着问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长征的时候2岁多了，会走了……”多年前，月花想让我陪她去北京见娇娇，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劝她说，你去了无非两个结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过李敏；若你不是，那对你来说就更不好了。你现在生活安定，不缺什么，不如就让这个疑问继续悬着吧。月花一想，说得有理，也就把这份心思看淡了。1970年春节在上海湖南路招待所。后排左起：李敏、贺雄（即霍小青）、贺麓成、陈天亮、贺春生、叶启光、贺海峰、周剑霞，中排左起：卢虹、贺子珍、贺敏学、李立英、陈莉、贺小平，前排：贺汪洋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给时任江西省长的邵式平写了封信，请他帮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个叫朱道来的青年，各方面情况非常吻合，连血型都和姑姑一样。姑姑很激动，把他接来，1970年我们两对新人一起在这里结婚。但是后来情况变复杂了。又杀出一个女同志朱月倩，说小毛（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贺是一个音，民政局干部对收养人说一切实事求是，说贺家小毛死了或者卖掉也都可以，但她屡次改口，弄得我们也没辙了。主席本打算见一下小青，但后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组织上没有确认，希望你不要见他。可能是总理打的，因为总理看过小青照片，认为络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就没有见。我当时想，见见又有什么关系呢？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没去参加他的葬礼。姑姑在医院里一直惦记小青，我瞒着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问穿了，索性说我和他从无书信往来，后来干脆说他到国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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