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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故事“雪藏”了十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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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极花》故事“雪藏”了十年(图)）
　　著名作家贾平凹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风向标。几乎每隔一两年，他就会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近日，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与评论家陈晓明、作家梁鸿、李洱一起，谈了他对今天乡村现实、社会现实的种种感受和看法。
这个题材“雪藏”了整10年
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书中，农村女孩胡蝶来到城市，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当她自认为变成城市人的时候，却在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时就被拐卖了。被解救回城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她选择了逃离，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庄。贾平凹说：“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主角‘胡蝶’——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
《极花》虽然写的是被拐卖妇女，其最终指向还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在凋敝的问题，“中国处在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而一些村庄在消失。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就想把它写出来。”他说，几十年写过的乡土，现在发生巨大变化，“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
贾平凹说，这个题材“雪藏”了整整10年，从未跟人提及。10年前，老乡有一次向他诉苦，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废品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找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女儿被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面对这个难得的题材，“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写不下去了。”贾平凹说，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好多个地方，包括多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获得他想有的写作感觉。
尝试以“水墨画”来写小说
贾平凹原本以为《极花》会有40万字的篇幅，不料15万字就结束了，是他最短的一个长篇，“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
自2014年冬天开始准备，2015年夏天开始创作《极花》，贾平凹不畏酷暑，数易其稿，“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觉得不自在。”将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写出来，贾平凹期待着将来有一天有合适的人和政策，在合适的时机真正来解决这些事关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
贾平凹表示，自己在小说的写作中不想关注案件本身，更关注的是怎样去挖掘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对于贾平凹而言，《极花》虽然写的是被拐卖的妇女，其实还是慨叹消失的农村，是乡村的挽歌。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贾平凹感叹到，“这十几年，自我的目光收集以来，我觉得村庄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我去年跑了很多地方，在高速公路沿线，有一些地方，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荒草半人深。”对乡土的关注正是老乡女儿被拐素材在贾平凹心中雪藏多年后最终喷发的深层缘由。
写作是“心安”的一种幸福
作家梁鸿在发布会现场评论到，《极花》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用类似水墨画色块的方式把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原成日常形态下有力量的碰撞。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贾平凹在《极花》中以传统水墨画手法，试图达到中国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他说，“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
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带灯》、2014年《老生》，今年又让《极花》登场。“不要再写了嘛，人家还没看完，你又写了。”贾平凹尽管听见了朋友的劝告，但是没法改了。因为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令他“心安”的一种幸福。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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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一个作家如何关照社会现实
　　在世界读书日前夕，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出版面世了。这是一部讲述拐卖妇女的小说，也是此前贾平凹从未涉猎过的题材。这部2015年夏天完成的故事是贾平凹写作生涯中最短的一部长篇，只有15万字。　　发布　　小说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讲起自己写作的缘起：这篇小说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贾平凹出生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自小长在农村，19岁时他来到西安这座大城市生活，《极花》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西安。贾平凹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十年前，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他的老乡讲述了自己女儿被拐卖的经历。贾平凹告诉记者，这十年来，这个真实的事件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一直憋在心里，这件事就像一把刀子，每次一想起来，就往他的内心深处割一次。　　“我没有亲自参与解救，是几个人在房子里研究，看人救上车没有，后来半夜搭回来，说人已经回来了，我们才睡觉去。这是真实的情况。”贾平凹说，当时他还没有想到写书，觉得写出来意思不大，等他去年和前年跑了几个农村，看到了许多这种情况以后，就想起了这个故事，以此为由头写了《极花》。　　与贾平凹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一样，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女性。《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故事从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她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　　在知道这件事之前，他也曾经在报纸上、电视里看过不少对于拐卖妇女案件的报道，但他觉得这一切离他十分遥远，就像看外国小说里面贩卖黑奴一样。然而在得知老乡的女儿的遭遇后，每次有亲戚带着孩子，他都反复叮嘱把孩子看好。这十年间他不断留意，发现街边电线杆上许多对妇女儿童的寻人广告，而且都是在城市里。他想，偷抢金钱和财物可以理解，怎么还能有偷抢活人的呢？他不解这个社会已经如此进步和文明了，为何还会有大量的野蛮和荒唐的贩卖人口的事情呢？　　延伸　　写得很克制隐去了许多内容　　2014年的冬天，他一直为《极花》做着准备，但迟迟没有动笔，因为“脑子里总是混乱不清”。直到2015年夏天，他才开始写作，贾平凹说，自己喜欢在夏天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极花”的意思也是一种冬虫夏草，这种虫子在冬天死去，在夏天开花，也只有在夏天，花才能开得艳。　　不过这个厚重的题材，他原定要写作成一部45万字的小说，没想到15万字他就结束了，成了他最短的一个长篇。这样一个题材，他写得很克制，也没有使用以往的写作手法，还隐去了许多内容。“其实不是我在写，是那个可怜的叫胡蝶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贾平凹说，这件事有着如此丰富的情节和离奇的结局，他曾经为此十分激愤，而又觉得更加悲哀，他甚至在写了数百页之后觉得写不下去了。　　“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对乡村感情特别深，对农民的记忆比较重，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贾平凹说，“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知道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现在我心里在痛。”《极花》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真正的着眼点却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而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　　这个故事虽短，但贾平凹并没有停止思考。“我们弄文学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贾平凹也会看一些对于自己作品的评论，但他仍然想要坚持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冲突和焦虑，文学中理所应当要有很多的揭露、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的作家必然要有这样的作品。　　“贾平凹功成名就，是陕西作协主席，要说起来，官场上也是正厅级干部，作品多了去了，名声也很大，但是他还是不断地默默地一直在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说，“我特别钦佩像他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不多了，他是真的认认真真在写作。”对此，贾平凹倒是幽默回答，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双筷子，“什么都想夹来尝尝”。 本报记者 陈梦溪J226　　快评　　这片土地　　那么多故事有待挖掘　　陕西出过不少名作家，其中大家最熟悉的有两位，陈忠实和贾平凹。提起陈忠实，所有人都会想到《白鹿原》;提起贾平凹，却很难一下说出一部作品的名字。这并不是说贾平凹的作品不出名，实在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太多了。　　与许多成名的大家相比，贾平凹简直勤奋得让人费解。在他2005年出版的作品《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他仍旧保持着几乎每隔三五年就写出一部长篇。2008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高兴》、2011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古炉》、201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带灯》、2014年底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老生》。多少作家在得到过茅盾文学奖后很难再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或是名利双收之后停止了创作，然而贾平凹竟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近年写作的每一部长篇都是颇具分量的作品。　　贾平凹在媒体圈里被议论最多的是他一口浓浓的陕西话，每次他的讲座、对谈、访谈……所有的活动，记者们都开玩笑地要求主办方配备“同声传译”，除非陕西籍人士，不然在场几乎所有听众都像做英文考试的听力理解一样，半听半猜才能大概弄懂什么意思。记者提及此，并不是为了讲一则名家轶事。这位至今对普通话，哪怕是连带陕西味的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作家，写的都是关于他所在土地的事情。　　新作《极花》就起因于他在西安城南的一间出租屋中，听一位老友给自己讲了他女儿被拐卖到偏远农村当媳妇的故事。这位父亲寻找了女儿三年，终于找到了，并将女儿解救出来。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了贾平凹，这并不是我们所谓听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而是切实发生在他相识的人身上。更难受的，是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家乡。　　贾平凹生在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长在农村，19岁时他来到西安这座大城市生活。他此前以为，自己的作品中和生活中，对于农村的了解已经足够丰富了。然而他得知此事后去过一趟公安局，去了解西安这座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数量，光是备案登记过的失踪妇女儿童每年就有数千人。他目瞪口呆。　　贾平凹这一代作家，几十年来都写的是乡土，但他发现如今的乡土已经和他年轻时创作的乡土大不相同，用他自己的形容就是“面目全非”。贾平凹已过花甲之年，仍开始留意起身边的年轻人来。虽然《极花》中并没有写到城市中的年轻人，但贾平凹却发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在西安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地汇聚了说着各种各样方言的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漂”着，不管混得好不好，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在这部小说中，他很简洁地只写了这个被拐卖的姑娘的故事，并没有提及其他。记者以为，可能这个故事本身就足够有、足够冲击人的心灵，并不需要再讲什么大道理。　　但贾平凹心里的思考还没完。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事物的变化速度都超出了想象。年轻人出来打工的越来越多，农村剩下的除了老人和留守儿童，还有很多光棍。他在反思更多这个故事背后的原因。“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着，而农村又是怎样地凋敝着。”贾平凹说。　　对于这一批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来说，农村就是他们的根，就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他们对于农村、对家乡的关心就像对父母的关心。　　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做的就是永不脱离现实，永远注视自己的土地和正在发生的生活。就如曹文轩在获得安徒生奖之后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太多事情，这片土地上那么多故事可以挖掘，而作家应该做的就是将它们创作出来。本报记者 陈梦溪 J226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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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　　　　　　《人民文学》二〇一六年第一期刊发的贾平凹的《极花》，是一部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文化味道浓郁的长篇小说。故事生长于大西北的硷畔上，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物理的丰饶和时世生存的纷繁。在拐卖妇女这一社会畸形现象上展开的，除了对人物的细心描写，还有对底层人群的体恤和对乡村困境的探察，也有对博物志、风俗志式的“地方性知识”谱系的精妙写照。　　以“极花”而不是“血葱”之名，隐现着作家的慈悲情怀和人性立场。胡蝶从拼死抗拒、极力出逃的愤怒到怀孕生子、求救得救前后的徘徊，如窑洞似坡梁，倔强个性之外连结着黑亮这样的光棍汉的生活梦想，还连结着麻子婶、訾米等女性共同体，也连结着老老爷、黑亮爹还有瞎子等前辈人——他们如古老智者的天地观、生命观以及蒙昧不觉中的良善与憨厚，都经过“受害者”的噩梦与奇遇相伴的身心之旅，成为有寓意的剪纸、有寄托的极花。　　厚实又灵动的《极花》，源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源于精神在场。因为精神在场，故事和想象的世界便扎根于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档案贾平凹JIAPINGWA　　1952生，陕西丹凤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美院等十多个大学的兼职教授。代表作有《浮躁》《废都》《商州三录》《秦腔》《老生》《古炉》《带灯》等。出版书画作品《当代名画家精品集：贾平凹》《贾平凹画语》《贾平凹千幅书法精品集》《贾平凹书画》《平凹书&道德经&》《大堂书录》《平凹文墨》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香港红楼梦o华人世界长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蒲松龄小说奖等。曾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国法兰西大学艺术荣誉。《极花》后记贾平凹　　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他是个结巴，说话时断时续，他老婆在帘子后的床上一直嘤嘤泣哭。那时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实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们的胳膊和脸。　　人走了，他说，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抬起脑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说的人，就是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样的结局，是鬼，鬼都慌乱啊！他老婆还是在哭，我的老乡就突然勃然大怒，骂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妈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帘子砸去。我没有拦他，也没一句劝说。桌子上还有一个碗，盛着咸菜，旁边是一筛子蒸馍和一只用黑塑料桶做成的花盆，长着一棵海棠。这海棠是他女儿回来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乡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儿正往塑料桶里装土。我赶紧把咸菜碗、蒸馍筛子和海棠盆挪开，免得他再要抓起来砸老婆。我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是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女儿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X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我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她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极花》手迹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　　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法。我和我的老乡还在往来，他依然是麦秋时节了回老家收庄稼，庄稼收完了再到西安来收捡破烂，但一年比一年老得严重，头发稀拉，身子都佝偻了。前些年一见面，总还要给我唠叨，说解救女儿时他去过那村子，在高原上，风头子硬，人都住在窑洞里，没有麦面蒸馍吃。这几年再见到他了，却再也没提说过他女儿。我问了句：你没去看看她？他挥了一下手，说：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说，我也就不敢再问。以后，我采风去过甘肃的定西，去过榆林的横山和绥德，也去过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当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两条弯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个村庄，路过谁家的硷畔，那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有驴有猪，鸡狗齐全，窑门口晒了桔梗和当归，有矮个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饭，而女的一边给身边的小儿擦鼻涕，一边扭着头朝隔壁家骂，骂得起劲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去的路口，一个孩子在草窝里捉蚂蚱，远处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听，奶奶就把胳膊上的篮子放在地上，说：谁吃饼干呀，谁吃饼干呀？孙子没有来，麻雀、乌鸦和鹰却来了，等孙子捉着蚂蚱往过跑，篮子里的那包饼干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骨头，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来的一颗牙，她要带回扔到自家的房顶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轻的时候，死亡对于我，只是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谈起来轻松而热烈。当过了五十岁，家族里朋友圈接二连三地有人死去，甚至父母也死了，死亡从此让我恐惧，那是无言的恐惧。曾几何时报纸上电视上报道过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我也觉得那非常遥远，就如我阅读的外国小说里贩卖黑奴一样。可我那个老乡女儿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时常常就盯着人群，还怀疑起了某个人，每有亲戚带了小儿或孙子来看我，我送他们走时，一定是反复叮嘱把孩子管好。《极花》手迹　　我出生于农村，十九岁才到西安，我自以为农村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和一个妇联干部交谈，她告诉我：经调查，农村的妇女百分之六十性生活没有快感。我记得我当时目瞪口呆。十年前我那个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后，我去过一次公安局，了解到这个城市每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具体数量无法得知，因为是不是被拐卖难以确认，但确凿的、备案的失踪人口有数千人。我也是目瞪口呆。　　留神了起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总能看到贴在路灯杆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电话亭上的寻人广告，寻的又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失踪的妇女儿童，让人想得最多的，他们是被拐卖了。这些广告在农村是少见的，为什么都集中发生在城市呢？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　　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潮，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拥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满城到处却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的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即便寻到了也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辞掉了，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其实，在西安待过一年两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发一号文件，不断在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农村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儿童去建设吗？我们是在一些农村看到了集中盖起来的漂亮的屋舍，挂着有村委会的牌子，有党员活动室的牌子，也有医疗所和农科研究站，但那全是离城镇近的、自然生态好的、在高速路边的地方。而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着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我无言以对。　　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的生命，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　　但是，这个故事，我十年里一个字都没有写。怎么写呢？写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如何被骗上了车，当她发觉不对时竭力反抗，又如何被殴打，被强暴，被威胁着要毁容，要割去肾脏，以及人贩子当着她的面和买主讨价还价？写她的母亲在三年里如何哭瞎了眼睛，父亲听说到山西的一个小镇是人贩子的中转站，为了去打探女儿消息，就在那里的砖瓦窑上干了一年苦力，终于有了线索，连夜跑一百里山路，潜藏在那个村口两天三夜？写他终于与女儿相见，为了缓解矛盾，假装认亲，然后再返回西安，给派出所提供了准确地点，派出所又以经费不足的原因让他筹钱，他又如何在收捡破烂时偷卖了三个下水盖被抓去坐了六个月的牢？写解救时全村人如何把他们围住，双方打斗，派出所的人伤了腿，他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被夺去了孩子？写他女儿回到了城市，如何受不了舆论压力，如何思念孩子，又回去被拐卖的那个地方？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这个年代中国发生的案件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比如上访，比如家暴，比如恐怖袭击、黑恶势力。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使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了，觉得不自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处境呀，我怎么能写得得心应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夹来尝尝，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开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韮菜？　　现在的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坦白地讲，我自幼就写字呀画画的，喜欢着水墨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的最初营养，一方面来自中国戏曲和水墨画的审美，一方面来自西方现代美术的意识，以后的几十年里，也都是在这两方面纠结着拿捏着，做我文学上的活儿。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习惯了的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在陕西，有人写了这样一个文章，写他常常怀念母亲，他母亲是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给他来信，都在说：世上擀面最好的人是我妈！我也是这样，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极想吃我母亲做的饭，可母亲去世多年了，再没有人能做出那种味道了。就在我常常疑惑我的小说写什么怎么写的时候，我总是抽身去一些美术馆逛逛，参加一些美术的学术会议，竟然受益颇多，于是回来都作笔记，有些是我的感悟，有些是高人的言论。就在我重新写这个故事前，在一次论坛上，我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个体和社会、自我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假如你今天还是画花鸟、山水、人物，似乎这两百年剧烈的、根本的、彻底的变化没有发生，那么你的作品就是脱离时代的装饰品。不过水墨画不是一个直接反映这些变化的艺术方式，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为任何主义或概念服务。中国二十世纪的水墨画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艺术现象，或更多是社会现象很少是艺术现象。水墨画在现代是什么意义？跟其他当代艺术方式相比的话，水墨画有什么独特性？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什么是写意？通过艺术的笔触，展现艺术家长期的艺术训练和自我修养凝结而成的个人才气，这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写意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但它是真实的，不是概念的。艺术家对自己、感情、社会、政治、宗教的体验与内心的修养互相纠缠，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在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纯粹个体的心理发泄是主要的创作动力，这是现代主义绘画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的主要源泉。而在中国，动力是另一个，就是对人格理想的建构，而且是对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但它不是只完善自我，而是在这个群体性、积累性的理想过程中建构个体的自我。　　他们的话使我想到佛经上的开篇语：如是我闻。嗨，真是如是我闻，它让我思索了诸多问题：人格理想是什么，如何的积累性、群体性的理想过程，又怎样建构文学中的我的个体。记得那一夜我又在读苏轼，忽然想，苏轼应该最能体现中国人格理想吧，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又应该最能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吧。于是就又想到了戏曲里的“小生”的角色。中国人的哲学和美学在戏曲里是表现得最充分的。为什么设这样的角色：净面无须，内敛吞声，硬朗俊秀，玉树临风。而《红楼梦》里贾宝玉又恰是这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中的宋江、《西游记》中的唐僧也大致是这样。这类雌雄同体的人物的塑造，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暴露了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什么样的秘密？还是那个苏轼吧，他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一不能，能无不精，世人都爱他，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没有一句激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极的，最多被说到是坦然和乐观。真是圣贤多寂寞啊！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人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为什么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很久很久以来了，作品的一号人物总是苍白，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我在读一些史书时又搞不懂了，为什么秦人尚黑色，战国时期的秦军如虎狼，穿黑甲，举黑旗，狂风暴雨般的，呼啸而来灭了六国，又呼啸而去，二世为终。看电视里报道的画面，中东的伊斯兰国也是黑布蒙面黑袍裹身，黑旗摇荡，狂风暴雨般地掠城夺地。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那么，黑色或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样的象征呢？《极花》手迹　　二〇一四年的漫长冬季，我一直在作着写《极花》的准备，脑子里却总是混乱不清。直到二〇一五年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我才开始动笔。我喜欢在夏天里写作，我不怕热，似乎我是一个热气球，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我在冬天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无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许还不是这一个《极花》里，但我闻到了一种气息。写《极花》时，也会把这种气息带进来，这如同妇女们在怀孕时要听音乐，好让将来的孩子喜欢唱歌，要在卧室里贴上美人图，好让将来的孩子能长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挂块玉牌，认为能与神灵接通，拳击手在身上文了兽头，便自认能更强悍凶猛。这个《极花》中的极花，也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而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我原以为这是要有四十万字的篇幅才能完成的，却十五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该用减法而不用加法。十五万字着好呀，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它成了我最短的一个长篇，竟也让我体验了另一种经验和丰收的喜悦。　　面对着不足三百页的手稿，我给自己说：真是的，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如瓷，景德镇的是青花，尧头（在陕西澄县）就出黑釉。我写了几十年，是那么多的题材和体裁，写来写去，写到这一个，也只是写了我而已。　　但是，小说是个什么东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长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的上午，我记着这一日，十五万字画上了句号，天噼里啪啦下着雨，一直下到傍晚。这是整个夏天最厚的一场雨，我在等着外出的家人，思绪如尘一样乱钻，突然就想起两句古人的诗。　　一句是：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一句是：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日夜，再改于8月21日夜　　[责任编辑 杨海蒂]专题策划杨海蒂　　龙山地处陕西彬县境内，位于古丝绸之路，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时路过此地，著名的娑罗树相传即为其亲手所植。　　彬县即古豳州，正是《诗经·豳风》中的豳。　　龙山有隋代修建的太白寺，历史上香火鼎盛信众云集，信徒们在龙山各处修造了许多窑洞以修行禅居；西邻隋文帝离宫九成宫，至今宫中保留唐朝魏征撰写、欧阳询手书的《九成宫醴泉铭》石碑，此碑铭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甚大；东接陕西五大古刹名寺唐代大佛寺，寺内存有初唐时期艺术精湛的佛祖、菩萨塑像和石雕，以及自唐宋以来历代游人留下的无数题刻、碑碣……　　龙山书院踏着历代学者大德的足迹前行，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孜孜以求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龙山书院毗邻十万亩森林公园，以数千亩山地为依托，围绕十多眼活泉、湖泊，修复窑洞新建木屋，竭诚为文人墨客、游子旅人打造亦耕亦读的宁静学苑、耕读天地。　　龙山书院环境优美，风光旖旎，自然拙朴，生态极佳。耕读之余，徜徉其中，观初阳，赏朗月；采仙露，听蛙鸣；沐林风，闻花香；食天然，居安然；品“七月龙山”佳酿，啜杏仁油茶……美哉，美矣！　　“七月龙山”，取自于《诗经·豳风》中名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龙山书院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是莘莘学子求学问道的平台，是渴望身心返璞归真的人们养生、养心、养德的平台。点上方大图订阅2016年《人民文学》只需两步 微信支付 全年快递 物流信息随手查近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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