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靶向药物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更大益处 - 国际新闻 - 新闻动态 -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分子靶向药物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更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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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世界三大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中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上升趋势也十分明显。“早期（Ⅰ期）结直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74.3%~78.7%，明显高于晚期（Ⅳ期）患者的19.2%，因此早诊断、早治疗很重要。而其中，分子靶向药物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爱的希望”-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爱必妥慈善援助项目启动会上，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说道。
由于结直肠癌发病隐匿，很多结直肠癌患者初诊时已达晚期，而且有40%-70%的术后患者发生肿瘤复发和转移，中位生存期不足两年。据悉，高脂饮食者、有慢性肠病史、有家族病史者多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而肠镜检查仍是最直接的诊断途径。
近些年，随着医学的不断探索，分子靶向药物联合化疗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临床试验纷纷显示了靶向治疗的优势。专家认为，通过KRAS检测等方法确定患者基因类型，能为每位患者找到更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化疗联用爱必妥等分子靶向药物，可提高治疗的有效率并且延长患者生存期。爱必妥联合标准化疗方案一线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研究的早期评估发现，ETS（早期肿瘤缩小）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可长达30个月，化疗联合靶向治疗为部分原来不可切除的肝转移患者提供了治愈可能。
来源：中国医药报
供稿：公共卫生处--选择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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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大肠癌可申请赠药
　　大肠癌也就是直治疗花费很大，那么你们想过有一天可以免费领到大肠癌治疗药物吗？
　　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日前在京宣布，“爱的希望——爱必妥慈善援助项目”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启动，以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晚期结患者完成相应治疗。
　　目前，项目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杭州等３５个城市设置了指定注册医院，符合条件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可前往上述指定注册医院申请赠药，所赠药物为近年来疗效明显的分子靶向药物，了解详细情况需要联系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
　　“开展人道救助和公益活动，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的生存状况是红十字会一贯的宗旨。”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于瑞苓表示，凡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患者均有望成为项目援助对象：
　　●本人知晓自己患ＫＲＡＳ野生型转移性结直肠癌
　　●经本项目指定医疗中心注册医生医学评估为符合爱必妥中国药品适应症，并能从爱必妥继续治疗中明显获益；
　　●因经济原因无法继续承担药品费用。
　　现在分子靶向药物效果不错，但价格昂贵，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大肠癌病人可以体验一下分子靶向药物的效果。【】
本文章系医生在线网编辑原创或采编整理，如需转载请注明来自医生在线网。天价抗癌药的玄机---转自南方周末－感谢作者让我们了解真相
感谢作者敢于写出抗癌药的真相和局限性，感谢南方周末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不是死于无知！
& 原文地址：
博主的父亲就是因肺癌离开了亲人，父亲用了一年多的特罗开，后来在上海申请了红十字会的慈善赠药活动，吃了一段时间赠药。每个月都要到医院检查，证明用药有效没有产生抗药性，才能获得赠药。值得欣慰的是父亲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没有过度治疗，没有太多痛苦（其实，有多痛苦只有自己父亲知道），干干净净的离开人世，离开爱着他的家人。作为子女，人到中年，忙工作，忙孩子，真正服侍在病床前的时间真的不多，都是母亲顶着巨大的压力，照顾着父亲，有时就像哄小孩一样安慰父亲，积极地配合医生找治疗方案和镇痛方案（后期主要是镇痛，让病人少遭罪，其他治疗都是白扯。）我们哥俩有时不懂事还让母亲左右为难。现在想想真的愧为人子。几年的求医路，真的遇到好多有责任感有爱心的医生，但是青大附院的女医生吕红x真的是让我们记恨一辈子！！
作为癌症患者的家属，我的感触就是四个字“人财两空”。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预防。父亲确证前半年实际上就有肩膀痛，抬不起胳膊，傍晚发烧等前兆。多次检查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望肺癌上想。等住院拍片发现肺部积液的时候，回天乏术了。
今天看了这篇文章，勾起了我的回忆，给各位朋友一个提醒，珍爱自己，珍爱家人。这里我向妈妈说一声“谢谢你，妈妈！！”愿妈妈保重身体。我们没能在您身边给您端茶倒水，在瑞典打拼就是为了让您早一天到这山清水秀的地方来安度晚年。
天价抗癌药的玄机
——关于癌症分子靶向药物的另类思考
14:40:40来源：南方周末
日，瑞士伯尔尼，医生正在对疑似乳腺癌进行诊断。&（GAETAN
BALLY/东方IC/图）
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是近年来治疗癌症的新宠。这类药价格高得离谱且疗效并不稳定。动辄花上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仅能为病人延长短暂的生命，这样的治疗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是难以立足的。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心情颇为沉重、复杂。原因在于将时下癌症诊疗领域的一些隐情和盘托出，不仅会让患者感到迷茫和失望，或许还会招来同行的冷嘲热讽。反之，对所知真相讳莫如深，得过且过，良心又不忍。思考再三，我还是选择下笔，就癌症分子靶向治疗药的问题进行一番梳理，并就教于方家。
人非圣物，自然有天敌，癌或许就是。面对琢磨不透的癌，我们人类还是显得相当无奈，只得把希望寄于未来。于是就有人预言，再过20年或50年人类就可以攻克癌症。想当初尼克松总统也曾夸下海口，在1971年12月颁布的美国抗癌行动纲领中向全世界承诺：到2000年要将该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降至一半，现在看来这仅是梦想而已。
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围绕癌诊疗催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倒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治疗癌症新技术粉墨登场，生物方面的有干细胞移植、放射性粒子植入、树突状细胞疫苗和病毒携带自杀基因注射以及金属蛋白酶和微小核糖核酸抑制剂开发等等，物理方面的有电场、激光、微波、射频和质子应用，但似乎无一能够持续长久。此外，还有手术、放疗和化疗三大传统治疗方法上的不断改进等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本文的主题便是一种治疗癌症的新宠——分子靶向治疗药物。这一方法在近十年来开始走红，因适应症宽、使用方便、易于推广且尚有收费高、风险低等诸多优势尤为引人瞩目。加之缺乏监管或是监管上的放纵，从而为那些制药的、卖药的、开药的乃至管药的等一系列利益链上的相关环节所带来的利润可想而知。打头阵的一些国际知名制药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投重金开发，随后药品流通行业紧跟其后大力促销，接着大批临床医师便像是有了治癌法宝似的向患者及其家属推荐，此外尚有媒体旁敲侧击叫好，甚至慈善机构也在出力。就这样，那些名目繁多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在不顾市场有无承受力的情况下不断涌入临床。与此同时，对此类药的质疑也接踵而至。作为分子靶向药发祥地的美国，早就有不少学者用“hype”（即“炒作”）一词来描述这一利弊不清的治癌方法的推广。所有这一切像是在昭示，分子靶向治疗高调、混乱的一面已经让其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淖，最终有可能像历史上许多癌症治疗方法一样，难逃走向衰败的命运。
笔者曾用免疫组化方法在癌组织中显示出一种与癌转移密切相关的成分，名为金属铁蛋白7（MMP7）。照片中所见胰腺癌组织结构杂乱无章，其中染色为深色的就是MMP7。（GAETAN
BALLY/东方IC/图）
两个人财两空的故事
唯有治病救人之功效者且毒性可以耐受者才能为药，但临床中不是没有使用了一些有自身问题的药而引发威胁生命的例子。尽管制药企业口口声声称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一种高效、安全方法，但实际应用中还是不免让人有些担忧。
一位女性肺癌患者，病理诊断为腺癌且无吸烟史。按照业内的规定，这类病人使用易瑞沙或特罗凯这两种分子靶向治疗药的有效率可能为60%。家属认为，不用手术，仅靠服药，就能像治高血压那样治愈癌症，如此轻易化险为夷岂不是一桩好事。于是，两个儿子按照医师建议，用打工挣来的钱让母亲吃上了分子靶向药。但事与愿违，在花了十多万元药费后病情还是在恶化。更让家属揪心的是患者对易瑞沙产生了精神依赖，即使没有效果就是不愿停药，这样又苦苦支撑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撒手人寰。我想，如果当初不是这样选择，可能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另一故事虽短但结局更惨。靠做水产生意赚了大钱的一位老板在确诊为肝癌后因肝功能受损不能手术，于是在医师引导下服用多吉美（又名索拉菲尼），这是一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治疗肝癌最为有效的药物。用世上最好、最贵的药治疗自己的病，这让患者颇感自豪与欣慰。但好心情维系的时间并不长。这药像是在捉弄他似的，先是服药一周后出现了大片难以忍受的药疹，接着肝功能进行性恶化，再随后腹水来临，所有这些令他痛苦万分，即便如此就是不愿停药。生命终结前一天，他的记忆里还有吃药一词，前前后后折腾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最让这位患者遗憾的或许是至死他也没有过上那种有疗效感受的日子。更不幸的是，多吉美所致的不良反应他却没有错过，几乎没有生命质量可言，无异于饮鸩止渴式的自杀。
以上两个例子均为笔者亲眼所见，所涉及的人和事没有丝毫的演义成分。需要追问的是，在世界范围或者在我国，类似这样的病例到底发生过多少。可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而有的是且大量的则是那些在药商赞助下分子靶向治疗药获得疗效方面的文献资料。即使追溯根源似乎也找不出谁对谁错，最终的问题还是在于治愈癌的难度太大。
价格离谱，疗效不稳
其实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并不模糊，一些人明明知道癌如恶魔，不易对付，却不甘罢休，又经不起那些花言巧语诱惑，而且由那些专业权威之口说出来的建议更是不好拒绝，尤其在绝望、无助时轻信有灵丹妙药的存在也并不意外。另一方面，世上有些人总是善于把科学技术与商业巧妙融合，炒作概念，捕捉赚钱机会。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如此大规模的开发和应用大概能算这方面的典型。
不错，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确是癌症研究的方向，但现在并不是其最佳的实施时机，主要原因是这类药价格高得离谱且疗效不稳定，以我国的国情而论，显然不宜普遍推广。以肺癌分子靶向药物治疗为例，易瑞沙能否获得疗效理论上说主要取决于患者癌组织中有无相关基因突变，但问题是检测技术同样难以普及，故目前我国大部分医师都是在不知患者基因有无突变状态情况下使用此类药，疗效自然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即使做了基因检测，又由于体外检测结果并非一定就能真正反映患者体内真实状态，因此即使按部就班做基因检测，往往对预测疗效也是白搭。
一项对大宗晚期肺癌病例的对照研究结果证明了上述观点，一组患者用易瑞沙，另一组为选择传统的化疗，然而结果显示，两组在总生存率方面比较并无差别，即疗效相当，无论患者癌组织中有无异常的基因突变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即使检测到有基因突变也不是决定选择分子靶向治疗药的关键，而研究证明检测基因突变量的高低才是最主要的，但这无疑增加了操作上的难度。
此外，一般而言联合治疗，即采用多种手段同时出击治疗癌症所获得疗效应该优于单一方法，但并非一定如此。有研究发现：晚期肺癌患者在接受化疗基础上再联合两种分子靶向药物——特罗凯和安维汀，结果显示联用靶向药物一组患者的生存期不是延长反而缩短。
关于分子靶向治疗还有更让人失望的研究结果，只是有文献可查的较少而已。2010年7月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在线发表了3项分子靶向药物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研究，但无一显示有效。前面提及的多吉美，其使用前提是肝功能正常或略有损失的肝癌，即使有效也只是延长患者生存期仅在两个月左右，而对有肝功能损伤严重的患者不主张使用，否则结果适得其反。另有从2013年5月召开的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传来的消息称：安维汀，这种在全世界应用范围最广、患者人数最多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有研究发现其治疗颅内恶性肿瘤结果无效。
美国同样也是分子靶向治疗药的受害方，目前已受不了这类药的高额支付并已出台许多政策限制对其盲目滥用。2011年11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顾癌症患者及家属反对，痛下决心，将安维汀这一最热销的靶向治疗药物从治疗乳腺癌的医保支付范围中剔除，原因在于其价高、疗效有限且副作用大。英国的癌症专业权威机构在这方面也有相应动作，已决定废止将安维汀用于治疗卵巢癌。而我国至今尚无这方面报道，现状是无视国外同行的反思，还在继续扩大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范围和患者人数。
至于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为何有如此广泛影响，我想原因无非在于这类药可获得高额利润。除以上提及的几种外，还有格列卫、爱必妥、赫赛汀、美罗华、希罗达和万柯等一大批分子靶向治疗药在世界范围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近期又有一批获得了美国FDA进入临床使用的批准，如治疗前列腺癌的Provenge、黑色素癌的Yervoy和肺癌的Crizotinib等；尚有长长一串还在处于开发或等待审批阶段。
安维汀在美国用于治疗结肠癌仅一年的费用为10万美元，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Provenge竟高达9.3万美元，Yervoy更是让人咋舌，一个疗程用药4次三个月耗资达12万美金。但让人看不懂的是同样是工业化产品，靶向药物价格为何不是随种类或产量增加下降，反而节节攀升。让患者及其家属拿出的是大把的真金白银，得到的仅仅就是几周或数月的生存期延长，甚至有可能不是延长反而缩短，且没有考虑生活质量，这值得吗？针对这一怪圈，一位美国卫生经济学专家尖锐指出：动辄花几万、几十万美金，这样的治疗仅能为病人延长短暂的生命，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道德层面考量都站不住脚。
虽然分子靶向药物的疗效还不能肯定，而由此带动药企大鳄盈利大幅上升则十分明显。有人做过统计，在2012年全球最热销的15种药中就有3种为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分别为赫赛汀排名第8，安维汀第9，格列卫第14。这不由得让我想起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曾说过的话，“药物为人类而生产，不为追求利润而制造。”问题是实际到底如何？
靶向治疗，剑指何方
可以说在癌症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有效手治疗段可言。再者，癌症一旦发现为晚期，似乎一切都晚了，什么方法，包括分子靶向治疗药同样难以奏效。然而，分子靶向治疗却自诩以引发癌症发病本质的分子为攻击目标，这一理论显然站不住脚。再者，既然为靶向治疗，目标应当专一，但实际中却不断有新的靶向药问世。
多数学者认为手术、放疗和化疗目前仍然是治疗癌症最有效手段，三者同样都以癌（当然包括癌组织细胞中的分子）为攻击目标，理所当然属靶向治疗范畴。手术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将原发部位的癌组织和已浸润或转移至局部的病灶一同切除。化疗则可以像撒网一样将术后残留或因扩散而不能手术的癌组织（当然也包括其细胞中的分子）捕杀。放疗，尤其是先进的适形调强和质子放疗技术则有精确、安全方面的独特优势。三种常用方法虽有各色各样的不良反应，但疗效客观、无可置疑。
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试图改变传统治疗癌症模式，通过使用分子靶向药物将癌症治疗演变成像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样。但癌不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因此即使采用同样方法治疗但不一定得到同样的效果。试想：面对凶猛如狼似虎的癌，无刮骨疗毒之气概，还想左右逢源，不出重拳，怎能将其降服？
不可否认，癌组织细胞中的一些分子的变异在癌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但我们至今对涉及其中许多环节和机制依然还是知之甚少。癌与结核、溃疡和伤风感冒这类由单一病因引起的疾病不同，涉及因素多且相互关系复杂。已有研究证据提示：不仅是癌基因、酶和蛋白中的分子，还有癌组织周围的一些血管、纤维和基质组织结构也与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且，癌还可以随其所处环境变化而变化以构建更适合自身生长的条件，因此要想制服癌症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理想的癌症治疗方法应该是对癌症发生发展过程相关的所有成分都应纳入攻击范围内并实施最全面、最彻底的围剿，对人体损伤则不大，而分子靶向药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其目标单一，即使多种靶向药物联合使用，相对于存在多靶点的癌组织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甚小；再者，癌组织对这类药同样也可以产生耐药性问题，因此作用不可能持久。
既然分子靶向治疗药用于治疗癌还缺乏坚实的理论根据，那么自然就会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比而言，我国在这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更为严重，用一个“乱”字概括并不为过。一些有研发能力的专业癌症诊疗机构几乎全成了国外药制造企业实施新药临床实验的跑马场，在利益驱动下只得为别人做事，致使自主研发能力荡然无存。
我国的药物制造企业由于对开发投入过少，得到的自然就不多，以致造成目前此类药物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少数医务人员在使用分子靶向药时并非以患者利益为先，任意扩大的适应症，盲目用药，加之外部监督乏力，致使这类药在我国滥用现象十分普遍。而另一方面，这类药在我国大多地方尚未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因此对大多数癌症患者而言，根本无力承受使用分子靶向治疗药所产生的经济负担。
时下分子靶向治疗尚未谢幕，有人又在变戏法似的翻新炒作个性化治疗概念了，但实施起来同样十分困难。癌既千差万别，又复杂多变，凭借现有的技术不可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癌症患者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的每一细节。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常见肿瘤靶向药图表汇总
&肿瘤靶向药物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分子生物学上的差异(包括基因、酶、信号转导等不同特性)，抑制肿瘤细胞和新生血管等，达到抗肿瘤治疗的目的。
　　以下为常见肿瘤的靶向药信息介绍和注意事项：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
　　另外，PD-1抑制剂(靶点PD-1)：包括施贵宝的Opdivo(nivolumab)， 默沙东的Keytruda， 百济神州
PD-1抑制剂单克隆抗体 BGB-A317。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均有很好的疗效。
　　据调查，国内使用PD-1最多的是肺癌;其次是肝癌，之后是黑色素瘤，肾癌，肠癌。(国内未上市)
　　FDA已批准Cyramza(雷莫芦单抗)联合多西他赛，用于既往经含铂化疗治疗后病情恶化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临床疗效较好。(国内未上市)
　　乳腺癌靶向药
　　胃肠肿瘤靶向药
　　肾癌靶向药
　　甲状腺癌靶向药
　　其它的血管生成抑制剂：阿西替尼(axitinib)、索拉非尼(sorafenib)、二磷酸莫替沙尼(motesanib
diphosphate)、舒尼替尼(sunitinib);
　　EFGR抑制剂：吉非替尼(gefitinib);环氧酶-2：塞来昔布(celecoxib);
　　抗血管生成复合物：沙利度胺(thalidomide)、雷利度胺(lenalidomide)也常被推荐治疗甲状腺癌。
　　肝癌靶向药
　　胰腺癌靶向药
　　最新研究胰腺癌分为四类：鳞状型;胰腺祖型;异常分化的内分泌外分泌(ADEX)型;免疫原性型胰腺癌。
　　另外：吉西他滨联合安卓健(Antroquinonol靶点RAS基因)，可以延长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
　　卡培他滨 (希罗达)是结直肠癌和转移性乳腺癌的药物，也用于胃癌和胰腺癌治疗。
　　卵巢癌，输卵管癌和宫颈癌的靶向药
　　黑色素瘤靶向药
　　血液肿瘤靶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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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仿制平价救命药出路何在？
仿制平价救命药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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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专利法》规定，格列卫等高价救命特效药，可给予国内药企强制专利许可，但相关条款一直未曾付诸实施。
　　仿制非法，代购仿制品亦不易，于是，对于那些企盼通过低廉的仿制药品来延续生命的患者来说，格列卫及其仿制品，成了一个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名词。
　　本报记者 李响 发自北京
　　格列卫、易瑞沙、索坦、多吉美……这一长串陌生、拗口的音译药名，对于需要以此维持生命的癌症患者来说，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名词。这些药分别是针对白血病、肺癌、胃肠道间质瘤、肾癌等恶性肿瘤的靶向制剂，也叫特效药，通常是跨国药企研发的专利药。
　　这些特效药在中国大陆的售价，一般都是最高的。以格列卫为例，韩国售价约合人民币3000元/瓶，中国香港售价约合人民币元/瓶，美国售价约合人民币19000元/瓶，而中国大陆的售价则高达25800元/瓶。
　　由于这些售价昂贵的特效药，绝大多数未被纳入基本医保范围，因此，中国的白血病、肿瘤患者群体，若无其他有效疗法和低价药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倾家荡产自掏腰包，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生命通道—售价相对低廉的印度仿制药。
　　仿制药之祸
　　“我是在母亲患间质瘤之后，才开始接触癌症药物的，有近8年了，”在人来人往的北京建外SOHO，“IT志愿者”一边斜靠着沙发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
　　为了给母亲治病，8年前，他用这一网名在网上查询信息，了解到间质瘤是怎么回事，知道了格列卫，并因销售格列卫仿制品而上了警方通缉名单。
　　格列卫，又名甲磺酸伊马替尼片，系瑞士诺华公司开发的治疗癌症的特效药，被很多医疗专家认为是医学奇迹。这一在研发时被用于心血管病的药物，2000年临床使用后，被发现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恶性间质瘤有奇效，长期服用可治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一些间质瘤患者也能治愈。
　　“正牌的格列卫太贵了，”“IT志愿者”直摇头，“我一年有十多万的收入，就这样，也买不起几瓶。幸亏我当时参加一些医疗志愿活动，发现这种药在印度有产。”
　　作为专利药品，和WINDOWS一样，格列卫的专利也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但由于格列卫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特效药，国际专利法对其网开一面，允许一国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专利强制许可，对这种药品进行仿制。
　　同样，《中国专利法》第五十条也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但是这条法令，如同“睡美人”一般，沉睡至今，从未实施过。
　　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巴西等国都允许仿制此类特效药，而印度更是世界第一大药品仿制国。格列卫在印度的售价相当于人民币500-700元。
　　外贸商人陆永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也是最早开始使用印度产格列卫—维拉特（Veenat）的中国人。他从韩国得知格列卫印度仿制品，从2004年起，开始使用这种药，而且到印度做了实地考察，还通过网络向国内患者推广。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志愿者也一直在帮助中国患者获取格列卫的低价仿制品，并与印度药厂进行谈判，推动其降低药价，简化购药程序；同时，广泛发布外购药操作流程说明，指导患者自行向印度等国的厂家直接邮购药品。红十字会的资深志愿者李塬就曾多次和印度厂商联系，印度方面表示，如果量足够多，可优惠到人民币500元/瓶，而目前其一般售价为人民币1600元/瓶。
　　“我从那时开始通过一些渠道弄到这种印度格列卫，效果和诺华原产一样，”“IT志愿者”说，“我自己做了一个网站，专门和病友讨论用药，所以，很多人也都通过我找药。”“IT志愿者”说，他在这群病友中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家也信得过他，很多药都是从他那里拿。
　　他估算，这几年下来，他接触过几百名间质瘤患者，其中，约有1/10的患者，服用印度产的格列卫治愈了癌症。很多患者闻讯前来找他分享治疗经验，他的母亲也作为抗癌英雄被广为介绍，但是麻烦也接踵而至。
　　“我前年认识张建刚，他当时在淮安。”“IT志愿者”回忆，“他主动找到我，说他有比较便宜的印度产格列卫渠道，600元一瓶。”
　　“我当时没理他，因为太便宜了，我都不敢相信，”“IT志愿者”说，这种药一般都要1600元，但是和张建刚接触多了，他发现张还是真有本事。
　　“很多问题，我咨询他，都能得到专业的解答，如何用药，病情发展，他都门儿清，后来他给我出示了他的博士毕业证的复印件，我还查了一下，确实是真的。”“IT志愿者”开始让张建刚从淮安寄送一点药来，通过化验之后，药品质量没有问题，比印度仿制的格列卫纯度更高，从此，他开始从张建刚那里走药。
　　“我也就给一百多人供药，售价太便宜了，人家就觉得是假药，”“IT志愿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因为大家担心是假药，所以一般都害怕，我有时候还送一些药给病友。”
　　但是“IT志愿者”并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药并非张建刚购自印度，而是他自己生产的。淮安新闻网一则新闻显示，张建刚因遭病人举报，被淮安警方逮捕；张从2009年开始，借用山东滨州及浙江东阳两家制药公司实验室，相继研制出吉非替尼（治疗癌症药物）、伊马替尼（格列卫的化学名称）、厄洛替尼（治疗肺癌药物）三种药物的半成品，并按照印度NATCO公司同类产品包装样式，从浙江义乌等地定制了包装所需的药瓶、外包装盒、说明书，然后通过邮寄发出。
　　“我因为走的量很大，警方也开始找我，后来我发现情况不对，就躲了起来，一打听才知道我也上了通缉名单了，罪名就是卖假药，”“IT志愿者”愤愤不平，“假在哪里了？其实就是真药，无非是没有许可证罢了。”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这个药就是假药，”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即或是印度产，也是假药，因为国内没有批准它。”因多年从事食品药品法规和专利法规的研究，宋华琳对此非常了解，“国内始终没有批准使用专利强制条款，这主要是要平衡企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
　　事实上，张建刚也曾申请过批文，但并未得到许可，而他也不是第一个因仿制这种癌症特效药而被处以刑罚的人。杭州留美博士丁某，也因此在去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以400万元的罚款。
　　虽然药监局也证明其药品没有质量问题，多位病人为其作证，但是检察官依旧这样说：“不管动机如何，结果如何，都必须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因为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特效药在中国是天价，但是任何仿制都是不被允许的。
　　患者断药之忧
　　国内仿制不合法，从印度代购维拉特也非易事。因维拉特没有药品许可，法理上也被认为是假药，海关的查没越来越严格。
　　李塬告诉记者，一般从事这种代购的有三种人，患者，患者家属，或医生，第三种则是专门的药贩子，这种人非常少，也大多是因为家中有患者后才逐步开始做的。
　　海关和其他执法部门打击代购药走私不遗余力。“一个黑龙江的医生，因好心帮病人代购药品，被上海警方发现，通过‘钓鱼’方式，将其诱至上海抓获，半年后出来了，再也不做这种事了”，李塬说，“医生怕风险，也只有类似‘IT志愿者’这样的人，才会做，但现在风声太紧了，他们也退出了。”
　　陆永说，患者通过邮购方式购买印度格列卫所需程序也非常繁琐，首先，得有医生的处方，然后再将处方经过印度医生改成印度处方，才能去买药；进入海关时，又需出示处方，才能放行。“南京海关受到诺华的一些压力，查得很严，经常扣住药，现在，你必须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找，他们最后一个月会给你一瓶。”
　　由于被通缉，“IT志愿者”丢掉了工作，躲了起来。但他最怕的还不是被抓，而是包括母亲在内的患者的用药，“一旦一个药源被卡掉，就意味着很多病人无药可用。”
　　李塬说：“特效定向靶制药要长期服用，以控制癌细胞，一旦断药，就会产生耐药性，再吃就没有用了。”
　　长期买卖印度产格列卫的药贩子K进一步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格列卫主要是治疗慢粒白血病和胃肠间质瘤的，这个药物有个特点，就是必须维持一定的血液浓度才能持续有效，一旦减量或者停药，就非常容易耐药，耐药的意思就是你再恢复用药，已经没有那么好的治疗效果了，即使加量也不一定行，再直接的后果就是病人没治了，只能等死。尤其是对慢粒白血病的慢性期是唯一的有效药物，用药规范，可以长期活得好好的，一旦断药就非常可能致命。所以病人都非常怕我们断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总参总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施兵认为，药理上有人说格列卫可治愈白血病，但临床实践表明，格列卫更多的情况下只能起一种抑制作用，“短时间停药不会产生耐药性，但是如果反复停药，那就会产生耐药性，服用这个药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有效不间断服用，一旦产生急变，就很麻烦。”
　　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医生揪心的是，这种断药之痛时有发生。
　　任瑞红是血液病之友网站站长，常年接触血液病，对病人断药之后的痛苦感同身受。她说，很多时候就没办法，原本的一个药源突然断掉，你再找还要一段时间，一旦产生抗药性了，就只能等死了。
　　任瑞红清楚地记得，有个四川老太太，一直通过她帮忙联系买药，前年春节，她的药源断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没过多久又断了，最后，老太太含恨离世。
　　任瑞红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春节期间，执法部门打击药贩子最为用力，很多患者的药源多在这个时段断掉。
　　事实上，印度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药品生产国，其国内药品公司已从仿制上升到研发。以格列卫为例，印度企业已经开始研发新型产品，而其下游生产线却多在中国。
　　中国作为印度版格列卫主要生产国之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国，但中国却是打击印度版格列卫进口的最为积极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代购者的利润与风险
　　一瓶印度产格列卫进入中国要经过哪些流程？药贩K说，首先，要联系好印度经销商，因为印度药厂不直接销售药品，都是由印度全国的经销商来具体负责全球的经销。找到一个好的经销商并不容易，印度人对中国好像有成见，常随意涨价，又不能及时发货，所以，他们一般都去印度，和经销商见过面，感觉比较合适，才会选择合作。
　　如何将药从印度运到中国才是整个流程中最关键的部分。
　　“需要货物时，我们就联系经销商，根据以前谈好的价格，通过美元汇款给经销商的账户，他们收到款就会将药品发出，”K说，“运输非常难，各种办法都想过，经常被卡在海关，以前会退回印度，现在海关会罚没。我们一般会找进出口公司以其他货物报关缴纳关税，或者从香港带进来。到了国内，给全国各地的经营者邮寄就可以了。”
　　那么像K这样的专业药贩子通过贩卖这些仿制药能赚多少钱呢？风险和收益能成正比吗？
　　“坦白说，这个行业风险很大，一不小心被药监局联合公安弄住，没有10万罚款出不来。”K说，从利润来看，虽然需求量大，也很稳定，但毕竟是特殊药品，真正的收益不多。
　　“批发的话，一瓶利润只有几十元，一般不会超过一百元。普通批发商，一月的量也就是200瓶左右，加上其他人员和快递成本等，个人月收入一万多，”K向记者解释，“当然，人家做得比较大的，可能会多挣点，但是量越大，风险越大，所以，即使能做大，一般人也不会去冒险。”
　　同前几年相比，目前这种代购业务越来越难做，K感慨道，“海关查得越来越严，已经知道这个药物的情况，他们会直接罚没，一扣就是好几十个，损失好几万。”
　　北京海关年初扣住了K的35瓶印度产格列卫，直到现在也没给他,“天津海关是所剩不多的比较稳定的渠道了，以前,都还是马马虎虎地放你通关，现在也非常严了。”
　　运输难，购买和运输渠道单一，但执法部打击这种药品的手段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目前，各地公安和药监局查处力度越来越大，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来找经销这个药的人，比如打电话装患者买药，直接钓鱼，被抓住就至少要罚款，十万到几十万都有，现在甚至开始判刑了。这两年，国内出现仿制这个药物的现象，公安查处力度更大，风声一紧，好几个下家就联系不上了，是不干了还是被抓了，也不清楚，人心惶惶的。”虽说目前自己还安稳，但是未来会不会被抓，K也比较担心。
　　风声这么紧，收益也不好，为什么K这些代购者还不知难而退呢？
　　K说，不是想停就能停的，因为这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安危。他之所以现在还在做，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有自己固定的下家和患者，很多年来大家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如果不做了，就意味着许多病人没药吃了，而这，对于病人来说是致命的，太作孽了，于心不忍。
　　另外，只要小心点，不被抓住，自己还是有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的。
　　“当然我们也看风声，如果风声紧了，那肯定就收手了，因为得不偿失。现在经常能听到一些同行被抓的消息，我们也天天胆战心惊，目前的原则是安全第一，那些经常‘钓鱼’的地方的病人，不管真假我们都不卖，没人介绍的陌生病人，我们也不卖。我们只能关注形势，随时可能收手不干。”
　　对于被法律认定为贩卖假药盈利，K表示非常不理解，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患者家属，只是比其他患者家属有渠道而已，“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安全地做这个事，挣钱多少无所谓。至少不要像现在，明明是做好事，反而成了违法犯罪，想不通。”
　　“进口药享受‘超国民待遇’”
　　明明觉得是做好事，为什么还违法？想不通的不仅只有K，任瑞红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患者家属本身是医药系统的，他们自己可以在实验室生产，但是顶多自己做自己用，想拿来救人根本不行。”如今，格列卫的国际专利保护又延长了两年，也就是说，在专利到期之前，国内医药企业依旧无法开始仿制。
　　“很多时候，我们对印度药企千恩万谢，对印度政府也是千恩万谢，”李塬说，事实上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很大压力，印度的法律规定仅仅保护医药的制作工艺，但是对药品成分并不给予保护。仅仅因为格列卫，印度政府和诺华公司就打了几年的官司，直到2008年印度高等法院判印度政府胜诉，方才告一段落。很多印度制药企业，如南新公司，都面临跨国药企的压力，但是印度专利法对仿制药网开一面，也给了这些企业发展的机会。印度有发展中国家的药方之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用药都是来自印度。印度的医药企业也已经从仿制走向了研发，越来越有竞争力。
　　“仿制确实会快，但是一个药要研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医药行业不同于其他，创新起来很难。”宋华琳说，格列卫就是诺华公司在比较许多处方，花费十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才研发出来的。虽然生产成本很低，一两百人民币，但是整个研发投入动辄上百亿美元。
　　“卖得最好的药都是患者长期需要的药，仅仅能保证病人不死，没有专利保护，药企是没有什么热情长期投入研发新的特效药的，”宋华琳说，“这其实就是两难，到现在为止，中国虽然有强制专利许可，但是并没有付诸实际，因为，这太复杂了，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宋华琳认为，目前，可能的途径还是通过国家医药定价机制来降低进口药价，“药价低了，才能被纳入医保，目前药品定价都集中在国家发改委药品价格中心这么一个事业单位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药品一直按国定价，降价的都是国产药，进口药不受影响，宋华琳说，“这实际上就等于给外资药品超国民待遇，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利益集团在作祟，“一些外资企业影响了其药品在中国的定价。”
　　事实上，这种对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也在逐步降低，宋华琳表示，最近，发改委也听到了各方的呼声，进口药也开始降价了。
　　“这是个好事，但是要在药品定价机制中应该加强多元利益的表达，要听取企业和消费者的声音；同时，也要开展药品成本调查，价格要以价值为基础，成本核算，包括研发必须要有调查，这样才能公开透明地制定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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