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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可怕的黑死病，是一个悲剧化为幸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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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Porsche Brosseau / CC BY
黑死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题主提到的黑死病主要是指鼠疫。鼠疫在历史上有过三次较为大规模的流行。 第一次发生在 541 年－542 年的查士丁尼鼠疫。 第二次黑死病在 1346 年－1350 年大规模袭击欧洲，并且中国也受到了影响。 第三次是 1855 年中国云南首发并传遍所有大陆的大型鼠疫。 刚好去年某课程的大作业做的是大瘟疫与大分流的关系。我这里主要聊聊第二次被习惯性称为“黑死病”的鼠疫爆发。 简而言之，从目前经济史学界的主要观点来看，大瘟疫（欧洲黑死病）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中西方近代发展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这其实是一个悲剧转化为幸运的故事 Vicious Circle Turned Into Lucky Ring
先上一张全景思维导图镇楼，然后再拿局部来解构，这是个大坑，得慢慢填。 看不清楚可以戳大图
人口恶性循环的起点
一切恶性循环的肇始来自一个外生的冲击——瘟疫。 黑死病的大流行直接杀死了 1/2 ~ 1/3 的欧洲人口，并且在未来的三个世纪里，成为阻碍欧洲人口增长的最大障碍[2]。 黑死病最早发源于中亚，经丝绸之路于 1343 年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并由此被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搭乘货船抵达欧洲。在当时的欧洲的卫生条件和医疗发展水平下，黑死病在欧洲的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 30% ~ 95%。 作为黑死病最直接的后果，人口死亡率的上升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供给的急剧减少。 根据劳动供求理论，劳动供给的变动（shift）会使得均衡工资水平随之发生变动。 Maddison (2007) 估计，在 1500 年~1700 年的 200 年间，西欧的平均人均收入提高了 30%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催化剂和推动力量，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化学反应”。这点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欧洲一些特有的人口、地理、政治、经济条件使得黑死病作为肇始的偶然事件变成了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起点。这些恶性循环均以不断提升而或维持高位的人口死亡率为后果。
没有任何一块大陆能够比近代的欧洲经历过更多的战争[1]。在
年的 200 年间，几乎平均每年欧洲都会发生一次列强间的战争。
根据 Tilly(1990)的统计，我们列出了欧洲在近代发生的战争次数以及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可以看出欧洲由于国家分裂和地理区隔，一直缺少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因此领主们(Landlords)穷兵黩武，不断征伐。 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本身带来了大量的人员杀伤，但是相比由于行军造成的疫病传播，这种杀伤才是小巫见大巫。由于欧洲独特的地形(被高山与大河分隔开来)，欧洲形成了许多比较独立的基因集聚，这使某个地区的军队行经不同基因地区时，会将携带的病菌一并传播过去。我们知道，某种疾病历史上在某个地区大规模流行过，这个地区的居民后代就可能在基因中存在相应的抗体（自然选择过程），因此，这种跨地区行军，造成了欧洲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并且这一流行过程会随着不同地区的军队带来不同的病菌而反复爆发。
欧洲大陆人员流动的另一种重要目的无疑就是，贸易。14 世纪早期的黑死病传播就是沿着商路扩散开来的(Herlihy, 1997)，而且黑死病在欧洲的最后一次大爆发也与长距离贸易息息相关。 由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兴盛，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有了较高的增长，战争需要和贸易需求同时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 同时，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温饱”这一较为初级的要求，社会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开始稳步增长，人们需要发达的商业来提供高质量的物品。 黑死病对于工资正向影响通过商业行为形成了一个闭环。
城镇化循环
根据恩格尔法则，当收入的提高造成的盈余超过基本需求时，消费这会倾向于购买更多高质量的物品。日益提高的工业产品需求量，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在城市周围集聚（直到 16~17 世纪后，工业才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同时，也使得城镇地区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广大农村地区。 不同于中国，欧洲城市糟糕的卫生环境使得城镇人口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农村地区（1.8 倍）[3]。 由于欧洲频繁的战争，当时欧洲的城市都建有高大的城墙，这无疑阻碍的城市规模的扩大 (De Vries, 1976)。较高的人口密度提高了疫病传播的风险，城市在设计上的缺陷（没有下水道，生活污水横流）进一步提高了城镇人口的死亡率。 而在中国，早在宋代（公元 960 年—公元 1279 年）就已经出现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福寿沟是合流制下水道，宽约 0.6～1 米、高约 1.6～2 米，人可直立通行）。
从人口学的观点来看，死亡率的变动并不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唯一因素。 由于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伴随着工资的提高，土地 / 劳动力比率持续上升。传统的农耕作业需要较强的体力输出，因此男性劳动者在这个领域是具有比较优势的。由于土地变得不再那么稀有，一些土地密集型的产业，比如畜牧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而女性在畜牧业上是具有比较优势的(Alesina et al., 2013) 正如上面提到的，家庭收入的增长会使得人们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发生变动，小麦需求和价格都发生了下降，畜牧业产品如肉、蛋、奶，甚至啤酒的需求量上升(Pamuk, 2007)。这种需求一侧的变动直接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劳动供给结构，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佣人需求也使得女性可以选择成为家庭收入的来源[4]。 当时欧洲的女性劳动力主要服务于各个农场，她们普遍被要求按年来签订劳动合同，在合同期间怀孕或者结婚都会被要求终止雇佣关系。由于许多妇女在 1350 年之后开始供职于农庄，欧洲妇女普遍变的更晚结婚了。这直接导致了总体生育率的降低，保证了人口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不是在黑死病流行过去后出现人口爆炸。
这一系列循环内部或彼此相互之间不断加强，使得欧洲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为将这种恶性循环转化为欧罗巴大陆的幸运戒指提供了条件。
从工资水平的重要性说起
由以黑死病为代表的瘟疫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人均工资水平的上涨深刻的改变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现时的中国，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大众媒体里一遍一遍的呼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样的口号。消费增长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作为重要前提的。 由于预期外的工资水平的增长（当时的欧洲人应该不会想到黑死病会带来这么大的人口锐减吧），使得欧洲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为随后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工资水平的上升带来了如下一系列的直接变化：
降低资本利率
由于人工劳动的价格（工资）上涨，资本的变得相对廉价了，Capital/Labour Ratio 上升的非常快。欧洲在 14~15 世纪的利率水平经历了大幅的下降(Homer and Sylla 1969, pp. 99108; Epstein 2000, pp. 1926)。 相对变得更加便宜的资本产生了对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工厂老板开始有动力去投入更多的资本以提高产出、降低成本。相比采用人海战术，资本的投入成为欧洲的比较优势，研发更先进的技术成为一个不错的选项。欧洲工业革命的火苗由此开始燎原。
降低劳动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
劳动技能溢价可以简单的表示为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的相对工资水平。这一溢价衡量了“知识、技能和专业水平”在劳动供给中的重要性。 由于劳动力的短缺，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变得更加抢手和供不应求，因此学徒制开始在欧洲大陆的行会中广泛流行。这种学徒关系使得学徒以一定期限的免费劳动作为代价，从师傅那里学习技能。这无疑促进了劳动技能的传播。
Zanden(2009)收集了建筑工人的技能溢价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各地的曲线在 1300 年之后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并且这一低溢价的情况持续了记下来的几个世纪。 技术的传播使得传统的行会不再是工人学习技能的一个壁垒，使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有效。
促进劳动力流动
由于保守行会规定体系的瓦解，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变得越来越活跃。在劳动力稀缺和高工资水平的环境下，行会也开始逐渐“敞开心扉”接受那些可以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创造。那些最熟悉某些技术并且最有经验的劳动力开始被允许不断创新，推进了技术进步。
农业的商业化
由于劳动力的稀缺，农村地区的地主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压榨农民。农民们获得了更低的土地租金、更少的义务和更长的土地租期。 到 16 世纪，用货币而不是实物支付租金的制度得到了确立。 由于租地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种植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市场开始成为农业生产的导向。这使得城镇和农村建立了商品交换的途径。农业产品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粮食，而是用以交换货币的商品。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更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成为可能，为后续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
资本的作用在欧洲大陆地位的上升，使得技术和创新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由于黑死病大流行造成的人口锐减，欧洲大陆开始在近代与亚洲大陆发生了分流，提前走上了另一条不同于“人海战术”的道路，跳出了马尔萨斯“人口增长 - 战乱饥荒 - 人口增长”的陷阱。 [1]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3). &Gifts of Mars: Warfare and Europe’s Early Rise to Riches&.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pp. 165–186 [2]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 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3, pp. 289–317 [3]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2). &The Three Horse men of Riches: Plague,War,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rds034–811 [4] Voi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1). &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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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话要说甘肃玉门一名肺鼠疫患者死亡 A15-中国-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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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玉门一名肺鼠疫患者死亡
151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　患者曾接触过旱獭，专家提醒勿接触和剥食旱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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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
&&&&□据新华社兰州7月17日电　　甘肃省玉门市发现一例鼠疫病例，患者已经死亡，151名接触者已全部隔离。专家提醒，鼠间鼠疫比较活跃，切勿接触和剥食旱獭。　　记者17日从甘肃省卫生计生委获悉，7月16日5时许，甘肃省卫生计生委接酒泉市卫生局报告一例疑似鼠疫病例。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三级专家根据患者临床症状、流行病学史和省级专家组实验室检测结果，于7月17日确诊为肺鼠疫。该患者已于7月16日死亡。截至17日下午，排查出与该鼠疫病例密切接触者共计151人，已全部采取隔离、流行病学调查、预防性服药等措施，目前尚未发现异常症状。　　疫情发生后，甘肃省委、省政府要求组织得力应急小组，深入实地指导防控工作。国家卫生计生委派出专家于17日下午到玉门现场指导疫情处置。甘肃省卫生计生委成立应急小组指导疫情处置，并派专家组于7月16日到达疫区指导当地开展疫情防控。　　据了解，该鼠疫病例在发病前曾接触过旱獭，专家提醒，鼠间鼠疫比较活跃，切勿接触和剥食旱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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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鼠疫如何引起北洋政府重视：有外国人死亡自然是大事
来源：澎湃新闻网日 16:24
　　鼠疫来袭，北洋政府反应缘何如此迟钝？几乎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想到采取措施！除当时北洋政府已经被护法运动和参战之争弄得焦头烂额外，地方官府为避免责任隐瞒不报也是重要原因。加上山西等地季节性流行一种名为“冬瘟”的传染病，所以除传教士外，几乎无人重视。直到当年12月，三名比利时传教士在绥远感染鼠疫身亡。有外国人死亡，这自然是大事了。23日，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首先爆料，援引英文《北京日报》的消息称，协和医院接到山西传教士来电，才知道山西省“发生疫病，患者咳血一二日即死，传染甚盛”，认为可能是“百斯毒”（即鼠疫），希望当局予以注意。之后《申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跟进。于是，在被忽视了四个多月后，这一消息才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重视。　　北洋政府如何应对　　如何着手防治疫情？这点北洋政府倒是颇有信心。因为七年前，另一场爆发于长春规模更大的鼠疫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为中国政府成功扑灭。伍连德当时正在东北防疫处任上，时刻监视疫情，防止鼠疫死灰复燃，是世界一流的鼠疫专家。因而在北洋政府接到报告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号，伍连德即主动赶赴绥远，调查疫情。　　在1月7日的国务会议上，北洋政府决定由内务部牵头，交通部、陆军部、财政部等部门配合，联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以江朝宗为会长，全权负责防疫事务。1月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首次开会，任命伍连德、何守仁、陈祀邦为防疫委员。具体部署上，则设立了三道防线，分专人负责：绥远一线由伍连德负责，丰镇一线由何守仁负责，大同一线由陈祀邦负责。当时北洋囊空如洗，为筹集款项，又以盐税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了100万元，充当防疫经费。　　伍连德在山西指导防疫。　　再看伍连德，与两名同行的美国志愿者医生到达丰镇后，根据当地疫情，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包括设卡控制交通、限制售票和派遣驻站医师，来监督铁路交通。这也是当时通行的办法，即尽量避免鼠疫大规模蔓延。如庚辛鼠疫期间，清政府为防止南逃难民将鼠疫传入关内，就曾命令邮传部制定了《查验火车章程十五条》，严格查验往来货物人员，后来干脆将“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因而此次北洋政府依样画葫芦，在1月16日的国务会议上就通过了相关隔绝交通的议案，不仅在交通部内部设立防疫处，又先后制定了《交通部防疫事务处章程》和《火车检疫规则》。其中重点是京奉、京绥、京汉等铁路干线。　　具体防疫措施上，受越来越严峻的疫情传播形势影响，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最初不过要求注意车站卫生，在列车上配备防疫员。到2月后，则趋于严厉。以京汉线为例，具体包括：1、大站设检验所，小站停止售票。2、需要设立检验所的站台应立即寻找场地，充作检验所，无检验所则不准列车停靠。3、凡是在特地车站上车的旅客，必须在检验所留验五日。4、如果检验所内旅客确认感染鼠疫，则同检验所旅客观察期延长到十日。5、撤销原来列车上的防疫员。　　刚刚兼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却颇为矛盾。一方面，山西是大本营，害怕北洋势力借防疫为名趁机干涉山西内政，不符合其“保境”的“省策”。但另一方面，鼠疫蔓延开来又于自己利益有损，毕竟是乡梓之地，坐视不理不符合“安民”的“省策”。于是在召集省内文武大员召开特别会议后，阎锡山采取折中之策，自己成立了全省防疫局，局长由警务处处长兼任。又动用了军队充当防疫人员，承担检查旅客、清洁卫生的工作。为防止鼠疫蔓延至太原城内，又一度关闭城门、禁止出入，结果物价腾涨、百姓怨声载道。为节省经费，阎锡山还特地规定所有防疫人员为“兼差”，不再加薪，“阎老西”悭吝本性暴露无遗。　　伍连德的失败　　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这么多措施，那效果如何呢？第一个碰了钉子的就是伍连德。　　当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东北主持防疫事务时，伍连德得到了摄政王载沣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支持，地方官员也颇为开明。但北洋政府的权威显然不如清政府，山西民风也远比东北顽固，不要说焚毁尸体以杜绝传染源，就连最基本的焚毁染病者房屋衣物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名美国医生工作心切，不顾中国国情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结果在有心人带领下，怒火中烧的地方百姓放火焚烧伍连德的防疫公所，伍连德也几乎被杀。局势凶险，大有义和团再兴之势，连地方官也在一边幸灾乐祸、庇护凶徒。伍连德颇感委屈，向报界诉说“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无奈之下，伍连德只好以“心病”为由被迫辞职。　　1911年4月，清政府赏给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顶戴、二等双龙勋章。　　北洋政府只求鼠疫不要传入京津地区，其余地区无意也无力处置，因而试图通过断绝铁路交通线的方式阻止鼠疫传播。而断绝铁路交通的方式虽然表面上阻止了人员向京津流动，却迫使更多的旅客从乡村过境，乡村本来就是防疫薄弱环节，于是疫情顿时如脱缰野马、传遍山西各地。京汉、京绥等主要铁路干线虽然制定了严密的防疫措施，但实际操作却是困难重重。比如用来隔离疑似感染者的检验所，原本建议在车站周边租赁空闲旅馆房屋，但花费太大，无力实行。后又有人建议在车站边修建若干房子，平时承租出去，一旦有事立刻收归己用。但这样所需时间费用巨大，远水解不了近渴。又比如限制列车运营，结果给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运货造成了很大不便，货品积压如山，商会集体呈文北洋政府，要求取消这一规定。而在实行过程中，列车员为增添外快，对未经检验擅自上车的旅客进行敲诈，令其加价购票，否则即送检疫所拘留。种种有效措施，反倒成为一纸空文。　　地方官府为何一再阻挠防疫工作？英国报纸《字林西报》记者透露出了其中的奥秘，该报记者在防疫重镇丰镇采访时，尽管发现许多鼠疫患者，但绥远都统坚称并无此事。即使是记者拿出了化验证据也置之不理。原因无他，因为“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由其手中经过也”，一旦确认鼠疫断绝交通，这笔收入自然化为乌有了。直到北洋政府确认发生鼠疫后，才假模假样也成立了防疫局。该防疫局布置起“防疫工作”来尤为积极，常去辖区内饭馆妓院“检查”防疫工作，趁机敲诈勒索，充作“防疫经费”。种种手段，令人咋舌。　　哀叹之余，就有报纸调侃，建议政府“借疫筹款”。比如设置一种“通行税”，只要纳税，无论何人即可通行无阻，无需检疫。若因防疫需要焚毁感染尸体房屋的，亦可以纳税若干而免。这样不仅能避免办理防疫的官绅吏役借此询情索贿，还能“化私为公”，为国家增添一笔收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此说意在讽刺当政官员“专图自己搂钱，不顾人民生死”，倒是颇中时弊。　　正是由于北洋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当，才使得这场鼠疫蔓延到大江南北。而地方官员又麻木不仁、只顾捞钱，直到1918年4月，各地鼠疫才陆续平息。而此时，已经造成了16000余人死亡。尽管这数字尚不及欧战一场战役的伤亡，却暴露了北洋政府危机管控能力严重不足，完全丧失权威。为此，防疫重心由上到下，转而由各地民众自行其是，因而手段也是五花八门，令人啼笑皆非。　　荒谬的舆论　　各家报纸在此次鼠疫事件中可以说是出力颇多，不仅派遣记者赶赴疫区收集第一线情报，也积极为民众普及各种防疫知识，从传播历史到致病原因到发病状况再到无药可医等特性，都做了详细科普。谈及防疫方法时，则是各家有各家的妙招。大体上可以分为靠谱和不靠谱方面。靠谱方面比如有“灭鼠”、“清洁”、“体部之防护”、“预防液之接种”等等万金油措施。在不靠谱方面，则有各家报纸趁机大作广告，专卖各色“防疫药水”。日本方面靠着推销“鼠疫血清”大赚了一笔，仍然在《顺天时报》大打“仁丹”广告，声称“时疫氛瘴不要恐怖”,只要“服用仁丹，身心自强健，疫菌却争先躲避”。日本商家尚只敢含含糊糊称为“时疫”，打打“擦边球”。相比之下，《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则大胆得多，广东某医生公然鼓吹“鼠疫无忧”，因为其早已“特制一种神功清众水，专为治鼠疫核疫”。香港鼠疫流行时曾经于某医院试用，结果不仅“全院之患疫者一扫而光”，而且“自后时疫亦断”。然而此类药品效果到底如何，相信不言自明。　　各家报纸还刊登了各色专治鼠疫的“神效”药方。比如有用“麻黄、银花、甘草、连翘、雄黄、桑皮”的，有用“管仲、菖蒲、黑豆”的，有的干脆让吃“萝卜”，认为不仅能“防疫”，还能“治疫”，大有后世“非典”流行时板蓝根横行之势。以至于有留美医学博士在上海作防疫演讲时，痛斥这种“良方”，认为其“不惟无益、反能误事”。由此还上升到中国国民素质的批判，说中国人“不应怕者怕，应怕者不怕”，毫无基本的科学知识，连美国四岁小女孩都不如。无独有偶，在另一篇报道中，有人讽刺中医“一遇疑难杂症既杂药乱投”，以病人为“试验器械”，病人家属则又求助于“巫觋符箓”。病好了，人神争功，病没好，相互推诿。为此，作者用戏谑语气预测了几种将来可能出现的治疗鼠疫药品，包括治疗梅毒的“六零六”、“杀猫”、“符箓”和“疫神”，借此说明中国人缺乏“科学思想”。就连保守绅士刘大鹏，也知道面对鼠疫，“庸医不能治病，且能藉医牟　　利，无钱即不往医，何尝有济世活人之念哉”。　　不同地区民众的防疫意识也不同。南方地区稍好，鼠疫传至南京之时，“会场茶社，概为停止，往来人士均以两层细布夹以棉花蒙蔽鼻口”，连中小学也都纷纷停课。相比之下，北京出现鼠疫死时，娱乐场所仍然“游人甚多，拥挤不动”，戏场里“不但没有座位，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山西疫区妓院更是藏污纳垢，为贪重利，隐瞒官府暗地收容鼠疫病人，一旦身亡即趁半夜将尸首扔到大街上，结果到底死了多少谁也不知道。丰镇民众甚至视防疫员如仇寇，时趁夜谋杀落单防疫员。愚昧程度，令人悲哀。　　乡村局面则更为严重。平日不讲究卫生，病菌滋生，更易传染。一旦染病，受传统习俗约束，不仅家人近前照顾，而且出嫁的女儿也要回来照顾。死亡后又要大办丧事，左邻右舍均来帮忙，又不知隔离防护。结果一村一乡，相互传染，连来看病与办丧事的医生和阴阳先生也不能幸免，往往落得“阖门俱丧”的结果，以至于当时百姓根据邻家烟囱早上冒不冒烟来判断该户有没有死绝。到最后，许多村子居然找不出帮忙下葬的劳动力，只好雇佣乞丐。乞丐固然大发横财，但到头来也往往是横尸街头的结果。也有村子稍稍吸取了教训，派人手持木椽于村口把守，不许外人进入，强行进入则持椽击打。于是常有感染鼠疫者一打不起，因而鼠疫在山西又被称为“椽头子病”。　　在鼠疫带来的死亡恐惧下，各地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激烈的变化，医疗手段的无能，使得民众转而求助于鬼神宗教。基督教会原本一直把大灾大疫作为传教的大好时机，但此次鼠疫中，西医对鼠疫也束手无策，反倒是收容进教堂的教民死者甚众，连带着西方传教士也死亡不少。以至于一度传出鼠疫是从教堂内蔓延传染的谣言，险些重蹈晚清教案的覆辙。但这并未打击教会的传教之心，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也冒了出来。如有基督教刊物称，发生瘟疫是由于世人“违主趋邪”而来，人力防疫是没有作用的，必须“真实悔改、求主施恩”，为此还举出《圣经》中的例子。　　山西民众万般无奈之下，也开始四处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太原晋祠民众“延僧诵经拉船以逐瘟，夜点路灯又放河灯，费钱四、五十缗”。没钱“诵经”的只好暗自检讨平日是否做过亏心事，“就连打死过一条蛇，捕捉过一只鼠也认为是造孽犯罪，得罪了疫神”，颇有中世纪教徒忏悔乞求上帝赦免之风。又某村有一寡居老太太，平日只有一大黄猫相伴。鼠疫大盛时，全村人几乎死绝，但其却未感染鼠疫。于是村民均认为此猫乃是神猫。由此一传十十传百，此村竟养成了养猫、爱猫、以猫为友的风俗。相比中世纪西欧屠猫导致黑死病盛行，该村人倒是歪打正着。　　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有心无力的知识阶层，愚昧无知的乡间民众，共同构成了1918年山西鼠疫中奇形怪状的众生百像。这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构成了近代中国迈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是罢卷沉思，却分明还能看到当日的旧残余，至今还在若有若无影响着当代中国。　　参考文献：　　1、《申报》，日、13日、14日、15日报道。　　2、《顺天时报》，1917年12月至1918年4月系列报道。　　3、《政府公报》，1918年1月至4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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