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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放射治疗患者皮肤损伤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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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让人欢喜让人忧
原作者：WALT BOGDANICH
发表时间：&纽约时报
斯格特?杰罗姆-帕克斯以为自己得的是鼻窦感染。当他在2005年初得知自己患有舌癌，他的医生与家人都怀疑这与世贸中心倒塌后扬起的有毒尘埃有关系。医院方面没能发现控制直线加速器的计算机出现失误，使得杰罗姆-帕克斯的脑干和颈部连续三天受到不当辐射。
作者：WALT BOGDANICH【本译文根据《纽约时报》日报道原文编译，最初发表于“知癌网”：】斯格特?杰罗姆-帕克斯以为自己得的是鼻窦感染。当他在2005年初得知自己舌根处长了恶性肿瘤时，他的医生与家人都怀疑这与世贸中心倒塌后扬起的有毒尘埃有关系。杰罗姆-帕克斯是一位计算机系统分析师，曾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并在其遗址做过义工。斯科特?杰罗姆-帕克斯在弥留之际最念念不忘的是，他在放疗期间受到严重过量辐射这件事能得到深入研究和公开探讨，从而使别人不再重蹈他的覆辙：过量的辐射让他耳朵变聋，视力骤降，不能吞咽，身体烫伤，牙齿脱落，口腔和喉咙出现溃疡，恶心，剧烈疼痛，到最后甚至无法呼吸。当杰罗姆-帕克斯预感到死神将至时，他把家人都找了来，一起共度他最后的一次圣诞节。他童年时的朋友为他送来两桶沙子，那是从他们儿时常去玩耍的沙滩上装来的。触摸到它，可以让他回忆起往日美好的时光。几个星期后，杰罗姆-帕克斯就去世了，终年43岁。这是2007年的事情。他本来是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圣文森特医院（St. Vincent’s Hospital）接受舌癌治疗，但院方未能及时发现控制直线加速器的电脑出现了错误，从而使得加速器连续三天对他的脑干及颈部进行了大剂量的辐射。事故发生后不久，纽约州的卫生官员从圣文森特医院发出通知，提醒各个医院在使用直线加速器这种能产生高能量辐射光束的机器时需要格外小心。但就在发出这个警告的当天，在布鲁克林区的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疗中心（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又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德拉?JN-查尔斯的32岁乳腺癌患者开始被过量辐射所伤害。她接受的辐射量是处方剂量的三倍，而且从那天开始一连被辐射了27天。结果那台没加过滤器的直线加速器在她的胸部烧了一个洞，留下了巨大的伤口。强烈的疼痛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甚至想要自杀。JN-查尔斯和杰罗姆-帕克斯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他们两人都亲身体验到了辐射的奇效与残酷：它有助于诊断和治疗他们的疾病，但它也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然而，尽管杰罗姆-帕克斯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痛教训能够被他人引以为戒，但他和JN-查尔斯这两起事故的详细内情到现在为止仍然被政府、医生和医院所封锁，不为公众所知。如今的美国人所受到的医疗辐射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有生之年接受的诊断辐射剂量平均已经增加了7倍，并且有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接受放疗。毫无疑问，辐射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严重的意外事故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对于功能越来越强大、技术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一旦出现差错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对于违反安全规定所带来的危害，患者往往所知甚少。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风险，《纽约时报》专门研究了数千页的公开与非公开记录，并采访了一批医生、医学物理师、研究人员和政府监管部门人员。《纽约时报》经调查发现，虽然这项新技术可以让医生更准确地消灭肿瘤，并减少某类失误，但其复杂性也导致了出现新失误的可能——比如因软件缺陷、编程错误、安全措施较差或人员配备和培训不够而造成的失误。而一旦出现这类失误，其结果会非常严重。据纽约市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临床物理部门主任霍华德?I.阿莫斯医生表示，“直线加速器及其治疗方案比20年前要复杂的多得多。”但他说，医院方面往往过于相信新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仿佛这些系统都已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而实际上它们并非如此。对于辐射事故发生的频率，监管机构和研究人员只能猜测而已。由于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监督医疗辐射，有关的案例没有办法集中统计。有纪录显示，长期以来存在着漏报事故的现象，有些州甚至根本不要求必须报告这类事故。2010年6月《纽约时报》曾报道，费城一家医院给超过90名前列腺癌患者用错了辐射剂量，而且知道出错后也没有公开此事。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在2005年透露，一台据说很精确的大功率直线加速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设置失误，而造成了77名脑癌患者因此受到了比处方剂量高出50％以上的辐射。根据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的放射肿瘤学专家、治疗辐射伤害的权威约翰?J.费德米尔医生估计，大约每20位患者中就有1位曾被辐射伤害。费德米尔博士说，在大部分放射治疗之后所出现的是正常的因辐射而引起的并发症，那并非失误造成的后果。但有时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引发不断的争论。小弗雷德?A.梅特勒医生曾调查过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辐射事故，并写过几部有关医疗辐射方面的书籍。他说：“我的猜测是，也许有一半的事故我们根本不知道。”辐射造成的损伤有时很难确认。由辐射引起的器官损伤和癌症有可能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才会显露出来，而辐射剂量不足就更难以发现，因为它不会造成损伤。由于这些原因，辐射事故很少引发诉讼，而诉讼数量通常是某行业内部可能出现问题的一种晴雨表。多元化临床服务公司（Diversified Clinical Services）是全美国最大的伤口护理公司。据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夫?纳尔逊说，该公司在2009年处理了3000起辐射伤害，其中大多数都严重到需要使用高压氧舱来促进愈合。据梅特勒医生说，虽然放疗可能引发的事故是灾难性的，但从整体上说，放疗依然“是很好的手段。虽然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但不应让人们因此而过分害怕，乃至不愿接受必要的放射治疗。”因为纽约州在监控放疗和收集相关数据方面领先于其他州，所以《纽约时报》决定在那里调查放疗事故的常见模式，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找和分析有关记录。尽管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许多事故的细节是保密的，但年间，还是有621起失误被记录在案。虽然大部分失误都很轻微，并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是它们还是揭示出了一些潜在的问题。《纽约时报》发现，其中有133次失误属于控制或调节辐射束的设备没有装好、位置有误或没有用对。而这一点正是造成杰罗姆-帕克斯和亚历山德拉受伤的原因。另外，辐射完全地或部分地没有对准预期靶区、以及处理错了患者器官的事情有284次。比如有一次，本应用于治疗某男子的前列腺癌的放射性粒子被植入到他的阴茎根部。而另一位患了胃癌的的病人被当作了前列腺癌患者进行了治疗。有50位患者接受了原本应该是为别人所做的放射治疗，其中包括一位脑癌患者接受了用于医治乳腺癌的放射治疗。纽约州的卫生官员对于这些失误以及有关事故被漏报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在2004年12月发布了一份特殊的警告，要求各个医院要多加注意。就在这份警告被传播开来的同时，杰罗姆-帕克斯正在为他自认为的鼻窦感染而发愁。他直到两个月后才知道，癌症已在他的舌根处开始滋生。对于既不吸烟也很少喝酒的年轻人而言，这一诊断令人吃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医生和家人逐渐怀疑他的癌症跟他上班处的环境有关——他的工作地点在曼哈顿南端，正处于世贸中心的阴影里。自从2001年9月开始，他就在那里上班，他的职位是CIBC世界市场公司（Diversified Clinical Services）的计算机与系统分析师。诊断与治疗据杰罗姆-帕克斯的朋友们说，他对9-11事件最深刻的印象是有人从空中落下来，砸到他周围的地面上。他特别难以忘怀的场面就是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男人，从世贸大楼上跳下来摔死的惨象。在随后的日子里，杰罗姆-帕克斯献过血，帮助过一个家庭寻找他们失踪的亲人，并在红十字会做过义工，到世贸大楼废墟开车接送搜救人员。会不会是从倒塌的大楼扬起的有毒粉尘引发了他的癌症？这种可能性永远也没有人能断定。不过他的医生后来说，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杰罗姆-帕克斯对于他自己的病情象所有细心的消费者一样，评估了不同的治疗方案。在医疗方面，纽约是个圣地，有各种手段可以选择。然而，最终促使他到主要为9-11受害者提供治疗的圣文森特医院就诊的，是他所在教会的一位熟人的推荐。在杰罗姆-帕克斯的生活中，教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他参加的教会是以社会宣传而著称的曼哈顿圣弗朗西斯?沙威教会（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这也反映出了他跟以前的不同。杰罗姆-帕克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市（Gulfport）的一个保守家庭中。他在那里长大后，搬到了多伦多，然后来到纽约。在纽约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卡门，后者出生于加拿大，是一位能歌善舞、雄心勃勃的女演员。被杰罗姆-帕克斯选中的圣文森特医院，一直在通过吸引癌症患者来改善其不妙的财务状况。其癌症部门由艾普提姆肿瘤公司（AptiumOncology）管理。该公司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公司的子公司。它当时正在推销一种似乎特别适合杰罗姆-帕克斯的新型直线加速器。其最大的卖点是所谓的智能波束技术。这种新型加速器的宣传材料上说：“当纽约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被诊断出舌根长了恶性肿瘤后，他发现常规的放射治疗虽然有可能治好他的病，但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该广告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这种直线加速器，它有着120块由计算机控制的金属叶片（称为多叶光栅，multileaf collimator），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和调节辐射束。这种治疗方法被称为“调强放射疗法”（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简称IMRT），圣文森特医院癌症部门使用的设备由瓦里安医疗系统公司（Varian Medical Systems）制造。该公司是辐射设备领域中首屈一指的供应商。圣文森特医院的放射肿瘤科主任安东尼?M.博森医生在2001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技术是如此的精确，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治疗在IMRT出现以前被认为过于危险的、过于靠近关键器官的部位。”&该技术解决了在放射治疗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即如何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不伤害健康细胞。辐射抗癌靠的是破坏控制细胞生长和分裂的遗传物质。不过，就像手术或化疗一样，即使在最佳条件下，它也仍然是有风险的。即使最准确的X光束也必须穿过健康的组织，渗透过肿瘤，然后再离开患者身体。有的人、有的身体部位对放疗更为敏感。根据哥伦比亚大学辐射研究中心的埃里克?J.霍尔所做的研究显示，与技术上不太先进的直线加速器相比，精确的IMRT仍有可能由于辐射泄漏的原因，而使患者在以后出现次生癌症的风险增加近一倍。如果考虑到治疗当中出现失误的话，风险更是会成倍增加。如果是剂量不足，则要治疗的癌症会继续增长；如果是辐射过量，则可能会导致灼伤，并引起器官损伤。虽然大多数辐射灼伤与晒伤类似，并不太严重，但大剂量辐射会损伤毛细血管内壁细胞，使皮肤和软组织得不到营养。其结果就是伤口难以愈合。从事伤口护理服务的多元化临床服务公司的首席医疗官罗伯特?沃里纳三世说：”不仅血管会受到损失，而且人体组织还会得慢性炎症，从而导致留下疤痕。”在多元化临床服务公司治疗的病人中，除了软组织损伤之外，头部和颚骨出现骨坏死是第二种最常见的辐射伤。在最坏情况下，辐射损伤可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亡。时任圣文森特医院头颈外科医生的萨尔瓦托雷?卡鲁阿纳博士，向杰罗姆-帕克斯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手术。卡鲁阿纳博士现在在纽约长老会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New York-Presbyterian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曾希望他能接受激光切除术的治疗。”然而最终杰罗姆-帕克斯选择了放射加化疗。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朋友们说，对于选择圣文森特医院，她曾有过疑虑，因为全球知名的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就在附近。但她当时没有说出自己的异议。他下定了决心，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的癌症还在不断加重，而智能波束技术保证能阻止它的恶化。方案出了问题在2005年3月里的一个凉爽日子，杰罗姆-帕克斯为自己在圣文森医院的第五次放疗做好了准备。前四次都是按照处方的剂量进行的。而这次，博森医生希望修改方案，从而能更好地保护杰罗姆-帕克斯的牙齿。据医生介绍，辐射可能会伤害到唾液腺，而如果唾液不再分泌，就很有可能出现蛀牙和感染。再加上辐射造成的骨质变弱，一个简单的拔牙手术就可能会导致下颚的全面破坏，甚至最终需要摘除下颚。爱德华?格伦比医生是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布鲁克代尔大学医院（Brookdale University Hospital）高压氧舱的负责人。他说他曾经治疗过下颚被辐射严重损伤的病人，并称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医学物理师尼娜?卡拉赫负责执行博森医生的新计划。在放疗领域里，医学物理师对于病人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检查机器的精确度、保证计算机向正确的部位发射正确的剂量、以及完成其他与安全有关的任务。确立最佳治疗方案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与费德米尔医生的放疗团队在托莱多大学共事的医学物理师大卫?皮尔森医生说：“几年前，我们的电脑需要计算一整夜的时间才能找出一个最佳治疗方案。”如今更快的计算机已缩短了这个过程。“但是，对于计算机设计的方案，我们仍然需要加以验证，以确保其准确性。”皮尔森医生说，“它在第一次尝试解决问题时，拿出的可能并不是最佳的方案。所以我们得告诉它哪些是需要加以改正的地方。”在治疗杰罗姆-帕克斯之前几个月，纽约州的卫生官员曾提醒各医院，IMRT需要其工作人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州里警告说：“每个注册机构都应认真评估其工作人员的人数，以确保计划足够周密，从而避免治疗失误和管理失误。”根据州里的记录显示，3月14日上午，卡拉赫用瓦里安公司的软件修改了杰罗姆-帕克斯的治疗方案。随后，就在患者已等在旁边的房间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刚过上午11点后不久，卡拉赫在将她的方案存盘时，电脑开始死机，并显示出一条出错信息。这家医院后来说，对于瓦里安软件而言，类似的系统崩溃“并不少见，而且以前也已多次向瓦里安公司反映过这些问题。”出错信息是问卡拉赫，她是否想要在程序异常中止之前储存她所做的修改。她回答了“是的”。到中午12点24分，博森医生批准了新的治疗方案。与此同时，两位治疗师在为杰罗姆-帕克斯做着手术准备，他们将一副定型的面具盖在他的脸上来固定他的头部。然后房间被密封起来，只有杰罗姆-帕克斯留在里面。中午12点57分——也就是计算机又出现系统崩溃之后的6分钟后——第一条辐射波束被发射出来。次日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辐射。保罗?毕博是杰罗姆-帕克斯教会里的一位朋友，他在杰罗姆-帕克斯第二次治疗后到医院来看望他。毕博对所见的情形感到很难过。他记得自己走进光线暗淡的医院病房里之后，曾脱口说道：“‘我的天啊，你看看他！’他的脑袋和整个脖子都肿了。”另一位朋友安妮?伦纳德在随后的一次探望中也看到了。她说：“我很震惊，因为他的头像是被吹肿了起来。他躺在床上，从一侧辗转到另一侧，不停地呻吟。”伦纳德女士有些不知所措，她说：“我只有站在床脚边的黑影中祈祷。”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也慌了手脚，她给一位有着护理经验、住在多伦多的老朋友塔玛拉?威尔-布赖恩打去了电话。她说有点不太对劲。然后，据威尔-布赖恩女士回忆说：“她再次十分痛苦地打电话跟我说，‘请相信我。他的脸都肿起来了。太可怕了。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威尔-布赖恩女士说，在杰罗姆-帕克斯妻子的建议下，她给医院打了电话，表明自己是一名护士，要求院方派人对杰罗姆-帕克斯进行检查，并说当时院方所做的肯定不够。据院方表示，第二天，医院派了一名心理医生跟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做了交谈。几个小时后，她的丈夫又接受了另一轮的辐射。辐射过量《纽约时报》与杰罗姆-帕克斯有关的报道，主要来自于对接触过他病情的医生和六名曾照顾、安慰过他的朋友所做的采访、同期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帖子、以及此前未公开的政府记录。但他的妻子、还有医学物理师卡拉赫女士、以及艾普提姆公司、瓦里安公司和圣文森特医院的代表都拒绝接受有关此事的采访。院方在一份声明中，称此事是一起“不幸事件”，是“因一系列特殊并难以预料到的问题相结合所引发的后果。”在3月16日下午，杰罗姆-帕克斯按修改后的方案接受第三次治疗几个小时后，卡拉赫决定去检查一下对方受到的辐射是否合适。因此，在下午6时29分，她进行了一次测试，以验证治疗方案是否执行了规定剂量。测试的结果非常吓人：本应把辐射束聚焦到肿瘤上的多叶光栅是完全大开着的。半个多小时之后，她又做了一次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到晚上8时15分，卡拉赫做了第三次测试。其结果与前两次一致。这说明一个严重的失误业已铸成：病人的整个脖子——从他的头骨下部到他的喉咙——都已暴露在了辐射之下。次日下午，当杰罗姆-帕克斯和他的妻子以及朋友们在等着他做修改方案后的第四次治疗时，博森医生出人意料地来到病房里。他说有些事情需要告诉他们。为保护隐私，他把杰罗姆-帕克斯和他的妻子带到了16楼的一间休息室里。在那里他解释说，不会给杰罗姆-帕克斯再做放疗了。他们被告知，杰罗姆-帕克斯已受到严重的过量辐射。并且由于这一失误，他的预后很危险。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于震惊和悲痛之中离开了医院，来到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他们常去的教堂。他们的朋友伦纳德女士回忆说：“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第二天，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请来另外两个朋友——南希?劳伦斯和社工琳达?朱利亚诺——旁听她与博森医生和院方其他人员的见面会。会议期间，医疗团队承认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对于患者今后的命运只能作出推测。他们知道严重辐射的短期毒性影响：皮肤灼伤、恶心、口干、吞咽困难、丧失味觉、舌头肿胀，耳部疼痛和脱发。除此之外，任何人都说不准何时会出现更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症状。朱利亚诺女士说：“他们真的很提心吊胆，因为他是脑干受伤，最终可能会高位截瘫，靠呼吸机维持。”劳伦斯女士补充说：“我觉得他们预计他不会活过两三个月。”她们被告知，医生们已经在寻找有关信息，帮助她们处理即将来临的这个痛苦历程——那不仅对病人和他的家人而言很痛苦，对参与治疗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而言也很痛苦。对于杰罗姆-帕克斯为什么会受到相当于他的处方剂量七倍的辐射一事，随后将展开全面调查。而当时，能说的已经都说了。劳伦斯女士注意到，当博森医生起身离开房间时，他的后背已被汗水浸透。无人理睬的“警告”热内?JN-查尔斯至今仍记得那天的情景：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孩子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穿着棕色的牛仔裤和棕色的上衣站在他面前，就在布鲁克林区皇冠高地边上的林肯广场与尤蒂卡大道的交汇处。“亲爱的，”她说。“我没有癌症了。我全好了。”她说她的医生打来电话，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她卸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包袱。在接受了乳腺癌手术和化疗后，她现在只要再接受28天的放疗就行了。因为得了恶性乳腺癌，亚历山德拉已在布鲁克林区的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疗中心里接受了一段时期的治疗，那里的患者情况与杰罗姆-帕克斯所选择的圣文森特医院非常不同。它位于格林威治村的边缘，由州政府拥有，其患者多是来自布鲁克林一些较贫穷的街区。亚历山德拉的治疗方案也需要使用直线加速器。但是，那台加速器没有使用多叶光栅，而是用一种较简单的、被称为“楔子”的波束调整装置，那是一块起到过滤器作用的金属。有记录显示，在亚历山德拉开始治疗之前的四年里，在纽约州有21起事故与波束调整装置有关，其中也包括这种”楔子”。就在日，亚历山德拉来到医院接受她的首次放疗这一天，纽约州的卫生官员因为担心杰罗姆-帕克斯那样的事情再次出现，特意发出警告，提醒直线加速器的操作人员“绝对需要在患者接受第一次治疗之前，确认辐射场具有适当的尺寸和形状。”根据亚历山德拉在去世前留下的法律文件显示，放射治疗师曾告诉她不要担心。她说治疗师曾说：“这并不疼——就像做一个X光透视，皮肤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反应。最多可能会破一点点皮。”“我的胸口有一个大洞”刚开始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当治疗快结束时，亚历山德拉开始感觉到她的胸部出现疼痛，而且随时间推移越来越疼。她后来说：“ 我看到皮肤破了，皮肤开始剥落。刚开始很小，但很快就变大了。”当亚历山德拉去接受她的第28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治疗时，治疗师把她带去见放射肿瘤师艾伦?舒尔辛格医生。“他只是说，今天他们不会给我进行放疗了，然后给了我一些软膏之类的东西，让我先回家，过一两天再来。”亚历山德拉说。两天后，她又去了。亚历山德拉说：“现在更多的皮肤开始剥落，而且深到肉里去了。”她再一次被打发回家，过些时候再回来。日，医院给她往家里打去电话，要求她过来一下，因为医生有话要跟她说。根据医院的记录显示，在她最后一次治疗之后的第14天，医院决定调查导致她受伤的可能原因。调查没用多长时间。直线加速器的程序缺了一条重要的指令——插入”楔子”。没有”楔子”，意味着亚历山德拉在每次治疗期间都受到了3.5倍于规定剂量的辐射。医生在医院里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后来又发了一封信寄到她家。院方的首席医疗官理查德?弗里曼医生在6月17日的这封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起后果严重的事件，我再次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歉意。你的胸腔壁——包括你的皮肤、肌肉、骨骼和肺组织中的一小部分——有可能会被伤及。”根据记录显示，亚历山德拉受到的伤害来自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失误。一位治疗师在给计算机编程时，误将方案中“插入楔子”的指令敲成“撤出楔子”。另一位治疗师未能发现这个失误。而物理工作人员在其每周例行的治疗记录检查过程中也多次忽略了这一点。更糟的是，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计算机屏幕上清楚地表明没有使用”楔子”。而就在仅仅几周之前，州里的卫生官员还曾发出通知，提醒各医院注意，治疗师“必须密切监视”他们的计算机屏幕。纽约市放射性材料事业部主任托比亚斯?利克曼博士在有关这一事件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治疗师在27次治疗中都没有注意到‘撤出楔子’，这个事实令人非常不安。”医院方面则拒绝与记者谈论这一事件。因过量辐射而导致的伤口很难愈合。尽管做了几十次高压氧舱治疗，她的伤口仍在不断恶化。医生试图通过手术加以治疗。但伤口依然没有愈合。于是他们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手术。在一次手术中，医生们用亚历山德拉的背部肌肉和她的腿部皮肤为她重建了胸腔壁。她说：“我的胸口上有一个大洞，你都能看到我的肋骨。”她感到自己逐渐不支。她说：“我甚至基本上不能自己穿衣服了，而以前我能够照顾我的孩子们，并为他们做些事情，可现在我做不到这些事情了。”她的丈夫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孩子们听到他们的母亲在哭。他们吓坏了，跑过来哀求到：“爸爸，告诉我，妈妈出了什么事？你说她没事吧，她没事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亚历山德拉多次因疼痛住院，一直与她溃烂的伤口所散发出的气味为伍。同时，她的癌症再次复发。等伤口终于痊愈了几个月之后，她却离开了人世。缺乏绝对的安全机制有关杰罗姆-帕克斯事件的调查很快就集中到了瓦里安公司控制直线加速器的软件上面。这套软件需要按顺序存储三组基本的编程指令：首先是波束中的辐射数量或剂量，其次是治疗区域的数字图像，最后是引导多叶光栅的指令。据州里的记录显示，当电脑宕机时，医学物理师卡拉赫没有意识到她对于多叶光栅的指令并没有被保存下来。她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就开始执行下一步了。杰罗姆-帕克斯妻子的朋友、住在多伦多的威尔-布赖恩女士说：“一家公司在缺乏绝对安全机制的情况下，就生产这种涉及如此大量辐射的设备，这让我们都很震惊。我们心头一直萦绕着这样的问题：怎么会有这种事呢？这些公司有什么样的问责机制，来保证它们生产的是安全的产品呢？“实际上，即使这样，失误也仍是本可以被发现的。按照惯例——尽管没有规定必须如此——物理师在进行首次治疗之前，会做一次试运行，以确保计算机程序的正确性。然而对于杰罗姆-帕克斯，直到第三次过量辐射之后才做了这样的测试。根据一份关于这起事故的州政府内部的保密备忘录显示，州里官员说院方告知他们，医院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做这个测试，是因为它当时正面临着“人手短缺的情况，医学物理师当时在接受培训。”然而在过量辐射事故出现之前，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后的干预机会。治疗师当时只需看看电脑屏幕就会发现，因为那上面显示多叶光栅是打开着的。然而他们却没有看着屏幕，而且实际上医院的规定中也没有具体说明要他们这样做。当时他们的眼睛全盯在了杰罗姆-帕克斯身上，因为他们担心他可能会对着固定他头部的面具呕吐。在治疗前，他已服下了一种用来保护唾液腺的药物。那种药物会造成恶心。政府调查的结论是圣文森特医院和瓦里安公司都有责任，前者没有能防止失误的发生，而后者的软件存在缺陷。院方表示，“医院对此事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并与设备生产商和监管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瓦里安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蒂莫西?E.格廷在事故发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公司告诫用户在使用他们的设备时要特别小心，并随后在“ 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带有绝对安全措施的新软件。但是，这套修改过的软件程序并没有能帮到一位在几个月之后接受喉癌放疗的妇女。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当时的记录，一家（未具名）医院的治疗师在瓦里安的设备上储存文件时，“该系统的电脑屏幕出现死机。”该医院接着就对患者进行了放疗，但过后才发现，多叶光栅一直大开着。患者所接受的辐射几乎是处方剂量的近6倍。据格廷介绍，在这起事故中，患者只接受了一次过量辐射，并没有受伤。但他拒绝透露该医院的名字。他说：“这家医院的事故发生在新软件发布之前。”格廷说，瓦里安公司一年做了3500万次治疗。该公司在2008年只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汇报了大约70起可能有问题的事件。事故与问责由于州政府不肯公布医疗事故发生的地点和频度数据，那些希望先对纽约的放疗中心进行一番了解，然后再决定选择哪一家进行治疗的患者，目前还没办法这样做。为了鼓励医院上报医疗事故，州立法机构在医疗行业的支持下，在20世纪80年代批准对出现事故的医疗机构不公开其名称，以保护它们。这项法律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是负责监督某种放疗手段的联邦官员，在正常情况下也无法接触到那些机构的名称。即使在这个全美国最严格的特别保护之下，纽约市和州内其它地方发生的许多辐射事故仍然没有上报。在《纽约时报》开始采访有关辐射事故之后，纽约市的健康与心理卫生署（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在7月份提醒各家医院，按照法律它们义务报告自己的事故。该通知指出，对辐射事故的研究表明，“在纽约市，其实际数量比上报的数量似乎高了好几个数量级，这说明这类事件存在着严重漏报现象。”《纽约时报》收集到了一些辐射事故的摘要，其中有些是已被上报给政府监管部门的，有些则不是。这些记录显示，人员配备和培训方面的不足、未遵守良好的质量监督措施以及软件故障等因素，导致了失误的产生，影响到了不同年龄和疾病的患者。例如，由于医疗机构出现了计算错误，而且未能按照规定复核剂量，一位14岁的女孩接受了10次超量辐射治疗，其辐射量是处方剂量的两倍。而一位前列腺癌的患者在总计38次的治疗中，有32次被辐射在了错误的部位 。另一位前列腺患者则在同一医疗机构做了19次错误部位的治疗——这都是因为该医院在维修一台设备之后没有对其进行测试。2007年3月，在纽约州北部的克利夫顿泉城医院（Clifton Springs Hospital and Clinic），由于放疗团队经验不足，使得一位31岁的阴道癌患者接受了超过剂量80％以上的过量辐射，有可能使她的直肠和阴道之间形成一个瘘。后来她不得不服用抗生素，并在高压氧舱接受治疗。2008年，在位于长岛的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医疗中心（Stony Broo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63岁的芭芭拉?瓦伦扎曼在放疗时，身体一个部位接受了超过处方剂量10倍的辐射，而另一部位却只接受了处方剂量十分之一的辐射量。瓦伦扎曼女士的家庭成员说，她随后病得很严重，难以继续化疗，几个月后死于癌症。那位出了错的治疗师后来因为在另一次治疗中未能准确记录治疗内容而受到处分。但根据记录显示和医院人员的介绍，那位治疗师不仅留在医院里继续工作，而且还负责培训了其他工作人员。石溪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因为隐私方面的法律，她不能与记者讨论有关病人护理和医院员工的具体详情。其他的治疗师也出过问题。根据日的一份政府报告，在布朗克斯区的蒙特佛厄医疗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曾开除过一位名叫安妮特?波特的治疗师。他们指责她犯了三个错误，其中包括对错误的患者进行放疗。但波特女士并未失去她的执照。负责对技师发放执照的是纽约州环境辐射防护局（State Bureau of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Protection）。那里的放射技术专家约翰?奥康内尔说：“有关那个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蒙特佛厄医院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波特女士则通过她的律师否认了自己曾犯过那三个错误。在落实安全规则方面，很少使用罚款或撤销执照之类的手段。在过去8年里，尽管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失误，纽约州只对放疗中心开出过三张罚单，其中最大的金额为8000美元。州内放射部门负责人斯蒂芬?M.盖维迪说，如果失误不涉及违反州法律的行为，则不应对其罚款。州政府确实要求放疗中心找出事故的根本原因，并对其质量保证方案作出相应的改进。纽约州政府官员说，纽约已率先要求各家机构聘请与其没有联系的专业人员对机构本身进行外部审计。两年前，州政府曾对参加全国性会议的医学物理师们警告说，过度依赖计算机程序可能会导致错误，包括弄混患者。奥康内尔说：“你们必须要时刻警惕。”对于杰罗姆-帕克斯或亚历山德拉受到过量辐射的事件，州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但纽约市则对圣文森特医院征收了1000美元罚款，对布鲁克林的大学医院征收了1500美元罚款。无法挽回的损失杰罗姆-帕克斯受到过量辐射后不久，就不得不依赖于强效的止痛药。然而，疼痛并不是最糟糕的后果。除了几乎不能进入睡眠状态或吞咽之外，他还得忍受不停的打嗝、呕吐、管饲、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服药和补充营养。除此之外，他还得面对严重的辐射损伤所导致的残酷现实：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它，药物和手术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朋友们说：“在这方面的细胞损伤是不可修复的。”咨询过的国内放射专家对此也无能为力。高压氧治疗可能略微有所帮助，但也很难说。应患者家属的要求对此事提供咨询的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神经科医师杰罗姆B.波斯纳医生说：“他受到了如此多的辐射——按过量幅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对此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杰罗姆-帕克斯受到了严重伤害，但他并未因此而变得怨恨或愤怒。他所在教会的朋友伦纳德女士说：“直到当你看到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所作所为，你才能真正了解那个人。他简直是我们所有人的顶梁柱。”杰罗姆-帕克斯明白他的境遇所具有的讽刺意味：作为靠解决电脑问题谋生的人，如今他却被一个电脑造成的问题所击倒。他与负责治疗他的肿瘤专家博森医生成为了好朋友——正是博森手下的团队导致了他的受伤。他的父亲詹姆斯?帕克说：“他和博森医生非常现实地谈到了他身上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整日整夜地为丈夫进行护理，她拒绝放弃。在给朋友们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曾用“祷告比辐射更顽强”作为主题。朋友们组成了祷告小组，并在杰罗姆-帕克斯夫妻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在他的病房里举行弥撒以示庆祝。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他不可避免地滑向死亡。从多伦多过来照顾他的朋友威尔-布赖恩女士说：“渐渐地，你会开始看到出现了一些情况。他的眼睛变得失明，他的听力和平衡能力也不行了。”另一位朋友朱利亚诺女士觉得，杰罗姆-帕克斯知道光有祷告是不够的。她说：“他的心态在某个时候起就有了变化，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下去了。他的希望是‘我不能白死。’他并没有直接这样说，因为他不是那种很自我中心的人。但我认为，知道自己没有白死对于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最终，这对夫妻得到了一份财务补偿协议，但这没什么可庆祝的，是因为它的代价是封口。由于他们都没有工作和而治疗费用还在不断增加，他们最终接受了这份协议。杰罗姆-帕克斯的妻子在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哭了又哭，就像我又以另一种方式失去了斯科特。不得不接受封口令。”如今，有关杰罗姆-帕克斯一事只有从他的医生和医院方面得到说法了，这两方都没参与和解协议。至于是哪方提出的和解协议，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伦纳德女士说：“他不想对医院落井下石，他想向前看，看看对他的治疗是否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曾建议他用手术代替放疗的卡鲁阿纳医生补充说：“他说希望让人们了解此事。”朋友们也说，这对夫妻曾想办法把此事公之于众，并得到了有关的保证。在2007年2月，当杰罗姆-帕克斯的父母得到儿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他们正在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市，等着他们那座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的房子被重建起来。随后，他们收到一张博森医生手写的便笺。他在上面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病人像斯科特那样，让我能这样了解，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斯科特是一位君子，他在对待自己的病情时表现出了最大的尊严，而且不仅为自己也为他周围的人着想。”他在最后说：“我向你们承诺，正如我向斯科特所保证的那样，我们从导致斯科特受伤的失误中所了解的一切，都将在全国范围内共享，从而不再会有别人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伤害。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斯科特所给予我的一切。”据在事故发生后曾帮助照顾杰罗姆?帕克斯的神经科医师约什?托戈夫尼克说，博森医生已不再治疗病人。“这件事导致他退休，”他说。他指的是辐射过量一事。然而医院方面对此另有说法，它说博森医生仍然在医院为患者治病。记者曾多次留言给博森医生，希望就此事采访他，但他一直没有回应。圣文森特医院的发言人迈克尔?费根表示，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医院或博森医生都不能接受记者采访。7月份的时候在格尔夫波特市，就在杰罗姆-帕克斯的朋友们挖了沙子送给他过最后一次圣诞节的那个沙滩边，他的父亲帕克斯对记者说：“他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他做得既优雅又深思熟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大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会不知所措。但他没有。他做了需要做的一切，然后让自己就此逝去。”帕克斯还说，他曾想过发起一项活动，使医疗失误必须公开——但他并没有付诸实施。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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