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为何看病更贵更难？&专家：“巨无霸医院”不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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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巨无霸医院”不应出现
　　昨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和中山大学主办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三医”联动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志恒、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先后发言。
　　来自全国40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约200多人出席了会议。
　　郑功成在发言中暗示，自2009年以来，固然我们国家在医疗保险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主要进展，但医改是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因为地区发展不屈衡和制度转型等原因而显得更为艰巨。医保、医药和医院三大改革都直接关系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而广东发明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全国具有广泛性意义。广东省乃至全国在改革之后发了然什么问题，又面临哪些挑战？
　　“三医”改革步伐不一 百姓看病更贵更难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谈到，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医改的一大方针，然而，医改走到今天，老百姓看病反而更贵、更难。北京大学传授李玲在会上引用的数据显示，1990年至2013年综合医院医疗办事用度无论是人均住院用度，仍是次均门诊用度都呈上升趋势。她认为，医保虽实现了制度全笼盖，但是因为总用度上升较快，实际报销比例仍然较低，还不足以起到分散危害，不变患者预期的作用。
　　究其原因，王东进认为，“三医”不联动是原因之一。“三医联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情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的，即坚持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动”。王东进认为，“不是老百姓非要舍近求远跑到大城市就医，医疗资本的亏缺要负很大责任。”来到大城市就医的病人，还会晤临“期待好几天，列队几小时，最后几分钟”的窘境，导致医患抵牾升级。王东进认为，应该解决下层医疗资本欠缺问题，而不应以医保一卡通的形式来缓解问题。因为，在广东某个市花100元能治好的病，在大城市可能要花1000元。
　　郑功成提出，医改要提高执行力，跟上全民医保的步伐。他认为，异地就医只是治标，完善医疗卫生资本的公正布局和医药市场的法则才是治本之策。他暗示，必需完善医药市场的法则、严格监管医药市场举动。不然，在代价放开的同时，百姓的利益将会受损，医保改革也会付出更奋发的代价。
　　医药企业利润大增 以药养医弊端凸显
　　北京大学传授李玲在演讲中暗示，医改6年来，中央当局和各级当局总投入的经费共达4万亿元，去年当局投入则超过1万亿元。然而，百姓、医生的埋怨却越来越大。钱都到哪儿去了？李玲引用的数据显示，改过医改以来，医药制造业体现出较好的业务收入增加势头，企业利润增加幅度较快，同时药品流通行业业务额有较大幅度增加。于是“以药养医”的弊端就凸显出来。
　　她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是整个医改的关头环节，其他各项改革如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药、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的乐成，最终都依赖于公立医院改革的乐成。然而，她也指出，公立医院改革没有明白的思绪，没有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废除利益的政治勇气，导致一些乱象，出现了巨无霸式的医院。“这些年来，大医院寻求上档次、上范围，去年郑州一家医院的年收入达70多个亿。”
　　郑功成认为，医疗“航空母舰”不应该出现，因为医疗行业不是制造业，不能开连锁店。他说：“公立医院要安分守己，应该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立，要制止、低落公立医院的自主倾向，要为私人医疗办事业腾出空间。”
　　李玲则认为，乱象丛生中，当局应起到掌舵人的作用。因为医改反应的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别的，特别利益集团也在影响改革。她暗示，药品流通企业、外资药企通过各种体例影响政策制定，使得一些控制药品代价的政策不能出台和落实，相反却出台了一些刺激药品用度继续增加的办法（药房托管、药品企业收购医院、外资独资医院）。她提出，医院不能是商场，医生不能是商人，当局的掌舵引导，将有利于医改的发展。（王 倩）
(责编：冯芸清、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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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 all rights reserved我国看病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公立医院垄断医疗服务市场导致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二是基层医疗机构全面行政化的改革让基层医疗医疗服务体系崩溃，把基层百姓赶到大医院，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三是医生不是自由执业者，禁锢了医生自由流动。看病贵，主要是药品供应体系行政化，政府主导药品集中采购和实行加价率管制（顺价加价15%、零差价）等政策导致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让医生拿回扣成为普遍现象，药物滥用、医患愈演愈烈；其次是医疗保障制度公平性缺失，保障水平还很低。政府对药品供应体系的垄断、医生不能自由流动、医保资金投入不足，医疗资源短缺，是造成人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改革行政化的药品供应体系，放开医疗服务市场，解决医疗资源短缺是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重视民生的一件头等大事。医改五年，财政投入从1万亿元增加到3万多亿元，虽然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的34.4%，但2012年卫生总费用较2008年上涨了91.44%，其中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老百姓医药费用负担不降反升。饼越来越大，钱越投越多，老百姓的药费负担反越来越重，铁的事实证明，五年新医改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到底的是什么？失败的根源就在我国的改革一直以来存在两条路线之争：第一条路线，是把短缺资源的生产经营权收归政府掌管，由政府包养一个国营[公立]单位垄断经营，专营专卖，由政府配置医疗资源，垄断药品采购，政府定价，定量分配。政府不包养的民营经济体被允许作为市场的补充，做二等公民。我国医疗行业至今还沿用此种模式。第二条路线，是取消政府垄断，取消包养体制，取消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之分，把基础资源的配置权交给市场去办，民营经济体作为市场主体，调动全民平等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事业大发展与技术进步。国营[公立]单位作为市场的补充，解决市场做不到的事，四两拨千斤，引领公平性。我国农业、商业的改革最具典型性。我国前三十年前各行各业全都走的是第一条路线，结果各行各业全都资源短缺，国民经济频临崩溃，全国挨饿，粮食、各种物资凭票定量供应，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为“短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第一条路走不通。改革开放选择了第二条路，三十五年过去了，国家富强了，人们已经奔小康，刚刚吃上几顿饱饭，就又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开始犹豫彷徨，有人开始拉倒车了，主张回到第一条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潮？除了有利益集团的驱使外，也有很多人始终没有弄清楚第一条路究竟错在哪里。就拿医疗行业来说吧，至今仍然走第一条路，人们认为，政府既有钱，又有权，政府办医，应该能使医疗资源最充足，而且还允许民营做补充，多元化办医，几乎完美的无可挑剔！同时政府把药品采购权垄断起来，由政府组织招标确定医院药品采购价，还规定医院只能顺加15%，或不加价卖给患者，你看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主管部门总是伟大的、道德的、为民着想的，这样药价总不会高吧，老百姓的药费总该合理吧。然而，近几年央视曝光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等铁的事实彻底揭开了皇帝的新衣，证明了正是政府对医疗资源的垄断，对药品采购的行政垄断，对医院药品加价率的管制，导致了在财政投入巨大的情况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愈演愈烈。实践虽然已经给出了结论，理性上也总得弄明白。一、看病贵问题出在“各省级政府主导药品集中采购，加价率管制”上。行政化的各省级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采购只是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一个省药品市场设置一道门槛，根本就不采购药品，也不付款，与药品采购也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严重违法。多年的集中采购实践证明这是导致药价虚高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罪魁祸首，而且垄断市场制造权力寻租，腐败严重。更重要的是规定医院药品零售价在实际购进价基础上顺价加价15%（或零差价）的加价率管制政策让真正的药品采购主体医院形成了倒激励，偏好采购高价药，因为购进价格越高医院加价收益越多。在加价率管制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因为不能像市场化领域的商品一样采用降低价格、提高服务来竞争市场，而发起“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违法竞争，采用钱色一起上，利用感情、亲情等手段激励医生多开药、开贵药，让医生普遍收受药品回扣。如央视报道的福建漳州医腐案，所有医疗机构所有医生都在收受药品回扣，回扣刺激医生药物滥用，让医院药品量价齐升，患者不仅背上了沉重的医药费用负担，还因药物滥用枉丢了性命。患者就医感受普遍很糟糕，对医生和医院失去了应有的信任，导致医患冲突频发，恶性砍杀医务人员的案件层出不穷。二、看病难的问题出在“公立医院为主体，民营医院为补充”上。有主有次，公立医院一等公民，享有多种特权，还有政府财政补助；民营医院二等公民，明显处于政策劣势。须知，‘优胜劣汰’是市场铁的规则，‘民营’与‘公立’开始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劣势终久会被市场淘汰，何况政府为了保护‘公立’，出台多种限制、门槛，不让‘民营’进入，即使进得来，也活不了。谁有钱愿意往一个注定没有出路的行业投资？所以，‘鼓励社会办医’就永远是一句空话，人称‘玻璃门’，政府永远独家办医，资金永远短缺，难支，社会力量有劲使不上。这就是第一条路线的‘体制’的诟病。三、 政府包养的“公立”体制，让政府不堪重负。由于误认为医疗卫生事业全部都是公益性事业，误认为只有政府包办才能提供公益性服务，所以中国是公立医院数量世界最多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值得‘骄傲’，可政府包养那么多公立医院，财政必然不堪重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中国又进入老龄社会，政府就更加不堪重负。政府其实早已包办不了，还要强行包办，结果出现公立医院不公益，挂羊头卖狗肉。公立医院为医生提供的死工资，与医生对社会的实际贡献相比，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公立体制的等级制度，令基层医生可怜的工资也不能保证，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公立医院毕竟是政府包养的铁饭碗单位，没有失业风险，干好干赖退休后都有养老金，尤其是公立大医院，很多人都是花钱走后门好不容易进来的，谁都不舍得离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立医院也是养闲人、养懒人的好地方，机构臃肿，效率低，成本高，浪费大。公立医院又是一盘唐僧肉，十多个政府部门都管事，唐僧肉不吃白不吃。这一切经济负担，加在政府身上，政府不堪重负，加在患者身上，看病贵。政府包养体制，就是一个腐朽没落体制，对这种体制，很多人尚存眷恋，不同意改革。所以，所谓“医改”，根本不改体制，到处抓替罪羊冒充改革。四、政府包养的“公立”体制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发展的动力，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没有竞争和优胜劣汰，人类社会永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只是人的幻想，不存在。“公立”包养体制，企图给人解除一切后顾之忧，没有任何压力，自然产生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产生努力工作的积极性，那是文人坐在小屋里想出来的浪漫故事。客观规律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公平竞争，才能产生积极性。公立医院一家独大，谁都不能与其竞争，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这种政府包办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吃尽苦头，各行各业的人都出工不出力，土地不打粮，工厂不出产品，什么物资都短缺。现在医疗行业抱住‘公立’包养体制不放，不能调动积极性，工作效率低，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医疗资源短缺的最重要原因。没有办法，只好用回扣刺激积极性，造成公立医院不公益。五、“政府包办基本医疗服务，民营负责一些非基本服务”，是结构性错误安排。这正如让一个领军去当“中军”，领着去打头阵，而把统帅的岗位空起来，瞬息万变，一旦出现部署漏洞，没人指挥调整。中国政府垄断医疗市场搞经济创收，公立大医院日进斗金，政绩显赫，但公共卫生、公益性服务、基层医疗服务却严重缺失，连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政府都不到位，下边多数百姓自己花钱，疫苗80元一针，车祸病人缴不足手术费就没人管。更有公立垄断市场，一家独大，就没有平等竞争的市场，医疗行业冷冷清清，资源永远短缺。十二五规划使大劲规定“民营”占20%，“公立”占80%，可政策不到位，“民营”连20%都远远达不到，仍然是“公立”一统天下，大搞垄断创收，挂着“公益性”羊头卖狗肉，让老百姓付出惨痛的代价。其实，正好应该倒过来，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放开医疗服务市场。一方面砍掉错装在市场的行政有形之手，放开药品供应市场，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政府的责任一是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财政投入医保，提高保障水平，二是合理制定药品最高零售价或基准价，依法监管各方的行为，确保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不再直接补公立医院，破除公立垄断，打碎社会办医的玻璃门，让民营医院发展起来，占80%，负责基本医疗服务，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医疗市场，让患者成为上帝，用脚投票。而公立医院应占20%，专负责公益性服务，完成市场做不到，做不好的服务，如：公共卫生、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和对基层、边远地区的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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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想法.建立公民医疗专用帐户,每个人每年多少钱,直接到帐户上去.公民利用这个钱可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也可以以家庭亲戚自愿基础上的共享,一个帐户上的钱不够,由几帐户上凑.这个专门的帐户上的钱不用取出来他用,只能用于医疗.公民死亡后,就由国家收回资金和注销.这是一个硬性公平的办法.假如一个帐户上一年是一千元.那么四家之口有四千元,几个家庭则有上万元了.对于夫妻双方的亲属则可以有大几万的了,对一般的小病则有保障.对于健康条件不怎么样的,就要用这个购买商业保险的方法了.国家对特殊大病也还有其它的补助的.那医疗机构对于这样的资金,肯定是会努力争取,到自己的单位来消费的.服务和质量,医疗方案,成本也随之合理化,低成本化.当然这个想法肯定是动了权贵和一部分人的利益了,不值一提.
2.取消"专家门诊",给患者一个平等的就医机会.3.这是ZF的责任.4.是"医德"的问题,与竞争不竞争无关.5.民营医院只能起到分流的作用,可吸引一些较富裕的阶层,普通民众还是得依靠公营医院.专家：没有分级诊疗 看病难看病贵永远解决不了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聪聪
陈秋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行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即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看病，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小病在社区医院，大病到大医院，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分级诊疗？分级诊疗能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近日，从事多年新医改研究的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加强基层医院，更重要的是让好医生能去基层
　　中国青年报：我国为什么要推行分级诊疗？
　　陈秋霖：近些年来，我国低水平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飞速发展，无论大医院还是基层医院，设施设备都有很大改善。但是最近一些调查和报道显示，医改所要解决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仍然突出。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看病贵问题，原来是因为医保覆盖水平低，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居民没有医保，一些老百姓看不起病。经过10年的改革，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老百姓的医疗经济负担并没有明显降低，比如，原来全自费100元能看好一个病，现在虽然可以报销50%，但看病费用涨到了200元甚至300元，老百姓要负担的费用没有下降甚至还提高了。这是由于医疗体系和医保的改革没跟上，医疗费用控制没有做好，导致医疗费用增长厉害。在某种意义上，医保进一步推动了医疗费用增长。
　　看病难问题，原来就有结构失调的原因，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资源大量闲置。过去5年，这种情况没有根本性转变，单纯增加总量，只会让结构问题更突出。在缺乏有效分级诊疗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增加投入和医疗保险扩面所释放的医疗需求，主要由大医院承担，进一步加剧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医改进入2.0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医改进一步强调分级诊疗，就是要解决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以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促进老百姓健康。分级诊疗不仅是建立三级网络问题，还应该把急慢分治纳入其中，疾病在急性期可以在大医院接受治疗，到了康复护理阶段就转到其它类型医疗机构。
　　中国青年报：有了分级诊疗，就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吗？
　　陈秋霖：如果没有分级诊疗，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能永远解决不了。通过分级诊疗，让大医院的普通门诊患者转到基层医院，让压床的病人转到康复、护理医院，就可以腾出医生的力量和床位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满足更需要的人。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选择合适的医院进行治疗，看病费用也会更合理。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分级诊疗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费用。去大医院看病花钱会更多，在基层医院费用相对较低。
　　第二，从急慢分治的角度说，如果更好地预防和康复护理，费用也会低很多。医疗不是投入越多越好，因为看病并不是老百姓想要的，老百姓想要的是健康。
　　第三，分级诊疗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质量。一到大医院看病，很容易直接上各种检查。其实有些病并不需要去大医院，基层医生的观察指导就很有效了。
　　中国青年报：可是老百姓生病时，都不爱去基层医院看，担心耽误病情。
　　陈秋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医疗改革的主要导向就是市场化改革，强调患者的就医选择权，中国也不例外。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是我国1997年后医改的一个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来看非常成功。但到今天，这一举措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从个体角度讲，这一举措看似给了个人更多权利，实际上普通患者并不知道哪家医院更适合自己，这种选择权是虚幻的。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已经不再强调给予患者选择医院的权利，而强调知情权等实在的权利。一般商品货比三家，大多数人会选择物美价廉的，而看病“货比三家”，尤其是得了重病时，人们很可能三家医院都看一遍，因为健康对个人太重要了，谁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从系统的角度讲，这一举措实际上减轻了政府规划医疗卫生体系、引导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的责任，进一步推动了医疗费用膨胀。
　　老百姓不愿意去基层医院看病，和当前基层医院的能力下降有关。造成这个局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现有的基层医生因为接触病人数量有限，没有经验积累，水平提高不了甚至有所退化；二是基层医院待遇较低，优秀的医疗人才也奔着大医院去。
　　中国青年报：这个难题怎么解决？
　　陈秋霖：改变制度不易，改变行为更难。医改本质上是要改变患者和医生的行为，医改难也就难在这儿。看病去大医院的习惯，是这些年不断强化的，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行为依赖。所以，分级诊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过程。从整个体系来说，需要多方面配套，一方面引导患者去基层就诊，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也要具备相应的医疗能力。
　　加强基层医疗能力，不只是提高设备水平，更重要的是让好的医生能去基层。基层发展缺人才是世界普遍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对基层吸引人才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要给发展前景，现在的情况是，医学院毕业的两个学生，去基层的10年后可能还是普通医生，在大医院的可能就成了全国一把刀。第二，收入要倒挂，越是基层医生收入应该越高，至少不能太低。另外，教育也要配套，目前有些医学院的毕业生干不了基层医生，因为他们学到的知识都是适合三甲医院的，要按照基层医院的需求进行调整。
　　配套问题是当前医改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青年报：分级诊疗要实现双向转诊，现在来看往上转相对容易，往下转很难。三级医院怎样才有动力不去与基层医院争夺常见病患者，而是服务疑难危重病患者？
　　陈秋霖：这和医院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关键是在制度设计上要改变对医院的激励机制。集团化整合医疗体系可能是我国当前比较现实和有效的方式。这种医联体不是只相互签订战略协议，而是人财物统一―在一定的区域内，把三甲医院、社区医院、康复医院等都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集团对区域内病人进行打包服务，医保按照集团支付，区域内越少的人看病，医疗集团的收益越多。这就会促使医院把更多力量放在预防疾病上，更有动力鼓励患者到基层医院，因为价格便宜效率又高。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对老百姓的长期健康也有利。当然，要做到这样，医保要继续扩大覆盖面和覆盖水平，真正成为单一支付者，才能具备强大的谈判能力，承担起全民的医疗保障责任。
　　中国青年报：现在的医联体大多是大医院牵头在做，您提到的医疗集团化要凭借哪方面的力量？
　　陈秋霖：要由对医改负有最终责任的部门来协调。目前医疗机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配备什么样的药品、报销哪些药品，由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分别负责。不同部门和机构的职责要求、政策出发点、基本认识、利益等不同，往往导致改革措施不能配套协调。配套问题已经是当前医改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法治国，对重大问题的责任要终身追究，追究的前提是责任明确。关于医改问责，首先改革的主体要明确，责任的内容要明确，哪个机构哪个职位是负有责任的，要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必须要有能够被问责的统一部门，才能有效推动医改的配套协调。
　　中国青年报：即使有了集团化医疗，不少老百姓也不可能等到治不好时才去上一级医院，怎么办？
　　陈秋霖：谁看病都不愿意等待，这是人之常情。基层医院能力提高后，老百姓会逐渐建立起信任感，有了病症不是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大医院，而是由基层医生帮助判断和决定，这样更科学合理。要让大家认识到基层不等于劣质，去大医院不一定能保证看好病。健康宣传的艰难之处在于，曝出一个负面例子大家就印象很深，很多人通过在基层医院看病节约了时间金钱，促进了健康，大家就不怎么关注。
　　要让大家认识到，如果都挤到大医院去看病，就会出现看不成病的情况。如果能把一些不需要看专科大牌医生的患者分流，就增加了最需要病人看到最合适医生的概率，这是很重要的社会互助。一个人选择了分级诊疗，省下了大医院专科医生的力量，就为另一个人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责任编辑：UN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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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层医生眼中的“看病难&看病贵”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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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难 看病贵”是目前大家公认的事实，从1984年卫生部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以来，卫生改革工作探索改革了28年了，今年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医改进入深水区，公立医疗机构改革仍需要“跨出去”这样的结果，这些年来，医改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效，比如医保、新农合，切切实实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但时至今日，老百姓仍感“看病难 看病贵”，好像没有多大变化一样，可以从各大医院门诊大厅就能感觉到――人山人海，排队挂号取药还说那么难，住院部楼道加床到处可见，县医院的楼道里没有不加床的，这些都是让人看见发愁的场面；而卫生院门诊冷落，患者寥寥，住院的稀稀拉拉；媒体上不时看到医闹、医疗纠纷的报道。形成“看病难 看病贵”主要原因不在“以药养医”，不在“药品回扣”，而是一个社会综合因素下的产物，管办分开、药品零差价等对策很难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 人口增多，医院没有增多
我国8亿人口时的比例设置建设的医院，现在13亿人口了，公立医院仍然还是那几家，虽然医院科室增加，床位增加不多，可以说增加的是和费用一样高的贵宾病房，有几个老百姓能住得起？民营医院是增加了，但是以赚钱为经营目的医院，老百姓很难在思想意识上接受，以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　　2. 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每位公民有对基本生命保障的权利，有了钱就要重视生命，为了维护生命而去赚更多的钱，有病就医，有病就到最好的医院就医的基本思想，所以患者多数奔各大医院。　　3. 科技的进步使人们对医学的发展期望值过高
多数人非涉足医学领域，错误的认为人和机器一样会修理好的，高估了医学水平的先进性，错误地把医学科学当成和我国的太空技术一样成功的学科，任何疑难杂症都会攻克，确实在医学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多数患者或家属认为给予药物治疗就应该解决问题，如“8毛门”事件；做手术应该切除病灶，如“徐文事件”等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易导致医患纠纷，孰不知人体结构的复杂性、难预知性、不确定性，纵使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不是医患所理想的状况。　　4. 交通发达 道路通畅
过去从农村到县城要走几天，有病人得用毛驴车，要么就干脆不治疗。现在不同了，从农村到县城十几分钟或几小时就到达，工具载体的改变，新农合等的便利，促成了有病就到县市医院就医的方便条件，造成病人扎堆大医院。　　5. 基层乡镇卫生院病员少，设备落后
近几年国家给乡镇卫生院配备了不少医疗设备，但是无人操作，再高档的设备也只能安闲在库房。对疾病的诊断仍然靠经验和物理检查来下结论，诊断很保守，如果诊断和大医院的诊断有出入，还会招来抱怨或医患纠纷，大多医生会顺水推舟，转到上级医院，所以病人稀少。住院的大多是明确的脑血管病，康复过程中的病人。　　6. 人口流动增加
就一个简单的流行性感冒，就可以形成一个大的流行，非典型肺炎和禽流感都给我们上了一堂历史课。生活因素、环境因素、繁杂的工业生产均会对人类生命带来不可预知的危害，疾病的复杂性，对患者形成了看病难，跑多家医院也难以诊断，更不说看病贵了。　　7. 诊断水平的提高
对诊断准确率的提高是医学发展的进步，过去不知道的病现在明确了，有些疾病诊断清楚了但不一定能治疗好，要量力而行，从医学、道德、伦理上讲的通，经济宽裕的人一定要用金钱改变疾病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费用奇高，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医生让患者多次反复的来医院治疗会给病人带来不信任，索性医生大多选择了一次到位的治疗，医生会告诉患者开疗效好的药，当然是贵药了，费用也就高了。但是减少了耽误病的说法，减少了医患矛盾，那个病人不愿意开好药治疗呢？除非经济条件的限制。当然一个患者跑十几家大医院或转战南北来重复检查确诊的问题也是常见的事情，增加了门诊量。　　8. 社会发展的经济环境影响
在目前这样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影响下，大多数医生是好的，患者不该花的钱尽量不去花，这是原则，能够恪守一个医生的职责。但是医生也喜欢工作在城市，住高楼大厦，想必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城市生活没有人不喜欢的，也是去追求和向往的目标，基层医生也一样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基层很难留住医生是很普遍的现象。至于“药品回扣”是社会产物，不是那位医生可以阻止的。经济时代的攀比竞争也是促发因素，没有不比较的生活，没有不比较的工作，所以很难实现所有医生不开回扣药，或都开零差价药。说不定出现其他渠道。（我本人没有什么回扣，也敢这样大胆乱说）　　9. 大型医疗设备的应用是医学的进步 定位、造影、成像给临床诊断带来了方便，及早发现病灶有不可代替的功劳。对患者全面检查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成为医生防止医疗纠纷出现而多加项目的检查，当然也有开单提成的因素，政策要求药费比例下降，势必检查费用上升，对病人进行了大型医疗设备的检查，谁也说不上个应该不应该，因为人这个机器太难伺候了，所以总体费用还是降不下来。　　10. 专家的修炼周期长
一个真正的专家是要在临床中工作20年，完全掌握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医学知识和经验才能应用自如的对待无厘头的疾病。都要看专家，都要看专家那当然就难了，号少人多是必然的。为了满足不远万里来的患者，专家顾不上物理诊断和详细问诊，只有开出大单，全面化验检查，过滤出有意义的信息才来诊断治疗，费用也就高了，不全面检查怎能成为专家呢？！　　
总之，“看病难 看病贵”是伴随人们生活的永久话题，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各地出现了不少经验，也期盼着解决人民关心的自身健康问题。我想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的不平等，不平衡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什么时候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解决了“看病难 看病贵”。（文/布衣）　　原文地址：
（责任编辑：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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