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辽宁村民辛辛苦苦种植14年的人参，被盗挖多次损失掺重，无奈地处偏远山区破案难度大，希望能够早日破案。人参是补元气的最佳部品，除了补元气之外还有多种功效和作用。
　　近日，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下夹河乡的村民，自家承包种植的100亩人参这几年陆续遭盗挖，损失惨重。对此，下夹河乡派出所民警崔震遥向记者证实，盗挖情况确实存在，因事发偏远山区现场勘查难度很大，目前正联合新宾县刑警队通过技术手段尽早破案。
　　据了解，该村民承包了村里100亩林地种人参，一共3万多棵，种了14年现在正是收获季节，本想卖个好价钱却被偷成这样。都是村民老两口在照看人参，这几年到了人参成熟收货的时候，便陆陆续续开始遭到盗挖，多次报警但是未能抓到盗窃者。
　　据悉，一棵14年左右的人参，品相普通的售价在200元左右一棵，品相特别好的高达数千元一棵。被挖走的都是个头大的好人参，报案后统计被挖走的人参大概在千余棵左右，但几年来实际被挖走的人参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人参素来都是最佳营养部品，人参种植越久其价值越高，这可恨的盗挖者，窃取别人的辛苦劳动果实，希望能够早日破案。
　　人参有哪些和作用
　　人参的功效是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治劳伤虚损，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泄，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头痛，阳-痿，尿频，消渴，妇女崩漏，小儿慢惊，及久虚不复，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证。
　　1、调节中枢系统：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过程，使之趋于平衡；能提高脑力与体力劳动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抗疲劳的作用。
　　2、促进大脑对能量物质的利用：可以提高学习记忆能力人参中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的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其中人参皂苷Rb1和Rg1，对学习和记忆功能均有良好影响。人参根皂苷对正常大鼠学习、记忆过程有促进作用，而人参茎叶皂苷对电休克所致的大鼠记忆障碍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两者均使正常大鼠不同脑区的单胺类递质含量明显增多。这些研究工作，对合理应用人参植物资源有一定参考价值。
　　3、改善心脏功能：人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减慢，增加心输出量与冠脉血流量，可抗心肌缺血与心律失常。对心脏功能、心血管、血流都有一定的影响。人参有明显的耐缺氧作用，其制剂可有效地对抗窦性心率失常。人参皂苷可加快脂质代谢，并具有明显降低高胆固醇的作用。小剂量人参可使麻醉动物血压轻度上升，大剂量则使血压下降。不同的人参制剂对离体蟾蜍心脏及在体兔、猫、犬心脏皆有增强其功能的作用，并可改善其心室纤颤时的心肌无力
　　4、降血糖作用：人参中含有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尤其是人参皂苷Rb2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此外人参多糖（或糖肽类）是人参中另一类降血糖成分。
　　5、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人参调节免疫功能的活性成分，不但对正常人，而且对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均有提高免疫功能作用。人参多糖是人参中提纯的高分子酸性多糖，是一种免疫增强剂。经过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观察，证实能显著增强人体免疫力，对恶性肿瘤有一定的疗效；临床实验可见同样延长病人生存时间，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且减轻放疗的毒副作用，加快损伤组织的修复。经过临床观察证实：人参多糖有明显的升白细胞作用，与放化疗同时应用，能够减小放疗的毒副作用，白细胞减少使病人顺利的完成。应用人参多糖过程中无副作用，证明该药是安全、可靠的。
　　6、提高对有害刺激的抵御能力，可增强机体的应激能力和适应性，人参中含有人参苷，可以提高抗应激作用。可以抗缺氧、耐高温和低温的能力。
　　7、抗肿瘤作用：人参中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人参烯醇类、人参炔三醇和挥发油类物质。这些物质对肿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机理是十分复杂的。
　　8、抗氧化作用：人参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人参皂苷、人参聚乙炔类化合物和人参二醇皂苷等。这些化合物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是抗衰老作用的基础。除了抗衰老作用外，对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及物质代谢等生理功能有调节作用。
　　此外，人参还具有抗病毒、抗休克、减肥等多方面的作用。人参虽然是价值较高的补品，但并非人人适用。人参中的蛋白质因子能抑制脂肪分解，加重血管壁脂质沉积，故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脉管炎害应慎服人参。血液黏稠度升高，会使血液流通不畅，中医称之为血瘀。人参有促进红细胞生长的作用，红细胞增多，血液站稠度会更高。（责任编辑：苏娇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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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参为啥不行：种参是场赌博 甚至有人自杀
　　悲喜人参
　　谁束缚了中国人参产业的脚步
　　文/张瑜
　　在中国，人参似乎仍是以奢侈品般的现实存在。
　　人参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味神圣不可方物的灵药。在世界人参主产区之一的中国东北地区，人参甚至被称为“地精”“神草”“百草之王”。
　　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正因笃信人参的神奇，千百年来，无数采参人毕生守候在中，有的人还把命丢在了那里。疯狂的挖掘一直不曾停止，野参已几近殆尽。
　　之后，人参进入种植时代，而关于其药用价值的神奇传说依旧在延续。
　　硬币总有正反面。这个神奇的光环也成为中国人参发展的一个残酷束缚。
　　在中国，人参始终是药更甚于食――许多人坚信人参稍微过量服用便会引发流鼻血。
　　在上世纪90年代前，国家曾允许部分人参制品当作食品销售。而200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则将人参列入保健食品名单，规定凡是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不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或许套住了人参的产业化步伐。
　　尽管中国人参的产量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仅吉林一省的人参产量便占到全球人参总产量的70%以上，但中国人参的总产值却不足韩国人参的10%。
　　韩国人参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食品，目前已开发出400多种产品，该国90%以上的人参是以食品形式消费掉――人参糖、人参咖啡、人参面，等等。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下游食品开发的市场无法打开，而上游的种植业却因对市场的严重误判而导致产量严重过剩。
　　上世纪80年代，长白山区的人参每斤能卖到30~40元左右，这个价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这样的行情令吉林抚松掀起了全民种参的热潮，每个乡镇、村子都有自己的参厂，连县里的机关单位、学校都有自办参厂。然而，过剩的产量令参价大跌，众多参农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甚至有人自杀。
　　当时，一些韩国企业从吉林大量收购人参，甚至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为打破这种困局，吉林从2005年开始屡次向当时的卫生部说明情况，希望放开人参进入食品领域的限制。终于在2012年9月，卫生部正式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人参被允许进入食品领域。
　　药食同源的放开，激发了市场活力。不仅人参销量大幅上涨，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而最关键的，还有消费者这一关――他们要像韩国民众那样收起对人参的敬畏，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滋补价值的普通食品，这条产业链才能彻底打通，中国人参产业也才能彻底解放。
　　中国人参为什么不行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人参种植面积和人参产量都在成倍增加，但人参产业发展却严重滞后
　　《t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 北京 &吉林长春 &白山报道
　　为什么中国是人参产量大国，却不是产业大国？
　　这是冯家被人问及频率最高的问题。作为全国人参大省――吉林省的参业协会副会长，这个问题由他回答再合适不过。
　　然而，冯家却感到为难。
　　3年前，囿于政策，中国的人参只能药用，不能制成其他产品，例如各种食品。而今，虽然这个限制已取消，但中国消费者心理上已经给人参贴上了“药品”标签，因而对于普通的人参制品接受度并不高。
　　这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常被引用的一组数据是，吉林一省的人参产量占到全球人参总产量的70%以上，产值却不足韩国人参的10%。
　　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人参种植面积和人参产量都在成倍增加，但人参产业发展却严重滞后。
　　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
　　人参主要产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北美。产于中国东北的叫“长白山人参”；产于朝鲜、韩国的叫“高丽参”；产于北美的叫做“西洋参”或“花旗参”。
　　在中国，素有“百草之王”称号的人参，可记载应用历史已超过4000年。这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草本植物，在历朝历代都被当作贡品敬献皇室，民间甚至将其奉为神物。
　　但在过去几百年中，野生人参因疯狂挖掘而踪迹难寻，人们转而人工栽培人参。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产区出产的人参都是人工种植而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4年()间，中国的人参种植业得到稳步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全国各人参主产区掀起了种参高潮，人参种植面积和产量翻倍增长。但此后十年间，因产量激增而带来的供需矛盾爆发，人参市场走向低迷。
　　也正是因为这场危机，各人参产区开始被迫转型，吉林的表现尤为突出。
　　其实，早在1989年全国正兴起人参种植热潮时，吉林就专门成立了由副省长牵头的参茸办公室，希望通过专营方式来管理人参种植。按照当时的设想，吉林各地的人参种植、经营都要获得政府审批后方能开展，不能随意进行。但这种借鉴韩国人参种植经验的做法，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实施下去。
　　“专营能够合理地控制人参种植规模，利于市场的有序发展。”吉林一位长期研究人参产业的退休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当时能够强力推行专营制度，后来的市场危机或许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这种制度的推行会有一定难度。”
　　吉林省参茸办公室主任孙振天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次危机确实给吉林内部带来了很大震撼，也迫使吉林下定决心调整人参产业发展思路，“调整的方向就是走出以往盲目扩大种植的怪圈，根据市场需求合理调控人参种植。”
　　从2008年开始，吉林将每年人参林地开发面积限制在1000公顷以内，远低于此前每年3000公顷以上的开发面积。而其他的人参主产区也都在严控人参种植面积，已有的种植区也在逐渐减少。
　　但上世纪90年代那场近乎疯狂的人参种植潮带来的影响依然深远，全国各人参主产区仍然面临着艰难的处境，人参产业发展几乎停滞。
　　2005年，吉林成立人参资源整合开发工作推进组办公室，谋求产业转型。
　　和此前的政策调整不同，吉林将此次的转型方向明确为人参产品加工。“就是从最原始的人参种植变成人参加工，实现产业升级。”孙振天说，为此吉林将人参列为全省五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力求通过全省的资源统筹实现抱团发展。
　　得益于一系列政策利好，一批涉足人参市场的企业开始进驻吉林东部的主要人参产区。彼时，因国家政策限制，人参只能作为中药材的一种用于药品制造。
　　“所以当时招商引资过来的企业也是清一色的药企。”冯家告诉《t望东方周刊》，这些药企多半是在当地建立人参种植基地，并非在当地加工产品，“当时人参价格非常低，这样既能保证原材料供应，又能降低成本。”
　　但综合性药物制造所需的人参成分并不多，而单纯的人参药物尚处于开发阶段，人参市场的消费需求并未显著提升。
　　“产业发展没有达到最初的设想，产业升级也不如预期。”上述吉林退休官员说，人参产业发展还是以种植业为主，深加工几乎没有。
　　在冯家看来，这种现象并非市场定位所致，而是政策所困。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前曾允许部分人参制品当作食品销售，但200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将人参列入保健食品名单，规定凡是以人参为原料的制品，不能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使得中国人参产业在市场和产品开发上都受到很大限制。”冯家说，这正是韩国人参产业和中国最大的区别。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许永华告诉《t望东方周刊》，韩国人参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人参食品，已开发出400多种产品，该国90%以上的人参是以食品形式消费掉。
　　多次去过韩国考察的华瑞参业董事长金立华更是感触颇深。“韩国将人参食品做到了极致，人参糖、人参咖啡、人参面，人参食品已渗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韩国的路边便利店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参食品，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食品需求肯定要大于药品，一旦人参食品产业发展起来了，整个人参行业就不用担心了。”许永华说，韩国人参产业走在全球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参食品的大众化、普及化。
　　为打破这种困局，吉林从2005年开始屡次向当时的卫生部说明情况，希望放开人参进入食品领域的限制。2010年，原卫生部批准吉林成为全国首个开展人参药食同源试点工作的省份。当年，吉林的人参销量就增加了2000多吨。
　　两年后的2012年9月，卫生部正式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人参被允许进入食品领域。该政策的出台使得中国人参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众多企业开始涌入人参食品领域。
　　华瑞参业也是此时进入人参食品领域的企业之一，目前该公司生产包括食品、化妆品、日用品在内的多种人参制品。金立华说，对于一直受困的人参企业来说，药食同源的放开确实激发了市场活力。
　　“中国市场对人参的需求将会从医药领域进入到食品、化妆品等日常消费品领域。”孙振天说，未来人参产业发展的重点势必会集中在食品领域，“吉林已经将其明确为人参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在卫生部正式放开“药食同源”政策的十年前，《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已经将人参列入保健食品原料名单，也就是说人参可以制成保健品。彼时，市场也曾出现过一股“骚动”。
　　一些药企曾信心满满地涉足人参保健品领域，但市场效果并不好。相比药品，消费者对保健品的购买欲望并不强，且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产品的知名度。
　　“由于很多企业的欺骗行为，导致中国消费者对保健品恨之入骨，总觉得都是骗人的。”上述官员说，这给人参保健品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
　　也正因此，人参在保健品领域的应用并不普遍，人参保健品市场也始终不温不火。反观韩国，其最为人熟知的人参品牌“正官庄”就是以保健品和药品见长，在全球拥有极大销量。 & &&
　　“消费者的这种误解并不是对某一产品的误解，而是对人参的误解。”孙振天说，人参因强大的功效长期用于药物之中，这导致中国人普遍认为人参太补，不易多吃，“但那些都是生长上百年的野山参，而现在的人参都是人工种植，只有6年的生长期，两者的功效怎么会一样呢？”
　　正官庄六年根商业(上海)有限公司(负责中国市场的正官庄全资子公司)市场部部长崔永锡也持相同看法。
　　崔永锡对《t望东方周刊》表示，中国“吃人参容易流鼻血”的说法非常奇怪。“在韩国，人参是男女老少都喜爱的健康食品，是一种非常日常的食品。”
　　冯家直言，这种误解导致中国人将人参当作一种奢侈品，而非日常消费品，“买回来就是当作高档礼品送人，而不是自己吃。”这种情景曾被业内人士拿来调侃，“其他行业都是企业宣传产品多么高档，而人参行业正好相反，拼命要降低产品的档次来吸引消费者。”
　　许永华说，一个韩国人每年要吃掉400克鲜参(未经处理的人参)，如果中国人能达到这个水平，每年的人参需求量就有52万吨，“这个产业自然就起来了，甚至都不用依靠出口。”
　　公开资料显示，仅吉林的人参加工企业就高达上千家，生产的人参食品已达500多种，比韩国人参食品种类还多，但能够被消费者熟知的产品几乎没有。
　　正是因此，许多企业都对人参市场存在疑虑。
　　旗下专做人参产品的公司――吉林华润和善堂人参有限公司总经理唐莉告诉《t望东方周刊》，“因市场培育还没有完成，所以企业还是持观望态度。”
　　唐莉表示，自己公司未来3年仍会以人参种植和原料初级加工为主，不会过多涉足产品生产，尽管其目前拥有2000亩人参种植基地。
　　“如何消除消费者对人参的误解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消费者的观念改变不了，人参产业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孙振天说。
　　在全球人参市场，韩国和中国常被拿来比较，也一直在明争暗斗。双方的“交战”从人参发源地延伸到人参产业，乃至全球市场的争夺。“但中国在这场交锋中始终处于劣势。”许永华说。
　　韩国早在一百年前就出台了红参管理法规。崔永锡说，韩国有很多扶持人参产业发展的规定，还把高丽参当作国礼，提高高丽参在国际上的形象。
　　利用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韩国已初步掌握了国际人参产业定价权，在国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欧洲商情市场调研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人参品牌“正官庄”在全球人参市场份额高达34%，远超其他行业品牌。
　　而中国目前却没有能与“正官庄”抗衡的企业。
　　“一个强大的品牌对于产业发展有很大带动作用，中国的品牌意识确实不如韩国。”孙振天说，这曾给中国人参“走出去”带来极大影响。
　　2009年，吉林改变以往单一品牌宣传策略，注册“长白山人参”商标，所有该商标旗下企业产品可统一标注“长白山人参”品牌出售。为此，吉林还申请注册了国家级“长白山人参”商标及“长白山人参”国际商标。
　　而同年，为了继续保持在全球最大的人参消费国的优势地位，“正官庄”在中国成立全资子公司。此前，其产品都是通过香港经销商转卖到内地。崔永锡说，过去几年正官庄已在中国设立了7家直营店，产品销量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截至目前，其2015年的销售额就已达3亿元人民币。
　　目前，吉林全省已评定的“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生产企业已达24家，品牌产品达85种。孙振天毫不避讳地说，此举的目的就是集中全力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参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就在卫生部批准吉林为人参药食同源试点后，正官庄于2011年在吉林延吉市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吉林韩正人参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品牌“恩正元”以长白山人参为原料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人参食品。
　　“正官庄在中国市场专注人参保健品和药品，而恩正元则专注人参食品等快消品，两者定位不同。”崔永锡说，正官庄对于中国市场前景充满信心，未来也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红参行业的领导品牌。”
　　“中韩在人参市场的竞争已经从国际转移到了中国国内。”冯家说，未来双方在中国市场的争夺势必会越加激烈，“但不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那么大的差距。”
　　参农悲喜录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场全民种参热后，人参价格大幅下跌，众多参农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甚至有人自杀
　　《t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吉林长春 &白山报道
　　下午6点，韩贵琴开始收拾摆在市场里一整天的人参。
　　“今天一斤也没卖掉。”她边跟《t望东方周刊》记者聊天，边用力搬起几十斤重的参筐，一步步移向库房。
　　收拾好摊位后，韩贵琴骑上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往家赶。一小时后，韩贵琴到家，开始给孩子做饭。晚上9点，忙完所有的家务活后，她准时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后又要驱车一小时赶到几十公里外的人参经销市场，开始一天的生意。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作为一个出生在参农世家的孩子，韩贵琴对于人参、对于参农有着更感性的认识。在她眼里，种参既是谋生的活计，又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性，“就像狼生下来要学会捕猎一样。”
　　死在山里的挖参人
　　1976年，韩贵琴出生在吉林省东南部的偏远小城――抚松。这座位于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小县城是全国重要的产参基地，可记载的人参历史已达上千年，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 &&
　　韩贵琴的高祖父出生在清朝年间。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是人参采挖的高峰期。特别是明永乐后，国内人参采挖区域从位于中部的太行山区转移到东北的长白山区。
　　在这一时期，韩贵琴的祖辈加入了人参采挖的大军。在一望无际的长白山区，寻找人参就像是大海捞针，采参人一般需花费数月才能找到人参。这期间，他们要经历大山的重重考验，有些人甚至永远留在了山里。
　　韩贵琴的高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同伴说，他在一次上山采参时迷了路就再也没有下山。然而，悲惨的故事并不能阻止络绎而来的采参人。
　　每到采挖旺季，村子里的青年男子都要跟着老人去山里采参，只留下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留守家中。
　　疯狂的采挖使得长白山区的野山参产量日益减少，近乎绝迹。到1929年，曾经作为人参集中产地的抚松仅输出野山参283.4斤。如今，野山参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严禁挖掘。
　　不过，早在韩贵琴曾祖父那一代，长白山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人工种植的人参(又称园参)。人们将不足年限的人参移植到大树下培植，数年后再挖出。长此以往，这种更省时省力的人参种植方式开始受到追捧，在民间兴起。
　　到1929年，仅抚松县人参种植面积就达到40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70万公斤。
　　一斤参＝半月工资
　　新中国成立后，吉林各地的人参种植开始逐渐恢复。当地政府为扶持人参种植，还专门发放贷款给参农。这一时期，东北乃至全国人参种植面积过半以上都集中在以抚松为代表的吉林长白山区。
　　1982年，吉林一些人参种植区推出参业生产承包制模式，把参地承包给村民，但需保证一定的产量。彼时，政府并未放开人参种植，所有的种植仍按照需求进行。
　　52岁的抚松县果松村村民王玉成就是在那时成为了参农，此前他并未种过人参。他说，当时每家能分到3丈参地，但需要将收成的一半上交给政府，其余才能自行处理。按照当时的产量，王玉成的3丈地能产75公斤人参，除去上交的部分，自己能留下33公斤左右售卖。
　　那时，长白山区的人参能卖到每斤30~40元左右，这个价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为了卖到更高的价钱，当地参农甚至还不远千里将人参带到上海、浙江一带售卖。 & & &&
　　“但这是6年的收成，不是一年的收成。”王玉成说，人参是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草本植物，从伐林、整土、栽培到收获需要6年时间，而这中间一旦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或者病虫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
　　王玉成家的人参就曾因为病虫害而减产一半，最后收获的还是一些有各种缺陷的残次品，基本无人问津。“等于6年白干了。”守着3丈地的王玉成曾经大半年都睡在参地边的窝棚里，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看一眼人参。
　　全民疯狂种参
　　韩贵琴记得，从前每到8~10月的收获季，村里都会来很多外地商人挨家挨户收购人参，有时一天就来好几拨，价格被硬生生炒上去，他们甚至为了抢人参而大打出手。
　　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参农们却可以发家致富，有些甚至成了“万元户”。
　　“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种参热情。”吉林省参业协会副会长冯家告诉《t望东方周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参交易更加自由，此前被压抑的市场需求陡升。得益于一系列助推因素，长白山区的参地面积大幅增加，越来越多人开始种参。
　　王玉成所在的果松村此前并无多少人种植人参，但1986年后全村家家户户都种起了人参。
　　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侯玉兵告诉《t望东方周刊》，当时抚松掀起了全民种参的高潮，每个乡镇、村子都有自己的参厂，连县里的机关单位、学校都有自办参厂。
　　不过，在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时代，人们手里并没多余的钱购买山地，很多人不惜向银行贷款。“大家都想种人参，有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地。”王玉成当时和同村的6户邻居合伙向银行贷款3万多元，一口气买下了40多亩山地。
　　除了每家自留的2亩山地外，王玉成又将剩余的20多亩地以稍高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人。尽管这样，地仍然不够分，很多人不惜花高价购买几经转手的山地。
　　正是这一时期，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官方资料显示，在的六年间，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从2000万平方米增加到5000万平方米；人参年产量达到25000吨，是计划经济时期的11倍。
　　侯玉兵提供的数据更能显示这一时期的疯狂程度：1986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是1983年的3倍，到1989年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已经是1986年的8~10倍。
　　“这个产量已经基本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参农们完全没意识到，反而觉得市场需求还会继续涨。”张君义说。年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仍在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8000万平方米。
　　没人要的“香饽饽”
　　但是，危机也随之而来。1989年，吉林出现种参高峰后的第一个产参高峰，年产量达到1986年的30多倍。“产量达到高峰，但市场消费还局限于制药企业，市场明显供过于求。”侯玉兵说。
　　彼时，韩贵琴和父亲正在乐滋滋地估量着自家的收成，想着能够大赚一笔。不多久，村里人就发现了异样，往年人参还没采摘就来蹲守的收购商们此时却不见踪影。
　　“不光是一个村，全县都没人来收人参了。”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参农们个个愁眉不展。韩贵琴说，这时参农们才慌张起来，到处打听哪有买人参的。
　　到了9月，人参开始大量积压。尽管最后来了一批收购商，但给出的价格却让参农们大跌眼镜，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参已经低至每斤10元。到1991年，吉林的人参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
　　过去看参农脸色的收购商们摇身一变成了“爷”，参农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时期，吉林全省的人参收购价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为历史最低水平。
　　如果按照8000万平方米(12万亩)的种植面积、每亩4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吉林在种植顶峰时期的人参年产量能达到9600万斤(4.8万吨)。以每斤4元的价格来算，人参销售额约为3.84亿元人民币，而按照1983年每斤30元的价格计算则为28.8亿元，两者相差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价格大跌中，吉林参农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在25亿元左右。
　　为了稳定市场，吉林省政府号召省内的国有企业大量收购人参作为储备，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业甚至因负担过重而破产。
　　滞销的人参和不断下跌的价格让参农们崩溃。悲痛的情绪开始在整个果松村乃至吉林蔓延。他们不知该如何把成千上万斤人参卖掉。
　　“即使价格再低也要卖。”韩贵琴说，她家的人参最终以每斤5元的价格贱卖给了一个韩国收购商。
　　彼时，因国内参价大跌，一些韩国企业从吉林大量收购人参运回国内加工成成品后售卖。还有一些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原本指望卖完人参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参农们，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如何偿还那些当初从银行借回来的贷款。
　　这些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贷款让一些参农不堪重负。某天夜里，王玉成邻村的一个男人便因无力偿还贷款上吊自杀。
　　韩贵琴和王玉成也在这场危机中损失了上万元，这些都来自银行贷款。张君义说，仅抚松就有60%的参农在这场危机中破产，而整个吉林受此波及的参农数量更大，很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
　　种参是场赌博
　　一些人扔掉等待下次开垦的参地远走他乡，挣钱还债；一些人重新拾起锄头，回到田里；还有一些像王玉成那样选择仍然留在山里的参农则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思考着要不要坚持下去。
　　“最后仍然坚持种参的只有40%，而这其中有60%的人选择远走他乡继续种参。”张君义说，这些人把人参带到了长白山的其他区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的人参种植，此前这一地区的人参种植主要集中在抚松一带。
　　这些人中的多数现在都已成为人参加工企业的老板，拥有大片参园。刘福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场危机中，他同样损失了上万元，但他仍然坚持种参，并将“战场”转移到了临近抚松的边境小城――延边。
　　还有一些和刘福顺一样的参农则走得更远，沿长白山一路向北，扎根在黑龙江东部的牡丹江、鸡西等地。如今，这些地方都已成为规模化人参种植基地。
　　经过这场始料未及的市场波动后，吉林开始调整人参种植政策。
　　1996年后，吉林将原有分布在白山、通化等4地23县的人参种植基地缩减到15个县，人参种植面积减至3500万平方米，比高峰时下降了69%，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2008年以后，吉林更是将每年新增采伐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以内。
　　不过，国内人参价格在此后近10年时间一路下滑。据《中国现代中药》统计，2001年人参价格下跌至每斤14.5元，到了年，人参更是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最低时价格只有每斤5~6元。
　　这是韩贵琴万万没想到的。她始终认为人参价格下跌只是暂时的，没想到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曾经欠下的几万元贷款还上了，却又借了更多的贷款，“总是借了又还，还了再借。”她说。
　　直到2010年，全国人参价格才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小幅回升，从上市时的每斤18元上涨到每斤30多元，优质人参价格最高时达每斤40元，达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此后，这一价格逐渐走高，到2013年最高时能达到每斤100元。
　　价格的回升让韩贵琴兴奋不已，但更多人则像王玉成一样变得更加保守，他们总觉得这种好光景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万一又回到那次的萝卜价怎么办？”
　　“种参就像赌博，根本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王玉成说，自己种了30多年参，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两年前，他改变思路跟一家公司合作种参，公司负责购买山地和参苗，他则负责照看人参，“这样我们承担的风险更小。”这种“公司＋参农”的合作模式如今已在吉林多地推行。
　　韩贵琴则仍在坚守，她家的参地已从2000年的十几亩变成了如今的几十亩。如果不出意外，在即将到来的采收季，她能有一个好收成。不过，她最担心的还是今年的参价，“应该上不了每斤100元，但至少能在每斤70元左右，能涨点更好。”&
　　抚松：人参之乡的蜕变
　　这座位于长白山西麓、人口不足30万的小城因人参而备受关注，也因人参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变
　　《t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吉林白山报道
　　9月初，长白山区早已褪去夏季的炎热。数万平方米的万良人参市场内人头攒动，来自全球各地的经销商正聚集在此进行长达数月的人参交易。这座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2014年的交易额已达到171亿元，预计2015年将会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万良人参市场所在的小城――抚松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人参节”。这个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麓、人口不足30万的小县城不出意外地将会成为人参行业的焦点。
　　这对抚松人来说早已成为习惯。在这里，外地人可以看到和人参相关的一切新鲜事：全国唯一一个人参电视频道、酒店里全套的人参洗漱用品、饭馆里的特色菜肴――拔丝人参。
　　用当地人的话说，这座小城注定与人参有缘。
　　四百年种植史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抚松林地面积占到全县面积的90%、年降水量800毫米，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适合人参的种植与生长。根据当地的考证，抚松的人参种植历史有450余年。 & & & &&
　　明清时期，抚松曾是全国人参采挖的重点区域，年采挖量最高曾达到十万余斤。此后，随着野山参被挖掘一空，人们开始在山上种植人参。清同治年间，该县的人参种植户就达400余，小有规模。
　　1953年，抚松的人参经营户达到1977户，占到全县农户的32.5%。当时，在计划经济下，全县的人参种植均由国有参厂负责，种植规模基本稳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到上世纪80年代初，抚松全县相继建成了18个国有参厂，每个乡镇均有一个参厂。
　　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侯玉兵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得益于一系列助推政策，抚松的人参种植在上世纪80年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到1985年末，抚松全县的人参种植面积达到433万平方米，人参产量达到110万公斤，总产值达4626万元，占到农业总产值的70%。
　　与此同时，抚松还根据当地的土壤环境培育出了名叫“大马牙”的新人参品种。这种产量高、抗病性强的品种不仅在全县范围内种植，还推广到临近的人参种植区。
　　不过，在侯玉兵看来，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改革了人参移栽(轮作)制度，采用“二三”制和“三三”制。这一种植制度后来成为人参种植的标准制度，在全国多地使用。
　　意外的金牌
　　上世纪80年代，抚松县曾派出专门的销售人员到珠三角地区开拓人参市场。当时韩国人参品牌“正官庄”已经由香港进入内地市场，备受欢迎。
　　“一个外国品牌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很令人吃惊。”侯玉兵说，正是在这种刺激下，抚松开始思考打造自己的人参品牌。
　　这个在如今看来极具战略眼光的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高层级的重视。至少在20年后，包括吉林在内的中国人参产地才意识到打造品牌的重要性，而此时已比韩国晚了近百年。 & & &&
　　1987年，抚松着力打造的人参品牌――长白山红参首次参加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尤里卡发明奖就获得了金牌，这是中国人参史上的第一块世界金牌，也是中国人参第一次获得国际认可。
　　这次意外获奖让长白山人参一时名声大噪，开始走向国际市场。此后，抚松人参远销至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出口量大增。也是在这一年，抚松举办了首届人参节，希望借助人参文化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在1988年的第二届人参节期间，抚松开始将目光转向人参交易，举办了人参土特产品交易会，当年的交易额就高达2.3亿元，轰动一时。
　　目前，人参节已成功举办了28届，仅2011年的产业投资额就达50亿元人民币。
　　不过，仅仅借助人参节并不能满足人参市场的买卖需求。于是，1989年，抚松在远离县城的交通要道万良建立了人参交易市场。而今，它已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2014年，人参交易量达到2.6万吨，年交易额达到171亿元。
　　这里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也成为全球人参价格的“晴雨表”。
　　2014年，抚松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万良人参市场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大力推动人参线上交易，目前全县已有80%的参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打破林地限制
　　1995年，抚松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参之乡”。正当抚松人为自己的又一荣誉称号欢欣鼓舞时，却没想到危机正随之而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抚松的人参种植面积达到顶峰，年产量突破200万公斤，过剩现象日益严重。人参开始滞销，价格下跌严重，参农怨声载道。
　　侯玉兵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政府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滞销危机。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政府官员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他们手足无措。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抚松当地一位官员说，政府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处给人参找销路，一些人跑到江浙等地找买家，“但作用不大，毕竟市场需求就那么大。”
　　此后十多年间，抚松的人参市场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参农被迫转行，人参种植业遭受巨大打击。
　　在经过惨烈的洗牌后，抚松县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人参种植的规范化、标准化上。“越是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越是要保证人参的质量，这样才能走得长远。”侯玉兵说。
　　2007年末，抚松的人参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GAP认证，这被看作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前的杂乱无章到现在的规范化、标准化，迈开了一大步。”侯玉兵说。 & & & &&
　　2008年，抚松的有机人参和西洋参又通过了环保部的GAP认证。
　　目前人参的GAP规范种植技术已在全县范围内普及。
　　不过，对于抚松来说，更大的问题也迎面而来。
　　过去几十年，抚松的参地开发面积不断创下新高，可开垦林地面积逐年减少。于是，2011年后，抚松开始大力发展非林地人参种植，此后3年该县累计建成非林地标准化人参种植基地1439.9亩。为鼓励参农发展非林地种植，抚松每亩补贴6000元，3年累计实施专项补贴近1000万元。目前抚松的非林地人参种植面积已达到6100余亩，占参地总面积的30%左右。
　　谋求转型突围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场危机后，抚松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转型，“只有往产业上游走才有希望，要让人参从原料变成产品。”张君义说。
　　2006年，抚松建立了人参产业园区。3年后，包括修正药业、北京首投在内的3个超亿元人参产业项目落户抚松人参产业园，到2010年园区已入驻企业18户，实现产值22亿元。 & & & &&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把基础种植业和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侯玉兵说。
　　2010年开始，人参价格一改过去十多年的低迷状态，反弹到几十元一斤，且一路攀升至上百元每斤。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抚松2010年的人参总产值达到22亿元，年增长率达50%。 　　 &&
　　2011年，抚松出台《人参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人参产业由规模数量型向集约质量型升级，由初加工产品向精深加工产品升级。
　　此后，抚松趁热打铁引来了一大批企业入驻。目前，广州集团10亿元中药材深加工项目、大自然生物工程公司25万盒人参固体饮料开发项目、森工集团5000万元人参及精深产品加工厂项目都已在稳步推进中，预计将在2015年底投产。
　　截至2014年末，抚松共有各类人参加工企业1844家，实现加工产值84亿元。如今，产自抚松的人参滴丸、人参糖、人参咖啡、人参化妆品、人参酒等产品都已推向市场，抚松更是形成了饮品、化妆品、保健品、药品及食品等五大系列的300余种人参深加工产品。
　　“我们的目标就是发展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到加工，让抚松的人参能够就地转化，变成产品卖到全国。”侯玉兵说，抚松目前已经实现了从人参种植基地到人参产业基地的转变，“这是一个质的飞越。”
　　2014年，抚松人参留存面积占到吉林的四分之一、人参产量占吉林的近40%；人参产值达到110亿元，这一数字离《人参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设定的125亿元产值目标仅差一步。&
　　“我们有信心在今年实现这个目标。”侯玉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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