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句话是否正确？_百度知道
如何理解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句话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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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比如天气预报~局部地区有雨，如果天气预报报了~那么下雨的地方就是局部地区了·这就是偶然的~呵呵~
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以我的观念成功就是把偶然变成必然，科学的进步就是把偶尔能完成的实验，每次都能完成……
好深奥，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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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世纪50年代你怎样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必然性_百度知道
20世纪50年代你怎样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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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来，中国的主权丧失、领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人民被压榨。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双重压力之下，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性主题，中国各社会阶层都在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仅在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而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历经14年而失败。 1860年，洋务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封建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以实现“富国图强”的目标。但洋务运动既不能越封建专制制度的雷池，又不能摆脱对西方先进技术和资金的依赖，
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没能找到自救之路。 在资本主义形成世界体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生社会力量把目光投向资本主义。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如果成功，中国也许可能走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但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强大和维新派严重脱离群众，戊戌变法失败。 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组织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辛亥革命最终的成果被清王朝的旧臣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死后，军阀连年混战，国家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得到改变。 正在中国人民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苦恼和困惑的时候，19世纪中叶在欧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始，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和纠正了“左”、右倾错误，深入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武装和教育农民，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国民党政府自恃有优势的兵力和美国的支持，悍然发动了丧失民心的内战，选择了黑暗的路；共产党针锋相对，率领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为中国光明的道路而斗争。国共两党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展开的大决战，以光明战胜黑暗而结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年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深深陷入经济、政治、信仰灾难的恐慌之中，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危机中日益受到质疑。与此同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辉煌成绩，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迅速彰显。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把苏联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及马克思主义，知识界在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思索时，不少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热切追求，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达到高潮。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近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各阶级的特性。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既要反帝又要反封建。在近代中国，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只要他的理论和他主张的道路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那他就能主导中国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他的理论就会成为人民的信仰，他所主张的道路就会成为人民的选择。
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自1840年到1900年，外国侵略者利用战争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有300多个。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封建主义势力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北洋军阀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国民党政权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领导集团统治中国20多年，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毫无改变。国民党政权不但没有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反而自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1947年前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集中的私有财富共达100亿到200亿美元，相当于全国产业资本的80％。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还不遗余力地排斥、镇压一切先进的思想和革命行动。国民党政权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迫害其他民主党派、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是历史明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走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封建官僚控制下的军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各种新式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此产生并得到一定发展。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和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既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先进、最革命、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天然领导阶级。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既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了中国革命，那么，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而且，社会主义还具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经济适应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第三，社会主义文化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实践上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并不等于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就完全搞清楚了。也不等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他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实干出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完善、发展和创新的能力。 同时，社会主义道路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曾指出，“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事实也证明，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选择。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同时，也使中国的地位得到世界的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而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历史表明，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历史的遗憾”，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哪一个政党或哪一部分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只是主动顺应了这一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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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是历史作出的选择，是无产阶级的选择。这条道路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历史潮流，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独立的封建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此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加速了侵略的步伐。中国的主权丧失、领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人民被压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为了救亡图存，寻找一条适合当时中国生存、发展的道路，近代的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进行了各种尝试。资产阶级共和方案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追求的方法。1851年，农民出身的洪秀全掀起了一场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但由于小农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最后也只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1860年，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他们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来拯救清王朝，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1895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试图在不推翻清王朝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强大与维新派严重脱离群众，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最终的成果被清王朝的旧臣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仍然处于水生火热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没有改变。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国家的命运彷徨和思索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深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1921年，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他们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充分发动、组织、武装群众进行反抗，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战养战，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自己。最终完成了抗日战争，并从国民党手中把政权夺取了过来。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由新民主主义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很自然了。 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引领了中国革命，必然将这场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 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还需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分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积极特性才能弄明白。 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使得中国无法向着光明的道路发展。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们利用战争以及战胜后签订的条约来控制中国，搜刮中国的资源，并且实行资本主义殖民政策，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封建主义势力也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北洋军阀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自然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官僚资本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封建主义，不择手段掠夺人民财富，压榨民族资产阶级，阻碍其发展，中国也就自然走不了真正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也决定了中国无法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因此一直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力量，他们经济上依附帝国主义，政治上又受封建主义的制约，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 既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那么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了中国革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自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是实现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摸索过程，最终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实现国富民强、民族振兴的正确之路。 首先，生产力大解放，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年均3.3%的增速，而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其次，政治上，我们也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严峻考验，比如前苏联解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当时有人质疑中国的前途，但是结果是中国经受住了考验，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台，反而执政地位更加牢固；最后，在人民利益面临威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的子弟兵，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战胜各种困难与挑战，只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98年的抗洪抢险、08年的抗震救灾就是最好的证明。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要矢志不渝地走下去，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去奋斗、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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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如何理解老子的“道”
&&&&作者：
演讲人　方尔加
　& 主持人开场语
　　相传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函谷关的关守尹喜看见东方有紫气西迈，知有圣人将至。不久，老子骑牛来到函谷关，应尹喜之请，写下了《道德经》，随后出关，不知所终，遂有“紫气东来”之说。在民间，骑青牛、御紫气的老子渐渐成为仙人；在中国文化史上，《道德经》则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典籍之一。
　　光明讲坛以前也谈过老子及《道德经》，《道德经》富有诗意的语言同时简洁古奥，使后世学者的解释也言异义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得精神的力量，展现自我并自由地抒发性灵。这次我们听一听方尔加老师是怎样从哲学的层面理解无名无形的“道”的。他的说法别有新意。
　　演讲人：方尔加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历史系
　　▲方尔加，男，日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祖籍安徽省桐城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以来在国内几十所著名高校、党校、党政机关、企业讲解《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作有：《儒家思想讲演录》、《大学中庸意释致用》、《道德经意释致用》。
　　老子之“道”是什么？长期以来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道德经》开篇就设卡堵路――不许使用语言名称诠释“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道”如果能够直接表达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道”如果能够直接给予确定的名称，这个名称一定不是真正反映“道”的名称。一旦下定义就破坏了“道”的本义。“常”者真也，被定义出来的“道”一定不真了。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如此看“道”。一位学子刘观时向王阳明请教“道”：（刘观时）问于阳明子曰：“道有可见乎？”（王阳明）曰：“有，有而未尝有也。”曰：“然则无可见乎？”曰：“无，无而未尝无也。”曰：“然则何以为见乎？”曰：“见而未尝见也。”观时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则明言以教我乎？”阳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王阳明全集》卷四《见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王阳明的意思很清楚，“道”不可言说，一言说就破坏了“道”，越言说，“道”的真实含义离我们越远。法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在谈到哲学真理的特点时说：“形而上学（即哲学）就是一门不用符号（即概念）的科学。”（《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页）这是说哲学层次的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道”虽然不可言说，但是“道”是一定存在的，老子绝不可能杜撰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欺骗世人。可“道”又不能表达，怎么办？为了让世人理解“道”，老子还是撰写了《道德经》，洋洋五千言，想尽办法让世人领会他所说的“道”。如何领会老子的“道”？本人拟讲三点：
　　解读“道”的方法 　“道”是什么，老子强调不可道、不可名，即下不出定义，但“道”却可以被形容描绘出是什么样子。老子的《道德经》各章就是从各个角度描绘“道”是什么样子的。
　　老子明明说“道”不可道，可他还是给道出来了。怎么道出来？不说“道”是什么，只形容描绘“道”是什么样。历史上有此类先例，有的认知对象一时无法下出定义，人们可以在形容描绘它是什么样的过程中研究和开发它。比如“力”，有人认为迄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中国春秋时代的墨家、近代英国的牛顿、当代的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他们对力的研究和开发成就宏巨，使人类今日进入了航天航空时代。有关力的学科分支分层划分得细而又细，研究机构多而又多。可究竟什么是力？仍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没有定义怎么研究呢？人们可以形容它、描绘它、叙述它是什么样子。现在的中学课本说：“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以为，这还是没有说出力是什么，只能说是从宏观低速的角度描绘力是什么样子。“道”是什么，老子强调不可道、不可名，即下不出定义，但“道”却可以被形容描绘出是什么样子。老子的《道德经》各章就是从各个角度描绘“道”是什么样子的。怎样描绘？用喻象性的表达方式。
　　所谓喻象性就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启发人们体悟“道”。按照这种方式来体悟，老子的“道”就是生活之“道”，剥离了生活就不可能领会“道”。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庄子?知北游》）别看庄子对“道”的形容玄不可测，但他也意识到，了解“道”应通过接触眼前卑微琐细之物。
　　深受道家影响的王阳明所说的“道”就是“良知”，他要求学生在具体事物中体会“良知”。王阳明的学生请求老师用语言解析“良知”概念，王阳明认为，若脱离具体事物单独解析会越解越糊涂，只有入于事情中才能弄懂。他说：“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王阳明全集》卷四《文录一答徐成之》）“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王阳明全集》卷五《二答路宾阳》）甚至“饥来吃饭倦来眠”也是求“良知”的活动。
　　从庄子到佛教禅宗再到王阳明，虽然都使用喻象性的方式，但最先使用喻象性方式表达“道”的是老子。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生活在上层的士整天养尊处优，不了解基层情况，听说了“道”，只做文字理解，以为简单，赶紧推行，务求立即成功；生活在中层的士听说了“道”，因其对上层下层都只是一知半解，对“道”的认识模糊不清，不知所措；生活在下层的士听说了“道”不由得哈哈大笑，因为下层的士生活在基层，入于民众琐细之事中，发现“道”就寓于他们频繁接触的日常生活之事中，没有什么神奇的，不由得哈哈大笑。不哈哈大笑说明不懂得日常生活，不懂得日常生活就不可能弄清楚“道”，也就不能行“道”。绝对的“道”就寓于相对的具体事物中。
　　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老子还引用古人的至理名言（“建言”）发挥了这个道理：“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闪亮的“道”就体现在明暗交错的光线之中；笔直前进的“道”就体现在轮回曲折的运动之中；平坦的“道”就体现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之中；最高层次的“德”就体现在参差的“德”性之中；适用性最广的“德”就体现在每一个有局限性的“德”性之中；最刚健的“德”就体现在每一个舒缓的“德”性之中；纯真之质就体现在质地驳杂的物料之中；纯白之色就体现在浊杂之色当中；锐角就体现在秃缓的拐角之中；最优秀的器物由无数有缺陷的器物步步过渡而成；巨大的声音靠寂静才能衬托出；最大的物象是超出一切有形之物的无形；“道”隐藏在万物之中，因其所隐之物的名称为名称，其自身无名。
　　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县的太初宫，相传老子在此写下《道德经》
　　明代刻本《道德经》
　　老子说“道”不可道，但《道德经》五千言对“道”的形容描绘多少还是向世人透露出了“道”的内涵。
　　许多人把“道”解读为规律、法则，这大错特错。从对“道”的形容描绘中我们体会出：“道”就是生命力。
　　怎样理解这种生命力？
　　第一，“道”不可以分割，只能整体把握。老子描绘“道”时竭力强调“道”的混沌性：“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不可致诘”即不可刨根问底，不非要确切地说出“道”是什么，避免将“道”片面化。“有物混成”（第二十五章）形容“道”不可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第二十一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恍惚混沌故不可分割，不分割保持完整，才具有生命力。老子形容“道”用“冲”字：“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第四十五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学者多解“冲”为“空”，但我认为，这个“空”可不是日常生活说的虚空，而是隐含着勃发生机的“空”，所以“冲”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道”这种生命力的特征。
　　老子憧憬“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很多人就此批评老子在社会文明发展上开倒车。这种批评未免过于草率。且不说提出“小国寡民”缘于他当时特殊的背景，更应该注重的是老子是在用“小国寡民”诅咒社会过度的两级分化：“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第五十三章）朝廷无人办公，田地无人耕种，国库空虚，人们困苦。而极少数人却过着“金玉满堂”奢侈腐化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无法继续向前发展。所以老子的“小国寡民”实际是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生命力的渴求。
　　第二，“道”能够激活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生”――激活也。“道”激活整体（“一”），整体激活部分（“二”），部分激活各个部分的统一体（“三”），各个部分的统一体激活了“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这里的“无”是生命力，“有”是整体，“生”是激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第三十九章）“一”是整体。各种天象――日月星辰、风雨雷霆、春夏秋冬，形成为一个有序列的整体。认识到这个整体，人类对天的认识和掌握就清楚明了；大地万象――群山原野、草木花果、湖泊池沼、兽禽虫虱、都邑路蹊、异国群族形成为一个有序列的整体，大家就都过上宁静的生活；种类繁多的占卜活动不相互矛盾冲突，能够共同启发人们应对眼前困境，就会使人感到灵妙；深谷中的土石、水流、草木、昆虫、动物形成为一个相互依赖、良性循环的整体，就会充盈着繁荣；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互相促进、共存共荣，就能够生机盎然。总之，一旦构成为整体，每一个局部就会被激活。整体能够激发局部的生机，为局部提供运行的轨道。一个人无论多么能干，一个品物无论多么优秀，都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体系中。甚至自身有某种缺陷的局部，一旦进入到良好的整体中，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最上乘的统治者是让百姓不知道他的存在，在无形中做成事；其次是日夜操劳，仁民爱物，广施恩惠，受到百姓交口赞誉；再其次是严厉不苟，铁面无私，令人生畏；再再其次是昏庸，无能，缺德乏功，令百姓鄙视。统治者信用不足，民众才不信任他。在以上几个种类的领导人中，老子最注重的是“太上”。“太上”式的领导人治国悠闲、不多费口舌，其功业的完成是百姓做的。百姓没有受到统治者具体的指教和领导，是一种无形生命力激活了他们的自觉性，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本该如此做。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二十七章）这里描绘的还是生命力。善于驭车者无轮迹，善于说话者滴水不漏，善于计算者不用算具，善于锁闭大门者不用门闩别人也打不开，善于捆缚者不用绳索不打绳扣别人也解不开。其实圣人还是要门锁、绳子之类的有形之物。只是强调用无形的生命力来激活这些有形之物。怎样激活呢？“救人”、“救物”。救他们，使他们得其用、尽其才，使天下无废弃之人，无废弃之物。这才叫做长久的明智。例如，老子讲的两种人打交道时，与人为善者是与人不善者的引导者；与人不善者是与人为善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与人为善者通过改造与人不善者，使之成为好人；与人不善者向好人的转变，体现了与人为善者的善良。与人为善者和与人不善者双方互相成就，缺一不可。“道”就隐藏在两者各自的角色中。若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再聪明者也是糊涂。“道”的奥妙就在于此。&　& "道"是什么 　许多人把“道”解读为规律、法则，这大错特错。从对“道”的形容描绘中我们体会出：“道”就是生命力。
　　湖南长沙马
王堆出土的《老子》帛书
　　老子像
　& “道”是最强大的生命力 　
　& “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内在的最原始的驱动力,不凝固僵化，借用无穷的力量，是最大的包容。
　　“道”是生命力，而且是最强大的生命力。为何这样说呢？
　　第一，“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突出点在于自我，即我自己否定自己，更新自己。
　　“道”首先是“母”，“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天地间任何事物都是从“道”这一母体脱胎出来。“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柔顺之神不死亡，她是妙不可言的母性。妙不可言的母性是赋予万物生命力的门径，故称其为“天地根”。“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唯我与众不同，我注重的是万物之“母”，这个“母”就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有那么一个由万物混成的东西，生于天地未畔之前。它寂静寥廓，独立不变，循环运行不息，可以成为天地之“母”。我不知如何命称它，勉强用“道”称呼之，勉强用“大”来形容之。“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第五十二章）天下每一物都有开端，此开端为天下每一物之根――“母”。得到每一物之根，便可深知每一物；守住每一物之根，每一物终身就没有危险。“道”这一层次的“母”是永远不死的，故曰“谷神不死”。
　　“道”不但是“母”，还是“婴儿”：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第二十章）我处懵懂中，如婴儿初生还不能逗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面对强大我要守住细小，就像细小的溪水。波涛汹涌的江河渊源于细小的溪水，有了源源不绝的溪水，江河的生命力――“德”才不会丢失。守住溪水就相当于守住人的生命源头――婴儿，婴儿时期生命力基础打得好，成人阶段身体才强壮。“含德之厚，比之赤子。”（第五十五章）含“德”深厚（生命力足）的人，如同初生婴儿。“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第十章）捏拿抻卷自身的形气，能使之柔韧有生气如初生的婴儿吗？表面看婴儿是空虚无物什么都没有。其实，小婴儿如同含苞欲放的花朵，内涵丰富、潜力无限。潜存着没有释放出来的世界，是开端。不是潜力已经释放完了的垂暮者。“道……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无”并非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生机未显，故称其“妙”；“有”是说有端倪、苗头，故称其“徼”。小婴儿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既有又无的矛盾状态。“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荩湎虏幻痢Ｉ獠豢擅垂橛
　　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第十四章）小婴儿的前途就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和“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恍惚”，非要刨根问底地追问小婴儿的前途，是什么也问不出来的。
　　“母”虽然生命力很强，但如果仅把“道”理解为“母”还是没有真正领会其生命力之强。“婴儿”是东升之旭日，生命力旺盛。但如果仅把“道”理解为“婴儿”也还是没有真正领会其生命力之强。“道”之所以是最强大的生命力，原因在于他既是“母”又是“婴儿”。也就是说“道”既是产生者又是被产生者。“道”自己产生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道德经》首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指开端，是婴儿阶段；“母”是根基，是生命之源。所以《道德经》一开始就展示出产生者与被产生者原本一体。自我更新重在自我，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三十三章）“自知”、“自胜”意味着把自己当做对手，“道”的生命力的强大首先在于此。
　　第二，“道”是内在的最原始的驱动力。
　　一些人认为“上帝”、“真主”、“佛”以及其他至上之神的生命力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是宇宙最原始的驱动力，无需再追问他们之前或背后还有什么更原始更深层的动力。“道”也是如此。“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K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第五十五章）“德”是生命力。含“德”厚的人，如同初生婴儿，骨软筋柔而不僵；小腿乱踹，拳头牢握乱打。为什么？非因毒虫螫、猛兽撕咬、猛禽搏击，其原始秉性如此；小生殖器凸然勃起，非因异性影响而产生交媾之情，其天性如此；这些都是自身生命力旺盛喷涌激发的突出表现，故曰“精之至也”。我们成人哭泣都是有缘由的，因财富而哭，因荣誉而哭，因情感而哭，凡因什么而哭嗓子会哭哑。小婴儿整日啼哭嗓音却不沙哑，“和之至也”，即生机柔和，这也是生命力强大的表现。老子说小婴儿生命力强大，就是因为小婴儿的举动源于不为什么的原始的驱动力。
　　古希腊智者芝诺说万物皆静止（他提出了“飞矢不动”之类的命题），就是着眼于哲学层次的。芝诺找来一个与他的观点相反的朋友当作辩友，不厌其烦地论证世界是不动的，说得口干舌燥，可是辩友却不吱一声，只是来回踱步。芝诺奇怪地问辩友为何不反驳？辩友回答说他一直在反驳，他来回踱步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反驳。辩友的这种反驳是浅薄的。芝诺难道低能到看不到万物在运动吗？芝诺这里谈的是哲学，他是从哲学层次论证世界的静止。他的辩友也应该上升到哲学层次论证世界是运动的，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感性的事实。同理，小婴儿生命力之强大也是从哲学层次上讲的，不能从物理、化学、生物学上理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第四十九章）与人为善的人我善待之，不与人为善的人我也善待之，因为善待他人就是我的品德；讲信用者我对他讲信用，不讲信用者我也对他讲信用，因为讲信用是我的品德。我行善讲信用什么都不为，它就是我的生命力，这一道德力量作为内驱力强大无比。
　　在宇宙中，推动事物发展的最大动力莫过于源自事物自身的内驱力。牛津大学有句妙语：“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这个“火种”、“火苗”就是学生的内驱力）复旦大学物理系过去有个学生书读得马虎，玻璃却磨得很好，老师就发挥他的长处，对他进行鼓励，并不因此限制他。这个学生毕业后，参加了我国最高级的天文望远镜的磨制，他头脑里的火种就这样被点燃了。人无全才，但人人有才，“学校的任务就是发挥学生的天才”（《漫谈中外高等教育之差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编《教学简报》第22期〈总第332 期〉2003 年8 月1日）。另外,当年北大录取的一些偏才如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合肥才女张允和，高考数学都是零分；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当年高考用真情一边哭一边写作文的叶曼，其他科目考分不合格；国际光催化领域响当当的专家付贤智院士，高考分数达不到北大的标准。他们成功的最大动力无一不来自自己的内驱力。老子所说的“道”正是一种事物内驱力的生命力，所以是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道”不凝固僵化。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刍狗”即草扎成的马牛羊祭品。祭祀神灵必须不断更新草扎成的马牛羊祭品，才能保证祭品新鲜，神灵馨悦。祭品用完就丢，就像过河拆桥，不符合世俗所说的“仁”，故称其“不仁”。天地的运行也需要借助具体的万物来实现，万物扮演了“刍狗”的角色。“道”就是这样，其所借助的每一具体物存在时间都是暂短的，随时被新的一拨取代。“道”就是在不断地弃取具体物中实现自身的存在。圣人治理百姓亦然。有些治理措施当时是合理的，给百姓带来了好处，但后来情况变了，需要更换新的措施。可是有些目光短浅的百姓想不开，不愿意变革。圣人为了实现对百姓更大更根本的爱，必须牺牲一些百姓眼前利益，这是对某些百姓表现出的不仁。天地之间如同大风箱，气体不断更新，什么都没留滞，但又具有容纳无数气体的能力。
　　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说“道”既是“无”，又是“有”。“无，名天地之始”，意味着过去的结束了，新的过程开始了。“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无”中有“妙”，“妙”者，有前途但不确定之意，所以“无”意味着事物不会凝固。“常有，欲以观其徼。”“徼”，苗头也，迹象也。“有”非既成的固定之物，而是事物过程的开始，内含着发展前途。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肯定是丰富多彩。总之，无论是“有”还是“无”，都包含着变动不居的意思。“洼则盈”，不断地往下陷才会不断有新东西充实进来；“敝则新”（第二十二章），掰掉老的才能长出新的;“大盈若冲”（第四十五章）,能漏空的器皿才能盛入无穷之物。“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道”的运动就是不断否定旧的；“道”的功能是在灵活性中实现的；有形的东西永远被无形的东西所激活。总之，这些对“道”的描绘和形容就是要说明“道”是活的，永不凝固，所以说“道”是最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道”借用无穷的力量。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为学”是学习征服改造世界的知识，增益能力，用自己的能力去征服改造世界。“为道”就是借用世界的要素，减少主体力量的使用，直至不用自己的力量（“无为”）。治理天下须借用天下的要素，强行向天下推行自己的意志，就会治理不好。老子接着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老子还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十八章）好的武士用不着舞刀弄枪；善于作战者不用耀武扬威；能致胜者不与敌方直接接战；善于用人者待人谦下。以上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坚守不争的品德。不争并非真的不争，而是借用对方的力量与之争，不用自己的力量与对方顶牛。这里讲的“用人之力”，就是借力打力。美籍华人程进才先生撰文谈太极拳“四两拨千斤”中的舍己从人的原理:“太极拳的歌诀讲到，‘蜣奂钒葱肴险,上下相随人难进，任凭巨力来打吾,引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空合挤出,沾连粘随不丢顶，’与对方交手时,按照太极拳的歌诀要求，不顶不丢，引进落空，这就是运用舍己从人的原理。与人交手并非用拙力和对方相对抗，我守我疆,莫失重心，首先是不前俯后仰，稳定自己的中心，完全控制对方的来势方向，听准对方劲的大小,准确接捋对方劲的着力点。不卑不亢，心平气和，屈伸往来，不顶不丢，顺其势，化其力，引进落空，舍去自已的抗力顶劲，顺从对方的劲力方位路线，使对方力量用尽落空，我方再顺势加力把对方打倒。例如：对方以猛力向我打来,我舍己从人，不但不以猛力还击，且不与对方相抗,我并不受力，而是顺其打来之势,向对方劲的前进方向捋之，加大对方向前冲力，岂有不跌倒之理。就像陈照丕（陈氏太极拳一代宗师）所说‘得机得势，当埸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对方虽重千斤，只要舍己从人，四两之力牵动,拨之必倒，这也是从舍己从人中体现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以慢胜快的‘四两拨千斤’的妙用。”（《试论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三期第24页）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说法,是老子“用人之力”哲学绝佳的比喻。
　　体现在关于治国安邦上，老子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第五十四章）即借用个人之力管理个人，借用家族之力管理家族，借用一乡之力管理一乡，借用诸侯国之力管理诸侯国，借用天下之力管理天下。“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第二十三章）这里的“道”指宏观层次，“同于道”即从事于宏观工作就借用宏观的要素；“德”指微观，“德”即从事于微观工作就借用微观要素；“失”指淘汰，“同于失”即从事于淘汰方面的工作就借用被淘汰事物的要素。《道德经》有的版本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借用万物本身的要素，不逞己能（第六十四章）。“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四十九章）圣人治理民众不逞己能，只借用民众自身的要素，所以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在农业生产中以虫治虫也是一种借力。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说:“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是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宋神宗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庆州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生了“子方虫”（危害粮食和牧草的黏虫，又称剃枝虫、行军虫）,正要危害秋田里的庄稼。忽然有一种昆虫产生了，样子像泥土里的“狗蝎”（蠼螋，俗称夹板子、夹板虫、剪刀虫），嘴上长有钳，成千上万，遍地都是；它们遇上子方虫，就用嘴上的钳跟子方虫搏斗，子方虫全都被咬成两段。十天后，子方虫全被杀尽，年成因此而获得大丰收。这种虫过去曾经有过，当地的人称它为“傍不肯”（四部丛刊?续编?子部，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光盘版1998年2月）。现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已经很普遍。蜘蛛是害虫的重要天敌。农林蜘蛛种类很多，我国稻田蜘蛛约有280余种，棉田和橘园蜘蛛各有150余种，茶园蜘蛛有190种，森林蜘蛛有140余种，草原蜘蛛有120余种，菜地蜘蛛有70余种。蜘蛛的种类和捕食害虫的数量在害虫天敌中可算得上是冠军。如果少使用农药，每亩稻田中的蜘蛛可达8万~10万只，它们能捕食掉60％~92％的害虫。1984年，湖南省推广水稻保蛛治虫1700余万亩，不仅节省了农药和防治用工，而且大大减少了虫害损失，合计经济效益约达7亿元。同时，生产的稻米没有农药残留，成为“绿色食品”。这正应了老子的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
　　第五，最大的包容。
　　“道”的胸怀最大，无所不包。“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第六十七章）天下都说我行的“道”巨大，似乎不像什么。就是因为太大，世界每一物都比“道”小，所以似乎不像什么。若非得让“道”像什么，比如像高山、像大海、像太阳、像天空，所像的东西无论多么巨大，总是有限的。人追逐名利也是一样，地位无论多高，财富收入无论多多，时间长了仍会不知足。如果非得说“道”像什么，所像的东西无论多么大，最终还是把“道”贬低为渺小。“道”之“大”不是简单的空间之大，而是哲学之大。其哲学之大的内涵包括：a，模糊不计较，一计较就渺小，成大事者遇小事经常糊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第二十五章）“道”的性质是混一万物，恍惚而不分彼我。b，利万物而不争。母亲不与女儿争美，父亲不与儿子争本领高，神不与万物争强。女儿的美为母亲所赐，儿子的本领为父亲所赐，万物之强为神所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高层次的善只对万物有利，不与万物相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道”利万物就是为万物注入生命力并激活之。c，反对单极化，追求共存共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天下都认为某一个东西美，结果忘记了这个美的东西离不开丑的东西的衬托。没有了衬托，美就不成其为美了。善也是一样，没有不善者的衬托，善就不成其为善。所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这个世界不能只关注矛盾的一方而忽略矛盾的另一方。要容纳矛盾的各个方面，不能单极化。“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第二十七章）圣人救所有的人，不让一个人被抛弃；救所有的物，不让一个物被抛弃。无论是“善人”还是“不善人”都应被“道”所容纳。
　　总之，老子追求的是包容万物，而不是相互对抗。老子这一思想后来演变为儒家的“中庸”――双赢。《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万物共同生长，互不妨害，各行其道，互不碰撞。纷繁具体的微观事物如同无数条流淌的小河，而宏观的大法则同大江大河汇合万物，波涛汹涌。天地的巨大繁荣就在于万物各自生存、发展、彼此共存共荣。
　　以上对老子“道”的理解，不再把老子的思想理解为消极、退让、倒退。老子以他的睿智洞察到在宇宙中到处存在着“道”也就是到处都存在着生命力，而且这个生命力是最强大的。我们后人通过研读《道德经》应该寻求的是如何激发事物的生命力。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互相激发生命力，群体之间互相激发生命力，上下之间互相激发生命力，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之间也可以互相激发生命力。
　　明代画家张路画的《老子骑牛图》
　　宋代晁补之绘《老子骑牛图》
　　元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赵孟\笔下的老子
　　唐景龙二年刻《道德经》石碑，左为碑阳，右为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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