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万里茶路起点：武夷山下梅古村 牛力 绘制
武夷山下梅村
缘何成为晋商办茶首选地
9月11日上午，在福建武夷山市的下梅村，秋雨连绵。
10时许，跨当溪而建的祖师桥上空，憋足了劲儿的阳光穿透云层，绵绵细雨停了，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
此时，沉寂了百余年的下梅村梅溪岸边的景隆号渡口变得热闹起来：在一位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的商人的带领下，一队身穿短衣肥裤、手推独轮车的伙计组成的运茶队伍，在景隆号古渡口边的验货门前停下。
▲在古渡口师祖桥前的贩茶实景表演
“足斤足两——起运码头——吉时已到——响鼓喧声……”卸下的茶箱堆放在码头岸边，经现场验重、验货、封箱等手续后，被手脚麻利的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搬至停靠在渡口边的竹筏上，船工驾筏顺梅溪西进崇阳溪，达崇安县城登岸北上，由脚夫运往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
至此，武夷岩茶进入江西境内，然后踏上路途遥远的万里茶道。
▲贩茶实景表演
当天，“爱上晋中、牵手南平、出发武夷——万里茶道再出发”出征发车仪式在武夷山市下梅村举行。9月12日上午，作为晋商故里的晋中市，在茶香四溢的武夷山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文旅推介暨招商宣传活动。
在古渡口祖师桥前的贩茶实景表演，真实重现了300多年前晋商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贩茶时的一幕。
当溪边上南北两条街是过去的老茶市，站满了下梅的父老乡亲，他们兴奋地说“当年的晋商又回来了！”山西晚报记者遇到了55岁的毛志英：“今天下雨了，‘水’就是财，贵人来了才下雨，贵人给我们带来了财运，晋商就是下梅茶商的财神。”
▲贩茶实景表演
一片看似普通的绿色叶子，经多道工序加工，就变成众人喜闻乐见的饮品。
人们端杯品茶，啧啧称奇之余，更为一个传奇的经历而感慨不已：山西，作为一个不种茶的内陆省份，缘何能与相距遥远的产茶区武夷山结下数百年之缘？当年的晋商是如何在武夷山寻找到了这一驰骋300多年的传奇商机？并由此开创了为后人所称道的纵跨中蒙俄三国的万里通商古茶道？
考察“万里茶道”的晋中人
中国作为茶的故乡，茶叶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人类“饮料之王”和“健康天使”的美誉。
65岁的张维东，曾任晋中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调研员，是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兼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从2006年起，为了考察当年晋商贩茶的艰辛创业历史，他追寻山西茶商当年的足迹，一直沿万里茶道到节点城市寻访，进行实地考证，国内的节点城市去过多次，3次去蒙古国、4次到俄罗斯考察。
2011年，他与《茶叶之路》的作者、美国作家艾·梅霞相约，到蒙古国去考察。2014年，他又与俄罗斯伟大的茶叶之路研究会一起以自驾车的方式，用40多天的时间，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横跨欧亚大陆。
张维东曾经4次带领摄制组到茶路沿线拍摄影像资料。万里茶道主路13000余公里，就是经过他的实地考察得出来的，使这条晋商靠脚走出来的茶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茶道”。
2006年5月，武夷山市政府竖立在下梅古村的“晋商万里茶路起点”石碑，就是他参与策划的，为的是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亘古未见的历史。
▲武夷山市政府竖立在下梅古村的
“晋商万里茶路起点”石碑
万里茶道最初起点为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现武夷山市）下梅村，而与下梅相距20多公里的星村、五六公里的赤石两镇也先后成为茶市，其中尤以星村茶市为盛，贸易量较大。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下梅村，面积为9.6平方公里，600多户2800多口人。
“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从《崇安县志》中记载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个从规模上看算不得大乡村的村庄，从清初期已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十分活跃。清乾隆年间，武夷山茶在下梅集运转销，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
张维东说：“经过多年的研究，国内学者们不断得出新的研究成果，对晋商万里茶路的学术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下梅村
哪位晋商最早来到下梅村？
山西商人来武夷山贩茶，被当地人称为“西客”。
这些“西客”在每年清明前，就来到崇安，官吏眼中的商人是“财神”，热情招待，礼遇有加。据民国时期的衷斡《茶市杂咏》记：“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
那么，晋商中是谁家最早来到武夷山采办茶叶的？张维东认为，因时间久远，史料缺乏，难以定论。不过他认为，目前还是有多条线索可供参考，值得探讨。
李晨光在《晋商茶路》中先后提出，祁县渠家可能是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武夷山的茶商。“大盛魁”的分号“三玉川”在清乾隆、嘉庆年间，武夷山已有茶山5000亩和茶场7座。榆次常家九世的“万”字辈也从雍正、乾隆年间进入下梅茶市，与下梅邹家联手经营。
据此，从现有的晋商各大家族史料来看，具备最早远涉武夷山资格的只可能是祁县县城内的渠氏家族。
▲祁县渠家大院 图｜网络
另据《晋商冀家》记载，晋商介休北辛武冀家，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冀家十四世冀州升在武夷山下梅村与茶商李氏学习焙茶技艺、学习销茶贸易多达一个多月。
以上线索准确与否已无从考证，却足以说明晋商到武夷山办茶历史悠久。
为啥晋商找到“茶”商机？
茶，对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就是“天使”。
游牧民族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茶叶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这句话并非夸张之言。
蒙古人、俄罗斯人是怎么喜欢上中国茶的？
1638年，蒙古浩特阔特阿勒坦汗与俄罗斯特使斯达尔科夫会面，送给俄国沙皇包括200包茶叶在内的礼物被带回莫斯科。
估计这位蒙古汗王也没能料到，随着俄罗斯上层贵族痴迷茶叶欲罢不能，后来逐步走进俄罗斯百姓生活之中，成为家庭中必备的饮品，一天不喝上几杯茶就不出工。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也就会出现商机。
境内并不产茶的山西，在当时信息传递手段并不快捷的条件下，晋商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到“俄蒙客户需要茶叶”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商业信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生产茶叶的国家，而武夷山是出好茶的地方。
早在唐宋时期，武夷山的“龙团凤饼”作为官茶已名扬天下，而且是非常适合游牧民族熬制奶茶的必需品。
从明代一直到清中期，由于政府长期实行禁海政策，导致武夷茶销路不畅，使得武夷山一带的茶叶无法从海路运往海外及东南亚市场等地销售，这对当地茶农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由于滞销，寻找茶叶新的销售渠道，成为当地茶农和茶商的当务之急。而政府也只能以降低税赋来吸引晋商等茶商前来贩购，无形中也就为晋商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晋商正是在诸多利好因素的汇集下，敏锐地瞄准了出现的市场需求，在确认武夷山茶的质量前提下，终于历经磨难将武夷茶运至恰克图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用商人的脚板和驼队蹚出300多年的商业辉煌。从此，万里茶道载入史册！
▲20世纪初的中俄边境口岸重镇恰克图，
可见其市集之繁华
▲行进在大漠中的运茶驼队
收藏家的老物件：
万里茶路上的晋商印迹
根据资料显示，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进入武夷山贩茶，并凭借其吃苦耐劳、开拓进取、诚实守信、善于经营的精神，创下了辉煌业绩。民国《崇安新志》曾记载下了下梅茶市当年的繁荣：“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运不绝。”
时至今日，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依然留存着无数曾经晋商的印迹，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印证，才让后人更加笃定，以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为主体的“晋商精神”，是真正的晋商之魂。
9月12日，山西晚报记者在武夷山当地收藏家魏水才家中，见到了数百件与晋商茶商有关的老物件。
一杆杆公平秤，一只只茶箱
见证晋商跨越万里的坚守
这是一杆长约1.8米的红木秤，配着一块5公斤左右、雕刻精美的青古秤砣，秤杆显著位置上刻有“常盛记茶庄”字样。据介绍，当年晋商来武夷山贩茶时，为示诚信，都会定制一杆这样的秤，留在茶农手中，来年春天再收茶时，继续用它称量。所以，它不仅是一杆公平秤，更是茶商和茶农之间代表信任的良心秤。
▲魏水才（左）与常家后人常孝东和老秤合影
另一件是直径约25厘米的木制茶壶，壶柄刻有龙纹，选材用的是太行山崖柏，打开壶盖，可以闻到崖柏特有的香味，可以装15斤左右的水。之所以做成这个尺寸，也是因为当年茶商过于忙碌，大壶装水多，节省时间。
▲木质茶壶
还有一只木制茶箱，也是采用北方特有的核桃木制作，上面刻着“晓晴分雀舌”字样，是专门用来存放雀舌茶的容器（雀舌是武夷岩茶的一种）。
另一有代表性的物件是一只竹编茶篓，上面写着“刘广利号”，茶篓内外全部用桐油刷过，可以防水防潮，是用来运输茶叶的。茶篓里装好茶后，再用牛皮纸包起来，运到目的地后，再重新分装。
这几件老物件，都是魏水才从当地晋商后人手中收回来的，它们特有的材质以及用途，都印证着与晋商千丝万缕的关联。
“关设山西解州城内西街东头路北便是”“关设山西省城太原市按司街路南电话二百六十号”……在魏水才的藏品中，有许多民国时期的茶叶罐，上面精美的图片印刷可以看出当时茶叶行业的繁盛，当然更多的是明确显示出的山西线索。
一封封家书
万里茶路上的纸短情长
一封家书，报平安，议国事，劝置家，述思乡。
“今于月十二日晚忽叛兵土匪同时起事焚烧抢掠数日夜官署被时皆无准备钱当而行未被害者十之二幸而轻等号中未遭此险连日询问咱村在京之人……”这是一封万里茶路的家书，又称为报平安信，讲述着万里茶路上的晋商鼻祖们在外遭遇叛兵土匪抢掠劫后余生，向家里报平安的故事。
20多年前，魏水才在老家武夷山市一位村民家里发现了一封晋商家书，便开始萌生收集晋商家书、寻找武夷山相关茶庄印迹的念头。如今，他收集了几十封晋商家书，有的从归化城、张家口、山西祁县等地邮寄，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太谷“锦生润”票号、“长裕川”票号、“大生诚茶庄”“宝聚兴茶号”等。
一封封看似轻便的家书，却又厚重得让人落泪。
几百年前，兵荒马乱，风餐露宿，沐雨栉风。船运、驴驮、骆驼背运到大漠孤烟，背井离乡奔走在万里茶路上的晋商们，不畏自然环境恶劣，不惧前途艰险，以坚毅的勇气、开拓精神、晋商智慧，开辟一条万里茶路商道，借此谋利改变自身命运。
出门在外，牵挂埋藏。出走的晋商鼻祖们以家书传递作为心中念想。“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魏水才将收藏的晋商家书称之为“艺术品”。
晋商家书信封寓意深远，细长的信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牡丹花、芙蓉花、渔樵耕读等图案，暗含着富贵、平安、吉祥、生意红红火火等重要旨意。而信封上的“封”“启”……信纸上的尊称、格式、毛笔书写等都极为讲究，字迹更是大气秀丽又潇洒，字里行间饱含着他们的艰辛与信念，也深藏着个人使命担当。
▲晋商在万里茶路上写下的家书
见字如面。一封封保留下来的晋商家书，家国情怀、回望家乡、历经艰险、晋商精神的道义与深情。
家书的形式有很多种，口信、结绳、树叶、烽火、泥板、布质、羊皮纸……清代，家书遗存更为丰富。晋商家书，曾经是晋商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掌柜与伙计、晋商与家属亲人之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表达。晋商对于书信极为重视，在晋商总号中，还将看到“信房”及晋商书信职位的设置。
▲ 出发！采访团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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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吉毅 孙佳森 赵琴
图 ｜ 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马立明 寇宁
闽北日报记者 伊凡
水墨绘制 ｜ 牛力
图片版权归原机构或作者所有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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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特有的以碟饮茶习俗1638年，俄国使者瓦西里·斯塔里科夫奉命出使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以茶叶招待瓦西里一行，并拿出200包茶叶作为礼物，请瓦西里转交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输入俄国的开端。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神奇的东方树叶逐渐征服了俄国人，成为其生活必需品。俄国茶具当一种物资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后，它必将催生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链和繁荣的贸易网络。以茶叶为载体，在中俄两国政府和商人的推动下，一条起于南中国产茶区，经陆路穿越蒙古高原最终到达俄国的茶叶贸易线——中俄万里茶路逐渐形成。这是继15世纪丝绸之路彻底中断之后，亚欧大陆又兴起的一条国际贸易大动脉。0117世纪中叶，随着俄国势力推进到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清王朝征服蒙古高原，两国领土毗邻为双方开展贸易创造了地理条件。雅克萨之战后，中俄两国达成妥协并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如果说《尼布楚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划定两国边界，那么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主要意义则在于沟通两国贸易。条约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贸易。······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愣河之恰克图、尼不潮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毋庸取税。”自此，恰克图正式成为中俄两国陆路唯一通商口岸。翌年，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中国商人则于1730年在恰克图对面的中国境内建立了买卖城。买卖城清朝前期和中期实行较为严厉的“边禁政策”，原则上禁止汉人穿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商人前往蒙地经商，须向理藩院申请、登记、备案。这一政策直接将大部分商人排斥在了对俄贸易之外，有机会获得对俄经商特权的是与清廷关系密切的晋商。明朝时期，晋商就凭借地理优势与蒙古地区进行茶马互市，成为沟通蒙古高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纽带，赚取了第一桶金。明清鼎革之际，晋商为满清入主中国做出了贡献，因此才有了以范永斗为首的“八大皇商”，他们拥有其他商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特权。恰克图开市之后，已垄断关内和塞外贸易的晋商纷纷前来开办分号，他们依托雄厚的资本、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纯熟的经营之道，迅速垄断了恰克图贸易。“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八十余家。”当时，俄国饮茶之风盛行，上流社会喜欢往茶水中加入蜂蜜、糖和牛奶，配上面包圈和蜜饯。底层人民则喜欢大碗喝茶，配上黑面包，味苦回甘。俄国几乎不产茶，巨大的市场需求只能从中国进口得到满足，因此，茶叶很快从恰克图贸易中脱颖而出，成为晋商输出的主要货物。庞大的茶叶市场空间和高额的利润（晋商从福建贩茶到恰克图可赚3倍左右利润），驱使晋商不辞艰辛，南下江南茶区，北通朔漠草原，开辟了一条长达5000多公里的茶叶转运线路。万里茶路示意图晋商最初将万里茶道的起点设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他们雇佣当地人从事茶叶种植、采摘和加工，然后用独轮车翻山越岭110公里将茶叶运到江西铅山河口镇，走信江入鄱阳湖到九江，然后溯大江而上至汉口，再逆汉水北上700余公里直达襄阳，换小船后进入汉水支流唐白河，行驶140多公里后到达水运终点站河南赊店镇。进入河南平原后，茶叶改用骡马大车运输，由孟津渡口过黄河，然后骡马大车换成毛驴，穿越崎岖难行的太行山，经祁县、榆次到雁门关，之后毛驴换骆驼，分东西二口北上进入大漠草原，东面从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北行2000多公里，直达恰克图，西面从晋北右玉县杀虎口经归化（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到恰克图。02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营商环境从来都不容乐观，要开辟和维持如此漫长的商业运输线绝非易事，这不仅对商人资本和运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也对国家政治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万里茶道兴起之初，江南产茶区并没有大规模的茶园，农户在自己的田头屋后种植、采摘、加工茶叶，卖给茶行、茶馆，过着半自然经济的生活。当晋商带着明确的市场需求和大把资金到来后，产茶区茶叶的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和资本运作被一体打通。茶路沿线的码头、镖局、客栈、饭庄、货场、会馆、骡马舟船、搬运行帮，以及为茶商提供资金周转的票号，这些因茶而生的行业借势蓬勃，在水陆兼具的跨国贸易中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茶叶产业链。茶叶烘焙茶叶过称5000多公里茶路所过城镇、关隘、险途无数，既有贪官兵痞们“逢关纳税，遇卡征厘”，又有水贼响马们要“留下买路财”，路途之艰难险阻，不亚于西天取经。运输问题解决之后，终端交易也是一大难题。当时没有可供双方共同遵守的贸易协定和交易规则，晋商需解决如何与强悍的俄国商人进行自由、公平的交易，进而形成成熟贸易机制的问题。显然，在整合如此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维持茶叶运输线的畅通无阻，以及最终完成国际交易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不是商人所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创造环境和提供支持。 景隆号，源于1718年，是清代茶商邹茂璋与晋商精诚合作贸易武夷茶时创办的第一个茶商号。首先，虽然清王朝没有大力支持商业发展，但它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秩序，即使这种秩序可能因官吏的腐败和低效而大打折扣，但最低限度的秩序也好过无序，这是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软因子。其次，清帝国的统一与稳定为长途贸易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虽然有地方政府的盘剥和沿途盗匪的威胁，但盘剥是有节制的，威胁是有限度的，长途茶叶贩运的利润完全能打的住这些损失。最后，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是一个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庞大帝国，能以对等的地位与俄国展开外交和贸易，保护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当时，恰克图没有超经济的压力，双方自由贸易，清政府的理藩院与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总管各自用行政手段约束和管理双方商人，保证贸易有序进行。恰克图驿站之印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晋商克服重重困难，将恰克图贸易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台阶，1755年恰克图贸易额达837065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茶叶贸易也水涨船高，从18世纪60年代的3万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升至1800年的69580普特。19世纪上半叶是恰克图茶叶贸易最辉煌的时期，1820年中国茶叶出口俄国超过10万普特，1848年中国向俄国出口369995普特茶叶，价值超过1000万卢布，达到了历史最高峰。03恰克图贸易的兴盛离不开清王朝盛世一统的支撑，当清王朝日薄西山时，繁荣了一个多世纪的万里茶路也走向了衰落。乾隆年间，因俄国商人破坏贸易秩序，清政府曾一度关闭恰克图贸易，此举令俄国茶叶价格暴涨，直到俄国屈服并作出保证后，清政府才同意开放恰克图，在1792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中，清政府在第一款中劈头盖脸训斥俄国：“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翼开市。”恰克图的俄商茶叶仓库清朝虽然有点盲目傲娇，但不可否认，此时清朝对俄国仍有威慑力，有能力维护本国商人利益。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外强中干，两国均势打破，俄国终于露出獠牙。由于无法在海上与英法竞争，俄国企图“独享内地陆路贸易”，1851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了在伊、塔两地设领、贸易免税、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打开了中国西北大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开放后，恰克图的垄断地位不再，恰克图贸易随之逐渐衰落。恰克图贸易的萎缩只是衰败的开始，对万里茶路打击更大的是1862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规定：俄国商人可赴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可以在中国内地购买土货回国，开辟天津至恰克图的新商路，税率从轻。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在新疆和蒙古地区的贸易免税权。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晋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对万里茶路的垄断获利。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南方采买茶叶，在汉口设厂制茶，一举打破了晋商的垄断，消解了晋商的茶贸业务，弱化了万里茶路的功能。1863年，汉口出现第一家俄国砖茶厂，采用蒸汽机制造砖茶，质量和效率远超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俄国商人还改变运输方式，将茶叶从汉口用轮船运到天津，再以驼队运到恰克图，比陆路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俄国商人享有的免税、减税政策，直接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中国传统茶砖机1868年，恰克图的晋商商号，由原来的120家猛降到4家，其衰落可见一斑。重臣刘坤一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用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恭亲王奕訢也坦言：“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因之利为所夺。”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同样危害深远的是《天津条约》，该条约使俄国能利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进行海路贸易，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促使俄国开辟了汉口至敖德萨的航线。相比陆运，海运在运载量和成本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到19世纪90年代，经敖德萨进入俄国的中国货物总值已达1300多万卢布，几乎与恰克图方面齐平。至此，万里茶路的衰败已不可逆转。04清王朝国势的衰颓，使万里茶路的存在环境急剧恶化，这种营商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体现在外国商人利用各种特权和优势挤压本国商人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体现在国内社会秩序失控导致的商业活动举步维艰。羊楼洞砖茶装箱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晋商在福建的茶叶基地和茶叶运输线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白银两百万两。不得已，晋商又投资开辟两湖茶叶基地，以湖南安化、临湘羊楼司、湖北蒲圻羊楼洞等地为茶叶集散地。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各地叛乱，于1853年放开了厘金制度，对国内商人征收厘金（一种商业税），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雁过拔毛，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为扭转颓势，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获得清政府允许。晋商在俄国开设的茶叶店两大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1869年晋商对俄茶叶贸易迎来了“小阳春”，贩往俄国的茶叶数量逐渐追上俄国商人的直接贩茶数量（11万担），1871年更是达到了俄国商人的两倍。此外，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行，抢夺俄国市场。然而好景不长。1873年，晋商为了进一步降低运费成本，打算像俄国商人一样用轮船将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然后再到恰克图。但是走水路会避开绝大部分厘卡，这对清政府来说意味着税收减少，在清政府的反对下，晋商只能照旧走陆路，接受沿途地方政府的盘剥。1875年的恰克图此后，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俄商从中国直接贩茶量持续上升，而晋商因后劲不足，不升反降，被俄国彻底甩在了后面。对万里茶路形成致命一击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茶叶可从中国港口海运到海参崴，然后直达莫斯科，整个过程只需7周，每磅茶叶的运费仅需9美分，而从天津经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输时间是19个月，传统的万里茶路更是望尘莫及。穿越大漠的运茶驼队到一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路铁路联运已完全取代万里茶路，存在了近200年的中俄万里茶路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万里茶路走向销声匿迹的同时，在俄晋商展开了绝地反击，为抢占市场，晋商对俄国中小茶商采取赊销办法——先赊给他们茶叶，销售之后返还茶款。不料这些茶商或因经营不善，或因恶意赖款，导致晋商回款无望，赔累甚巨。晋商先是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遭软弱无力的清政府拒绝，之后又在俄国法院起诉，结果败诉，只能咽下苦果。1909年，俄国颁布法令，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晋商在俄商号大量倒闭，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05中俄万里茶路兴起于清帝国最强盛的时期，衰落于清帝国的没落期，其起伏的命运与清帝国的兴衰几乎一致。万里茶路的衰败，固然有晋商转型失败的因素在内，但这种衰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商业生态。在不同时期局势面前，清政府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直接影响着万里茶路的方向与规模，并最终决定着万里茶路的兴衰成败。恰克图茶叶交易情景当老朽的封建王朝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面前节节败退时，赶着运茶驼队迤逦而行的晋商，已追不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当清王朝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时，贸易中心向沿海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大陆贸易线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国运即商运，诚哉斯言！内容策划：高端袋泡茶品牌-蒂芙特聚焦茶人茶事，服务茶业经济；传播茶叶文化，缔造品质生活。千年茶文化，一品蒂芙特。您还可以在今日头条、搜狐、微博、腾讯、微信、京东上找到我们。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