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狐狸吃后能吃药吗?

  被誉为“大漠之子”的蒙古族著名作家郭雪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活跃至今,他为读者奉献了一系列呵护生态、呼唤良知的精神佳作《大漠魂》、《沙狐》、《沙狼》……也为自己赢回一个个奖项。他说,好作家要像劳动人们那样,不能生产文化垃圾,而要生产文化精品。新年伊始,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新长篇《银狐》,倾注了他对人与动物、人与生态环境保护更多更细腻的关注。
  记者:作为一个出生在内蒙草原的学者作家,20多年来你一直致力于家乡自然景象和人文特色的创作。此次新长篇《银狐》是您《沙狐》、《沙狼》、《大漠狼孩》动物系列后又一部关注人与动物的小说,为什么会对动物题材一往情深?
   郭雪波:首先说明一下,《沙狐》《银狐》等不是纯粹的动物小说。主要还是描写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与大自然和动物发生的冲突,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思考。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破坏地球生物链,甚至狂妄的要重新安排生物链秩序,这已经引发了地球诸多灾难。我觉得人类现在应该反思些什么。一个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基本创作原则。尤其,在我老家,狼和狐狸正在绝迹。
  记者:这个问题很现实,2004年,《狼图腾》出版热销,让图书市场深受狼的诱惑,跟风的图书不少;去年出版的《藏獒》,出版社一开始就是奔着对台戏开唱的;今年您的《银狐》出版,让人很自然联想到这股跟风的继续,对此,您介意吗?
郭雪波:说跟风有点冤枉我。我写的《沙狐》发表于1985年,《大漠狼孩》出版于2001年,也比《狼图腾》早3年;银狐的故事,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构思和创作,中间停了些年。两年前,把稿子交给出版社。《银狐》的故事,甚至是我小时候在村里的经历。我们村里有个老猎人,就是老铁子的原型。他专打狐狸,后来打一只老白狐,枪炸膛了,他才住手。如果说跟风,我不知道是谁跟谁的风。其实完全两码事,追求反映的思想内涵完全不一样。是两种写作。
   记者:由于《狼图腾》的阅读率极高,人们还是自然地用《银狐》对比《狼图腾》,甚至我看到不法书商把你原来出版的《大漠狼孩》换了封面,标上“继《狼图腾》之后,作者又一本新作”出售。对此您什么感觉?
  郭雪波:有关《狼图腾》问题,把狼硬说成是蒙古人的图腾,在蒙古族学者和读者中间,已有很多反弹意见。我个人也觉得把五千年汉民族文明比喻成吃草根的“羊性”文化,总打不过吃肉的“狼性”文化代表蒙古族,这种说法很不确切。汉文化的扩张性无法阻挡,现在整个亚洲被儒家文化所主导,你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哪个站住脚了?而且,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如果只有狼的血性,他根本不可能横扫欧亚,狼的血性岂能概括蒙古文化的思想哲学内涵?这种比喻说法毫无历史性,是肤浅的。其实,哪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狼性和羊性,如果硬这样比喻的话。据说那个小说里,也描写东部蒙古人如何坏,西部蒙古人如何好,我已听到不少东蒙同胞很有看法和愤慨。
  盗版商盗版我《大漠狼孩》时,把我名换成某某人,我觉得很可笑,很无聊。经济利益使人们颠倒黑白,利令智昏,失去灵魂的纯洁,很可悲。
  记者:说到狐狸,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诡异、狡诈、多变。后来看了电影《狐狸的故事》,被狐狸的丰富细腻的情感动容震撼,对狐狸的印象从此改变。看了《银狐》之后,尤其是描写差点挨了枪子儿的老狐狸空手回家,五只狐崽围着老银狐转蹭戏咬,似乎对老母没带回食物大为不满。老狐狸此时那双歉意的眼睛特别拟人特别感人。如果说《聊斋》赋予狐狸狐仙、诡媚、狡猾的形象,那《银狐》则赋予狐狸更深的人类性?这些感觉怎么来的?
  郭雪波:母性,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是有共性的。甚至应该说,人类更有动物性,甚至人类有时被利益驱使,还不如动物母性那样无私和慈柔,人类母亲弃子卖子屡见不鲜,但母狐身上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小时野外放羊,常遇到带崽子的狼和狐。这种灵感来自生活和想象。当然,人类母亲的伟大之处更多更丰富。
   记者:您的父亲是一位草原说书艺人,您自己也是研究蒙古族文化的学者作家。我看到书的封底有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对您作品的称赞。那么,本民族的读者怎么评论您的作品?
   郭雪波:《银狐》刚出版不久,本民族读者反映还不大清楚,网上看到老家读者读后向别人推荐的帖子。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包明德(蒙古族)读后,已写了专评。并在接受报刊采访时评价好像不错。但听说该书出版后,一月之内已经再版了3次。
   记者:您阐述过一个观点:作家跟劳动人民一样,劳动人民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供老百姓生存,作家写作是创造精神财富,绝对不是精神垃圾。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学有一种沦落状态,是不是与作家的写作态度有关?
郭雪波: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创造精神财富,而不是精神垃圾。前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巴黎,在萨特咖啡馆喝咖啡时,我想起了萨特的著名作品《为什么写作》。它被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知。从巴黎回来后,我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有个记者采访时曾问我,“你得过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和其他奖项,可很低调,别人都不知道。可别的获过该奖项的人早已大红大紫”。其实说开来,这点也是一个“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文学不必具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作家不该光为获奖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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