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本南族（Penan）这样的原住民朝夕相处于丛林深处，才有机会在顿悟中触及那个原初的真相——大自然本性暴虐，人类适而生存。
银棕色的林梦（Limbang）河水流湍急，宽约百码，浓绿的密林覆盖两岸。岸边枝叶纷披，错综纠缠处简直无路可行。河流时而经过一片大卵石，时而掠过一溜小沙滩。空气湿热，水汽氤氲，沁人心脾，掺混着苔藓、泥土与河水的气息，就像凑近盆栽深吸一口嗅到的那种芬芳。彭·梅古特（Peng
Megut）把我的野营装备拖下狭长的木船，麻利地用藤条绑在自己的手织背包上。他两只手腕戴满黑色、蓝色的串珠手链和细细的藤编手链，左手还戴着一块模拟指针式天美时黑色塑料腕表，时间定格在九点十分。两条小腿紧挨膝盖也各套着七只藤环。他有一头蓬乱的乌发，前短后长，披到肩上。腰间系着条尼龙绳，下悬一把24英寸长帕兰刀，刀鞘为手工木制，交替缠箍着黑棕两色丝线。下穿一条黑色宽松工装短裤，上身一件印着“Shit
Happens”（总有倒霉事）大字的咖啡色T恤。然而，西式服装遮掩不住底下的身板，这么魁梧的人我还从没见过，显然经历过另一种人生的种种磨砺。他的小腿跟脑袋一样粗，壮实的大腿不逊于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里的跑卫。一双光脚堪称巨无霸，前脚掌宽达七英寸，每个脚趾缝就有半英寸宽。
彭扛起背包，拿上配八英寸钢刃的六英尺吹箭木管，走进了森林。我紧随其后，不知道去哪儿，还有谁加入，将会看见什么，只知道像彭这样的人已是绝无仅有的了。我所掌握的有限信息包括：沙捞越仅存的几小片未遭砍伐的原始林应该就在这个叫乌鲁林梦（Ulu Limbang，即林梦河上游）的地方；这里曾是本南族长老阿隆·塞加（Along Sega）的家，他还是瑞士人布鲁诺·曼瑟（Bruno
Manser）的导师，这里也是后者的浪游之地。布鲁诺是个传奇，他和本南人一同生活了六年，渴望成为他们的一员，积极呼吁让他们呆在雨林中，而不是去过定居生活，他也反对伐木，为本南人申讨土地权益，但最终他挫败了、感到一切幻灭，消失在雨林大山中。有人认为他自杀了，也有人认为他被政府谋杀了。我知道彭的父亲苏蒂·梅古特（Suti
Megut）曾接触过布鲁诺；还有，彭答应在三周内把我带到隆塞里丹（Long Seridan），据此地直线距离约30英里。
布鲁诺（左）和阿隆·塞加
一天，我意外收到布鲁诺·曼瑟基金会驻地主任西蒙·凯林（Simon Kaelin）的电子邮件，我来巴厘岛之前跟他在巴塞尔见过一面。“我即将前往隆吉塔（Long
Gita），那里正是阿隆·塞加曾与布鲁诺一起生活的地方。”他写道。他只待两晚，如果我四天后去林梦跟他会合，他可以带我进森林，并把我介绍给当地人。这个九人基金会是一家运营良好、收支平衡的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巴塞尔一栋庄严的楼房里，其宗旨是为本南族代言出力，行事低调而计划周详。上次见面时，西蒙表示可以帮我与认识布鲁诺的本南人建立联系。可他经常出差，很少给我回邮。我已有几个月没得着他的音信了。我甚至不太清楚他提到的“见见本南人”是什么意思。人人都说森林已然消失，本南人都安家落户了；在加里曼丹和沙捞越的那些日子也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本南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已消亡殆尽。最好的结果无非是西蒙把我介绍给某位仍记得布鲁诺的本南老人，或许他还会偶尔打上一天猎。即便如此，也值得一试。
我从巴厘岛出发，经吉隆坡转机来到滨海城市米里。机场里开了一家星巴克，似乎不太妙。再搭半小时短途航班，这才抵达依傍着同名河流的宁静小城林梦。“危险！小心鳄鱼。”码头上竖着这样的警示牌。市区内哐当哐当穿梭着丰田海拉克斯皮卡，车斗里通常捆扎着越野轮胎和五加仑一桶的汽油，后尾扬起一股股尘土。林梦依然带着点儿原始气息，仿佛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入口。当晚，我透过旅馆客房的窗户，遥遥望见山里冒出一片巨大的火光。
布鲁诺消失在最远处的山附近
第二天早上，西蒙和法国电台记者安娜·帕斯托儿（Anne Pastor）打出租车来接我。开到近郊一所吊脚木屋旁，换了车和司机，继续驶往老越市，中途要穿过文莱。“本南族要在隆阿当（Long
Adang）附近开会商量几件事，其中涉及一个拟建的水坝项目。”西蒙说话时，收音机传来辛蒂·罗波和阿黛尔的低吟高唱。“这是他们的会议——是他们自己组织召开的——我只是列席，表示支持。我和安娜在那边过一夜，你想待多久都行。”我们沿着平坦的双车道铺砌路面蛇行在青山之间。出了文莱，又进入沙捞越，三小时后，司机把我们放在老越一家旅馆的门前。过了几分钟，来了两辆底盘高高的黑色四门海拉克斯，车上下来五个人。虽然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可他们都是本南人。我们钻进其中一辆皮卡的后座，出发了，另一辆跟在后面。前后座之间搁着一支单筒猎枪。十分钟后，铺砌路面到头，皮卡驶上了颠簸的伐木泥路；车子一直在爬坡，经过一座座青绿的矮丘，大部分覆盖着棕榈油树。天空转阴，乌云沉入山谷，下起了灰蒙蒙的雨。司机科米尤克（Komeok）把车子切换到四驱模式。“你带了别的鞋子吗？”西蒙问。
“只有这双。”我指了指脚上的网球鞋。
“操，你穿这个可不行。”科米尤克伸手从座椅背后掏出一只塑料袋来，内有一双廉价的模塑足球钉鞋。“我有一双备用的，”他说，“39码。”正合适。“你拿去穿吧。你还需要这个，”他晃荡着一双齐膝厚袜，“防蚂蟥的。”
“你可以看看沙捞越的卫星地图，”西蒙说，“八九十年代全是森林，可到了2000年，也就是布鲁诺失踪的那一年，森林消失了，或者说大部分消失了。布鲁诺和森林一块儿不见了。他们原先叫他‘本南之子’，现在叫他远走高飞的人。”
泥路切进绿色的密林，但这是砍伐后的次生植被，灌木层层纠结，几无行走或打猎的空间。一辆摩托车超了过去，后座上的人握着一根长长的吹箭管。
太阳落山了，四周一片漆黑。时间接近晚上九点，已经开了五个钟头，我们驶离主路，颠跳着滑下一道陡坡。这是一条由深深的辙印开辟出来的绿色隧道，空间狭窄，皮卡一路擦着枝叶前行。涉过一条河后又开了几百码，停在一所木板屋前。屋子的大小差不多能泊进一辆车，一把挂锁锁着门。隆阿当在林梦河对岸，由于水涨得太高，无法驾车通过。“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正在附近铺设天然气管线，”西蒙说，“按理说应该把路修好，现在看来没有这回事。这几天雨多，河水太深，今晚是开不过去了。我们就睡这儿，明天再试试。”
科米尤克用榔头起子撬开锁。屋里本是泥地，现在全成了烂泥。乌黑的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寒意阵阵袭来。无数知了和蟋蟀吵成一片。每棵树顶上都乱舞着一团团忽明忽灭的萤火虫。吊床刚拴好，科米尤克又在皮卡车斗紧挨防翻架的位置横搭上一块木板，绑结实，随后翻出一盏连着6伏电池的探照灯。“我们去打猎！”他说，“鹿、熊、豹、野猪、箭猪，有什么打什么。”他和另一个本南人跳进驾驶室，第三个本南人抄起猎枪，翻进车斗，坐上临时搭就的“板”凳。皮卡轰鸣着冲进雨夜。夜里我没听见他们返回。第二天起来，木屋外面已经摆好了两只毛茸茸的猎物：一只灵猫，一只熊狸。
天一亮我们就钻进皮卡，颠簸了十分钟，来到林梦河畔。棕黄色的河面宽有一百英尺，水势汹汹，处处是漩涡与驻波。“只能蹚过去了。”西蒙说。
我倒吸一口冷气，只得硬着头皮换上短裤和塑胶钉鞋。一个本南人抓过我的包，连衣裤都没脱就冲进河里。我战战兢兢下了水。三步之后水已没腰，推得我左摇右晃。幸亏科米尤克抓住我的手，两个人在奔涌的水流中慢慢挪着步子，不时绊到河底的石块，终于上了岸。
雨林深处的河流，水势颇为湍急
1990年代，本南族在政府和卫理公会的敦促下定居于隆阿当，住进了一间间盖有瓦楞铁皮顶的简易吊脚木屋。进了村，我看见小鸡在脚下啄食，还有一群群狗在四处转悠。西蒙跟当地人聚在一块儿议事，科米尤克带我来到一所干净的小屋，屋里铺着塑料地板，木柴微微燃着一堆火。我们围在长条桌旁喝起了热甜茶。一对瘦小驼背、上了年纪却不显老的夫妇走了进来。他俩的耳垂有六英寸那么长，不过现在都没戴沉重的耳环。婆婆一头长长的灰发扎成马尾，手腕上戴满镯子，脖子上坠着一条红色串珠项链。她紧握我的手，摩挲我的胳膊，又抱住我，用脸颊轻擦我的肩膀。两位老人都耳背，也不会说马来语。这些森林已经砍掉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木材，可这个村子仍然不通路，也没有学校。我想起马来西亚第四任及第七任（现任）总理马哈蒂尔1992年曾以私人名义致函布鲁诺，谴责其出于白人的傲慢，一面享受着本国的优厚福利，一面阻碍居无定所的本南族提升生活水平，堵住族人奔向更美好生活的通道。他的说法也许有几分道理，但只是说说而已。本南族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森林消失了，所换取的利润却并没有让这个社区沾到什么光。木材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里为什么依然没有平坦的道路、像样的学校与诊所、公共交通以及入户的自来水呢？隆阿当建了一批小木屋，寥寥几家装了电灯，还有教堂一座，从河里取水的公用龙头一只，此外再也看不出任何投资迹象了。
不久西蒙回来了。大家决定把会议地点从隆阿当移到森林里。“你去了就知道了。”他说。
我们一行15人挤进两条左摇右晃的30英尺窄长木船，溯流而上。水势凶急，苍翠的林子纵列两岸。我想到布鲁诺也横渡过这条河，还下水游过泳。峰顶雾气缭绕，天上白云疾走，此刻，我第一次感受到婆罗洲的野性，感受到那种蓬勃的生命力。马达全速运转，推着木船劈波斩浪。船首与船腹各站着一个撑篙的本南人，负责保持航向，不断有水越过船帮溅进来。中途经过一个大弯，水很浅，河底全是石块，内弯布满大块儿的卵石。大家只能下船，像船夫那样拽着船过弯。
一小时后，木船靠向一片枝叶悬垂的沙滩。本南人跳下船，爬上岸，走进林子，不一会儿返回，说就是这个地方。这处河岸没有标记，上去就是无边的密林。我不知道本南人是如何传递消息的，又是如何行动的，总之，很快就有其他人冒了出来，他们从四面八方钻出丛林，仿佛是魔法召唤来的。一整天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本南人加入，T恤衫、牛仔裤、棒球帽、汗衫、polo衫、Chuck
Taylor版匡威……从头到脚都是西方休闲穿戴。他们一来就抽出帕兰刀开始干活。转眼沙滩上已经生起了一堆火，科米尤克给熊狸燎毛，另一个人把灵猫剁成小块。“这位是门伊特·阿隆（Menyit
Along），”科米尤克说，“阿隆·塞加的一个儿子。”他把我介绍给一位留着椒盐色小胡子的瘦汉子。“布鲁诺就像我兄弟。”门伊特说，“我们一看到野兽，一看到河流，总会想起布鲁诺。以前我和他一起打猎，一起采西米椰子。可惜他走了。”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谈到布鲁诺时，我也尽量说着这种简单扼要、近乎老套的话。我感觉，经过这么多年，布鲁诺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即使对于曾和他朝夕相处的人，也不例外。
本南人男女分工不明确，女人同样参与搭木屋等事
男人女人没有明确分工，大家都在忙着把小树砍倒后拖出林子，将柔韧的藤蔓分成细条，最终搭成了一间长30英尺、离地一英尺的木屋，三面围合，屋顶还带挑檐。人人少言寡语。他们在泥台上做了个壁炉。他们又搭了一间小屋，是给安娜独用的。他们摆出饭菜。灵猫和熊狸的肉，盛在塑料盒里的米饭，装在罐子里、浸着野猪油的黑肉，大片的黄瓜。暮色四合，蝉声大噪，萤火虫忽闪起来，众人——这时约有40人——聚在木屋里促膝而谈。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话题围绕着上帝、信仰，以及如何与加拉毕族（Kelabit）联合反对政府拟建的水坝项目。西蒙作了简短发言。接下来是科米尤克。教士先带领众人祈祷（我听到马来语的“上帝”——Tuan，“主”的意思），又开始谈别的。我蓦地悲从中来。他们虽然穿着西式服装，定居或半定居在隆阿当这样的小村里，但毕竟秉性难移。这些人仍旧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他们能自如地穿梭在森林里，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盖好一座棚屋，他们都是猎手并以猎物为食，而且，都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另一方面，种种现象表明以往的协议并未兑现，补偿也不到位；沙捞越州首席部长塔伊布及其他许多人赚得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并没有回流到这个社区，惠及失地的族民。
我向旁边爬了几步，上了吊床，听着轻轻的交谈声和森林的天籁，渐渐沉入梦乡。其他人直到天明方才散去。
我醒来时，不少人已经离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就在这时，西蒙把我带到了彭的面前。“这位就是你要找的人。”他向我介绍说。之前我留意过此人，两腿壮实得不可思议，一双赤裸的巨足乍煞着脚趾头——他是那天唯一一个不穿鞋的本南人，也是唯一按传统式样留着前短后长披肩发的人。彭会说一点儿马来语，马来语与印尼语相近，所以我们能进行基本的交流。西蒙用流利的本南话对他说，我打算徒步穿过森林去隆塞里丹，再从那里的机场飞往米里。这条路本南人两三天就能走完。而我这样的西方人，彭估计要五天。我说还需要一个人，得有人替我扛行李，我担心自己扛不动。彭点点头，掰着指头算了算，始终没有与我对视。他说话的声音近似耳语。“好的，”他说，“不过要是我们想歇了，就得歇。想打猎，就打猎。”
“18天，”我说，“只要18天内能赶到隆塞里丹就行。”他又掰起了指头。点点头。就这样谈妥了。半小时后我们俩一起走进了森林。这是一条浓荫覆盖的光秃秃的沙子路，大致与河流平行。彭走得沉稳从容，每隔几分钟就回头看看我跟上没有。这一路不难走；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烈日下的隆吉塔村。叫“村”有点儿夸张，这里只有一块草地，三四间粗糙的木板屋，一间离地十英尺、缺一面墙的新建吊脚木屋（内有三张薄床垫），一座木板造的简陋教堂，三间圆木搭成、藤蔓绑定的传统本南小屋；其中一间应该就是彭的家。
隆吉塔四面环绕低矮的青山，幽深僻静。没有商店，不通电，不通路。彭把我的行李扔在有床垫的那间屋子，再领我去自己家。三间小屋呈半圆形，围着一根伸出地面的黑色塑料水管。各家门前的柱子上都拴着一只猴子。我们踏上一根砍出缺口当梯阶用的圆木。屋子大小如一张特大号双人床，顶上盖着破旧的蓝色塑料防水布。他的妻子乌恩（Uen）——后来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阿隆·塞加的女儿——蹲在一个闷烧的火堆旁，她身穿蜡染纱笼和T恤衫，浓密的黑发披散在肩背。火上搭着一个架子，上有黑肉块和堆码整齐的引火柴。地板上搁着一整只毛乎乎的野猪头。乌恩从火上提起一把被煤烟熏黑的水壶，给我冲了一杯加糖的速溶黑咖啡。彭看了看肉块，切了几片到一只塑料碗里，说，“Kumon。”意思是“吃”。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一，他说，我们离开隆吉塔进森林。他见我手腕光光的，便把自己一半手链褪下来，递给我。乌恩也照着做。现在我两只手腕戴满了蓝色、黄色和黑色的串珠手链。“本南人！”他笑着说。
下午，彭的三个儿子现身了。个个都很帅——找不到其他词儿来形容——分别约莫13、15、17岁的样子，不过孩子们都不知道自己几岁。他们脸上都带着酒窝，两条腿形如活塞，脚趾像父母一样乍煞开；假如是在曼哈顿的街道上碰见这些孩子（当然是穿着鞋的），你并不会特别留意。他们身着牛仔裤和T恤衫。老三乌林（Ulin）常常爆发出一阵大笑，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喜欢盘起头发扎一个武士髻。老二乌迪（Udi）有一部廉价诺基亚手机，通过电线连着四节绑成串的一号电池，用来听马来西亚流行歌；他常常高调地在头上戴一条大花手帕，我完全不明白是何用意。早上，男孩们带着帕兰刀、毒箭筒和吹箭管满世界转悠；傍晚回家，口袋里塞满了松鼠和斑斓的鸟儿。彭会虔敬地一一捧起猎物细看，而后再拔毛或燎毛。我们会把这些猎物吃个干净，主食是凝胶状的棕色西米粥，吃起来就像烟熏过的液态空气。即将开始的徒步之旅让我紧张不已，另一个旅伴是谁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试着问彭在隆吉塔落户多久了，但没听懂他的回答。他家太小，我怕打扰他们，便经常坐在河边或在自己睡的屋子里看书。
周日傍晚，彭从烤火架上取下一只长方形蛋糕盘模样的容器，是用树叶做的，里面盛着黑褐色的糊糊。“Bahaya！”他说，意思是“危险！”他用手指捅了捅自己的胳膊和腿，又摇摇头。“Bahaya！”这是新熬好的毒汁。父子几个一起给短箭头部蘸毒液，有些箭头是将易拉罐剪成小片后敲打而成的，蘸好毒液的短箭都小心地晾在一旁。他们干到很晚才收工。
周一早上，晴热无云，我走到彭家吃早饭。“Kumon，”他说，“Kumon！你要吃很多，因为今天我们进森林。”这下明白了。没有第二个脚夫。他们将举家出动。他们把所有家当全部收拾起来：揭下屋顶防水布塞进藤编背包；捆好水壶、锅和廉价塑料碗杯；包起黑肉块、西米粉和少量大米。彭把自己所有财物装进了一口廉价铁皮箱，再和藤包绑在一起，最后把我的包绑在顶上。这件行李太重了，我连提起来都困难——估摸有一百磅。他轻松地往肩上一扛。乌恩的包并不稍逊，可她同样举重若轻。三个儿子也都身背行李，带着吹箭管和毒箭筒，腰带上垂着帕兰刀。他们解开猴子。有村民划船把我们渡到对岸，迎面是一堵草木葱郁的山崖。五个本南人带着四根吹箭管、三条狗、一只猴子，还有我，开始爬山了。
森林吞没了我们。我不久就领悟到，彭一家并不住在隆吉塔。其实他们居无定所。或者说，只要进了森林哪儿都是家，就像野猪、犀鸟或别的飞鸟一般踏实而自在，他们乐在其中并分享这种快乐，这让我始料未及，深受触动。森林无边无际，枯叶、断木、蛛网、白蚁丘，一股腐坏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巨蚁、蚂蟥、蛾子、蝴蝶、鸟儿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彭一家在这里如鱼得水，沉浸在天人合一的快乐中。
后来，我们闯进了一片未开发的原始雨林，因地势陡峭且多处于高海拔区，尚未遭到砍伐；其环境依然保留着远古时的状态，比金字塔还要古老。我们沿着一条几无痕迹的小径纵向攀爬。参天大树的根部布满苔藓，树冠直径足有一百英尺，树干直径也有十英尺。地表覆盖着潮湿的腐叶和朽烂的断木。由无数蚂蚁排成的队列蜿蜒跨过小径。时有蓝色小蝴蝶从眼前一闪而过。那只猴子拖着一根六英尺长的链子在林子里闪转腾挪，活像一个只有两岁又得了多动症的运动健将；不管链子勾在什么地方，它都能用灵巧的小细手指把自己解开，重新蹦蹦跳跳地上路。父子几个模仿大雉咕咕、吱吱地叫着，引得鸟儿纷纷回应。一小时后，我的两条腿就累得发起抖来，而我的背包只有十磅重。歇脚时，彭拿出跟我胳膊一样粗的黄瓜，切成片分给大家。吃完接着赶路。他们个个都是疯狂的猎手，唤鸟，悄悄收住脚步，抬头紧盯某处枝叶，冲出小径朝树冠吹箭，回来时袋子里已经塞满蓝色、黄色、绿色的小鸣鸟，还有松鼠。凡是会动的，有心跳的，都是父子几个捕食的目标。
背着一百多磅行李、带着狩猎用具和猴子的彭
我们一整日步履不停，上下陡坡，有时小径险到仅几英寸宽，一失足就会滚落数百英尺的山崖。小路泥泞湿滑，我很庆幸像三个男孩那样穿着钉鞋。半英寸长的大刺不断扎在我的胳膊腿上。这一路彭依然光脚，身背百磅行李，两条腿血迹斑斑，不是划伤就是蚂蟥的杰作。这种紫色的虫子要么蠕动着钻进我的鞋袜，要么死死粘在我的手臂上。我们遭遇了一片密不透风的林子——这里的树木曾被砍伐殆尽，如今长成了枝丫重重勾连的灌木林，几乎无法通行——幸好不久就突出重围，来到了一条伐木路上。阳光刺眼，灼热。沿路走了半英里，再度进入原始森林。彭在路边一棵树上砍了六道缺口，最后再补一道，把一株树苗插了进去，树尖指向林子。这是一个标记。表示人数为六，行路方向如所示。这个标记是为谁做的？我不得而知。
下午过半，我们走下一处山坡，眼前出现一条宽约十英尺的小河，河水闪着锌皮色，在一道天然石坝前打着旋，汇成潭。我们丢下行李，跳了进去。彭、乌恩和男孩们在河里雀跃、泼水、嬉笑、玩闹，凉凉的清水洗净了丛林留下的血污和汗迹。猴子蹲在一块岩石上看着这家人。三条狗大口大口喝着水。我们头顶上伸展着一大片树冠，筛下斑斑点点的阳光。在密林深处的溪流里沐浴、畅游，这段小插曲让一整天变得神奇起来，我也完全融入了这家人的快乐之中。
彭一家在溪流中畅游、沐浴，气氛愉快
下午四点前，日头偏西，森林渐渐变得晦暗。在小溪几乎断流处——深不及半英寸——他们止住脚步，放下行李，开始搭木屋。一家五口个个奋力挥舞大砍刀，半小时后，一间形似隆吉塔那儿的屋子就搭成了，还生好了一堆火。猴子在椽子上爬来爬去，不时招惹一下狗，最后坐到我身边，用小细手指仔细耙梳我的头发找虱子。一家人都不怎么说话。我在两棵树之间系好吊床，彭用藤蔓将防水布悬挂在树身上，帮我搭了个篷子。一眨眼已入夜。乌恩走开一会儿又回来了，长发湿漉漉地微微闪光，赤裸着上身，但并没有在我面前露出丝毫拘束羞涩之态。我累坏了，两腿酸痛，多少年没这样“拉练”了。夜晚转凉。四周爆发出响亮刺耳的嗡鸣声，萤火虫翩翩起舞。我正缩在火堆旁取暖，乌迪和杜伊（Dui，他是老大）突然站起，带着吹箭管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去干他们最喜欢的事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猎物，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辨认回来的路。彭点着了几小块达玛树脂，温馨的火光涌满小屋，冒出的烟闻起来甜丝丝的。我们挤在一起吃啊吃啊，我头一回见识到人的胃口竟能这么大。西米粥、米饭、鸟肉、松鼠肉，还有从风干的野猪头上割下来的黑肉条，都是我们的盘中餐。样样食物人均一份，连最不起眼的鸟儿都给切成了一块块硬币大小。一家人欢笑声不断。之后他们削起了箭杆和充当箭尾的小块软木。
彭一件一件东西挨个指过来，同时用本南话叫出名称，我跟着学一遍，用笔记下。夜里下起了雨，两个孩子还在外面不知什么地方，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也没有几点回家的规矩。气温越来越低，我冷得直哆嗦。而彭还打着赤膊，他好像不会冷也不会累。我又想起了布鲁诺。用他的话说，我现在已经“深入母腹”。这趟举家野营之旅还看不到头，孩子们从来不会不高兴、耍脾气，也不可能开小差去看电视或玩手机。这一家人不用打卡，不用付账单，浪迹天涯，除了对这个家尽义务，别无其他责任，陪伴家人似乎是他们永远不会厌倦的一件事。他们生活在一间巨大的食品店里，想吃什么就去拿什么。他们放响屁，爱咯咯笑，说起话来却轻声细气，也从不争吵。凡是需要的他们一样也不缺，富足得不可思议。本南人没有身外之物，然而又拥有一切。森林里的财富不可计数，仿佛一座庞大的银行金库，堆满了红宝石、钻石和金块。正因为他们的森林太稀有、太珍贵，贪得无厌的富人才会过来争抢，以暴力手段重新分配这笔财富。现在彭和他的家人反倒成了怪人，因为只有他们苦苦坚守着最后一小片森林，而在不久前，森林还满满地覆盖着这座世界第三大岛。
男孩们从黑咕隆咚的林子里回来，打断了我的思路。他们浑身湿透，两手空空，也许心里失望，但从神情上看不出来。我们又吃了一顿，随后我上了吊床，雨点噼里啪啦砸着头顶上的防水布。
早饭吃松鼠肉，男孩们又去打猎了，这次带回来一只漂亮的拟啄木鸟，黑色的长嘴，翠绿的羽毛，额头红艳艳的。彭照例把鸟儿捧在手中，张开翅膀，估算岁数，仿佛它还活着，然后才拔光羽毛，噗的一声扔在烤架上。我们再次打包好全部家当，又启程了。我们沿着山脊向上攀爬。一对犀鸟从眼前掠过，狂野地把翅膀扇得嗖嗖响。高高的山脊上忽现一片开阔地，四面都能望见绵延起伏的苍山。彭朝一个方向指了指。那是一条挖建中的深沟，用于敷设从沙巴通往米里的管道。他又指指北面一个山头，两座石灰岩尖峰从植被中兀然耸起。“Batu
Lawi。”他说。这就是布鲁诺登过的巴杜拉威山，他曾在上边过夜并录下自己唱的歌，他最后一次露面也正是在此山附近。这座山离我们不远，直线距离约20英里。
我们继续赶路，下坡重又进入密林。究竟是不是有路可循？我无法判断。枝叶遮天蔽日，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彭每隔几英尺就要砍倒一些细小的幼树。长着半英寸棘刺的条状灌木频频勾住我的衣裤。到处都是蚂蟥。我们掉了个头往回走。明白了，根本没有现成的路。我焦急起来，断定队伍已经迷路了。我假设自己一个人游荡在这深山老林里。简直难以想象。万一摔倒崴了脚，断了腿，怎么办？光线越来越暗。我们不停地走，上坡又下坡，披荆斩棘。彭始终光着脚板，驮着百磅重的行李。突然之间，我们又回到了依稀可辨的小径上。仿佛发生了奇迹。不，应该归功于彭，他当然是认识路的；彭似乎对这座森林的每一寸土地都了然于胸，他这半辈子就没离开过森林，有无数次徒步和捕猎野猪的经验。
跟他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他像鹰级童军（美国童军晋级计划中的最高一级）里的美国著名拓荒者、探险家、肯塔基州的开拓者“丹尼尔·布恩”。他能身背百磅行李一整天沿着湿滑的小径上下山，从未迷过路，歇下来就搭木屋，再通宵打猎；他说话轻声细语，从不拔高嗓门，什么东西都与家人分享，以实际行动为儿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天下午，在连续七小时徒步后，我们终于放下了行李。我是一步也挪不动了，而他们转眼间就搭好了一间木屋。彭赤裸上身，肩背插着猎枪的小藤包，迈进了漆黑的夜——当然还是光脚。几小时后返回，但没有收获。“Babui。”猪，野猪。“我看见它们的脚印了。我跟了很远。很远！”他没有沮丧，也未流露丝毫急躁情绪。我们就吃仅剩的一点儿东西，几块鸟肉，一罐有烟熏味、食之寡淡的西米粥。之后他换了个方向潜入黑夜，一去又是几个钟头，这回手里多了只灵猫。乌恩立刻把它剁成小块，浸在一锅水里。在黑灯瞎火中吃饭让我狼狈不堪。我看不见自己在吃什么。“Kumon！”彭说。“Kumon！”乌林也说。没办法，我只能伸手进锅，抓到什么是什么。脚、尾巴、爪子、肠子。食物就是生命，一丁点儿都不能浪费，油水再少，也是卡路里的来源。这种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令我肃然起敬，而森林的宏大与丰茂，甚至那股死亡的气息，也都让人心生敬畏；人与自然竟能如此和谐相处，我更是前所未见。再看看我，怕冷怕湿怕热。除了火堆和这家人带给我的温暖，几乎没有舒服的时候。木屋刚刚搭完，就迎来了蟑螂和蚂蚁的大举入侵，没几分钟已经爬遍了屋子。夜里，我把能盖的都盖上了，仍然瑟瑟发抖，还要忍受沙蝇一刻不停的叮咬。然而白天也没有好过多少，在下午最热的时段，成千上万只嗜汗的隧蜂嗡嗡地将我包围，密密麻麻地叮在胳膊、腿和脖子上。以森林为家的本南人拥有动物般的生存技能，旁人只有艳羡的份儿。
我们在这里歇了几天，彭和男孩们到处打猎，往往天不亮就出发。等他们回来，大家就吃早饭，过几个钟头吃午饭，黄昏后吃晚饭，入睡前还要再吃一顿。我们长时间聚在小屋里，说啊，笑啊，父子几个削着箭杆，乌恩则娴熟地用浅黄色和黑色的藤条编背包。之后，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艰苦的一天，我们在倾盆冷雨中赶路，蹚过河流，翻过倒伏在地、覆满苔藓的朽烂树干，攀爬一伸手就能摸着地的陡坡。经过一连串的磨难，我在精疲力竭中，恍然觉得“神”已近在咫尺，不是某位全知全能的神，而是那一大片孕育人类诞生的原始汤（一种生命起源理论提出，45亿年前地球海洋中产生了含有机分子的“原始汤”，这些有机分子是闪电等能源促使原始大气中的甲烷、氨、氢等发生化学作用而形成的）；也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其实一无所知，这世界本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我由衷地敬佩本南人，也敬畏他们这座高深莫测的森林，这座原始而神圣、却又令人胆寒的森林；面对森林，我们渴望去表达，去阐释，去适应，尽一切努力融入其中。我想起德国人类学家蓓鲁特· 高迪卡斯（Biruté
Galdikas）写下的一段经历——她曾经花费数年跟踪观察一对猩猩母子，却在某一天意外发现它俩都饿死了。“我们原始的家，”她写道，“并不是花园，而是由大自然主宰的荒野。就我所知，大自然固然有纯洁的一面，可也有残酷、无情、野蛮的一面……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大自然的黑暗面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苹果象征着文明的起源，从狩猎、采集进化到栽培植物、驯化动物，最后诞生现代科技。我第一次为夏娃尝禁果而感到欣喜。大自然给了人类一条出路，即发展文明。一想到树冠上有个孤独的巢穴在摇来晃去，里面盛着小猩猩卡尔的遗骨，而另一个巢穴里躺着母猩猩卡拉生蛆的尸骸，我就禁不住落泪。大自然没有给它们出路。”
我们跋涉中的这座雨林是残酷的，一如本南族的生活。我浑身上下不是擦伤就是蚂蟥和其他虫子的咬伤，而且总是湿淋淋的，一天下来又累又冷，也没个沙发躺一躺。与本南族这样的原住民朝夕相处于丛林深处，方能有机会在顿悟中触摸到那个原初的真相——大自然本性暴虐，人类适而生存——在物质充裕的工业社会，这个真相早就被人遗忘，再要体会已是难上加难。
经历了那个漫长而艰辛的一天后，我的内心发生了转折；我变得听天由命，忘记了时间和空间，不再关心我们去往何方以及何时能到。我们来到一小块空地，在一间开放式木屋里过了几天，这里的几间木屋都无人居住，可能被遗弃了。我躺在吊床上摇来荡去，盯着天空发呆，任凭隧蜂吮吸身上的汗。当河流阴凉而平稳的时候，我脱个精光，慢悠悠地在水里洗个澡，然后坐到圆滚滚的大卵石上。乌林找到一张尼龙渔网，补好了破洞；我跟着他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看他捞几英寸长的小鱼；最后都交给乌恩做菜。彭跟儿子们去打猎，接下来准定是一顿饕餮大餐——除了灵猫，我们还吃过一头鹿，彭给它去内脏和切块时，鲜血漫遍了地板。
布鲁诺（中）和本南人一同商议对抗伐木公司
一天晚上，彭翻了一会儿包，掏出一个塑料文件夹，内有一叠纸。他递给我一封皱巴巴的信，边上都磨烂了，落款是1999年。我认出了笔迹，是布鲁诺独具个性的全大写字体，内文如下：
本南族人致沙捞越州首席部长
尊敬的巴丁宜·丹·斯里·阿卜杜尔·塔伊布·马哈茂德阁下：
我们本南族人的生存当前面临重大问题：三林和LLT这两家隶属于您所辖区域的公司正在采伐乌鲁林梦的森林，已经毁坏了我们饮用水源、食物源和墓地。恳请阁下爱民如父，吊销所有侵入本南族家园的伐木执照，保护赐予我们生命的原始森林。不胜感激。向阁下及夫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五个名字旁边分别按了五个拇指印，其中包括阿隆·塞加以及彭的父亲苏蒂·梅古特。16年来，他一直把这封信带在身边。
我们暂住的这片空地四面环山，一出发就要爬陡坡。我们爬了一整天，登上一道密林覆盖的山脊，我的GPS显示海拔3500英尺。我们为云雾围绕，寒气逼人，地上堆着厚厚一层腐烂的枝干树叶。我们发现了三间毗邻而搭的本南式小屋“残骸”，彭正在查看哪间可以修一修过个夜，打树林里钻出一个男人。他也牵了只猴子，缠着本南族传统腰布，臀部外露，一头前短后长的披肩发。他和彭面对面坐下，都把猴子抱在手里。两人悄悄交谈着，却都不看对方。几分钟后，那名男子离开了，消失在森林里。一家人砍树的砍树，搬运的搬运，捆扎的捆扎，开始修补其中一间木屋。夜幕降临，浓厚湿冷的云雾滚滚而来，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寒意更浓了，乌恩生了两堆火，用蕨类植物在木屋下面做了一只圆顶狗窝。三条狗都靠在火边，紧紧地蜷成球。
我注意到黑魆魆的林子里出现一个光点。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在雾中飘摇摆动。一行手举火把的人影如幽灵般从云雾里冒了出来。是那个身缠腰布的男人来作客了，后来知道跟来的都是他家人，有大人有小孩，还有一位赤足老妇，身穿绣花纱笼和黑上衣，高高的颧骨，长长的披肩灰发，光彩照人，气质不凡。她直视我的眼睛，拿起我的手，轻轻握住，微笑着把我的双手按在自己温暖的面颊上，来回摩挲了几下。“一家人。”彭说。大伙儿挤进我们的小屋——一方斗室竟然塞了15个人——彭多点了几块达玛树脂，乌恩把火烧旺，煮水泡茶。小孩坐在大人腿上打瞌睡。我嵌在暖和的人堆里，聆听着回荡在这暗夜里的柔声细语。“Tong
Tana”，本南语的森林；“Babui”，猪；“Lakei Ja’au”，大个子——指我。那位女族长把柔暖的手搭在我腿上。整个气氛美妙得令人迷醉。这些山林居民有点儿像嬉皮士，那种拥有高超露营技能的完美“彩虹聚会成员”（Rainbow Gathering）。尽管我感觉离现代社会很远，但事实上，这只是巴掌大的一块荒野，甚至连荒野都算不上——不管从哪个方向走上不远，就有伐木路或定居社区。
婆罗洲雨林中的树木大量被砍伐，还剩下的原始雨林面积已经很小了
“我们的房子在隆特巴甘（Long Tebagan），”——那是不久前在附近兴建的一个本南族定居村——说话的是一个名叫阿甘（Agan）的男人，“但森林才是家。我跟布鲁诺一起赶过路、一起打过猎。公司tidak
bagus。”他是说“伐木公司不好”。觉得离现代社会还很远，只不过是我自己走得太慢罢了，其实他们住的那批结实的木板房就在山下。然而，他们还是愿意上山，待在冷雨和浓雾之中，不为别的，就因为喜欢这里。
我们拔营启程，走了一天，穿过疯狂生长、纠缠不清的次生林，突然踏上了一条刺眼的伐木石头路，路面已经烙下了两行车辙。沿着这条道走有一种怪异感，在柔软、湿凉的森林里撕出一条寸草不生的硬石路面，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太粗暴了。“Tidak
bagus。”彭说。不好。在一个俯瞰悬崖的拐弯处，彭指向远方。林子里又现出一道撕口。那儿有棕色的建筑物。“隆塞里丹。”他说。我们继续前行，赶在傍晚前躲进森林，他们三下两下搭好了一间木屋。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快到头了。彭说，明天我们就进城。次日清晨再走伐木路，一小时后，男孩们消失在丛林里，出来时骑着一辆雅马哈踏板摩托。他们弯腰摆弄车子，调高座位，取出一个脚踏充气泵给前胎打气。杜伊跨上车，乌林跳上后座，嗖的一下骑走了。十分钟后杜伊独自回来，这次是我爬上后座，跑了有一英里后停下。就这样，这辆摩托以一路狂颠的玩命速度，把行李、吹箭管、六个人、三条狗、一只猴轮流送到了隆塞里丹郊区。我和彭先到，等着后来的人；趁人少，我跟彭结清了事先商定的报酬，付给他折合两百美元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全家一到齐，他就拿出钱来，分成五份，人均一份。我应该料到的。有福同享正是本南族最基本的做人原则。
现在样样都感觉不对劲。铺砌路面太硬。树木也少得可怜。我们蹚过一百码宽的玛果（Magoh）河，水深齐腰；这就是布鲁诺的支持者之一，瑞士人罗杰·格拉夫（Roger
Graf）第一次遇见布鲁诺的地方，后来他也成了布鲁诺·曼瑟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当时布鲁诺正在河里捕鱼。我们进入了文明世界，来到一栋长条形的混凝土双层楼前。这是一座小型航站楼，有围栏圈起，黑色跑道闪着微光。长厅里空空荡荡，装饰着冷白色的地砖和窗帘，墙上挂着耶稣画像。我和彭躺在地上，地板真干净啊，锃亮锃亮的，铺得横平竖直。男孩们没了踪影，不久返回，手里提着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可口可乐、糖果和曲奇。彭的身形好像一下子缩小了好几圈，他不言不语，神色腼腆。我出去转了转，找到一家小旅馆，会客厅相当干净，摆着沙发和椅子，还有一台大电视，餐桌上放着食物，盖着小防蝇罩。
我订了一间房，四面有墙，墙上有能关严实的门，还有真正的床，不会有臭虫钻进头发。我给彭一家人另外订了一间。在我眼里，这家朴素的旅馆俨然奢华的宫殿。我回头去找那家人。他们站在亮堂堂的大厅里，武装着带尖刃的吹箭管、帕兰刀和毒箭筒。彭光着大脚，披着长发；男孩们穿着牛仔裤，我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裤子又脏又破，满是撕口和洞眼。这几个脏兮兮的肌肉男都缺上排两颗门牙，看上去野性十足。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个个都是嗜血的猎手。把这家人称为婆罗洲的男女野人，并不夸张。他们是人类仅存的无价瑰宝。
走在现代社会的彭父子显得格外羞涩、格格不入
这趟18天的旅程直线距离有25英里，实际徒步里程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攀登高度达到数千英尺。按照约定，彭把我带进森林，又带了出来。在近三周的时间里，我们讲过的话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五百个单词。我有大段大段时间或坐或走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说话，我觉得自己了解他们，起码了解一点儿。乌林老爱说笑。杜伊是个模范长子，坚忍而稳重。乌恩，既能快准狠地挥舞帕兰刀，又总能保证我喝上一杯热咖啡或热茶，假如都喝光了，也一定会有热水。明亮的荧光灯下，我们坐在塑料桌旁的椅子里，面前的托盘高高地堆着炸鱼、米饭和新鲜的帕库帕库（paku
paku，一种当地的野蕨菜）。忽然，我不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人了，局势转了一百八十度，我做起事来样样都很自信，而几小时前还被我奉为超人的这一家子，却变得极不自在，几乎连头都不敢抬，饭也没吃几口。他们掌握的所有知识与技能，他们所代表的一切，在我的世界，在这个无情扩张的世界，全都失了效。隆塞里丹的马来西亚人都是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都市男女，衣着光鲜、发型时髦，骑着摩托四处跑。这是一个过于精致的浮华世界。当晚，彭一家人没有上床，而是睡在地板上。
早上，我们朝机场走去。那种感觉真别扭，是我在领路，领着猎手们去我的庙堂，我是这条路上的行家。航站楼是一座开放式的大厅，但这家人不愿进去。我办完登机手续，出来和他们一起坐在长凳上。我喉头哽咽，不停地说“我没事，请回吧”，可彭坚持要陪我到最后。一架飞机俯冲而下，咆哮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着陆后拐了个弯，一路滑行。该走了。我用英语和马来语一遍又一遍地道谢，并握了握那双温暖干燥的手，不过那双手几乎没有给我回应。最后，我登上了那架20座班机，那个蚕茧般怪模怪样、用白塑料制成的人造物。从森林小屋出来的彭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怪异而陌生的世界。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飞机慢慢滑行至跑道尽头，掉头，猛然加速，刹那间我瞥见了彭和乌林，还有旁边的吹箭管与猴子。父子俩把脸紧紧地贴在铁丝网上。
记者、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著有《野蛮收割》、《疯狂快车：搭乘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车、船、火车和飞机探索世界》。曾是史密森尼学会、《连线》等多家媒体撰稿人。
多一种价值观，多一条逃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