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生、身体不好、情绪不稳定，这是小时候的张宁留下给人的印象，而这些抑郁症前兆，被不知情的妈妈视为 “社恐”的标志，对她进行了很多锻炼，无果后，两人走进了儿童心理咨询室。

近些年，随着医学的科普，抑郁症走出了灰色地带，但被大众看见的同时，也容易滑入“城市病”、“成人病”的概念误区。而阅读这个故事，不只在于作者确诊年龄小，无具体事件为诱因、更像一种性格底色的案例，更在于她一笔笔记录下从发觉到自救的完整过程，包括就医步骤、诊疗方式、吃药的副作用和预后护理办法，也包括对身边一切事物的观察和心理变化的细微感知……这注定是一条漫长却又值得的自我疗愈之路。

本文节选自《少年抑郁症》，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素净的白色。高达一米的长廊扶手外，还有一道长长的防护栏。

那个时候我还有精神，恶作剧式地想：“这大概是为了预防患者冲动。”而家人就站在不远处，讨论要不要为我做更全面的检查。

最终我确诊了抑郁，那一年我14岁。

走进一间白晃晃的屋子，一位护士坐在电脑前。姨妈把我的单据递给她，护士让姨妈出去后转过脸。那张和颜悦色的脸上遍布皱纹：“你会用鼠标么？”

我点点头，坐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古老的大脑袋电脑前，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抑郁测评问卷。

“你最近是否感觉睡眠不深？（最近指两周内）”

选项是“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和杂志上附带的心理测试有很多不同。

我回忆起长达半年的辗转反侧，在“总是”这一栏上打了一个勾。显示器跳了一下，一个全新的界面刷了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你最近是否有兴趣减退，感觉开心不起来的情况？稍一迟疑，我选择了“经常”这个选择。

“你感觉不能集中注意力，难以专注做一件事？”

“你对自我的评价是否降低？”

“常常有自罪观念或者无价值感？”

“认为前途黯淡又悲观？”

“想要（或者已经尝试过）自杀或者自伤的行为？”

“感觉自己思维迟钝或者言语缓慢？”

“有时候会觉得口干、打嗝、腹泻、腹胀、腹部绞痛、心悸、过度换气、叹气、头疼、尿频、出汗？”

我被接二连三的问卷搞得有些头昏脑涨，我只记得每个问卷题头上面大概写了一些“汉密尔顿”“抑郁”“焦虑”“自我评估”类的名字，甚至连自己刚刚所做过的选择也记不清了，只能每一项都思考着按照自己的情况回答。

短暂的问诊中，医生好像并不关心我的痛苦具体是什么。他凝视着我，然后低头快速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大概半小时后，医生叫我的姨妈进去谈话。她出来时手里拿着诊断报告书，大概内容是这个意思：中度焦虑症和重度抑郁症。

我又一次进屋。为我接诊的那位医生年龄其实已经很大，身穿白大褂，在有绿植的办公室里呈现一种很放松的体态。他看我的眼神很平静，没有过多的悲伤或者同情，就好像这是一件他职业生涯中很平常的事。

他又匆匆问了我几句话，然后有人敲门。一对中年夫妇躲在门外羞怯地探头探脑，医生示意我可以走了。

医院的走廊里，我好像听见有谁在高声尖叫。

我有一种割裂感。我明确感受到，我和他们都不一样。和家人不一样，和护士不一样，和家属不一样，和那边轮椅上尖叫的人也不一样。我不知道我是谁。

小学时，我便表现出一部分社交恐惧症的症状：怕生，不勇敢，害怕在人群面前讲话。

只不过因为我自出生起身体就不是特别好，这些恐慌和畏惧都被家里人理解成一种可以原谅的小小惊恐。他们向我的班主任打招呼，希望能够给予我足够的鼓励和支持。

那时候我的情绪已经不是很稳定，有时突然恶化，或者被过于凶恶的老师、一只连体蜻蜓吓到。家人知道后带我去儿童心理咨询室，我记得咨询一次200块钱。

咨询师所在的小区完全安静，只有窗外时不时有飞鸟的鸣叫。咨询师阿姨带我来到色彩缤纷的游戏房间，让我躺在她的泡沫地板上全部身心放松。

“放松，现在，从你的脚尖肌肉开始，绷紧，保持，然后再次放松。”

她让我闭上眼睛，说你现在会看到森林、流水。逐渐引导我进入意识深处，问我现在看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动物。

她试图让我沉浸其中，可我总能听到她手上笔尖在白纸上滑动的刷刷声，好像有时候她会因为我的回答写下一长串话，有时候又不发一言。我悄悄用手指抠她的泡沫地垫，摸它们层次不齐的边缘。这种感觉让我好像一半在她构筑的童话世界里，另一半则躺在午后的旧小区地板上，有点分裂。

虽然我觉得除了放松训练比较有用外，其他的暂时看不出意义。但我很愿意配合她，这样我的家人就会在我每次治疗回来后，保持几天不再吵架，不把我当个出气筒。

即便我和同学们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直到初二上学期，我开始失眠，脑子里空茫一片，就算什么也没有想，也只能朦朦胧胧睡上三四个小时。我在课堂上常常出现头痛，一旦发作，感觉教室的环境离我远去，像是扭曲而怪诞的迷宫，在我视野里旋转成不规则的圆，天旋地转。

而与此同时，我常常看着考卷上的试题陷入茫然。我理解不了试题上的一切，大脑像是停滞一般无法思考。全身出汗，肌肉颤抖，心跳如擂鼓。

平时能够依靠同桌或多或少接济一点，可我是个学生，我总要考试。我的试卷上经常出现大片大片的空白。我有些时候甚至只能盯着它们发呆，直到交卷前最后一刻才胡乱填写一些答案。

老师的授课，我竭尽全力的话，绝大多数都能听懂，可是仍然会在随堂测验和下一次考试中盯着试卷发呆。我开始害怕上学，在清早被闹钟唤醒时，头痛得像是长钉自太阳穴两侧狠狠扎进。

我开始以头痛为理由频繁请假，母亲也曾经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认为我后颈处一处血管血流不畅，这是我头晕的原因。

可是在失眠大约半年后，我跟家人说了自己的痛苦：我常常无法睡眠，恐怕再难参加考试。

姨妈立刻带我去了当地唯一一所精神医院。医院里都是来去匆匆的医生护士，偶尔有神色凝重的家属挤在窗口前，但他们很少发出声音，这让我觉得远处轮椅推动的声音很明显。

姨妈没想到“心理诊疗”方面的检查如此昂贵，她站在走廊局促地问姨父有没有带足够的钱。姨父从贴身衣物里掏出五张鲜红钞票，说：“够不够？还可以再取。”检查结束后，姨妈捏着检查结果和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心灵感冒。”

医生嘱咐我继续上学，给我开了一些药。家人没有给我吃药，但是和班主任打了招呼，我不必参加任何考试，也不必听课，只需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打扰别人就好。

远在外地打拼的姐姐用第一笔工资给我买了一部电子书，似乎是汉王的品牌，接近四千块，有厚厚的保护套，她知道我喜欢看书。那时候主要看武侠小说，喜欢沧月、江南和步非烟。某个言辞搞怪脑洞大开的台湾作家全集我也曾读过，还因为他和狗狗的故事在课堂上哭到不能自已。

新武侠看完了，就找旧武侠。古龙先生的全集我大致都看过，尤其喜欢其中的陆小凤。我不曾认识那样逍遥的人带我见世界，但有了古龙先生的小说，每当教导主任在走廊里隔着窗户查看听课情况的时候，我只要把书套立起来，就能隔绝外边的现实世界，一脚踏入江湖。

我身体还是不太好，只坐在角落里看书，把一摞又一摞发给我的卷子叠好，丢进书桌，每周五带回家里，像是某种机械性的行动。我和同学也渐渐疏远，不用考试的我和他们已经缺乏共同话题。

班主任给了我特许，我在心情特别差的时候都可以不经过任课老师同意直接离开教室出门放风。我常常在课堂上突然觉得情绪崩溃，只有一个人的操场是静悄悄的，只有风很温柔地吹过，有时候腿有一点点冷。可能因为是一个人的关系。

“不要被巡查老师发现呀，要记得躲起来。”他对我笑，眼睛弯弯挤出皱纹，表情平和又放松，“但你心情好就是最重要的。”

也有时候我会坐在走廊里，或者去走廊尽头找恰好没课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办公室是学校废弃的一间教室，很小，里面还摆满了淘汰下来的桌椅。他就一个人在里面收拾出一块小地方批改我们的作业或者备课。

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作“企鹅”，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很可爱，身材有点胖，又很温柔，萌萌的，和动物世界里毛茸茸的企鹅挺像。他是个很好的人，他女儿比我小了一届，也在我们学校读书，总是年级第一名，我常常在升旗仪式后的表彰大会上听她讲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更多时候只是想逃避吧。我会在课间告诉他：“我想和你谈谈。”而他默契地在下节课开始前把我叫走。我觉得这个方式足够体面，看吧，是老师要找我的，不是我自己撑不下去。

有时候我跟他讲讲我最近看的书，或者讲我的咨询师。更多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的焦虑和不安，我父母的逼迫。

我原以为他不能理解我，教出年级第一女儿的爸爸应该很严厉吧，尤其还是老师。他应该会更多地站在父母的角度上让我就范。但他不会，他只是做个倾听者，眼睛直视着我。我有时候会哭，后来我发现他办公桌上放了一包心相印的纸抽。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他，如果真有神佛，我愿意把我行善功德分给他一半。他没有回答，但这是那时候我能给出的，我最珍贵的东西了。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做出了不再读高中的决定。不顾班主任的挽留，从学校休学。通过与咨询师的长谈，我正视了自己，我已经的确做不到了。

离开学校会觉得寂寞，但我再也接受不了我最要好的同伴告诉我说，真羡慕你不用考试啊。每次听她这样说，我都会想起小学时候没法参加舞蹈排练，只能坐在教室里看着那些同学大汗淋漓地回来。她们也说好羡慕你啊，不用排练。

从学校回到家中一个月后，母亲带我去过一趟省会。医生姐姐问我是否觉得自己智力有问题，我坚决点了点头。如果能把责任推卸到我是天生智力残疾上，那么一切都有了解释。

可是智力评测结果出来了，尽管我仍然害怕考试，但在面对智力答卷时，我还是取得了超出平均值的成绩。

回到家中后，我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舍曲林。舍曲林的味道很奇怪，又苦又辣，它融化的速度很快，只要我吞咽稍一迟疑，就会在我舌根融化成白色粉状，粘在舌头和牙齿上。

在吃药一周后，四肢经常抑制不住地颤抖。手臂悬空，肉眼能清晰看到肢体末梢在抖动，无法静止。颤抖，失眠，恐惧，食欲减退……这些副作用在我身上一件又一件地显现，姨妈带我再次去了一趟本地医院，医生开了一些安眠镇静药物给我。

吃了镇静药物后，我开始嗜睡，白天、黑夜都困。大多时候都是躺着，半年以后，身高一米五五的我，体重达到了一百三十斤往上。

为了对抗药物的副作用，也为了抑制胡思乱想，在难得清醒的时候，我开始接触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在游戏群里，我认识了一位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子，我们一见如故。

他是个南方人，声音很好听，会做饭，热爱做家务。但就是胆子小，不过会在所有在线时间陪伴我，线下也随叫随到。

半年后，抑郁症加重，我越来越觉得情绪低落。而他不再愿意安抚我的情绪，态度越来越敷衍。我想让他哄哄我，就说：“我想和你分开了。”短短十分钟内，男孩删除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甚至游戏的好友关系，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其实我还没打完字，在他秒回“好”之前，我就想说“但是我想了想又不想了”。抑郁症患者最容易患得患失，既然早晚都会失去，为什么不趁早失去，还免得白白伤心。我想这样的结果也好。

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我对一切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喜欢吃的美食，爱玩的游戏，就算想要和闺密一起出门溜达一圈，也会因为浑身无力而缩回脚步。我躺在床上，不想吃，不想玩，不想和人沟通，也不想听到任何人的说话声。不想动，不想上厕所，不想出门，不想睡，也睡不着，不想起来做任何拯救自己的活动。或者说我想起来，但我做不到。

我连洗脸和刷牙都懒得做，有时候为了让家人不要担心，我就撩点水打湿牙杯和牙刷。好像是一切都失去了色彩。我看不见未来。感觉稍好一些的时候，我还是会努力挪动一点身体，尝试找点好吃的东西，或者查找本地有什么有意思的小店。我有时会带上母亲，她爱美，喜欢把白发贴根剪下，可原本满头黑发的她现在头上参差不齐，像动物世界里的豪猪。

我尽量珍惜每一点能够触及的欢乐，珍惜每一个想要活下去的机会。

我在网络世界中遇到过不少人。可能因为有网络这层虚拟的遮挡，我在很痛苦的时候会尝试和他们倾诉。关闭屏幕以后谁也不会记得谁，但是那些安慰和陪伴，总是切实有效。现实世界里的倾诉就危险得多，从实习单位下班的第一天，单位的负责人就给我家人打了一个电话，隐晦地提出，你家孩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单位退回了我的实习报告，我又一次缩回家中。被背叛的感觉很愤怒，又挺可悲。家人分析同事是想和我争夺一个工作机会。

有时候觉得生命漫长无措，会兴起结束它的念头。姨妈就会给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打电话。电话那一边总是有人给予我温柔的回应。

“你现在的痛苦指数是多少分呢？方便做一个评估么？”

他们引导我思考，让我从痛苦中转移注意力。他们总是问很多问题，比如：“最近一个月的睡眠好么？最近半个月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不好的事情呢？最近这半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你是因为什么感觉痛苦呢？最近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或者感兴趣的东西呢？”

我对着电话痛哭流涕，他们会继续耐心回答我：“我知道，我了解，我明白你的痛苦。”我不讨厌他们问很多问题，这会让我感觉到被听见了，就没那么孤单了。

大概每次半个小时，他们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现在的痛苦度如果还能用百分制的打分测量，你觉得是多少呢？”

干预热线的志愿者们会提醒我注意“过去”和“现在”。每一次，我的痛苦都会有显著下降。可能分享和倾诉确实是有效的，很多当时觉得无法过去的事，也不过就是如此，它们过去了。每隔半年或者一年，他们会回访，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时候只是为了等这样的一通电话，我也想活着。

为了给自己找点支撑，以及挣点钱养活自己，我开始做羊毛毡。

这是一种以羊毛为主要材料的工艺品，将它们铺在海绵垫上，以戳针不断戳刺，塑成玩偶、娃娃、首饰等各种形状。这个过程很治愈，就是单纯戳刺在羊毛和海绵里就能给人以发泄的爽感，更别提戳制后的成品可以做成胸针挂坠或者冰箱贴等一系列可爱的生活小物。我最喜欢做小猫小狗，还算可爱，有不少人愿意照顾我的生意。

最开始我做羊毛毡的时候非常容易扎手，就算戴了牛皮指套也不能避免。这种工具针极为尖锐，所以才能深入羊毛内部利用针上的倒刺进行毡化。我把这个难处告诉手工群里的朋友，有人直接为我定制了一副牛皮加猪皮的可弯曲指套。后来“旅行青蛙”这个游戏流行时，我送了他一个呆呆端坐在手上的呱儿子。

后来我发现我不太擅长做仿真的猫狗，素描老师说是因为“型盲”和没有“空间结构感”的关系，但是好在我做的一些其他小东西都很可爱，也或多或少有人会喜欢。总有用处的。

这种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的生意大大缓解了我的痛苦。我喜欢给我的工作定一个明确的交付日期，这份责任催促我能从床上爬起来。我想前进，做个能正常生活的姑娘，有收入和工作，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爱好。

好几次我躺在床上，想要杀死自己，会因为想到某些单子没有做完，某个承诺没有兑现，一份一份退定金特别麻烦，就鼓励自己，你看，还有人需要你的，有人喜欢你。

在给予我帮助的人中，有一位自称“凯文汪”的朋友。他是我在一款猫狗游戏中认识的，他曾经收养过一只和我网名一致的小流浪猫，正好花色也是我最喜欢的橘色。

他给这只小橘猫定制了许多毛毡产品。因为我本身体质糟糕，不能养猫，凯文汪会给我发许多橘猫的照片，给我讲很多橘猫的故事。它是一只稍微有些暴躁的小猫咪，似乎不太喜欢自己的饲主凯文汪。凯文汪向我解释说这是因为猫狗关系常常不融洽。

虽然猫咪没有那么配合，凯文汪还是会给我拍它的照片，各种角度、姿势。大“橘”为重，猫猫真的很好吸。

有时候我向凯文汪安利我喜欢的漫画作品或者喜欢的演员，他也会认真和我一起欣赏，认同我，和我一起讨论。凯文汪，这只网络上以狗为名的朋友，给予我内心深处的小猫最大限度的认同和关爱。他告诉我不要死啊，虽然生活艰难，可还是有希望的。

二十岁那年，我重新捡回了写作的老本行。在接单的小小圈子里也算是有了一点名气。虽然生活仍然难以自给自足，身体依然孱弱，不能长时间劳动，可是总算能够挣上一点零花钱，为自己征求出一线活路。

从被诊断出抑郁症已经有十年了，按时吃药也已经超过八年。其间我更换过一次药物，也曾经在全国最好的精神心理医院住院，我复发过大约三次，想要死亡几十次，可是三千六百五十多天过去了，我还能够每天拥抱早晨灿烂的阳光。

身体稍微有了些好转，在住院期间发现同病房的女孩在护肤，我也跟着讨要，装模作样地揉匀，擦在脸蛋上，想自己是个正常姑娘。我逐渐学会了和这只黑狗相处，虽然旅途遥远，可我总是在做。家人朋友们也不一定常常照顾到我的情绪，可我知道他们爱我。

我尝试做饭，认真护肤，偶尔喷一点香水。最重要的是，每天都遵照医嘱按时足量吃药。每次运动的时候，每一次走在阳光之下，我都觉得我是个可爱又棒的姑娘，每次从睡梦中醒来，我都活着，并且想一直一直活着，每一天都要记得快乐。

副标题：来自17个家庭的真实案例

作者：真实故事计划 / 于宏华

图片 | 电影《踏血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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