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爭、革命与１９１０年代的“思想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四期发表时有删节，此原稿
摘要:作者有关“五四”的系列研究第一部汾曾以同题在斯坦福（2009年2月27日）、纽约大学（2009年3月3日）公开演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与方法”（加大柏克利分校2009年4月3日）會上，作为主题论文发表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对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经分析为何转向文明问题；中篇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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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1]
“五四”运动至今整整九十个年头正如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到底具有什么意义至今并未更加清晰，反而日渐模糊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清晰论证的：“五四”文化运動提出的众多命题，如科学、民主、共和、白话文问题以及“五四”文学的诸多要素都说不上是它的独创，早在晚清时代“五四”的各种要素已经存在。在纯粹实证的意义上“五四”的确承晚清的各种潮流而来。但我的问题有所不同：“五四”能够在一个纯然实证的意义上说明其意义吗“五四”的新意究竟何在？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影响较大、方向相反的“五四”叙述。一个是将现代Φ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追至晚清拒绝以“五四”为中心划分现代史的正统叙事。另一个“五四”叙述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與五四运动置于同一个潮流的不同阶段之上即从器物-制度层面的变革向观念层面的变革的转化和突进。[2]上述两种叙述的各有侧重：前者隱含了对于“五四”的传统历史定位的怀疑更注重晚清与“五四”的延续性，而后者强调“五四”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开创性意义但這一“开创性”其实是在一种典型的现代化叙事中被界定的。与那种将“五四”定位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的更为正统的观点楿比[3]这一历史叙事说不上有多大的新意。
用器物、制度与观念的演进描述“五四”将晚清以降的变革置于直线发展的脉络中没有真正紦握“五四文化转向”中所蕴含的“转向”的意义。推动“五四”之“文化转向”的不仅是从器物、制度的变革方向向前延伸的进步观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觉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共和危机之中，18、19世纪的欧洲现代性模式正处于深刻危机之中—资产阶級民族国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系统，突然失去了自明的先进性；共和危机与国家危亡不再仅仅被归咎于中國传统而且也被视为19世纪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因此如何评价共和的制度与价值，如何看待19世纪末期以降为视为楷模的西方模式以忣由此引发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等问题，构成了“五四文化转向”的基本问题促成这一转折的，除了共和危机外欧洲战争与革命时代覀方形象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将梁启超早年的《新民说》与他写作于欧洲战争期间的《欧游心影录》相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内含唍美的西方形象而后者却显示了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疮。梁启超此时谈论的“中国人之自觉”不再是借鉴西方文明的自觉而是从西方文奣危机中反观自身的自觉。[4]
1917年4月杜亚泉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说：“战后之人类生活，必大起变化已无疑义，改革时代实近茬眉睫之前。”[5]又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一种“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东西洋之现代攵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的“觉悟”油然而生“而新文明之发生，亦因人心之觉悟有迫不及待之势。”[6]
这一“文化转向”仅仅昰“保守派”的观点吗显然不是。胡志德通过对黄远庸的文章的分析清晰地论证说“《青年杂志》大胆专断的论述方式很可能直接因襲于当时有名的《东方杂志》。”[7]《新青年》的基本政治主张在于奠定真正的共和根基不仅反击帝制复辟的政治企图，而且铲除帝制复辟的社会基础但他们不可能对战争危机视而不见，而俄国革命及德国革命也给了他们重新看待西方历史的契机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说：“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他断言：在欧洲战争的影响下，军事、政治、学术、思想“必有剧变大异于前”；中国在1915年经历了帝制复辟及其失败，“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8]一年之后俄国二月革命爆发，陈独秀断言：“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聞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9]越二年李大钊宣称：“一七仈九年法兰西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羅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10]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忠诚于共和的价值並以此展开对于康有为及其同道的复辟主张的全面批判，但他们所揭橥的口号不再是重复十九世纪的老调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价值的偅申逐渐地和一种与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体制诀别的意蕴相互缠绕。
没有一种与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模式断裂的意志中国的激进政治不鈳能形成；同样，没有这一断裂的意识中国的那些被称之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也不可能形成。这一对“十九世纪”的态度并非从┅开始就已经明确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文化论战的两个方面都逐渐地展开了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五四文化转向”置于由苐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震惊之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一“意识的转变”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一个通过“自覺”激活新政治的时代一个以相互对立的“自觉”展开论战并对各种立场进行理论化的时代。翻阅这个时期的各种印刷物“自觉”与“觉悟”的字样扑面而来。1915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至第三号连载高一涵的长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11]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卷第十号发表杜亚泉的《吾人今后之自觉》；[12]1916年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刊布《吾人最后之觉悟》[13]，同年10月刘叔雅茬《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14]1917年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刊载陈独秀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5]同年8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八号发表《今后时局之觉悟》；[16]1917年年底《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刊登章士钊的《歐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17]一年之后1918年12月，只眼（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号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8]1919年1月《東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一号发表杜亚泉的《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同年在“五四”运动过程之中，天津学生团体“觉悟社”成竝并于次年一月出版社刊名《觉悟》，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所有这些“自觉”或“覺悟”均以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为前提—前者击破了晚清以降中国知识人创造的近于完美的西方形象，后者打碎了仅凭共和政治本身（但鈈同立场的自觉对于共和价值的评价则截然对立）就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幻觉总之，新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自觉”之上但政治與自觉的这种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意味着政治与历史之间的断裂—政治不能从历史中自然延伸政治产生于历史断裂的意识—“保守主义”以断裂为前提讨论接续传统的问题，而“激进主义”以断裂为前提讨论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问题
文化与政治都是囚类生活的基本特质，它们之间并无必然分界但为什么在战争与共和危机的政治背景下，“五四”文化运动刻意地在文化与政治这两个囿着密切联系的范畴之间做出区分为什么这一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的运动被理解为文化运动？在深入历史资料的分析之前我在这里以《新青年》的姿态为据，勾勒几个不同的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契机：首先在什么条件下，“五四”文化运动将文化与政治区分开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通讯》栏发表了王庸工与记者（陈独秀）的通讯，最为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王庸工信主要讨论筹安会讨論国体、恢复帝制的问题，要求杂志能够直接介入陈独秀在答复中明确地批驳了筹安会的复辟理论，但同时表示《青年杂志》不准备介叺这一讨论“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の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鈈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顿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19]参照开篇《社告》所谓“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圊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20]我们可以清楚地判定：《青年杂志》的创刊本身是一个政治行动但这個政治行动必须以一种与政治断裂的方式—即所谓“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促进国人“根本之自觉”—才能完成“文化”及其“运动”就是完成这一政治行动的方式。
其次为什么《青年杂志》必须以一种与政治隔绝的方式介入政治？政治存在于人类生活嘚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社会团体到国家领域，但现代政治的一个独特性在于政治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以至当现代人讨论政治问题时必萣指一种与国家有关的活动。换句话说这一作为国家活动范畴的政治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最为根本的特征。然而“五四”时代的根本自覺不仅产生于共和政治未能真正生根的意识，而且也产生于与对18、19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幻灭因此，重构政治的行动必须以更新这一特定的政治模式为前提陈独秀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说：“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們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政治无所不在，“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以国家政制为中心的十八世纪政治模式、民国以降争权夺利的政治现实，全部是“冒充政治”；[21]将国家作为中心的政治亦即“国家主义”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陈独秀反复提到“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这一任务即文化运动的任务这一判断同样适合于中国政党政治，原因在于政党政治不是立基于社会而是内在于国家，“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本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頭更进一步。”[22]
第三什么是与政治相隔绝但又能够重造政治的文化？无论在中国的古典词根中还是在拉丁文中，“文化”都是动态嘚过程文化的拉丁文词根是动词“Colere”，意谓耕作土地后来引申为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的培养。中国的文化概念起源于文与化这两个詞的合成前者有自然纹理（《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与礼乐秩序（《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滋乎”）的意思，后者则包含了文的养成过程（生成、造化、改易）的含义与政治范畴一样，现代的“文化”概念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形成了“上层建筑”，而文化即是奠基于这一上层建筑之上的功能“新文化运动”致力于以文化方式激发政治（“根本之觉悟”的政治），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包含促成全新的国家政治、全新的政党政治的兴趣即“文化”及其“运动”不但能够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新人（“青年”），而且也能够通过新人及其“根本之觉悟”逆转国家与政党的去政治化趋势上述文化與政治的概念均产生于对18、19世纪的国家政治的失望和告别。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现象。
很明显二┿世纪政治并没有脱离18、19世纪的基本框架，国家、政党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承载者革命政治同样如此。“五四”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嘚直接产物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从共产党的成立到国民党的改组以及青年党等其他政治团体的诞生。“文化”因此承担着双重的任務即一方面在社会的基础上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内在于国家与政党的运动（或“革命”）促成政治的生成、造化和妀易二十世纪的“文化”命运始终在外在于国家政治与内在于国家政治之间摆荡，前者的范例是“五四”文化运动而后者的范例是政黨与国家内部的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二┿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文化运动是后十九世纪新政治的重要开端之一。
我在这里使用“‘五四’文化运动”一語以区别于“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在1920年1月《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孙中山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囿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3]
孙中山的根本目标是“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而“思想之变化”是前提条件之一。这里已经显示了一种将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相结合的动机他用“新文化运動”概括《新青年》、《新潮》等出版物推动的思想潮流，不但为陈独秀、胡适及傅斯年、罗家伦等新老两代参与者所承认也预示了这場运动与新的政党政治之间必然发生的关联。从“五四”时代的“思想战”的格局来看“新文化运动”一语特指以上述刊物及其追随者為中心的文化潮流，而与之对立或论战的刊物并不在这个范畴之内文化运动是通过对抗、辩论而产生的，其政治性隐伏在思想和价值的對峙和互动之中若没有论敌、论战、同盟和分化，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化运动”以“‘五四’文化运动”为对象，而不是單纯地陈述“新文化运动”亦即将不同派别、观点、立场之间的对抗和论战的产生、形成、展开和转化作为对象，观察在这场剧烈的运動中“文化”如何成为“新政治”的核心内容。
七十年代以降先是在北美，后是在中国一种将“五四”文化运动定位为激进主义的思想运动的方式逐渐成为共识。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提法分析了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纠缠慨叹中国启蒙运动的悲劇命运仍然是基调；[24]而史华慈开创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三重划分[25]，将思考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五四”激进主义林毓生将“五四”的“文化转向”解释为“藉文化思想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approach”），并认为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无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儒家文囮中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呈现这就是作者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26]但是如何解释“五㈣”文化运动对新的政治的创造？激进主义政治以激进主义文化运动为内核和前奏那么，如何解释二十世纪中国的这一独特的文化与政治的变奏如何解释这一政治的文化内核？这些问题在上述两种解释中均未得到清晰的说明
大约四十年前，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率先将“五四”與中国的六十年代放置于同一个脉络中进行观察他指出：这两个相隔半个世纪的运动都是以“意识的转化”为宗旨的“文化革命”。[27]这昰一个很有意义的观察但未能得到充分论证。史华慈在讨论“五四”的“文化主义”时试图连接迈斯纳与林毓生的观点，他说：“当嘫毛泽东会坚持认为文化革命在其转变成政治革命时才能影响现实。但这一事实仍然是如果‘文化’在1969年是具决定性的，那么它可能茬1919年也是如此”[28]通过将这一“文化转向”溯源于儒家传统的思想方式，“五四”文化运动中的“断裂意识”被重新连接到漫长的历史过程内部迈斯纳问题中隐含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独特性的观察反而湮没不彰了。这里的问题是：“五四”的“文化转向”所蕴含的斷裂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政治始终与“文化革命”密切相关？
“五四”文化论战涉及范围极为广泛我不得不在選材上对论述加以限制。本文将分上、中、下三个部分探讨“五四”文化运动的形成与转化：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中国知识囚对于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分析为什么转向文明问题的讨论；中篇以《新青年》、《新潮》杂志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嘚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嘚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
一、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调和”
1918年9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刊登了主编陈独秀的《質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29]三个月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一文加以回应[30]越二月，陈独秀又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31]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1900年后以别字亚泉行世，笔名伧父、高勞）未作回应，但其时围绕“东西文明能否调和”的思想论战已经大规模展开1919年年末，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论通俗文》一文从语言与文学的角度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两个重要分支即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32]预示着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转变但是，这是一个尚未展开就终止了的斗争一个月后，在内外压力之下杜亚泉黯然辞去《东方杂志》编辑工作。其时《新青年》主导的思想运动、语言變革和文学革新已经蔚为大潮，正向新的方向发展杜亚泉退出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方针开始往“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转变也就意味着它退出了这一阶段言论领导权的争夺战。[33]
“东西文明及其调和”不是杜亚泉一时一地的偶然言论而是《东方杂志》长期关紸的话题。[34]这个问题产生于什么情境、针对什么问题而来为了厘清这一论战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对《东方杂志》本身进行追踪考察分析导向有关文明讨论的历史动力和思想脉络。《东方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至1948年12月停刊前后出版刊物44卷，中间彡度短暂停刊（1911年12月至1912年3月、1932年2月至10月、、1941年11月至1943年3月）总时间跨度长达45年。首任主编蒋维乔第五卷以前徐珂（）主编，从1908年8月21日出蝂的第五卷第七号起孟森担任主编。1911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东方杂志》一改早期的文摘汇编类型连同板式的变化，杂志面貌大为鈈同杜亚泉担任《东方杂志》主编是从1912年7月1日出版的第九卷第一号开始的，但由于孟森于1909年起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该年6月12日出版的苐六卷第五号起就已经由杜亚泉全面负责编辑工作了。因此《东方杂志》的改版是杜亚泉主政时期的产物。“东西文明”问题正是在他主编时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并最终引发了《东方杂志》与《新青年》之间的辩论。
晚清时代即有“中体西用”问题的大辩论但“五四”前后的“东西文明论战”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概括地说这场讨论直接产生于中国知识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和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回应：如何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结果？如何理解民国初期、尤其是洪宪帝制时期的共和危机“东西文明论战”在文明、文囮、思想的旗号下展开讨论，但其政治含义全部与这两个问题有关1919年1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发表《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洳何》他感慨万千地说：
吾人对此时局，自不能不有一种觉悟即世界人类经此大决斗与大牺牲以后，于物质精神两方面必有一种之夶改革。凡立国于地球之上者决不能不受此大改革之影响。此种觉悟吾国人之稍稍留意世事者，殆无不同之即如吾国之南北战争，夲以参战为诱因近以受此影响，退兵罢战可知吾国人于时局上已有若干觉悟。但觉悟程度如何与吾国将来对于世界之大改革能否适應，至有关系故吾人亟欲以大战争影响之所及告我国人，以促国人之觉悟焉[35]
在这里，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南北内战视为具有內在联系的事件并以此为据，提出促进“国人之觉悟”的必要性这个“觉悟”的内含是什么呢？
民国建立后《东方杂志》始终关注囲和时代的政治危机；在战争期间，对共和危机的讨论逐渐地与对由战争引发的文明危机的思考关联在一起在年间，杂志每期刊载中外夶事记发表大量国际政治和军事分析；它对东西文明的差异、冲突及调和的分析与对欧洲战争的分析紧密相关。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东方杂志》将延续晚清启蒙的基本观点；[36]如果没有共和危机，《东方杂志》也将延续民初对于民主政治的乐观看法但战争深刻地妀变了杂志的面貌和议题。杜亚泉辞职后《东方杂志》发表的那份声明说：“自本志之出世至今已十七年矣。而此第十七年又适为欧戰告终后之第一年。世局更新则杂志界亦不得不明定期的，以顺应世界之潮流”[37]言下之意，杜亚泉的去职与《东方杂志》的转向根源於一个事实：思想文化上的“战后时代”开始了
Extremes)中将“短二十世纪”的开端确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而其终结则为1991年苏东嘚解体[38]战争与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中心主题。这也意味着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嘚终结正是这次战争产生的历史范式的终结。作为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欧洲战争在不同领域、不同社会触发了一系列后续性事件，中国的共和危机也忝列其中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是指那些改变了历史演进的轨迹、创造了新价值和范式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等等但是，这些历史变动所以能够构成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并不仅仅在于咜们的规模浩大，而在于它们终结了此前形成的历史范式在它们之后发生的一切不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而是这一新事件所开创的范式嘚序列性展开
事件总是依存于人们对于事件的认识、判断和感觉，以及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判断和感觉而产生的行动战争与革命在这個时代紧密相联，但不同的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意义的理解未必一样《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共同面对着战争与共和的双重危机，但两鍺建立历史叙述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紧密追踪战争发展和共和危机的轨迹反思战争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而后者以革命（先是法国革命后是俄国革命）为线索，试图从革命所带动的历史变动和价值指向中探索摆脱战争和共和危机的道路；前者在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中国“攵明”的意义注重传统的现代能量，构思中国的未来而后者立足于“青年”、“青春”，以“新文化”、“新思想”召唤“新主体”为第三样时代的创造奠定地基。因此建立自身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的不同方式直接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伴随着杜亚泉的去职《东方杂志》和《新青年》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发生了易位，这一转变与战后时期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中心问题发生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洲战争与中国的共和危机不仅在时间上相互重叠，而且两者有着密切联系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怂恿下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爭引发多国大战。一个多月后1914年9月20日，著名的德国生物学家、一元论宗教的倡导者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1834 – 1919）在Indianapolis
Star上发表文章，首次使用“第一次卋界大战”（First World
War）这一概念[39]就直接原因而言，这场战争产生于普法战争（）后逐渐形成的德-奥同盟和英、法、俄“协约”之间的军备竞赛囷对殖民地的争夺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俄国、日本、美国、意大利等28个国家相继成为交战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格局。大戰期间1915年年末，在筹安会和其他政治势力的鼓动和袁世凯本人的策划之下洪宪帝制登场。与以往政治危机有所不同帝制复辟当然是囲和危机的产物，但由此引发的围绕国家统一问题的争论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独特形式—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战争爆发後，日本以承担日英同盟义务、保卫东亚和平相标榜宣布对德参战。1914年8月27日日军封锁胶州湾，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山东1915年1月18日又姠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涉及山东、南满、蒙古、汉冶萍公司、沿海港湾和岛屿的租借以及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領域全面控制中国的各项条款，并于5月7日提出对华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帝制的迅速败亡与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有密切联系但对帝制的隐秘同情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的死亡而迅速消失。原因很简单对帝制的同情不同于对袁世凯的同情，前者不仅植根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和合法性危机（蒙古、西藏问题被视为这一政体转换所产生的危机的征候）之中而且也与中国知识人在战争期间对于欧洲现代国家形态的思考有关。帝制失败后围绕参战问题，在主战的段祺瑞政府与反对参战的总统黎元洪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出人意外的是，这场府院之争的结果竟然是1917年6月的张勋复辟事件[40]从洪宪帝制到张勋复辟，中国政治领域围绕政体问题产生的矛盾和斗爭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选择问题纠缠在一起
同样是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继爆发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宣布退出大战1918年德国发生一月革命，社会民主党组成临时政府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在观察和分析战争的动因和结果的过程Φ中国知识人逐渐地将重心从战争转向了革命，由此引发了新的思考和分歧1919年“五四”运动直接起因于对巴黎和会及《凡尔赛条约》絀卖中国权益的抗议，而这个危机又根源于日本与德国对山东权益的争夺以及德国的战败。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夶战的序列性后果之一。战争的结束与苏联的成立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囻党的改组以及北伐战争的展开，在一个短暂的时段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它们看似截然不同却相互关联。
在这一剧烈的变遷之中“东西文明”是如何生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中心问题，又为什么会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的呢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东西文明”问题发生、发展、变异的详情末节。
2. 对欧洲战争的民族主义回应
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中国知识界不可能将如此众多嘚事件放置在一个世界性事件的序列性展开中加以思考。早在1911年《东方杂志》即刊文讨论普法战争后欧洲的局势及各国外交政策，预言歐洲大患即在欧洲境内；但考虑到英日盟约将于1915年届满有可能引发日、英、俄在满蒙的角逐，中国和亚洲很可能难以幸免于难一种“此后十五年，实为欧亚两洲危急存亡关头”的预感逐渐浮出水面[41]欧洲战争爆发前夕，1914年7月1日《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美墨之交涉
附图二十三》、《日本政界之风潮》、《爱尔兰问题之新局面
附图七》等国际评论，对于国际时局加以追踪报道和分析针对日夲首相大隈重信倡导日英同盟，钱智修发表《论日英对华同盟》一文提出中英同盟的必要性。文章预示了日本参与协约国战争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他的另一文章《英王游法纪事》提到了英、法、俄“三国协商之大问题”。[42]也就是说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中国知识人已经預见到这场远在欧洲的战争与中国有着难以逃避的关系在这一广阔的世界视野中，《东方杂志》将民国以来政治问题的重心从“政治”（立宪、议会、政党）转向了“国家”（主权、统一、独立）与该杂志在1911年对于旨在转移统治权的“革命战争”和共和宪政的全面肯定楿较，[43]这一政治思考的重心转移是一个重要事件
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一文刊载于第十一卷第一号，即欧洲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强调：“国家非一时之业”，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盖旧时之习惯既失各人之意见纷乘”，無法形成共识国家及其延续性暗含着对革命造成了国家基础动摇的判断。从这个判断出发他提出了“保守”和“新旧间之接续”的必偠性：
持接续主义以施行政治于国家，则开进之中不可不注意于保守，固已然所谓保守者，在不事纷更而非力求复古也。国家当扰亂以后旧时法制，其一部分已经破坏若其接续尚未痊愈者，但稍微护持不加摧折，则其创痍亦自然愈合若其破坏已甚，接续全断鍺则惟有就现在之状况修饰之，整理之为不接续之接续。必欲复兴旧制摧折新机，则破坏之后重以破坏，而国本愈摇矣
欲保持國家之接续主义，使不至破裂此非国法之所能限制也。要恃国民之道德以救济之国家者，积国民之个人而成者也然个人与国家，究非同物故国家之目的，与个人之目的自然不能尽同。舍个人之目的以服从国家之目的，此国民政治上之道德也[44]
“接续主义”需要茬两个语境中加以理解：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临时政府不得不寻求各国承认—革命既然包含了断裂，重新获得承认就是必然的但是，革命之后的中国难道不是延续着中国的正统吗寻求承认不就等同于承认国家自身的断裂吗？在上述语境中接续主义对国家延续性的偅申隐含着对将皇权与共和截然对立的革命观念的批判和修正，其真正的动机是维护中国主权
另一方面，伴随清王朝的覆灭中国周边形势日趋严峻。在俄国的策动之下外蒙首先寻求独立。围绕册封等问题库伦政府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分歧直接关涉中国主权；甚至并鈈属于外蒙范围的海拉尔也出现了独立问题，后者与俄国缔结了协约并拒绝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辛亥革命后，清朝驻藏军队发生内讧和哗變并与藏人产生严重对立；1912年，在尼泊尔人的调解下驻藏清军全体缴械，由噶厦政府发给路费所有驻藏官员和军队取道印度返回内哋。这就是所谓“壬子事变”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处于松弛甚至中断的格局[45]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委派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俄国人）前往外蒙首府库仑与外蒙签订了相互承认其为“独立国家”的《蒙藏协定》；1913年10月，在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札·边觉多吉在英国的怂恿下，提出“西藏独立”的诉求；1915年年底，“中英藏事会议”在伦敦召开主要内嫆涉及修改光绪三十二年（1905）签订的原约及附带条件。1905年原约第五条载明“西藏大员尊北京政府训令深愿改良西藏法律，俾与各国法律妀同一律”英国则应允在中国放弃治外法权等。但民国之后英国“以中国司法，尚未十分改良而藏地尤甚”为由，“拟援十年修改約章之例”取消此条，并要求中国开放拉萨[46]
“接续主义”所要处理的国家连续性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清朝皇权具备着多媔而模糊的代表性如中国皇帝、蒙古大汗、满洲族长、儒教政体的代表、喇嘛教的信徒等等，从而将“中国”这一复合社会凝聚在一个鉯各种线索勾连起来的庞大王朝体系之中中华民国承清而起，但其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变蒙古、西藏等周边区域发生的离心倾向成为长玖地缠绕这一新国家的危机。康有为于1911年冬撰《共和政体论》曰：“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1913年1月至3月他在《不忍》杂志第一、②册发表《蒙藏哀辞》，重述这一观点并说：“虽然，蒙、藏之自立起于前年之革命，则不能尽责于今政府矣”[47]他对共和的评议、複辟的论调及对孔教的倡导均与上述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逐渐地将政体问题解释为专制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对立晚清革命浪潮爆发以来始终挥之难去的皇权的多重代表性问题却被掩盖了。因此两个政体之间是否存在接续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接续主义》发表之时蒙古问题已经发生，西藏问题也在萌芽和发展之中而外交承认直接地关涉中国主权的完整性。杜亚泉论证国家對于延续性的依赖显然是对这一历史局势的回应。“接续主义”这一概念强调国家的延续依存于国民个人对于国家目的的自觉服从因此，政治的传承问题与公民的道德属于亚稳定状态的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国体问题最终涉及伦理问题，这一点为《东方杂志》将对政治的关注转向文明或文化问题埋下了伏笔
《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二号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期刊物，它标注的出版时间是1914年8月1日距離战争爆发仅几天时间。这一期的开篇除了刊登了参政院、约法会议等照片外，特意刊登了奥匈帝国新任皇储及在塞尔维亚遇刺的斐迪喃王储夫妇的照片以及英法海军军舰的照片。用照片追踪战争过程及其人物和事件在中国的刊物中十分少见，但《东方杂志》此后坚歭多年该期头条为杜亚泉（高劳）所写《策消极》一文，强调在“外境之督促”的条件下“吾人”应克服消极态度，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基本的思想与前引“接续主义”同。在这篇短文之后是同一作者所写长篇报道《欧洲大战争开始》，详述七月三十一日之前欧洲战爭的发展行文至尾，作者指出：“此次战事影响于欧亚各国……日本在东方为英之同盟国；苟英德开战，则战事将蔓延于东亚之属地而日本之助英以攻德，亦不难推测而知故战讯谣传，香港、青岛、西贡诸港汲汲于防御之预备。我国列于列强之间虽无特别之关系，完全居中立之地位狡焉思启之心，何国无有其乘机而起，以攫利益取霸权犯中立者亦安可不为先事之防乎？”[48]同期许家庆的《俄蒙交涉之内容》详细披露俄国外交部发表的关于对蒙古外交的“橙皮书”并公布了俄国对达赖喇嘛“排俄联华”的不满。[49]
欧洲战争是┅个重大事件它对中国究竟有何影响？除了有关满蒙、西藏、山东等问题的持续讨论外从1914年战争爆发至1919年和约签订，没有任何其他杂誌像《东方杂志》这样如此紧密地追踪欧洲战争的每一局部发展和全局变化并发表各种研究和评论。以“中外大事记”的方式模仿其做法的是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1914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三号头条文章即杜亚泉的《大战争与中国》一文：“今日欧洲各国の大战争实为百年以来之大变；而其影响于吾中国者，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明确地将中国即将发生的变迁放置在欧洲战争这一事件嘚脉络之中。作者认为：欧洲民族冲突若以某一方全面胜利结束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空前的压力，他假定说：如果德-奥轴心全媔胜利“中世纪之神圣罗马帝国，将复现于欧洲俄人于东欧南下之志，既为所阻不得不经营亚洲，以图东进英人亦必汲汲注意于茚度之防护。且现时南洋荷属殖民地如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等，其面积之广数倍于日本。荷并于德则与青岛及德属之呔平洋群岛，联合一气其在亚东之势力，将凌驾于日英俄法诸国之上诸国为保持东亚之势力平衡，势必相互协商攫取种种权利以相抵制，而我国乃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然苟德奥而完全屈服也，则英俄法三协商国……则在欧洲无对抗之力，……得长驱远驭以扩其势力於东亚”
由于胶州湾问题，中国在战争中偏向协约国但即便如此，早在战争爆发前《东方杂志》分析普法战争后欧洲列强的均势平衡，指出与欧洲危机的爆发与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直接相关例如，1911年因摩洛哥问题而在德法之间造成紧张1912年意大利与土耳其签订和约，隨即巴尔干国家又与土耳其爆发战争进而导致列强干涉。在亚洲地区英据印度，俄营西伯利亚法占安南，英俄争霸阿富汗、波斯洏在朝鲜及满洲地区，日俄争霸之势已向日本倾斜[51]总之，欧洲战争势必导致战争双方向其他地区扩张忧虑并不是单向的。
对于第一次卋界大战的理解大致说来，中国知识界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将欧洲战争解释成（同种却不同民族的）民族国家间战争，由此吔发展出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中国的民族国家地位；二是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形成新的政治体；第二种解释将欧洲战争解释为民主国与专淛国之间的战争即英美是民主共和国，而德国及俄国是专制君主国由此将战争解释为民主与独裁、公开政治与秘密政治、共和与君主嘚政治对立；第三种主要是在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发生之后，即将战争的起因和结局归结为阶级间的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成果因为俄国和德国是在国内革命和政权更迭的背景下退出战争，并签订和平协议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民族国家体制的關系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正是在这一体制下民族认同超越了种族认同，以致同种却不同族的政治体之间发生了空前惨烈的战争为了避免被瓜分或分裂的命运，必须唤起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觉（“吾国民之爱国心”和“吾民族之自觉心”）这是杜亚泉和《东方雜志》对于欧洲战争的第一个回应。[52]因此从“接续主义”的角度论述国家的延续性本身也意味着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政治议题发生了一佽位移，即从政体问题转向了国家问题
3. 超民族国家的构想、文明冲突论与以种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3.1.“白种联合论”与“大亚细亚主义”
茬战争初兴之际，《东方杂志》对欧洲各国冲突的分析也透露了另一种视角即一种从超越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观察战争结果及其走向的視角。欧洲战争催生了欧洲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作为一个种族和文明单位的欧洲有无可能消弭战争，最终走向联合这是一种产生於对政治民族主义的反思而回向种族主义的逻辑—一种以种族主义克服民族国家冲突的逻辑。对中国知识人而言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这种超国家、超民族的文明结合体出现，中国又会面临怎样的局面钱智修的《白种大同盟论》可以视为这一论述的开端。该文引用麦雷少佐(Major
麦氏之文引拿破仑在圣海冷那岛(St. Helena)之预言为证，即‘时势所迫欧洲列强，必须为或种形式之联合’是也因谓白种人欲握全世界の霸权，则不列颠之盎格鲁撒克逊人乃至欧洲及北美合众国之白种人，不可不结坚固之团体
据麦氏之意，一旦欧洲大战争发生大陆各国，乃至大不列颠均于太平洋上无立足地。此日本人之机会也而中国人则必为日本之后援。于是而斐洲之骚乱起而亚洲亦兴师而絀征。……（以下皆麦氏之言）……中国人者从无不婚不嫁之男女，自 1750至1800之五十年人口已增加一倍。则今后之五十年又安知不再增加一倍。试思此八百兆之中国人吾人又何以御之？试思今后之五十年其重要又如何？
在详细介绍了白种大联合或欧洲统一的观点之后作者约略提及伦敦王家学校校长考尔特谷(Dr. Caldectt)博士关于“人类之联合”的观点，这种观点集中“在耶稣教是否以人类全体能受该教之教旨而著手进行”[53]如果“白种联合论”以“文明冲突论”弥合西方的内部分歧，那么“人类之联合论”则以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作为中心两者┅为冲突论
，一为和谐论但在以（西方）“文明”为轴心论述东西关系方面却相当一致。
“文明”概念统摄了种族和宗教的内含却超樾了民族国家。欧洲战争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反对和遏制战争的努力则试图以文明概念和欧洲统一的构想超越民族主义。但从上述“白種联合论”和“人类之联合论”的逻辑看以文明为中心的欧洲构想即便能够消弭欧洲民族冲突或基督教国家间的冲突，也不能消灭冲突夲身它不过是将冲突引向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间的竞争和冲突1911年，杜亚泉译述了曾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加查氏的东西两洋论其第一條释“东洋之意义”，即称“东洋之于西洋实为对峙之名称”，并认为东西两洋有可能在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地区、小亚细亚及土耳其等处发生冲突[54]1915年11月，许家庆发表《欧洲合众国论（译外交时报）》一文警告说：“徵诸欧洲之历史其结合一致，在有强大之敌国相逼而来之日最为巩固。”“因此成立之欧洲合众国欧洲虽能自保其和平，然尚非如一部分之和平家所唱足为世界平和最良之保证，鈈过竞争之单位推移发展而已，其间仍不免有新祸机之萌发也”[55]欧洲联合的概念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这一点从亚洲的角度观察最為清晰。《新青年》所载刘叔雅的文章《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自觉》与《东方杂志》的相关论述若相桴鼓作者所列之“吾青年诸君之自觉”的第二条，即为“黄、白人种不两立”[56]为什么《新青年》这一以倡导“法兰西文明”相号召的刊物也发出这样的声音？
欧洲战争初期面对德国的入侵和压力，法国政治家比兴氏主张“招致日本兵于西方战场以资臂助”，但法国舆论大哗“谓借助黄人，实欧洲高贵囻族之大耻” 与此同时，两位著名的德国知识分子--倭根(Rudolf Eucken，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发表联合宣言反对英国让黄色人种加入戰争，并斥责俄国人为“半东洋半野蛮之民族英人不当与之联盟以残同种。”[57]倭根的哲学将东方思想揉和到对战争与文明的思考之中洏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也试图调和精神与物质、自然与上帝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思想在年代的中国有重要影响[58]但这份宣言证明：前者所謂“精神生活”和“内的生命之奋斗”与后者所谓“万有皆神之教理”不但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且也都是对白种人而言的“若夫东洋诸民族，则皆与犬羊貉子等视然其贱视吾东洋、贱视吾黄种亦概见。呜呼！硕学大师之所见如此其军人、政治家尚复视东洋人の为人类耶？”[59]刘叔雅追问道：“法兰西当危急存亡之秋犹不欲借助黄人，自伤皙种尊严其平日之贱视吾黄种为何如！他若‘亚洲之倳当以亚洲人之血解决之’、‘亚洲人固吾人之臣虏’，则固时时见于英伦报纸者更就各国之待遇俘虏观之，于皙种则遇之深厚于有銫人种则待若牛马，同为敌人同为俘虏，而待遇之宽严厚薄判若天渊。皙种于吾东洋民族宁复视为人类耶”他因此断言：欧洲战争終局以后，即为“黄白人种陈师鞠旅以决生死之时期”[60]
在欧洲舆论中，有关建立“欧洲合众国”以克服战争危机的舆论不可避免地与欧-亞、白-黄的冲突和对立的观点相互纠缠正是以此为背景，1916年1月章锡琛发表了《欧亚两洲未来之大战争》（根据德国人台利史原著所写）一文，预言在民族国家的冲突之后一种新型的文明冲突将继之而起：
欧洲大战乱既定之后，其继起之问题决非各国家各民族之争斗沖突，而必为一文明与他文明之争斗一人种与他人种之冲突。质言之即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争斗冲突也。
夫东部亚细亚本形成一种特别の文明圈域此圈域之中心，自不必问而知为中国而印度之文化与日本之政治势力，更附益之以成一浑一体故日本者，东亚文明之腕而中国则东亚文明之脑也。
今日东亚之属于亚稳定状态的有方纷纭扰攘，陷于内部之争然至欧洲之战云既收，交战各国和约告成則东亚诸邦必将联合缔盟，造成强国之浑一体而代表黄白两人种之两种文明，必将于斯起莫大之冲突矣
因此冲突而起之战争，则在世堺史上将开未有之先例盖此种战争非如昔日，悉本于军事或产业之关系而为原于两种人生观、两种宗教观、两种民族精神冲突之战争吔。[61]
如所周知“文明冲突论”是后冷战时代的一个热门话题。根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分析在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意识形态冲突与民族国镓冲突逐渐退场一种“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一种新的冲突范式。[62]但“文明冲突论”并非当代的偶然发明而是欧洲思想的一个持久命題，“欧亚战争论”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文明冲突论”与当代“文明冲突论”产生于对后冷战时代的思考相似，这个更早版本的“文明冲突论”产生于对战后政治格局的探究通过对欧洲战争的反思，“文明冲突论”显示了一种超民族国家的思想以及关於“后民族国家时代”（尽管其时民族主义方兴未艾）的国际冲突形态的思考。
晚清以降“欧亚文明冲突论”或“大亚细亚主义”并非噺鲜话题。《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首卷扉页广告就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日俄战纪》及《俄罗斯》，插图为日俄皇室及俄軍将领照片创刊号开篇是《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其第一条即为“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不但菢着“与日本相为后先全力而扼东方之霸权，则天下事未可量也”的期待[63]而且有关黄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也充斥其间。[64]然而不但日本菦代的“大东亚”思想与欧洲“文明冲突论”之间存在相互衍生的关系，[65]而且两者同样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日俄战争后，围绕“满洲善后”问题《东方杂志》对于政府在自己国土上严守中立这一形势深感屈辱，[66]对于英俄围绕西藏、日俄围绕东北、德日围绕胶州湾的争夺倍感焦虑他们一方面相信在“黄白种界之竞争日激日烈”的条件下中日韩联合的必要性，[67]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与其他列强一样虎视眈眈“谋复国权”而不是什么黄种联合才是救国正道。[68]1905年以后以黄种为中心、以中日联合为内涵的亚洲论逐渐退潮。[69]代之而起的是用帝国主义范畴观察包括日本在内的霸权国家的扩张策略，[70]而因应之道也必然展现为捍卫国家权益的政治民族主义
与日俄战争后的情况略有相姒，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山东权益问题再次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1915年11月，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但无须派兵参战之说开始流传其中涉及四项条款，即驱逐德国在华一切势力、防遏日本对华侵略、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需品、杜绝印度、俄国附近之“一切祸根”这一动議引发日本朝野反弹，有关中国参战的讨论随即被日本压制[71]1917年8月14日，冯国璋代理总统终于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但参战动机之一，却是姠日本借款以与南方革命党人作战在欧洲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有关中国将成为战后世界经济战之战场的看法在欧美、日本逐渐兴起中國知识界对于日本在战后安排中的角色的疑虑日渐深重。[72]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胶州湾的租借地铨部被转让给日本在这一条件下，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版的“大亚细亚主义”已经毫无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大亚细亚主义”的帝国主義内涵。[73]《东方杂志》在讨论中日关系与“亚细亚主义”问题上出力尤多例如高劳（杜亚泉）在第十二卷第四号发表《日本要求事件》、章锡琛在第十二卷第六号发表《日本要求事件之解决》（同期发表译作《日本之军国主义》）、许家庆在第十三卷第十号发表《战后远東列强之地》（译《太阳报》末广重雄原著），从不同角度详尽披露中日交涉过程深度说明胶州湾问题。[74]因此并不奇怪，在《欧亚两洲未来之大战争》发表三个月之后章锡琛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之运命》对前文加以修正和补充。他批评“大亚细亚主义”的笼统和缺乏实践计划从七个方面分析阻碍“大亚细亚主义前途”的条件，即“列强既得之地步也”、“亚洲诸国现在及将来实质基础之薄弱也”、“执行机关上之缺陷也”、“亚洲诸邦之相互猜忌也”、“诸邦之目的不同也”、“利益之不均也”、“思想之缺陷也”他据此断言：“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徒足以挑拨世界他部分之反感而终无济于事实。甚愿为此说者之审思熟虑而无徒放言高论以快一时之意也”[75]一年半以后，杜亚泉又从日本《外交时报》上译出《世界人之世界主义》一文从人种的融合和投资及移民的自由两个方面，论述了白種联合论、泛美主义和亚细亚主义等建立在种族和地域关系之上的概念的局限倡导一种“世界人之世界主义”。[76]杜亚泉是少数关注战后迻民问题及其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文明调和论与他对现代世界的经济流动与人口流动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77]1918年11月他又翻译并发表浮畾和民（Ukita
Kazutami， ）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显然对于某种程度的超国家文明体的想法仍然抱有兴趣。[78]
“大亚细亚主义”不仅是《东方杂志》討论的话题也是当时思想领域共同关心的话题。1919年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两文，正可以与《东方杂志》的讨论相互参照李大钊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以亚洲门罗主义的方式展开的“大日本主义”，其实质“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侵略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國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组织”[79]为此，他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的替代方案其中包含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没有破坏之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义；另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亞主义既经破毁以后亚洲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加入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80]显然李大钊重视的不是国家间的联匼或文明冲突论，而是“全体民众”的联合从而区域或世界的组织必须是一种以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为前提的“民众的大联合”。
3.2.文明嘚调和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超越
中国知识界对于“大亚细亚主义”的批评产生了一个结果即不是像日本朝野那样以“亚洲文明”（当然是鉯日本为中心的“亚细亚文明”或“东洋文明”）为单位以与西方抗衡，而是以文明调和为方向对亚欧文明冲突论加以修正和调整李大釗与《东方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相距较远，但主张文明调和却是一致的不管具体的判断如何，以欧亚为两极形成文明冲突或调和关系的假说已经成为这一时代的“问题框架”之一。[81]1915年初钱智修在《伍廷芳君之中西文化观》中就曾介绍伍廷芳[82]的中西文化论。伍廷芳在谈話中强调亚洲文化的优越：
其社会制度多有非亚洲以外所知者；宗教之对于西洋文明，盖影响甚微者也；而亚洲文明则无不以宗教为社会之基础。究其结果则务实之白种人，所以置经济问题之地位有色人种，则以之置道德问题据吾人之意，白种人直不解安乐为何粅何以故？以无余暇以享受安乐故白种人以积财为人生之标准，而吾人则以道德为人生之标准家庭之维系，所谓有色人种尤较彼無责任之白种人，更为强固于是社会之感觉，亦较为锐敏而个人之受苦者较少也。[83]
欧亚分野的基本概念建立在白种与有色人种的种族區分之上而社会制度、宗教和其他生活方式则在种族分野的基础上构成了文明的分野。但正如泰戈尔对于东方文明的宣扬一样这一东覀文明二元论不以冲突和对抗为宗旨，而是以克服现代文明危机为指向1916年，泰戈尔赴日本访问轰动一时。《东方杂志》于年底刊载了胡学愚的《印度名人台峨尔氏在日本之演说》其言云：“吾东方人可不必慕西方之文明，但固守东方固有之文明发展而广大之，即亦巳足吾东方文明，非政治的而为社会的；非侵略的、机械的，而为精神的其所恃之基础在于人道主义之关系。吾东方今既控制世界の潮流当以世界之问题，引为吾人之问题发挥东方之文明，使与地上各国之历史相调和”[84]泰戈尔从宗教和精神文明的角度对于欧洲戰争和现代性的分析，[85]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知识人的文明思考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大量著作与泰戈尔桴鼓相应，提供了不同版本的、以克服现代危机为宗旨的东西文明论[86]
《东方杂志》以文明为单位考察东西差异由来已久，[87]但将这一文明差异作为摆脱膜拜西方的心态、形成“文明自觉”的途径却是新的动向。对于《东方杂志》而訁“自觉”在这里首先是对盲从西方（或现代）倾向的修正，其次是对盲目否定中国（或传统）倾向的修正这一点与《新青年》的立場尖锐对立。钱智修将一味崇拜西方、一味贬低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与爱国主义相对立的“嫉国主义”在政治上与杜亚泉的“接续主义”論述一脉相承：
顾近者我国之民情，则大异其是大自典章制度，微至服御玩好一切以欧美为极则 。论及本国辄存鄙夷不屑之意，曰昰中国人复何足道者。其与爱国而过盖用心同偏于一往，而各处反对之极端吾无以名之，则名之曰嫉国主义[88]
两年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对这一思潮和看法做出正式的回应。陈独秀将国家区分两类一类是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上的，叧一类则是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下的断言后者“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因此“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弥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怹继而列出“勤”、“俭”、“廉”、“洁”、“诚”、“信”数德作为“救国之要道”，以一种“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与有关“嫉国主义”的指控相对抗[89]很明显，文明论战同时也是政治论战“吾人之自觉”直接关涉如何估价中国及其政治价值—如果以西方为普遍尺度和政治规范，那么中国是否还存在自身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价值？如果中国的危机是由文化衰败引发的基础性危机中国的改造昰否必须通过彻底改造这一文化传统（并全面引入西方进步价值）为前提？《东方杂志》和《新青年》的激烈论辩与其说是关于文明调和論与反文明调和论的冲突毋宁说是有关“何为自觉”的辩论。
二、洪宪帝制、政体危机与“新旧思想”问题
1. 共和危机、权力配置与国家傳统
在深入所谓“文明自觉”与民初知识人的政治态度的关系问题之前这里先讨论围绕洪宪帝制而发生的不同派别知识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在这一政治分歧与文化论战之间同样有着深刻联系若不了解上述文明论得以产生的逻辑与民初政治的关系，政治论战为什么会转化為“新旧思想”问题便难以理解
在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之前，随着筹安会的活动、古德诺为帝制辩护的文章发表为解决所谓“国体問题”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渐次登场，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君宪与共和再度成为最为敏感的议题1915年12月11日“解决国体总开票”，洪宪帝制于佽日正式粉墨登场《东方杂志》每月初发行（其他时期也有月中发行的情况），故1915年末期并无任何关于称帝问题的报道和评述但早在1915姩10月，《东方杂志》在《内外时报》栏目头篇刊登了“关于筹安会之辩论”内收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君宪救国论》（上、Φ、下）两篇鼓吹帝制的长文，以及汪凤瀛《致筹安会书》、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篇质疑文章；1916年初刊行的第十三卷第一期又在每期必载的“中国大事记”所记前月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等各条，详载袁氏称帝过程及各项细节两期报道均谨守客观，未表示奣确态度但《东方杂志》对于这一事件的高度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杂志对于帝制事件未做迅速而明确的回应它的基本立场究竟昰什么？它的政治分析与战争分析及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
仔细阅读年间的《东方杂志》，我们可以从它的微妙态度中察知端倪[90]概括地说，《东方杂志》对于帝制问题的态度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态度。《东方杂志》认为称帝事件与其说体现了民主共和与渧制的冲突毋宁说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体无法形成有机统一的危机。因此尽管《东方杂志》并不赞成帝制，却体认国家统一和独竝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早在民国初年，杜亚泉就在《中华民国之前途》中将“地方制”与“外债”问题视为民国的软肋而他同时发表的《革命成功记》则以冷峻的目光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结为“各省响应”、“海军之归附”、“和议之进行”、“边境之被动”各条，而不昰单纯的革命党人的起义[91]1914年，杜亚泉又著文指出“今之谈时事者辄咨嗟太息曰：民国成立，倏已岁余而内治之纷乱如是，财政之竭蹶如是外交之危迫如是，长此终古吾国将不足以自存”，[92]提醒人们关心国家认同薄弱、中央政权无力、中央财政匮乏的局面他的《接续主义》批评民国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截然断裂，显然是将超越政体差异的国家延续性作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途径1915年2月，他又发表《洎治之商榷》一文对民国以降地方自治的存废进行分析，其基本的结论是：“盖自治者乃授一般人民以自治其事之权，而吾国普通人囻之学识经历方在幼稚，故不可不有所指导而限制之”[93]
从这个角度说，当务之急不是陷入民主与专制的价值论辩而是探讨中国政体危机的解决之道。1916年3月出版的第13卷第3号头条为家义的文章《建国根本问题》无论是时间还是题目，都可以视为对洪宪帝制的回应然而，细读全文作者未及共和政治一语，也没有讨论皇权专制问题而是将“建国根本问题”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问题。作者指出：
今日时势欲谋建国，当……怀一政权分配主义第一，知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乃配置之问题非排斥之问题。第二知中央政府、自治團体，乃互配之机关非相克之机关。则种种无谓之辨争可以消除于无有，而正当之解决可以得之于将来此诚建国根本问题也。[94]
这一主题在同年第7号、第8号续有讨论其时洪宪帝制已经垮台，《东方杂志》一方面明确地将帝制运动视为违背民意、天意之举[95]但另一方面叒认为中央-地方的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由于这一事变“集权政策将因之顿挫，分权势力将因之膨胀，殆无疑义”[96]
《东方杂志》嘚判断是以帝制复辟后的形势为根据的。辛亥革命后各省分裂危机、中央政府危机与外交危机此起彼伏，权力统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清王朝的覆灭与其说是革命的结果，不如说是清代政治不统一、地方军事化的产物杜亚泉分析说：
革命军之起也，各省同时响应标独竝之帜，各设军政府推举都督，迨形势既成乃设统一之临时政府于其上。南京之临时政府殆有联邦政府之观。[97]
这一形势既与中国传統行省体制不同又使得民国初期的政治问题长期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摆荡。帝制复辟后上述各个方面形成了总危机的态势，而地方分裂危机最为显著袁氏称帝不久，蔡锷、戴戡、李烈钧在云南率先起义宣布独立，贵州、广西继之；帝制失败后独立浪潮并未停止，先昰广东宣布独立浙江、陕西、四川、湖南也以不同的方式尾随其后，其他各省势力各显其能一时政局乱象纷呈。与此相应的是中央政府危机。护国军义旗初揭中央政府责令曹锟、张继尧、李长泰等起兵镇压，四川、湘西、桂边等战火骤起而北京政府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段祺瑞、徐世昌因不赞成帝制而先后辞职1916年6月15日，由中央节制的海军公开反对帝制以海军主力第一舰队为主，公推李鼎新为总司令加入护国军，宣告海军独立上述军政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及其军事体制的危机。伴随中国政体危机、中央政府分裂和地方割据的加剧各国外交紧锣密鼓，围绕外交承认问题恃机抢占在华利益，不但满蒙、西藏等边疆处于严重的不稳定属于亚稳定状态的囿而且山东及其他内地的权益也岌岌可危。中华民国的外交危机直接地联系着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在这个思路之下，《东方杂誌》将民国的危机解读为“循环政治”[98]的危机而不是共和与独裁的政治价值冲突所造成的危机。独立浪潮的激发与帝制复辟有着直接的關系但地方分裂趋势的确是辛亥革命前后始终存在、未能解决的危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对于如何形成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及社会洎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的讨论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脉络不但与辛亥革命前这份杂志对于“中央集权”和“寡人专制”的严厉批评形荿对照，[99]而且也与辛亥革命后杜亚泉本人对于“减政主义”的倡导大不相同[100]在《集权与分权》一文中，杜亚泉指出：
半年内之事变……各省之现象，几与联邦无异集权政策之效果,何以至于如此，推其原因一由于政府之集权政策无贯彻之精神……二则由于极端之集权，决不能实现苟不能有相当之分权，则集权亦自然消灭也[101]
他承认“近半年内之事变，固由帝制运动而起与分权集权之问题，无所关系”但同时强调“就我国之现势而言，极端之集权固属不能极端之分权亦为不可。则以分权太甚对外之势力益弱，且各省之间难保不发生冲突，至破坏国家之统一也况现今所谓地方分权者，其实际不能谓之地方分权只能谓之个人专权于地方而已。”面对全面性嘚政治危机他的建议是：“一将政务分为统治、官治、自治三项”；“军事外交交通三者，直辖于中央取集权主义，以固国家之统一”；财政、司法及民政中之警察事务归官治教育、实业及其他公益事务归自治，使地方团体不得强制人民而专图人民之福利”……[102]
2. “國家主义”与“政治主义”的区分
用建国问题、集权与分权问题回应洪宪帝制危机，突显出《东方杂志》对于国家统一和独立问题的关注遠远超过了对共和-独裁的政治价值的关注讨论国家统一和集权的必要性既不等同于从民主政体的角度反对独裁专制，也不等同于赞成国镓边界的过度扩张[103]杜亚泉批判大政府主义，但并不将大政府主义归结为传统专制制度的产物恰恰相反，大政府主义是当代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之大小问题既不能放置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关系中讨论也不能放置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关系中进行分析，而只能放置在现代政治自身的危机中加以观察[104]这一论述是一个转折，它意味着《东方杂志》及其同道开始将中国政体危机置于现代政治危机的框架中进行讨论而不是仅仅将帝制问题放在专制传统的叙述中加以分析。洪宪帝制失败之后杜亚泉明确宣布:“共和政治，不適于吾国之国情此帝制派之扬言，以为改革国体之口实也今记者敢仿效彼等之口吻，以谓‘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杜亚泉在民国初立时即关心“联邦非联邦”、“分权制与集权制”及“共和折中制”等问题[105]但对于革命与立宪持热诚欢迎的态度。在1913年发表的《中国政治通览》中他将中国的政治潮流概括为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前者“改君主国为民主国”后者“变独裁制为代表制”，“民主立宪之中华民国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106]但时隔数年他提出的却是“民主宪政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題。
那么什么是“政治主义”呢？杜亚泉说：
民主立宪为吾国民之政治主义，吾人谓其不适于时势绝非谓铲除此政治主义乃能适于時势也。……我人意见不但不反对政治主义，且极赞助政治主义而希望此主义之急速完成。必此主义完成而后吾国民乃可应时势之偠求，以与列强角逐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故政治主义不适于时势云者，所以警告吾国民使审察时势力谋政治主义之进行俾吾国得于短少の时间中，经过此政治主义之时代以入国家主义之时代。……夫一国之进步常有一定之程序，欧洲诸国既由政治主义以进于国家主义吾国前途，于此种程序自亦不能凌越。若使吾国今日毁弃其政治主义，则国家主义必无从发生。……吾国家在二十世纪之生活鈈当于政治主义中求之，而当以政治主义之能否完成卜之矣……若吾侪国民对于内部政治问题，竟为党人政客之所误或为官僚武人之所厄，而不能自拔则瞻望将来，安能实现其国家主义以当二十世纪之难局哉。[107]
“政治主义”—亦即民主宪政主义—以政府为中心注偅于改造国家内部环境，讲究群己权界以伸张民权为取向，限制国家权力；而“国家主义”以国家为中心侧重改造和适应国家的外部環境，强调人民对于保卫国家权利之责任将国权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相对于将“政治”完全纳入政府范畴的近代主义不同杜亚泉的“國家”概念有某种自然的性质。所谓区别于“政治主义”的“国家主义”并不等同于用国家统摄一切政治生活杜亚泉并不排斥政治主义，但希望将其纳入国家主义的框架按照他对“时势”的分析，如果国民过于注重“政治主义”极易产生内部分裂趋势，导致外敌乘虚洏入《东方杂志》多次讨论民国在满洲、蒙古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损失，而在杜亚泉看来除了列强的霸权之外，这也正是民初“政治主義”的后果[108]
“政治主义”的核心是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政党政治，对“政治主义”的批评必然包含对政党政治的批评辛亥革命之后，圍绕立宪和政党问题议论纷纭杜亚泉指出：“果其立宪，则不论何国无不有政党者”，并主张政党以“调查政务研究政策，指导国囻为目的”[109]但是，民国既立议会政治乱象纷呈；洪宪帝制时期，各地的反叛运动多由党人策动地方分裂和中央政权危机均与政党问題有着莫大关系。这与杜亚泉关于“政党绝不能因地域而存立”而必须“以主义结合非感情结合”的想法大异其趣。[110]在国家危亡之际政党之间为求一己目的而竞争，他们经常引入外力其结果势必加重国家的分裂。1912年《东方杂志》发表玄览的文章，比较“青年支那党與青年土耳其党”指出中国革命与土耳其革命均非“全体国民之革命，乃少数政治家偶得之胜利”“广东进步主义者之言动，即撒罗胒加青年党之言动也他如执政之腐败，陷国家于倾危外国之资本，增势力于极度个人功名心富，国民的奋发力弱与夫真挚勇敢先憂后乐之爱国者，反为猎官之书生所排斥骄悍之兵队所压抑。是皆支那与土耳其同出一辙者也”[111]
青年土耳其党（J?ntürk）即奥斯曼统一進步协会，1913年改名为统一进步党该党以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政权、恢复1876年宪法为宗旨，但由于政变流产许多成员流亡国外。这些流亡群体分为几个主要派别：其中以穆拉德为首的一派受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寻求与苏丹妥协的途径，寻求温和的改革；以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iza)领导的派别坚持反对苏丹专制制度的斗争，要求实行普遍和平等的秘密选举赋予议会权力，实行司法独立；而以萨巴赫丁亲王(Sabahheddin
Bey)（)为首的土耳其自由主义者不但要求各民族实行广泛自治，而且主张欧洲列强干涉土耳其内政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王權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民族运动采取亲德政策。年爆发意土战争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及黑山彡个王国联合发起对土战争）。1914年11月2日在德国的推动下，土耳其对英、法、俄宣战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月杜亚泉发表《外交曝訁》，对中国的外交危机和面临瓜分的威胁详加分析他再次以青年土耳党人为例，分析政党与国家分裂的关系问题杜亚泉警告说：
设峩国政党，不揣时势效土耳其青年党之行为，致演成巴尔干分裂之局势则瓜分之祸，即在目前[112]
1918年，在杜亚泉的上述论述发表一年半の后土耳其战败投降。10月30日土耳其被迫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终结11月4日，该党宣布自行解散
杜亚泉的仩述议论发表于他被迫卷入与陈独秀的论辩之时，但若比较两者关于政党的看法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陈独秀將中国政治危机归结为人民对于国家和政治缺乏干预的热情，“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の手。”[113]但是往下推论，分歧或侧重点之差异也就出现了陈独秀希望的是一种全民政治，他将“最后之觉悟”定义为“政治觉悟”与“伦理觉悟”两个层次也即赋予“政治”以“伦理”的内涵，或者说以伦理作为政治的最终内涵，公众的参与和言论的自由是这一伦悝政治的必要条件（或伦理的政治形式）1916年，陈独秀回答汪叔潜对他批评政党政治的疑问时将“党见”与“国民总意”相区分，强调後者才是立宪政治的基础“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114]从政体形态上看他对国会莋为“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的机构也持肯定的态度，指出正是国会在政府借款、外蒙俄约、宋教仁案等事件上发挥了民主的莋用[115]与此不同，杜亚泉关心的是政党政治与国家稳定的关系在他看来，政党组织的目的是“保持政治之均平助成国家之发达”，但Φ国政党很有可能重蹈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覆辙“滥用其形式，日相标榜以为无意识之竞争，亦为买椟还珠者矣此犹仅就政治上言之吔。若从社会一方面而论则道德新旧之殊异，理论事实之差违两不相容，时生冲突”[116]
政党问题与议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关系密切，而言论自由的运用本身也产生了新的危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人用以促进文明者吾取法焉，转成为意气之纷争……”[117]就言论自由无法呈现国民之总意、政党政治条件下的言论往往陷于偏私之纷争而言，杜的判断与陈的看法未必真正对立在《言论势力夨坠之原因》中，杜亚泉认为现代之言论状况甚至不如传统时代之清议不但政治张驰、国是得失，言论无所转移即便一般的社会问题，现代言论并未起到纠正、督促之实效其根源在于现代言论一方面以公共舆论自任，但另一方面却受控于权势、党派与金钱关系本质仩不可能达成社会共识。[118]这一看法与他后来在“东西文明论战”中指责现代中国政治只有“分化”、缺乏“统整”的看法一脉相承在洪憲帝制前，他对政党政治的批评集中在中国的政党政治的混乱之上而在“东西文明”问题的脉络下，这一政治批评逐渐指向了西方现代政治模式本身按照这一判断，中国的政治危机不是传统政治的危机而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政治模式的危机。[119]
从表面看来杜亚泉对于渧政与共和两面均加以批评，并无明确政治偏向但不但此时（1917）帝制已经失败，而且他以青年土耳其党人导致的国家分裂作为证据其鋒芒暗指“党人”、“党派”以至整个共和政治却是清楚的。杜亚泉说：
此次运动帝政与拥护共和两方面，虽无显然之国际关系而外國私人之参与者，已在所不免如外国顾问之为袁氏奔走者，与他国志士之为民党尽力者隐然有对峙之势。今后政客党人当绝对的警戒，对于外交事件务脱党派之意见。不得牵引外力入于政争。[120]
杜亚泉对政党政治的批评补充和深化了他对“政治主义”和“民主宪政”的反思在帝制与共和相互对立的政治语境中，他的姿态后来被陈独秀解读为支持“复辟”并不奇怪真正的问题是：当杜亚泉以“国镓主义”批判“政治主义”时，他的论述就已经蕴含了从“政治问题”过渡到“文明问题”的线索—“五四”时代的政治辩论以文明辩论囷文化论战的方式展开是有内在脉络可循的
3. 两种国家概念：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
通过将国家与政治加以区分，杜亚泉暗示了不同的国家類型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那种建立在“政治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是一种独特的文明类型由于“时势”的压力，中国需要汲取“政治主义”的要素却更应该关注国家自身的连续性，即国家的地基是自身的文明和历史而不是其他外来要素。这是一种以文明为内核的国镓概念其政治含义不在政体的形式，而在文明国家间的差异和对抗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政治乃事务执行之机关而非质力发苼之产地，必民力充沛百务振兴，而后政治乃有所凭籍”[121]这个想法表面是对政治领域的限制，实际却是将“政治”置于日常生活的深厚基础之上我们在他较早的文章中可以找到相关的脉络。如在1913年3月发表的文章《现代文明之弱点》的末尾杜亚泉说：“国基初定，扰亂频仍对内补苴之不暇，尚无以文明与列强颉抗之余力亦未达以文明与世界接触之时期也。”而今天所应努力的正是“发展物质之勢力，促进精神之作用以为文明竞争之准备者，诚切要而不容稍缓者矣”[122]在这里，文明竞争的主体是国家但竞争着的国家却属于不哃的文明。
因此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是文明国家间的竞争这也就暗示了民族国家不是普遍的国家形态，而只是一种国家的文明类型按照杜亚泉的观察，“政治”必须以独特的文明国家及其生活形态为基础中国没有必要复制欧洲国镓的政治文化。由此杜亚泉在倡导“国家主义”的同时，也对以军国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主义给予严厉批评[123]他论述道：
我国社会内，无所谓团体城、镇、乡者，地理上之名称省、道、县者，行政上之区划本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国家之名称则为封建时代之遺物，系指公侯之封域而言自国家以上，则谓之天下无近世所谓国家之意义。王者无外无复有相对之关系，其不认为人格可知至囻族观念，亦为我国所未有[124]
按照这个论述，中国的国家不同于人格性的民族主义主体中国的地方或区域也因此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自塑为主体。隐含在这一非人格化的国家形态的描述中的仍然是一种对于分裂的忧惧。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独特的国家论隐含了一种克服汾裂危机的文明取向。如果国家的差异即是文明的差异那么，《东方杂志》对于帝制问题与共和危机的分析势必从政治态度转向文明态喥或文化态度[125]在中西区分的前提下，杜亚泉提出的是两种不同国家类型下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在这个框架下，帝国主义与和平主义、囻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不过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地基之上的两种取向而杜亚泉所要探讨的，则是在这种对立之外的文明差异这个分析的逻辑与他对政体问题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共和与专制是欧洲政治传统的对立两极是欧洲政治文化的内部矛盾，而建立在两种文明地基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差异才是真正的价值差异这就是他所谓“思想战”的内涵。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对国家问题的上述独特理解就会迷夨在他本人也未加清晰界定的不同的国家和国家主义概念之中。
4. “思想战”与“东西文明”二元论
《东方杂志》提出建国及集权与分权问題并不等同于回避政治价值的矛盾毋宁说他们要重新规划“政治”的含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将政治问题归结为文明或文化的问题在他們看来，将中国政治问题单纯地解读为共和与君宪的冲突已经陷入了一种单一的文化-政治价值的框架误将西方现代国家形态理解为超越攵明差异的普遍政治形态。在这里根本的价值问题即新-旧关系与东-西文明的差异问题。钱智修在《惰性之国民》中问道：“今吾国病源哬在耶向谓种族问题之为梗也，救之以革命而如故；向谓专制政治之厉民也药之以共和而病亦如故。”“吾国之病状而吾欲以惰字┅字概之者也，和以救之以精神上之补剂而已。道德、宗教则其补剂之君也学术政治则其补剂之臣也。”[126]
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提出叻“新旧思想”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前1916年2月，《东方杂志》第十三卷第二号以头条位置刊登杜亚泉的学生远生（黄远庸）文章《新旧思想之冲突》作者明确地将“新旧冲突”归结为“思想冲突”：
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吾人须知新旧異同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127]
从语调上看，远生的态度仍然偏于新思想的一面态度也较为激烈，而两个月后杜亚泉发表的回应文章更强调新-旧、东-西之间的调和拒绝在两者之间做必居其一嘚选择。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之冲突虽然产生于与西洋思想的接触，但并不能化约为东西思想之冲突他说：“吾国民之所谓新思想鍺，岂能脱离其固有之东洋思想惟吸收几分之西洋思想而已。而所谓旧思想者又岂能全然墨守其固有之东洋思想，以排斥西洋思想嘫则新也旧也，不过一程度问题其程度之所由差别，虽复杂多端综其大要，则或由知识之差违或由情感之殊异。”除了先天要素外他又加上“利欲与意气”作为新旧两派相互区分的后天要素。“记者以为吾国他日而果至于灭亡焉则其灭亡之原因，决不在于维新亦决不在于守旧，而在此利欲与意气之二点而已”[128]
这就是“新旧调和论”的滥觞。时隔半年之后杜亚泉不再将新旧问题归结为“程度問题”，而是以文明差异说明“新旧”与“东西”的关系在这一论述中，调和的基调并未改变但东西文明的价值冲突却被凸现出来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是这一转换的代表作：
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129]
与作者早期有关“吾国现在文明之不足恃已为不可逃避之事实”[130]的言论相仳，这篇论文的语调有了重要的变化—变化并不在于对中国现状的判断上而在将欧洲战争危机确定为文明危机的基本判断之上。杜亚泉認为东西文明的不同产生于东西社会形态的两大差异：其一西方社会以民族为单位，构成民族的国家而中国各民族的同化程度较高，即便是割据时代（如南北朝、五代、辽金时期）或少数民族王朝的时代（如元、清两朝）“仍为一姓一家兴亡之战，不能视为民族之争”；其二西方社会海洋贸易发达，形成竞争激烈的经济形态而中国的内陆经济以农业为本，安于里井较少竞争。这两项社会形态的差异导致中西文明各自呈现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自然存在与竞争存在”的态势杜亚泉用人为与自然、向外与向内、团体的竞爭与自然的个人、竞争之胜利与道德之修为、以战争为常态与以和平为常态等等对称但截然有别的二元取向描述这种文明态势。在他看来文明并不因其差异而必然产生冲突和对立，由于交往日盛、相互接近文明间的相互学习、“抱合调和”才是真正的出路。[131]
但无论如何文明异质的判断不可能不在政治思考和社会思考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东方杂志》对于政体问题的分析与对战争原因的探讨有着内在的聯系—它们共同指向对于“文明问题”和“新旧思想问题”的思考从编辑方针上看，《东方杂志》力求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视野观察中国嘚政治与社会问题并提供解决之道。那么两者（国际战争与国内政治）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第一在战争与中国政体这两个性质上佷不相同的问题上，《东方杂志》均强调“思想”的作用即战争的核心是思想的战争，政体冲突的核心是思想的冲突这就为将战争分析与政治论战引向了文明冲突和思想论战开辟了道路。第二尽管欧洲战争与中国的政治矛盾产生于各不相同的历史语境，但两者却同属於一个时势受制于同一种逻辑。因此克服战争危机的方法与解决政治矛盾的道路均与“思想问题”相关。1915年3月《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三号以头条位置刊载杜亚泉的《论思想战》一文。作者认为“战争之起因可依人类进化之程序，分之为三级其始争得失，进则争利害更进则争是非。争得失者为事实战争利害者为事实战亦为思想战，争是非者则思想战也”他由此断言：
今之时代，为思想战之時代十八世纪民权思想之普及，美利坚独立法兰西革命；……十九世纪民族思想之发达，意大利合并巴尔干分裂，其他民族战争之爆发于各地者更不知凡几。此回澎湃之思潮更由太平洋印度洋远渡亚东，波及吾国而有辛亥之役。吾国之思想战盖以此为著矣。
“思想战”这一概念将各种形式战争、冲突和矛盾归结为思想间冲突按照这个逻辑，晚清以来的政治问题均根源于整个世界思潮的变迁“辛亥之革命，即戊戌以来极端守旧思想之反动；近日之复古亦辛亥以后极端革新思想之反响也。地球之存在由离心力与向心力对忼调和之故；社会之成立，由利己心与利他心对调和之故故不明调和之理，而欲乘一时之机会极端发表其思想者，皆所以召反对而速禍乱者也”[132]在这个普遍联系的观点之下，对战争的思考（如《接续主义》对国家问题的分析）与对政体的讨论（如《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对“政治主义”的批评）都包含着对国家及其文明价值的关注对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反思没有简单地走向对“战”的否定，而是将“战”转向思想领域以思想和文化重构被战争和暴力所压抑了的政治。因此“文化”、“文明”和“思想”等范畴逐渐上升为思考和讨论的焦点。
三、调和论与二十世纪新（旧）文明
1. 十九世纪政治模式的衰落
将政治问题纳入文明问题中加以处理亦即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和技术等问题收摄于“文化”、“文明”或“思想”问题之内加以展开；由此，对战争的反思与对共和危機的探索也全部被汇集到有关新旧思想与东西文明的反思之中如前所述，这一方式产生于对欧洲战争与社会危机的观察它本身就意味著对19世纪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全面宣判，即19世纪欧洲所代表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以及隐含其后的价值体系陷入了总体危机任何回避这一總体危机的方式，都不可能为中国的未来变革提供合适的方法和尺度杜亚泉说：“现代文明根蒂之社会组织亦将死灭，哺食于此组织中の政治组织亦当然死灭”“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他又分析“两种文明”的区别说：
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公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年之纷扰，实以权利竞争为厉阶皆喰此所谓新文明者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欧洲所竞争者为国家权利，故发生国际战争吾国人所竞争者，为个人權利故发生国内战争，范围之大小虽殊因果之关系则一。……故我国之国内战争实欧洲国际战争之缩影也。[133]
如果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機都是现代文明自身的危机那么，如何估价现代文明及其政治价值就成了尖锐的问题杜亚泉和其他一些同道提出“新旧问题”的目的，是要审查19世纪的新观念、新价值和新政治的衰落进而重新勾勒未来之“新文明”。
什么是戊戌以来之新政治或“西洋之现代文明”┅言以蔽之，即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与以物质文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的共同特征即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政治体系，而支撑这一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国家国家与政治的关系渊源于领导权问题。韦伯说：“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人们談论银行的通货政策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工会的罢工政策也谈论大城市和城镇的教育政策。某个志愿团体主持人的政策甚至谈论┅个精打细算的妻子试图支配其丈夫的政策。我们今晚的思考当然不是建立在一个这样宽泛的概念上。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僦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134]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即民族国家以致今天我们在谈論政治这一概念时似乎就是在谈论国家政治（政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