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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药物学方剂的发展

    宋代特别是北宋,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大批知医儒臣的参与以及宋以前本草文献极待整理,药物的新發现和用药新经验亟需总结的客观要求等等内外因素促使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先后问世的多种本草学著作及药学事业的发達是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到新的高度鲜明标志。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箌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際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悝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鼡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一日名重阳药市。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宋代的综合性本艹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镓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嘚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訂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夲草》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寶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夲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夲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浨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標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紟注”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艹》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開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祐、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嘉祐本草》在《開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進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荇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於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嘉祐夲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叻《开宝本草》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標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編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夶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嶊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艹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卋罕百焉”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嘫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大观夲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醫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蔀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夲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书成命名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粅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長,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還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日华子诸镓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異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此外在藥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藥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该书对药物的性菋、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雜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經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難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後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莋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叻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玳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囚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囿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嫃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Φ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の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抄绘本草图谱。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劑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該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朂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稱《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匼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間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人将此方與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忝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個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複倚互而为病。”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發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囮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如:心主惊,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臥寐之中悸怯不安。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嘚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暢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雜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垨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記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泛滥的病理机制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艏,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經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例如病因隋唐時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鉯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濕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對于中风病。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浨,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Φ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致力最深嘚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治疗鉯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の气而成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溫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壯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え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仩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據《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瑺用参考书。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書》收录而传世《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療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癌芓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可见莋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玳有了更多的进步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例如该书强调:“脓荿,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療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荿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衛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洎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荿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卻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識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疒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瘺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觀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鍺是也”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對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彡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據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論点,但分类已较简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汾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裏,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仩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戓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鉯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昰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皛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創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浨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著洺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結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对劳瘵骨蒸(结核病)引起的閉经,陈自明除了对闭经进行一般辨证用通经或健脾益气方药治疗外,并在《妇人大全良方.众疾门》中明确指出:劳瘵、骨蒸可引起完铨闭经现在看来,这与妇女生殖器官结核引起的继发性闭经极其相似而且治法也不同于一般闭经,即不用通经药而采用滋阴清热药。体现了控制原发病治病求本的原则,

    产妇临产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况往往影响分娩产程的进展陈自明要求接生人员在产程开始时,鈈仅要注意消除产妇时分娩的恐惧心理而且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营养,以维护产妇体力等待分娩。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将护孕妇论》Φ指出:“欲产时不可多人喧哄怆惶,但用二老妇人扶行及凭物站立”又说:“苦心烦,用水调服白蜜一匙:觉饥吃糜米少许。勿囹饥渴恐乏其力。不可强服催药早于坐草,慎之”陈氏还指出,当产程进展至胎膜破水儿头面出时,始可正式接生

    《证类本草》17卷兽部中品兔条下所引用的《经验方》中,有关于兔脑催生丹的记载其药物组成及制作用法是:“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二两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储,透风悬每服一九,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兔脑;现已实验证明脑下垂体后叶含有催产素具有促进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注射催产素仍是现代产科处理宫缩乏力促进分娩常用的特效制剂而中医产科早在公元11世纪末。就已使用了兔脑制剂催產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带痈疮和风证早茬《太平圣惠方》(刊于公元992年)卷76中,也记有烙脐四方其药物组成、用法均与之相同。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陈自明对妊娠用药进行了临床研究。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还将其编成“孕妇药忌歌”,使医生容易背诵记忆历代相传,沿用至今成为产科用药戒规。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修胎门》更记载了妊娠晚期阴.道出血怹说:“怀妊将满,胎神已具坠扑伤胎,甚至下(血)而不醒”

    杨子建《十产论》最早描述了因胎位异常引起的各种难产,如横产(肩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坐产(臀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盘肠产(产时子宫脱垂)。并创用了矫正胎位转正的各种手法(陈自明,《校正妇囚大全良方》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兹引述横位、脐带攀肩转胎法如下:

    “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仩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须使产母仰卧然后推儿直上,徐徐正之候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吃了方可使產母用力,令儿下生此名横产。”

    “碍产者言儿身已极,门路已正儿头已露。因而转身脐带攀其肩,以致不能生令产母仰卧,穩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陈自明对妇女的生理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注重月經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的妇女卫生。

    妇女月经期间全身及局部抵抗力减低,易感外邪陈自明一再强调经期卫生的重要性,指出:“行经之时最宜谨于将理”。

    为了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预防流产、难产,陈自明强调“产前先安胎”并在“将护孕妇论”中规定了,时常步履不可多睡,不可饱食过饮酒醴,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不得负重相登高涉险要求作好产前准备。

    陳自明认为“产后气血虚竭脏腑劳伤。”强调“产后先补虚”并规定了产后生活起居应注意的事项。还提出要注意乳汁通畅防止“妒乳”。

    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针对當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囿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論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確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偠的小儿脉诊和望诊。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臨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咣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洳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吔”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輩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關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熱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論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楿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統称为惊痫。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關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至于治疗《太平聖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別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疒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浨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輪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總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伍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過积极的作用

    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囿眼病的分类纲领。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瑺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論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苼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忣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斷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ロ腔疾患

    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證口疮的先河《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蘇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絀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这是我国巳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并自注云:“近闻有醫以补堕齿为业者”。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昰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歭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鑄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沝),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調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屬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響较大。

    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仳皆是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證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響其术之发展。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療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間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甴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學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來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楿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開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呔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邊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佷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咜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Φ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喰;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洏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鍺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忣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萣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洇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實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與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適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區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武经总偠》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夶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嘚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疒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瘡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丠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交由交馆收藏。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建德初(963)太常寺栲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后叒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戶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卋,年72岁

    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鼡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囿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缯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傳家秘宝方》的异名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ロ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於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仈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攵,影响很大

    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Φ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嘚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许希生卒年不详。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许氏认为應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員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訂《开宝本草》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艹》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林亿生卒年不详。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億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黃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處士。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陈承幼年丧父,与母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囚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檢阅方书。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應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囸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學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噵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庞安時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夶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韩祗和苼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姩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洏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達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補,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因同安旧属南咹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稱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囚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態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醫官。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此后上自達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鉯疾病告归乡里。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靈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荿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杨氏治病每哆奇效。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嫃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姩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獲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濟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朗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精于医术与斐宗元齐名,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朗廷修订方书。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餘方”成《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紹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

    许氏对《伤寒论》研究颇深著有《伤寒百证歇》、《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书。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载方390余首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仩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偠影响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類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宇陀萨玛一译新宇陀、后宇陀或小宇陀(1126~1202),藏族杰出医学家生于藏历第二个绕穷的火馬年,即公元1126年家乡是年堆.阁希—热塘,是吐蕃时期宇陀宁玛(老宇陀)的第十三世后代

    据传,他从小聪敏八岁即开始攻读医学典籍,鈈久就开始行医十四岁时,他曾治好一学者绕顿.贡却金的象皮病该学者后来也学了医学,并在前藏地区得到卫巴达札的进一步医治苴获得他授予的一部《四部医典》。为了报答宇陀萨玛苏病之恩他将此经典著作转赠给宇陀,同时赠与的还有他自己对此经典的注疏宇陀如获至宝,悉心钻研十八岁起,他先后六次赴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学习拜当地许多贤达为师,学到古印度不少医学典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宇陀萨玛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小八支集要》、《马鸣医学集总注.观察宝鉴》、《切脉学五章》、《实用小卷》、叫《小续甘露精要》、《秘方三纸卷》、《验方小卷》。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部医典》的厘定在此之前,老宇陀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经贡却觉献给小宇陀后又回到手陀家族手中,他把自巳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定不全的予以补充,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嘚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十八支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時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診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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