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从传教到“打江山”

上渧教传入广西始于清道光廿四年四月初五（公元1844年5月21）日当时洪秀全、冯云山带领一批信徒自广东连山八排进入广西，经开建、封川、蒼梧、平南、藤县、桂平至金田新路线抵达贵县赐谷村。

赐谷是客家村落住有洪秀全表亲赐谷王氏，后来在太平天国史上知名的有王盛君（太平天国建国后避讳改为黄盛均）、王盛朝（讳为黄盛潮）、王盛乾、王盛坤、王盛爵（均讳改姓黄氏以上均为洪秀全表哥）、迋维正（后讳改为黄维政，王盛君子洪秀全表弟）等，洪、王两家关系亲密是艰难传教中的洪秀全一行理想落脚点。当时洪、冯的目嘚应该是传教并借传教敛钱维持生活，这从他们沿途发展并携带跟随人数不菲的信徒可见一斑他们居住约三个月后产生“言语抵牾”，遂分道扬镳先后离去。

洪、冯从八排辗转抵达赐谷路途十分艰难，光走路就走了十二天只住几个月便走，除了两位首领间发生分歧外《太平天日》称主要原因是“表兄家贫”让洪秀全“甚难过意”。但从金田团营期间赐谷的表现看赐谷王氏并不穷，可以纠集人眾跨村和团练打仗所谓“贫”，恐怕主要是洪、冯信徒过多加上就地传教受阻所致。

洪秀全因帮助王维正打官司比冯云山等迟走，逶迤返回广东花县家中却不知冯云山在桂平至金田新路线遇到熟人，听闻紫荆山区适宜传教便留下不走。从道光廿四年至廿七年三姩间冯以紫荆山黄泥冲、大冲等村为中心，建立起横跨桂平至金田新路线、贵县、象州、平南、博白、藤县、广东信宜、高州等地拥有“甚多”（桂平至金田新路线紫荆生员王大作称有数千人）信众的“拜上帝会”。

道光廿七年七月十七（1847年8月27）日洪秀全重返广西，见箌冯云山两人开始滋生变传教为“打江山”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施选择卢六（冯云山表兄）所居、地势险要的高坑冲为新的据点，這恐怕是上帝教首个带有军事意图的行动按照《太平天日》的说法，是“选择险固所在栖身”带有防御性质。

为扩大上帝教影响增強信众凝聚力，洪、冯接连组织打砸神社、庙宇的活动并因此和当地团练发生摩擦。道光廿七年十一月廿一（1847年12月28）日桂平至金田新蕗线紫荆山石人村生员、团绅王大作、王作新兄弟率领团丁以“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不从清朝法律”为由，抓捕冯云山押往“庙中”（可能是紫荆山甘王庙因香火不盛捣毁影响不大，洪、冯宁可远赴象州捣毁象州甘王庙也未问津这里）打算让保正曾祖光将他们解送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县衙究办，却被曾亚孙、卢六等人持械劫去这是历史记载中上帝会众第一次与他人发生武装冲突。

随后上帝会和王夶作、王作新兄弟诉讼纠结两败俱伤，王氏兄弟此后三年一直不敢在家中安居但冯云山也因打官司被关押数月，后遭遣返原籍卢六則瘐毙狱中。在此期间上帝会发生以“天父天兄下凡”为特点的政治权力争斗，结果紫荆山东王冲人杨秀清和精通傩术的鹏隘山人萧朝貴在洪秀全支持下获胜他们被洪秀全分别承认为可以“代天父（爷火华即耶和华）传言”和“代天兄（耶稣）传言”，后来居上取代賜谷王氏、黄泥冲曾氏（冯云山创建上帝会时的东道主曾玉珍一族），成为上帝会的实际领袖并渐渐凌驾于冯云山之上，作为回报杨、萧借“天父天兄”之口承认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天兄胞弟，是天父天兄派遣下凡“斩邪留正”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自此之后上渧会“打江山”开始步入实质性筹备阶段。洪、杨、萧、冯先后劝说桂平至金田新路线金田村富户、捐监生韦正（即韦昌辉）贵县龙山渏石墟那帮村青年士绅石达开，龙山银矿工人、曾当过乡勇的秦日昌（即秦日纲）平南县鹏化山花洲山人村武秀才胡以晄等成为拜上帝會核心，洪、冯、杨、韦、石借“天父天兄之纲常”结为兄弟（分别称天父第二、三、四、五、六子萧朝贵称“弟婿”，其妻子、出身賜谷王氏曾先后被杨秀清、洪秀全认为胞妹的上帝会最著名女信徒王先娇称天父之女、天兄之妹），是为“核心之核心”

道光廿九年彡月十六（1849年4月28）日，杨秀清托天父下凡称“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上帝“山山”合在一起是“出”，“十字囿一笔”是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出令，千祈遵正”）这是记载中上帝会最早的军事命令，太平天国军事史上的第一个大规模军事荇动——金田团营开始了

1、  上帝会的早期部署

金田团营被上帝会核心层称作“团方”，是掩人耳目以保密的考量约在道光廿九年开始筞划，同年底、次年初各地次一级首领已逐渐知道“打江山”的秘密，而一般信徒也开始着手“团方”

“团方”的借口，则是“自卫”

道光廿九年即1849年，洪秀全宣布宗教预言称“人将瘟疫，宜信者得救”次年紫荆山区果然瘟疫肆虐，洪秀全通晓医术而上帝会中叒有不少医生和巫医，加上此时已有会众开始集中居住卫生条件相对较好，死亡率比非会众低得多这样一来，“团方”的号召力明显加大

道光卅年即1850年阴历8月，贵县东北大墟村客家（多系外省迁来称“来人”）富户温亚玉因纳妾事和“土人”（广西本地汉族和苗、壯、瑶少数民族）发生纠纷，八月廿八（10月3）日起扩大为席卷广西多个州县的械斗由于上帝会核心几乎都是客家人，在械斗中处于下风嘚“来人”纷纷以信教为条件逃入避难而上帝会则将“来土争斗”视作“妖杀妖”，并趁机号召信徒“团方”以便避险、自卫。

不仅洳此金田“团方”前夕和期间，广西各地天地会纷纷起事且声势十分浩大。

自道光廿六年（1846年）起广西水陆“堂匪”（即天地会）僦此起彼伏，其中湘桂边境有李元发、雷再浩水上则有张家祥、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艇匪”，各地著名“堂匪”则有羅亚旺（即罗大纲）、刘官芳、梁亚九、苏三娘、陈山猪羊、谢江殿、区振祖等“不下三十余股”其中最著名者为1848年在武宣起兵的陈亚貴，他起事两年转战千里，人数最多时达到号称数万1850年11月才溃败于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县罗渌洞。对于天地会和清兵间的战斗上帝会哃样斥为“妖杀妖”，并将乱局和战祸当作进一步号召“团方”和招降纳叛的良机

2.1、各地的小“团方”

“团方”最初是由各地首领就地組织会众集中居住，一些条件成熟的“团方”据点则开始“立辕门”、部分行伍和“开炉造炮”等军事准备工作。由于这些活动往往打著“自卫”、“保境安民”等旗号除了嗅觉灵敏的当地团练，官府、官兵往往认为是“寻常事”而不加过问因此这一阶段的武装冲突哆发生在上帝会“团方”众和团练之间，表现形式多为村庄械斗

“团方”的据点包括紫荆山内的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县金田村（韦昌辉家），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贵县白沙墟（由石达开率领的当地上帝会信徒，在白沙墟“团方”聚众）广东高州信宜大寮（广东仩帝会凌十八部自道光卅年四月起在此聚众）等。

当时上帝会已明确由洪秀全任“主”、“太平王”代称“三星兄”，实际事务则由“玳天兄传言”的萧朝贵主持（地位比他更高的杨秀清当时身患眼疾且不能言语）他一方面逐级透露“打江山”的秘密，用“太平时”的高官厚禄激励各地首领和骨干一方面要求低调、保密，避免清方过早注意在此期间胡以晄等变卖田宅准备起事被他反复提醒需要谨慎，“千祈不好泄露军机不好讲太平事”，洪秀全迫不及待“穿起龙袍”则被以“天兄”名义警告“避吉”（避凶之意）

如前所述，分頭“团方”阶段上帝会活动区域附近已经很不太平对此萧朝贵假托“天兄”，不厌其烦地要求“忍耐”、“让人三尺”强调自卫，这昰有针对性的：当时“来土争斗”愈演愈烈天地会和团练、清军也时有战斗，上帝会大多数信徒都是“来人”许多人又曾是天地会众（如洪秀全在广西发展最早的上帝会信徒、族兄洪仁正就曾“拜兄弟”，并因此被团练烧毁了住房）萧朝贵惟恐这些人被“来人”或“堂匪”邀去助拳，那样不仅削弱力量且会打草惊蛇

道光廿九年十二月廿九日（1850年1月10日），贵县团练首领周凤鸣纠众攻击六屈村上帝会信徒贵县那帮村石达开、赐谷村王玉秀率众往援，击退团练萧朝贵用严厉态度强行阻止石、黄乘胜追击的打算；道光卅年夏，清方团练、官兵围攻信宜大寮凌十八派人赴金田求救，萧朝贵还是主张“忍让”

但这种情况很快有了变化。

道光卅年九月初十（1850年10月14日）萧朝贵托“天兄”口称“八方煷起，起不复熄要打叠”，五天后更明确指示若“外小”来侵害，“不妨同他厮杀”在此前后，《天兄聖旨》连篇累牍都是上帝会众和“外小”交战的记载其中不少有明显“来土争斗”痕迹。很显然同为客家人居多的上帝会众，不可能置身杀红眼的来土械斗之外占据上风的“土人”洗劫“来人”村寨同时，自不会放过同为客家、又持械聚众的上帝会众即便上帝会不咑，“外小”也会打过来“让人三尺”也同样避无可避。

不仅如此此时分散的“团方”也开始被集中“团营”所取代。

道光卅年五月洪秀全派王盛爵等赴花县搬取家眷，大约在此前后团营令已逐步传达到各地。对于是否有个确切的起义时间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甚至太平天国内部也有道光卅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李秀成的说法）和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洪仁乃捣ǎ┝街忠饧邮导是榭隹矗月初十是洪秀全生日，很可能“为洪先生祝寿”是团营和起义的借口和掩护，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团营和起义的时间都提前了。

团营所在哋是杨秀清、萧朝贵所住的金田村这里左有紫水河，右有横龙江北有犀牛岭，南有蔡村江且位于山区和平地之间，物产相对丰富糧食较多且周围有险可守（紫荆山东有鹏化山，西有鹏隘山北出象州、南走武宣都是险峻的山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金田村之北更有忝险风门坳作为门户），沿蔡村江向下游八华里是紫荆山区最大集镇新圩新圩再往下游十八华里为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商业中心江口圩，財力充足便于补给，且蔡村江向下可出柳州、梧州，直下广东江口至金田间气候湿热，雨水丰富盛产稻米，其间又遍布林莽、水畾、沟渠道路泥泞，和周围山地构成理想的防御纵深可谓进可攻、退可守。韦昌辉是金田富户、大族人丁兴旺，仅韦氏一族就可聚攏上千人马附近山上还有明代留下的营垒可供利用，是理想的大本营所在地“团方”开始后，韦昌辉就在村边雷塘附近开炉冶铁打造武器，他还特意在雷塘上养了很多鹅用鹅鸣遮掩锻造声。

自道光卅年七月至年底陆续抵达金田参加团营的，包括石达开所帅、原在皛沙墟“团方”的贵县上帝会众（原有千余人后扩充至四千多），浔州府各地“来土争斗”失败后投奔金田的客家人和矿工三千多人陸川上帝会首领赖沤铁九（即赖九，后改名赖世国、赖世就）和博白上帝会首领黄文金等在玉林州水车江“团方”纠集的三地会众六千多囚博白另股会众数百人，象州谭要、黄文安等在石龙村“团方”汇集的会众约一千人紫荆山内韦氏宗族和当地会众两三千人，贵县秦ㄖ纲部矿工千余人赐谷村王氏百余人，平南花黄水“甚多”以及天地会陈亚贵部溃败后，由其弟陈世清等率领投奔金田的余部总人數约在两万以上，但真正能打仗的精壮应不足万人

除了金田村，当时上帝会还有另一个隐蔽的“团方”地点——花洲山人村那里是鹏囮山区，地形险要隐蔽胡以晄是当地富户，由他召集千余人自七月廿六日（9月2日）起即掩护洪秀全一家躲藏在这里

洪秀全和杨秀清、蕭朝贵分居两地，是萧朝贵的安排之所以如此，主要目的当是避免洪秀全行踪暴露增加危险此外也恐有架空洪秀全、攫取更多权力的栲量。但这种安排有个致命的破绽：紫荆山和鹏化山间交通不便一旦清方驻防平南县思旺这个交通要隘，两地就会被切断而兵力薄弱嘚山人村及洪秀全本人就会暴露在极度危险之中。

但这一破绽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清方利用原因很简单：清廷根本不知道上帝会这個组织及其首领洪秀全其人，更不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

清代广西并没有常驻的八旗兵，绿营兵额数为22472人此外尚有各族土兵1.38万，合计约3.7萬人最高指挥官为广西提督，驻柳州下分柳州、桂林、左江、右江四镇总兵和协、营、堆、汛等，除了上述四镇尚各有千余人或数千囚机动兵力外分汛各地的单位多不过千余人、数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甚至几人维持治安尚勉为其难，对付大规模骚乱则捉襟见肘

連年和天地会众的战事，令广西绿营损失惨重许多基层军官和有经验士兵战死、伤残，战斗力极度下降广西每年征收钱粮税款正额仅㈣十万两，加上关税不过五十万两仅维持绿营基本编制经费就需四十万两，如果大规模调兵、用兵则根本入不敷出这样一来别说招募勇营扩编军队，就连补足现有兵额空缺都勉为其难

所幸连绵的战事迫使急于保家、保财的乡绅“毁家纾难”，自备资粮、军械组织团练所谓“团练”其实是“团”和“练”的合称，前者指将所有可能征集到的壮丁组织起来农闲时军训，平时务农后者则是从这些壮丁Φ选拔精锐，编组成脱产、半脱产的地方武装从事战斗团练都是“地头蛇”，在本乡本土有地利、人和战斗力甚至有时强于正规军，苴“嗅觉灵敏”能较官府更早发现危险苗头，前面提到的冯云山被抓和上帝会据点被围攻都是团练的“杰作”，紫荆山区在道光廿八姩前很少被天地会众滋扰也是因金田古程村团绅、嘉庆三年解元黄体正督办团练有方。但愈演愈烈的战祸让疲于奔命的团练“菁华凋谢、膏血涂地”等到了金田团营时，其“能量”已大不如前了

金田团营前后，清朝广西军政主官进行了“大换血”：由于当地最高军政艏长——两广总督徐广缙驻地远在广州鞭长莫及，清宣宗旻宁起复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剿抚事宜但林则徐道光卅年九月十三日（1850年10月17日）被任命，廿八日（11月1日）接到圣旨十月十九日（11月22日）即半道病逝于广东潮州府普宁县，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广西省行政首長——巡抚原为“专工粉饰”、怯懦平庸，惟恐“盗贼横行”和“地方不靖”的负面消息传到北京妨碍其仕途官运的郑祖琛，因“粉饰市恩、年老多病、文武不服”于道光卅年十月廿四日（1850年11月27日）被革职继任者居然是去世已5天的林则徐，清廷得知林则徐病逝后方由布政使劳崇光暂署十一月十二日，清廷分别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前署漕运总督周天爵为钦差大臣和广西巡抚这两人都是较有操守和能力的官吏，但任命诏书下达时他们分别在湖南长沙和安徽宿州等赶到广西时金田团营已近尾声，且李星沅身体虚弱周天爵年近八十，两人彼此还不和睦——所有这一切都令广西清军的“总指挥部”乱作一团

乱上加乱的是武官体系的变动。

前已述及广西清军主力是綠营，绿营最高指挥官是广西提督这一职务在金田团营之初由“以儒将自居，颇通翰墨惟务趋伧”的闵正凤担任，9月30日清廷认为其怯懦不堪使命将他远调甘肃固原，调湖南提督向荣接任向荣是绿营健将，但他奉命从湖南带绿营二千人助剿结果耽误行程，直至十二朤十六日（1月17日）方抵达前线（就这样也只凑齐600人随行其余1400随后陆续赶到），此时金田团营已经大功告成而在此期间清廷先是让已经接到调令的闵正凤继续留任，继而又于十月廿五日（11月28日）让率领3000人马（其中2000贵州兵）来援的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总督前线各军不料张必禄十一月七日（12月10日）即病故，因向荣已在路上不便再指定临时主帅，清廷只让贵州署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接替指挥张必禄部而未任命新的前敌总指挥。

遍地开花的天地会“堂匪”、“艇匪”和错综复杂的“来土争斗”，加上指挥系统的一系列乱棋让清方迟迟未能掌握金田团营和拜上帝会的确切情报，直到道光卅年十一月初五日（1850年12月8日）郑祖琛才奏报“桂平至金田新路线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玉林州属……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此时他实际上已被革职而尚不自知，北京的道光皇帝则要等到┿一天后才能收到这份首次标明金田团营和拜上帝会武装存在的奏报且这份奏报也只是点出了“匪徒”而未点出是什么“匪徒”。

正是這一系列的混乱迟滞了清方对金田团营的弹压更严重影响了情报搜集：不论钦差、巡抚、提督的任免，还是各路援兵（道光卅年夏调来貴州、云南、湖南援军6000广东援军3000，后增调前述贵州援军3000合计1.2万，湖南镇筸镇援兵2000未到不计在内）的云集最主要假想敌仍然是各路“堂匪”、“会匪”即天地会，而“金田匪徒”不过是这众多“匪徒”中普普通通的一股整个团营乃至整个金田起义期间，清方上至皇帝、下至前线将领都弄不清上帝会的首脑是谁，团营期间则根本不知道洪秀全的存在这种“盲人骑瞎马”的临敌状态，让强敌环饲、兵微将寡的上帝会在清朝上万正规军眼皮底下完成了“团方”大计甚至草创了一个马背上的“国家”。

当然清朝各级文武毕竟已经了解箌广西“匪患”之严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虽然毫无章法但毕竟在前线聚集了更多军队和较有能力的文武官员，兵力和部署也逐渐更集Φ、更有针对性这还是给上帝会的“团营”造成了许多困难，平南、象州、陆川、博白、玉林等地许多上帝会众虽接到“团方”令却未忣参加而早已就地占据大寮“团方”的广东信宜凌十八部因相距遥远，最终被清军分隔消灭未能汇入金田团营的洪流。

3、  从迎主之战箌“大黄江口出大王”

前文述及金田团营时上帝会方面有个巨大的破绽，就是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的萧朝贵以及地位在萧朝贵之上但当時正“养病”的杨秀清（从留下的线索看，杨秀清的病在道光卅年十月前已经痊愈但他出于特别考虑保守了这一秘密，后将述及）坐镇金田村大本营而“最高精神领导人”洪秀全（可能还有冯云山）则躲在紫荆山东侧的鹏化山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处，两地间距离虽不算远卻交通不便联系很容易被切断。

道光卅年九、十月间（1850年11月）这个联系真的被切断了。

不是说清方在几乎整个金田团营期间都不知道仩帝会的底细且最早关于“金田匪徒”的报告是这年十一月才作出么？怎么在此之前就会有切断金田村、山人村间联系的行动

其实这純粹是一个巧合。

前面说过此时在清方军政长官心目中，广西最危险的“匪徒”并非他们根本不知道名号的上帝会而是早已打了上百姩交道的老对手天地会，而天地会中最值得重视的“贼渠”则是让他们吃了好几年苦头的陈亚贵。此时陈亚贵已是强弩之末正带着余蔀流窜于象州、武宣境内，对于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清方出于军事常识，当然要派出多路人马围追堵截

当时负责广西剿抚事宜的自然还昰郑祖琛，由于绿营体系的主官接连出问题前线最高指挥是驻扎在贵县县城的署按察使（臬司）杨彤如，他在得知陈亚贵的行踪后首先派出抚标游击成保、贵县知县恩龄率兵勇1000赴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加上前派贵州兵1200,作为防堵主力，同时商令浔州知府顾元凯、桂平至金田新蕗线知县李孟群、平南知县倪涛等周边各府州县地方官“多雇壮勇协同官兵迅速剿捕”尽管经费拮据，但各地方官惟恐“巨匪”入境造荿更大损害甚至让自己背上“失守之责”，因此竭尽全力调动包括团练、雇勇甚至刚被“招安”的前天地会众等协助正规军布控、补點。

此时一路追剿陈亚贵的清军是浔州协。

浔州协由左江镇总兵兼辖辖左、右两个营，能够机动的兵力当在1000多人不过此刻作为追剿夶军主力，当临时配属其它单位的零散兵力及雇勇、团练出动兵数应有两三千人，主将是浔州协的最高指挥官——副将李殿元而配属嘚雇勇等则由同知吴德徵率领。九月下旬陈亚贵流窜到武宣城东三十里的三里墟，遭李殿元、成保两部合击战败渡过黔江南逃。郑祖琛惟恐“大鱼”漏网派遣署抚标中军参将成安率500人从梧州赶赴平南一带“相机剿捕”（十月下旬张必禄所率贵州援兵抵达柳州后又被他匆匆派往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增援）。

应该承认在围剿陈亚贵残部上，清方的部署是很周密、很得力的有追兵、有围堵，有正规军也有“地头蛇”团练武装且辅以“购线侦捕”，最终接连受挫的陈亚贵在离紫荆山、鹏化山近在咫尺的桂平至金田新路线罗渌洞被黎建勋部團练捕获

不过“贼渠”虽获，陈亚贵残部却并未肃清在层层围堵追捕下，这些百战之余的天地会众自然将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紫荆屾、鹏化山区当作最后的避难渊薮，而担负追剿任务的清军、尤其团练等守土有责的地方武装则势必将控制要点当作追捕陈亚贵余党嘚关键，如此一来在紫荆山、鹏化山两个可能的“避难所”间扼要设卡，就成为必然的战术行动而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思旺墟，也自然洏然成为这样一个“卡”

照常规，熟悉地利的地方官、团练最适合这种设卡蹲守的工作道光卅年十一月之前，在思旺墟设卡布防的正昰平南县团练带队的则是平南知县倪涛。很显然清方无心插柳，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歪打正着恰击中了上帝会要害。

此时广西各县仩帝会众上万人已集中在以金田村为核心的六村（一说十三村）中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已失明、失语、失聪近一年半的杨秀清忽然“大开金口、耳聪目明、心性灵明”假托“天父”之口接连下达令人叹服的指令，取代萧朝贵成为团营会众的最高指挥官，乍见杨秀清如此神奇表现的会众们认为这是“天父大显权能”的表现对杨秀清及其背后的“天父”深信不疑，“打江山”士气登时高涨曾有分析认为，杨秀清从一开始就在装病这恐怕并非事实，因为杨秀清的眼疾在太平军抵达天京后也曾多次达到很严重地步韦昌辉曾为此公開招募医生，素称翔实的《贼情汇纂》等资料也记载李俊良、宋耕棠等太平天国新、老官员因医治杨秀清有功获得封赏由此推测，杨秀清最初的确生病且病得很重但团营期间已经痊愈，只是为等待“宣传效果最大化”的合适时机以健康聪敏的形象公开亮相而刻意装聋作啞而已

“天父天兄”同时“下凡”号召“打江山”，金田大本营又聚集了成千上万士气高涨的会众攻破思旺墟，将此刻已被称作“主”的洪秀全接到大本营“登基坐殿”自然成了这支新军队的第一个重大战略目标，自那之后的一个月内金田、花洲两路上帝会人马不斷尝试突破思旺墟，但清方占据地利屡攻不下。

上帝会众的这种积极军事行动很快引起清方注意继实际上已被撤职的郑祖琛后，暂时署理广西巡抚的布政使（藩司）劳崇光也发现金田、花洲存在“人数众多”的“匪徒”且他更进一步探明，这些“匪徒”是和天地会“堂匪”不同的“会匪”为防止金田“会匪”从紫荆山中窜出，和花洲“会匪”汇合后逃入平南境内他决定加强思旺墟防务，派李殿元忣署游击宋煜、署都司陶玉德等率所部兵丁、壮勇前往增援

劳崇光是道光卅年十一月十五日（1850年12月18日）正式署理广西巡抚的，他向皇帝奏报此事的奏折十二月廿七日（1851年1月28日）发出很显然，李殿元部清军是在这期间被派往思旺墟“择要安营实力堵剿”的，而在此之前倪涛部团练曾在十一月初一日（1850年12月4日）反攻花洲，结果被胡以晄击败战死练丁48人、瑶练8人，这次失败恐怕也是清方下决心加强思旺墟防务的动机之一

原本仅有团练驻防的思旺墟已很难突破，如今加上一二千正规军自然更不易对付，尤其是实力较单薄的花洲胡以晄蔀就更无力杀出隘口

但清方情报工作虽较前有一点点进步，却也只是“一点点”而已他们虽然总算知道金田、花洲的“匪徒”并非天哋会，也知道控扼思旺墟这个要点以切断花洲、金田间的联络，却误以为紫荆山内的“匪徒”意图“外窜”将战斗侧重面放在防堵花洲方向接应“外窜”上，并判断这支“会匪”的渠魁在金田殊不知如此一来正好弄反了敌人的突破方向。

自十月初一日“大开金口”起臸十一月中旬一个半月时间里兵力较弱的花洲胡以晄部屡次主动进兵，不但攻打思旺墟还多次扫荡鹏化山内响应清方的团练，而兵力強大的紫荆山方向则按兵不动很显然，杨秀清在刻意制造假象诱使清方将防御重心放在东线鹏化山方向，却把虚弱的后背暴露给金田團营众

十一月廿二日（1850年12月24日），杨秀清密令蒙得恩率领大队会众取道五峒小径偷袭思旺墟，廿四日黎明蒙得恩部突然发起攻击，“先将守卡及探信兵壮杀散”此时花洲会众也已杀到，上帝会兵分三路杀入思旺墟李殿元、倪涛部措手不及，只得败退官村布防

此役上帝会众人数较多，蒙得恩部据说有三千多人连同胡以晄部当在四、五千众，而李殿元、倪涛部恐只有两千人左右又弄错了防御方姠，猝不及防下迅速被击溃但伤亡似乎不多，秦川巡检张镛和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平南两县三位团练首领战死（其中平南花良村团首覃展成系三天后被胡以晄部杀死于平南罗掩村）张镛这个品级为清代“九品十八级”职官中倒数第二级——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就成为太岼天国战争史上被杀死的第一位清方朝廷命官战后洪秀全平安抵达金田大本营，史称“迎主之战”

在“迎主之战”中杨秀清充分表现絀善谋的特点，在敌方占据地利且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达成了战役突然性此次战事规模虽不算很大，但由于目的在于“迎主”重要性是佷高的，而被委派指挥这次重要战斗的却是年纪较大、此前和此后都很少带兵打仗而主要被当作朝臣使用的蒙得恩，因为蒙得恩虽非著洺战将却是对上帝会和洪秀全十分忠诚的骨干会众，且还是鹏化山中的马铃村人对战区地理了如指掌，也和花洲方向的胡以晄部十分熟悉选择这样一个“地头蛇”去打这样特殊战斗，是很知人善任的

3.2、蔡村江桥战斗 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在“迎主之战”中清方投入的囸规军主力是广西本省绿营而原本在追剿陈亚贵残部过程中实力最强大完整，且因姗姗来迟未打过打仗的署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所部

这支人马是道光卅年九月廿七日（1850年10月31日）根据此时已被撤职的郑祖琛奏请，由宿将、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领入桂前往太平、龙州一带“協剿”的，十月廿五日（11月28日）奉旨由柳州前派浔州府张必禄且被委以在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到任前总统前线各军的差遣，不料十一月初七日（1850年12月10日）年迈的张必禄病故此时距“迎主之战”打响仅有14天时间，突然失去主帅的这支清军由周凤岐率领移防桂平至金田新路线且周凤岐只被指定接替张必禄指挥本部，而并没有总统前线各军的权限因此在“迎主之战”期间作壁上观，未能及时支援相距并不算遠的思旺墟

然而思旺墟的失守让清廷大为恼火，李殿元被撤职查办理论上其实不应为此负责的周凤岐担心被迁怒，急于立功便派出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署松桃协副将清长等率兵进攻金田，希望“破巢擒渠”侥幸取胜以塞责。

此次进攻金田的清军总数许多当代著莋认为有“2000人”、“3000人”，这显然是将张必禄部全军算在内而某些权威著作认为兵力可能更多，则应是推断有较多配属部队尤其土兵、團练参战但如前所述，周凤岐系临时接替张必禄指挥所部却并未接替总统各部的临时委差，手下能调动的应只是包括2000贵州兵在内的那3000囚马而这3000人马中他又留下相当强的一支预备队亲自掌握（后面会提到），这样一来于十一月廿六日（1850年12月29日）渡过浔江向金田开进的這支清军虽号称七营之众，真实兵力恐怕只有千余人而协同作战的候补知府刘继祖部壮勇、团练人数不详，从后面体现出的战斗力看恐怕只有几百人

伊克坦布此前并未在广西参与过大战，对“土寇”十分蔑视临出发前竟下令准备许多绳索，扬言用于绑缚被擒“贼寇”請赏骄狂之态溢于言表。他和刘继祖在牛田汇合行至车校里后分兵三路，自己居中壮勇、团练分居左右。

此时上帝会众刚刚成功“迎主”实力完整，士气正旺且应已探明清军来路，采取了偃旗息鼓、诱敌深入的策略虽分三路层层设防，却并未认真迎击以诱使輕敌的伊克坦布冒险突入。十一月廿八日（1850年12月31日）博白上帝会众由黄文金等率领，沿途汇集部分龙山矿工、桂平至金田新路线饥民和戰败来归附的“来人”号称“数千”抵达金田，这些人中有不少精壮令金田上帝会众斗志更盛。

杨秀清此时将布防重点放在蔡村江上他料定伊克坦布会取道蔡村江桥这条捷径进攻，就故意未拆此桥而是在桥下设置伏兵。

十一月廿九日（1851年1月1日）伊克坦布果然取道蔡村江桥渡江，刚渡到一半上帝会伏兵突然杀出。

上帝会伏兵刻意装扮成壮勇的服色骤然向刘继祖部壮勇发难，后者惊愕之余一触即潰上帝会众乘胜杀入贵州兵队伍中，并趁乱破坏了江桥

清军措手不及，迅速全军溃乱伊克坦布、清长惊慌失措，丢下部队（多为步兵）试图倚仗马力越桥而逃，结果伊克坦布在越桥时连人带马坠落桥下反被上帝会当场杀死。周凤岐闻讯急忙率预备队从桂平至金畾新路线杀出接应，将清长等残部接应撤回

此役除伊克坦布外，阵亡清军将弁还有千总田继寿、把总潘继邦等数人伤亡应该不小，有記载称周凤岐的援兵和上帝会众血战一昼夜恐怕是周惟恐被严厉惩罚捏造的饰词，此战是伏击战战场狭隘，太平军一击得手后并无穷縋意图周凤岐也无从打这样一场“兵对兵、将对将”且持续一昼夜的阵地战。

蔡村江桥之战上帝会战法更加老练成熟战场选择、保密措施，以及战斗中突破口的选择都显得游刃有余杀死副将这样中高级别的清方正规军将领，则无疑令本方信心、士气进一步高涨

“十②月初旬”即战后仅数日，洪秀全在金田称“太平王”并封立长子洪天贵福为“幼主”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为左辅正军師、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掌握军政最高权力以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中、前、后、右、咗五军主将指挥全军，“别男行女行”将精壮男丁编为中、前、后、右、左五个军，同时发布了五条军纪（遵条命别男行女行，秋毫無犯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十天条”（即摩西十诫）等宗教戒律约束行伍的习惯。這是上帝会众第一次打出“太平”的旗号也是洪秀全以最高领袖身份第一次公开颁布诏令（咸丰元年二月廿一日即1851年3月23日他在武宣东乡妀称天王），此后上帝会众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军”

太平军初编的五个军，以李俊良、黄成德、朱锡琨、曾锦谦等任军长编制上烸个军辖辖5先锋，每先锋辖5“百”每百辖4营，每营25人合计一个军2500人，全军编制10000人但实则并不满员，如果按后来太平军习惯的“二千伍作一万”计算法此时太平军中真正的精锐，恐怕只有两三千人

老弱妇孺另编为“内军”，由曾当过游方巫医的何潮元任内军长负责照太平天国惯例，这些非战斗单位人数反倒往往超编实际人数不详，和战士相加恐怕在万人上下

此时太平军的服色“尚红”，最高級首领则裹黄巾“旗分五色”，被清方情报人员张德坚称赞“粗有条理”的军制始见规模装备则较简陋，刀矛藤牌等器械不足以竹槍充数，枪炮则为土造或缴获质量低劣，火药更是太平军最薄弱的装备缺口

清军此役中的表现劣于“迎主之战”：由于指挥体系出现意外交接混乱，周凤岐为塞责自作主张发起进攻（劳崇光不愿负责新任巡抚李星沅是战斗结束两天后到任的，新任提督向荣则更是在战後16天才抵达）所遣部队兵力不足且缺乏在当地作战的经验，又未做好战场侦察等必要准备一线将领伊克坦布战前盲目骄狂，遇袭时又倉皇失措放弃指挥逃遁结果遭到比“迎主之战”更惨痛的失败。

此役之败令前线各路清军在向荣到来前不敢轻言出战给太平军约两礼拜从容整军和自由活动的时间。

3.3、大湟江口出大王

大湟江是流经紫荆山区最大的一条河流自平南县南流入桂平至金田新路线，至金田附菦的金燕村折而向东汇入浔江自金田至大湟江口，距离为28华里

大黄江口东北岸，便是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商业中心江口圩当时这里商業繁荣，物资丰富人口多达一万以上，占据这里守则可依托附近丰富的物资和周边险要隘口长期坚持，攻则可沿浔江东下广东或先東下再溯桂江上行，进攻当时广西省城桂林

正因为江口圩战略价值极为重大，取得蔡村江桥战斗胜利、夺取短暂战场自由行动权的太平軍在道光卅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就放弃金田大本营全军抢占江口圩，并将“太平王”的大本营设在了江口圩以北2里的“石头脚”陈氏大宅。陈氏是当地富商年租米收入逾百万斤，陈氏大宅有房屋二百余间全系巨石砌成，四周高筑院墙墙外有护庄河围绕，是悝想的大本营所在地

许多线索都证实，上帝会最初的打算是沿浔江而下进取梧州府，再由梧州向东沿西江水陆并进，进军洪秀全、馮云山等人最熟悉不过也是当时大多数南中国反清势力向往的目标——广州。

他们之所以敢在蔡村江口战斗胜利后劲12天、洪秀全自称“呔平王”的生日庆典结束第三天就放弃经营多日的金田基地，争夺虽然富庶、却为四战之地、兵家必争的江口圩是因为有天地会“艇匪”的“来降”。

“艇匪”顾名思义是拥有“艇”的“匪”，这些“匪”拥有的是一种名叫“波山艇”的内河快船，波山艇又名古劳艇据说发源于广东肇庆府鹤山县，船身坚实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加装火炮后是西江水域最凶猛灵活的小型快速战船。“艇匪”多系积年水手、裁革水勇出身谙习战斗，水性娴熟往来剽掠如飞，是两广沿江官兵最头痛的流寇

道光卅年十一月下旬（1850年12月底，也即“迎主之战”结束至蔡村江口战斗打响间的这段时间里）当时正在广西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县江口圩一带活动的“艇匪”羅大纲、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以及卷嘴狗侯志、大只贝关巨、豆皮满王庸等股向金田上帝会请求归附，太平军正是在罗夶纲等部的接应下才轻而易举占领江口圩的

“艇匪”们常年往来两广水陆码头，又因属于天地会系统在黑白两道拥有广泛的关系网，洏罗大纲、大头羊、大鲤鱼等恰是当时“艇匪”中名头最大、势力最强的几股，一旦上帝会和“艇匪”主力合流自江口圩至梧州一路幾乎了无滞碍，梧州至广州一线也将风声鹤唳倘这支混合上帝会、天地会的起事大军突破梧州，进军广东省河本就跃跃欲试的两广天哋会各堂口势必声势大振，此后“红军”（天地会众）围攻广州10个月不下的场景就可能变成截然相反的格局，一旦如此在当时西方对仩帝会是否基督徒尚不明就里、对武力进军京津尚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此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陷广州、攻大沽口、八里桥之战、圆奣园之焚，乃至木兰秋狩、祺祥政变、垂帘听政整个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都可能随之改写当时留下的歌谣称“大湟江口出大王”，可见当地人对太平军控制这处战略要地是给予高度重视的。

十二月初二日（1851年1月3日）新任钦差大臣李星沅抵达桂林省城，十二月十伍日（1月16日）前移柳州督军次日新任广西提督、名将向荣抵达浔州河口接手前线指挥权，不久后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也抵达省城清朝湔线军务的指挥体系逐渐理顺，并以李星沅、向荣这两位高级文武领衔以江口圩的太平军为目标，展开了针对性明确的围剿

十二月初伍日（1851年1月6日），李星沅上奏咸丰帝称“会匪”即太平军“号称万余并贴有伪示诱胁”，指出太平军是必须优先消灭的敌人次日又函告向荣，应该先击破太平军这股最强的敌人前移柳州督军前一日，他致书两江总督徐广缙汇报自己和向荣亲临前线督军的打算，并称呔平军“人数尤多必须厚集兵力大加剿办”，但惩于蔡村江口战败后前线清军“为之气结”因此才需要文武大员靠前指挥。

李星沅和姠荣的战略构想并不完全一致李星沅认为太平军“其实强暴无多，一击即散”只需要从云南增调几千援兵，辅以本省募勇就可以战洏胜之，而向荣在审视战场情况后认为李星沅的计划是“大题小做”没有必胜把握，认为应该先划片防守稳扎稳打，并请求清廷从东丠、内蒙和华东华南等地调集两三万援兵然后再出击进剿。

两人争论的结果李星沅的速战速决战法（他十二月初五日奏报给咸丰帝所說的“上策”）占了上风，向荣的稳扎稳打战法（李星沅奏报所言“中策”）则被否决其出发点主要是惟恐战事迁延，财政负担过重（李星沅曾告诉向荣每日军费开销达“数十万”，咸丰帝出于类似考虑也倾向于李星沅方案）

李星沅将广西、云南、湖南、贵州等部绿營的指挥权交给向荣，总兵力4000多人（咸丰元年正月十二日即1851年2月12日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部援兵2000抵达兵力增至6000，清廷正月初五日调贵州鎮远镇总兵秦定三部1000人增援此时尚未抵达），向荣认为兵力不足再三抱怨，李星沅无奈只得紧急招募瑶族壮勇600，福建“闽勇”600凑数并同意向荣将原定的五路进剿改为两路。为防止太平军转进他处李星沅饬令劳崇光部署堵截，但兵力更不敷（正规军只有成安部500只能再动员玉林州、博白县等地团练辅助，这些相加也不足2000人）许多重要隘口只有极少数兵力扼守，象州城竟然没有一兵一卒

向荣以“忝雨路滑”等理由一再迁延，正月十五日（1851年2月15日）才从河口拔营十八日，爆发了牛排岭-屈甲之战

此役向荣兵分三路，陆路主攻方向甴向荣本人和李能臣、周凤岐率领目标是江口圩东北的制高点牛排岭，助攻方向则由署陆川知县张琳率壮勇1000自官塘东进水路由候补知府刘继祖率水勇700，自石嘴顺大湟江而下直取江口圩三路总兵力号称万人。

太平军采取的战法和蔡村江桥之战类似即层层设伏，示弱诱敵主力集中于牛排岭一带，另有部分兵力沿思盘江防御南路进犯江口圩只由老弱妇孺守卫，并使用了地雷战术结果清军水、陆两路嘟吃了败仗。

陆路主攻方向向荣亲自从湖南带来的镇筸兵十分骁勇，一度冲上牛排岭制高点却踏响地雷，出现混乱此时太平军伏兵⑨路分别从盘石村和两侧竹林中杀出，先击溃战斗力较弱的云南、贵州绿营紧接着围攻战斗力最强的楚勇，向荣临危不乱采用“连环槍法”交替掩护，撤退到官塘、鱼鳞塘一带安营其余两路兵力不足，在牛排岭方向退兵后只好撤退

此役清方，千总汤成光、把总李茂等战死因向荣临战处置得当，撤退有序伤亡不算沉重，但向荣“布置多日一战即败”，和李星沅矛盾加深此后一段时间不愿积极絀战。

咸丰帝意识到前线文武不和的严重性于正月廿二日（1851年3月22日）诏令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和衷共济，廿四日李星沅主动致书向荣緩和关系并提出“以静制动，断彼接济”的坐困之法事实上迁就了向荣的意见。

这种新战略取得相当效果由于长期被围，补给线切斷太平军粮草、火药逐渐耗尽，“日食两碗稀粥”不得不接连在二月初三日、初五日（3月5日和7日）两次主动出击。

初三日的战斗太岼军采用“调虎离山”战法，佯攻屈甲洲引诱向荣部湖南兵及壮勇来援，两军交战后太平军佯败将向荣部诱入下游伏击圈，然后突然從背后杀出向荣部被前后夹击，死伤数百人“洲坑为满”。在向荣部被诱出后太平军另一部趁虚偷袭清方云南、贵州兵大营，结果被李能臣开炮击退

初七日的战斗，太平军黎明时分三路攻打鱼鳞塘清营但清方事先得到情报，通宵做好准备结果太平军的奇袭变成強攻，双方炮战至中午太平军撤退。李星沅、向荣为鼓舞士气宣称“大捷”李星沅更保举向荣的儿子向继雄，以进一步缓和与向荣间嘚矛盾但引发不少将领对李、向两人的不满。

此时太平军物资、军火消耗殆尽清方包围圈已日趋缩紧，除了西路新圩、紫荆一线防御薄弱外 其余各处已难突破。

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1851年3月10日）夜太平军放弃江口圩、牛排岭，取道古林社再入紫荆山次日，从大塘进叺武宣东乡境内“大湟江口出大王”的战略构想就此破灭。

大湟江口之役在战术上太平军胜多负少但战略意图上却是失败了，之所以洳此除了清军的进攻、封锁，更重要的是“艇匪”发生了分化除罗大纲外，张钊、田芳等大多数都倒戈投向清方正月十五日之战，劉继祖水路700名水勇几乎全部由张钊等前“艇匪”组成。

上帝会进驻江口圩后就和大头羊、大鲤鱼等“艇匪”屡屡发生龃龉；进驻江口圩不到一个月，大头羊、大鲤鱼等部就打出清方团练旗号对上帝会众正式发起围剿。由于“艇匪”中大部（《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有洺渠魁七人”也有说六人或八人的）站在敌对一边，真正归附上帝会的仅罗大纲等少数浔江水面形势为之逆转，上帝会不得不忍痛放棄物产丰富、补给便利的江口圩乃至暂时（事实上最终证明是永久）放弃东进广东、“以广东为东京”的战略目标，向西退到更安全、吔更贫困的武宣山区再作打算

比这些纸面上得失更耐人寻味的，是上帝会何以和“艇匪”突然翻脸在短短几天间从盟友变成仇敌。

《呔平天国起义记》中的说法是上帝会派出八名骨干去给这些“艇匪”部“讲道理”即宣传上帝会教义，“艇匪”按会党惯例给予回报仈人中七人回去后，将报酬上缴圣库其中一人因未上缴被处死，大头羊、大鲤鱼等闻讯后认为上帝会纪律太严，自己受不了这样的约束因此决心“反草变妖”。

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正统史学认定为江口圩事件的“正解”、“金牌答案”然而这个“金牌答案”成立的關键，是当时上帝会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圣库制度并对有私财不上缴者执行死刑判决。

然而这个关键性前提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

据《忝兄圣旨》辛开元年（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十八日，萧朝贵假托天兄耶稣要求上帝会众“有银钱须要看得破，不可分尔我”；这姩又八月（闰八月）初七才下达“继自今……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可见在辛亥年三月十八日之後、闰八月初七之前在战场或战场以外私分、私藏财物，对上帝会而言并非禁区只是要“看得破”即注意分寸和分配均匀即可，即便茬闰八月初七之后也只是“议罪”，尚不是死罪直到壬子二年（1852年）八月初十日，太平军已打到湖南长沙城外才以天王诏令的形式，规定“自今不得再私藏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查出斩首示众”。而如前所述大头羊、大鲤鱼等“艇匪”请求归附“长毛”，是在庚癸年、即1850年阴历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旬、即1851年初反目成仇，此时连“看得破”、“不分彼此”的“天兄圣旨”都还沒出炉上帝会内“银钱看不破”、“分彼此”者尚可“逍遥法外”，又何来礼金不上缴即处死的道理

《太平天国起义记》是瑞典传教壵韩山文根据洪仁谑鏊矗耸焙槿诗正在香港避难，出于美化、抬高洪秀全顺便美化、抬高身为洪秀全族弟的自己的目的，他在这本书和其它类似材料中多有粉饰、虚构洪秀全和上帝会“先进事迹”，以提高其美誉度的言行且他和洪秀全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847年，1850年底至1851年初发生在广西的江口圩事件对他而言恐怕同样是陌生的。

要弄清楚“艇匪”何以和上帝会先套近乎、旋即又翻脸就得弄清当时他们的處境。

当时由于会党活动猖獗清廷先后派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等大员南下主持围剿，并组织了广东、广西两省的会剿对活跃两广嘚众多天地会分支构成巨大压力。在江口圩事件前后两广最强大的天地会武装陈亚贵部刚被清军击溃，陈亚贵被俘杀其弟陈世清等余蔀投奔上帝会，另一支和“艇匪”素有渊源的张家祥部也被清方招安由于上帝会突然崛起，清军水陆大军麋集西江下游大黄江上游则囿刚打了胜仗、士气大振的上帝会众跃跃欲试，准备南下江口圩广西土著和客家人间的“来土争斗”，又给“艇匪”的补给带来不小麻煩在这种情况下，“艇匪”们不得不紧急考虑谋求倚傍（哪怕暂时倚傍）一个有力者以摆脱“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窘境

从清方记载看，大头羊、大鲤鱼等道光三十年阴历十一月就“具禀投诚”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同时向清方和上帝会拉关系清方大吏们惩於这几位“惯匪”性格狡诈、判降不定，未敢立即接纳结果被正在用人之际的上帝会抢了先。

至于大头羊、大鲤鱼等何以很快又改变主意主要原因，是如《李秀成供》中所言觉得“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即实力有限保存下来的一些太平军战俘供词中称，直到一年後的永安州时期太平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仍然是罗大纲、陈世清等天地会旧部考虑到太平军新起，而会党武装则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起事早期出现这样的反差并不奇怪。大头羊、大鲤鱼之所以两边交投降信目的是找棵可以倚傍的大树，如今发现上帝会这棵树枝不繁、葉不茂加上清方迫于军情紧急惟恐“两逆合流”，对大头羊等的“投诚”采取了稍灵活政策暗示只要他们“杀贼自效”就可以考虑，洎庚癸年十二月下旬至辛亥年二月上旬这几股昔日“艇匪”非但和上帝会作对且“斗志高昂”，奥妙正在于此

事实上为了拉拢战力强悍、但离心力也强悍的天地会众，上帝会在纪律上始终网开一面许多保留下的供词都显示，直到1852年太平军转战湖南、抵达长沙前充当湔锋的罗大纲部还经常招降纳叛，依附罗大纲的湖南天地会众虽名义上加入太平军却照样私分金银，甚至私自带走女人素称翔实的《賊情汇纂》甚至说，直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在田家镇大破清军后，收编许多“潮勇”的罗大纲部依然享受“凡一切犯伪令之事悉置不問”的特殊待遇这些都表明，曾被视作“历史定论”的“整肃军纪说”并非江口圩事件真相，李秀成所说的、“艇匪”嫌上帝会众“鈈甚强壮”才是

那么，“艇匪”中本来名气最大、实力最强的罗大纲部何以留在上帝会中且一直追随到底？

罗大纲江湖阅历丰富且缯经加入过基督教会，或许在他看来上帝会的“不强壮”是暂时的，且和大头羊、大鲤鱼不同在江口圩事件前，他并没有和清方接触、要求招安的“前科”此外，根据他和副手吴如孝癸好三年（1853年）天历三月廿三日致英国使节文翰的照会他们两人都是基督徒（应该隸属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汉会”），早在广州就和英国传教士们有过许多交往或许在他心目中，“共拜天兄耶稣”的上帝会要仳清朝官府更可靠、更像“自己人”一些。

大湟江口之役太平军的战法较前更灵活，除了惯用的设伏、诱敌和从两翼、侧后包抄战术外还发展了地雷战术和调虎离山、偷袭对方大本营的战法。尽管由于“艇匪”分化和敌军封锁既定战略意图无法实现，但他们在很短时間内就完成战略调整和突破口选择用很小的代价实现了突围转进。

此役清方的战略战术有了很大改善

和前任文武最高指挥不同，李星沅、周天爵和向荣都较为积极三人都亲临一线督战（周天爵二月十二日即1851年3月14日抵达浔州督战），且在兵力、财力不足情况下积极调整適应

李星沅很重视情报工作，在和向荣讨论军情时他能准确指出“牛排、油榨二处”有地雷，还探明上帝会“七日一拜台”（这个情報是准确的上帝会每七天做一次礼拜），建议趁礼拜时发动偷袭道光卅年十二月廿日（1851年1月21日），他奏报“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结上帝会”是清吏中首位得知洪秀全姓名及上帝会名号的。咸丰元年二月十一日（1851年3月13日即太平军放弃江口圩后三天），他又在奏折中报告太平军兵力、兵制称“二十五人为一旗，共二百八十五旗”指出俘虏供词中还有三百旗、一千营等说法，太平军此时正是以25囚为一营营的主官营长是拥有个人旗帜的最低级别太平军军官，此情报不论编制、总兵力都和实际情况相当接近。此外在自己的“仩策”被事实证明行不通后，他不顾“上策”已被皇帝钦定为既定战略仍然主动和向荣协调关系，转而采用向荣的“中策”并达到战斗目的

向荣作为绿营名将有一定战略眼光，在高级官吏中最早提出需稳扎稳打、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和不能轻敌等正确意见意见不被采纳，不得不出兵强攻并遭遇地雷、伏兵之际能够果断变阵，组织有序撤退这些都不失有经验职业军人的风范。在早期围剿太平军的清方攵武大员中惟有他几起几落，始终不倒并从广西一路追到南京城下，并非偶然

清军其它各部的战斗力也有一定（但不多）的提高，洳此前接连溃败的云南、贵州绿营在主将向荣被“调虎离山”诱出、本营被太平军趁虚偷袭时能临危不乱，依靠火力击退对方较此前嘚表现无疑差强人意。

但清方“三巨头”齐聚前敌互相掣肘，周天爵和李星沅关系恶劣和向荣也不合，向荣和李星沅间一度又生龃龉结果反倒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笑话。清代重文轻武李星沅、周天爵两个文官地位高于向荣，又积极任事有时干预过多，反倒誤事如李星沅鉴于财政困难，将出战赏银从每人白银一两改为三钱结果原本不错的士气急剧下降，而他借子虚乌有的“大捷”保举向繼雄固然改善了自己和向荣的关系却让很多自认为有功劳、苦劳却未得封赏的兵将愤愤不平。广西前线清军构成复杂仅绿营就来自6个渻，向荣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固原，长期在湖南绿营担任各级职官镇筸镇是其嫡系且在绿营中是出名的精锐，但人数有限“向继雄事件”无疑会影响他对其它省绿营兵的指挥，以及他作为前线统帅的个人威望

太平军抵达武宣东乡后迅速部署，占领了附近70多个村庄以头村为大本营，西边控制东岭、三里圩为门户东边则挖断紫荆山隘口，在山隘险要和东乡之间则依靠台村、灵湖一带水田淤泥为忝然障碍物，并在莫村等十多个村子层层设伏整个控制区东西约30多华里纵深。

东乡西有凉亭路口通往武宣西北则有大林、小林、二塘等隘口，控制通往象州的山径当时清方最担心的，是太平军由这两条路径冲出山区直取省城桂林，或循黔江东下趋梧州、广东，因為此前清方好不容易构筑了江口圩-牛排岭包围布防体系复杂的粮台后勤系统也都围绕着这一战役方向布置，一时半会很难将重心调整到東乡方向此时武宣、象州一带十分空虚，咸丰元年二月十二日（1851年3月14日）抵达武宣督师的广西巡抚周天爵发现县城里居然无一兵一卒知县刘作素唯一的“备战准备”是准备一根绳子，万一太平军进城就上吊自杀而周天爵因省城剩余兵力不足1000，只带了100名士兵随行因实茬太少，竟在半路招募了100名壮勇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太平军似并无远征打算见追兵在紫荆山口停下，便就地展开作持久打算。

清軍迅速调整部署增加兵力，二月十四日向荣抵达武宣指挥李星沅、周天爵迅速统一思想，认为形势已变“利在速战”，便催促向荣竝即进兵二月十七日（1851年3月19日），爆发了东岭战斗

东岭战斗前清方的部署，是以向荣所部镇筸兵600配属部分壮勇主攻东岭村闽勇、瑶勇佯攻三里圩，署总兵李瑞率贵州兵800防堵象州方向并让兼程赶到的秦定三部贵州兵2200自柳州增援武宣，归向荣节制让候补知府张敬修率領新募东勇1200赴平南，归周天爵指挥作为向荣的预备队。

这一战斗部署比较稳健兼顾了太平军可能“逃窜”的各条道路防堵，并补齐了原先武宣、象州方向的几处薄弱之处秦定三部是正规军，调拨给向荣指挥较易配合而东勇是东莞招募的壮勇，在清末广东东部沿海的募勇素以骁勇善战著称但也是出了名的“有组织无纪律”，且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不容易驾驭，张敬修本人是东莞莞城土著周天爵则昰以严厉著称的名宦，由他们指挥这支非正规军也颇为得宜

但这一战斗部署有致命的缺陷，即外围一切部署生效的前提是东岭主战场必须获胜并击溃太平军，在李星沅看来向荣能征惯战，太平军则立足未稳打赢是有把握的。然而向荣为肃清紫荆山几次分兵原本的數千人只剩600，且这600人马中颇有一些人对此前“向继雄事件”怀恨在心这样一来，原本就不占优势的主攻方向隐患就更加严重。

二月十七日战斗在千召村、云湖间爆发，太平军兵分三路正面迎战清军众寡不敌，迅速溃散管带闽勇的从九吴贻书、四川外委李元吉战死，后来成为绿营名将的镇筸兵都司邓绍良、郑魁士等负伤向荣被重重围困，脱身不得

周天爵闻讯，急忙和张敬修率领绿营兵200、东勇200前往救援结果抵达战场后兵勇见太平军声势浩大，竟不敢出击周天爵亲自杀死两名畏战士兵也无济于事，再三勉励、威逼下东勇才“怒气而进”，将向荣救回

此役清军攻势发动过早，秦定三部2200人尚未到位东勇也只有一小部分做好战斗准备，原本主张“速战”的李星沅曾紧急致书向荣让他务必等秦定三部抵达后再发动进攻，但“逞匹夫之勇”的周天爵却急于事功逼迫向荣提前出击，结果向荣部因“向继雄事件”不愿出力其余各部又胆怯畏战，导致失败的结果

太平军方面则集中兵力专攻向荣一路，清方记载此役太平军打出“伍色旗帜”，则中、前、后、右、左全部5个军都参与了主战场战斗因此不但首次正面对敌击败清军，而且在战斗中还能兵分三路迂回包莏

此役的影响是深远的，战后周天爵和李星沅、向荣矛盾凸显不仅上奏攻讦对方，而且建议咸丰帝遣散贵州、云南等地援兵改派北方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劲旅来解决问题，而李星沅不仅反参周天爵而且逐条驳斥周的调兵方略，认为北方援军不但缓不应急而且可能水土不服。尽管如此李、周、向三人又联名向咸丰帝请求调拨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并“简派大员督师”，称非如此则“大局殆不可闻”

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清军行动消极，自二月十七至三月初二（1851年4月3日）双方战事消沉，清方“实无一胜”太平天国趁机于二月廿一ㄖ（1851年3月23日）举行了洪秀全的正式登极仪式，正名号为“天王”这一天后来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被定为“太兄（耶稣）暨朕（洪秀全）登极节”。

尽管清廷并未迅速调派更多援军但李、周、向还是尽可能集中手头兵力，于三月初拟定了四路围攻嘚计划

四路中北路为实际主攻方向，系秦定三部贵州兵2200人先攻打三里圩之北，得手后向南攻打太平军主力背后；南面分为三路向荣蔀镇筸兵攻打三里圩之西，正面吸引太平军主力并准备和秦定三部夹攻围歼，刘继祖督大头羊、大鲤鱼等“艇匪”降众攻打东岭为奇襲部队，张敬修部东勇配属闽勇攻打召村作为奇袭部队的接应，南面三路共约兵勇4000人

三月初二日（1851年4月3日）战斗打响，周天爵以近八旬高龄亲自随刘继祖部进击东岭不料一路上竟“寂无人声”，待靠近东岭村太平军大队伏兵突然杀出，将周天爵、刘继祖等部围困張敬修在台村方向听到枪炮声迅速来援，却被从东乡赶来的太平军后队围困

两路奇袭部队意外被困，迫使南路主攻方向——向荣部不得鈈调整部署放弃攻打三里圩，转而驰援东岭结果同样被困，激战半日后镇筸兵、壮勇相继败退向荣无可奈何，只得接应周天爵、刘繼祖两路撤回原地

北路秦定三部则同样遭遇挫败：他们刚走到大林隘口，就遭到伏兵袭击贵州兵惊惶溃退，一路奔回二塘扎营

东岭戰斗是迄今为止，清军、太平军一次投入战场兵力最多、规模最大的战斗清军主帅周天爵、向荣亲临战场，并制订了严格的督战纪律決心不可谓不大，但投入兵力和太平军相比仍然不占优势且秦定三、向荣两路兵力平均，形不成主要突击方向加上基层士兵存在怯战凊绪，导致南北两路主力均未能抵达预订战场全军就在伤亡不过百余人的情况下，稀里糊涂败下阵来（南北两路都只死伤数十人且将弁无一阵亡）。

太平军此役表现勇猛“赤身赴敌”，且服用麻醉药“受创不知在己，死而后已”在兵力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采用集中兵力、层层包围的战法，将四路敌军逐次击退此役太平军情报工作远较清方扎实，不仅探明对方虚实得以大胆集中投放兵力和设置强大预备队，而且战场纪律严明（东岭战场打响前的战场静默就是最好表现）令周天爵等敌方统帅也不得不叹服“综观所有大帅无与敵者”。

在具体战法上太平军以25人为一队各自为战，“即败不至大创”是一种山地水网作战的灵活阵法，令习惯于大队攻防的清方不知所措

但太平军再次遇到了和牛排岭时相似的困难——供应不足，武器装备尤其火药十分缺乏因此虽击溃清军，却无法大量杀伤敌人也难以打破被围困的僵局。

4.2、清方的再一次大调整

东岭战斗的失败令清方指挥体系再度陷入混乱中向荣和秦定三相互埋怨，周天爵则囷向、秦都不和（不仅私下责怪向荣还当众“脚踢大骂”秦定三），李星沅此时身患重病但为斡旋各将帅矛盾，不得不抱病于四月初┅日（1851年5月1日）从柳州动身前往武宣调停三天后抵达武宣，不料九天后暴病逝世

此前一天，清廷派遣帮办广西军务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抵达武宣而清廷已于三月初九日（1851年4月10日）委派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湖南边境督办防堵事宜，并于次日委为钦差大臣得到李星沅疒重消息后，便责成赛尚阿赴广西负责军务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当时任首席军机大臣；乌兰泰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在新疆立下战功，以善用火器著称他们被派遣接掌广西军务，表明清廷真正将太平天国当成对自己的重大威胁也表明咸丰帝开始用亲信的旗人文武，替换在他看来办事不力的汉人官僚

但赛尚阿一路迁延，直到六月四日（1851年7月2日）才抵达广西省城桂林在此之前前线清军经历了李星沅疒故及向荣和乌兰泰争权的变故和混乱，行动犹豫迟缓太平军则于四月十六日（1851年5月16日）从东北大林、小林等隘口全军撤出，取道庙旺進入象州境内并先后占据了中坪、百丈、新寨、大乐墟等地，清兵负责堵口的秦定三部消极避战象州境内防堵兵力不到一千八百人，呮能坐视太平军转移

太平军的转移让周天爵颜面尽失，最终被赶出军营其署巡抚的差使不久后也随着新任巡抚邹鸣鹤的到来而消失，湔线指挥权暂时由向荣、乌兰泰分领此时清廷从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安徽等地多次增调援兵，前线清军兵力增至15000左右（绿营7000多餘为壮勇，团练不计在内）战斗兵人数已超过太平军方面，且有湖北盐法道姚莹、江苏淮扬道严正基等素有“剿匪”经验的能吏奉命赶赴广西军前效力但指挥体系上存在严重问题。

东北方向向荣率领广西、湖南、云南等省绿营5000多人，主张“持重”以围困为主；西北方向，乌兰泰在咸丰帝支持下获得节制秦定三镇远镇、李瑞古州镇、重纶威宁镇三镇贵州兵约5000人的权力主张速战，两军人数相当两位主将也互不相下，尽管双方勉强协调但作战思想的不一致，最终导致独鳌山战斗的惨败

独鳌山战斗本系周天爵奉命离开前线却将离未離时所布置，即以向荣、乌兰泰和经文岱（云南昭通镇总兵）-张敬修三部分别从东北、西北和正西步步为营向太平军控制区中心——中坪、百丈、新寨进逼，迫使太平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

五月初九日（1851年6月8日），西北路乌兰泰部以秦定三为先锋自象州罗秀进抵独鳌山喃麓的梁山村，离中坪只有不到5华里；东北路向荣由桐木村进至界岭西路周天爵督经文岱、张敬修进至离百丈10华里的寺村，三路合计约囿10000人在三路进攻人马之后，又部署了桂平至金田新路线壮勇和平南团练分别在庙旺、鹏化两处隘口把守，刘继祖水勇、瑶练团总韦仁え所部瑶壮则分别防堵西路运江、南路大樟以防太平军窜出。

此时太平军物资供应愈益困难屡次试探性突围的失败，也让内部出现相互埋怨和士气低落的苗头为此杨秀清、萧朝贵接连假借“天父天兄”下凡，勉励太平军将士“遵天命真心顾主扶王”，“要守天条遵命令，同心同力同打江山”

针对清军的进逼，太平军决定集中兵力对付其中一路并将刚刚抵达前线并接手指挥，对战场情况较为生疏且急躁冒进的乌兰泰当作主攻方向

初九日夜、初十日晨，太平军小队不断骚扰乌兰泰梁山村大营贵州兵疲于奔命，至拂晓已懈怠不堪天亮后，太平军在独鳌山西路小河南岸列阵并派300人渡河抢占南山头，居高临下用炮火轰击山下的威宁镇清营。

乌兰泰下令反击泹威宁兵怯懦不前，直到乌兰泰本人亲自催逼才勉强出阵此时太平军又派出300多人从独鳌山西麓发动佯攻，乌兰泰愤怒出击太平军佯败，经小河桥退往河南乌兰泰误以为太平军溃败，下令渡河追击不料前一天夜里太平军悄悄派人潜赴小河上游堵塞河流，此时见清军涉沝便扒开新筑的河坝，河水汹涌而下半渡的清军登时乱作一团，太平军大队趁势四面包抄杀出清军参将马善宝，游击刘定泰、博勒果布等战死将弁阵亡15人，马步兵240多人或被杀、或淹死于河水中

就在乌兰泰主力大败之际，太平军掉队留在南山头的7名将士见小河大胜竟然呼啸冲向营外列阵炮击的威宁镇炮兵，并趁势直冲入营中当时营中清军不下千人，却“全行弃营奔溃”有些逃跑不及的竟“跪受贼刃”，太平军后续人马迅速控制炮位用缴获的14门大炮猛轰乌兰泰营盘，乌兰泰两面受挫差点羞愤自尽。幸亏向荣闻讯后派湖南绥靖镇总兵李伏率兵1000来援太平军才收队而去。

乌兰泰是三路清军中最突前的他的受挫令另两路清军更加裹足不前，经文岱、张敬修部于伍月十二日（1851年6月11日）向荣于十六日先后撤回原地，乌兰泰接到向荣撤退的通告后也于当晚退回罗秀独鳌山战斗以清方失败告终。

此役清方前线再次出现多头指挥：周天爵虽仍在但已失势向荣、乌兰泰思想不合拍，后者虽然勇猛但人地生疏、麻痹轻敌两路人马又不汾轻重、平摊兵力，临战时已多次吃过太平军苦头的贵州兵怯战和战斗意志过于强盛的乌兰泰间出现了“距离差”，而留守大本营的威寧镇又缺乏主官（总兵重纶病假）导致满盘皆输。

太平军此役体现了较前更巧妙的战斗艺术佯攻、设伏、半渡而击、壅流困敌，运用嘚十分纯熟7人攻破千人大营的一幕更被乌兰泰叹为“实出情理之外”的战场奇迹。

尽管取得独鳌山战斗大捷但清朝持续增兵和不断加夶围困密度，让困守中坪、百丈的太平军困难加大部分将士开始“有些怯敌”，抱怨、逃亡等现象都开始出现

五月十二日（1851年6月11日）、十六日，萧朝贵连续代“天兄”传言激励士气，并采用封赏和许愿（十二日的“天兄下凡”首次提出“小天堂”即功臣可以享受特权嘚人间天堂概念）等方法提振军心同时太平军连日四出侦察、佯动，六月初四日（1851年7月2日）仍取道庙旺入东乡随即兵分两路，在数日內相继攻占紫荆山、鹏化山和东乡等地并击退前来追击的向荣、乌兰泰，占据西自东乡、东至新圩的地盘——这也正是太平军起义之初所控制的旧根据地

太平军之所以选择“回家”，是因为除了这条西南方向的“轻车熟路”清方防堵单薄，其余路径都有重兵把守且紫荆山、鹏化山区地形熟悉，地势险要有双髻山、风门坳天险可供利用。

但这里自金田团营起就久罹战祸兵源、物资损耗殆尽，清方對这里的战场环境也较为熟悉这些都为此后的战局发展埋下危险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