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的出国看病服务在中国屡见不鲜，出国看病，更是给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所寻带来的治病新希望，这些机构越来越被患者和家属们所熟知，但是，能不能出国治病，怎样选择海外医疗机构，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化的不同，给许多想要出国看病的患者带来更多的看病困难。

随着全球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迅速，我们国家去国外进行留学、游玩和看病的人数在数量上也变得越来越多。正是因为有如此重大的需求量，所以庞大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国内的患者，可以通过他们进行出国就医或者海外医疗，非常便利，也极为节省时间。

但是，出国的中介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一些家庭就是因为找错了中介机构才让自己上当受骗，更有一些患者，在给中介机构交付定金之后，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甚至所推荐的医院根本不擅长自己所患的疾病，造成了人财两失的可怕现象。

海外医疗服务机构携康长荣公司董事长顾欣表示，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国内想要到海外去进行治疗疾病的朋友来说，医疗机构和中介服务的可靠性应该要放在第一位。不要因为病人处于危急时期而选择乱投医，要多查看一些中介机构的介绍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医疗机构，从各个方面去打听消息，从而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从多年来携康长荣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的服务流程来看，意向选择海外医疗的患者在我们这里，首先进行的服务就是国际远程会诊，以此来确定我们服务的患者能够在海外被得到救治。而这些救治他们的世界顶尖专家会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高超的医疗技术对于患者的病情作出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医生是整个医疗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有名的医院之所以有名，也是因为医院中拥有有名的医生，但并不是每一个海外医疗服务公司都能够为患者安排“明星医院”中的“明星医生”。意向选择海外医疗的患者群体主要包括三种患者：肿瘤患者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携康长荣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与这些世界顶尖的专家们的合作，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会名誉主席Samii教授、世界重离子肿瘤治疗第一人辻井博彦教授、日本德洲会岸和田医院院长同时也是天皇心脏诊断医师团的权威专家东上震一教授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海外医疗过程中，中介承担着很重要角色，携康长荣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一直以国内患者的满意服务为目标，意图帮助各个阶段的癌症患者及时和质子中心取得联系，并将其安全地送至质子中心，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生命进行呵护和疗养。精密的检测设备，可以每天对患者进行疾病的跟踪，专业的治癌专家，更是可以为每一位患者设计出适合他们自己恢复身体的最佳方案，想要癌症患者早日摆脱疾病痛苦，尽快和家人团聚，也不再成为一种奢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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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出国看病人群的逐渐升温，有些人不理解，演员李冰冰在澳大利亚连续高烧16天无法确诊，回国输抗生素加退烧药后终于“得救”，这种小病都看不了，癌症去国外治就有救了吗？有的人动辄上百万去美国看病值不值，胜算到底有多大？记者采访了多位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医生和有跨国就医经历的患者，听听他们的感受和说法。

　　高一女生李佳在人生最好的年纪里被命运撞了一下腰。

　　她的父母怎么也没想到，女儿手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黄豆样的东西会是恶性肿瘤。当医生告诉他们是横纹肌肉瘤这个之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时，这对人到中年的夫妇一下子蒙了。

　　比较了长三角的几家大医院后，李佳父母决定在杭州接受治疗。化疗药副作用很大，孩子吃什么吐什么，花季少女，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李爸爸说，他们找的是浙江省权威医生，得到的答案是要手术。因为癌细胞已经有部分转移，建议截肢。

　　“可以截到这里。”医生指着自己的手腕比画，“也可以是这里或者这里。”他又指着肘关节和上臂，“手术风险和复发风险都说过了，你们自己决定吧！”

　　这么残忍的决定要家属自己来做，李爸爸半天没转过弯来。

　　李佳的父母无法接受，才想到去国外“碰碰运气”。

　　长久以来，医疗原是一件本地化的事情。随着全球化和人们财富的积累，医疗服务变得国际化。越来越多的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开始出国碰运气。

　　63岁的张丽不久前刚从美国看完病回来。11年前，张丽身患乳腺癌，在宁波一家大医院手术放疗后痊愈。3年前，她在一次爬楼梯时突感胸闷气急，担心自己的乳腺癌再次复发，去鄞州人民医院复查，发现其右肺出现了新的病灶。

　　当时，鄞州人民医院放化疗中心主任徐正阳的建议是不要进行手术，而是用氟维司琼针进行内分泌治疗。但张丽觉得，这个病灶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为此茶饭不思。她又找了原来为自己做手术的医生，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后来去上海看专家门诊，治疗方案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最终，儿子为她联系了美国顶尖的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看到这里就到头了，如果美国的医生也这样说，我就死心了。”

　　在多数人的心里，国外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更高的医疗水平。比如旅居美国10余年的宁波人Daniel，如今已在上海工作的他常常两头跑，对中美就医的区别深有体会。

　　Daniel说，他母亲退休前是宁波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从小他就对宁波的医疗环境很熟悉。“哪怕是个小病，在国内，都要找熟人，找专家，在国外就不用这么麻烦。”Daniel举了个例子：去年他先后两次陪妈妈在膝盖上打封闭，第一次是在宁波的一家综合性医院，找了妈妈的一位老熟人，打封闭最怕经验不足，找不准注射点，已经是主任医师的老熟人自然要亲自上阵，打完后他说了一句“应该没问题吧”；第二次是在美国的一家公立医院，一个很年轻的医生拿了个透视仪，仪器立即帮他找准了注射点，5分钟解决问题，干脆利落。

　　最让Daniel印象深刻的是国外医生对待抗生素的慎重，他有两次特别深刻的体会。

　　一次是他朋友的经历。朋友接到儿子幼儿园老师的电话，告知孩子感冒发烧了，已请医生看过，没什么大碍。傍晚去接孩子，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零下5℃的室外温度，幼儿园竟然把窗户全部打开，而孩子就穿着薄薄的运动裤在运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跑步、跳绳等游戏，目的是让孩子通过运动出汗，还嘱咐家长让孩子多喝水，无需吃药。

　　另一次是他90多岁的爷爷生病住院，经诊断是重症肺炎。住院的前6天，护士没有给老人使用任何药物，仅仅是留院观察，给予周到的照顾。等待的过程让他越来越不安，护士却告诉他没有问题，耐心等待即可。第7天，医生终于拿着抗生素给老人服下，2天后老人就出院了。“在和医护人员交流后我才知道，前7天医生其实是在根据爷爷体内的细菌，进行细菌培养，寻找最有针对性的窄谱抗生素，而不像国内医院那样，一得病就上广谱抗生素，这个药不行就试那个药，直到起效果为止。”

　　对Daniel的观点，医学博士、市一院国际医疗中心医生詹明并不完全认同。作为美国西北大学肾脏病博士后、美国肾脏病学会博士后会员，留美多年的他对美国的医疗非常熟悉。他告诉记者，打封闭的例子，恰恰反映出中外医疗的不同特点：欧美医疗技术先进，医生也更依赖仪器，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医生经手的患者多，因此经验更加丰富，“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血管穿刺，医生常需要用B超引导，而我们这里有经验的医生基本上一针下去就OK了！”

　　因此他认为：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大家根本不需要出国去看，国内的医生因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起国外医生来并不落下风，而且更了解国人的体质。

　　“我们医院每年都会举行心血管方面的国际年会，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中外专家现场演示冠心病冠脉支架手术，这种需要勤学多练的技术活，欧美专家比不过我们医院专家是经常的事。”

　　在抗生素的使用方面，詹明认为，国内医院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如今各大医院在限制抗生素滥用方面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例如第一医院前不久就叫停了门诊输液，进一步限制抗生素的使用。

　　对于李冰冰国外就医那件事，詹明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虽然不清楚澳大利亚的医疗水平，但一次经历说明不了问题，更不能以偏概全地就此认为国内医疗水平更高，“国外医生是否耽误病情不好说，但他们对待抗生素的确是特别慎重。”

　　詹明同时也承认，在一些罕见病、疑难杂症还有恶性肿瘤方面，一些欧美医院确实有着他们的优势。处在生物医学技术最前沿的美国顶级医院，拥有更多的“武器”：更多更新的抗癌药，先进的设备，重要的是还有一套配合得严丝合缝的多学科诊疗系统。

　　詹明说：“美国肿瘤的治疗效果比中国好，特别是早期，针对病情比较复杂的患者，会有主诊医生牵头，会同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个学科医生，共同讨论这位患者的病情、特点等，最终制订出最适合该患者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生存期会延长，治疗之后生存质量比较高。”

　　国外医疗服务的优势在哪里？

　　最终让李佳一家决定留下来的，是美国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经过放化疗后，切去部分左手，再装上假肢。相比于国内医生的截肢，这个方案无疑更能让人接受。在美国化疗的副作用比国内明显好很多，李佳没有出现翻江倒海的恶心呕吐，精神状态不错，家人宽心了很多。

　　美国的医疗服务也让李佳父母觉得，这个钱花得还是值得的。诊室和星级酒店一样，宽敞明亮，初诊预约了9点，不用排队，准时到就可以了。为了避免出现沟通障碍，医院还特意安排了翻译，医生耐心地与他们沟通了一个多小时。

　　服务的人性化是很多中国患者对国外医疗好感备增的一个更重要原因。Daniel说，在上海和宁波，“一进医院的大厅就受不了，更不要说排队拿药时的拥挤嘈杂，更难过的是就诊，生病已经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个人的隐私被漠视更是无法忍受！”

　　在美国就诊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上个月，他去社区的公立医院急诊室看胃病。进门后，接诊护士非常仔细地询问了他的病情和病史，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小时。虽然他的英文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但考虑到交流时要涉及一些比较生僻的医学术语，护士还是帮他请了翻译。之后，医生过来做简单交流后，了解到他随后要出差，开了一个月的药物，并安排了一个月后的复诊和检查事项的预约，护士则迅速为他查明这种药在他家附近的哪个药房配药最方便。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在等待的时间里，护士还为他做了两件和此次就诊毫不相干的事情：一是了解到他还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后，就带他到隔壁补打了一针；二是帮他预约了今年的体检。

　　Daniel说，整个就医过程历时一个半小时，费时和国内就医相仿，“国内很多人认为在国外就医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美国的医院会把疾病分成若干等级，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时间，例如我这次看胃病，因为我表示胃疼得厉害，并且马上就要出差，护士就立即为他安排了急诊，无需预约。”

　　更让他惊叹的是为妈妈叫救护车的经历。他妈妈因为在医院配了药，医生叮嘱说虽然没有这种药物的过敏史，但也要注意观察。没想到回家服药后不久，妈妈突然说自己胸闷气急，喘不过气来，怀疑是药物过敏。Daniel赶紧拨打了911急救电话，短短15分钟内，他的家门口竟然先后来了三辆车—带着社区医生的消防车、急救车和警车，“消防车负责先期查看病情和清理病人担架需要通过的道路，警车则来看需不需要为急救车的顺利通行而封路。”

　　“如果患者住院，医院服务的细致周到更是出乎你的想象。”Daniel说，他爷爷那次肺炎住院，ICU的家属休息室里有咖啡，病房里可以点菜，胸透室的毯子是加热过的，护士每天送来雪白的新毛巾，有一次护士忘了送小毛巾，居然立即把一块崭新的浴巾撕成两半，让他们先用上……

　　“美国医院的接诊压力比国内小得多，医生一般一个上午看10个号，宁波的医生一上午则要看50个号，这样的时间差，是无法给患者同等体验的。”詹明说，“再加上受过严格培训的护士会把患者就诊前后的大量工作做好，美国医生只需要专心看病就行，根本不用操心其他，患者得到的就医感受自然会大大不同！”

　　服务的人性化体现在许多细节上，詹明说，在美国，很多注射的针头会自带一点麻药，以减少患者的疼痛感。而在中国，这种疼痛往往被忽略不计，一来医生忙不过来，二来中国人的忍耐力超群。但是如果医生在意你的感受，主动帮你化解痛苦，这是莫大（博客，微博）的尊重和安慰。詹明强调，相比中美医生，中国医生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更值得敬佩。

　　在美国，严格的预约转诊制度保证了患者病人的就医体验，几乎每个患者都有半个小时以上的初诊时间。詹明说，美国的家庭医生、社区医院、专科医生、综合医院一级一级的转诊制度非常严格。和中国不一样，美国寻常的呼吸道和慢性疾病可以在社区医院解决，只有那些疑难杂症才会被转到专科医生或综合医院里。

　　基层医生的水平保证转诊的效率，詹明说，在美国，基层医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医术值得信任，而且他们的收入往往要高于大学教学医院的医生。“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差别。”

　　眼下，国内外医疗技术的水平在逐渐缩小，国内许多大医院的医疗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所以，宁波医生给张丽的治疗方案和国外一致一点也不奇怪。詹明说，只要找对人，很多疾病在国内治疗无疑更经济方便。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基层医生的指导，没有科学的转诊治度，如何找对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正在推行契约式家庭医生服务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签约居民提供上级医院专家门诊预约，根据病情需要提供转诊服务，但从目前推广的效果来看，要想真正达到“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就是制度的差异，不是水平的问题了。”詹明说，各国的医疗系统都是个纷繁复杂的大体系，很多时候难论是非，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看你能不能理性地判断和选择。”

　　盛诺一家介绍，出国看病不能说100%的保障能治好患者，其在国内也一样，医生也不能保证。很多患者出国看病主要受益于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新药的治疗，给患者一个舒适的医疗体验。国内患者出国看病后，大多治疗方案被改变，甚至有被误诊的现象。一是因为在国内检查不彻底，二是到了国外可以根据患者的病症使用新药，尽可能的帮助患者减轻在化疗过程中的副作用，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出国看病给患者提供的是一条希望之路，但也是风险并存，所以患者需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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