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志悦 郑帆影 杨绪军 李凯菲
来源：健康时报博客
医生工作压力超过其他很多行业，属于典型的“高压族”。本次，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众多医生，总结出医生的几大压力，希望全社会能真正理解、体谅医生。
他们不是超人
微博上“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用调侃的文字描述了 “超人医生”的一个个片断。医生不是超人，但他们工作起来真的像超人。
记者去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程桯，到望京医院门口，程桯说自己在门诊，而当记者赶到门诊时，他却已经跑到病房了——从门诊楼2楼到住院楼8楼。
程桯6点起床，6：30出家门，7：30前查完房并开完医嘱，8：30开始看门诊，46名患者看到13：20。午餐6分钟吃完8元盒饭，然后进手术室，16：30出来后再去病房走一遍。整天的休息时间也就是手术之前助手在消毒时，他在手术室的地板上坐了10分钟。
记者曾跟随北京安贞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孙立忠教授上手术，体验了外科医生的辛苦，从9：30进手术室到17点，52岁的孙教授一步也未离开手术台，不吃不喝，站了近8个小时。而全台手术前后加起来达到了16个小时。
当天记者还遇见了该科室另一位副教授郑军，他当天24小时值二线班，也就是从早8点至第二天早8点，之后继续留下处理手术后患者并准备第二天的手术，患者病情都处理完才能下班，从来没有下夜班之说。郑军告诉记者，他一周基本两三天的时间都在做手术，“手术日那天就玩命干，一天一夜，第二天继续处理病人，后天又是一天一夜……”周而复始。大血管外科急诊多，在周末或深夜，平均每周两次要组织一队人在手术室度过。这还仅仅是手术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查房开医嘱、写病程记录、手术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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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神外ICU工作了四年多的护士陈静（化名）说，每天一进ICU，弦就绷得紧紧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人监护两三张病床，患者任何轻微动作，哪怕皱皱眉，她都要马上去找原因，并想办法缓解患者的不舒服。
ICU的患者常有烦躁情绪，还可能无意识地拔掉身上插的尿管、引流管、输液管等，护士不仅要看住，还要随时记录二十多项监控指标，紧张得连上厕所都像带着“风火轮”一路小跑。“医院里走路如风的护士，多半是从ICU出来的。”她说。
同时，为了预防肺部感染，压疮等，护士每两个小时就要对所有患者做“雾化吸入，翻身、叩背、吸痰”，很多两百多斤重的男患者，常常需要几个护士抬。叩背时要用手叩击患者背部肺区，一个患者叩两侧肺，二十多个患者全部轮下来胳膊又酸又麻。
网络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女孩，嫁人绝对不要嫁给医生》，第一个理由即是：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在你们以后的生活中，你要耐得住孤独，你将一人度过大部分的时间。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
他们也会生病
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里，有一位戴着麦克风上班的大夫，此举招来了个别患者家属的不理解，认为是对患者的冒犯。
“其实，这位30来岁的女大夫，患了声带小结，两周内不能发声，但她实在不敢休息，又不能大声说话，于是想出了这个办法，几周来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也没时间治疗。”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高恒淼告诉记者。
“大家平时根本不敢请事假，感冒发烧也是扛着，因为你请假，你的活就得同事分担，大家都太累了，于心不忍啊。”高主任说。
上述网文说：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与他一起承受神经衰弱的病痛。年轻时睡眠再好也经不住值夜班时一次次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或被成宿的手术摧垮。他的睡眠变得像玻璃纸一样脆弱。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日夜为他身体担心。睡眠不足可间接引起各种疾病，体力严重透支，吃饭时间不定，所以许多医生都有慢性胃炎或胃溃疡，有的年纪轻轻就做过胃大切。
高血压是大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孙立忠教授深知这点，然而他的团队在这个被形容为血战、夜战、死战的战场上，一半医生都高血压。他幽默地说：“患者一出血，我们就出汗，患者血压低，我们就血压高。”
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张玲自杀事件的微博在医生中被大量转发后，一位北京的医生在评论中表示，“我昨天刚测完，轻度的焦虑和抑郁。”
他们也有家人
“嫁给医生，你要做好准备，独自承担所有的家务和独自教育儿女。你不要指望他会有时间或者有体力帮你干些什么，因为，要么，他根本没时间回来，要么，回来就会可怜地抱着你，头靠在你肩上，对你说身心疲惫，想躺一会儿。”网络文章这样描述。
“回家后谁不想跟老婆孩子温存温存，跟父母喝个茶呢？没时间，因为要写科研课题。”程桯回忆了一下，这半个月唯一的娱乐活动是跟老婆去听了一场演唱会。
在程桯看来，这种焦灼状态并不是他一人独有。“多少医生的家里出现感情问题，多少医生的父母在医院里没人照顾？太多了。医院麻醉科的一位专家，只能周末在别的医院里陪老母亲，周一至周五忙得根本没法请假，亲妈管不上，这让她很有压力。”
因为对自身状况的满意度太差，许多医生不仅自己改行，甚至也反对子女学医。2011年，健康时报曾进行了一次“行医环境调查”，吸引了近万名医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88.47%的医生反对自己的孩子学医，而这一数据在2002年仅为53.96%。
他们的成材期漫长
一名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大学本科5年，如果再继续读学位，3年硕士，3年博士，一共23年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就30岁了，而这时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医生，等完成住院医师、专科医师等等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时，已快40岁了。
国家对医生的要求是学术和临床两头干，医生常把这个要求称为“五个量”，即工作量、手术量、门诊量、文章量、课题量。程桯念叨这个五个量时，语速飞快，烂熟于心。不仅如此，医院的职称评定还可以用“马拉松”形容，7年医学院硕士毕业后，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至少6年，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也最少6年，我们所看到的主任医师，至少是毕业后25年才能享受的资格。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学心理科医生陈华在接受中国健康界记者采访时说：“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是在学校里经历了无数轮的PK。而要想在高手云集的大医院里有一席之地，需要不断做医学、教学、科研等工作。”
医学的职业是永无止境的，要不停地学习，稍微一停就落后了。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体力透支的时候。
他们也要养家
医生的工资常常让人很好奇，今天我们抛开是否有灰色收入，是否有讲课费、红包、回扣等等，仅仅就讲工资。
“这个月又走了三个医生，大家对绩效工资不抱希望。”这是上海一名基层社区医院工作人员上周五发的微博。他告诉记者，在每月工资加奖金到手才2000元左右的情况下，基层医生们“逃走”了。
今年年初，媒体报道月嫂月薪过万时，微博上一位北京协和医院医生晒出自己的工资单：发工资了，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啊！到手工资才2500，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啊！那有人说：你有回扣和别的收入吧？抱歉，我真木有啊！
这绝不是个例。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全国所有的8年制医学博士，初次就业的起薪普遍不高，能拿到元每月的仅局限于很少的几家医院；而95%的调查对象的收入为元之间。
“这对于8年制其他科目博士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在上海，学经济管理、IT的博士，初次就业早就是五位数的月薪。”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对中国健康界记者说，“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作为八年制的医学生，在学习、高考时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但现在，在他们刚工作最需要钱时，却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
医生收入低会带来烦躁感，医生也需要生活。就像六六在《心术》中写的一样，拿的是卖白菜的钱，干的是卖白粉的活。
他们常有挫败感
六六曾写道，成就感这个东西对每个人都重要，让你觉得活得有价值。然而，医生的挫败感、无助感却是常态。
北京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七八名医生忙碌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患者抢救无效，医生宣布死亡。抢救室门一打开，病人家属一拥而上，抱头痛哭。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患者老伴、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面前，伸出手，握住她颤抖着的手。这位北大医学部急诊专业在读研究生、即将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的小伙子说： “当你全力地投入一场和死亡的较量中后，他仍然走了，你的心也空了。那种累，不仅仅是体力消耗殆尽，还有心灵疲惫不堪。”
孙立忠教授也同样有过这样的经历，“1983年，我做住院医时，病房住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得的是主动脉瘤。等手术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但他却在手术台上出血而死。这让我很难过，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上来没半个小时，血流完了，人就没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很排斥这种手术，甚至都让我不想当大夫了。”
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杨永平说， 医生与长期找他治疗的患者都会成为朋友，而如果一个人，每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眼看着自己一个好朋友离世，自己又束手无策，这种挫败感，别人很难体会到。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很难持久支撑下来。
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成就感更受挑战。北京安定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鲍枫在精神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他说：“外科医生一刀下去，病灶就没了，能看着患者健健康康离开医院。但精神疾病病程相当长，出院时正常了，没准几个月，几年又会犯病，特别是有自杀、自伤倾向的患者，家人一下没看住跳楼了，这对医生的打击特别大，会终生有负罪感，从而导致抑郁甚至可能结束职业生涯。”
首都医科大学杨凤池教授等人几年前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医生的职业倦怠感状况较为普遍，严重程度令人堪忧。其中年轻医生（41岁以下年龄组)的职业倦怠状况最严重、最典型。
“除了生命以外，其他东西都允许出错，但是生命是不允许出错的，错了就改不过来了。”谢汝石指出，这个要求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他们常常处于危险中
医护工作与疾病为伴，这个职业有着天生的危险性，就如SARS期间，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难免被感染一样。
在记者接触的医生中有一个共识：“我们的职业现在太危险了”。这种危险有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职业本身的风险。
鲍枫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进精神科病房，就被一位患者揪着领子推到了墙上，然后围上一群目光呆滞的患者，他一下子体会到了这个职业的特点——真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精神病患者犯病，大家会本能地躲远点，因为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狂躁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能躲，治病时挨骂受气是常事，甚至会挨打，职业风险更大一些。”
据他所知，没有哪个精神科医生没挨过患者的骂，医生们听这些不雅的骂人话就和听“你吃了吗”一样自然。有时患者挥手就是一巴掌，有的患者拽住医生就痛哭、诉苦，十多分钟也劝不住，医生们也无法计较。
他们还要“被举证”
“你从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听说过有患者拿刀砍医生，这是中国特有。”一位医生如是说。嫁给医生，你要随时等待着他被告上法庭的那一天。
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代社会医疗制度受过，民众把对社会医疗体制的抱怨、焦虑转到医生身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当病情变化时，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手术做错了，甚至用设备监视医生的行为，比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等为了告状准备证据。
这种压力甚至导致了医生在处理问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法律上采取的是“举证倒置”，即医疗方要拿出证据自证清白。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以自杀“自证清白”。
当医生，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特别是肿瘤医院，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一位著名肿瘤科医生说，特别在意自己的说话的语气，比如说肿瘤，就说成“长个东西”，转移说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时说把裤子“退下来”，而不是“脱裤子”，要开刀动手术，就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或我们把这段肠子“截一段”。在他看来，语言的确是一门艺术。
急诊科是高风险、高强度的科室，医患纠纷向来多。急诊医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对急重病人做出诊断、抢救和治疗，还要向家属解释病情，由于病人数量多、病情急重，医生往往先抢救病人，没有时间向家属反复详细的解释病情，这常常是家属投诉的原因。更有甚者，只要患者出现病情变化，就说成是医生、护士的责任。
儿童急诊科更是如此。在记者采访期间，高恒淼主任就一直在处理一起医患纠纷。孩子来时，发烧、头痛、呕吐，精神很差，后来出现大小便异常，不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也就是脑、脊髓或脑膜的感染和炎症，经头颅CT检查、腰穿和脊髓核磁检查诊断为脊髓炎。经过治疗，孩子好了，但家长不干了，说脊髓炎是做腰穿做坏了的，要医院赔，还威胁说，“我知道你们医院所有领导的电话，不给解决就挨个打。”
高主任说，经过调查，做腰穿的医生没有任何失误，但当他通知当事医生时，这个已工作十年的医生仍然非常紧张。
同样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四年前接诊了一个病情危重的脑炎患儿，虽然当时告诉家属，即使积极抢救治疗，仍有极大可能死亡或存活后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等严重后遗症，家属也在病情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但家属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患儿存活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后，家属却不干了，说医院给治坏了。于是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又做司法鉴定，官司从初级人民法院打到中级人民法院，虽然两次鉴定及两级法院均认为除初诊医生由于过于忙碌，在第一次和家长沟通时交待病情不够细致外，不存在其他任何过失。家属仍不甘心，于是就在医院门口摆了个摊儿，让孩子坐在轮椅上，挂上横幅，成了医院的“钉子户”。
这种尴尬在北京肿瘤医院某著名专家那里也常遇到。他在微博中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很纠结，一位直肠癌复发，侵及盆腔附件的患者，36岁，让她去放疗，效果不佳。非让我给她手术，我说手术风险很大并发症多，家属和病人都坚持。最后病人丈夫一句话：大夫，我们的孩子太小，您不做我们就等死了，说着丈夫的眼圈湿润了。我曾有这样经历，好心但出了并发症家属立即翻脸!纠结纠结。
他还说， “做医生不求有功但求少过，常在河边走，尽量少湿鞋。我们真的不希望当病人的救星，因为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手术成功您别跪地磕头，不成功也别大打出手。都是普通人，我们和您一样希望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累点不怕，苦点无妨，大难中我不是天使，现实眼下别叫我白狼，我只是医生。”
“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苦，可有几个病人能体谅？而且病人的情绪我们易懂，又有几个病人懂得我们。我们只是想付出之后得到点尊重，得到一个带笑的谢意。我们亦是人，亦有感情，不希望在自己温柔态度后得到一个不屑的眼神。”成都自杀女医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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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凌志军 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作家。代表作有《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交锋》、《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作为时政记者，他曾记录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云变迁。2007年，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脑转移，当初医生认为“活不过三个月”，但他却走出了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现如今依然非常健康！1医生认为“活不过三个月”他却走出自己的康复之路他就是凌志军，生于1963年，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作家，代表作有《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交锋》、《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凌志军的抗癌过程可以说是个“奇迹”！2007年，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且已经转移颅内。当时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不立即手术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时，凌志军决定静养；当肺内阴影变小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他决定接受病灶切除手术。两次他都“赌”对了。抗癌成功后，凌志军写了一本抗癌感悟的书《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包含了他五年抗癌康复之路上的经验总结，如实记录了犯过的错误，堪称一部“生病智慧书”；也书写了一位资深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观点犀利。今天小编就根据其《重生手记》以及其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内容，总结出其患癌后的8大感悟，可以说字字如金！2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和恐惧！“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颠覆了中国人“癌症是绝症”的惯性思维。他说，“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应该理性对待、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凌志军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幸在于被中国式的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治疗。”他认为，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就已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3没想到做癌症病人那么没尊严！2007年2月，凌志军被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即“肺癌晚期”。北京、上海两地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今年3月15日，新一轮复查结果：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脚踝骨的阴影正在淡化，手术后幸存的那片肺叶生长壮大起来。在治疗期间，凌志军发现，病人们花了钱、排了长队、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医院的“特级专家会诊”，才不足三分钟。医生冷漠的“你等着吧”的“诊断”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手术、化疗等高科技治疗和开“天价特效药”，是不同医生的相同手段。而忧心忡忡、愁眉苦脸、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体，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4我们要用脑子救命而不是用腰包救命北京、上海的专家们陈述的治疗程序是：开颅手术、化疗、放疗；观察肺部病灶，准备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膛，切除肺叶；继续化疗，放疗……因为开颅也不能保证痊愈，凌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观察一阵。两星期之后，医生的说法是脑部的肿瘤“应该是没有长大”!凌志军倾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信号是，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等症状并没有更严重。他感悟：对病人而言，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腰包救命。但是，他并非一味排斥手术，在可信的医生，胸科影像学专家石木兰确认肺部的癌症，并建议他做手术开胸之后，他立即按照石木兰的推荐，选择医生为自己主刀。肺部的恶性肿瘤被切除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里。他拒绝了化疗，因为化疗仅仅“将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同时拒绝了很多昂贵的“特效药”。他查阅了很多资讯，确认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他的一个朋友，身体棒，腰包鼓，结果从发病到治疗仅三个多月就去世了。他决定，做一个聪明的患者，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开始自我恢复。5把性命托付给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凌志军的经验是：他把性命托付给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出院时，凌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他曾在一种“末日心态”笼罩之下，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路——他每天步行5公里。8000公里，就是他5年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北京到拉萨一个来回。现在的凌志军好似一个得道的智者，乐山乐水乐于助人，喜欢摄影，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喜欢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他的妻子也说：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力量，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即使它无法起死回生，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达到心灵的安宁。著名作家、心理医生毕淑敏说：“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6向死而生，把身体交给自然！从饮食和起居习惯开始，凌志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忙碌。对他来说，“时间不再是金钱，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它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在湖边踏青，在林间漫步，在阳台听音乐闭目养神，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他享受阳光，也享受风雨雪雾。每天，他重视的五件事是：吃、喝、拉、撒、睡。在吃的方面，要足够杂，足够粗，足够素，足够天然;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让自己的排泄每天都有规律，同时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多少，间隔时间;每天的睡眠不低于8小时。春秋季节，盛夏9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他会来到户外，裸露50%的皮肤晒太阳，就算不能补充维生素D,“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他还去一些气候和空气好的地方疗养。去苏州的第二天，开胸手术后的正常反应胸闷和咳嗽就减轻了，五个月后咳嗽就好了。他还去了深圳东郊隐居，或漫步海边，或在山间拾级而上。他终于又回到了滑雪场，重温了这种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当晚，他给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号外：凌志军重返滑雪场。”日，经过新一轮的复查，凌志军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医生对他说，“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7中国有八成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处处发挥自己的记者本能，细心观察自身所处的医疗环境，悉心搜集资料，对中国癌症治疗现状有很多惊人的发现。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医生误诊错诊，病人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医疗领地上的“割据”与“门户”让人很是无奈。这些现象及其根源在本书中都有体现。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有80%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看起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8不能盲目，你要会辨别哪些医生值得信任在自己亲历了之后凌志军说，病人通常有两种心理：第一，我不懂医，不听医生听谁的；第二，医生都是错的，不能听医生的。我想这两种心理都有问题，都会导致自己犯错误。我自己的感受是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去看病常常是很难受的事情——不是疾病带来的难受，而是看病的过程当中种种的问题。的确有一些医生不怎么样，医生也会犯错误，我遇到好几次，所以对医生的话不能盲目。但是，也的确有好医生，医术高明，道德水准也很高，这样的医生不难找到，我就碰到好几位。癌症患者对医生的选择非常重要，其实我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医生不仅救了我的命，而且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甚至他们的错误也让我学到很多。还有，犯了错误的医生不一定不是好医生。实际上，那些有热情有办法去发现新证据，并且根据新证据迅速修正自己错误的医生，更值得信赖。9作为病人，我们不懂医但我们应当懂人！作为病人，我们不懂医，但我们应当懂人，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医生是可信的，什么样的医生是靠不住的。如果既不懂医又不懂人，那就很容易盲从，而盲从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做了30多年记者，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的确养成了观察人识别人的习惯，也有一些经验。这能够帮助我寻找那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除了记者经验之外，我想还有别的，比如冷静，比如动脑子，甚至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发生作用。举个例子，我非常信奉诚信，甚至有些偏执。如果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我就会对他的所有言行产生疑问。所以，我在和医生的接触中，特别注意他说话的可信度。一旦发现他在自吹自擂，我就不会再去看他。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拒绝了不少医生和他们的所谓“特效药”。这也许会让我失去一些治疗的机会，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错误。最后，相比国外医生，大多数国内医生并不大看重病人的症状变化，“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凌志军说，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在美国，医生不仅仅依据影像诊断，还充分考虑病人的症状，认真倾听病人的感受。而对于中国式专家门诊，这一点很难做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所以，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本文参考资料：北京青年报《凌志军：一个“向死而生”的传奇》；南方人物周刊《凌志军：忘了，就忘了吧》，《重生手记》作者凌志军，长江商报《中国式抗癌》等。当医生面对死亡，这可能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来源：大河健康网综合自拾遗、无界进修中国各大城市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关注患者活得好不好“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医生患癌时，如何面对？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让生命最后一程走得有尊严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1.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3.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1.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2.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3.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4.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5.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生活品质远远大于生命穆尤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在美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这篇文章让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美国人约翰逊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给守在岳母病床前的太太打电话：“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过度治疗。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离开吧！”太太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二天，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间。这件事，也让约翰逊自己深受启发：“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就算这是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了，就把这个算作遗嘱。”于是，约翰逊写下了三条“生前预嘱”：1.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2.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3.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我们的爱，这样肤浅吗？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之所以说普通，是因为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各大医院发生——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家人轮流昼夜陪护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每看到一点变化，就会立即跑来找我。后来，他肿了起来，头部像是吹大的气球，更糟糕的是，他的气道出血不止，这使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十天后，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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