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作者本人十八年前的一段经历，没有虚构，真实可信，属纪实报告文学。本书文字不多，情节单一、语言朴实，集中写了中风时的情景、康复的艰辛及个人的一些感悟，目的是推己及人，希望人们接受自己的教训，从书中得到启示。热爱生命，养成优良习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好评，作者得到鼓舞，又接着写了《第一次》、《大人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三本书。
这本书2009年出版后受到欢迎，读者来信说这是一本特殊的书，有特殊价值。还说，书中的故事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真切自然，真实感人，语言又朴实无华，自然流畅，给人一种自知自强、努力向上的正能量，来信还称赞作者做了一件善事。这些来信鼓舞了我。
为把自己生病时的情景说得更清楚，让人们从我的教训中得到更多启示，现对原书进行了一些修改，将其呈现给大家。
在修改过程中，我又一次回想起了生病时的情景，想起了康复路上的艰辛，再次感到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我今年75岁。18年前，得了脑中风，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右半身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手指粘在一起，不能握笔，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住院5个月；16年前，我又得了心脏病，进行了心脏搭桥。这又是脑又是心，死神两次敲打我的生命之门。
所幸的是，我都挺过来了。中风18年了，不仅没反复过，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还能游泳、写书。
病后，我写了4本书，《中风后的我》是第1本书。我在书中写了自己的病情和康复经历，目的是希望人们接受我的教训，早作预防，减少“悲剧”发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在书中还告诉人们，得了病，也不要悲观失望，应以乐观的心态，坦然面对，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当初，我写书时就想，如果本书能起这种作用，足矣，无复它求。现在，修改此书时，还是本着这种精神，令人高兴，如此巧合：写书和修改是同一个目的。
1999年5月2日，是个星期日，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去游泳馆游泳，上午在单位值班，中午回到家里。刚到家我就觉得不好受，小声对妻子说：“我发困，先睡一会再吃饭。”下午两点，我爬起来，慌忙说：“快拿盆来，我要吐！”我吐了，喷得满盆都是，一会儿，右臂麻木不能动了，紧接着右腿也麻木不能动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来势凶猛，是大病，是重病，我讲得很快很急：“赶紧送我去医院！”邻居来了五六个人，把我背到楼下，上了出租车，一会儿就到了天津医大总医院。医生全面检查了我的病情，又是CT，又是核磁共振，最后确诊是脑梗塞，部位在脑干。医生们都明白这个部位意味着什么。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时，妻子一再恳求医生：“您就大胆治吧，就是成了植物人，我也不抱怨，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也护理他。”医生听妻子这么一说，知道她清楚病情的严重性，有思想准备，也就不再多讲了，全力进行抢救。我躺在那里，右半身像木头似的一动不动，失去了所有功能，舌头弯了，影响到吞咽，眼睛看东西都是双的，床上拉床上尿，我也用上了尿布湿。刚才还好好的，几分钟就变了模样，变成了另一个人，变得那样沉重、那样发蔫、那样无能。万幸的是我的头脑、思维、语言都还正常，可以清楚地表达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把个人的思想变成语言。经过检查诊断，我很快就输液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能得到及时抢救，能保住性命，多亏邻居帮忙，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医院，都这么晚了，他们还在医院跑上跑下，端水送药，等我输上液时才离开。
我躺在床上，感觉屋里空荡荡的，处处是沮丧和悲情，一种残酷、空虚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我。我看着屋内的天花板，望着窗外的天空，不是我喜欢观天光云影，静听天籁，而完全是无奈，我只能那样，只能躺在那里一边输液，一边瞅着外边的天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的旅程将来会落到何方。这种打击来得这样凶猛，充满残忍、痛苦和失望。好像还没有从梦中走出来，觉得一切都是这样无情，这样无助，这样悲怆，生命变化无常，命运飘零不定。但我又一想，自己可怜自己，自己抱怨自己，管用么？我不能就此消沉，应该振作起来，接受现实，直面人生，走一段新路程，过一种新生活。我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不渝，志不衰。
住院不久，一天上午来了许多人，有院长、主治医师、主任医师，还有院外的专家。请他们来说是给我会诊。我的病历片子在他们中间传着，只见他们指指点点，边看边议论。我的主治医生姓张，男的，是个热心肠，对病人挺好，医术精湛。给我治病的医生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姓李，一个姓孙，她们都很和善，也很认真。
经过一番精心检测，张大夫对我说：“前几天主要是抢救，下一段专治偏瘫，这主要靠医治，也需要病人的合作。”他又换了一种语气：“你希望手治到什么程度？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略为思忖了一下，笑着说：“手嘛，手治到能数大票就行了，小票我就不计较了。”我像小孩回答问题一样，说得很慢。这话一说完，屋内响起笑声。
我很快跟了一句：“那就改成‘追’吧，敌人来了我能追！”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同时笑了。笑声感染了病房的每位人员。有位医生对周围的人说：“能说出这些话，说明他的心态好，有这种精神就行。”
我也奇怪，这个时候我还有这种幽默和乐观，而且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用不着特意思索，也不是存心逗人发笑。这可能就是我一个制胜的法宝，它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迷失方向，准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大夫们走时向我点点头，摆摆手，有的还拍拍我的床铺。到这时候我明白了，医生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话，病人都觉得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都会增添信心和勇气。我就是这么想的，觉得有他们在，有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我心里踏实多了，再加上妻子的日夜相伴，还有，我的头脑还在，我的思维还在，我的意志还在，我能重新站起来，我能有幸福的明天。
会诊后，除继续输液外，又从别的医院请来大夫，一位给我扎针灸，一位给我开中药。这所医院是全市最有名的综合医院，以西医为主，隶属于天津医科大学。能请两个中医大夫来，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举措，但足以表明是以病人为重，只要对病人有利，只要能治病，各种方法都能用。中西医结合在我身上体现得如此及时、如此充分，不正是我的幸福吗？
过去，看见中风病人拄着拐杖，一只手总是蜷着放在胸前，大腿像根棍子，一走一甩，哆哆嗦嗦，走一步画一个圈。更可怕的是不能自理，时时离不开人，处处有人伺候。每逢看到这种情况，就心酸不忍再看，心想到老了我可别得这种病。怕什么就来什么，不等老了，才57岁就得了。从中风人的身上，我得到另一个启示:不能就这么下去，不能什么也不干。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三个必须”：必须抓住康复的最好时机，越早越好；必须学会从头开始，一点一滴去做；必须忍耐和坚持，再苦再累也要闯过去。
经过抢救，生命是保住了，但半个头部、半个肢体，像箍上一块铁皮，又紧又硬，没有一点知觉，好像不是自己的，别人挪一下，才动一动，右肩如同掉了环，肩向下溜，胳膊紧紧贴在身上，靠另一只手帮助才能动；肌肉一天天萎缩，光剩下肉皮，搭拉着；手指也粘连了，像鸡爪子一样分不开。看见这种情况，妻子又怕又急。在医生的指导下，她绞尽脑汁，想出几种办法给我按摩，给我揉搓。她双手握着我的大臂，往上一推一送，几十次的推臂耸肩，让右肩复位，双肩平整。她攥着我的手腕子或脚脖子来回摇，先是顺时针后是逆时针地摇几下。为了让大臂和小臂、大腿和小腿，能够弯曲分解，各管各的事，她多次活动关节，还让我的脚顶在她肩上，一蹬一揣、一曲一伸。妻子日夜在我身边,给我喂水喂饭,端屎端尿,不断地给我按摩,特别是按摩手指时，像撕肉一样，疼得我直叫，还咬她的胳膊。不管是骂还是咬，她都忍住了，轻轻地对我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是为我自己。我不能光伺候，光给你端水喂饭，我这么折腾也是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呀，你能自理，对我也是解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表现如此镇定、坚毅，令很多人钦佩。她告诉自己，这个时候不能流泪，不能倒下。只要自己不乱，病人就有希望。她支撑着，像是指挥官又像是勤务员。从我住院的第一天，她就在病房门上挂起“谢绝探视”的牌子，安排家人和亲戚的值班，告诉他们按摩的部位和方法，还天天与医护人员联系，说一说大夫的意见，讲一讲病人的请求。每一天都见她匆匆忙忙，跑东跑西，几天下来，她瘦了一圈，眼睛红了，又多了许多白发。后来我才知道，在最危急的日子，她在背地里哭了好几次，头部像添了一道紧箍咒，又紧又疼，夜里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都不管用。经她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她也哭过，也曾祈求上天保佑，只是独自一人，生怕别人看见。
我住在总医院新楼的10层。这是刚刚启用的住院大楼，设施条件是一流的。我一边输液一边望着外边的天空，我看到的是吉利大厦的楼尖。一般的人是从下往上数，我是从上往下数，先看到楼尖，过几天又看见楼尖下的几层，心里甜滋滋的，像长了大本领。我又看见小鸟飞来飞去，盼望着有一天，我也能自由走动。我让妻子停一下按摩，看看天空，看看小鸟。我自言自语：“真羡慕它们......”妻子领会了我的意思，她向空中比划一下，坚定地说：“你能行，将来你也能......”屋内一片寂静，我和妻子都望着天空沉思起来，前边的路如何，我说不清楚，只觉得蒙蒙一片，很长很长。
住院第十天早晨，妻子让我动一动脚趾，我调动全身力气动了动，妻子说：“有点动。”从她的语气中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后来说到这件事，果然是这样，当时根本没动，为了给我意识和信念，才那么说。为了分开我的手指，她用桂圆干放在我手指中间，一个手指缝夹一个，后来她又拿分指板给我戴上。一天妻子看见我的脚趾和腿部有动静，上肢和手指也都有了活动，见到这种变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她高兴得拍起手来，嘴里不停地说：“真动了，动了！”过一会儿，她觉得不好意思，才停下来。能看出来，这是她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一种期待。有了知觉，能动了，像重新活了过来。动是动了，但还是没力量，胳膊向上扬都费劲，连一个小木棍都举不起来。为了增长肌肉，增加力量，妻子做了一个二斤多重的米袋，让我来回翻，上下抓，重复多次，如同小孩子摆弄玩具，又耐心又认真。这个方法还真管用，没多少日子我的劲儿见长，能将米袋子托在手中，后来还可以举到空中。我又用手拍床，拍了几十下，手心都拍红了。她又把枕头放在脚前，让我用力踹，什么时候能把枕头踹出10厘米远，就祘胜利了。开头几天不管怎么用力，枕头是纹丝不动，到后来，没怎么使劲，枕头就跑出了老远。
妻子想尽办法，夜以继日地给我按摩，帮我活动。我也说不清，这里是战场还是田园，只知道，这里没有输赢，没有回报，只有永不放弃和辛勤耕耘。
住院整整一个月，我下地了。我靠着床，扶着椅子，从窗台到门口，从门口到窗台，尽管是一步步蹭，一步步挪，很慢很慢，但毕竟我是用双腿走的，心里美滋滋的。我兴奋地看看四周，看了看室内的卫生间，瞧了瞧门外的楼道，一切都觉得那样新鲜，那样美好。一下地，我才发现，两条腿不一般长，一条长一条短，右脚一侧着地，怎么也放不平，走起路来总是一脚高一脚低，一脚快，一脚慢，颤颤悠悠，一步一哆嗦。要矫正这些，只有忍受，只有多练。她铺上毛巾，让我的脚趾来回抓，目的是训练脚趾的弯曲和灵活。令我最着急的要数检豆了，要求是把大的豆子放在一个盘子里，把小的放在另一个盘子里。我心里明白哪个是大哪个是小，也清楚该怎么放，可折腾半天也没分开，干瞅盘子喘大气。这么简单容易的事也需要反复练习，但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此时的工作，这就是生活。此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用心咀嚼，才能体会它的滋味。
能下地走路了，为康复训练带来了许多方便。一天下午，大夫和几个护士走进来，让我写几个字，“写什么呢？”我问。大夫说：“写什么都行。”他想了想，又说：“写你名字吧。“我拿起笔，满把攥着，画了几个圈，又涂了重写，还是几个圈，磨蹭了半天，还是没写出自己的名字。我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大夫说：“写一二吧。”大夫点点头。我开始写一二，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一道都画不直，弯弯曲曲。写“2”还带小尾巴，我把纸递了过去。大夫和护士都凑了过来，望着那张纸，不由得笑了起来。“有变化，有变化......”大夫说这话时，没露出任何表情，不知道是在批评还是在夸奖。
妻子让我洗澡，本来是为了清洁，锻炼平衡能力，但她万万没想到我会提出那样的问题，哭笑不得。一听说要洗澡，急得说不出话来，望着上边的喷壶直摆手，半天才憋出：“它要是掉下来不正砸着嘛?”听了这话妻子笑了：“只有你这号人，才想出这样的问题……你尽管洗，它不会掉下来。”洗澡的整个过程是紧张和不安。我出来时又望了望那个喷壶，见它还牢牢地在上面。
能下地但不能走路，只能靠轮椅代步。我坐在轮椅上，后面有人推，一推一走，一走一推，是享受还是痛苦，我说不清，只觉得不自在。我对轮椅充满矛盾，又喜欢又忧愁，喜欢的是它又方便又安全，到哪里都离不开它，它就是我的腿；忧愁的是想今后的日子，将被牢牢地禁锢在轮椅上，不知道这种日子还有多少，也不知道脚下的路还有多长，又怕伴我到终点的正是轮椅。尤其是几年前的一幕，让人更觉得辛酸。记得几年前，我的两个孩子给姥姥买回轮椅，姥姥指着轮椅却说:“花这么多钱，我也用不上，我能走。”只好把轮椅叠起来，放在墙角，一放就是几年。没想到，90多岁的老人用不上，50多岁的人倒用上了，而且是寸步不离，到哪里都有它。
要想甩掉轮椅，就得会走路；要想会走路，就得先学会站立。这对一般人来说，太普通太容易了。可对我来说，站立太难了，且得学一阵子，学些日子。我背对墙站好，两腿并立，脚跟紧贴墙根，一只手臂向上举起，尽力向上摸。开头站不稳，不是向前倒，就是左右摇摆。手臂举起来，一摸就疼得呲牙咧嘴，只好把胳膊缩回来。妻子见到这种情况，鼓励我：“开头难，都这样，你能行，将来就好了。”她用双手扶住我的肩膀，双腿顶住我的膝关节。就这一个动作我练了好些日子。后来不用人扶了，还能左右侧弯，前后躬身，向上摸时可以摸到最高处，一点也不疼了。长期坚持这个动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增强骨骼，促进血液流动。
我住院5个月，出院时，正赶上天津第二届老年书画大赛。妻子以丰收为题，画了一篮子葡萄，缴了上去。经过筛选，这幅画被评上了，发了证书，给了奖品，还作为精品参加了展出。这个时候还有这种收获，妻子格外高兴，说明自己兴趣没减，意志不衰，对未来充满希望。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向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不胖也不瘦，血压也不高，还天天坚持锻炼，怎么也得这种病啊？”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自己。当时回答不清，现在我明白，我得这种病是迟早的事，是必然的。我的饮食习惯、个人嗜好以及体育锻炼，都有不少毛病，为得这种病积累了缘由。
我爱吃大油饼，觉得里面又有大油又有葱花，又香又咸，一吃就是一大张。此外，我还偏爱油炸食品，油条、糖果子、炸糕，我天天吃也不腻。鸡蛋是每日必备食品。煮的、炸的、炒的，我都喜欢，一顿吃三四个煮鸡蛋。有一次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天天早晨都有咸鸭蛋，有时吃两个，住了半个月吃了半个月，走时还把剩余的菜票，都换成了咸鸭蛋。近年来，应酬越来越多，酒席桌上摆满多油多盐辛辣甘甜的食物，大家边吃边说，边抽边唱，弄到很晚才回家。一些人见我这样吃，多次劝说：“你的饮食方式得改一改，对油炸食品要尽量控制，吃也少吃。要想法降低对盐、糖的摄入，每天不要超过一定数量。”“吃鸡蛋这么多，胆固醇能不高么？”这些话击中要害，说得也很中肯，但就是听不进去，还说人家是过分谨慎。我虽然够不上嗜烟如命，但养成吸烟成瘾的毛病，也有20多年了。后来发展成每逢写东西时，先把“老三样”摆在桌上：纸、笔和香烟。一拿起笔就叨上烟，一支接一支。写到半夜，实在找不到烟，就捡地上的烟头，用里边的烟丝，拿小纸片一卷，自制香烟，又吸起来。开头还在卧室、客厅吸，见大人孩子闻不惯烟味，都反对我吸烟，后来我就躲进厨房，把门关上，蹲在地上吸。再后来，干脆到楼下吸，免得家人唠叨没完。我也多次戒烟，但都没成功，有时不到一周就反复了。
我对体育锻炼的理解也有偏差。自认为只要动就行，动就身体健康，动就不生病。从来不知道锻炼也要有个量，过量就有损健康，锻炼也必须适度。我对体育锻炼多是出于喜欢，也能坚持，但没注意到适度。我和妻子每天早晨到游泳馆，我游1000米，她游600米。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坚持了8年（生病的那天早晨我还照常游泳了）。每天下水之前，我穿着游泳短裤，先在健身房练一气，又是踢腿，又是扩胸，练20分钟才下水。有人说：“从背后看你游泳，就像小伙子。”有人说：“你是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还有人说：“碰上这种精神，什么病也吓跑了。”不管这些话是真是假，反正我听了心里挺舒坦。
这些毛病都会对脾、胃、血管、心脏和头脑带来损害。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对以上毛病没有察觉，没有纠正，天长日久，能不出现大病么？我在本章多写了几笔，目的是让人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吸取一些教训，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防范。
中风这种病往往发生在突然之间，来得快，正像人们常说的“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变了”。这种病有没有征兆？是不是能预防？回答是肯定的。我的体会，中风并不是防不胜防，只要有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只要重视起来，是完全可以防范的。怕就怕没留意，有了征兆又不采取措施，等于自己给自己酿造苦酒，自己危害自己。我就是这种人，其实早有信号，早就应该提防的。
早在1994年，我的体检表上就有如下结论：血脂高、血粘度高、胆固醇高，建议输液防治。对此结论，我没在意，没输液、没吃药、没改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一切照旧，想吃就吃，想抽就抽，还把这当成“经验”，见人就说：“医生说我是‘三高一输’，但我什么也没干，这不也挺好嘛。”
对以后的警告，同样是毫不介意，没引起重视。记得那是发病两年前的一天，我的右手忽然感到无力，连笔帽也褪不下来了，两手一拔才褪下来。这本来是严重信号，是警钟，说明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危险已经到来，但仍然没有引起警觉，心想，这是暂时的，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果然好了，一切如常，我也把这件事忘了。
最可怕的是中风前的一个月，已经有种种症状，这些症状预示中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症状之一是偏头疼。一天疼好几阵，我认为这是紧张劳累，觉得过一阵就好了。症状之二是嗜睡。早晨一上车就睡，到单位才醒，自认为是缺觉，多睡一会就好了。单位的医生，根据体检结果，把药送到门上，一再嘱咐我按时服药。我把这些药锁在抽屉里，有人问就说“吃了”。
中风的种种征兆被这种“医盲”掩盖了，被这种自信“欺骗”了。小洞不堵成大洞，小病不治成大病。危险正步步逼近，灾难正在降临。如果我知道一些现代医学知识，有点中风的常识，针对这些征兆，提早防治，还会有这种悲剧吗？所以，我说得这种病不怪天，不怪地，只怪个人没注意。
那天上午，来了两个大夫和两个护士，其中一位大夫是女的，60多岁，专治这种病，大家都叫她主任。她先看了看我的腿，让我一曲一伸，上下活动，她又拿小椎敲打膝盖，让我使劲攥她的手。最后，还要我闭上眼睛，用右手的食指冲着自己的鼻尖指几下。我按要求做起来，伸出食指，冲着自己的鼻子尖指过去。指了几次，没有一次是准的，不是鼻梁就是脸。我看了看大夫，意思是说，再多指也是这样，很不好意思。但想不到，大家都露出满意的微笑，嘴里还不停地说：“有进步，有进步......”她和我的主治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就带着护士走了出去。屋里只留下张大夫。刚才，他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他凑到床边：“你有毅力，能坚持，将来能康复。”他换了一种语气，像是随便说说：“下一步，更多的康复训练，一附院有场地，器械也多，他们对这种病的训练有一套，你可以试一试。”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能这么说，也是考虑再三，很不容易了。
我当天就办好了转院手续。我坐着轮椅，到大夫值班室，和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救我一命。
6月14日我转到天津中医大学一附院。病房在住院大楼的5层，紧对电梯房，电梯上下不停，嗡嗡作响，但远离其他病房，生活比较自由。妻子把家里的两幅画拿来挂在病房的墙上。这两幅画都是她一年前画的，是写意牡丹，一直挂在客厅的。她又拿来两盆鲜花，一盆放在正面的桌子上，一盆摆在茶几上。我这么做，是想时时提醒自己：这是病房，也是家。
过去，一进病房，很容易产生一种恐惧感，有如掉进忧愁和压抑的旋涡，多是悲痛和叹息，忧生哀死的消极情绪。要改变这种状况，先从病房布置开始，让病房变得祥和宽松，有一个随遇而安，坦然面对的气氛，有一个积极治疗疾病的环境。没想到，这小小的点缀，竟受到众人的夸奖：“一进来，就觉得像个家，给人一种乐观精神，有一种奋进的力量。”还有的说：“看来你是想长期扎下去……这里可不是沙家浜……”从人们的赞誉中，我多了一份战胜疾病的信心。
下午，一位年轻的女大夫走了进来。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营养师。她询问了我的病情、饮食习惯、盐糖的摄入量以及吸烟、喝酒的情况。她边问边记，在小本子上写了好几页。我心想，医院又不是饭店，要营养师干什么，她能看病吗？她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几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你得这种病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元凶是什么？动脉硬化指得是什么？它与饮食习惯有什么关系？她还问我盐、糖每日摄入量的标准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是一片茫然，只能摇摇头。她一一解释了上述几个问题，末了说：“我们营养师就是这方面的大夫，专把这一关……”说到这里，她站起身来：“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不到一小时，她就送来了。上面有姓名、年龄，有形成脑梗塞的主要诱因，有科学膳食的建议和参考数量。还针对我的饮食习惯，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周吃3-4个鸡蛋，一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尽量控制油炸食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肪，多喝水等。看着这份建议我想了很多，要是早知道这些该多好啊，越想越觉得这方面的知识早该普及，这方面的人才早该培养，可是过去，我作为教育部门的头头，对学校增设此类专业反映冷漠，多次提出疑问：学生能学到什么知识呢？学生毕业后社会上有人要吗？我自己问自己，早知道这些，还会有那么多疑问吗？
转院后，又加了拔罐、高压氧舱、血液治疗。在所有治疗方法中，针灸的时间最长，足足扎了两个月。针灸，是这家医院最拿手的，也是最有名的。过去，一看见这种针我就害怕，心里琢磨这么长的针，扎到肉里去，能不疼么？得了这种病，针灸必不可少。扎了这么长时间，还发怵，一说扎针，就紧张。尽管大夫多次说：“不要紧张，一点也不疼。”但怎么说也不管用，还是哆嗦，记得第一次扎针时，腿就不由自主地颠起来，上下抖动，越抖越厉害，无法控制。这时候，我才理解什么叫“身不由己”。大夫看到这种情况，对家人说：“不用管，一会儿就好。”果然，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开始阶段，主要是扎头部、上肢、下肢，还有手和脚，浑身上下都是针。我从扎针开始就闭上眼睛，直到起针后才睁开。针灸挺管事，扎针前，头部和右半身像箍了一层铁皮，整天感觉又紧又硬，扎了一段，铁皮觉得没了，像卸了重载轻松多了。
现在，轮到扎舌头了。因为舌头弯曲了，吃东西不正常，说话也慢。扎这个部位，必须稳、准、狠，一针一拔，要求快，手头利索，技术高明。给我扎舌头的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她待人和善，对病人热情。她看看我的舌头，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诉我：“可以扎……可以扎，扎了就能好……”我问了一句：“扎多长时间？”“一个疗程。”我知道她指的一个疗程，就是14天。她又问我：“怕疼吗？”我勉强笑了笑。心想，怕疼管什么用，过去不是常说发昏当不了死，蒙混过不了关。有了这种准备，倒变得轻松了。我对大夫说：“我不怕疼，只要你敢扎就行。”她也笑了。于是，我按她的口号，嘴一张一合，舌头一伸一缩，她一扎一拔。十几个来回，满嘴都是血。没有多久，我的舌头直了，可以大声读报，还能朗诵、唱歌。尤其是看见电话，再不用畏惧了，出现了新的状态，成了“三步曲”。第一步：不打不接。只要屋里就我自己，电话铃响半天，我也不敢接。第二步：只接不打。因为接电话省事，就“四个字”：“喂！找谁啊？”很快就把话筒递给别人。第三步：可接可打。舌头治好了，话也见多，打电话，接电话都自如了。
病房里没有器械，没有场地，能不能进行康复锻炼？我的回答：完全可以。我利用屋里的床铺，桌子，门框和椅子，进行康复活动，为自己编制了一套病房康复法。这办法简便易行，省钱省事，行之有效，很适合我这类病人的需要。我想，只要我尽最大可能去利用它，只要我不停步就有希望，就不会在消极悲观中浪费光阴。
按床铺。背着床铺蹲下身子，双手背过去摁着床边，一蹲一起，上下活动。每次做七八个，持续5分钟。练习上下蹲起，既能增强关节的灵活性，又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增长腿部的力量。注意，不要过快过猛，免得身体负担过重。
推桌子。双手握住桌子边，冲着墙用力推，肘关节和腕关节来回活动。主要促使大臂与小臂的分解，增加胸部力量。注意：做到有序、有度、有量。
扒门框。患肢高高举起，仅仅扒住门框的上方，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平稳站住，一次站立一分钟。目的是恢复平衡功能，促进全身的血液流动。注意，扶住门框，防止摔倒。
握椅子。双手握住椅子背，向前躬身，肘关节来回活动，拉动两臂曲伸。目的是增强上肢的柔韧性。注意，椅子要牢固，防止损伤。
在这些项目中，对我说来，最难的算扒门框。又要一只手扒住门框，又要站稳，还得持久，实在太难办到。开头，扒一会儿，手就滑下来，再上去，还是不行，只能用毛巾捆住手。样子虽然不好看，但挺管事。练了些日子，就有劲了。医生看见了也很高兴，一再嘱咐，说这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与治疗和康复结合起来，锻炼的次数和运动量，必须根据自己的病情，因人而异，体现个人特点。听了这些话，我更有信心了。在医护人员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个病房已经变成我的健身房。
这种训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像孩子一样，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从头练起，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从头开始。我用筷子都不会了，不是夹不住，就是掉筷子，只好用勺。一天吃晚饭时，妻子说今天到餐厅吃。我明白她的用意，一来是吃晚饭，二来也是个锻炼。妻子推轮椅上了电梯，下了电梯就是餐厅，餐厅内摆着七八张桌子。到这里来的多是病人，有自己来的，也有坐着轮椅来的。妻子花4元买了两碗面汤，我左右开弓，右手拿着勺，左手拿着筷子。见此情景妻子逗着说：“这才叫中西结合呢。”我向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注意我，便将面条放在勺里，一点点吃起来。吃了一会儿，妻子又提出，让我双手换一下，右手拿筷子，左手拿勺，而且明确规定：喝汤时，再用勺。我换了一下，左手将筷子戳齐后交给了右手。才使了几下，一只筷子就掉了。妻子把筷子拾起来，擦了擦，递给我。我恨不得快点结束这顿晚饭，但怎么也快不起来，一碗面汤吃了半小时。我们走时，餐厅的人已经很少了。
7月1日，甩掉了轮椅。甩掉轮椅虽小，但象征的意义大，我兴奋地像发布重要消息：我的脚又活了，又能走路了。
我明白，苦练走路的日子开始了。我走出了病房，向楼道的另一头望去，觉得脚下的路又远又长。我扶着墙，脚擦着地面，慢慢挪动脚步，走过一个病房又走过一个病房。走累了，就依着暖气歇一会儿，再一点点向前走。尽管两腿发软，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但我还是想多走一段，哪怕是10米、5米、1米，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寸步难行”的含义。走起路来，虽然总是一脚高一脚低、一脚快一脚慢，颤颤巍巍，走得很慢很慢，但毕竟是没有轮椅，没有别人搀扶，是自己走过来的，我迈出了康复中的重要一步。主治医生看见了，她充满期望地鼓励说：“你真行！就这么走下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走起路来，才发现脚侧翻的毛病很厉害。为了矫正脚侧翻，妻子做了个小沙袋，她把小沙袋放在门口，我将右脚踏在上边，左脚踩地，扶着门框，直挺挺地站立起来，一次站立3分钟，每天多次重复，练习把脚放平，学习平衡。
记得，开始练习上下楼梯时，自己都觉得哭笑不得。我一手扶着楼梯，一手扶着墙，前边一个人接着，后边有一个人保护，但心里仍不放心，觉得楼梯又高又陡，生怕一头栽下去。刚下第一个台阶，又退了回来，转了一圈，唱了支歌，歇一会儿，目的是给自己壮壮胆、打打气。我挺了挺胸，扬了扬手，学着运动员的样子，朝着楼梯走去，刚下去，又退了回来。第三次，我什么都没说，下了台阶，一直下到楼底。很顺利，很成功，根本用不着喊口号，唱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能从一楼上到五楼的病房。上下楼梯，变得如此经常，如此自然，我感到，自己的坚持和毅力得到了回报。
许大夫给我按摩。这是位年轻的大夫，三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干这一行，小有名气，医院还派他到过俄罗斯开诊所。在我住院的三个月里，他天天给我按摩，我们成了朋友，从单位、家庭状况到子女教育，无所不谈。他说话慢条斯理，但很诙谐幽默，有时逗得你笑出声来，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
他第一天按摩时，就让你感到轻松，他郑重地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这种按摩不会伤筋动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二是上边的吊灯不会掉下来，你只管躺着，不必操心。”听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不光我胆小，别的病人也有这么想的。我这么一比，心里踏实了，笑着看了看他。他不笑，说完就干了起来。从头到脚，浑身上下，连手指、脚趾都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讲：不管多好的按摩，终归是外加的、被动的，更关键是靠自己，最好是自己练，这种练是任何按摩都无法替代的。没过多久，我们就熟悉了，他还根据我的病情，制订了一套康复训练方案，并鼓励我力求做到：积极主动，不怕重复，咬牙坚持。接着，他讲述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是练分解。练习大臂和小臂的分解，大腿和小腿的分解，不能像个直棍子，大的带小的，直来直去。二是练肌肉。没有肌肉就没有力量。要想增强力量，就要增强肌肉。这种病的可怕，就在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肌肉萎缩、消失退化，僵硬无力。三是练平衡。能不能平衡，全在脑子，它就是指挥部，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头脑支配，因此说练平衡就是要健脑，健脑还可以使其他功能的恢复相伴而行。他还告诉我，下午可以到健身房去练，那里场地大、器械多，专供病人使用，还有专门人员护理。他随地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说明哪些器械是增长肌肉的，哪些是专练上肢的，哪些是专练下肢的，以及先练什么后练什么，特别嘱咐我不要过猛，一定按要求去做，他边说边做，宛如体育老师在给学生上课。
更可贵的是他在按摩中，还会做病人的思想工作，他在按摩中，发现病人有一点进步，哪怕是细小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替病人高兴喜悦。有一次，按摩完后我下地穿鞋，他附下身子，看我系鞋带的动作，然后说：“这么高难的动作你都会，真了不起。”天哪，系鞋带也成了“高难”动作。他明白，这个极普通的小事，对我说来就是“高难”，听了他的赞扬，受到鼓舞。我才知道，病人也需要表扬，也需要鼓励，哪怕是微小点滴的肯定，都觉得美滋滋的，对明天，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健身房在医院大楼的一层，是由大礼堂改的，大门上方，写着“康复之家”。门口放着两张按摩床，四周有二十多件器械，有拉力器、胁木、腰背按摩器、脚侧翻纠正板、手臂摇动盘等，东面是舞台，舞台的对面是面大镜子，前边放着一付双杠，中间有木制的楼梯、手插板、握力器和体育垫子。有专门人员根据病情，帮你选择器械，教你如何使用，如何掌握运动量以及注意事项。开头，由专门人员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让你跟着做。他们知道，来得都是病人，不方便、不灵巧，需要周到、细致。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下午都来，成了必修科目。开头，是坐着轮椅来，需要妻子的搀扶，需要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指导。7月1日，我甩掉了轮椅，来这里就更方便了，天天一小时，每次练七八样。为了矫正脚侧翻，我站在脚蹬板上，手扶铁架，面对墙壁，一站就是十几分钟，直到腿脚酸疼才下来。我还扶着胁木，上下蹲起，一气数到十才停止。一会儿，手握轮盘的把手，摇动大臂，来回转圈，一会儿又攥着拉力器的绳子……我还跪在垫子上，对着镜子矫正姿势，周围的人看见这种情况，风趣地问：“这是给谁跪着啊？”我认真地回答：“给自己跪着。”有时，在健身房练习走圈，起初，只能走小圈，后来，围着四周可以走大圈了。为了增加腿部力量，我练起了正步走，头几步站不稳，走不直，弯弯扭扭，但我仍然是那样的认真，一步一步走下去。健身房是个好地方，它帮助了我，它告诉我许多康复训练的办法和道理。
得了这种病，进行康复训练，就必须过好以下四个关卡：一是克服懒，自己就愿躺着，一切由别人伺候；二是克服怕疼，有时疼得直叫，掉汗珠子，但要想以后不疼，今天再疼也需要咬牙忍耐；三是克服害羞，觉得自己连小孩子都不如，简单的事情也要从头学起；四是克服等待心理，总觉得以后会好起来的，把希望放在以后的日子。不去掉这些障碍，再好的场地，再多的器械，也是白费。练与不练，是两个结局；坚持与放弃，是两种收效。要想办法使这种外加的、勉强的、被动的“要我练”，逐渐变成自身的、积极的、主动的“我要练”。把“练”看作是病人的一种“配合”，看作是治疗的一部分。但必须明白，这里没有突飞猛进，别指望今天跟昨天大不一样，不会有奇迹发生，只有忍耐与坚持。这就是我从健身房里得到的另一种收获。
正如俗话说的，河里没鱼市上看，每天都有30多个病人来健身房，有轮椅推来的，有拄着拐杖来的，也有别人搀扶来的，各式各样，怎么来的都有。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有香港、台湾的，还有来自国外的日本人、韩国人。尽管这种病的后遗症不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相同的：残忍与可怕。
陈老七十多岁，是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拄着拐杖，老伴跟在后边，见他进来，很多人打招呼：“陈教授来了，”陈教授点点头。“陈教授，能问您一个问题吗？”陈教授又一次点点头。那人大声问道：“陈教授，一加一等于几呀？”陈教授要求：“我想一想再说。”那人说：“行，您好好想想再回答。”陈教授想好了，说道：“不是二就是三。”健身房响起一阵笑声。这笑声没有一点讥讽，倒是有点同情，这种回答，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种病带来的痛苦与折磨。
有一天，我正在健身房练习蹬车，有人冲着我的后肩重重地拍一下，我回头一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后边，他问道：“大爷，你得的是什么病？”我心想，这还用问吗，到这里来的能有别的病吗？但我还是郑重地回答了：“中风，脑梗塞。”我继续练习。过了不到两分钟，我的后肩又被重重一拍，我回头一看，还是他，还是那句话：“大爷，你得的是什么病？”我想，也许是我没说清楚，也许是他没记住，于是，我又回答了一遍：“中风，脑梗塞。”谁也没料到，过了一小会儿，我的后肩又挨了一下：“大爷，你得的是什么病？”这回我有点生气了，换了换词说道：“我得的是重感冒。”紧接着，我又问他：“你得的是什么病？”他接得倒快：“他们都说我是大病，其实，我什么病也没有……”没等他说完，旁边的人说话了：“他也是中风，连家都不认识了。我是他的同事，单位让我来护理他。”说完，这位同事拽着他到别处去了。
小李得病的情况，我越听越心酸，越听越后怕。小李，40岁出头，是一家机械厂的工人。听他说，他是看世界杯看的，这种足球比赛都是在夜里，他场场必看，边看边喝酒，一连几宿不睡觉，看着看着突然脑出血。他自己说：“我幸亏送医院及时，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到现在也没除根……”他喝了口水，又讲给众人听：“见人哭，自己也哭，想控制也白费，哭个没完。我住院时，赶上一家亲属正为亲人送行，当灵车开进医院侧门时，一片哭声，我也大哭起来。有人过来劝我：‘快上车吧，别哭了。’我说：‘我和他们不是一拨的，谁也不认识谁。’那人说：‘不是一起的，你这么大哭？’他们都走了，我才停下来。”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没笑。是啊，病把人折磨到这种程度，我们还有心笑么？小李很知足，他指了指远处的老陈：“我比他强多了，他不会走了，也不会说了。”老陈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也是40多岁，他坐在轮椅上，歪着头，流着口水，胸前塞着一块毛巾。小李告诉大家：“他不傻，什么都清楚，就是说不出来。这种病最痛心的是，不能把个人的思维变成语言。”小李一本正经地补充说：“这句话，是大夫说的。”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或许是因为具有一样的病态，同病相怜，或许是因为基本天性使然，造成了我的同情与悲悯。
有一次，一位山西的病友指了指走过来的小郑：“他是第二次。第一次得病时，记忆、思维、说话、行动样样都正常。出院后，照吃照抽，一点也没改。不到一年又犯了．．．．．．”他见小郑走近，也就不再说了。小郑是名机关干部，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只要不说话，光看衣着、表情、行动，真不知道他也是病人。那位病友为了证实自己，他抢先打招呼：“小郑，你真有福气，你爱人给你送来那么多饺子，都吃了吧”小郑点点头。那人又问：“后边还跟了个小孩，是你儿子吧？他叫什么名字啊？”“我儿子应当姓郑．．．．．．他叫什么？”
小郑闭目想了想，高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那人并没有停止，说：“小郑，你的T恤衫是名牌，是鳄鱼的，要是有人问是什么牌子，你就告诉他，这是鳄鱼牌的。” 小郑低下头，看了看T恤衫上的牌子。没过多久，那人又问：“小郑，你的T恤衫是什么牌子啊？” 小郑陷入了沉思，想了一会儿，他才说：“是狗熊牌的。”
见此情景，一位陪伴人员也很受触动，他学过医学，有一些常识。他给大伙说，今后从哪几个方面注意，如何防备病的反复。他还讲：“得了脑中风，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致残，多多少少都留下后遗症；二是反复，有的一年内，甚至几个月就反复，反复越多越危险，一次不如一次。”大家从小郑身上，印证了他的话，同时也受到启发。
老刘接着那人的话，讲到了同屋病人的情况。老刘说：“他的病比我轻，就是不活动，不凑群，不说话，谁说也不管用。来了两个月，躺了两个月。他不是不能动，就是不动，整天躺着。”那位陪伴人员告诉大家：“患病后，长期卧床，不是件好事，
特别是得了这种病，如果医生认为可以活动，还是越早越好。”老刘指了指自己：“我和他正相反，大夫刚点头，我就下床活动了，感觉挺好，明天就出院了。”说完，他动了动腿脚，来了个弯腰。
我在前文说过，住这种病房有它的好处，可以大声读，大声唱，不影响其他人。只要一得空，我就朗读书报、唱歌、唱京剧，说带卷舌音的俄语单词，有时甚至学几声牛叫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不好听，但又一想，反正不是表演，主要是练舌头，练发音，练胆量，再不好听，也没人笑话。我把《老歌100首》放在床头，时时哼，天天唱。我爱上了音乐，而且是特别喜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草原夜色美》、《红梅赞》、《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等，我能唱几十首。有些歌，唱得不太准，有时跑调。妻子听了，都乐呵呵的，鼓励我：“没关系，接着唱……再说，跑得也不远，一会儿就回来。”我唱着唱着《歌唱祖国》，就想到了它的作者。这首歌快50年了，几代人都在唱，它的作者------王莘，深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早在1982年就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但他又创作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这种精神，这种毅力，不正是我的榜样吗！以后的日子，我唱得更来劲了，一天到晚都在哼哼。想不到音乐，还有这么多好处，不光能陶冶情操，抒发情怀，还能嘴脑并用，情动形动，活动肢体，流通血脉，改善功能。
我不仅唱，还说音乐。有些日子，我和妻子在一起，不是讲病情，不是谈治疗，而是说音乐，讲西方古典音乐，讲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生平、代表作，还讲到“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身世、成就。告诉妻子《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三大舞剧是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以及《天鹅湖》的故事概况，还提到维也纳的音乐殿堂以及莫斯科大剧院。一天一段，说的人挺上劲，听的人挺着迷。我明白，我对音乐一知半解，只是皮毛。就是这些皮毛，今天帮助了我，帮助我渡过难关。妻子小声说：“这么多年，才发现你还有这个优点。”我不服气：“过去也没这种机会……”
我的音乐才能，在病友“沙龙”上得以施展。病人集会的地方，是这个大楼与另一所楼的连接处。吃过晚饭，十几个病人都到这里来。病人到一起，无非是说说话，聊聊天，逗逗笑，有时还演几个节目，有独唱、合唱、朗诵，完全是自我安慰，自我快乐。一个夏天，我经常光顾这种“沙龙”。一位日本老人也是这里的常客，他能讲一口流利汉语，能和大伙直接交谈，据说，他是在我国东北长大的。大家都叫他“杨先生”，有人提议请杨先生演个节目。话音刚落，众人鼓起掌来。杨先生很大方，他在轮椅上动了动，清一清嗓子，唱了一段《敖包相会》。杨先生刚唱完，大家又鼓掌，欢迎我来一个。前些日子，我已经唱了一段歌，还叫了好，今天，不能再唱了。我想了想，大声朗读了一段《雷锋之歌》，这是我1963年背的，都几十年了，只能背其中的一段，结束后，吉林的一位病友问我：“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我很快答道：“我最拿手的是跳舞！可惜，现在不行了．．．．．．”掌声和笑声混在一起。杨先生说：“史先生，你感谢上帝吧，上帝给你留了个好脑子。”他说了自己的请求：“听说史先生有个歌本，借给我看几天，好吗？我只会哼哼《在那遥远的地方》，不会歌词。”我说：“回去就拿来。”我把《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歌词抄了一遍，夹在书中，熄灯前送到了杨先生的病房。
病人聚到一起，更多的是闲聊。说一说自己的病情，讲一讲治疗的感受，评论一下大夫护士，特别是人多了，话也多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既能互通信息，交流情感，又能减轻忧伤，消除烦恼。通过与大家的交谈，还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找到一些教训，对治疗和康复都有利。我很看重这种活动，一周一次，每次活动都有我。
从医生那里知道，脑中风后腿脚不灵便，根源在脑上，因此，健脑比什么都重要。健身首先要健脑，只有激活大脑的神经细胞，增强人体指挥部的功能，其他系统、其他器官的运转才能灵活有效。懂得了这一道理，我练起来更有针对性了。为此，我还编了一套体操，全套共6节，每一节都与健脑有关。我每天早晨到楼下，做一遍这种体操，把它当成全天的开始。出院后，还做了一段时间，我管它叫体操疗法。
第一节，东张西望：双臂高举，甩头望天，双臂随头动，然后看左脚跟，再看右脚跟。主要练头、胫、臂的配合和灵活。
第二节，双手拍打：站立平稳，用左手拍打右肩，右手拍打左肩，然后再向后拍打，反复多次。主要练大臂和小臂的分解。
第三节，上下蹲起：两臂平举，两腿站立，一蹲一起，一上一下。主要是练大腿与小腿的分解，促进腿部肌肉的增长。
第四节，水底捞月：两腿直立，身子向前弯曲，两手在下面对接，上身一起一伏，两手一合一分。主要练上身的平衡和手臂的配合。
第五节，指尖对接：上身站立，双手各指尖依次相对，再用大拇指指尖依次对其他指尖。主要练手指及指关节的灵活性、柔韧性。
第六节，正步向前：站立平稳，嘴里喊着“一二一”，正步向前走。主要练站立和平衡，增强骨肌力量。
全操做下来，总共用20分钟。目的是健脑益身，激活细胞，改善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开头那几天，妻子搀扶着，动作还是不协调、不准确。日子一长，能独立做了，又熟练又规范。对此，我深有感触，还特意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改了又改，看了几遍，满意后，又抄在小本子上，还在它的下方工工整整地注上日期：1999年8月2日。我看着自己的“大作”，高兴地乐了起来，心想，写数字都有困难的人，居然也作了诗。我还专门誉在一张纸上，拿去给大夫、护士看。
对着这首打油诗，我看了又看，沉思良久。茫茫人生，我到底有什么“感悟”？有哪些最具力量的生活准则？想了一会儿，才有了以下的答案：一要适应，不抱怨，相信将来会改变；二要坚持，不放弃，做出自己的努力；三要学习，向上走，自己和自己比，知足就满意。做到这几点，智力可开，体质可强，寿命可长，遇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都能过去。我上大学时，在北京住了5年（因“文革”毕业延长1年）1968年8月分到河北省一个县的北部山区，在一所中学任教。这所中学在山沟，离县城60多里，整个学校，算上我才有7名教师。学校没有围墙，几间教室都在学校北面，院内有一口井，中间是操场，边上有一块菜地。校长一边看介绍信，一边瞧瞧我的行李，问道：“你的家在哪里？”“家在天津。”“这么远，你怎么来了？”“统一分配。”“这里可艰苦，你不会半路打退堂鼓吧？”“我不怕苦，我能行。”校长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指着一间房子，告诉我：“那是你的宿舍……可以几个人搭伙，也可以自己做饭。要吃茄子，到园子里去摘；要吃葱，就到地里去拔。”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投入社会的第一站。一个是大城市，一个是山沟，两个天地，两种味道。当时，我一点也不清楚这第一站会把我引向何处。针对这种环境，我确定的原则是：学会接受，学会适应，学会忍耐。结果表明，这些原则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段的教学经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开始。没过几天，我带着学生上山了，一边唱歌，一边摘酸枣。在一个多月内，我利用星期日，走了6个山村，对13名学生进行了家访。后来，我和另外3名教师被县教育局借调，培训全县初中语文、数学教师。在一
年之内，我们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卷，住在乡镇的旅馆或大车店，跑遍全县各个角落。我们都很执着，勤奋乐观，有说有笑，工作、生活有滋有味。几十年过去了，从那里获得的财富我没有丢，它对我战胜今天的疾病大有作用。
前两天,几个人到医院来看我，其中一个人说得很直接：“你得这种病，知道是怎么得的吗？”我听得出这是自问自答，用不着别人讲出答案。他继续说：“你太爱动脑子，自己给自己找活，自己给自己施压，整天又忙又累，谁也受不了。”他看了看同来的人，见他们都点头，更带劲了。“一个人不能老干活，不上油，不能老紧张，也要学会放松，这才叫会工作。”这一番话，让我又一次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回想起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在天津市教育部门工作时，经常去学校。每次到学校，图书馆必去。在那里，可以知道社会在流行哪些书？学生都读什么书？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思考？另外，它还能促使我多看几本书，多做一些读书笔记，在与学生交流时也有了共同语言。多年来，我给自己规定：写讲话稿是自己的事，不能由别人代劳。为了写讲话稿，有时弄到深夜，一口水都不喝，睡觉时间很少，第二天照常上班。
后来，职位几次变动，我告诫自己：一个人不能光看权力，不看风险；职责与风险同在，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就越大。职务的升迁，面宽了，事多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了。1995年10月，我调到一所大学任副校长，分管保卫工作。第二年秋天，学校连续发生几起被盗事件，我感到压力很大，为尽快破案，我和保卫处人员一同值班巡逻，一同夜间蹲堵，直到此案告破才松口气。自分管保卫工作，我就一直不安心，总怕出事，有时半夜起来到学校，看看学生宿舍，查查夜间值班情况，哪怕是与值班人员说几句话也觉得踏实。1999年春天，我调到另一所大学担任校长。到新岗位，我连续几个夜晚没回家，在学校检查夜间教室，甚至连楼道的灯有多少盏不亮的我都记下。学生告诉我，有些灯，半年不亮了，只好摸着黑上下楼。没过多久，学校召开中层干部会，我先问大家：楼道不亮的灯，有多长时间了？见没人回答，我才讲出答案。我还讲了别的问题，提出学校各处室的工作基点，是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不能光坐办公室，也要沉下去。这些话还挺管事，第二天，楼道的灯全亮了。我来学校时，正赶上向上级打申请报告。这个报告很重要，它关系到学校的发展。报告涉及到社会需求、师资力量、设备条件等，我和副校长带着办公室人员，利用星期天写这份报告，这名副校长在学校呆的时间长，知道的情况比我多，所以，我写好一张，就递过去，他看后再打印。从结构、段落、谴词到标点，我改了又改，直到下午一点。我这么做，不是不相信别人，完全是一种习惯，觉得这样才踏实。
这么干，就必然会得病吗？不一定，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但人家没事，唯独我病了，肯定有个人原因。我仔细回忆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想了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发现在思想深处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产生了那么多误区。
误区之一：将身体与工作对立起来。二者本来是一致的，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出色的工作。身体都不行了，何谈工作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却认为身体是个人的，是“私”；工作是大家的，是“公”。只能顾一头，二者不可兼得。
误区之二：把身体放在从属位置。身体本来是基础，是财富，我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身体看作是第二位，身体必须服从工作，还跟别人说，一定要主次分明，分出轻重缓急。
误区之三：认为工作业绩是升迁的资本。我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升迁是工作成绩，这是真正的竞争力。身体的健康情况，只要能说得过去就行，升迁时也不查不问，只在“身体状况”一栏中，写上“健康”或“良好”就能通过。提了职，升了官，“水涨船高”，环境变了，再注意身体也不晚。
误区之四：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挺好，没有任何毛病，将来也不会有事。参加工作31年中，我只体检了一次，还对体检结论置之不理，对这种警告毫不介意，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后来，单位多次组织体检，我都因工作忙未能参加。主要原因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用不着定期体检。
误区之五：认为保健是老年人的事。保健本应体现在人的一生中,我却把保健当作阶段性任务。认为人老了，时间充裕了，多想想如何保健，多思考一下如何长寿，这是老年人特有的心态，也完全符合情理。
这些误区颠倒了身体与工作的关系，分辨不清什么是基础，什么是资本，什么是真正的竞争力，结果是只看重表象，忽视了根本。经常在这些误区中游动，天长日久，能有好结果吗？能不得病吗？
我从总的方面查找了自己的误区。大夫听了大加赞赏，说这是挖了病根，建议今后再分别找一找在饮食、吸烟、锻炼、预防上的误区，全都亮出来，不怕丑，不畏疼，从根上医治。我按照大夫的要求，继续查找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具体误区，发现正是这些误区把自己一步步带到了疾病的深渊，摆脱这些误区的束缚，正是从根本上铲除疾病的诱因，实现积极有效的预防。
我不知道自己身体的营养状况，不知道什么是营养失衡，更不知道哪种食物产生哪种营养素，自认为吃得越多，营养越充足，油量越大，脂肪越高，稀少名贵的东西越有营养。我一顿饭吃四五个炒鸡蛋，早饭吃一二个咸鸭蛋、三四根油条。这样吃，油盐过多的问题必然突出。国家规定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盐量不超过6克，现在平均量为13克；食用油（脂肪）的摄入量为25克，现在平均为47克。我可能是平均值的几倍，也就是说，我早就埋下了疾病的隐患。
长期以来，我认为能吃说明身体健康，相反，要是不能吃，说明身体有问题了。本着这样的逻辑，我顿顿饭都尽量多吃，特别是在外面就餐时，就更放开了，有了饱的感觉才放下筷子，还要说一句：“酒足饭饱”。此时，再加上别人一捧，说你“能吃，口壮，身体太健康了”，就更觉得坦然了。过去，也听别人说过“寿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听到这话我不解其意，也不以为然，现在重新一学，才知道这话千真万确，很有道理。现代研究证明，“少吃些”可以把内脏和血管多余的“脂肪”驱散，可以降低多种疾病的发病率。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响应饮食上的运动，用“少吃些”来延年益寿。
古语说“人是铁饭是钢”，这个道理是说能吃是前提，吃饱了才有精神，有劲头，有力量。自认为个人的工作又多又累，更需要多吃，即便是遇到难关也能熬过去。我的目标不光是会吃、不是饭桶，而是既能吃又能干，吃得饱干得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日三餐顿顿注意。多亏了这种“努力”，终于吃到今天这种情况，才57岁就病倒了，到新单位60天就退出了舞台。
有肥胖症状的人减少饭量是正常现象，应该少吃些。不然，就会越胖越吃，越吃越胖，失去控制，形成疾病的诱因，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可我用不着控制饭量，个人的体重常年保持在110斤，是典型的瘦人。对我来说，只有营养缺乏，不会有营养过剩，怎么吃都不会超标，也不必为减少饭量操心。
营养师说得对，好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日积月累，形成了今天的大病，关键是一些人没有科学的营养知识，整天让误区牵着转来转去。
许多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它不仅可导致肺癌，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诱发因素。大夫还特别告诉我，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列入疾病范畴，属精神疾病。吸烟者与不吸烟者相比，平均早死约10年。我也早就知道吸烟是百弊无一利，可就是改不了，一直吸到得病的上午。我反问自己：为什么明知道吸烟不好还要这么“坚持”？为什么几次戒烟都没成功？为什么会形成30年的吸烟史？答案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吸烟认识上的误区。长时间内，我被这些误区左右着，换了几个单位，但都是带着这些误区跳来跳去，跳了半天也没跳出这些误区。
我把吸烟当成是个人的爱好，无碍大局，不必大惊小怪，也用不着别人的帮助和干预。谁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这么多人还不是照样吸吗？吸烟人群无处不见，香烟仍作为一种礼品送来送去。人家吸了一辈子都没事，就你有事？这种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汇合在一起，让我吸烟的瘾头更足了，足足吸了30年。
吸烟的事我做主。吸着吸着就没这种气魄了，当了烟的俘虏，染上了烟瘾，有了依赖性。写材料前，先把“老三样”放在眼前：一支笔、一杯茶、一盒烟。如果写到深夜，脑子发迟，手臂无力，两眼打架，觉得此时唯有吸烟能打气提神。最难受的是没烟抽，又没处去买，急得打转转，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
过分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认为我戒烟不用费劲，用不着外界帮忙，说戒就戒，我说了算。七次戒烟的经历告诉我，别说大话，戒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戒烟时，还编了一曲戒烟歌，建立了一套戒烟理论，但于事无补，七次戒烟，七次失败。在烟的面前，显得自己的控制能力是那样苍白无力。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上小学时，多次代表学校参加乒乓球比赛；上初中时，在全校召开的田径运动会上拿过初中组的铅球第一名、垒球第二名；上高中时，获得全学校乒乓球亚军。后来，又学会了羽毛球、网球、游泳、滑冰、围棋。我把游泳作为晨练项目，每天6点下水，游1000米，天天如此，坚持了8年，得病的那天早晨我照常如数游了。像我这种人，查找一下在健身上的误区，与人与己都有好处，让身体锻炼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
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这就是劝人们动起来，动就能延年益寿。至于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采取什么方式以及如何适合自己的身体，我从来没想过，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比如，我每天早晨饿着肚子游泳的事，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但从没想过它的毛病。早晨5点多到游泳馆，先在健身房练一气，再下水游40分钟，然后直接去单位上班，常常饿一个上午。如此练下去，必然会有下列问题：经过一夜的消耗，身体还有多少热量？游泳所需的能量谁来提供？这种锻炼对身体健康起到什么作用？
自认为锻炼的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对健康越有利。无论是力量训练，还是柔韧训练，都尽力做到全身出汗，打球时更是大汗淋漓，觉得这样才能达到健身效果。长期这么练，不但全身失去的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达不到健身目的，还会导致一些运动伤害。正确的锻炼应当是适量，最好每周3至4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有氧锻炼，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有益身心健康。
对自己喜欢的运动咬着牙坚持下去，我认为值得，值得为此付出。为此，我还有句誓言：只要不瘫在床上，就要坚持下去。我从小就喜欢游泳，差不多一有机会就游。出差时，也要带上游泳裤衩、游泳帽及游泳眼镜。前些年，早晨游1000米，只歇一次，不觉累，轻松自如。得病的前几个月，游50米就喘大气，感觉浑身乏力，歇一会儿才行。按说，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停下来，起码是自我调整游泳的强度，减少游泳数量。我却咬着牙硬撑着游够数才上岸。这种“坚持”只会损害身体，造成大病，带来终生痛苦。
大夫对我说，人的疾病可能会在一时发生，但绝不是一时形成的，都有个积累过程，一点点积存，一旦遇上诱因，就全面爆发了。我明白，这些话是在告诉我，人的健康或疾病都必须提前维护，都必须重视预防。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是明智之举，是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我和这种观点正好相反，不仅没有防备疾病发生的措施，还一味地嘲讽和敷衍，认为这是没病找病，自己吓唬自己，为未来做不必要的担心。
工作与预防本来是一致的，是统一，身体是工作的基础，健康是身体的标准。我却把工作与预防看出是从属关系，认为工作是第一位的，预防是第二位的。二者有主有次，有先有后，觉得预防可多可少，能急能缓。在这种认识下，再加上“预防无用论”的毒害，预防被忽视了，很少关注。我工作后的三十年内只体检了一次，而且对体检结论又是听之任之，毫不在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正是误区阴影笼罩的结果。
未来变幻无常，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未来的疾病，既无法预测，也无法防备，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得什么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算哪。预防疾病，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但没有具体目标，缺乏针对性，只能泛泛预防，弄不好还要自讨苦吃，整日忧心忡忡，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做。这种为未来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人们的一切努力都于事无补，因为人们无法避免未来疾病的痛苦，世上还没人能摆脱疾病的折磨。不是因为我悲观失望，而是认识上的误区让我这么想的。
锻炼与预防本来是两种行为体系，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做简单的类比，更不能相互替代。我却是另外一种认识，认为锻炼就是预防，锻炼是预防最有效的手段。为此，还产生过一种自满感，觉得自己一向重视预防：上中学的6年，我周周打乒乓球，从未间断；上大学时，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病前的8年，我天天坚持早晨游1000米。这种自我满足和在多方面形成的误区，忽视了其他预防，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灾难。
我在饮食、吸烟、锻炼、预防四个方面，查找了自己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目的是想告诉人们，我的病都和这些误区有关，是它们造成了今天的痛苦。一定要重视预防，千万别等灾难来临之际再去努力，那不光是滞后，而是为时已晚，留给人们的只有后悔。要及早查找自己的误区，纠正错误，排除障碍，摒弃不良习性，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健康打下牢固的基础。拯救个人健康的是自己，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宰者。我们要像乐队的指挥那样，让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按着同一个曲调，朝着健康的目标，奏出和谐的乐章。
我查找了这么多误区，有总体的，也有分项的。不是我有这种瘾，而觉得身为病人，讲一讲亲身感受，表达一下个人的苦心，也是应该的，有点义不容辞。这些话又是发自内心，坦陈而出，即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别人也会理解，因为唯一的目的是盼望大家能找出病源，提早预防，拥有健康。
九月初的一天，上级部门派人来看望。他们询问我的病情、治疗及康复情况，见我恢复得这么好，直挑大拇指，对我妻子说：“多亏了你，能有今天，多一半的功劳归你。”我看看周围，见没有别人，郑重地说：“我得了这种病，一时半会治不好，就是治好了，校长也干不成了．．．．．．我有个请求，请领导早日给学校另派校长，越快越好。”“我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望．．．．．．没有别的意思，你提的事，等一段再说吧。”等他们说完，我接着又讲：“这是口头申请，需要文字的也可以。”他们见我很诚恳，答应回去后再商量一下。我这么说不是客套，也不是一时冲动，这是内心的真实想法。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干就好好干，干就干好，不能干了也别赖着，别耽误事。本来到一个新单位，有很好的打算，没想到，刚开了头，才干了两个月就病倒了。面对疾病，我只能做这样的选择。这种勇气，有一些是来自病友的启示，他们帮助我认识到这种病的厉害，他们的教训告诉我：得了这种病，甭想保持原貌。
有个病友，60来岁，是单位的头头。他最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中风，总说是“急性肠炎”。他自己打不了电话，就让老伴打电话叫副手来汇报工作。副手走后，老伴再也忍不住了，对他说：“听，你都听不了，时间一长，你受不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我都替你害臊……这是病房，不是办公室，下次，你个人打电话吧！”他依然如故，对单位的事放心不下，还时常让副手、中层来他这里汇报。他问我：“老史，再有几个月你能上班？”我回答：“这种病要跟随我很长时间，就是上班也干不了事。”他有几分惋惜：“看来，你的椅子要让给别人了。”我点点头。他没再说别的，就走了。
另一个病友在单位的办公室工作，他出院不久就回到岗位上。这项工作，使他经常看文件，写材料，收集信息，跑上跑下，有时忙到很晚才回家。这种过度紧张和过分劳累，致使疾病复发，再上班都不可能了。
我还有个病友，出院后连得“三喜”：一喜是上班后去香港、澳门转了一圈；二喜是单位分给他一套住房；三喜是孩子考上了大学。他十分激动，高兴地多次讲：“我是三喜临门。”自认为已经病愈，又不吃药，也不锻炼，毫不介意。大悲大喜，情绪忽高忽低，致使他上班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医院。
这些事例再一次表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只能作出这种的决定。
过了些日子，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临走前，我在楼道走了一趟，与病友道别，向大夫、护士致谢，心里还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是啊，我在这里毕竟住了三个多月，病后的许多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里起步：第一次使用筷子，第一次下楼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朗诵……想到这些，对走好今后的路又多了几份自信力，争取康复的念头显得如此强烈。
生病后，我在两个医院住了五个月，这五个月，日日夜夜同病魔较量，虽然很痛苦，很艰辛，但回想起来，觉得有滋有味，有一种步步上升的感觉：一个月，下地走路；两个月，甩掉轮椅；三个月，上下楼梯；四个月，围着住院大楼走圈；五个月，基本痊愈。
离开医院之时，说说这一段的体会，目的是让人们提高警觉，减少悲剧。
普通人要想能做到“早发现”，就要有一些中风的常识。见到患者突然觉得头痛、恶心、呕吐、一侧肢体麻木、口角歪斜、言语不清等症状，立即作出反应，与中风联系起来，哪怕是产生高度怀疑都行，尽快送医院救治，即使在半夜，也不能拖，赶紧送去急诊。专家告诉人们：争取在3个小时内将病人送到医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挽救大脑、挽救生命。
我的邻居也得了这种病，上午发病，下午才送到医院。原因是老伴一见这种症状吓傻了，慌了手脚，想不出主意，只好给兄弟姐妹打电话，整个上午是电话铃声，人来人往，等人到齐了，又是一番讨论。有的说躺一会儿就好了，有一阵就能过去；有的说针灸、贴膏药，几天就能恢复原样；有的说做一次全面检查，找出病因再治。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半天，下午才把病人送到医院，加重了病情，延误了救治时间。我的体会，这里说的“三早”，就是抢时间、争速度、抓机会，它对保全性命和康复十分重要。
这里说的“早”，是指过了急性发作期，条件允许，医生又同意。有的人就愿意躺着，能动而不动，自己葬送了康复的最佳时机。我有个同事也得了这种病，症状较轻，思维、语言、表情都没受影响，医生几次跟他讲，危险期已经过去，可以动一动、练一练，别人也劝他多下床活动。但他总是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好，容我再想一想。”他这“一想”就是两个月，他在医院里足足躺了两个月，回家后又接着躺。结果是关节僵硬，肢体变形，四肢疼痛。两年后，我再见到他时一怔，想不到他变成另一付模样：说话慢多了，一个字一个字吐，嘴角还流着口水；一只眼睛变小了，看不见眼球，只见一条缝；手里还拄上拐杖，是四个爪着地；手蜷蜷着，手臂紧贴在胸前，走一步一哆嗦，走一段歇一会儿。据他老伴讲，出院不到一年犯了两次，一次不如一次。他当初不练，主要是怕疼，怕别人笑话，他老伴直叹气，摊了摊双手：“现在不怕疼，不怕人家笑话，也晚了，不行了。”
得了中风，就怕自暴自弃，觉得天塌地陷，一切都完了，自己给自己宣判。一个人不能让疾病左右，不能得了病就悲伤、忧愁，整天生活在疾病的阴影中。有个病友，一天到晚愁眉不展，总是低着头，阴沉着脸，唉声叹气，谁劝也不管用，不是摇头，就是摆手，再劝就跟你急，嚷得别的病房都能听到。家人带他到楼下，想活动活动，可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一动不动，忧愁、悲伤、急噪，致使病情加重，还在医院，就复发了。
医生对我讲，病既然来了，我们只能接受，坦然面对，少一些忧愁，多一点乐观，对治疗对康复都有好处。有了这种心态，病人可以仔细想一想得病的原因，听一听如何积极配合，看一看别人是怎么康复的。不然的话，整天消极悲观，只会使病情加重，甚至会带来别的烦恼。这些话，在我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它帮我选择一种乐观、平和的心态，对待疾病，对待各种挫折。
都是脑中风，但病情不同，症状各异，病人的康复锻炼自然会千差万别，各式各样。病人既不可自作主张，也不可照搬照抄，要听医生的建议，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我体会康复锻炼的欲望越强烈，这里的环境，现有的条件越能充分利用。我把病房、走廊、楼梯、楼下空地，当成了活动场所，把床铺、桌子、椅子、门框、暖气，当成了锻炼器材。还美其名曰：这叫能讲究，也能将就。这种康复锻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有些要伴随人的后半生。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坚持下去，对康复大有好处。有4个病友，他们的康复锻炼，是大家公认的样板。他们的锻炼准时准点，各有一套，效果也很好，功能恢复了，有的还能跑步。可惜，他们中的多数都没能坚持下来，原有的成果消退了，有的还倒退了，只有一人坚持得好，天天练，出院后仍然照常活动，现已能骑自行车上班了。
有人说，脑中风是先天的，有遗传基因，怎么预防都白费。果真如此吗？医学研究表明，脑中风与遗传基因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有了基因就一定会得中风。这种病，主要是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后天的因素起决定作用。得不得脑中风，关键在自己，我对这一点感触颇深。我上几辈都没有得中风的，但我却得了。我得这种病，都是不良生活方式闹的，是这些毛病惹的祸。纠正错误，铲除病根，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一步。我在膳食结构、油脂和盐糖的摄入量、饮水、吸烟、体育锻炼等方面，都有毛病。这些坏习性，我生病后，一个个都改掉了，还用一套新的方式来代替它。
中风后容易反复发作，但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反复是中风的必然，防不胜防，它是早晚的事。同事告诉我，他母亲得了中风，7年了没反复过，他说母亲在生活上格外介意，连喝水都有数量，她常说，一个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摔倒两次。防止反复完全可能，许多人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结合自身情况，认真实践就行。
最近，专家告诉人们：四分之一的老年中风患者两年内复发，中风后预防再次复发十分重要，二级预防得当，可以减少中风的复发率，甚至能降低四分之三。对这件事我有亲身体会，完全可以佐证。我从出院后的第一天起，就把这种二级预防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从控制血脂、血粘度、胆固醇，戒烟限酒，合理饮食，适当锻炼，活动安排，作息时间等等都围绕着同一侧重点——防止复发。
住院5个月，终于盼到了出院这一天。出院时，正赶上天津第二届老年书画大赛。妻子很兴奋，赶紧送去自己的绘画作品参赛。回来后，我竖起大拇指对她说：“这个时候还有这种心思，叫人佩服，说明你兴趣不减、希望还在。”妻子不好意思说：“应该这样，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有兴趣，有追求。”
没过多久，评选有了结果，妻子送去的绘画被选上了，发了证书，给了奖品，妻子格外高兴，还在自己的获奖作品前摄影留念。
后来，妻子又给自己加码，每周两次去老年大学钢琴班上课。她坚持了四年的学习，毕业时，老师对她的评语：聪明刻苦，勤奋好学，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圆满完成了学业。通过四年的学习，现在懂乐理，会识谱，能弹琴，可以独立演奏十几首中外名曲，是班上进步最快的一名学生。
正如老师的评价，这四年她付出了不少辛劳。她对钢琴，没有一点基础，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记得那些日子，她常常是凌晨三四点起床，用自己的手指当五条线，比比划划，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上线、下间”。放学回家里，她马上坐在钢琴前，打开上课笔记本，反复练，反复背。
我不光从妻子那里汲取能量，还从别人那里获取营养。我家住在师范大学家属院儿，这里住的全是本校的教职工，彼此很熟悉。出院后第三天早晨，我和妻子正在操场垒木前锻炼，田老师看见了，立刻跑过来，她站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嘴里还说“很好，很好”，回头又对妻子讲，你立了大功，应该得个大红花，戴个大勋章。说完，她自己也笑了，很快，她收起笑容，告诉我们，她也得过中风，住院一个月，出院后，觉得没脸见人，不敢出门，在家里憋了半个月。后来又一想，怕什么，病了也是老师，练好了仍然可以上讲台。想通了，胆大了，劲也来了，也愿意出门了。现在，每天早晨都围着操场走圈，回到家也不闲着，除了干家务之外，就是活动筋骨，伸腿、扒脚尖、站墙根、做俯卧撑。这么折腾，还真管事，54岁得病，到今天已有7年了，没反复过，一年比一年好，除了没有从前那么灵活以外，什么后遗症也没留下。
另一天的早晨，我在操场走圈时，碰上了白老师。他很热情，陪我走了两圈，我们边走边聊。说着说着，他突然降低了语调，小声告诉我，他要送给我一件当前最需要的东西。我道了声“谢谢”，就分手了。
白老师走后，我告诉妻子，他也得过中风，恢复得很好，没留下任何痕迹。白老师爱动脑子，肯思索，有见解，又喜欢帮别人，很受学生的欢迎。
当天吃晚饭时，白老师来到我家。刚进门，他就把手里的资料递给我，说这不是什么礼物，只是个人的一点心意，写的全是自己中风后一些感受，不一定对，供你参考，也许对你有好处。白老师放下东西，连口水也没喝，就走了。
白老师送来的是他自己写的材料，打印地整整齐齐，装订地漂亮，活像一本书。封面的书名是《七个怎么办》，副标题是“怎样预防中风”，里边的目录是：怎么服药，怎么吃饭、怎么锻炼、怎么作息、怎么查体、怎么改掉坏习惯、怎么控制个人情绪，涉及到7个方面，供51条。
妻子看了以后赞不绝口，视为珍贵的礼物。还说，这里有悲伤，有忠告，有期盼，寄托着一个中风病人的良苦用心，又实际又实用，有特别的意义。说完这些话，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坚定地说：“他们就是样板，就是标兵，向他们看齐，准能赢！”我也很激动，不由地举起右手，像宣誓那样大声说：“以他们为榜样，坚持苦练，力争早日康复！”
我如此郑重，这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因为想到他们，我就觉得前有标杆，后有支撑，又稳定又可靠，有信心获得康复路上的美好希望。
我家在天津师范大学北院的家属区。出院后没多日子，妻子让我上街转一转，说这叫“融入社会”。我再三推托，小声嘟嚷：“再等几天吧，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碰上熟人，多不好意思……”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进一步劝我：“碰上熟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呀，得了病怕什么，病倒了，再站起来，仍然是个人物。”她说得很坚决，我再也不能找别的借口了。
一上街才知道，走路还有那么多障碍。其一，不能边走边说。走路时，只能专心，低着头，不能抬头看天，更不能边走边跟人说话。其二，胆小。前边有小水坑、小砖头，也要思索一下，问自己能不能过去，为了稳妥，宁可绕着走。没想到，走路也要打提前量，及早进行设计。其三，怕见熟人。一看见熟人就紧张，脚发沉、腿发僵，连脚步都迈不开了。也巧，在超市的门口遇上了同事老李。他握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想不到，你能恢复到这个样子，真让人高兴。我到医院看你时，你只能躺着，一动不动，现在都能上街了。”他又看了看我，接着说：“咱们一块回去吧。”我告诉他，我还要到超市买点东西，他还是执意不走。“我在门口等你们，咱们一块回家。”妻子知道我的心思，接着说：“您先走吧，我们还要在里边转一转。”妻子这么一讲，老李才走。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见他走远了，我才迈开脚步。从刚才的行动中我意识到，我走路时还有一个毛病：越走不好就越有人看，越有人看就越走不好。
我明白，面对这些毛病，最大的危险就是姑息迁就，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得听“病”由命，任其左右。妻子开导我：“只要苦练，这些毛病都能克服。练到没人注意了，说明你的走路正常了。”走路也需要学，也需要练，也有目标。我把这种练习当作任务，围着操场走圈。每天都有记录，过一周一统计，比较一下，跟前一段有什么变化。我有意识接近熟人，凑过去跟他们聊天。走圈时，主动跟别人打招呼。谁也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锻炼自己，是为了实现那个“宏大”的目标。
网球场在操场的东面，南北长80米，东西宽20米，水泥地面，边上放着几条长凳，四周有铁丝网围着。整个场地只有我和妻子。她在前边做示范，我在后边学，真叫亦步亦趋，一会走圈，一会正步走，一会又学滑冰。有时，我看见远处的人在向这边看，他们向我摆摆手，有的树起大拇指。每逢见到这种情景，我内心充满喜悦。我对妻子说：“他们都认识我，都在鼓励我。”走累了，我就坐长凳上歇一会儿。妻子在一旁边说边做动作，她指出，我走圈时，毛病就在脚尖向里抠着；走正步时，脚面不直；学滑冰时，只要身子一低，还是站不稳。矫正这些毛病很难很慢，有时见到自己还是老样子，真有点心灰意冷，但又一想，这种病不进则退，只有练下去，才会有康复的可能。我针对自己的毛病一点点矫正后，反复练习，直到看见一些成效才止步。
一天上午，我正在操场走圈，妻子拿来两样东西，一个是排球，一个是跳绳，她让我练习三个动作：拍球、接发球和越过障碍。拍球谁都会，可对我就不那么容易了，出手不是早就是晚，不是拍不上就是用力过大，一次只能拍四五下。妻子很有耐心，劝我不要着急。“第一天你就能这么拍，真不简单，三练九熟，日子一长，你准能多拍。”她的话挺灵验，没过一个月，我一次能拍二十多下了。接发球的要领在于根据对方的位置，决定自己的用力大小和出球速度。这些要领，我满清楚，就是办不到，扔的球不是过了头，就是太近，对方无法接到。对方投过来，我又接不住，只好烦妻子把球拣回来。过了一会儿，她把跳绳放在地上，让我迈过去，说这叫跨“障碍”。她见我一气迈了十几次，丝毫没费劲，又拣来两个小砖头，一边放一个，把跳绳放在上面，让我再迈过去。我提了提上身，运了运气，大胆朝前方走去。
星期天的下午，表弟陪我出去走一走。他顺手拿上一个板凳，说走累了就坐一会儿。我想，出门带板凳，别人一看准知道此人不正常。我告诉他，拿着垫子就行了，我拿了一个小包，装垫子用。我换了一件新上衣，愉快地走出家门。
开头，表弟跟在我后边走，走了一段，我让表弟在一旁走，试图跟他一边走路，一边闲扯，但走了几步就不行了，顾东顾不了西，顾天顾不了地，要想说话就得停下来，等说完了再走，走走停停，又停又走。表弟还以为我这是一种走路习惯，后来又一想，也可能是累的，歇一会儿就好了。他掏出垫子，放在路边，让我坐一会儿。我把实情告诉了他，他也笑了。他收起垫子，我们继续朝前走，不知不觉，到了天津大学的东大门。我已经走了一里多路，对我说来这已经是“长途跋涉”。校门在卫津路的西侧，中间有条小河，里面是操场。学生们正在踢足球，还有打篮球的，有练田径的，有跑有跳，生气勃勃。虽然已到深秋，但这里却是一片欢腾，一派生机。我看呆了，望着操场上的学生，不由地想到了自己的当前和未来，生出一种别样的滋味。表弟猜出了我的心思，他凑到跟前，小声说：“等你恢复好了，跟他们一样，照样能打乒乓球、打网球，照样还游泳……”我知道，他这是在鼓励我，在描绘一幅令人宽慰的远景。不虚此行，从学生身上，我又多了几丝对未来的希望。想到这些，觉得浑身有劲，回家的路，我们走得更快了。
我独自一人出门是在第二年的一月初。那天下午，天气挺好，我睡过午觉就离开家里。一出门向右拐，朝着卫津路的方向走去，这里车少，人少，很难遇上熟人。过去，我一上街就跟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