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神障碍治疗现状怎么样？中国的精神障碍治疗现状怎么样？知我心理学百家号采访 / 王茜 隋真编辑 / KY主创们徐铌是2016年度的四位“罗德奖学金”中国获得者中的一位，这名来自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是罗德奖学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首位精神病领域奖学金获得者。罗德奖学金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富盛誉的奖学金，也被称为史上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录取率仅有0.7%，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德奖学金已经培养了8000多名罗德学者。成为罗德学者，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顶尖的教育资源，更意味着“一个终身制的会员身份”。早晨新闻公布之后，今天我们访谈了徐铌，他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了自己为什么选择走上精神病研究的道路、他在国外实习与学习的见闻，以及他对中国精神科的医疗和精神健康现状的看法。▲ 徐铌在牛津大学分子医学中心基因组编辑实验室 ▲为何选择医学和精神科Q: 作为中国首位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医学生，能否介绍下是什么促使你选择了医学和精神病学专业？A：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学医。而选择精神科不是一天做出来的决定，总的来说，动机一方面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通过对病人的治疗，能够使我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中国的精神科学还存在很大的挑战，同时也并存着机遇。Q: 能具体谈谈相关的个人经历吗？A：我对精神科的第一个印象来自姥姥。我出生在贵州山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姥姥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但她曾有过自杀经历，当时是被只有八九岁的妈妈给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这段经历都是以“更年期”作为理由解释的。等我去医学院之后，发现“更年期”是无法解释这件事情的，后来才知道其实姥姥患了抑郁症。当然，后来姥姥接受了正规治疗，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姥姥一直是一个非常热情、健谈的人。从这个故事大家也能看出来，得了抑郁症之后，只要接受正规治疗，是可以有希望康复的。这是我选择精神科的动机之一。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被谈论呢？我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谈论这件事（精神疾病），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秘密，一个披上黑暗色彩的话题。当人们开始谈论它时，就是向好的一个开端。Q：除了这段经历外，还有别的什么促成了你选择精神科吗？A：我是一个慢性病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病也促使我选择了精神科。在大二的时候，我被检查出了溃疡性结肠炎，除了要每天用到大量药物外，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一个身心疾病，只要前一天压力大、熬夜、过度劳累，后一天我一定会便血。但那时候我想出国念书，为了保持一个很好的成绩就不得不熬夜。医学院学习很紧张，功课压力很大。既然医生说不能熬夜，我就早睡，晚上十二点前睡，三点多起。当自己成为一个慢性病患者之后，对于其他承受疾病痛苦的人更容易产生共情，更能够理解一些慢性病患者承受的痛苦。溃疡性结肠炎服药需要3-4年，而且临床缓解后还有复发的风险，朋友总开玩笑说“你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而且有时候用药体验并不佳，这让我在后面实践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患者朋友因为各种原因而停药，因为我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虽然这是很不好的，服药一定要足量、足够疗程），也让我去努力让治疗更完善。而这些都和精神科病人的体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机缘巧合下，我又遇到了我的导师，开始了疼痛研究，加上后来的实习经历，我发现自己喜欢神经生物研究；同时，我也想要从更深入的角度了解人。因此精神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把我过去所有的碎片都整合到了一起。▲ 在耶鲁大学的Cushing中心，看大脑手术病患的照片 ▲ Q: 你刚提到，治愈病人获得的满足感也是你选择精神科的原因之一。A：是的，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顽固型抑郁症病人通过药物治疗，病情得到很大缓解的故事，非常触动我。今年夏天，也是我本科第四年的暑假，我去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实习了三四周。有一次，我发现氯胺酮被证明可以作为顽固型抑郁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就是在我所在的实验室进行的，我感到很惊喜，因为之前只是在新闻上看到，我就跟我的主治医生和系主任申请，说我想去观摩这个实验，他们就批准了我，而碰巧第一天就赶上了测试。参加测试的是一个中年病人，他是一个企业CEO，家庭条件非常优越，但因为抑郁症的缘故，他整个人非常颓废，胡子拉碴。在和他交流病史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在几年前发生过严重的车祸，脊椎受到损伤，出现慢性疼痛。后来他又发生了一次小的车祸，从那以后，疼痛慢慢减少，抑郁症状却慢慢增强，最严重的时候他起不来床，牙也不想刷，胡子也不想刮，也不能工作。后来他尝试过很多治疗，比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催眠，一些自然疗法，什么都试过，都没有效果，后来就来参加了临床试验。他的临床试验还需要辅助其他药物，但我当时很怀疑，这么顽固的抑郁症，有效吗？当治疗进入到第二、三周的时候，有一天，诊室里播放爵士乐帮助病人舒缓情绪。突然，这个病人告诉我，他可以感受到音乐里的快感。这真的是一个极好的信号，他很生动的跟我描述每分每秒身体里的变化，而他自己也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上升的曲线上。最后一周我离开的时候，碰到了他和他的妻子。他跟我第一次见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衣服整洁了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很好，像换了一个人。他虽然仍在疗程之中，但是每周治疗一次，他和他的妻子决定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加利福尼亚度假。当然，他并不只是接受了一两次治疗，但对于一个顽固性抑郁患者来说，他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反应，让我觉得很震惊。通过他，我也感受到了生物医学在病人身上所能起到的积极的力量，当时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很好的精神科医生，我要研制更好的疗法来帮助病人，我期望能够在病人的康复过程中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Q：你曾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神经生物学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发表研究论文，揭示了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研发出新型镇痛药物。能否具体介绍下？A：是的，疼痛研究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这是我基于个人兴趣独立开展的科研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独立思考、展现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一件事。我在大学遇到了我的导师宋学军教授，他是做疼痛研究的老师。我们最初做实验的时候，“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实验室，没有人。老师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和研究生，对于做大型实验来说，人是远远不够的。但本科生就是很灵活的，我就去劝说其他的本科生加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领导力得到了凸显，比如在同级同学中，如何让大家有融入感，让他们愿意去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比如测量动物的行为。我们当时遇到了无限多的困难，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好在我们是一个团队，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在北大医学院，我们第一年接受的是通识教育，第二、三年是基础医学教育，第四年去医院见习。第三年结束，我选择了休学。因为一方面，如果大四我进医院见习之后，肯定没有空闲时间继续做疼痛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就会草草收尾，但我想在养病的同时，把它做完；另一方面，我也想去国外顶尖的实验室看一看，探寻一下自己以后到底要不要选择在未来继续做科研。因此我在休学的这一年里，参加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基因组编辑和RNA生物学研究的研究项目，为时三个月。Q：你又是如何与罗德奖学金产生联系的呢？最早知道罗德奖学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也就是在罗德奖学金来中国做宣讲之前的几个月，一个外籍教授向我提起过，他觉得我很适合申请。而那时候，我一个朋友打算做一个精神疾病相关的公益项目，因为之前我自己做过一些精神科普，所以他来寻求我的帮助。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就是罗德学者Josh，他在牛津大学读实验心理学。这个项目是一个网站，叫做“总会变好”（It Gets Brighter），网站上收集了很多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故事，让他们来分享“事情如何变好”，通过专业人士做一些疾病的科普，包括用药过程中的指引。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和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对精神健康和医疗体系的思考也是罗德学者们所感兴趣的。病耻感、精神科人才短缺、抗拒药物治疗：中国目前面临的几个问题Q：在我国还是存在“谈精神病色变”的情况，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A： 这其实是病耻感（stigma）的表现。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文化是第一个影响因素。从小到大，精神疾病就是个我们很戏谑的口头语，从小我们就说，“你个神经病”“我送你去精神病院”，给小孩的印象就是，精神病院是很可怕的、关一些疯子的地方。包括媒体也有很大影响，大多数人对精神病院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飞越疯人院》，而生活中很多娱乐节目都会有精神病院的刻板印象。病耻感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的医学教育。研究发现，很多医生对于精神病的病耻感更严重，对病人的歧视更大。而且不光是其他科室医生，连精神科医师对病人也会有歧视。后来我意识到，这可能是医院见习制度的问题。比如医学院到了第四年会有精神科的见习，见习和实习是不同的，见习只是走马观花地去看一下。去精神科见习的时候是在住院病房，见到的很多都是重症的、无家可归的病人，如果你让一个本身对精神科不怎么感兴趣的学生来这看一圈，这本身就会让学生对精神病留下糟糕的印象。可是实习就不一样。实习可以让你亲自参与病人从入院到诊疗到出院的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治疗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精神病人康复的可能性，让你更积极地去看待精神病和精神病患。去耶鲁的精神病学系实习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种不同。耶鲁的系主任告诉我，他们很多学生也是在经过实习之后才发现自己对精神科的热爱，所以实习对培养未来优秀的精神科医师有多么重要。后来我们在世界医学生大会里发表提案，呼吁全世界所有医学院要有精神科的实习，让精神科享受和儿妇内外科一样的实习待遇。除了实习制度外，早期对医学生的挖掘和培养也很重要。比如耶鲁的系主任自己也会利用各种资源，去培养致力于精神病的学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他背后是所有医学生的照片，上面列着各个学生的名字，一旦有哪个学生表现出一点对精神或者心理感兴趣，他都会去主动接触这个学生，给予支持和鼓励，并且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让这个学生接触和了解精神科。Q：面对这样（谈精神病色变）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A：应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以和我们一样在亚太地区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为例，他们在应对病耻感这方面做的很好，但是他们和病耻感斗争的社会运动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到现在已做了近几十年。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但是我们中国依然有希望可以超过他们。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展很快。比如你们KnowYourself等社交平台，就在做精神疾病的科普、为消除病耻感做努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改变人们对精神病和精神病患的印象。Q：就像之前你提到，很多医学生不愿意成为精神科医生，目前我国的精神病医生也比较短缺，你怎么看？A：是的，实际上我国精神科医生的短缺主要体现在，一是精神科医生数量较少。而且不是所有精神科医生都是高质量的医生。根据《经济学人》(2016)的数据，在我国登记的两万名精神科医生中，14%没有任何精神科训练，29%仅仅是三年的专科学历（post secondary diploma）。二是精神科医生资源地域分配不均等，高质量的精神科医生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在偏远地区就更少了。第三是，科室资源分配不平等。一个精神科医生，要承担所有精神科相关的服务，要诊断、开药，要告诉他们去检测，有时候还要负责安抚病人和家属的情绪，工作量太大了。Q：不过我们了解到，国家也在努力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数量。按照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希望到了2020年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数量能翻倍，达到4万。A：是的，我觉得如果要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数量、特别是高质量医生的数量，最重要的还是训练。从长期来看，要尽可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学生去选精神科，让更多人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科的魅力，同时给予医学生在精神科实习的机会，毕竟关于精神科的工作，还是百闻不如一见。而如果我们想在短期内增加精神科医生，可以去利用已经存在的资源。比如我国有很多三年的专科生，他们有三年的基础，可以给他们足够的精神科专业训练、配备督导，相信经过培训后，他们是可以胜任工作的。另外，我觉得可以不用只局限在增加精神科医生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团队。比如在美国，在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不是全部。一个精神科医生会和心理治疗师、社工、护士、药剂师等各种各样的专家合作，这种团体合作治疗被称为全人治疗（integrated care）。全人治疗也可以让精神科医生不必负担过重，比如，对病人和家属的引导和支持就可以由社工完成。事实上，我国也在逐渐兴起这个模式，把精神健康服务逐步从精神卫生中心转移到社区中，培养各式各样的精神健康人才。这点我国的686计划就做得很好（注：“686”计划指2004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度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国家财政投入68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故称之为“686”项目。——编者注）。它不仅关注训练精神科医生，还会注重训练在社区服务的人，比如警察，让警察懂得识别有精神疾病的病患；同时还提倡训练家属。Q：很多人说感觉精神健康服务太贵，他们根本支付不起。你怎么看？A：实际上有意思的是，一方面贫穷的人们可能负担不起精神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哪怕一些人很有钱，他都不愿意去买药。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有经济实力，但他就觉得药很贵。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他的理念问题，他没有意识到治疗的重要性。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吃药时，他说觉得吃药、治疗不重要，而构建他的人生大厦、赚钱投资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告诉他，获得精神健康是你人生大厦的地基，不然你大厦再高，有天可能还是会倒的。就这样经过劝说，他才去开药。Q：通过平时后台的粉丝留言，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即使知道治疗很重要，但还是很抗拒用药，或者吃了一段后就会希望自己停药。A：因为药物治疗这件事确实有好有坏。首先我要澄清药物治疗好的一面，药物治疗是可以起效的，其实大多数的精神疾病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是可以康复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对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持有偏见，药物治疗确实可以帮助很多精神病患活得更好，能让他们的症状消失。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抗拒服药，第一是因为用药体验不好。因为有些精神科药物有些副作用，比如口干啊、头晕啊、可能有些刚吃的时候会犯一些恶心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第二点是，药物未必对每个人都有效，或者说，有时我们需要很多试验，才能摸索出最适合的药物治疗方案。但这会对人的耐心造成考验，特别本身精神科的药物起效就比较慢，一般要2-4周才起效，以至于很多患者在最开始发现好像没效果，就自己停药了，这是很可惜的。国外值得我们借鉴的理念Q：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国内精神病治疗领域的现状和挑战。那根据你在牛津、耶鲁的经历，国外有没有什么精神病治疗的方法或者理念，会值得我们借鉴？A：有。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两点。第一个是，当他们试图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时候，他们不会只是提供药物治疗，他们更提倡的是整合治疗（holistic care）——从全方位、各个层面来提供治疗。比如当时我在耶鲁的早期干预诊所（Specialized Treatment for Early Psychosis, STEP）实习，发现如果有个病人来求助，可能最后诊所给他开出的解决方案是“工作”，帮助他重新获得和他人的联结；而另一个病人则可能是家庭环境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去他的家里开家庭会议，让家人更好地对他提供支持。除了治疗过程外，我们还有整合性的康复活动。比如在我实习的地方，他们给住院病人提供的康复日程，就包括了学习瑜伽、学习吐纳、学习和动物怎么相处、怎么融入社区等等，他们也会学习园艺，还会参与烹饪小组。可能有人会好奇园艺会学习什么。实际上园艺是让病人移植盆栽，但是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在过程中会采用拟人化的方式，比如称呼树叫“宝宝”，移植就是“帮宝宝找个新家”。通过指导园艺活动，来潜移默化和人相处的理念。而烹饪小组也很有意思。我们当时学着用牛油果做一道健康的沙拉。因为很多患者来自经济条件不好的背景，他们没有健康生活的理念。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做菜指导他们，什么是健康的食物、怎么样可以健康地生活。总之，不论是园艺还是烹饪，这些整合性的康复活动都在春风化雨地渗透一些有利于精神健康的观点和生活概念。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次烹饪活动，有个病人的精神分裂阴性症状比较厉害，动作很迟滞，走路很木然。而在活动开始后，我发现治疗师竟然给了他一把刀用来切菜。（不是怕他伤害别人，因为实际上，精神病患自伤的数量是伤人的14倍，远远低于酗酒者带来的伤害，但是我怕他会动作太慢不小心伤到自己。） ▲ 在耶鲁大学CMHC (Connecticut Mental Health Center) 康复中心实习时，五层用来做烹饪康复的厨房 ▲Q：听起来这位治疗师非常大胆，这应该是事先做过评估的吧？A：是的，这些病人是经过评估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被允许拿刀做饭。但在过程中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将病人更加当做一个全面、整体的人来看待，而不是只是将他们禁锢住，防止他们做不恰当的事。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Q：之前提到，整合治疗是你比较欣赏的第一个方法/理念，那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给我们介绍呢？A：有。第二就是他们非常强调预防。一个例子是当我在牛津的时候，我发现英国正在做一个很大的研究，他们招募几千名中小学生，让他们练习正念（mindfulness），培养孩子的精神抗逆力（mental resilience）。因为75%的精神病会在青少年时期高发，所以如果能在青春期之前就让孩子们提升抗逆力，一方面是让他们减少以后患有精神病，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提升整体健康（total health）。第二个例子是，在之前提到的早期干预诊所，他们会努力提升人们的意识，比如做各种宣传来普及早期精神病（early psychosis）的概念，告诉人们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出现了幻觉、妄想等异常症状，可以拨打诊所电话；他们也会给警察准备手撕单，一旦警察遇到类似的人，就可以将单子撕下来给他们。早期干预诊所的科研项目是受到州政府资助的，来求助的人可以免费受到诊所的干预和帮助。他们谈到设立诊所的原因时告诉我，因为十几年前也会发生精神病人伤人的恶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会被媒体恶意放大，所以他们想，我们不要让人们的精神病恶化到非常厉害后，才进行救助。诊所的手册中也写道，100个人里有3个人会出现思觉失调，而其中85%的人会在35岁之前发病，如果能在那之前对他们进行预防，会对减少精神病患的数量有很大的帮助(Mindmap, 2015)。除了整合治疗和注重预防外，最后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我感觉我们对康复的理解，和国外对康复的理解并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康复指的是患者重新获得了他们自己眼中——而不是医生眼中——有益的人生，他们可以带着精神疾病好好地生活（living with with mental illness），是寻求人生导向的设置，而不仅仅只是症状的消失。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发展中，有很多限制，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先做到让症状消失，慢慢来。Q：听起来你对国内的情况还是很乐观的。A：是的。实际上，准备罗德的面试时，我看了很多资料，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精神病方面的现状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存在很多问题，但慢慢发现，国家在变好，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好的政策和资源，比如686就是个很接地气的项目。而且我们不该用太高的预期和别人攀比，这样不现实，毕竟我们的文化、经济水平和体系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之前我提到的很多挑战也都是机遇，我们有那么大的人口差距、地缘差距，有那么多方向可以发展，所以在罗德奖学金最终面试时，有评委问我会不会回来，我毫不犹豫地说要回来。在我受过训、有能力帮到忙的时候，我就会回来。Q：那你对回国后在精神病领域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吗？A：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医师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这是一个偏研究型的职业。所以等我回来后，我可能相对少地、去一个一个地治疗病人，而是利用我的研究或者社会影响去做一些事。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研究更好的医疗措施，希望能和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合作，去研究更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方法。第二件事是想去培训新一代的、好的精神科医生，将其他国家和地区优秀、先进的东西整合进来；第三件事是想更多地做一些政策方面的工作，这不是一个一时半会就能完成的工作，但是我希望我能帮助加快这个进程。Q：最后，成为罗德学者，对你将来的学业和计划有什么影响呢？A：获得罗德学者后，我就获得了去牛津攻读精神病学博士的机会。我希望在那里能针对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特别是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mood）进行研究。之前我提到，为什么有时候一个药对一个人有效、却对另一个人无效呢？因为心境障碍其实是很复杂的疾病，我们对它的分类更多是基于它的症状，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而我希望能收集病人多方位的数据，环境，情绪，生活方式等等，利用对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进行更好的临床分类。同时我们会做许多关于细胞分子层面、认知脑神经等机制的研究，然后根据这些机制去研发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除此之外，罗德学者也给我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罗德学者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种族，带着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经过短短三四年的训练后，我们虽然四散各地，但大家在各个角落依然怀抱着罗德学者“为世界奋斗（Fight the world's fight）”的信念，把能量分享出去，去服务他人，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信念很燃，很英雄主义，特别好。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老师曾经说过一段话：“叶子随风飘动，人生也是一样。即使有最慎重的计划和最强烈的意志，它们对事件进展的影响，都比不上偶然与机缘巧合（As a leaf goes with the wind, so does a life. The most careful planningand the strongest volition do not shape the course of events as much as chanceand serendipity）。”（Squire, 2001）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只能确定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使命。我想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提升精神健康。▲ 2016年度四位中国“罗德学者” ▲左起：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陈昱璇牛津大学政治哲学硕士黄钦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徐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熹霖References:Mindmap (2015).
Psychosis: Symptoms, warning signs and step to effective treatment. Specialized Treatment Early in Psychosis (STEP) Clinic.Squire, L. R. (Ed.). (2001). The history of neuroscience in autobiography(Vol. 3). Oxford, O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he Economist (2016). Mental health andIntegration: Provision for supporting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a comparison of 15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 Economist.com.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知我心理学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最好用的心理知识，尽在知我心理学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精神病、精神病人和精神卫生立法　　　　　　秋心如海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之中，早就有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里的不足，当然首先指的是“弱势群体”。其实，弱势群体在哪个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代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国家里。关键是怎样对待弱势群体，这关系到社会进步、政治完善和民族良心，实质上这是社会公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当代的情况下决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必然涉及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本篇主要想在笔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讨论一下以下的几个方面：精神病、精神病人和精神卫生立法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鳏夫、寡妇、孤儿、老而无子者，残废者、疾病者，对于这些弱势者，中国自古就有将这些人以国家的力量所养的理想，当然，理想是一回事，实践的如何是另一回事，但这个理想的一直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从当今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达官贵人确实早已富得流油起来，但人数更多得不知多少的弱势群体却已经落到了人们不得不严重关注的程度。但是，弱势群体中犹为苦者，是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那一类人，而在残废和疾病两者兼而有之的弱势群体中，“精神病人”是今日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是因为精神病人是残疾人中更加可悲的一部分，他们往往连意识到自己的疾病和保护自己的基本能力都失去了；人只有一个大脑，要用已经生病的大脑来意识到大脑的生病——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是异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同时因为精神病又是一个不易治愈的易发的长期慢性病，精神病人不但脑子出了毛病，还全面影响到体能等等，丧失了劳动力，治疗的费用又很高昂。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某些精神病人有时候在表面上看不出，他们作为一个丧失了自知力的、无法保护自身的、特定的弱势群体，更加需要人们仗义而言。而且，因为整个社会对于精神病普遍缺乏了解，对于精神病人普遍缺乏同情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
*　　　　一、 精神病概念的建立和精神病的治疗　　　　
精神病在西方曾通称为“疯狂”（Madness），这一点同中国一样，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只是“疯子”。福柯(Michel Foucault，)写过一本书，专门论证和分析过“疯狂”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和文化上的演变，从古代的巫婆、祭师、萨满教僧（shaman），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因女儿们的背叛而致疯的李尔王（日本导演黒泽明还据此同法国合拍过电影《乱》）、《哈姆雷特》中王子的发疯的未婚妻俄菲利亚（因俄菲利亚处在不可解决的内心冲突当中：哈姆雷特在宫廷斗争中无意杀死了她的父亲，而她的哥哥又因同哈姆雷特决斗而死）等等。从古代的带有神学意义的“入魔”，到中世纪的带有美学意义的“疯狂”，到近代的病理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们对于大脑的真正理解才开始了一百多年。同时，从普遍对精神病的惊怕到恐惧、从恐惧到隔离、从隔离到科学的治疗，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科学治疗这条新路实际上也还刚开始。　　　　
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精神病人处于分散的状况，不易引起社会的总体重视。而在工业化的深入进行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随着大工业的建立，大城市也相应地建立了起来，而随着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精神病人也史无前例地集中了起来，由此产生了对大的精神病医院的需求。在这种条件和当时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德国精神科医生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 ）有可能在大型的精神病医院对为数上千的精神病人进行长达数十年的科学的观测和记录，在此基础上克雷丕林于1887 年首次提出了精神病的分类问题，“疯狂”这才成为了可以分割的研究对象。现在普遍认为，精神病可分为精神分裂症、双相两极症（狂躁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的疾病等。其中双相两极症又可以某一极为主（单极症），如自杀身亡的香港明星张国荣患的就是抑郁症。以在精神病中最严重和最普遍的精神分裂症为例，其主要病症表现为幻觉、妄想等混乱的阳性症状或者社会性退缩、感情不当等冷漠的阴性症状。而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发病都在二十岁左右，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却碰到了这个摧毁性的疾病。　　　　
精神病是一种大脑疾病，并非心理疾病，拿“心病终需心药治”用到精神病身上是完全错误的，但精神病的发病往往相当缓慢而渐进，因此一开始容易同心理问题相混淆。长期以来，精神病没有任何可用来治疗的专门药物，这是因为人们对于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所知甚少，相关的医学研究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进展。由于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落后，公众对于精神病的知识非常缺乏。其实，既然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生病，为什么大脑就不可以生病呢？大脑的病变可以分为两种：神经病和精神病，前者由于脑瘤等直接的生理病变所致，在脑手术后可以得到局部的解决或改进；后者由于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生理病变，发病的原因更加复杂，一种简单的讲法是大脑的化学物质不平衡，比如多巴胺分泌过多。目前的医学研究可以确定，精神病人的妄想、幻觉等阳性症状，以及疏懒、情感不当等阴性症状同大脑的化学物质不平衡有着直接的联系。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病的阳性症状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这种药物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恢复大脑的化学平衡，从而使患者能够逐步恢复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药物本身经过严格的医学试验，是安全而没有毒性的。至于药物的副作用是另一回事，没有一种药物是没有副作用的，包括中药。但中药对于治疗精神病，没有任何明显的作用。 　　　　
第一种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chlorpromazine）于1950年在法国合成，此后，产生了多达数十种的抗精神病药物，这些药物对精神病人的阳性症状效果较好，但副作用也较大。在此基础上西方在1990年代又研制出效果更好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这种药物不但对精神病人的阳性症状如幻觉等，而且对阴性症状如自闭等也有一定的疗效，副作用更小，遗憾的是，这类新药因多在专利的年限中，所以价格十分昂贵。礼来公司（Ely Lilly，美国的一家药物公司，现在常州设厂，奥氮平即“再普乐”的生产厂家）平均要花8亿美元来研发一种非典型的抗精神病新药，而每三、四种新药中只有一种有望通过审查严格的美国食品和药物开发署的批准，可见非典型抗精神病新药研发的昂贵了。一方面，抗精神病药物对于精神病人具有明显的效果，约70％～80％的病人在服药几周内就能见效，但实质上抗精神病药物对于精神病所产生的作用只是某种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药物并没有能根除精神病，因此即使在临床治愈后病人仍必须坚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事实上，在没有真正搞清精神病的发病原理以前，根除精神病的药物是不可能设计出来的。由于中国的落后，不但关于精神病的分类和概念如同近代的全部自然科学一样、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至今为止，所有的抗精神病药物都是西方国家研发的，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精神病的形成非常复杂，并非单一的原因。基因遗传的影响已为医学界所公认，但目前的看法是不止一个基因起到这种影响，有可能有十几个、乃至更多的基因在起作用，因而就更难锁定其中的因果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精神病人的情况千变万化，以及同样的抗精神病药物对于不同的精神病人并不能起到完全同样的作用。一个只受到一个基因影响的病人，无疑比受到十几个基因影响的病人，更容易治疗。此外，基因遗传只是一种倾向性。这种倾向到底在家族的哪一代表现出来、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上述的复杂性在目前的医学研究条件下尚无定论。因此，精神病人的直接子女，不一定是精神病人。精神病的遗传倾向同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环境条件的不利影响下，这种倾向有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即使是所谓完全正常的人，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也有精神崩溃的可能。这也就是所谓外因加速了内因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病的发作。　　　　
精神病人并不是白痴和低能，有的在发病前还具有相当高的智商和创造能力，在精神病人、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和天才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道，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是难以逾越的一步。天才是有意识的去创造和思考，而且即使是他们的奇谈怪论，仍然是建筑在逻辑、理性和艺术的基础上的；精神病人则丧失了理性和逻辑，精神病人在没有得到医疗的情况下，连最基本的学习、工作和生存的能力都丢失了，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悲惨的境地和毁灭的下场。话虽如此，但也可以说，天才和疯子在遗传学上有某种共同点，所以优生学的发展到极端，也可能意味着人类本身的毁灭。因为，消灭了世界上的所有的疯子，也就消灭了世界上可能会有的所有的天才。爱因斯坦是现代物理学的创始者，他的相对论揭示了宇宙的秘密，即电、磁和光线的关系，能量和质量的关系，并预示了原子能的应用和发展。但他的儿子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写作《尤利西斯》的英国作家乔埃斯的女儿，毛泽东的儿子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另外，画家凡高是精神病患者，尼采最后也成了一个精神病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当代数学家纳什（John Nash）也曾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类似的这种例子很多。精神病人在得到有效的药物控制下可以继续为社会作出他们的应有的贡献，否则的话，他们不但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沉重的负担，而且其中有少数人在某种情况下会构成社会安全的隐患。　　　　二、 中国精神病人的目前处境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现有重症精神病人1600万，其中只有约20％的病人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精神病的治疗成本较高，精神病人的一个疗程，如在精神病医院进行的话，需耗时3个月，至少花费元以上。一个疗程后，看病人服用什么药物，病人每月的药费还需要数十、数百到数千元不等，维持期至少2～3年。如患者复发，维持期更长，直至终身。实际上，对于多数精神病人来说，终身服药是唯一的避免复发的明智选择。但如果要服用每月达一千元以上的非典型抗精神病新药的话，这对绝大多数中国的精神病人不啻痴心妄想。精神病是一种可以治疗但价格昂贵的疾病，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是通过国家补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医疗资源只有发达国家的约十分之一，对于精神病人治疗的补贴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不要说大多数从未得到治疗的精神病人，就连相当数量的临床治愈的精神病人在出院后，因谋生和医药费等问题，难以休养和坚持长期服药，导致复发。有的精神病人甚至被家庭无奈抛弃，散落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最边缘和最弱势的团体。今日中国精神病人的悲惨遭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和中华民族每一个还稍有正义和良心者的奇耻大辱。谓予不信，请看以下的事实和报道（详见《中国青年报》和相关网页）。　　　　其一，关于湖南省“流浪精神病人被人为集体遗弃”的报道。　　　　
日晚，就在湖南衡阳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的同时，张衡生在离自己的家乡衡阳近百公里远的湘潭的107国道1723界碑处被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拨打电话向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当地荼恩寺镇派出所和镇民政所报告此事，但5 天内竟无人过问，张其间还受到村民的接济，直至他最后被冻死道旁。具有精神病嫌疑的张衡生为什么来到湘潭境内使人不得其解，而更让人莫明其妙的是，此前一些精神病人源源不断，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影响。这些神秘出现的精神病人究竟来自何方呢？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结果发现这些精神病人是被车特意送来遗弃在当地的。一个黄姓村民发现，早在2003年9月的一个傍晚， 一辆从衡阳方向开来的挂湘D的衡阳市牌照的中巴车停在离他家100多米处，几个人被推拖出后，车子即刻在苍茫的夜色中匆匆离去。黄某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流浪的精神病人，其中一个女的若有所思，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我怎么来到这里了？”该人群中最后留下一个走不动的50 多岁的男子，第2天被发现血肉模糊地惨死在国道上。黄某见证说，在张衡生出事的路段，村民先后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被车活活撞死，1个被活活饿死。另一蒋姓村民也埋过一人，可见当地如此死亡的精神病人总数应该不止5人。因此村民们有理由怀疑张衡生也是被抛弃在当地的众多的精神病人之一，因为张衡生出现在村庄时，身着西装、白皮鞋，整齐干净，不像已在外流浪很久的样子。并且，和张同时出现在村庄的还有7、8个流浪的精神病人。　　　　
多谢记者的进一步考察，找出了这件事的谜底。原来这车来自位于衡阳市北面的南岳风景区，南岳衡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称为五岳独秀。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登临可观日出。山势雄伟、古木参天，风景绚丽多彩。并有南岳庙、祝圣寺、藏经殿等。为了加强对南岳这块风水宝地的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招财进宝，当地打出了这样的一条大字标语“每一个游客都是区委书记的客人！” 用意甚佳，不料在“风景这边独好”的地方，却出现了始料所不及的煞风景的镜头，南岳不但因此招来了慕名而来的众多游客，也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一大帮精神病人和乞讨者。当然，从上面这条口号自然可以引申出“每一个乞丐都是区委书记的敌人！”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矣。于是乎，南岳区政法委采取了一套刚性的整顿措施，山上设卡、山下巡逻，处处站岗，人人放哨。如在山上发现一个流浪者，景区门票处将被扣1分和500元。综治办负责督察打分，每月通报一次。政法委同20余个部门签订了旅游秩序的责任状，某部门一年如被扣10分，该部门党政一把手将被就地免职。如果一个城管队员的辖区出现一个乞讨、流浪者，而没有及时报告的话，对该队员最严厉的惩罚将是让其立即下岗。同时，民政部门为此建立了一个比110更及时和灵活的长效机构：民政局救助站（从以下的实际任务看，这个“救助站”应改名为“驱逐站”更合适），这里故用其名，救助站向环卫、城管人员和城区的商户分发工作名片，一接报告，救助人员必须在15分钟内赶到现场并完成处理。　　　　
在这个南岳风景区的区委书记的牛刀小试下，南岳景区果然耳目一新，再也见不到煞风景的流浪者了，可惜报道中没有提及此公的名字，这里只好暂付缺漏。此人具有大将风度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出任中国煤矿部长（笔者不才，不知中国有否这个职务？）的话，一定会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省得温总理新年之际还要来揾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惜此人大材小用，屈居区区的区委书记。但南岳庙如果神灵有知，不知会如何显灵？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参与驱逐的工作人员事后说：“那些病人被丢下车时，往往会哭喊、尖叫，真让人于心不忍。”可见即使是精神病人，也还是人，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性，在生与死的关头也知道执着于生命，蝼蚁尚知惜生，况人乎？在西方国家，即使随便抛弃一只狗、猫都是属于犯法的行为，不复见中国的人命如此低贱，人伦道德一至于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唯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南海观世音菩萨惩恶扬善，并救此辈受难者脱离苦海，早登彼岸。如果认为这种事情只是一个救助站的个别行为，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其二、关于江西省“崇义县为了整治市容环境，把精神病人扔到荒野”的报道。　　　　
湖南的一个风景区的救助站的行为在别的地方已经自觉地上升到县民政局和公安局的联合行动。日，江西省崇义县为了整治市容环境，该县民政局会同公安局对7名沿街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收容遣送，实际上是直接扔到了邻近大余县的荒郊野外，造成了5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其中一个失踪了6个多月的精神病患者郭冬香在被找到后已经面目皆非，手脚均有大面积的浮肿，身上还有多处伤痕。据郭的家属说，在3次协商后，民政局开出的赔偿金最初只有3000元，后提高到最后签订协议的1万元，同时规定“乙方领取赔偿金后，不得再向甲方及有关部门提出索赔事宜，更不得就此事上访、诉讼或无理取闹。”比起其他被丢弃者，郭冬香还是幸运的。因为从日起，崇义县的吴隆生就再也没有能见到他那61岁患有精神病的母亲了，他的母亲是被民政局和公安局的人在光天化日下从本县的大街上抓走的。同县的退休教师陈清明的10多年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儿子陈志文当时38岁，也于同日被民政局丢到野外后就音信全无了。　　　　
据执行此事的李昌伟签名的口述，1月21日下午4时30分左右，陈志文等在崇义县城北门附近被4名巡逻队员强行拖上车。车上一共7人，5男2女，于当天下午6时左右被送至大余县浮江路边丢弃。在情况说明中，李昌伟还提到，民政局的1名工作人员和4名巡逻员始终在场。记者采访了崇义县民政局的负责人，得知将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遣送到野外确是政府的行为。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长说，那天是县委和县政府要求收容遣送精神病人和流浪人员的，而崇义县又没有救助站，一直以来的做法都是收容了就往别的县里送，别的县收容了就往他们这里送，他们把人送到大余县去，大余县就把人往他们这里送，每个县都是这样做的。在送的时候还给这些人发放了饼干，但这次不知道有两个是本县的，由于对方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跟他们交流，结果把这两人也给错送走了。记者在采访群众时也证实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尤其当上面有领导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据这7个人中另一个死里逃生的患有严重风湿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名叫“阿廖”的乞讨者回忆，那一天他正在路边睡觉，突然有一辆汽车开过来，下来几个人说要带他去吃饭，然后就身不由己地被架上车。据阿廖说，下车的地方比较偏僻，四周是山，车在一个岔路口把大家赶下来的。阿廖后来才打听到自己到了大余县境内，他沿路乞讨，走了整整3天才走回到崇义县城。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对“崇义县”这帮衣冠禽兽来说，天理良心云云简直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生的是一副狼心狗肺。民政局者，顾名思义应该是体现所谓“执政为民”的最好的地方吧，需要民政局照顾的，总不见得是达官贵人、显商富豪之流！好，就是那些最需要民政当局照顾的弱势团体——精神病人等，却万想不到会被所谓的“民政局”捉将去，扔到了荒山辟野，图个眼不见为净，目的是为了“整治市容环境”！好一个“整治市容环境”！原来精神病人的生命，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钱不值的，唯有创造性地完成上级的指示，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上面放一个屁，对他们比天还大。循名责实，这样的“民政局”，应该正名为“民贼局”，民贼当局，必先贼民！从法律的角度看，操作此事者犯了谋杀罪，当地的民政局和公安局领导犯了严重的玩忽职守罪，当地的县领导部门犯了管教不严罪。名不附实到了这种地步，悲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呜呼！更有甚者，不知道精神病患者还有没有国籍？他们还是不是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县与县之间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互相遣送流浪乞讨人员，就像国际上列国互相遣送对方国家的难民一样。这个不仁不义、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事情的“崇义县”的民政局，如果位于上海市的话，怕他们真会一劳永逸，把精神病人装上船只，礼送出境，送到公海上去！当然，几包饼干是不会少的，但几包饼干能一路吃到联合国！国际上遣送难民尚且有国际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年参予制订国际法的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这样的县政府、县民政局和县公安局，难道就没有国法了吗？如果把这个报道，翻译成英文，登到联合国的通报上去，恐怕友邦人士，真的会莫名惊诧；投资嘉宾，难免于就此止步，那么，长此以往，不但县将不县，而且国将不国了！如果认为这种事情是县级干部的素质较低所引起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素质较高的大城市和干部们的所作所为。　　　　其三、关于南京市“为建干部病房楼，割走精神病人19亩地”的报道　　　　
南京脑科医院是中国神经精神科的发源地和摇篮，1949年前为南京中央医院的神经精神科，现在全国范围内刚退休的大多数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和精神科主任，都是南京脑科医院一手培养起来的。根据国内的统计惯例，按人口比例的3％计算重症精神病人，南京600万人口中就有18万病人，但脑科医院现有的医疗条件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只能自己勒紧裤带，从全院职工的奖金中省出钱来扩大规模，“买仪器都是贷款”。照理对这样的集研究和治疗为一体的重点医院，再考虑到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落后，国家连加大投入都来不及，不料南京脑科医院却雪上加霜，屋漏更逢连夜雨。因为医院有一个好邻居——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日下午，南京市政府一纸令下，下令脑科医院把自己的19亩地割给省人民医院。为了扩建一墙之隔的干部病房楼，南京脑科医院精神科的8个病区和精神病人康复工疗院、精神卫生研究所、供应室、后勤楼、食堂等总面积12760平方米的建筑设施都要被强行拆除。据记者从医院系统了解到，省人民医院，省级机关医院除了专门收治省委机关的病人外，还设有大量专门的干部病房。此外，南京市还有数个三级甲等医院也有干部病房，相比之下，南京脑科医院是南京市区的唯一的精神病医院。　　　　
1950年代初曾在南京脑科医院进修过的、北京安定医院院长张继之觉得让大批精神病人搬迁实在不可思议：“精神病治疗要求很高，首先要给病人非常安静的环境供他们休息，环境的变化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刺激。重症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至少需要6到8周，在此期间病人容易出现病情的反复，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搬迁，病人会有不安全感，狂躁期的病人更甚。”更实在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脑科医院的几乎全体职工都在“保卫土地！保卫家园！”的横幅上签了名，而且连院长也拒绝在土地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但是，南京市政府各级主管卫生工作的官员在这件事情上都把屁股坐到精神卫生事业的对立面。当年5月中旬，南京市卫生局局长到脑科医院，试图说服院长签字，但因大家的反对未能如愿。6月4日，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又来同医院部分专家及中层干部“对话”（实际上上施压），要求脑科医院支持干部病房楼的建设。6月9日，脑科医院前任院长，现任卫生局副局长来医院蹲点数天，“不让大家再谈看法，只要表态（是否同意让地）”。由于院方迟迟不肯签字，为了不耽搁官老爷们干部病房楼的兴建的兴头，卫生局最后丢出一句狠话：“不要签了”，让院方领导直接交出公章，正是“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迫于压力，这个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道的院长最后违心地交出了公章，后来据说有个副院长补签完事。　　　　
胳膊当然拧不过大腿，这件事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但从中可以看出，分管卫生事业的各级官员并非是他们所主管的卫生事业的真正代表，而首先是官僚特权集团的代表，他们在不触动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时，可以作一些无管痛痒的表态，做一些有利民生的好事，但一旦涉及到这个小集团的利益时，他们就像《聊斋志异》里的“画皮”，说变就变，从大美人变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魔。官僚特权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北戴河的海滨有一部分就是高官特权区，一般华人不得入内。中国的贵贱之分，也绝不下于印度，只要看看“草民、贱民、蚁民和刁民”等专用于“老百姓”的词汇就可知道。有枪便有权，有权便有理，有理（读做“利”）便有钱，墨写的谎言，可以掩盖血写的事实，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已经司空见惯了，“人而无耻，不知其可”？官大人们今日竟然无耻到了要与精神病人抢地盘的程度，倒确实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到处都要抢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除了个别的城市外，不知为何在精神卫生事业方面变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比如，在英国，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外观比其他的病房都要漂亮；精神病医院比一般的医院更加宽敞，绿化的面积也更多，因为精神病人需要这种安静的环境。并且还提供各种设施，帮助康复的精神病人根据爱好来恢复技能，以便他们今后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南京脑科医院的一些员工当时还气不过，曾跑去建委、纪委和规划局询问，结果当然是不得其要，规划局的答复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受到省人民医院的规划方案。国土局、建委也没有收到申请资料。” 《土地管理法》第58条列举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五种情况，其中，只有第一种情况“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勉强可以适用于收回南京脑科医院的19亩土地使用权。于是我们知道了，比起精神卫生事业，干部的病房楼或者休养楼才是中国更大的甚至于最大的“公共利益”。那么，以《精神卫生法》为例，中国行政当局是不是会好一点，它又是怎么来处理像精神卫生事业这样的公共利益的呢？　　　　三、 精神卫生立法的现状和必要　　　　
如上所述，作为一种古老的和普遍存在的疾病，精神病这种病是生物遗传的倾向性和环境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就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在27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做过一次划时代的调查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和人群没有精神分裂症，人数在总人口的1％左右，而且在病理上的表现也大同小异。虽然精神分裂症多在清醒的状态和智力相对完整的情况下发生，但如果不通过药物的及时控制，其对病人的人格和精神状态的摧毁性的长远影响是无庸置疑的。由于精神病的特殊性，涉及到社会的安定和稳定、法律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精神病人的自由、基本人权和法律责任、监护人的责任等等。世界各国的惯例都是把精神病，特别是重症精神病人，作为一种“公共利益”来处理的。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订有《精神卫生法》来作为相关行为的法律依据，《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内容一是建立免费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对患者进行及时的治疗，对困难的病人免一切费用，包括食宿；二是建立相应的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为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提供长久的支持和帮助；三是对精神病人提供生活帮助、经济援助和药物补助。在整个西太平洋国家里，现在只有寥寥几个国家（有的还是太平洋小岛国）没有制订《精神卫生法》，就连泰国都对精神病人提供免费的治疗，并且由王室出面来表示对此事的关心；中国是唯一的没有制订《精神卫生法》的大国。　　　　
中国的精神卫生立法现状是这样的：于1985年组织专家小组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目前已经15易其稿，但该法草案至今尚未被列入全国人大新的10年规划中，就地方法规而言，目前也只有上海制订了《精神卫生条例》，可能最近还有一两个其他地方。2004年年底，参加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的谢斌教授认为目前阻碍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全国经济水平发展不一样。他说，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承担其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二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涉及多头，各方对于权力和义务的划分还有争议。他说，在中央一级，除了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外，还包括财政等14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没有结果。希望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那个出来协调和督办，加快《精神卫生法》诞生的步伐。三是社会呼吁不够。谢教授说，任何一部立法都需要全社会的推动，《精神卫生法》也是如此。他希望社会各界能从北大附属第一医院幼儿园惨案中认识到加快精神卫生立法的紧迫性，共同推动该法的进程。　　　　
这位谢主任的三斧头其实一斧头都没有砍到要害上，而且，还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第一，按照这种逻辑，似乎中国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有的只是各级政府，而且， 这点经济责任会构成对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一笔沉重的负担！且不谈贪官污吏，且不谈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的堂而皇之的衙门，即便如此，那么，还有经济发达地方的政府在干什么呢？莫非建国了五十多年，改革开发了二十七年，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仍然到这种程度，除了上海，中国的其他地方还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而且，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是听其自生自灭的，没有过丝毫的财政补贴？第二，什么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涉及多头，各方对于权力和义务还有争议啦，更是无稽之谈。涉及多头的事情有的是，有哪一件事要讨论到二十年还讨论不出一个名堂，人民币汇率的事情不涉及多头？金融、财政、外贸、生产等等，人民币增值贬值没有争议？至今还有！连一件区区的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头都涉及不过来，都争议不过去，这位谢主任也把中国政府的效率说得太无能太不堪了？第三，社会呼吁不够，把板子打到了“小民”的头上，真是行同笑话。精神病患者多为丧失自知力者，要他们怎么样来呼吁！一件件精神病患者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中的事情，难道不是活生生的呼吁！北京、湖南等地发生的失控的精神病患者的杀人事件，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呼吁！对于稍有正义和良知的人来说，这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呼吁还会嫌不够！谢主任之所以这样隔靴搔痒，是不敢触及要害，结果马屁拍到马脚上。照他的讲法，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没有中央政府，只有各级政府；中国政府是无能和无效的，是不关心弱势群体的；而社会呼吁不够归根到底是社会教育不够，那又要怪罪到中国政府的头上。　　　　
《光明日报》早在日就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精神障碍和精神病，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人患有精神病。在大学和中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心理、乃至精神问题。卫生部“2000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指出，部分城市前十名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显示，精神病位列第九。精神疾病已取代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成为中国人最高危的疾病。更令人震惊的是，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负担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首位，各类精神问题，已占中国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及丧失劳动力的1/5。而前不久公布的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已从70年代中后期的3.2%—7.3%上升至目前的15.56%。精神疾病发病早，致残率高，在没有及时医疗的情况下，精神病总致残率可达45.12%，精神分裂症致残率可达82.5%。由于精神病人无法承担其家庭及社会的正常角色和责任，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精神病人无业或因病致贫普遍存在，特别在农村，精神疾病是造成部分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 没有《精神卫生法》，精神病人的治疗、救济、就业和不受歧视等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和文明。由于精神病人难以得到社会、家庭和工作单位的同情和帮助，又常遭嘲笑、戏弄或歧视，甚至失业、失学或被遗弃，导致每年都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因不堪忍受病痛、不愿成为家庭的负担或受社会的歧视而自杀。据统计，中国每年有20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妇女自杀率超过男性自杀率的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精神病患者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生活保障，不但他们本身常常会成为犯罪行为的牺牲品，他们中的一部分还会触犯刑律，如偷拿东西等小罪行，而其中极少数会在病情加重和失去控制后，犯下危害社会的行为，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无论在中国或外国的监狱里，都有相当比例的囚犯是没有得到诊断和治疗的精神病患者。　　　　
精神病并不是中国专有的，全世界现有4亿精神病患者。为了保护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精神卫生立法。自1838年世界上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英国）诞生以来，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现在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没有专门的《精神卫生法》。对人类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注国民精神健康，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在中国尤显得重要和迫切。精神病患者是一群脑疾病的受害者，他们对于来自外界的侵害常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因此，制定精神卫生法规是保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重大措施之一。社会应如何对精神病人提供帮助？精神病人犯罪如何处理？社会及其家人应承担怎样的责任？政府应提供怎样的帮助？由于没有专门的精神卫生法，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这显然不能满足中国目前的精神病患者现状的需要。而要使精神病人和从事该职业的医护人员以及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真正受到保护，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进行保障，这些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并且只能通过精神卫生立法才能得以解决。虽然1980年以来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残疾人保障法，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已有20多条涉及精神卫生管理，但全面、专业的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致使很多地方现在仍不能保证精神病人基本的医疗条件，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保体系，致使精神病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或弃置社会任其发展，或长期滞留精神病医院，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和生产力的损失。精神卫生立法的主要目的，必须全面保障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内容应涉及精神病患者与罪犯的区别；对精神病患者的人道处理；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设施的管理义务；精神病患人员的治疗、救济、教育、就业和不受歧视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以及可能涉及的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英国在1838年便颁布了《精神错乱者法》，1890年更名为《精神错乱法》，强调要保护精神患者的权益和财产，不得非法拘禁精神患者；随后英国对《精神卫生法》还不断加以修正，1959年通过《精神卫生法》，1982年通过相关的修正法，1983年进一步立法，使《精神卫生法》日臻完善。1938年法国颁布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其后欧美各国相继颁布了精神卫生法。1940年以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自己的精神卫生法。美国除了国家，各州还有各自的精神卫生法；英国和日本还多次修订了精神卫生法；香港和台湾也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初修订和颁布了精神卫生法。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保护那些自身缺乏保护能力的人，如儿童、残疾人，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和精神病患者。为此，联合国大会除了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国际性特别宣言，如1971年的《精神发育迟滞宣言》、1975年的《残疾人权利宣言》、1991年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等。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学委员会、大赦国际、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世界精神病学会、残疾人国际、国际刑法学会等纷纷给予支持。世界精神病学会、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等国际机构还通过了《夏威夷宣言》（1983）、《保障精神病患者权利的声明》（1989）、《精神病患者的人权宣言》（1989）等文件。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卫生处于1995年提出《精神卫生保健法———十项基本原则》作为各国政府制订和修改精神卫生法的参考。 　　由此可见，对于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并不是可以单通过慈善或者公益能够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加以保障，这不是什么社会福利，而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社会责任。按照国际惯例，精神病的防治费用主要应由国家承担，监护人自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中国，是否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用却成了精神卫生立法的瓶颈，这不能不使人对于中国的当今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决心产生深刻的怀疑。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空前严峻的精神病人处于困境的局面；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法》15易其稿，依然束之高阁，议而不决，行而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麻木不仁的行政不作为的中央人民政府。宪法第45条庄严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可令人讽刺的是，到什么地方去获得物质帮助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机构？结果，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国家和社会成了一纸空文；实际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同宪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无疑是今日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期，由于执政党的无能和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中国的精神病人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个最弱势的群体，必须由国家尽快通过《精神卫生法》来求得根本的解决，同时，社会各界和媒体也必须关爱他们。从上文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在事关精神病人的时候，是多么的冷漠、无耻和麻木不仁。湖南的一个风景区的名为民政救助站实为驱逐站，湘潭县的交警大队接到报告后五天都没有出动，江西“崇义县”的民政局和公安局的所谓联合行动，南京的领导干部把干部病房当成“公共利益”，还有在这方面尸位素餐的行政当局，他们在对待最弱势的群体的时候，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在对盛世的赞美和“告别贫穷”之中，不知那些赞美者看到被撞死、饿死和冻死在国道边的精神病患者的报道吗？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最弱势的群体采取不问不闻的态度，这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而在GDP已经超过英国、外汇贮备已超一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通过，此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在结束本篇的时候，再引用一个例子。众所周知，精神病人同新闻报道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武疯子（实质是因妄想和幻觉所致）、花痴（实际是钟情妄想）时有报道，希望今后都用“精神病患者”之类的文明语言。日北大附属第一医院幼儿园发生了幼儿被砍的恶性事件，类似的事件日在甘肃一小学也发生过，还有其他等等。在全国所发生的数起精神病人闯入学校等处造成重大后果的事件，是精神病人长期受到漠视而产生的恶果，是社会保障失控的表现，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对于制订和实施《精神卫生法》需要的迫不及待。由于精神病的特殊性，患者在得不到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的控制下，有可能做出产生重大后果的伤害事件。尽管同精神病人的总数相比，这种情况是极少的。然而，由于媒体的炒作、群众的误解，又往往会在社会上形成轩然大波。但是问题的解决，靠的不是情绪的发泄，或者就事论事的简单操作；而是理性的思考，以及追根寻源的深入分析。根据国际惯例，得到鉴定的精神病人应该在治疗和生活方面都列入国家保障，这既使得康复的精神病患者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尽可能避免了极少数失控的精神病患者伤害无辜，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隔一年多以后，据《北京晨报》消息，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和西城分局联合区教委召开维护校园及周边秩序新闻发布会，称北京警方将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周边的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控制体系，并且，自新学期开始，对于外地大学生要求进京从事教师职业的，教委即调档查询，若其三代之内有亲属曾患精神病，则该大学生不能进京从事教师职业云云。对“调档查三代”这样荒唐的决定，真可以列入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智商如此低劣的官员，把对于精神病人的长期漠视发展到对于包括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公然歧视，而使北京在奥运会的前夕，成为一个在法制和人权上的国际笑柄。当然，所谓查“三代”的做法，并不是他们这些人的发明，从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从当年入党提干的查“三代”，到招公务员中对于乙肝带菌者的歧视——结果招致浙江大学毕业生周一超的杀人和被杀，如今又要拿数千万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来开刀，莫非嫌悲剧发生的太少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关爱弱势群体，主持社会正义，这本应成为一个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准则。不要说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就连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本人，在寻求工作时都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因噎废食，引用“莫须有”来作为决定的依据，在不和谐的基础上人为地增加更不和谐的因素，再次说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性，而真正和谐的社会只可能建筑在公正合理基础上的法制的社会和公民的社会，而不可能建筑在无视和藐视公民权利和隐私之上的独裁的社会和专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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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一下。但这么长的一个帖子，写得又罗罗嗦嗦，煽情不到位，陈述不清晰，论述又缺乏证据。这个帖子写得实在是失败得很。　　　　
　　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还缺乏对“”被精神病“”严重违法现象的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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