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索尔仁尼琴因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而对外发表的演说词)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来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于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将甚至不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
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我们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从未有人似乎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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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比文学更悲壮。
――采访手记
在世界上，胡杨――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这珍奇的树。只有一棵，孤零零地立在塔里
木河滩上。它高大，树干弯曲，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
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
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
分也越多。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一米多高的黄水。如果有什么
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口”渗出，看上去就像伤心地流泪一样。千百年
来，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它的木质，质地坚硬，
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树叶，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钙和钠盐，是牛羊爱食的
饲料；就是它流出的“泪”，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叫胡杨碱，也可以食用、洗衣、制
肥皂……哦，这会流泪的树！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蓦地，我想到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任何一个陌生人，握住他
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39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
整整四个下午、四个夜晚，钱宗仁向我讲述了二十年自学的坎坷经历。他并非一个
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停歇地记啊，记啊，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
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
1964年8月，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坐着一个约摸20岁的青年，瘦高个儿，
看上去很老实，也很忧郁。他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买了火车票后，已分文全无，
既不是走亲戚，也不是做买卖，但他出远门了。
这青年叫钱宗仁，湖南湘乡县浒州大队人。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钢轨上碾过去，碾过去，像是辗碎了他童年的
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像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也许是命里注定，20岁就
要流落异乡。他是一个本分、勤奋、纯洁的青年，自懂事起，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
过气来，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他是“富农”的儿子。为此，他入不了团，三次失
去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公平他说，土改时，钱宗仁家的成分第一次被划为贫农，这在情理之中。可是由于
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他节外生枝硬把钱家划为“佃富农”。在急风暴
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某一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差
错，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
“同志们请注意，我们这趟车比较拥挤，为了维护好车厢内的秩序和卫生，请各车
厢推选一名愿为大家热心服务的旅客代表……”列车的广播响了。
“就选这个小伙子吧。”一个老头指着钱宗仁。“中，我看行，老实巴交的……”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搭讪。车厢里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向钱宗仁投去热情和信任的目光。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信任更可贵呢。钱宗仁不愿辜负人们的信任。他不吝惜力气，也
有的是力气。在老家，为了挣学费，他挑过红砖，担过水，推过车，眼下这点活算什么
呢。扫地、擦地、整理行李，漫长的旅途中，钱宗仁一刻不停地为大伙做事，小娃儿要
拉屎了，他用痰盂接着，老大娘不舒服了，他跑遍了其他车厢找大夫，旅客写了表扬稿，
全列车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旅客代表，为这，炊事员还在他的饭盒里多添了一勺子菜呢。
一棵长期压在石板下受冷淡、被忽略的小草，居然在这群素不相识的人中，受到了
关注、信赖和拥戴。他们并不了解钱宗仁的出身和经历，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看
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个有着热心肠的小伙儿。
此情此景，使钱宗仁回想起一次特殊的旅行，整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年前，华
北遇到洪水，郑州不通车了，一群拿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只好绕道济
南，从济南转烟台，再从烟台买船票到大连。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
员会，一个年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举着大喇叭筒说：“同学们，在这种特殊困难情
不要心急，我们要发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精神。有个新同学姓钱，他
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自己去露宿街头，他还找开水，
热心为同学们服务，我，们应向他学习……”那也是一种像此刻在列车上被选为旅客代
当时，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境呢？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他们的心
情毕竟是快活的――对未来大学的生活充满着僮憬。而钱宗仁，手中没有户口迁移手续，
他考上了哈工大，但能不能就读，就读多长时间，尚不可知，前途莫测啊！
命运总在捉弄着他。第一年考大学，钱宗仁的成绩优异，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清
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湘乡二中党支部一个副书记，为了发泄对其他教师的私愤，
利用一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断章取义，将其政审结论改为
“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宜录取”。就这样，钱宗仁落榜了。但他不甘心，第二年又
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他欣喜若狂，一宿没合眼。
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四清”试点，公社S书记任浒州大队工作组组长，他们正
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当天晚上，村上召开群众大
会，S书记作报告，有一段话使钱宗仁毛骨悚然：“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
解放二十多年了，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
钱宗仁考上了大学，还是什么秘密专业（他不懂“精密”二字）。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
农子女不上大学，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有人批准，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
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我宣布，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谁给办手续谁负责！”
钱宗仁又气又急，散了会就去找S书记了。S打着官腔：“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你不能理解……”难道，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地毁掉？钱宗仁痛哭流涕，眼泪是
感动不了S这号人的，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怎能
理解他朝思暮想进大学门的心情！
19岁的年纪，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宗仁回到家里，哭啊，哭啊，又是一夜没睡。
给他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恰好这时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
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地去找公社干部辩论，后来他们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钱宗
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身带一份报告书，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征程。
如烟的往事，伴随着列车单调的“哐当”、“哐当”的声音，一桩桩闯进钱宗仁的
心头。告别，告别，不是告别家乡，而是与同窗三个月的好友分手。他所在的6312班全
体同学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钱宗仁流泪了，大家都流泪了。“宗仁，我们等着你归
来。”“宗仁，如果此行你回不来，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照样有出息。”“怎么
会回不来，学校领导亲口说的，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
天真的宗仁，你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些安抚的话语，哪里会想到一去不返，从此不能再登
他的命运操在S书记等人的手中了。恼羞成怒的S书记发函给哈工大，要求取消钱宗
仁的入学资格。哈工大党委让宗仁跟班上课，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县进行调查协商，
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请公社和“四清”
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那位S书记立即组织人马，三天写了十几页材料，说明钱宗仁
“政治表现不好”。当孙景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据理力争时，S书记在事实面前蛮
不讲理，居然说：“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
么影响？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为什么下支持贫下中农，却支
持地主富农？”最后竟耍起无赖：“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这里
的‘四清’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协商无效。哈工大无奈，只有劝钱宗仁退学。
告别，又是告别，这回是向考场告别。为了求学，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可他依
然没有绝望。就在头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他流着泪还在问：“我今年只有不上大
学了，以后我要再考大学，还让不让我考呢？”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诚地说：
“希望你明年考大学，继续报哈工大，我们欢迎你。”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
“没问题，让你考。”钱宗仁轻信了。第二年，
他一切准备就绪，去报名时，“四清”
工作队从中作梗，他跑了公社九次，九次被拒之门外。报名工作截止了。钱宗仁茶不思，
饭不想，沮丧、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
那年的7月15日，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魂系考场的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走去。
他进不去，只能远远地望着。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永别
了！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了最后一瞥，跑到小河边，抱着苦楝树，一个人长久地哭着，
然后写下了两句诗：“理想崇高志永恒，常将寸步比长征……”
告别，又是告别。他告别了家乡，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他要到那最荒凉、最荒凉
的戈壁滩去。不能上学，他还有一颗心，一双手，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
不知为什么，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并夹着热烈的向往，又飞笔疾书，
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凝眸回首意难详，去地归期两渺茫。汽笛声催家恋
淡，车轮响报路行长。但须后事争前事，也或他乡胜故乡。寻觅英雄用武地，好花无处
新疆阿克苏县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被
风沙吹打得很粗糙，这青年就是钱宗仁。他在实验林场当工人，月工资33元。没有钱买
书，他自有办法。每逢星期日，大蒙蒙亮，他就上路了。从林场到阿克苏县有30里呢，
他疾走如飞，到了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
了，你看他，中午啃着苞米面饽饽还在看书呢。《百炼成钢》、《林海雪原》、《子
夜》、《静静的顿河》、《走向新岸》、《悲惨世界》……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
“傻瓜，真是个呆子，星期日也不知喘口气。”同睡在一个土炕上的工人，大多是
全国各地来的“盲流”，他们没有文化，当然无法理解宗仁那求知的欲望。他们只知道
下工后打牌、睡大觉，哪里会想到书中有无穷的乐趣。
从来林场的那天起，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傻瓜”了。
钱宗仁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在阿克苏黑孜尔公
社当木匠。此人忠厚老实，当时
公社有一个姓常的书记是从阿克苏行署劳动局下放来的，
李金云很勤快，给老常扫地、打洗脸水，晚上作个伴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
老常调回劳动局当局长，还挂念着小李。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老常一
口应承。就这样，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常局长是个痛快人，见面不到
三分钟，把钱宗仁领到劳动局办公室，让一个姓翁的干事替他安排工作。
“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你和他什么关系？”姓翁的干事发问了。钱宗仁不会撒谎，
一五一十地讲了。翁干事的脸立刻拉长了，“工作不好安排哟，你有户口吗？能否办
来？”“没有户口。恐怕一时也办不来。”“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只会劳动。”
“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行。”
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你
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嘛，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户口以后慢慢办嘛，
你也太傻了。”钱宗仁或许这辈子也学不会为自己打小算盘，他已经很满足了，只要政
治上不再受歧视，就是由地狱进了天堂，再吃苦受累他也心甘情愿。
“傻瓜，你书读得再多也成不了作家！”后来，“傻瓜”竟变成了钱宗仁的爱称。
钱宗仁神秘地笑了。他没有足够的过冬的衣服，没有被褥，这些都不放在小伙子心
上，要紧的是找一个墨水瓶做油灯，他要学习，要写作。钱宗仁在《阿克苏报》上发表
的散文，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都是在这小油灯
钱宗仁的才干开始被林场的领导看重，场里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钱宗仁写
了不少文艺节目，什么相声、快板、小话剧，以后又让他当了保管员，生活过得挺有意
思，时间流逝得很快。时间，像一个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门愈合，使绝望的痛
楚消灭。阿克苏的土地够肥沃的，不信长不出红花绿草，钱宗仁在这块土地上落脚了，
大约是1965年吧，不少工人嫌林场工资低，生活又艰苦，跑掉了。帐篷里只剩下钱
宗仁和另一个工人。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何组长到林场检查工作，发现钱宗仁床头上
“谁言塞外不荒凉，风沙帐，尘土床。中华儿女，有志此中央。想得
江南风景好，挥汗水，改新装。亲人岂可不思量，话心肠，寄爹娘，扎得根深，此地是
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
老何连声称好，他在大会上表扬了钱宗仁。信任，又使钱宗仁那颗倍受磨难的心受
不住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在缩短，他向老何全盘托出――家庭的历史、个人的遭遇。
老何深表同情，建议钱宗仁趁“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到原籍甄别家庭成分。宗仁当时
无钱回家，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寄到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总部，没想到，在动乱
岁月中竟成了他为家庭成分翻案的罪名。这是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湘乡长丰公社连续
九次发函阿克苏实验林场，要求把钱宗仁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还是别提那动乱的岁月吧，偌大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自
己一段难以言状的痛苦遭遇。钱宗仁不容置疑地是“黑七类”，有这么几条就够了：一、
混进大学，被开除；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家庭翻案；三、书写反动诗词，发表毒草作
品；四、骗取“走资派”重用，妄图钻迸革命队伍。往事不堪回首，反省、揪斗、绑打、
苦役、逃亡、流浪……日夜吊起来轮流拷打，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关进土牢，人们把他当
马骑，用鞭子抽着他去撞墙，用香烟烫他的脸部，这种非人的生活，钱宗仁实在难以忍
受。有一天，趁看守打瞌睡时，他小心翼翼地把土牢的窗户撬开，逃跑了，到焉耆、乌
鲁木齐、喀什流浪，曾在沙漠的废墟中度过那漫长的冬天……
“上人生的旅途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鲁迅的话点燃他的精神，钱宗仁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他要学习。坐牢的时候，他
默颂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办“学习班”的时候，他利用写检查之机，学语法修
辞，他指望有那么一天，把自己的智慧献给祖国，把积累的知识献给人民。
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把钱宗仁从正常人的圈于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
却单单剩下了这把火。好一个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生命，好一个在苦旱沙漠中倔强的灵
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开始无限度地扩
大，扩大到林场不容钱宗仁
立脚，将他遣送原籍；扩大到钱宗仁不得不含泪和他的未婚妻分手，可那钟情的女子，
是为了心上的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落脚的，钱宗仁告别了生活六年的阿克苏。
他在县城里的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一个苗条秀气的女子向他走来，是中学同班同
学文化南，他想躲开，自从回老家后，他不敢去看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这不是宗仁嘛，
到我家来坐坐。”善良的文化南听了宗仁的遭遇，非常同情。她说：“从生产队偷跑出
来吧，你不学得一手好木匠手艺吗？到二中修门窗来吧，我当管理员，可以给你开条
子。”一番热情的话语，使寂寞中的宗仁感到丝丝温暖。
钱宗仁在二中干了六七天活，被一个老师发现了。校方把文化南叫去好批了一顿，
怎么把这种危险人物留在学校里干活，生产队同意了吗？钱宗仁欲哭无泪，我还有什么
出路？凭自己的手艺给母校修门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劳动，也要偷偷摸摸的，伤心哪！
钱宗仁挑着木匠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心灵的负荷使他透不过气来。1974年的腊
月廿九，他离开了家乡，除了亲人，谁也不知晓。告别，又是告别，也许命中注定他这
一生都处在动荡中。向何处去，怎样生活，30岁的钱宗仁感到无限惆怅和茫然。
在武汉，他有幸认识了一个小漆匠，使他茅塞顿开，给他生命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
这小漆匠叫杜啸御，看上去二十六七岁，是个插过队的待业青年。在武汉钢铁公司三矿，
钱宗仁为别人做木工活，杜啸御涂油漆，他俩这样认识了。有一天，钱宗仁在工厂里看
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小杜拍了拍他的肩膀：“钱师傅，你还挺关心政治的嘛，走，到我
钱宗仁来到小漆匠的住处，那是一座用废板子钉的棚子，屋里有两张床，是用木板
拼起来的，上面铺的稻草，使他印象最深的是满床满地的书，书上用钢笔画的圈圈点点，
全部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没有一本小说。这小伙正在读《反杜林论》和《美国内
“你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呢？”钱宗仁问。
“书，永远是宝贵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动乱，我在找寻答案。批林批孔你知道矛头
是对着谁吗？是周总理。”
命的历史讲起，解释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理论、有实际，
头头是道，钱宗仁非常信服。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钱宗仁把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小杜：“就是因为‘富
农’出身，如今连混碗饭吃都困难，我怎么表白自己也不行，人们只认那个‘烙
“唯成分论是唯心论。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是人为的，既然是人加上去的，人还可以
这番谈话深深地震动了钱宗仁。这一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表面上清一色的
油漆震落了，他感到自己的贫乏和狭隘。他第一次意识到，应该向自己的“影子”告别，
尽管它是那么难以摆脱。因为，这影子是虚幻的，而他钱宗仁，是实实在在的。
1981年的冬天，钱宗仁跳上南去的列车――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1978年7月开始到1981年春，钱宗仁在繁忙工作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学完了8门
大学课程，写了40多本笔记，做了20册练习题，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以几
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
究生，成绩在26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左等右等，通知书却没有寄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呢？他已经37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钱宗仁怎能错过，他要去西
难道我有什么过错吗？钱宗仁在飞驰的列车中沉思默想。数学中有这样一个名词，
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人，
只能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尽量开足马力，争取最大的值。重返阿克苏后的八年，钱宗
仁正是以这种积极态度，争取着人生最大的“值”。
与小漆匠杜啸御分手，钱宗仁回到实验林场筑路队，以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都一风
吹了，他又重新当了一名工人。筑路工地远离居民点，在戈壁上搭起帐篷，喝的浑黄的
泥沙水，吃的咸菜玉米馍，扫冰雪、挖冻土，顶着风沙铲石头，这一切苦都不在话下，
钱宗仁庆幸从此再没有那折磨人的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安定了，又可以自学了。
钱宗仁开始研究文字，只需几本字典和一些废纸。经过无
数个不眠之夜，他将所有
的汉字一笔一划地进行反复推敲、归类排列，到1975年底，编成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
字法”。这种方法适用简化汉字和常用字，符合文字改革的方向。钱宗仁同时还对汉字
形声结构进行过研究，并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总结出一些基本数据。
1976年3月17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报道，讲一个美籍华人发明了“丙字检字
法”，在国外实行。工人们惊奇地发现，报上介绍的方法竟与钱宗仁的排字法基本相同。
在他们的建议下，钱宗仁把自己的排字法和检字表寄给《人民日报》，请他们代为推荐，
《人民日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事隔两年，商务印书馆在清理资料中清出退还给钱宗
仁，说该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机构，要他改寄其他部门或请有关专家审阅。当年全国科
学大会期间已报道有人发明类似的笔顺号码检字法，其后又陆续报道了更先进的方法，
钱宗仁望尘莫及。他羡慕别人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利用电子科学技术，而他身居僻地，
既无人指导，又缺乏图书资料，与任何科技部门、教育机构都无联系，有谁指引？有谁
支持？即便是学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又有谁发现？有谁推荐？有谁承认？
一种想法在钱宗仁的脑海中盘旋，我应该也能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钱宗仁在《新疆青年》上看到有关少年大学生宁铂的报道，结尾引用宁铂的一首
诗，他读后即写道：“偶读宁铂《报考有感》诗，思潮顿起，何处相诉？步韵和之：平
生常怨浓云障，却喜如今日又昭。怀拥春风志常在，身居僻陋步应高。少年幸运心堪羡，
中岁宏图念亦遥，争气化为原动力，云泥也有接连桥。”
考大学已超过年龄，钱宗仁决定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代价。钱宗仁无法选择专业――没有任何书籍，有什么书
就决定他学什么专业。他在近处寻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他向北京、上
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发出七十多封信邮购，都云无货；他向内地的亲友写信――十年
浩劫中使许多人失去联系，而有联系的，都爱莫能助；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信，请求
购买原来所考专业的教科书――杳无音信；费尽心机
，终于得到了几本数学书和一本英
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白天，钱宗仁坚持搞好本职工作，尽量挑重担子，公务活动绝
不缺席――防止在所难免的非难；正常休息时间，他非干体力劳动（打家具挣钱）不可，
不然他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工资低微，上有老人，下有妻小，都要靠他养活；除
了5小时的睡眠外，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要抓紧，吃饭、洗脸、走路、上厕所都算作学习
时间，3年之间，他从ABC学起，掌握了5000个英语词汇，演算了上万道算题，身体一天
天消瘦，体重一天天减轻，可是顾不上了――这是一个抢时间的特定时期。
沉重的钢铁车身，吭哧吭哧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命运，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无情，难
道我朝思暮想的志愿又要被辗得粉碎？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
钱宗仁终于在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个错误，他少报了两岁年龄，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
考试资格呀。1978年报考研究生年限40岁，1979年和1980年是38岁，1981年退至35岁，
而钱宗仁已37岁。他早早地撑出他生命的船到远处漂泊，可时光却在岸边捱延消磨了，
这能怪他吗？钱宗仁给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写了报告，述说了自己特殊的经历和求学
的心情，他相信能得到同情和谅解。
这个报告钱宗仁已背下来了，此刻在火车上，他又默想了一遍：
“我一生梦寐以求能有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不是为了什
么名利，这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无所改善，我一生只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渴求一
个较好的求知环境。我想实践一下，当国家能满足她的一个儿女渴求学习的心愿时，他
的年华能否放出光芒。我愿以两年时间学三年课程，提前结业，以消除年龄矛盾。若在
任何时候发现我赶不上其他年轻优秀学生，立即退学……”
回想起到西安复试和刘书琴教授的接触，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学者了解了钱宗仁的
经历，同情他，喜欢他，认为年龄不是原则问题，历年也有超龄录取的先例，建议学校
予以破格录取，陈述的理由是：一、该生考试成绩好，据指导教师实测后认为，由于该
生是在全无指导下自学应试，其实际水平还高于由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
途；二、从该生的经历看，其年龄是被错误路线所耽误，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补救，纵
然超龄，其情可谅；三、该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相当差，能如此长期坚持自学，其
志可嘉；四、数学系研究生没有招满，既然有培养能力，而国家人才紧迫，不应错过机
会。这个建议经数学系讨论书面送交学校。
难道我的请求报告及数学系的建议都未获准吗？当钱宗仁来到西北大学，见到研究
生办公室负责人薛某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他证实了这一不愿相信的事实。
“你瞒了两岁，这你自己也承认了，我们用不着调查了。我代表学校向你宣布，由
于超过录取年龄，不予录取。”
真是劈头盖脸的打击。“你们，就这么仓促地决定了吗？”钱宗仁呐呐地问。
回答依然是那么冰冷，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式：“年龄是死的，我们没有什么商
年龄是死的，人是活的，招生制度是人定的，难道人不能做一些小的更改吗？钱宗
仁的心不死，依然存在着一线希望。
他去看望刘书琴老教授，刘老听了很气愤：“我招的研究生，怎么不与我商量一下
就不要了？年龄超过就超过了，35岁能当，37岁也能当嘛。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
年龄问题是否还有活动的余地，我给你带封信，先找一下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他会帮
刘老从皮夹里拿出30元钱，让孩子给钱宗仁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
张广厚在百忙中接待了钱宗仁，并请他吃了一顿便饭。两人边吃边聊，钱宗仁说：
“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在25――30岁，40岁前出成果的占百分之九十，
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但我想可以算到百分之十里去。”张广厚连声称赞：“好，你这个
人看来很有志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进入百分之十的行列，40岁以后出成果的也大有
人在。我们与教育部很少打交道，光明日报和青年报有两个记者我很熟，他们很懂政策，
钱宗仁带着张广厚写的信找到光明日报，所见记者老林十分热心，当即与教育部研
究生处联系，并递上钱宗仁请求当研究生的报告。教育部研究生处批给陕西省高教局：
“钱宗仁情况确有特殊之处，望陕
西省高教局协助西北大学考虑，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处
钱宗仁满怀希望，回到西安，再次去见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那位负责同志。回
答是冰冷而圆滑的：“教育部让我们考虑，没有说一定录取，我校中文系有一个应届毕
业生也是超龄报考，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本拟录取，却因中文系过分数线的学生人数
多于录取名额，这个超龄生没有被录取，为了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录取你。你没有上成
大学，‘文革’中又受种种磨难，对此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与我们无关。自学成才不一
定都当研究生，在新疆也是大有可为的。”
钱宗仁的心凉了，他向刘书琴教授辞别。不想刘老不放他走，“太无道理，你再去
一次北京找蒋南翔、华罗庚……”又掏出30元钱让钱宗仁赴京。钱宗仁虽然已感到希望
渺茫，但为了不辜负刘老的一片心意，第二次来到北京。
他去找教育部研究生处，那里的同志说，招研究生的主权在学校，如果学校一定不
肯录取，教育部也无能为力。他不能在京久留，一天两元钱的住宿费使他几乎囊空如洗。
他向热心的记者老林辞行，没想到老林告诉他一个消息，使他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之感――陕西省高教局已打长途电话给哈工大，西大不录取钱宗仁，哈工大表示可以考
钱宗仁在北京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哈工大研究生办公室的回音来了：我校尽最大力
量，但我们是工科，钱宗仁同志报的是理科，很难找到适合他专业的指导教师。
多少次希望，又有多少次希望的破灭，钱宗仁的心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仅仅因为
超过两岁，他奔波行程几万里，历时近百天，破费数百元，倘若能有条件利用这段时间
学习，恐怕也越过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人们为钱宗仁惋惜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人的价值在人的本身，两岁，这
在人生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却把这微不足道的外在因素看得那么郑
重，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有才华的人本身。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压抑、被搁
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钱宗仁，这棵从石板缝中钻出来的小草，并非只遇到冰冷而圆滑的石头，他也感受
春风的温暖和爱抚。他遇到了不少“伯乐”，西北大学的刘书琴教授不就是一个吗？
刘老给教育部写的一封信，一直珍藏在他身边：“我认为钱宗仁实际水平较高，各种基
础具备，如能使其有一个较好的条件加以深造，定能见效，很有可能做出成绩……对这
种人才仅因超龄而拒之门外，实为浪费埋没人才，我深感不安，似与当前所倡精神有
违……我有信心，敢尽有生之年，在其他同志帮助下，悉心培养之……我年事已高，难
得几回为国家四化出力，因此特修书陈情……”每逢读到这里，钱宗仁心中都会涌出一
股热流，尽管处处是路障，但到底有人理解他，有人发现和承认了他呀！
还有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北京工业学院基础部的杨维奇副教授，在一次会议中，遇到
张广厚和刘书琴，他为钱宗仁未被录取之事愤愤不平，又深为钱宗仁在逆境中自强不息
的精神感动，他决定破格在1982年招钱宗仁当研究生，并征得教育部的同意。虽然，由
于种种原因此愿未遂，但杨维奇这番心意，钱宗仁领了，至今，他还与这位素不相识的
教授保持通信联系，当他的“校外研究生”。教授给他寄学习材料，他帮助教授整理
“单页函数”翻译初槁……
二十年过去了，钱宗仁遇到了不少坎坷，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他没有被畸形
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淹没，反而被这痛苦造就着。
“伯乐”，到处都有，相识的，素不相识的，那些热情的学者、专家、记者，在关
键时刻都向钱宗仁伸出了声援的手。
考研究生落榜，再次回到新疆后，钱宗仁在这方面的感受有增无减。西北大学虽然
没有录取钱宗仁做研究生，却愿意向新疆教育厅推荐，欢迎新疆送钱宗仁去西北大学进
这意见并非不可取，考研究生不是钱宗仁的目的，他只是想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但
是事与愿违，到了乌鲁木齐，钱宗仁找了自治区教育厅，他们表示无法推荐，因为推荐
首先要有选送单位，阿克苏实验林场是赔钱单位，他们不可能选送。调钱宗仁去高等学
校工作吧，新疆大学的一些教授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一是教师超编，二因为钱宗仁不
过是个林场职工。无正式学历，无调动条件，户口牵制，家庭拖累，要计划指标，要人
续，种种一切，五关六将，没有大将关云长休想通过。教育厅的一位同志对钱宗仁
说：“如果你有本事能通过这么多关卡，能叫所有部门考虑你的特殊情况而破格办理的
话，你也有可能请西北大学破格录取，手续简单而又各方满意。”言之有理，进修和考
研究生一样难，钱宗仁几乎没有精力去周旋了。
在阿克苏，钱宗仁遇到了一个“伯乐”――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算是钱宗
仁不幸中之有幸。宣惠良读了钱宗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