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那些看云卷云舒的日子（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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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那些看云卷云舒的日子（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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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毛泽东一家人——从韶山到中南海（转自&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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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与家人围坐火炉旁拉家常，启发家人干革命。他对弟媳王淑兰说：“搞共产，杀头也要干！”
1917年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放了寒假，从长沙回到家中，与父母亲和弟妹们团聚，准备过年。一天夜里，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在堂屋里生起一炉柴火，松枝“啪啪啪”地燃着，炊壶冒起热气“”
作响。深夜，王淑兰与贺表妹还未入睡，她俩围坐炉边，一边烤火，一边话家常。
忽然，厅房里传来“咚咚”的响声。“哪里这样响？”王淑兰喊道。
“我来啦！你们怎么这时还没有睡呀？”屋外传来一个浑厚的青年男中音。
王淑兰一听，是大哥毛泽东，心里非常高兴。“四嫂、四嫂。”毛泽东身着一件藏青色棉布袍，一边说着，一边面带笑容地走了进来。
“什么事，咯样高兴？”王淑兰望着他，诧异地问。
“好消息，好消息。”毛泽东随手拖了一条长板凳坐下来，然后拿起火箝，轻轻敲打着柴火，眉宇间流露出无比的快慰。
“什么好消息？”王淑兰更诧异了：“称得了一件什么宝贝？”
“嗨呀！这个消息比捡了宝贝还好。”毛泽东两手一举，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俄国已经共产了，我们也一定要学她，闹革命，搞共产……”
“搞共产，听你讲得倒好。”王淑兰感觉很新鲜，但又不无紧张。她说：“那该多少头来杀！”
“杀头？”毛泽东两手往下一按，“杀头也要干！”
“杀头也要干！”这话多么铿锵，多么响亮，王淑兰听了深受鼓舞。
“你晓得，共产了多好呀！”毛泽东继续说道，“国家不会扯皮了（指国内军阀混战）。你们妇女也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会扯皮了。”
“什么叫婚姻问题？”王淑兰没有读过书，对“婚姻”这个词还不理解。
“这都不晓得哟！”毛泽东通俗而又诙谐地说：“堂客和男人的事情，就叫婚姻问题罗！比如父母包办婚姻，儿女反对包办婚姻……”说得大家都笑。
“三表哥真是奇人，尽想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
寡言少语的贺表妹插了这么一句。“你以为这样是奇怪事吗？”毛泽东把头一转，对贺表妹说：“不，我们不只是想想，还硬要照着做咧！”
说完，他哈哈大笑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王淑兰望着毛泽东的背影也情不自禁地笑了。她后来才知道，这年10月，俄国革命已取得了成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话，王淑兰深受启发，深深地触动了她的思想。这对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
1921年正月，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正月初八晚上，毛泽东把全家人喊到火炉边，围炉向火，一边品尝食品，闲话家常，一边教育全家人干革命。
在他的教育下，全家人决心离家干革命。为劳苦大众闹翻身求解放。王淑兰结束了家庭主妇的生活，踏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
在毛泽东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和弟妹们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离家干革命。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走进故居上屋场，来到大弟毛泽民当年的卧房，久久地端详着墙上挂着的烈士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头戴毡帽，潇洒、英俊，笑呵呵的中年男子，那面部轮廓酷似他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望着这熟悉的笑容，眼睛有些润湿了。半晌，他深情地对旁边的人说：“这是我大弟毛泽民，这张像片很像他。”
毛泽东又环视了一下房间，对随行人员说：“泽民与王淑兰就是在这里结的婚。我的侄女毛远志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屋子里的人静静地听着，大家都沉默了。
毛泽东伫立在弟弟的遗像前，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毛泽民字咏莲，亦作润莲，毛泽东的大弟。日出生。1922年冬，他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国家银行行长，红一方面军十五大队、长征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1943年牺牲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毛泽民从小受父母的熏陶，勤劳、俭朴。他几岁时就跟父亲在田间劳动，除了担负各种农活外，还协助父亲经营生意。他聪明能干，十多岁时学会了干一般农活；而且能写会算。
哥哥毛泽东少年大志，很早就离开家乡，在外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弟弟毛泽覃也于1918年由哥哥带到长沙去读书。家里的生活重担全落到毛泽民身上。艰苦的生活环境，促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优良品德。当时，父母亲年老多病，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精心照料老父老母，极尽孝心。毛泽东才得以在外安心求学，探求真理。1918年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因病回娘家养治。毛泽民很着急，写信给哥哥告知母亲病重。毛泽东“恐久病难治”，遂同弟弟商量接母亲去长沙诊治。这年8月，他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去北京，去京之前，曾写信给舅舅文玉瑞、文玉钦，说“（母病）如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即毛泽民———引者注）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不久，毛泽民在两位舅舅的帮助下，将母亲送到长沙治病。到长沙后，由毛泽东安排住在他的同窗好友蔡和森家。其间，毛泽东曾与毛泽民、毛泽覃（当时在长沙读书）兄弟三人搀扶着母亲去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相时，毛泽东站在母亲的左边，泽民、泽覃站在母亲的右边。这张珍贵的照片，大概是他们兄弟三个同母亲最后一次合影，也是他们兄弟惟一的集体合影了。
1921年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农历正月初，毛泽东去湘乡大坪唐家土乇外婆家，给舅舅、舅母拜年。然后，和表兄文南松一道回韶山，动员全家出来干革命。
农历正月初八，是毛泽东母亲的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覃、毛泽建及弟媳王淑兰，表兄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等，围在火炉边烤火。毛泽东对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操了不少心。”接着，泽民惆怅地讲起这几年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八年，先死娘，后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所以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
毛泽东问：“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
毛泽民说：“就是义顺堂（按：指他父亲做生意对外用的招牌）的几张票子。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王淑兰也补充介绍了一些情况：自1919年至1920年父母去世后，家里境况日渐衰颓、窘困，幸而毛泽民、王淑兰夫妇勤劳、俭朴，善于持家，勉强维持生活。……想到这些，王淑兰又想起早逝的阿翁、阿婆，不禁潸然泪下。
毛泽东感慨唏嘘，半晌才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我的意见，把屋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都跟我出去。泽民、泽覃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做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的事情。……”
毛泽东提议把家中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广告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别人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则算了。”毛泽东说。
他又对毛泽民、王淑兰等人说：“光顾自己有饭吃不行啊！要使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怎样才能办得到呢？那就是要走出去干革命，舍小家为大家。”
在哥哥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和弟妹们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了韶山。泽覃、泽建也跟着走了。一个星期后，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也带着孩子走出了韶山冲，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大革命失败后，兄弟俩天各一方。直到1931年毛泽民去苏区后，兄弟俩才得以重逢。然而相聚太短……
毛泽民来到省城长沙后，在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在这里，他努力工作，管理有方，理财特长初露锋芒。他处处为师生着想。为改善师生生活，他不畏劳苦，到处采购廉价的肉食、蔬菜。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因此而辍学。毛泽民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缴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了师生的赞扬。在一师附小期间，毛泽民还参加了毛泽东开办的成年失学补习班的学习。
毛泽东十分关心大弟弟毛泽民的成长进步。有一次，毛泽民与弟弟毛泽覃、同学许志行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由毛泽民执笔，三人联合署名，上面写道：“毛泽东先生启南门家寄。”毛泽东见明信片在行文上有错误：“启”是打开的意思，封起来的信才要“启”，明信片怎么“启”法？再说“家寄”就是毛寄的意思，而信是由三人署名的；许志行姓许而不姓毛，不能写作“家寄”。于是，他给泽民写信予以指出来。这件事让毛泽民久久不能忘怀，一直把它作为激励自己学好文化的一个动力。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第二年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民转到自修大学任庶务。同时还兼任了省学生联合会的庶务。当时，自修大学经费靠船山学社社址每400元的社务经费维持。毛泽民处处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力求把为数不多的经费使用得当。在这里，他在哥哥毛泽东的赞许下参加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学习。学校的宗旨是“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造就人才。毛泽民在此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通过课堂听课和社会调查，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懂得了贫富悬殊的道理。
1922年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任秘书，参加并领导了罢工斗争。年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派他去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3月，他担任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并以合作社为据点，开展工运活动。
1924年深秋，毛泽民因患阑尾炎，离开安源到长沙住院治疗。次年2月，他跟随毛泽东、杨开慧回韶山从事农运工作。
1925年4月，毛泽民奉命赴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终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主持上海书店和印刷厂工作。他化名周泰安、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负责印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派人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6年，毛泽民与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结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后，毛泽民被党派去武汉担任《民国日报》经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回湖南准备秋收暴动。他化名周方，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9月中旬返回长沙。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经发动，毛泽民得悉这一消息，便带领一批同志化装成商人，奔赴平江、浏阳。后因故回到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年底，毛泽民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要他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工作。于是，他回到上海，恢复已停工的印刷厂。1929年初，地下印刷厂被敌人发现，毛泽民机智地将机器转运天津，创办华新印刷厂，自任经理。
自从毛泽民1927年与毛泽东在武汉分别后，一直没有机会和哥哥见面，也不能通信联系，音讯杳茫。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毛泽良及杨开慧等亲人十分思念。日，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达福建汀洲，回红四军任前委书记。11月28日，他在汀洲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写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讯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然而，毛泽民此时却在天津秘密从事党的印刷工作，不能和哥哥通信。
1931年初，毛泽民奉党中央指示，再次返回上海，以开酒栈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发行工作。这期间，他曾请求党组织同意，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人将大哥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护送到上海寄养。
同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同年7月，他辗转来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担任了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长。直到此时，他才与分别多年的哥哥重逢。
然而，相聚太短，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又要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为革命事业而奔走、奋斗。不久，毛泽民受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1932年3月国家银行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行长。
当时，中央苏区的财政非常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根据地不断地进行军事“围剿”，还实行经济封锁，使红白两区贸易往来几乎断绝。苏区钨砂、木材、樟脑、纸张、茶叶、粮食等运不出去，需要的食盐、布匹、医药等运不进来。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困难，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名义，向各级财政部门发出了“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与吴黎平为部长的经济部，邓子恢、林伯渠为部长的财政部密切合作，向困难开战。他首先建立金库，发行货币，统一了苏区的财政。当时普遍认为，这是“毛泽民的一大功劳”；另一大功劳是，发展苏区生产。他利用苏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蕴藏的丰富钨矿资源，成立了钨矿公司，发展钨砂生产，组织钨砂出口，换进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这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充分显示了他长于理财的才能。
毛泽民一贯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职权占公家便宜。公事之余，常与人拉家常。他说：“以前，自己在家里是管家的，现在到了苏维埃政府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还是管家的。无论是持家，还是为国理财都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1934年10月，毛泽民参加长征。在长征中，仍然出色地完成了保障红军给养的艰巨任务。到达陕北后，他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时值寒冬，战士还穿单衣。他派人去白区采购布匹、棉花，又发动妇女织布。不久，几万红军穿上了新棉衣。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他特别注意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动干部、战士、群众，自己动手，办小企业，开荒种地。
1938年初，毛泽民因积劳成疾，病情恶化，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休养。行到新疆时，恰遇边界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便停留在迪化。其后，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让他留在新疆工作。毛泽民根据党的指示，化名为周彬，先后任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当时，新疆财政制度混乱，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市场上纸币充塞，且货币不统一。毛泽民上任后，对濒临崩溃的新疆财政进行了整顿，发行新币，统一币制，开创了新疆经济史上统一币制的新纪元。同时，他还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对民政的基层选举、卫生和救济事业，也分别进行了整顿。1939年1月，毛泽民担任了新疆商业银行理事会理事长。
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撕下了他“亲苏拥共”的假面具，将毛泽民等共产党员逮捕软禁。面对敌人的轮番审讯和严刑逼供，毛泽民始终坚贞不屈，镇定自若。日深秋，盛世才指使匪徒们用绳索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勒死于迪化第二监狱。毛泽民牺牲时年仅47岁。
毛泽民牺牲后，毛泽东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大弟，并把对弟弟的怀念化为对其遗属王淑兰、毛远志、毛华初等人的无限关怀……
三　、毛泽东很喜爱活泼、天真的小弟弟，到长沙后一直把毛泽覃带在身边，对他既爱护备至，又要求严格。
毛泽覃又名泽淋，字咏菊。生于日，时值农历八月，故取字“咏菊”。
1919年和1920年，毛泽覃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二哥毛泽民、堂妹毛泽建等都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先后离开韶山，投身革命。15岁的毛泽覃则仍由大哥毛泽东带到长沙抚育和照料。毛泽东很喜爱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弟弟，前后整整5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毛泽东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等一系列活动，对毛泽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毛泽覃很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久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初，毛泽覃进入长沙私立协均中学读书。同年秋，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补习学校强调学员应“图脑力和体力之均衡发展，并求知识和劳动两阶段之接近”，经常组织学员深入工厂、农村调查。毛泽覃一有机会便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他认为“读死书最无益”。
那时，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和杨开慧住在湘区区委机关所在地—————清水塘22号。毛泽覃和另外几个同学也住在这里。每当放学回家，一有空闲，他就到附近菜园去挖土、拔草，和菜农打成一片。毛泽东、杨开慧对毛泽覃的成长十分关心，并严格要求。有一次，毛泽覃等几个青年看到毛泽东、杨开慧有一个小箱子，当作宝贝放在枕头底下（每次杨开慧外出前，总是小心把这个箱子收藏好），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们嘀咕了一阵，趁杨开慧不注意，便偷着箱子藏到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的屋里。原来这个箱子是装党内文件的，杨开慧突然发现箱子不见了，非常着急，立即与杨老太太到处寻找。毛泽覃才赶快坦白了。毛泽东知道后，把毛泽覃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给他们讲党的性质、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的重要，并指出他们还没有入党，不能阅读党内文件。杨开慧见毛泽覃等人低着头，默不作声，便接着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工作还是秘密的，你们都有责任帮我保管好这个箱子，保护好党的文件，这个箱子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但比金银财宝更重要，要是被坏人弄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话，使毛泽覃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
1922年11月，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中共湘区区委和毛泽东决定派毛泽覃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春，毛泽覃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到码头送行，再三嘱咐弟弟：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矿，要到矿棚里去劳动。泽覃含着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到水口山以后，他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委员兼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教学为掩护，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遵照大哥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逢星期天，下矿井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毛泽覃于1923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毛泽覃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帮助青年提高政治思想水平。1925年春，毛泽覃随哥嫂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到银田寺白庙办农民夜校。同年秋，根据大哥的指示，他先往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即跟随大哥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黄埔军校、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过。这期间，他同青年团员周文楠结了婚。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偕周文楠乘船离开广州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在武昌都府堤找到了大哥毛泽东。随后，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
随着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暗中勾结，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天，毛泽东把两个弟弟泽民、泽覃请到都府堤住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当前形势，决定各人的志向。毛泽东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决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毛泽覃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
不久，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兄弟三人各自奔赴不同的岗位。泽覃到南昌后，赶上南下的“八一”起义部队，随即去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此后，随部长转战于湘粤赣边境。1927年，毛泽覃受朱德委派往江西井冈山与大哥毛泽东联络。他乔装打扮，机智地通过各种关卡，到达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艰苦转战到达湘南的情况。随后，毛泽东派他到乔林地方从事建党活动。
毛泽覃离开茅坪时，毛泽东给他送行，叮嘱他们要在广大农村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毛泽覃没有辜负大哥的厚望，到乔林后，他发动群众，与同志们一道努力工作，建立了宁冈县最早的一个农村党支部，领导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28年初，毛泽覃随红军部队进军江西遂川，担任遂川县委委员、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县工农兵政府委员，率领游击队配合正规军攻克宁冈县城。3月，他被毛泽东派去耒阳迎接朱德部队上井冈山，在宁同砻市胜利会师。
1929年，毛泽覃随部队转战于赣南，以其勇敢善战，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后因负伤留在地方，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
1930年夏，红六军改称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毛泽覃一度担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打下吉安后，转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毛泽覃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
193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去和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往君田村走去，背后一位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搀扶老太婆，并喝住两个战士，当听说是毛泽覃所部在搞“扩红”时，毛泽东怒不可遏。
当晚，毛泽覃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屋里隐隐约约传出阵阵争吵声。原来是毛泽东兄弟二人在为白天的事激烈争辩。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急了，挥拳要揍毛泽覃。毛泽覃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
次日，毛泽覃找到那位被“扩红”的青年，向他赔礼道歉，并把他送回家去。老太婆见儿子回来了，欣喜若狂，急忙跑出门去迎接，毛泽覃又向她作了检讨。
1933年初，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覃与邓小平、谢唯俊、古柏一起遭到打击和排挤，被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的帽子，被撤销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
长征后，毛泽覃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当时，斗争环境极其艰难，他率部转战武夷山上，指挥若定，曾于谢坊巧布奇兵伏击来犯之敌，取得重大胜利。
1935年2月，毛泽覃率部往长汀四都与福建军区队伍合编。根据当时形势，他曾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部，四处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的深山中去。”未获其他领导成员采纳，结果困守山头，被敌包围。经过激战，我方伤亡重大。在突围中，毛泽覃率领的部分队伍又被敌人伏击打散，仅剩十余人。但他仍然鼓励战士“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经受住困难的考验，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到底”。
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战士转移到瑞金县黄鳝口附近的红林大山，在一个纸槽小屋里宿营，后被敌人包围。为了掩护同志突围，他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沾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他自己的党证，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
毛泽东获悉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并对他的遗属给予了深切的关怀。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写信时说：周文楠系“泽覃殉难烈士之妻”，“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1950年，当文运昌向他写信再次询问毛泽民、毛泽覃的情况时，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复信说：“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来到故居毛泽覃烈士的卧室，他端详着墙上挂着的烈士遗像，然后对随行人员说：“这是我泽覃六弟。泽覃很聪明，他的胆量比我还大哩！”
四　、毛泽东说：“菊妹子这几年受的苦很多，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听了，急切地说：“三哥呀，我要跟你出去读书干革命！”
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也是毛家的六位烈士之一。她于1905年10月出生在韶山东茅塘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毛蔚生，是毛泽东的嫡堂叔，靠帮工谋生，因生活穷困，过度劳累，年轻时就得了肺病，经常吐血。母亲陈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曾患红眼病，双目仅存三四分光。
由于家计日蹙，毛泽建7岁时就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从东茅塘搬来上屋场居住。到上屋场后，毛泽东给她取名毛泽建。
毛泽建从小就很坚强。来到上屋场不久的一天，她一个人在家，不料来了强盗，强盗逼问她贵重东西放在哪里，打得她鼻青脸肿，她始终不作回答。
据毛泽建的胞弟毛泽连回忆：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毛泽建六七岁时就开始到外面讨米，后来过继给毛泽东的母亲作女儿。1919年到1920年，主席父母先后去世，泽建就没人抚养了。那时她已十四五岁，只好仍旧去讨饭。我老表萧南庭见了，便对我母亲（蔚生六阿婆）讲：“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嫁出去算了。”并说：“我可以帮过个忙，给他作个介绍。”同时问我母亲放不放心？我母亲说：“有你老表帮忙，我哪有不放心的！”泽建找的是他的本家，杨林一个姓肖的。肖家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还有几亩田，经老表牵线，讲成功了。
主席的母亲到长沙治病，带泽建一同去了，在长沙住了两个月。他母亲对主席说：“润之，你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主席说：“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
后来主席到北京去了，泽建则回到了乡下，“嫁”到杨林肖家，当了童养媳。还多次到上屋场，希望能看到主席的来信。
没几个月，主席回来了。没见到泽建，便来我家问我：“怎么不见泽建。”我母亲说：“你母亲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人抚养她，便把她嫁出去了。”主席听了说：“我要把她接回来。”后来，主席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送信，叫泽建回来见他。泽建立即赶到上屋场，见了三哥，她非常高兴。主席说“别做童养媳了，跟我去长沙读书。”泽建听了更是高兴，忙说：“哥哥到哪，我就到哪去。”主席让她把丈夫叫来，对他说：“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肖说要回去和父亲商量，他走后几天都没回来。主席等不及了，就带着泽建走了。
后来，肖家到我家来要人，说是没活人就要死尸。还问我们要了主席的地址，写信去要人。主席回信说：“泽建不会回来了，让肖家再找一个媳妇。”
就这样，泽建从那时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一个晴天的上午，毛泽东把弟妹们叫在一起，指着毛泽建说：“菊妹子这几年受的苦很多，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一听，便急切地说：“三哥呀，我要跟你出去读书，干革命！杨林肖家，我是再也不回去了……”
1921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带着她来到长沙，先后送她到城内“建本”和“崇实”两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学得好。
1922年9月，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开办不久，毛泽建就来到这里，白天自修大学补习，晚上到平民夜校听课。
一天，毛泽东把毛泽建和毛泽覃叫了去，要当面考考他们的成绩。泽覃建议说：“先看钝钉子的吧！”“钝钉子”是爱开玩笑的泽覃替毛泽建取的绰号。
毛泽建笑着道：“我这颗钝钉子钝一点，只要下功夫，可以钉进去的！”考试结束后，毛泽东写了评语称赞泽建的刻苦精神，其中有两句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毛泽建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她除了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还主动为文化书社递送书籍和报刊，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岗放哨，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等。在斗争中，她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于1921年加入了社会青年团。1923年上半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夏天，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上海。毛泽建改名为毛达湘，经夏明翰介绍，前往衡阳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天，她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中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
在“三女师”，毛泽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她平日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和鲁迅的《呐喊》等，同时，鼓励同学也阅读这些书刊。她先后发起组织过“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她还经常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在担任三女师党支部书记期间，她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培养一名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她教育党员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他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其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
毛泽建在衡阳三女师学习时，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学习和党的工作。1925年他在赴粤途中路过衡阳，曾到第三女子师范看望泽建，鼓励她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打击顽固势力。毛泽建牢记哥哥的话，学习十分用功，关心国事，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各种政治活动。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她认识了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陈芬。同年冬，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后，她受党的派遣，到集兵滩农民讲习所工作。讲授《共产主义浅说》，辅导学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斗土豪劣绅。
1927年10月，毛泽建接受新的任务，和陈芬一道，同被派赴衡山。新县委成立后，陈芬任书记，她任县委妇女委员。衡山工农游击队成立，她参加了游击队的领导工作，率队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爆炸县衙门，破坏铁路与通讯设备，成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她不忘学习，曾给自己取名毛日曦，说：“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
她写信总在落款处画一柄利剑。她说：“剑”与“建”同音，“泽建”就是“泽剑”。我喜欢利剑，它所向披靡。我们革命者就要像利剑一样，对敌人毫不留情。1928年春，在湘南特委领导下，毛泽建和丈夫陈芬参加了南岳暴动，一度攻占了南岳镇。不久，因组织遭到破坏，与上级联系中断。他俩听说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已进抵耒阳，就转移到那里。其时朱德的队伍已赴井冈山，他俩就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开展地下斗争。她担任队长，陈芬任党代表。这时她已怀孕七、八个月，仍奋不顾身，指挥战斗。
1928年6月，在一次突围中，毛泽建被捕。陈芬也同时被捕，后牺牲。不久，井冈山下来的一支队伍袭击挨户团，并救出了她。但敌人很快反扑，她即将临产，只好藏匿在当地一位孤老婆婆家里，生下了孩子（取名同贱生，后夭折），由于孩子的哭声惊动了挨户团，又一次被敌人逮捕。
敌人抓到了毛泽建，以她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均负该党重要职责”，对她进行威逼利诱，多次审讯，妄图从她身上捞取我党的重要机密，却始终一无所获。面对敌人的酷刑，毛泽建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当敌人审问她的名字时，她昂首回答：“我叫共产党！”
毛泽建在狱中被关押一年多后，于日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慷慨就义，年仅24岁。南岳敛容，湘水含悲，毛泽东又一个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泽东一家先后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除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外，还有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正是一人引路，满门忠烈。
五、《毛氏族谱》上对罗氏有所记载，她被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毛、罗两家联姻符合父辈的意愿。罗氏去世后，毛泽东与恩师杨昌济的千金杨开慧恋爱并结婚。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说：“我14岁时，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著《长征秘闻》中也谈到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他说：“毛15岁时，他父亲曾强迫他与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女子结婚。他出于礼仪参加了婚礼，但拒绝与她接触。由于这桩不圆满的婚事，这个女子的名字始终没有透露过。”
那么，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到底是谁呢？《毛氏族谱》齿录卷十五中说：“（毛泽东）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堕，酉山卯向。”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原配叫罗氏。
族谱上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把“杨氏”（开慧）列为“继配”，把“贺氏”（子珍）列为“再娶”。可见，罗氏在毛家的地位是得到族人认可的。
据族谱推算，罗氏生于公元日，比毛泽东大4岁零2个月6天，卒于日，年仅21岁。另据当地老人介绍，罗氏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门前（今属杨林村），家庭较富裕，有兄妹3人，罗氏是18岁嫁到毛家的。
毛、罗两家是世交，上两辈就有亲戚关系。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姊妹，即韶山冲毛咏堂之女，亦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旧时社会上习惯于以表兄妹开亲（或舅表，或姑表，或姨表，还有“扁担亲”），谓之“亲上加亲”，并视为美举。
再说罗氏生性温顺善良，年方十八，长得丰满，是一位操持家务的好手。毛顺生对这位表侄女甚为喜爱，因此特意向罗家提出结亲的要求。罗家见年方14岁的毛泽东一表人才，也有结秦晋之好的意图。
当然，毛顺生提出与罗家结亲，还有一个原因。
罗家住杨林，家境较富裕，有田产，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较有声望。毛顺生为人精明，勤俭持家，家境较佳，可谓门当户对，但毛家靠劳动维持生活，辛苦操劳，尤其是年已40岁的文氏（毛泽东之母）十分繁忙。当时，他们一家六口人，一个老人（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3个孩子———泽东14岁，泽民11岁，泽覃才2岁，家里还请了长工、短工。文氏不仅要照料这些人的食宿，还要带孩子下田耕作，劳作之繁重是可以想见的。在此情况下，毛家亟待解决劳力问题，因此希望毛泽东能早日成亲。
一切俱备，只欠婚礼。毛顺生家当时靠喂猪、贩米和贩猪等生意，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毛翼臣手里典当出去的田产，自耕15亩，年收60担，一家6口人，年吃35担谷，还有25担左右剩余。这在韶山冲算是一户相当富裕的农民了。可以想见，毛泽东的婚礼，一定很热闹，花轿酒宴，披红戴绿的老规矩自然免不了。
毛泽东少年大志，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这么早为自己操办婚事，因此心中闷闷不乐。为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他只好默默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可怜的毛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种考虑，泽东有礼貌地接受了这种生硬的可怕的仪式，他规规矩矩地向每位来宾磕头。惊恐万分的新娘被揭去红盖头，像新买来的商品第一次接受检查。但是他绝不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说决不碰她一个指头。”
罗氏通过明媒正娶来到毛家，成了毛家的长媳，其地位已得到认可，不管毛泽东对此事满意不满意，但他的父母是满意的。从此，罗氏“生为毛家的人，死为毛家的鬼”。她将在毛家度过她婚后寂寞而短暂的生活。
妻子罗氏过门以后，帮助婆婆文氏、弟媳王淑兰（毛泽民的发妻）相处很好。她也很体贴丈夫，为他送茶送饭，洗衣浆裳。
毛泽东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一直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安下心来，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此时，他的足迹虽然不曾越出韶山冲，但思想的翅膀却在高高飞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走出韶山冲的愿望日益强烈。1910年秋，毛泽东怀着“立志出乡关”的志向，来到湘乡东山中学求学，半年后，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就在他1910年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之前，这年春节后一天，罗氏因患细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仅21岁。毛泽东大概没有回来参加她的葬礼。
罗氏在毛家度过了短暂的、人生旅程上的最后三年，静静地躺在苍松翠竹掩映的楠竹土乇山岗上。
毛泽东虽然不承认这桩婚事，但一直没忘记罗氏的亲属。罗氏去世后，毛、罗两家保持密切往来，这是后话。
罗氏去世后，毛泽东1920年与杨开慧结婚，先后生下毛岸英（远仁）、毛岸青（远义）、毛岸龙（远智）三个儿子。若干年后，乡亲们修撰《毛氏族谱》，仍没有忘记罗氏。因罗氏无嗣，特地将杨开慧所生之子毛岸龙作为罗氏的孩子。《毛氏族谱》写道：罗氏子、“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在韶山冲楠竹堕苍松耸翠的山岗上，在毛泽东父母亲的合葬墓附近，我找到一个被松枝和荆棘遮掩的小墓。陪同我去的毛霞生老人，是毛泽东的邻居，其辈分比毛泽东大两辈（即族祖）。他告诉我，这就是毛泽东原配罗氏的墓。坟墓十分简朴没有任何装饰，甚至连墓碑都不见，惟一能供人辨认的是那微微凸起的墓茔。罗氏静静地陪伴着他的阿翁阿婆，躺在这里已达70多年之久！
杨开慧，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由于家庭的熏陶，她从小就爱读书，爱劳动。她7岁上学，刻苦用功，喜读古典诗文……毛泽东是通过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和杨开慧相识的。
那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留学回国，应聘到该校任教。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家里聚会，纵谈天下大事，商讨救国之道。当时正在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的杨开慧，是一位沉默而热心的旁听者。她被他们的谈论所吸引，她尤其钦佩毛泽东的伟大抱负和深刻见解。
通过相互的接触，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位面容俊秀、聪明好学的姑娘。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1918年夏，杨昌济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在这期间，毛泽东、蔡和森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也先后来到北京，常来探望老师。杨开慧此时在家自学。他们又有机会相见了。毛泽东经常把进步快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给她阅读。在这些交往中，他们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日，毛泽东率驱逐张敬尧代表团由长沙到北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并公开了他与杨开慧的亲密关系。
经过数年的了解与相爱，1920年冬，他们结婚了。婚后两人互敬互爱，甜甜蜜蜜。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建立了中共湖南省支部———1922年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区委书记，杨开慧担任区委的机要、交通联络工作。他们的家住在长沙市郊清水塘22号。
毛泽东整日忙于工作。杨开慧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除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外，她还协助他收集资料，抄写文稿。夫妻双双经常工作到深夜。
毛泽东有英雄气，也有儿女情，但他要服从救国大志。因此，分别是不可避免的，他把满腹的离愁别绪凝聚成一首千古绝唱：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如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旅。凭割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毛泽东内心充满了无限惜别之情。
当然，这只是小别。很快，毛泽东与杨开慧又会面了。此后，走到哪里都把她带到哪里，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六、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深情，但她不是那种守着丈夫卿卿我我过日子的旧式女子，而是要与丈夫在革命的征途中“重比翼，和云翥。”面对敌人的屠刀，杨开慧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合以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的菜园中一栋小屋里。清水塘的小屋当时又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杨开慧一面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面担任他的秘书和通讯员，还要料理区委的一些事务。当时，来往的革命同志很多，需要接待，她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限，杨开慧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接着，杨开慧于1922年11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次年她又生了毛岸青。她的担子就更重了。但她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因为革命的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
然而，三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化，毛泽东成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眼中钉，1923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长沙城呆不住，党中央调他到上海机关工作。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里的那些革命青年都分开了，杨开慧不得不离开那里，带着孩子住到别处。这时，她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生活，感到格外孤独而又寂寞。当时杨开慧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心境的文字材料。但几年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再次过着独处的生活时候，她写了一些笔记，记录了她当时的心情。这篇笔记80年代在整修板仓杨开慧故居时从墙壁夹缝中发现，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揣摩她当时痛苦而复杂的心境。她写道：
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里是他，一头里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从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的爱是何等的深！她离开他以后是怎样想念、记挂他！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接信以后，拆开一看，肺都气炸了。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太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守日子的旧式女子吗？我之要求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你这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了吗？你要我当家庭妇女，那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又是倒退回去作“娜拉式”的女人了么？……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
这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直到夜阑人静，他好不容易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漩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怨恨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得动身去赶火车。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此时，他心情复杂极了。上了车以后，他一直不能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贺新郎》词，寄给杨开慧。他在词中坦陈肺腑：“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发誓“要似昆仑崩绝壁”那样与过去决绝，像“台风扫寰宇”那样扫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最后，他告诉杨开慧，一定让她在革命的征途上与自己比翼齐飞。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这首词以后，知道丈夫已懂得了自己的心情，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毛泽东果然说到做到。不久，他便叫人将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她重新又恢复了1921年至1922年在清水塘那段时期的青春活力。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湘，带着杨开慧来到韶山过春节，一直居住到次年才离开韶山，去了广东。不久，又把杨开慧接到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长沙；不久，又一同去武汉。三年中，他们都是双飞双宿，一步不肯离开。直到1924年武汉“7·15”反革命事变以后，毛泽东才把杨开慧母子送回板仓，自己带着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严酷的斗争环境，使他们不能再见面，从此一别音容两渺茫。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孩子和保姆陈玉英由武汉回到长沙板仓。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永诀！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以后，杨开慧日夜思念毛泽东。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
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不幸被捕。敌人连孩子和保姆也没放过，把他们同杨开慧一起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后来又转入陆军监狱。
“毛泽东哪里去了？”敌人多次逼问。“不晓得！”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
敌人用尽种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可她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于是又改变策略。一天，他们把杨开慧请到客厅坐下，对她说：“只要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
敌人得到的只是杨开慧的冷笑。
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上，响起了嘶哑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当地亲友和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松环绕的山坡上。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得到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十分悲痛，当即写信给杨家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钱为杨开慧修墓，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度过了那段最美好的时光。杨开慧至死都眷恋着他，他也终生思念这位至爱的妻子。
1950年，毛泽东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时，曾满怀深情地赞扬道：“你霞姐（开慧的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1957年5月，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寄托对杨开慧的无限怀念之情：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热情赞美。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毛泽东寄去500元钱作奠礼，同时致信杨开智：杨老夫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深。
七、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余部，来到井冈山。当他见到贺子珍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这样一位年轻俊秀的姑娘。
1909年9月的一天，在江西省永新县城南门街的“海天春”茶馆里，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哇哇降生了。此时正值秋日明朗、桂花飘香的季节，喜悦的父母决定给这个俊俏的女儿起个美好的名字———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小女孩，就是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贺子珍。
桂圆小时候家境富足，生活安定，因为祖父留给他们相当可观的家产。但是好景不长，父亲贺焕文很快被撤去安福县县长职务，回到永新县，在县衙里担任专门为打官司的人写状纸的刑门师爷。到桂圆4岁那年，父亲因一场官司受到牵连，被关入“牢”。为了赎他出狱，家人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从此家道中落。
但是，父母还是送桂圆进了学堂。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她同毛泽东结婚，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却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贺自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红军总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从此，贺子珍这个名字便沿用下来。
贺子珍很快长成为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她秉承了母亲娇好的面容，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红润，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的眉毛两端微挑，像用淡墨画的，一双丹凤眼明亮照人，整个身姿及鼻梁、嘴唇，无不透出匀称的秀丽。而且气质甚佳，既无阔家小姐的矜持娇气，又无大家闺秀的羞涩腼腆。当她高兴时，开怀大笑，容光焕发，更是动人，呈现出一种古典美而又不乏现代气息的风韵，当时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貌似文弱，性格却极坚强、开朗、豁达。她从小就喜欢听英雄好汉打抱不平、杀富济贫的故事，还爱看武侠小说，并常常为此废寝忘食。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便深深刻下了替天行道、周济穷人的思想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共产主义学说等新问题又深深吸引了贺子珍，她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主动交结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参加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领导班上的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在斗争实践中，贺子珍逐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了认识，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她家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成员。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贺子珍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她参加了中共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北伐军从湖南茶陵经江西莲花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接受党的指派，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成为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成为永新县工农运动领导人之一，那时她才16岁。贺子珍以她秀丽超群的容貌和文武双全的才干，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因而闻名全县，妇孺皆知。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这年的7月，永新的一豪绅买通几支土匪武装袭击县城，县委、县农协及80多名党员猝不及防，尽落敌手，贺敏学也被捕入狱。共产党员、宁冈县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获知后连夜联络好友王佐，指挥所部经过半天激战，攻夺了城池，救出了这批同志。不久，永新县就遭到湖南和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袁文才虑及永新的反动势力过大，革命力量难以立足，便邀请永新的同志到宁冈去住上一段时间。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许多共产党员中惟一的一位妇女，也是上山人员中惟一的女性。所以，袁文才对她格外照顾，安排她住在自己家附近的谢兆瑞家里。从此，贺子珍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的余部，来到井冈山下的宁冈古城。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等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约定会见的地点在步云山那座像庙宇一样大的房子里。那天，袁文才、王佐与住在山上的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一早就来到步云山，准备迎接毛泽东。贺子珍作为井冈山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也随着欢迎的队伍来到这里。那时她刚得过一场疟疾，大病初愈，身体有些虚弱，显得有些憔悴，但仍不失往日的风韵。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衣着很不整齐，有穿国民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灰布中山装，也很破旧了，和其他人一样，他的脖子上也带了一条作为他们队伍识别标志的红领带。毛泽东那时十分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很黑，神色有点疲劳，但眼睛还很有神。因为长途行军脚被磨伤，化脓了，走起路来显得有点别扭。
毛泽东走在最前面，兴奋地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把跟在身后的战友一一介绍给了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也同样将前来迎接的山上要人逐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个人握手问好。当毛泽东见到贺子珍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还有这样一位年轻俊秀的姑娘。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介绍到。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也大笑了起来：“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
此时的贺子珍却满脸胀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见状，赶紧迎上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这便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初识。
毛泽东上山后，开始住在步云山，与袁文才住的茅坪相隔半小时的路。为了便于商谈工作，袁文才又请毛泽东住到茅坪，贺子珍哥哥贺敏学也把他住的八角楼的那间房子腾出来了。就这样，毛泽东住进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的八角楼。
贺子珍原来住处在袁文才家对门。她与袁的妻子谢梅香相处甚好，因而常常去袁家。贺子珍那时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见到她，总要走过来，同她说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有时，毛泽东工作不大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聊天。从贺子珍的口中，毛泽东了解到井冈山地区群众工作的情况，也了解到袁文才、王佐的为人。
1927年11月，为全面部署湘赣边界的地方工作，毛泽东在象山庵主持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贺子珍作为永新县委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如何建立各县党组织的问题时，贺子珍提出了一个见地新颖的主张：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毛泽东见秀而不媚、丽而不娇的贺子珍竟然提出这样的方略，心中惊讶：她的主张怎么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毛泽东当即肯定了贺子珍的建议。
联席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新任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真商量，说前委亟需工作人员，要贺子珍暂时留下，刘真不便推挡，只得同意。贺子珍也只有服从组织决定，来到设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前委机关工作。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接触多了起来，并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
在工作中，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善于鼓动人心，还写得一手好字，字如其人，一手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尤其使毛泽东钦羡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洋溢着一股泼辣利落的劲头，而坐下来则是一个温柔娴静的姑娘。无疑，这种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使他喜欢接近她。而贺子珍呢？自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想不通，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时，总喜欢去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帮助出出主意。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帮助也是十分热心和真诚的。在这些接触中，贺子珍的感情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每当来到他身边时，她就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有了毛泽东的帮助和指点，她就觉得自己变得成熟多了。她希望能永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
八、豆蔻年华的贺子珍爱上毛委员。袁文才、王佐说媒，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女婿。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打算把1927年冬天在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整理成调查报告，请贺子珍当助手，一个整理，一个抄写，整整忙了好几天，整理出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的、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这份调查报告的日子里，毛泽东与贺子珍进一步产生了爱情。他俩在紧张的工作之暇，到田里去抓泥鳅，上山去捡松菇采蕨菜。回来后一个烧火，一个煮菜，情趣盎然。此时的毛泽东对贺子珍爱慕已深。而贺子珍呢，她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也使她第一次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比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男人！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镇定自若、善谋果断，以及那眉宇之间流露出的革命家的非凡气质、高超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魄力，都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贺子珍，她感到在这样的人身边能够得到愉悦，得到力量。正值豆蔻年华的贺子珍，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毛泽东。
再说袁文才和王佐，也有意促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自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进驻茅坪以来，王佐就一直以犹疑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他在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养成了多疑的性格，不像袁文才那样，竭尽全力地支持毛泽东屯兵井冈山；对毛泽东，王佐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直到过了两个月，他才真正看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是为了打土豪、打国民党，决不会做出弱肉强食的事情，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党领导，邀请毛泽东派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中去工作。在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干，他们很想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于是就想出了联姻的妙法。
一天，袁文才对王佐说：“我们要想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当我们的向导，要想个办法。”
王佐很同意，说：“我看贺子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要是毛泽东讨了贺子珍，就成了我们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袁文才想了想，说：“我也这样想过，能这样当然是好，她和毛委员相配，郎才女貌，最为合适。况且大家也看得出来，毛委员待她相当好。”于是，他俩决定极力促成此事。
目光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好袁文才、王佐，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上山伊始，他便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他曾告诫部下：井冈山上的事，袁文才、王佐不同意就不要办。因此，当袁、王二人向毛泽东提出这桩婚事时，他已经感觉到，如果他拒绝了这桩婚事，对袁、王将是一个刺激，使他们对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进行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疑虑。尤其是性气豪爽的王佐，不久前才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把党代表何长工派到他的队伍上去，不可在这个时候挫伤他的革命热情。于是毛泽东权衡再三，同意了这件事情。
其实，与其说毛泽东同意这桩婚事是为了革命利益，不如说毛泽东实际上已钟情于贺子珍，两人已是互生爱慕、情真意挚，这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再说贺子珍，虽羞涩不已，但经袁、王二位大哥一说，加上毛泽东情热如燃的追求，他们相爱了。
正当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日益炽热之时，一次意外的事情给他们的爱情生活增添了一个小插曲，平生了几分浪漫。那是1928年3月中旬，湘南特委突派代表周鲁来到宁冈，向毛泽东宣布特委决定：撤销前委，毛部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泽东只得率两个团出发湘南。临行前的晚上，在砻市刘德盛药店，毛泽东同贺子珍话别，双方互道珍重，贺子珍以一只精美的柚皮烟盒赠他，嘱他早日返回湘赣边界，两情依依，不忍别离。
毛泽东走后，贺子珍在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邀请下，便回到永新县委帮助工作。4月，毛泽东从湘南回到宁冈，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忙完了这些事情后，毛泽东便赶紧给永新县委写信，催促让贺子珍回来。刘真见贺子珍工作得力，不愿放回，于是就扣下了此信，没有让贺子珍知道。毛泽东连写两信，均不见贺子珍返回。心中有些着急。到5月中旬，毛泽东又写一信，大意是：你刘真怎么搞的？特委将要成立，决定调贺子珍同志为秘书，你为何总不放人？然后派勤务员龙开富持信去永新接人。刘真见信，情知毛泽东发了脾气，只好让龙开富把贺子珍接走。
袁、王二人知道这件事后，知道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发展极好，大为高兴，乘势催促毛泽东举办婚礼。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于5月下旬的一天在象山庵中殿举行。婚礼很简单，没有置办酒席，亦不曾搞仪式。毛、贺亦是平常衣着，随便与大家说笑。袁文才头天晚上只告诉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当时朱德与陈毅在永新）及龙超清几人。这天的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红四军留守处的战士，众人围着几张方桌，吃了油炸蕃薯片、炒花生之后，多数人告辞离去。袁、王及伍若兰、龙超清等人留下吃了中饭、喝了袁文才带来的水酒，大家向毛泽东、贺子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沟通他们之间感情的是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共同的革命追求，而不是金钱和物质。就是在他们结婚时，也没互赠贵重的纪念品。贺子珍只是送给毛泽东一只多用挎包，这个挎包是贺子珍用了12天的时间日夜为毛泽东特别缝制的，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贺子珍的心灵手巧和善解人意，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这个挎包成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纯真感情的见证，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这个挎包跟随毛泽东爬山涉水，形影不离。毛泽东酷爱书法，贺子珍也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切磋书法技艺成了他们沟通感情的重要媒介，成为他们感情世界中一种美好的追求和享受，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寄托。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不久，由于毛泽东记挂红军在永新农村帮助分田的事，就带贺子珍一道来到永新的塘边村，他们的“蜜月”是在那里度过的，所以亦有毛贺在塘边结婚的说法。
不久，他们有过一次小别。那是1928年“八月失败”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一个营的兵力去桂东迎接主力。当时毛泽东正率第31团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同敌人作战，接到指示后，他便准备出发。临行前，他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很快，毛泽东迎接主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很惦记贺子珍，第二天便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贺子珍虽费了点劲，但也很快就来到井冈山。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虽鞍马劳顿，有些憔悴，却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所做的工作。贺子珍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他们在那里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在八角楼的住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桌上那盏小油灯。晚上的光亮从窗棂上透射出去便是人们所说的“八角楼的灯光”。这张小小的书桌和幽暗的灯光陪伴着他俩，给他们简朴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九、毛泽东爱吃辣椒，由于蔬菜太少，毛泽东得了便秘的毛病，贺子珍就亲自做好肥皂水，从医生处借来大便通气管，帮毛泽东缓解便秘的痛苦。
八角楼前，有一条小河，河对面是一片枫林，毛泽东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后，到河边散步，或在枫树下看书、休息。但他很少让贺子珍陪伴，他怕影响不好。只是有一次，他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俩在后慢慢地走着。边走边谈，僻静的山路没有行人，异常幽静。
突然，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先走一步，在前面等你。”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毛泽东的意思继续往前走。毛泽东果然在前面等她。毛泽东迎过来，对他解释说：“刚才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贺子珍什么也没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她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过惯了枪林弹雨的生活，个性极强，现在她的工作性质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成天呆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很别扭。开始的时候，她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她心里有些不高兴，甚至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她的心思毛泽东早就看出了，就耐心地对她讲：“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吗？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你把秘书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
他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呀！”
真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尽管仍带着一些情绪，但她还是默默地“上任”了，而且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毛泽东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贺子珍说：“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使贺子珍感到十分幸福，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在生活上给了毛泽东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工作上给了他竭尽全力的支持与帮助。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很不容易，贺子珍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后，就煞费苦心地搞到尽量多的报纸供毛泽东阅读，并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别人传阅完了，就把有记号的文章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有时毛泽东特别忙，或有事外出，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
纸张在井冈山是很缺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要派很多用场。贺子珍就把没字的报纸边剪下作为写字纸用，其它的就作为毛泽东等人抽烟的卷烟纸。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经常还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深夜伏案疾书，以至天明。每当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贺子珍生长在井冈山地区，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她经常成为毛泽东作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贺子珍知道的，就当时作答。不知道或不清楚的就记下来，留待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井冈山的生活是艰苦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同所有的战士一样，分一点伙食尾子，吃一样的饭菜。毛泽东日夜操劳，饮食又差，身体瘦了许多，颧骨都突出来。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召集拢来，叫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改善毛泽东的生活。随后又亲自下田，不是摸田螺，就捉鱼虾，使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能尝到荤腥。毛泽东爱吃辣椒，贺子珍就时常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那时由于蔬菜太少，毛泽东得了便秘的毛病，贺子珍就亲自做好肥皂水，从医生处借来大便通气管，帮毛泽东缓解便秘的痛苦。
到了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底，毛泽东就一直转战赣南、闽西和广东，他对贺子珍说：“战斗频繁，你不用跟着我转来转去了，现在有了一点条件，你去学习一下吧。”
贺子珍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啊！于是她高兴地进了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可是，她只在这里读了一年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又回到前委，跟随毛泽东进行反“围剿”战斗。在第三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她受了一次伤。当时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呢？还是鬼回来了？”
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
长征。贺子珍是中央批准的随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担负的工作更加繁重。当时贺子珍已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了，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能做的一切。每当队伍宿营时，她就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整理文件电报。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毛泽东办公的地方，有时连门板都借不到，只好用两个铁皮文件箱摞起来，铺上条毛毯，就权当办公桌了。贺子珍帮毛泽东抄写东西，要想找个桌子，就更困难了，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袭击，为掩护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一位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生命垂危。长征路上医疗条件极差，不能做手术，嵌进头骨和肌肉中的弹片无法取出，伤口虽经包扎，仍流血不断。贺子珍危在旦夕。连里领导反复商量，认为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她安排到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向他报告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他们的处理意见。
当时毛泽东正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果断地决定：“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给休养连打电话，并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他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去，帮助抬贺子珍。
到了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抽出时间，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他看到，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地拉着贺子珍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地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决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地休息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连里曾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十、毛泽东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夫妻终于诀别，酿成憾事。
夫妻之间，即使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也不免会因种种事端而争吵、拌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之间的生活也是这样，虽然恩爱甜蜜，相敬如宾的时候居多，但也免不了争吵。
还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坏了脚，痛得很厉害。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请中医给他开几副草药和偏方，以便使古柏早日康复。
药买回来之后，毛泽东吩咐贺子珍，“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答应了一声，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一看没有动静，毛泽东又喊道：“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
一看这情景，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湖南人的火爆性格显露出来了，他朝贺子珍发火道：“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干？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其实古柏的爱人曾碧漪正在看护着古柏。
那天晚上，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那条红毛毯睡了。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气也消了，便走过来主动缓和气氛：“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
听到这幽默诙谐的话语，贺子珍再也气不起来了，夫妻俩和好如初。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有时是温和的，但火气大这个毛病在他身上是明显的，而贺子珍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不大吵大闹，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可是，她性格内向，也很倔强，她认定的事牛也拉不回来。这一对，男的阳刚有余，女的外柔内刚。但严格说来，俩人在人生价值观念上并没有分歧。感情上的裂痕似乎应更多地归于性格上的原因。对于贺子珍来讲，似乎还有女人的自强、自立和自尊问题。
那时的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在民族危机中，它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男女，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怀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希望，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这些来自大中小城市各个阶层的年青的知识分子，给延安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生机，也带来了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作风。
毛泽东是个求知若渴的人，也是一个乐于接受新事物、向往文明的人，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喜欢同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交谈、接触，交流思想，获取知识，得到启示。在这种交往中，他感到了莫大的欢愉与快乐。而与妻子贺子珍交流却不知不觉地减少了。
贺子珍产生了孤独感。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样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交流，过去在她和毛泽东之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总是有的。而现在同某些人相比，就少得多了。贺子珍误会了，她陷入了苦恼的境地。她和毛泽东，可以说是一对患难夫妻，她陪毛泽东走过他人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路程，相处十年，尝尽了人间苦楚，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她对他爱得专一、深沉，为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爱得愈深，期望值愈高。她容不得他们之间哪怕有一点点不和谐的现象存在。
本来，夫妻间的误会是难免的，只要双方坦开心扉，把事情解释清楚，误会是可以冰释的。可贺子珍却不，她性格太内向、太倔强，她把痛苦埋在心里，以至陷入无法解脱的地步。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了很多，她想了自己的身体，那些该死的弹片，经常使她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她多么想把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想到上海去取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便极力挽留。他明白，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于是就充满感情地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却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我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这番话也的确充满了丰富、深沉的情感。他接下来说：“我现在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长期的战争生活，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在她温柔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颗坚强的心。她拒绝了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呼唤！
她还是走了，一个人走了！
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来到西安。那时抗战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上海沦陷了，她便暂时留在西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去。毛泽东还给她捎来一个装满日常生活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心愿，贺子珍投桃报李，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人却留在西安。
上海去不成，贺子珍便想去苏联，这样她又辗转来到新疆。这时，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子珍还是没有动心。不久，中央又给新疆办事处来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可贺子珍又一次拒绝了。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贺子珍于1938年10月抵达莫斯科，她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没提及他们之间的别扭。来苏联后不久，毛泽东发来了一份电报，仍然请她回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延安去。而此时，贺子珍所考虑的是：虽然取出身上的弹片已不可能，但自己既然来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也已经开始，怎能有头无尾半途而废呢？不管怎样也要把这期的课程学完了才能回去。于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她在信上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缓和的、诚恳的。
信发出后，贺子珍就把这事抛在一边，专心地学习起来。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桩地降临到她头上。她到莫斯科后生的男孩因急性肺炎没来得及抢救，就夭折了，这给贺子珍以沉重的打击。但更大的打击却是国内传来了毛泽东又结婚的消息。她的心碎了，这件事仿佛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她终于明白了，由于自己的轻率、固执，使她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酿成了千古憾事！
两年的学习结束后，贺子珍留在了苏联。之后，她的女儿娇娇病了，她为护理女儿而与一个苏联人发生了一次争吵，她为此受到迫害，被送进精神病院。
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几经周折，见到了贺子珍，他们发现，贺子珍虽受了两年多的迫害，神智仍很清醒，就问她今后打算怎么办，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要求回国。
就这样，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于1948年初回到祖国。组织上把贺子珍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不久，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没有回信，却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不久，毛泽东便把娇娇接到了他的身边。
娇娇走后，贺子珍有些寂寞。她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好一点，请你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娇娇的来信：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她们母女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还让娇娇给她捎来吃的东西。贺子珍也能从娇娇那里了解一些关于毛泽东的情况。
十一、贺子珍最终没能回到毛泽东身边来。毛泽东回信希望她保重身体，顾全大局。1959年，他们终于在庐山见了最后一面。
1949年初，毛泽东又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香山。在那里，他遇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东北去接姐姐南下，当她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山海关站时，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贺子珍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重逢。她沉默着，没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然而是徒劳的。她们只得来到上海，住在哥哥贺敏学家里。
后来贺子珍到杭州接受谭震林的安排，担任省妇联副主席职务。
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他们3人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看了这封信，贺子珍明白她想回到毛泽东身边是不可能的了。1954年，贺子珍在上海哥哥家休息，恰好收音机里正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心灵的创伤又一次迸裂了，她病倒了，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贺子珍生病的消息，他流着眼泪，提笔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来上海，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为什么病的。”他还让娇娇捎来一封信，劝贺子珍安心养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贺子珍看信后，病情竟慢慢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了，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地给贺子珍捎来吃的和用的东西。当知道贺子珍为听他讲话的声音而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还捎来1000元钱。他虽劝贺子珍不要抽烟，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外国名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时，忽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剩下的9包连同已抽过的半包，一同送给了贺子珍。本来已戒烟的贺子珍，看到烟就又吸了起来。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捎来的许多东西，不仅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还叮嘱毛泽东要防止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
很快，毛泽东便回了信，信中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贺子珍也常常通过娇娇给毛泽东捎去吃和用的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贺子珍就弄些芥菜、边笋等给毛泽东捎去。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娇娇成了毛泽东与贺子珍沟通联系的桥梁。毛泽东和贺子珍虽天各一方，却彼此系念，两情依依，感人至深。
1959年7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来看望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水静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二十八”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O”。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都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待我赶回“二十八”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一八O”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之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20多年来盼望的相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大喜变成大悲，使贺子珍的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她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上的起落和折磨，她又一次病倒了。此后贺子珍的情绪一直显得抑郁，心情沉重。
日，毛泽东的逝世重重地创伤了贺子珍孤独凄楚的心，但她却表现得异常的镇静，饱经忧患的她，已经变得更刚强了。她没有流泪，只是对前来看望她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说：“你们没有好好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之后，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棂前献上心香一瓣。
“四人帮”垮台后，1979年党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使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她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她坐着轮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