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怎么灭亡的皇帝是怎样被大臣搞得精神分裂的

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嵚。

之前我们讲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霸气工作狂朱棣是怎样天没亮就开始工作,忙到自己都受不了。

于是痛定思痛,后来通过一代代接班人一系列的分权改革,皇帝们变闲了。但当皇帝变得很闲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闲下来的日子会很烦。

皇帝闲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变,原先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各类的权力都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这套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也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负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负责。权力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加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自然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的多了起来。

到了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开始,群臣给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经常是为了争论一件事,闹得大臣们以集体辞职相威胁。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还是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时,都被大臣们屡试不爽。

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结果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回京理政。

而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这招,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苦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

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变得越发的不听话。

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的批评皇帝。二是管的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那是无所不包,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接着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雷,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好像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

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是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这种事典型倒霉的,依然还有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偶尔没有上早朝,接着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您这几天生病,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

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那时候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是来托孤,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

而比起这两条来,第三条却更让皇帝们抓狂,就是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放在明初的时候,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逼,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照灯结彩格外热闹——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

而从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员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皇帝说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退回,这叫封驳。

不但用钱可以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上也能封驳,甚至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不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的叫苦不迭。

这种越来越烦的情况,明朝历代皇帝都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废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间都在这个问题上开动脑筋,用各种办法强化皇权,最通用的办法,就是强化宦官权力,用以对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群臣,这招从明宣宗执政时代就开始用,他在位的时候设立司礼监,给予司礼监批红权,使宦官集团在朱棣时代有了特务权后,又多了行政权,之后的时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实是和明朝文官集团地位的提升同步的。

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办法,明宪宗除了增加特务机关,加强对群臣的监控外,也注意放开言路,言官批评他的奏折很多,他虽然多不接受,但处罚言官却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时代,宦官威权过重,他登基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力,提高文官集团地位,重用内阁。

每一任皇帝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当明朝皇帝,文官,宦官这个权力三角体系确立后,其权力的分布,就变得好像一只天平,皇权在中间,文官和宦官各自占两边,在明朝做个好皇帝,其实也就要求做到一条,要保持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整个明朝中后期,所有执政成就最好的时代,都做到了这个平衡。

典型如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十年”,尽管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担任辅政大臣的张居正,与担任宦官集团首脑的冯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却在权力上也相互制约,张居正有辅政大权,然而却无厂卫大权,同时他的辅政权,也需要得到来自宫廷内部,尤其是明神宗与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倚重冯保,冯保虽然是宦官首脑,但行政方面,同样要倚重张居正,这种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万历中兴”。

由此可见,在明朝好皇帝的首要标准,其实就是一句俗话: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要一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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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就得少活10年

  中国过去有句话叫“打天下,坐天下”,有人总结过,说中国历史从之后,几千年来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争着做皇帝,第二件事是研究如何保住这个皇位。

  坐天下这个滋味到底怎样?这是我这本书中要探讨的内容。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统计了一下:中国那么多皇帝,平均寿命只有39.2岁。

  确实,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都不长,也就是30多岁,但不要忘了,这个平均寿命里包括了好多刚出生就死亡的婴儿,那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早殇的婴儿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除去这个因素,实际上人均寿命应该是50岁以上。

  换言之,当皇帝则人均寿命会比普通人少活10来年。

  皇帝为什么易得精神病

  为什么呢?因为当皇帝不容易。

  如果把偏安的小王朝的皇帝也都算进去,中国历史上大致出过600多个皇帝,其中44%的人死于非命,这个比例也很高。在皇帝阶层中,患有精神疾病、心理严重不健康的,比例非常高,大概有一半以上。

  比如的皇帝,20年不上朝,为什么?我认为他有严重的抑郁症,遇到问题就选择逃避、拖延,这显然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皇帝也非常多。

  传统社会几乎每个男人都梦想当皇帝,但实际上,当了皇帝之后就会发现皇帝很不幸福。因为手中权力太大,几乎是全人类统治者中最大的。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惊讶地发现,皇帝下一道《迁海令》,沿海30里内所有人都得往内地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园。这种巨大的权力在不同社会中,特别是在公元后的社会中是很难想象的。

  古代国家是皇帝的宴席

  在古代中国,整个国家就是为皇帝而存在的,而不是皇帝为了国家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皇帝的一道宴席,各级官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老百姓就是端上去的一道道菜。

  当皇帝当然是很享受的事情,但为了保住如此巨大的利益,皇帝在皇位上坐得都不安稳,他们绞尽脑汁,发展、完善专制制度,如何让一家一姓的利益保持永久,这是历代皇帝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且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帝国,需要非常强健的精神力量,可除了开国之君,大部分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们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比较孱弱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一生不幸。

  我在这本书当中挑了有特点的几个人,像、、、、皇帝、皇帝等,通过这些个例进行分析,希望能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与人性的关系。

  物价上涨撼动了统治基础

  这本书开篇第一章就是讲,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表达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性腐败。而要治理这个腐败,要从制度建设出发,才能治本。否则不论采取多么激烈的手段,或者多么出奇的办法,都起不到根本作用。

  嘉庆皇帝反腐为什么失败?他上台后抓了,做得有声有色,可后来却出现了“嘉庆中衰”,因为他没能把反腐进行到底。这不是说他抓了一段贪官后就不抓了,而是他只靠抓贪官这种方式来反腐,没有反思到腐败背后的制度问题。

  嘉庆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制度性腐败?这里涉及财政制度的演变。康乾盛世后,人口从一亿多增长到3亿多,物价也增长了3倍,因为清代随着海外贸易增多,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前后100多年,推动了物价上涨。

  嘉庆错过了历史机遇

  这意味着,官员的生活支出、衙门的经费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长3倍才行。但清代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个政策?因为清代认为明朝灭亡原因,就是因为对百姓剥削过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孙限制死,永远不许给老百姓增加税收。

  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但这就导致清代财政制度的僵化。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满足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员自己找辙。怎么找呢?还是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正税不允许增加,各地官员便想各种办法来收费,后来这方面的收入远超国家正税,而在表面上,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官员们只好地搞。

  嘉庆皇帝也想从根上治理这种腐败,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赋的原则,他本来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来提高税收,让国家财政运转变得正常起来、顺畅起来。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嘉庆显示出来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不合格,因为他的观念、学养、视野导致他的头脑过于僵化,他写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员不要贪腐,也杀一些贪官,树了清官的典型,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嘉庆时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乾隆四十多年时,朝鲜使臣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官不贪了,每件事都明码标价,而此前官场非常的清明,从清明转向严重腐败,也就10年时间。

  为什么如此短暂时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王朝的面貌与皇帝个人精神面貌之间有直接联系。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过古稀,精力不济,从早期勤政转为晚年的懈怠。

  乾隆早年非常勤政,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等大臣们上朝,往往是他等了一两个小时,大臣们还没到齐。而他晚年就不一样,在谕旨中经常指责大臣给他上的奏章叙述某件事情太详细、太啰嗦。

  此外,乾隆本人带头腐败。皇权专制就是把天下的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人,这不是我说的话,是黄宗羲说的话。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说过,专制制度为什么最终不能避免腐化,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乾隆晚年觉得来日无多,所以大肆收受供品,各级官员的供品都,而他们收入又低,靠工资根本买不起,只能向下摊派。所以乾隆晚年腐败无孔不入,到后来,仅靠杀和珅,杀几个著名的贪官,再把各省官员换一遍,也止不住了,如果多从制度层面思考,有可能挽回局面,可惜嘉庆皇帝没有这个眼光。

  清朝总督工资不够花

  嘉庆年间制度性腐败有多突出?朝廷二品大员想进京时,竟然拿不起200两的路费。因为明朝和清朝俸禄制度非常有意思,都是薄俸制,或者低薪制。皇帝搞了一项著名改革,叫“养廉银”制度,就非常明智。

  清朝官员收入不合理达到什么程度?总督年俸禄才155两白银,大致相当于今天三万多元人民币,乍一看挺高,但总督不光要照顾自己一家生活,还要照顾整个家族,官人上任要带300多人,其中包括家人、仆役和师爷,师爷相当于后来的秘书,这些人的工资都得总督出。

  总督需不停地跟皇帝交流息,每年奏折往返也要花掉一大笔钱,边远省份运费就得四五千两白银,可这个钱皇帝也不管,得总督自己想辙。

  各种花费到一起,一个总督每年至少要花两万两白银,可皇帝只给155两,剩下的怎么办?,你手里有权力,就靠这个权力向下属勒索和克扣,下属为了讨好总督也找机会给他送礼,这样就形成了“陋规”。清朝的腐败很清楚,就是制度性的腐败,只有财政角度理顺,才有可能根治。

  乾隆皇帝留下的历史教训

  乾隆晚年实际上并不是没有人向他指出问题,比如有个叫尹壮图的内阁学士,曾上奏折,认为各地财政已濒临崩溃,到处都是亏空。

  乾隆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气,因为尹壮图说,天底下的粮仓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铺了一点粮食,下面根本没有存粮。乾隆皇帝跟他打一个赌,说:我派你去检查全国各省的仓库,我跟你打个赌,看咱们大清的仓库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调查结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承认我这50多年的统治彻底失败了,如果天底下仓库都是满的,你也要杀头谢罪。

  尹壮图说: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访,很快能把真相查出来。但乾隆说不能搞暗访,要明访,暗访表明你对人家不信任。你要检查哪个省,提前15天通知。

  结果尹壮图第一站到山西大同,仓库里粮食满得冒了尖,他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笨的官员,忙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我承认您的统治是光荣、正确的,是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的,我向您认输。

  就这样,乾隆在晚年放过了一次能让自己清醒面对现实的机会。

  这说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任何人不管他曾经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在皇位上待了足够年份后都会变得非常愚蠢。这是中国皇位的神奇魔力。人治最终是不靠谱的,这是乾隆皇帝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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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霸气工作狂朱棣是怎样天没亮就开始工作,忙到自己都受不了。于是痛定思痛,后来通过一代代接班人一系列的分权改革,皇帝们变闲了。但当皇帝变得很闲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闲下来的日子会很烦。

皇帝闲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变,原先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各类的权力都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这套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也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负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负责。权力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加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自然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的多了起来。

到了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开始,群臣给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经常是为了争论一件事,闹得大臣们以集体辞职相威胁。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还是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时,都被大臣们屡试不爽。

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结果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回京理政。

而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这招,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苦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

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变得越发的不听话。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的批评皇帝。二是管的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那是无所不包,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接着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

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雷,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好像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

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是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这种事典型倒霉的,依然还有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偶尔没有上早朝,接着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您这几天生病,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

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那时候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是来托孤,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

而比起这两条来,第三条却更让皇帝们抓狂,就是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放在明初的时候,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逼,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照灯结彩格外热闹——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而从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员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皇帝说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退回,这叫封驳。

不但用钱可以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上也能封驳,甚至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不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的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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