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转帖】张可（北京佑安医院）：《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很长，但是希望大家都能
河南艾滋病的发生和流行政府的责任是最大的。在目前还有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存在故意隐瞒，歧视艾滋病，忽视艾滋病防治的现象在这个交流发达的社会中，许多疾病如果传播开来，控制是很难的。所以不要以为艾滋病离自己还很远，就可以不去重视，不去加强预防控制，如果不给与足够的重视，很难说有一天自己也会深受其害！记得二战时德国的一个牧师说过的一段话，详细内容已不清楚，大体就是说，当纳粹一次又一次以种族的名义清除一批又一批他身边的人时，他都没有站出来说话，等到纳粹要迫害他自己的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他说话了！在这个发达而又脆弱的世界中，可有谁会独善其身？！如果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那我们将面对的将是无望的结局！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者致敬！为了这个世界也为了我自己！震惊！悲愤！河南的艾滋病不象张医生所说的那么多，我刚从那里回来村子是自由谁都可以进政府工作还可不信可以去看看河南的艾滋病不象张医生所说的那么多，我刚从那里回来村子是自由谁都可以进政府工作还可不信可以去看看张可老师我认识，人很好，对待病人很好，但是现在已经不在艾滋病房工作了。张可老师我认识，人很好，对待病人很好，但是现在已经不在艾滋病房工作了。然而像沈丘的小李庄和郸城的冷庄，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左右。尤其是小李庄，作为省38个重点村，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病人的救治工作，情况依然非常糟糕。仅月就有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于严重肝坏死，一例死于严重贫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楼上这个发现，与国外的发现几乎一致，Duesberg甚至说GST是艾滋病的根源。看来这个药物真的有问题。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难道没有人性的因素。cpzxczzc2004
Posts: 28 Score: 0
15:22-------------------------------------------------------------------------------- 河南的艾滋病不象张医生所说的那么多，我刚从那里回来村子是自由谁都可以进政府工作还可不信可以去看看
我正要去看看，这一看就是一年，回头干脆办个博客不知意思如何？天天在村里更新，有什么见闻及时告诉大家如何？就怕平淡如水，第一印象他们人挺好的，具体印象需要实际考查！等着吧！
希望哪位高人给起个博克的名字，在哪里开博客比较好？？谢了！！！大家应该查一查，报告涉及那段时间河南省委书记，省长大人是谁？卫生厅长是谁？河南人应该给他们立碑！！！！！！！！！！！！！！！该办事的不办事该出声的不出声，中国走到哪里都这样，悲哀。。。接首贴：毒治疗带来的大规模药物抵抗（耐药）。中医治疗，在农村大有作为！3．村医生，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虽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难，有许多障碍，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这里有许多有生力量――村医生。他们将可能维系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础。　　　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时，在上蔡郭屯的诊所遇到刚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到这里的一位年轻的村医生张贵阳。我问他，“为什么要到村里的诊所来进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灾难”。这话能从一个村医生的口中说出，让我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正是有一批这么好的村医生，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作，支撑起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县董营村董振功医生告诉我，60年代河南省曾经流行疟疾，在进行疟疾的防治时，村医生的口号是“发药到手，服药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足见当时村医生对疾病防治的责任心。为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医生多次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改善村卫生室条件，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今天为止，他良好的愿望仍然只停留在报告上，村室改善仍遥遥无期。河南南阳十里铺村的王龙霄大夫，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训后，回去后进行了广泛的艾滋病防治宣传，五年中，他关掉自己家的诊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制艾滋病宣传手册，还在自己家中开办艾滋病热线，义务为村民进行艾滋病咨询服务，在当时，所有远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阳有这么一个医生会看“卖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夫妇，为艾滋病工作，常常每天几乎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屈楼村的韩刘生医生，将自己的儿子培训成艾滋病专业医生，一直专门为艾滋病病人服务；河南上蔡县郭屯的吴中仁大夫，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并没有只顾自己，一直坚持在诊所为村民服务，其卓越的工作已经是该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临颖县瓦店乡的彭建福医生、晁丙辛医生、张付超医生等[图22] ，他们都在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图22、作者在艾滋病村与村医生座谈　　图23、作者在艾滋病村与病人座谈　　图24、作者在村口看艾滋病病人正是有这么一批有责任心的村医生，支撑着河南农村庞大而又繁重的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们的报酬和条件确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还必须坚持下地种田，有的村医生诊所条件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触的无数村医生中，大多村医生都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医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来就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村医生，由于队伍不稳定，自己也有一定担心。　　然而有的地方确在做着打压村医生的工作。为了艾滋病的治疗，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医生赵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个村医生，2002年主动合作，自愿将自己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为艾滋病服务。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后，上面派来了大批医疗队，将其中四个村医生赶走，只留下赵医生一个人。但由于医疗队对该村不熟悉，还得靠村医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赵医生身上。目前，赵也辞职不干。小李庄村医生李忠祥，是一位业务能力较强，有责任感的村医生，2003年在村卫生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卫生所采购的阿莫西林是假药，出于责任心，他迅速向村支书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义行为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卫生室开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医疗队替代村医生的做法不宜提倡，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从长远持续地发展，必须依靠村医生。一些下派医疗队由于业务不熟悉，对村民不熟悉，很多属于短期工作，工作并不安心，并不利于目前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医生只能帮助村医生工作，决不能喧宾夺主，替代村医生的工作。　　在河南，许多村医生对目前的“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很有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样浪费太大，没有必要，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紧要之处。他们认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进行工作就可以，重点是加强村医生培训，提高村医生的能力，提高村医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强村村医生的责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数重点村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为例，最多每天输液多达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还要送药到患者手中]，而且没有周六与周日。而且经常因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无尽的委屈。然而，他们的月工资只有五百元左右。许多村医生都认为，这样的待遇迟早会使他们放弃目前的工作而离开诊所。　　河南省南阳村医生王龙宵在一封致市委李书记的信中坦诚村医生的苦衷，王医生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基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就目前的处境和待遇，他们很难坚持工作。他们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同时,上蔡郭屯的吴医生认为,对于工作干的好的村卫生所医生,应适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 如他们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药物费用仅在一余元左右.仅为其它村庄的1/4到1/5,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 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后怎么办？后顾之忧无法解决。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衷，五年中，作者与许多村医生接触中，让作者感到吃惊的是，与城市中大多医务人员还对艾滋病歧视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村医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几乎所有的村医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们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这些村医生，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些村医生在向我谈起村里的艾滋病人时，泪流满面，他们为看到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内疚。　　50-70年代，我国合作医疗制度为基层培养了大批有责任心的村级医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合作医疗受到冲击，村卫生工作受到冲击，农村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有生力量还在。只要政府愿意扶持，他们仍将能为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级医生是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应该在各方给予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忧，加强培训，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样，支撑起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庄的刘医生告诉我说，目前村医生若能够组织起来，力量将十分庞大，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医务人员，大多都忙于考学位，晋升职称，已极少有人愿意到农村去为艾滋病病人服务，医生的道德素质在全面下降，大多数对艾滋病仍然有恐惧甚至歧视。目前，以我所接触到的城市里的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是艾滋病专业人员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五年中，作者多次去河南，但作者在河南发现在这种大面积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从城市来的医生愿意在那里服务，大量的医务人员对这里的情况采取冷眼观望的心态。　　五年来，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并利用一些项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费帮助河南培训了近100人次的村医生，许多村医生已成为这些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骨干力量。然而，这些工作没有得到作者医院的承认，也长期得不到理解。2004年3月，作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到河南去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帮助那里的艾滋病病人和村医生。医院拒绝了作者的请求，并做了让人难以费解的事情。当然，可能与他们长期根本不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有关。作为国家大型传染病医院，我们可能还需要多一些社会责任感。　　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事件时，应当冲刺到最前线，到那里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上世纪60-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而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折磨时，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虽然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　　注：　　感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医学系俞志远博士为该文章提供的部分资料查询，感谢河南部分村医生和艾滋病病人为该文章提供的协作调查，他们的工作对该报告的形成具有同样贡献。特别致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UK）、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AFAO）在年间为该调查工作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资金支持。　　特别感谢一些艾滋病专家为报告的修订提出的宝贵意见，个别专家还进行了详细修改。对一些专家、个人、组织给予的在道义上的支持表示忠心感谢！　　特别致谢：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戴志澄 会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卫生部艾滋病首席专家： 曾毅 教授　　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 教授　　卫生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吴尊友 教授　　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郑锡文 教授　　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刘康迈 主任　　中国中医研究院 王健 教授－－－－－－－>我工作在文章中说的艾滋病感染重灾区之一,我们医院就是艾滋病定点治疗单位.前些年我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也参与过艾滋病感染率的调查.HIV感染率是保密的.我和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的王淑平很熟悉,王淑平就是因为报告发现HIV感染者而被处罚.我相信文章内容是真实的.现在也没有任何官员为此承担责任.
不过近两年情况好多了,控制不那么严了,拉米夫定已经在艾滋病人中免费应用了.是可悲呢？还是可恨呢？这真是人为的悲剧！震惊、悲愤，那些无良的官员酿成了这场国难，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您的位置： &&请输入您的账户名和密码
HIV感染者手术台在哪？浏览量：&& 手机看新闻&
字号：&摘要：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认为，正是传染病医院和与传染病集中收治相关的转诊制度，让一些综合医院钻了法规的空子，令患者举证难，卫生部门监管难。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推动传染病医院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同时提高综合性医院在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如果没有红丝带的提醒，这里和别的病区几乎没有差别。业内人士称，国内综合性医院发现H IV感染者，往往将其转诊至传染病医院。C FP北京某著名综合性医院未为布舍施行手术，协议补偿3000元。 　　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认为，正是传染病医院和与传染病集中收治相关的转诊制度，让一些综合医院钻了法规的空子，令患者举证难，卫生部门监管难。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推动传染病医院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同时提高综合性医院在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　　上海姑娘布舍（化名）的手术安排在今天，这是半年来她魂牵梦萦的事。　　今年7月，布舍查出先天性胆脂瘤，须接受手术治疗。术前检查显示，她的H IV检测呈阳性。于是，原定手术被取消，她开始陷入许多艾滋病感染者正在或曾经遭遇的困境。　　布舍在上海、武汉、北京辗转求医，在综合医院与传染病医院间数次折返，向手术接近又不断回到起点。最后借助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之力和世界艾滋病日的热度，机会才终于降临。　　“得到这个手术机会是她的梦。”布舍的一个朋友说，须千辛万苦才能得到这个机会，是一种社会畸形。　　取消手术“太多了”　　11月13日，天津艾滋病草根组织“海河之星”负责人李虎发了一条微博。他称，肺部肿瘤患者小峰，因H IV检测呈阳性，被医院拒绝手术。此后，李虎帮助小峰遮蔽血液检查部分对病历进行复印，隐瞒病情才得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进行手术。这条微博发布之后，卫生部门、医院医生、艾滋病感染者等被卷入了一场涉及法律、伦理与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现实的讨论之中。　　这时，正在北京等待手术消息的布舍正重复着小峰的经历。今年7月，她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发现患先天性胆脂瘤，若继续发展可致失聪、面瘫甚至危及生命，须进行手术治疗。　　医院会对患者进行术前检查，H IV检测是许多医院的检查项目之一。尽管这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下称“C AP+”）负责人孟林以及众多感染者看来，具有歧视意味。　　布舍的术前检测结果显示，H IV抗体呈阳性，这意味着她是一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被取消了。　　谈到H IV感染者被拒绝手术，孟林用了一种司空见惯的语气，“太多了。”　　2009年，C A P+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清华大学N GO研究所的支持下，开展了一次艾滋病感染者治疗与生存状况的调查。历时一年多的调研，这份名为《困难与曙光》的调查报告于2011年发布。调查组成员在26个省市区访问了109名感染者，“手术难”是孟林及调查员们感到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手术取消后，布舍说她去找了医院医务室、院长办公室，最后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转诊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眼耳鼻喉科医院派医生过去手术。但转诊之后，手术并未如约而至。　　孟林说，类似布舍这种刚查出的感染者，一开始根本不懂得如何就医，“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而第一次转院的布舍，还未接触到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她独自为活着寻找出路。　　转诊与定点医院　　布舍转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是一家传染病医院，也是艾滋病感染者定点医疗机构。　　与发达国家相比，传染病医院是中国的特有现象。由于过去生活和医疗条件较差，传染病容易流行，国家采取集中收治的机制进行控制。　　北京一家艾滋病定点医院医生刘鸣（化名）说，类似布舍，综合医院发现传染病病人后，将其转诊到传染病医院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但传染病院属于专科医院，其学科设置并不全面，综合诊治能力相对较为薄弱。同样，艾滋病抗病毒定点机构是专指针对艾滋病毒本身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机构，对于其他疾病并不一定擅长。　　当转诊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布舍才发现，该院并无耳鼻喉科。她再次回到最初的医院，见到了之前的医生，但仍未得到手术的机会。　　《困难与曙光》中代号为BJ13的访谈提到，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孩左肾积水囊肿，到北京一所综合性医院挂专家号治疗。医生陈述了许多理由说服女孩进行手术，而当女孩告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医院则建议她转去北京的一所传染病医院。　　2006年正式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的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认为，正是传染病医院和与传染病集中收治相关的转诊制度，让一些综合医院钻了法规的空子，令患者举证难，卫生部门监管难。　　张可称，传染病医院早年最主要的作用是隔离，但社会发展至今，除了非典等少数短期的、集中暴发的传染病外，乙肝、丙肝、艾滋病等慢性疾病，隔离并不可能，从传染性上看也无必要。国家应该从政策上推动传染病医院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同时提高综合性医院在传染病方面的诊疗能力。　　医生刘鸣也持相同观点，目前最现实的是国家加大扶持传染病医院，而从长远看，必须要对慢性传染病收治机制进行改革，才能够解决手术难的问题。　　最终，布舍在上海未能获得合适的治疗方案。其间，她还去过武汉求医，同样无功而返。　　手术有多危险？　　布舍开始寻求艾滋病草根组织帮助。9月份，她与白桦林联盟取得了联系。虽然负责人白桦认为上海完全有能力解决布舍的问题，但苦无出路的布舍还是来到了北京。　　白桦回忆，布舍先去了地坛医院，但该院并不具备为她进行手术治疗的能力，随后，她去了北京另外一家著名综合医院，同时也是北京四家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医院同意收治，让她等床位。　　但20天过去了，布舍没有等到手术的消息。她再次到医院询问，得到了不能手术的答复。　　在一番协商之后，该院与布舍达成了一份协议。这份盖着该医院公章的协议书上写道，“诊治医师本准备安排患者住院手术治疗，但因种种原因没能落实，给患者造成不便，并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医方充分考虑到患方的特殊情况和实际困难，反思医患沟通中存在的不足，经双方协商同意，医方将一次性补偿患方人民币3000元整一次性了结此医疗纠纷。”最后，协议书还补充说，“患方不应以其它方式损坏医院的利益和名誉。”　　在京期间，布舍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病毒载量检测不到，免疫细胞C D 4的含量是830/ul，这与健康人群的指标几无差别。　　张可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医生在手术时要遵循普遍性防护原则，这意味着给艾滋病感染者也罢、乙肝丙肝感染者也罢、没有传染病的患者也罢，手术中都要进行普遍性防护。而这已足够预防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发生。　　“这是被科学认可的。”张可称，“如果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的职业暴露风险很大，世界上早就有专门针对这个病的手术章程了，可现在根本就没有。”　　卫生部防艾工作媒体通气会上的消息印证了张可的说法。1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艾滋病职业暴露是1043人，其中来自医疗机构直接为病人手术或提供其他医疗操作的是700多人，通过规范处置，目前没有发生一例感染。不过，“艾滋病职业暴露发生后，暴露者承受了很大心理压力与服抗病毒药物预防的毒副作用”。　　北京一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他的同事曾遭遇职业暴露，此后被要求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有时会发生呕吐、腹泻等症状，且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的低谷在这位同事身上持续了三个月，待H IV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得到一定缓解。但之后他还继续接受检查，直到完全排除了感染的可能性，“作为身边的人，都能感到他的压力”。　　刘鸣认为，医护人员顾虑手术风险的紧张心理可以理解，而恐艾大多是因为没有在实际中接触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像学车后，虽然理论和技能都已掌握，但第一次上路难免紧张。”　　矛头再次指向慢性传染病收治体制，张可称，集中收治一方面对医护产生了艾滋病比其他病特殊的心理暗示，一方面也减少了医护实际操作的经验。　　草根组织“私人关系”　　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似乎是布舍距离手术最近的几天。这时因为肿瘤的原因，她的一只耳朵已经几乎没有听力。　　转机发生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小峰事件”引起了社会关于法律、现实、伦理的各种讨论，虽有观点针锋相对，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的问题无疑以最高光摆在了公众面前。　　11月28日，白桦林联盟负责人白桦在微博上写下了布舍的遭遇，并谴责曾与布舍签下协议书的医院。该医院一位拥有众多粉丝的医生转发了这条微博，布舍的遭遇引发了关注。　　11月30日，天津“海河之星”负责人李虎在北京接受了央视采访。该栏目还邀请了布舍。虽然这并不是布舍所想的，但为了“抓住绝望中的一丝希望”，她最终还是上了电视。　　之所以绝望，是因为那段时间，布舍正在佑安医院等待手术，进展并不顺利。孟林说，得知布舍情况后，他打电话给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吴尊友又打电话给卫生部门，帮忙协调此事。　　这些推力令布舍的手术一度出现曙光，但随着世界艾滋病日过后，全民一股脑关注艾滋病的热潮退去，治疗再度陷入僵局。白桦称，此时他动用了草根组织的私人关系，又助了布一臂之力。　　草根组织助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不只发生在布舍一个人身上。　　今年12月初，一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距离预产期还有约10天，为她做母婴阻断的重庆市江北区妇幼保健院告知无法为她剖腹产，理由是孕妇的心脏不好，去大医院更合适。最终孕妇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草根组织帮助之下，转到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生产。　　孟林称，通过草根组织所积累的私人关系，是现实中解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手术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另外的几种方式还包括小峰所采用的隐瞒病情、去私立医院等，“并非长远可行”，他承认，那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一台手术所困的同时，草根组织也前途未卜。　　在中国最大的两个资助艾滋病项目的全球性基金———全球基金和比尔。盖茨基金，将在2013年年底退出中国。全球基金每年在中国投入达1亿美元以上，比尔。盖茨基金每年投入约1000万美元，许多草根组织的经济来源依赖于此。　　白桦担心，若无足够资金，很多草根组织可能活不了。而孟林则忧虑，为资金所困的草根组织会失去独立性，无法在包括手术难的诸多问题上帮助感染者或为感染者发声。　　（重庆时报记者陶昆对本文亦有贡献）　　感染者布舍的一台手术　　从7月等到12月，辗转上海、武汉、北京　　眼耳鼻喉科医院（查出感染H IV，手术取消）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无能力为其手术）　　武汉求医（无果）　　北京地坛医院（无能力为其手术）　　北京某著名综合性医院（医院同意手术，20天后又取消，补偿3000元）　　北京佑安医院　　（今天手术） 0相关文章南都网公益频道编辑南都网公益频道编辑艾滋病患者的温馨家园――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爱心家园”的报道(健康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