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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宣武区北线阁街5号　　每天从上班开始，儿科医生毛志勇就少有闲暇的时候。患儿很多，尤其是换季疾病高发的时候，他更是忙碌不已 记者杨帆/摄　　“小孩看病难”加上“二孩放开”，二者叠加，令孩子的医疗问题迫在眉睫。当下，儿科医务人员工作负担沉重，性价比低。人手短缺，就诊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儿科及儿科医生面临的问题成为热议话题，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来自高层与基层的声音交织，描绘出复杂的儿科病房生态。毛志勇正在给一名患儿看病。病人数量太多，他有时连去卫生间的机会都没有 记者杨帆/摄一名护士正在为患儿输液。具备专业儿科技能的医务人员是未来的“抢手货” 资料图片一方面是儿科医生数量不足，另一方面是求诊患儿太多，打针排队的景象已不稀罕 资料图片儿童医院内，前来就诊的患儿非常多，有的不得不站着输液 资料图片　　儿科医生的工作状况，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　　“小孩看病难”加上“二孩放开”，二者叠加，令孩子的医疗问题忽然间成了迫在眉睫需要改善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已存在。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指出了儿科资源短缺的问题：“儿童医疗保健需求巨大，儿科服务资源总量还不够，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　　医学院校没有儿科专业，儿科疾病病情变化快，治疗风险高，易发医患纠纷，儿科服务资源总量不足……种种原因，导致儿科医务人员工作负担沉重，性价比低。人手短缺，需求却不断增长，成为恶性循环。　　在云南，儿科医生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如何？　　带孩子看病有多难　　杨莉曾试过，在妇幼医院挂完号之后，带着孩子出去游荡两三个小时，回来时依旧不会错过叫号。　　若说儿科看病有多难，孩子的母亲一定最有发言权。许多对成人而言并不麻烦的小病小痛，发生在孩子身上，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2015年12月的一天，杨莉的女儿眼睛里进了异物，导致角膜发炎，睁眼都困难，这个问题看似小，却需要做全麻手术才能解决。遵照麻醉科医生的嘱咐，手术当天凌晨2点以后，杨莉便不再给女儿喂食。早上9点多，杨莉全家就位，候在手术室外面，却迟迟没等到麻醉科医生。　　杨莉的父母、公婆忍不住发了火，可杨莉清楚，医生也没闲着，发火于事无补。最后，这台原本定于上午10点的手术推迟到下午1点半才进行。等他们回到家，女儿再次进食时，已是下午3点半。　　杨莉很怕进医院。女儿还不满3岁，生了病就得治，但医院里随时满满当当的求诊人群总让她觉得心烦——要防交叉感染，要防发生意外，要防孩子丢失……就医的经历总是不那么舒服。但这些问题，只能忍。　　跟许多朋友一样，杨莉一般选择在社区诊所里解决孩子的小毛病，大医院“能不去就不去”。她曾在夜里10点钟见过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人满为患，看见大人、小孩像逛超市一般游荡在医院大厅；她也曾在妇幼医院挂完号之后带着孩子出去游荡两三个小时，回来依旧不会错过叫号。　　王英萍知道，每个做医生的母亲，都对孩子有很多亏欠。她的许多外地同事，家里没有老人照应，只能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朋友。　　王英萍是昆明市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也是一个4岁小男孩的母亲。对孩子，她心怀愧疚。儿子的额头上有一条很长的伤疤，是磕在桌子边沿留下的。当时王英萍正在门诊值班，尽管从电话里知道孩子伤得很重，她也只能让老人带着孩子去外科做处理。“我没办法，我根本不能走，那时候很多病人在外面排队。”说起这事，她的眼泪总是忍不住地流。　　尽管儿童医院为了应对突发状况，分别制定了“一线班”和“二线班”的轮班制。“一线班”的人走了，“二线班”的人可以顶上，但实际上没人敢轻易换岗。且不说同事之间换了班要还，而且，每个人未来一周甚至两周内的工作时间都被固定在了排班表上，若临时调换，极有可能影响到所有人的工作安排。此外，两个换岗的人还必须是同等的医师资格，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医生们的换班可能性。　　医生们就像萝卜一样，被栽在一个个时间的“坑”里，不敢轻举妄动。　　“千万别干小儿科”　　儿科医生很辛苦，孩子的病情变化快，治疗风险高，容易引发医患纠纷。　　2月初的一个早上，一位母亲领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走进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毛志勇医生的诊室。“医生，我女儿是不是得了疱疹？”毛志勇看着坐在矮凳上的女孩儿，问她：“你哪里不舒服？”小姑娘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我不知道。”听到这个10岁小孩的回答，毛志勇不禁失笑，无奈地瞅了一眼她的妈妈。　　2011年进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时候，毛志勇就知道，儿科被称为“哑科”，是一个很准确的形容。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在这里几乎为零，他们的诊治对象有些是尚未对这个世界建立起感知的婴儿，有些是还不能准确使用形容词汇的幼儿，稍微好一些的，是10来岁的儿童。但这些小病人也常常答非所问，不明白毛志勇要问的“痛点”是什么。对于这些来求诊的小病患，毛志勇可以通过观察和仪器检查弄清楚他们的症状，但对于过去几天里发生的，关乎于发病原因和病症发展、导向的细节，他只能询问家长。　　但是，家长们的描述也不可靠。　　昆明市儿童医院副院长杨跃煌，一名有26年经验的老儿科医生，深谙其中门道：“儿科之所以被叫做哑科，是因为诊治病人比较难，病人自己不会作描述，家长稍微不注意，有些细节的东西就发现不了，容易贻误诊治的时机。”儿科医生很辛苦，孩子的病情变化快，治疗风险高，容易引发医患纠纷。于是就有了医学生中广为流传的那句话：“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　　杨跃煌说，一方面，选择学习儿科的人少，另一方面，全国绝大多数医学本科院校都没有开设儿科专业。“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开设了儿科专业。”杨跃煌介绍，不管是儿科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的儿科，招收儿科医生只有2个途径：一是从本科儿科系或者儿科硕士生中录用，显然，二者的数量都不多；二是招收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入院后再经过相当时间的培养，“转型”成为儿科医生，但基于儿科医生工作内容的繁重，绝大多数人对此望而却步。　　现状是尴尬的。儿科医生人才专业培养“先天不足”，这一情况导致可供医院选择的人才不足；人手少，每个医务人员的工作必然更辛苦；医务人员少，患者的就诊难度增加，医患双方的矛盾难以避免；医务人员的从业环境恶化。以上所有因素带来的反馈，便是选择从事儿科医生的人更少。在许多儿科医生的眼中，这就是个莫比乌斯环一般的无解循环，却不知如何才能化解。　　谈起科室的现状，昆明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肖亦爽说：“人呢，是很缺的。”同眼科一样，整个医院都存在人员编制不够的问题。肖亦爽记得，科室最近一次进人是在2015年，当时进了3名护士。　　常年紧绷的工作状态，让肖亦爽感觉力不从心：“年轻的时候睡一觉（精神）就回来了，现在不行了，睡再多还是累。”他甚至打趣：“来当医生的上辈子肯定是富二代，福享够了，这辈子该来吃苦了。”　　2003年，肖亦爽大学毕业后进入昆明市儿童医院，经过一年的岗位轮转，他选择留在眼科。“当时就觉得眼科是手术科室，相对其他科室轻松很多。”10多年过去了，眼科的医生从5名增加到13名，护士从七八人增加到现在的近20人，住院病床从6张增加到31张，然而病患人数的增加却比这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门诊量在一年7万左右，日均200人，最高的时候有三四百，从数据上看需求比之前更紧张了。以前我们一年做一到两台白内障手术，现在一个月就能做20台，原来收住院的病人一天只有2到3个，现在超过40个了，床都不够用。原来的病人昆明的多，现在整个云南省都有，还有四川、贵州、广西过来的。”　　现在，肖亦爽是儿童视网膜病变疾病治疗的专家。当了13年的儿科医生，肖亦爽说话的声音轻了，但语速快了很多。他的业务技术提高了，经验多了，成就有了，但疲劳得更厉害了。　　医院里专门做儿童视网膜病变筛查的机器已经报废，这台2009年购入的机器刚投用时，每天下午能检测5个小病人，到后来，这个数字翻了8倍。肖亦爽感叹：“机器出厂的额定检查量是5000人，我们已经做了3万多了。机器超负荷能罢工，但人不行。”　　被“患多医少”扭曲的现状　　粗略估算，云南的儿童需要3300多名儿科医生；而目前全省的儿科医生不超过2500人。　　据，在上一轮的医改中，国内一些大型综合性医院砍掉了儿科。在儿科专业医院人手也很紧缺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在令人唏嘘。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儿科医师的缺口至少有20万人。《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目前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配备0.43位儿科医生，这一数值与全国平均每1000人配备2.06名医师的水平相去甚远。　　我们不妨做个估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16.60%。而2014年公布的云南省总人口为4714万人，以4700万人计，则目前全省14岁以下儿童约有780万。按目前全国平均水平计算，这些儿童总共需要约3355名儿科医生。　　目前云南省的实际水平如何？杨跃煌打了个比方：以最大量计，假如全云南省有50个三级甲等医院，每个医院有儿科医生20名，总共1000名；所有小医院的儿科医生加起来顶多有1000人。再加上昆明市儿童医院的404名医生，全省的儿科医生总共不超过2500人。　　杨跃煌介绍，目前市儿童医院拥有住院床位1000张，已超过国家规定的900张，医生的配比也基本达到要求。但实际上，人手依然很紧缺。“门诊量大大地超了，门诊日均5000多人，平均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多个病人。加班早就是常态了。”他说，在国外，儿科医生总体也比较缺，但情况好一些的国家，每1000名儿童能有0.58-0.9名儿科医生。他觉得，目前省内一些州市在建的儿科专科医院如果投入应用，情况应该能改善很多。　　坐在门诊办公室里，毛志勇小口小口地嘬着杯里的水。面对面接诊病人时，他可能连离开自己的座椅去卫生间的机会都没有。在他这儿，耳鼻喉疾病最常见，看得多了，经验自然就有了。“小孩哪里不好？”“有几种可能，局部发炎，或者是其他病症引起的。”“隔壁3115做检查。”这是毛志勇接诊时说得最多的话。病人数量太多，为了加快速度，给病人留时间，看病变得很程序化，一个病人初次面诊的时间甚至可能连1分钟都不到。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交流有问题，就容易引起误会，闹出纠纷。病童的家长着急上火，儿童医院一线的医生、护士就要成为纠纷的直接承载对象。　　王英萍曾蒙受这种压力。一名带着孩子来看急诊的家长要求插队，被拒绝。“来看急诊的孩子哪个病不重，哪个家长不着急？”王英萍和同事的解释没有奏效，这名焦急的家长在吵闹中，动手给了王英萍一巴掌。后来说起这件事，父母都替她感到憋屈：“你长这么大，我们都舍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你出去外面工作，随便人家过来就是一巴掌？”　　这件事，让王英萍在一年的时间里，情绪都难以平静。　　儿科难题能破解吗　　增加儿科医生收入，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多办儿童医疗机构……这个来自国家的规划给医生们带来了希望。　　据中华医师协会统计，发生在儿科的暴力伤医事件，每年以20%的速度在增长。增长背后，医疗服务供需失衡的现象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条隐形的无解循环应该从哪里打破呢？　　许多在职医生都提出，希望能提高自己的待遇。尽管医生的月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可能不算低，但就像肖亦爽说的那样，这份收入的“性价比”太低。相比其他科室，儿科有着天然的弱势——儿童的各项器官尚未发育健全，在检查、诊断等诸多方面与成人存在许多差异。另外，儿童的机体免疫还不够强壮，疾病经常在短时间内恶化。两个因素都使得儿科医生成为一种高风险、高强度劳动的工作。　　另一方面，儿科药品定价低，用量小，这让目前财政完全自主的公立医院在经营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和困境。杨跃煌说，儿科医院的收入效益要比其他医院差。“儿科的收费定价低，同样的药，儿童的用量是成人的一半甚至更少，有许多药，儿童还不能用。”　　肖亦爽大概推算了一下：“中国医疗收费近20年没调过价了。”他觉得这是个问题。从1月份全面放开二孩以来，肖亦爽已经察觉到变化。“从年头开始，二孩的影响已经出现，高龄产妇来做早产儿眼底筛查的明显多了。”　　二孩的逐步增多，将让原本就紧张的儿科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3月8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明确表示：“儿童医疗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儿科服务的资源总量还是不够的、不足的，配置结构也不尽合理。”　　儿科医务人员们希望有所改观的儿童医疗机构、儿科人才培养、儿科医务工作者薪酬待遇、国家投入问题，李斌在会上均有提及。她说，要加大投资力度，引导社会力量来举办儿童的医疗机构；要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的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今年就开始增加招生，并逐年增加规模，且加强儿科的继续教育，增加全科医生在儿科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合理地确定儿科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确保儿科医务人员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专业同年资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合理提高儿科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鼓励优先生产儿童用药，强化质量安全监管，保障供给。李斌还提到，要从需求侧减压，加强儿童疾病的预防，加强在幼儿园、中小学的疾病预防。　　这些举措如果真能全部实现，无疑会让儿科医生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肖亦爽、毛志勇、王英萍……他们都希望快点增加科室的人手，好分担一些繁重的工作。但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过程不会容易。　　“我们科室的招聘公告一直挂在医院的网站上，都挂了两年了。”王英萍苦笑。（都市时报 记者辛亚洁）　　作者：辛亚洁政协委员：1个儿科医生受伤 2000孩子没法看病
　　3月8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晨赫）在今天上午的医药卫生界别联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强调同一个数字——千分之零点五。这是儿科医生的配置比，也就是说，每一个儿科医生要为两千个儿童看病。　　这个数字与目前儿科医生紧缺有关。2015年底，不少医院指出，招到一个儿科医生十分困难，甚至有的医院已经十几年都招不到儿科大夫了。　　委员们谈到儿科医生的难处，直言儿科医生“诊断难、收入少、地位低”。　　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在与儿科医生的交流中发现，儿科医生被打被骂是常事，甚至“被骂都不算个事儿了”。　　温建民说，由于患者年纪小，难以表达感受，医生看病难度更大。给患儿打针更是最艰难的“前线”，由于幼儿好动，不容易一次成功，一些患儿家长心疼孩子，“上来就给护士一巴掌”。　　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军区第150中心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儿科医生不好做，也因为儿科患儿大多“病情凶险、来得急、来得凶”。　　温建民直言，现在儿科医生荒只是冰山一角，这根本上植根于社会对医生的不尊重。他担心，如果医生长期处在不受尊重的环境下，慢慢地就没人愿意做医生了。　　“去年一年就有40多起伤医事件，这个社会有一股戾气，对生命不够敬畏。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也要全社会来承担后果。”温建民说，以儿科医生为例，如果有一个儿科医生被打伤，在养伤期间，将有2000个儿童无人医治。　　除了医患矛盾突出的大背景，委员指出，儿科医生短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培养数量不够。自1998年教育部停止本科招收儿科专业后，近20年间，儿科医生无法从医学院直接输送到医院，只能靠其他专业的医生转行，或由1998年以前入学的儿科专业医生继续担任。　　二是儿科待遇低。高春芳直言，儿科医生的待遇在整个医生队伍里绝对是中下等。然而他们“看的病人最多，付出的时间最长。”在高春芳所在的医院，小儿科有5个医生，每年要接待7000多个病人。小儿科主任已经几十年已经没有休过假了。　　针对儿科医生短缺的现象，委员们纷纷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刘迎龙建议，允许在职儿科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儿科医生开设儿科私人诊所，或挂靠到社区卫生机构，以缓解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医生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坐诊，不仅能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也可以培养同社区之间的关系，起到双向诊治的作用。”刘迎龙说。　　高春芳则建议，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标准至高于其他专科医生的水平。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问到这一举措会否引起其他专科医生不满，高春芳肯定地说：“其他医生不会有意见的，儿科医生的辛苦是业内人所共知的。”　　温建民提出，要为儿科医生设立特殊津贴，并改革薪酬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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