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全国爱眼日特别报道：北京唯一一位角膜劝捐员
挨骂是常事 白眼天天见
穿行在骂声中的光明使者
北京唯一一位角膜劝捐员
于津，26岁，同仁医院眼库劝捐员，以劝服生者死后捐献眼角膜为职业，是全北京唯一的专职劝捐员。
目前，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有200万，每年能够完成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500例，巨大的缺口催生了角膜劝捐这一岗位。然而，这样一份带着神圣使命的职业做起来却步履维艰……
媒体：《科学新生活周刊》&
本刊记者&& 赵丽娜
“让活人计划死后的事，真的很难说出口”
“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你要有准备……”这是当初同仁医院眼库主任选中她做劝捐员之后给出的警告。
见到于津时，她拎着袋子刚从外面散发完劝捐资料回来。外面炎热如喷火，她的工作就是孤独地行走在劝捐的路上。
于津在这个孤独的岗位上已经做了5年，回想当初，别说劝捐员，她原本都没想过做护士。
于津的命运，多多少少与2003年发生的非典有关。高中那年，电视里不断播出抗击非典的报道，于津被冲在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感动了。她渴望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就这样，报了卫校，一学4年。
2007年4月，于津毕业前赶上北京同仁医院来卫校谈项目合作，要招人过去实习。于是，成了同仁医院的一名辅医，6个月后，来到眼库。
眼角膜来源短缺，一直困扰着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2007年底，经过慎重考虑，潘志强果断向医院提出申请并获批准，在眼库内部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岗位——专职眼角膜劝捐员。
劝捐员，迄今为止，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职业，包括曾经的于津。
“主任说要找一个劝捐员，问我愿不愿意做。”于津回忆说，自己当时一头雾水，完全不了解劝捐员是干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任会挑上她。“可能因为我是东北人，挺能说的，比较适合和别人打交道吧。”
于津的猜测是正确的，挑上于津是因为相中了她外向的性格，潘主任让于津上网查一下关于劝捐员的资料，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你考虑一下吧，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于津内心充满了矛盾，“没有人愿意做个不受欢迎的人，我害怕自己做不好，坚持不下来。
但反过来，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好了能帮助很多人。”
2008年，于津正式成为同仁医院眼库的专职劝捐员。在北京，仅此一人。即使在全国，也只有三四个。
“让活人计划死后的事，每一次都很难说出口。”当上了劝捐员，于津才身临其境地体会到这份职位的特殊性。
“说起事来都支持，说到自己就暴跳如雷”
“您别生气，您听我说……”但于津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对方的怒吼打断了——“你赶快给我滚！”
成为劝捐员，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潘家园的肿瘤医院。考虑到那里的临终病人更多一些，劝捐也许更容易。
头一天，于津做了很多准备。除了查具体位置、如何坐车外，还查了肿瘤医院的资料，各层病房的分布，哪些肿瘤老年人较多，各种癌症的知识，以及如何跟病人搭话、如何巧妙地把话题拉到劝捐上来。
一路上，于津不断叨唠着设计好的各种套词。毕竟第一次劝捐，内心的忐忑和对成功的渴望，不断在体内挣扎。
在医院走廊里转了很久，仔细观察病人的情况，偷听病人和家属聊天的内容，试图找到突破口，她最终选了两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人，上去和他们聊天。然而，聊了5分钟，她始终也没能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身份。
“真的很难进入正题，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这些医院的病人都在积极治疗，我让人家计划死后的事，有点不合适。”于津虽然做好了被拒绝甚至挨骂的准备，可就是说不出“劝捐”两个字。
&& “毕竟准备是准备，和接受还是两回事。”于津说。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行不通，于津决定去临终关怀医院。随后，她来到了通州附近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她了解到，在这所医院里，平均每天都要送走一两个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地方”。
依然是先观察。于津选定了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壮了胆子就上去了。实际上，她几乎没的可选，“那里家属特别少”。
交谈得知，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于津装作不经意地和他聊起对捐献眼角膜的看法，中年人表示“挺有意义，挺好的”，于津心中暗喜，“这次有点谱了”。
于是，她大胆地向这位中年人表露了自己的身份，问能不能和他儿媳妇谈谈。没想到，中年人原本平和的情绪立马像被引爆了一般，他特别激动，连声说：“不行！不行！”还生气地指责于津：“你这么点小孩，怎么居心不良啊！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您别生气，您听我说……”于津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对方的怒吼打断了，“你赶快给我滚……”
中年人起身走了，于津逃窜般地离开，她终于意识到主任当初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此情此景真的发生了，还是大大超出了于津的预期。
“跑了数十家医院，几个月一例也没成”
“如果让你进去，影响病人情绪，发生什么事情谁来承担后果。”于津最痛苦的是很多医院对她的工作也不支持，甚至冷嘲热讽。
当劝捐员的头几个月，于津一个也没劝成。这是残酷到不能再残酷的现实。
几次碰钉子之后，于津意识到，硬闯不是办法。决定先去医院的宣传办沟通，得到支持后再去病房。潘志强主任还特意给她开了同仁医院眼库的介绍信。
在东城一家医院，宣传中心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不管这个事，你要去院办。”去了院办，人家看了介绍信，复印了一份，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
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的院办。对方告诉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有别的吗？”至于进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后来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担心我的出现会给他们的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几年间，于津游走于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临终关怀医院之间，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
“放宣传资料可以，进入病房不行。”这几乎是得到的最好的结果。
跨越半个北京城，拎着沉甸甸的资料来劝捐，于津每次却只能在病房前止步，而眼看着眼库全体人员用心血印制的角膜捐献资料，却只能被冷落在宣传架上，跟一些小广告摆放在一起，于津心里百味杂陈。
&&&&走在劝捐这条路上，碰壁越多，于津变得越发迷茫。
&劝捐，最难迈的槛还是保守的传统观念。“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于津说，很多医生听明她的来意后给出了这样的答复：“人还没有走就说这些，也太残酷了吧！”
“你进去，影响病人情绪，发生什么事情谁来承担后果呢？”相同的担心，成为于津碰壁数家医院的一致托辞。
无奈之余，于津只得又回到了起点，自己直接去找病人的家属。由于被劝说的对象往往正经历着即将失去亲人的痛苦，这个时候，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讲一件“不合时宜”的事，结果可想而知。在很多人眼中，于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把噩耗当机会，家属眼中我是残忍的人”“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残忍。”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日晚上10点多，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
于津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到捐献者家属电话时的心情——心脏一阵狂跳。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
有人离世总是难过的事，没人爱听到噩耗，但对劝捐员于津来说，死讯就是“机会”。于津坦言，有一些捐献者家属能够理解她的工作，但还是觉得她“太无情”了。
那天晚上，于津和眼库同事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女士刚刚过世。老人生前做过老师，思想很开明。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质疑。
&& “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
&& “要跟眼球一起摘。”于津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的儿子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轻声解释着，语气中充满了小心。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等着一家之长的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摘取眼球的手术一般在15到20分钟之内完成，捐献者家属不能在场。医生主刀，于津打下手，帮忙递手术刀，消毒。
明晃晃的手术刀，空荡荡的病房，整个过程中，于津与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手术完成后，于津要用塑料眼片盖在填充物上，将死者的眼睛复原，然后缝合、修饰……
离开前，于津纵有太多的感谢想要表达，但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次事情之后，于津很长时间都忘不掉唐琳儿子那瞬间而出的泪水。
&“太平间里取眼球，三天三夜缓不过神”&&
如果说，每一次“取眼球”面对家属的泪水让于津很不忍，那么，摘取的过程更是让于津在恐惧与担心中煎熬。
按照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捐献角膜必须在死者去世的6个小时之内进行。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去世后3个小时之内，这样取的时候血液已经凝固了，不会出血。
很多时候，于津和同事接到捐献者家属打来的电话是在半夜甚或凌晨。不管几点，只要手中的电话响起，她必须穿戴整齐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这个现场，很多人理解是病房。但其实，于津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医院的太平间。
对于二十几岁的女孩子而言，深夜本就充满了恐惧。而此时，于津和另一位眼库医生却要拎着箱子闯进太平间。按照规定，摘取眼球时，捐献者家属是要回避的。
深夜，太平间内，环顾四周，一排排柜子内盛放着冰冷的尸体，很多辆运尸车摆在中央，其中一辆车上，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准备妥当，于津和同事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工作。
事实上，于津并不愿意过多地回忆摘取眼角膜的过程。她说，每次摘取捐献者的眼角膜都是一次痛苦艰难的经历。她甚至还晕血，但这是她的工作，她没有退路。
“第一次进入太平间，整个人都吓傻了，觉得后背飕飕地像有人在吹气，身体一阵阵发麻……那时，小时候看恐怖片的场景随时在眼前晃，万一尸体一下子坐起来怎么办？万一尸体一下子抓住我的手怎么办？”好在，当时那位医生很有经验，取角膜工作没出差错地完成了。
后来，是怎么回到医院的，怎么保存好角膜，怎么回到家的，整个过程于津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一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在太平间的场景……“毫不夸张地说，3天都没缓过劲来”。
&“临阵脱逃有借口，家属拒捐毫无办法”
“你说我把我亲娘的眼角膜都捐了，没能留个全尸，你还好意思上报纸！”于津现在深刻地体会到，改变人们的意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又一个深夜，于津接到了捐献者家属的电话，告知老人刚刚去世。一个小时后，打电话的家属看到穿着白大褂、戴着胸牌的于津和同事赶过来，却发生了下面的一幕：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们是倒卖器官的呢！”
“我们是同仁医院眼库的，刚刚不是你打电话通知我们过来的吗？”
“你说是同仁医院的就是吗？把我妈生前填写过的志愿捐献表拿出来看看！”
“志愿表都是存在电脑里的，让大夫留在这里，您跟我回医院去查档案好不好？”
&& “不行。你把工作证拿来我看看。”
“抱歉，临时从家里赶来，工作证没有随身带。我们这胸牌能证明吗？”
&& “不行。”
“那我打电话到同仁医院的总机，让他们证明行不行？”
&& “不行。”
无论于津如何再解释，最终这位家属还是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捐献。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家属反悔的情况，于津早已习惯了这种无奈。“劝捐登记表没有任何约束力，捐献者能不能捐也不在自己，真正的决定权在家属。”
中国有句老话叫“成事在人，谋事在天”。5年来，于津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成功劝说上万人填写了角膜捐献登记表。但2008年，于津劝捐成功只有15个。2009年，17个。2011年只有8个……
“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面对于津的困惑，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说，“你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现在同仁医院眼科有1000多人等着做角膜手术，于津说：“能感受到这些病人的痛苦，所以我要更努力地去劝捐。我不指望很多，能取回来一个，等待的病人就少一个，又多一个人重见光明。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200万：2500，他们在等待中绝望
&我国每百万人中只有0.03人在其身故后自愿进行器官捐献，据统计，目前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有200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和儿童。目前，全国各大医院每年总共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2500例左&
右，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黑暗中等待着。
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教授介绍，目前，国内医院眼库普遍缺少角膜，同仁医院也不例外。在同仁医院，每年排队等待角膜的患者有1000多人，其中2/3的病人在预约登记后，需要等上几年才能获得手术机会。
在这些等待角膜的患者中，最小的仅两三个月大，最大的80多岁。因为没有足够的角膜资料，都必须排队等待。潘主任说，在临床上有3类人是优先的：5岁以下的孩童，急性角膜外伤穿孔患者，单眼患者（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睛角膜损伤）。“即使优先照顾，也一样需要排队等候。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来排队，等到一两岁才能等到角膜。当然，也有很多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因为眼压升高，眼底视网膜遭到破坏，再也没有治疗的机会了。”面对这样的状况，身为角膜医生，潘志强也很无奈，“这才是真正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在同仁眼库登记过的角膜捐献志愿者已有5万，但真正实现捐献的极少。志愿者中，将近93%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50岁以上的比例极低。所以，最近这两年，同仁医院已将角膜劝捐的重点放在社区、养老院、干休所、临终关怀院这些老年人集中的地方。但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是造成角膜稀缺的主要原因。
“如果去世者中有10%甚至更多一些能捐出角膜，就可以满足目前的手术需求。”潘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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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眼睛还没废，我要捐献光明”&& “ 趁眼睛还没废，我要捐献光明” 11:01:50&&&&&&&&&&&&&& 点击数:40次肿瘤越长越大，他右眼被压迫得近乎失明今年26岁的方迪是个不善言谈的小伙子。他的家人都在某县的农村居住，只有他自己在德州一家大企业工作，目前他自己住在运河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出租屋内。说起眼部的这个肿瘤，方迪告诉记者，从自己生下时起，这个肿瘤就已经“潜伏”在右眼外眼角处了。只不过当时没有长大，只是在右眼外眼角处有一个深色的小点，家人还都以为是一个普通的胎记，所以谁都没有在意。但大家没有想到，这根本不是什么胎记，而是改变了方迪人生的一个肿瘤。方迪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自己10岁的时候，这个“胎记”开始发生了变化，有了点小小的突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突起越来越大，而且长势非常快。在他13岁的时候，这个小突起已经开始压迫他的右眼。于是，家人带他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做检查。当时，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纤维瘤，并且说这种纤维瘤不会影响生活，只需要手术做掉就可以了，但医生同时建议等方迪成年后再进行手术。很快，方迪长到了18岁，那个肿瘤也随着他的成长越来越大，眼睛被压迫得日益严重。因此，在18岁时，方迪在家人的陪同下到了济南省立医院检查，医生经诊断认定为血管瘤，并称手术可以治愈。方迪充满希望地住进医院，等待手术。然而，结果却令一家人格外失望，因为经过专家会诊，一致认定方迪眼角处长的这个肿瘤因为离大脑太近了，所以不宜手术。一旦强行手术，极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那一次，方迪万分失望地返回了老家。可是，随着肿瘤越长越大，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到了右眼的视力。记者今年11月5日下午见到方迪时，发现那个肿瘤已将他的右眼压迫得只剩下了一条缝。“你的这只眼还看得见吗？肿瘤处会疼吗？”记者问。方迪说：“右眼还能看得见，但是怎么也比不上正常左眼的视力了。我的这个肿瘤从小到大也没有过疼痛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压迫右眼，害得我近乎失明，可以说真的不太影响生活。但是现在这个瘤子越长越大，我觉得右眼很快就会被瘤子压得连条缝也剩不下了，到那时候，我的右眼可就真的失明了，废了。”坚强面对不幸人生，加入“善源”播洒爱心尽管这个眼部的肿瘤严重影响了方迪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使其成为了一名残疾人。但是，方迪却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年轻人，他一直靠坚强的毅力去面对这一切，丝毫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方迪初中毕业后考入一所中专学习，毕业后，他在残联的介绍下，进入了德州市一所大企业工作。因为方迪是残疾人，所以企业对他比较照顾，安排的活都是他力所能及的。而方迪呢，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特殊原因向单位做过任何额外要求。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每天都工作得非常卖力，尽职尽责。而且，方迪还是一个非常乐于学习的小伙子。平时一有空，他就会上网浏览各类新闻网站，并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了解国家政策，关心社会发展。他觉得，自己虽然身体上有残疾，但精神上一定要保持健康，只有多了解社会，积极学习，才会不被这个社会淘汰，才能够自食其力。方迪通过阅读《长河晨刊》得知德州有一个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爱心组织——德州市善源求助会。这个组织里的兄弟姐妹虽然自身都有残疾，但是却能够联合起来，奉献爱心，去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尽管大家每月的收入都不过在五六百元左右，但是善源救助会中所有的人都按月拿出一部分费用，大家凑在一起，去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于是，在今年9月份，积极热情的方迪也通过本报，联系到了善源救助会的负责人史运仓，主动要求加入。现在，方迪已成为这个爱心组织的正式一员。每月收入仅有七八百元的他，也和其他成员一样，奉献出一部分爱心款，为更困难的弱势群体送温暖。&& && 作者：张士府 18:52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 趁眼睛还没废，我要捐献光明”&& 身残小伙做惊人决定，欲捐眼角膜献“光明”自从加入善源救助会后，方迪结识了许多同病相怜的残疾朋友，大家在一起互相鼓励，勇敢挑战人生，唱响了一曲曲坚强感人的生命之歌。后来，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捐献一个眼角膜。“我们平时看到的有关捐献眼角膜的报道，主人公都是即将离开人世的病人，或是因车祸而生命垂危的患者。而且捐献都是在捐献者去世之后完成的。像你这样活着时便要求捐献眼角膜的，恐怕还没有这种先例。你为什么会有在自己活着时便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呢？”记者问方迪。方迪对记者说：“其实，这种想法也来得很突然，我自己具体也说不太清楚。只是感觉自己活这一世，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另外，我的身体情况比较特殊，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右眼外眼角处的这个血管瘤越长越大，又不能手术，已经压迫得我的右眼近乎失明。现在我的这只眼还能看到一些东西，可是，我真的很担心肿瘤再大些，我的右眼便会彻底被挤压得失明。而医生经诊断，告诉我说，我的右眼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被肿瘤压迫得无法睁开。于是，我想到了在报纸、网络上看到的有人申请死后捐献眼角膜的报道，一个眼角膜，就可以为一名盲人带去光明的未来。所以，我就想到，别人能捐，我为什么不能捐呢？既然医生说我的眼睛并没有问题，那就表明我的眼角膜也是完好无损的。反正我的右眼早晚都要失明，何不把一份光明的希望送给别人呢。趁着我的右眼还没废，眼角膜还有使用价值，就送给需要的人吧！”方迪说，他已经和父母以及在农村老家的女友都谈过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意见是尊重方迪的选择。方迪十分想了解自己该找哪里才能够实现捐献眼角膜的心愿，国家对此有何规定，自己实现捐献，需要经过哪些程序？而且，方迪特意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真的能够捐献出右眼的这个眼角膜，那么他希望受捐者是一名全盲的残疾朋友。那样，他就可以帮助一个人看到光明，看到未来的希望了！记者 单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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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亿学生的选择
捐献眼角膜我想知道在北京有眼库吗?在哪里?
　　有啊.北京同仁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都有自己的眼库.　　眼角膜移植术可使人多数因角膜病致盲的病人恢复光明.20世纪以来,一些先进国家就相继成立了眼库,其中著名的斯里兰卡国际眼库每年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86个国家和地区的盲人提供2000个眼球.眼库的建立,使许多发达国家己将角膜移植列为眼科常规手术.　　在中国,内角膜病致残致盲者约有200～300万人,但目前每年仅有700多位病人能进行角膜移植术,约占全部角膜病人的0.3%,大多数病人只能遥遥无期地等待角膜,不少病人就是在等待的过程中错失手术时机而留下终生遗憾.造成中国这项手术发展较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眼角膜材料来源严重不足.　　日,北京同仁医院和北京眼科研究所建立了国内首座眼库——同仁眼库,它的中心任务是采集、保存、研究角膜材料,及时为角膜移植手术提供可靠的角膜材料来源.　　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作为建立北京同仁眼库的第一个倡导者,他生前在"死后捐献角膜"的志愿书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在他去世以后,他成为同仁眼库诞生以来的第一位捐献角膜的人.　　张晓楼教授是中国眼科医学界的元老,生前曾担任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北京眼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几十年来张晓楼在国内外获奖几十次,使千千万万眼疾患者重见光明,为中国眼科医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日上午张晓楼因病逝世,第二天下午5时他的角膜被移植给两位失明的工人,使他们从此告别了黑暗.　　在张晓楼教授的带动下,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老专家学者、工人、干部、医务人员、大学师生、中小学生以及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纷纷报名登记,愿在死后为素不相识的盲人“奉献爱心、捐献角膜、造福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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