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尘肺患者：不愿跪着死去---深圳都市报
第A03版：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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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尘肺患者：不愿跪着死去
尘肺病人的工作环境。
“爸爸走之前，被绳子吊着跪在床上，干枯青筋贴在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身上，嘴巴张了又张，没有声音，像是说：熬不过春节了。”电话那头，重庆籍在深外来工李荣生（化名）的儿子哽咽着将噩耗告诉记者。 国内关注尘肺病患者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基金会广东区工作人员介绍：截至去年年底，仅仅湖南省耒阳市在深圳做风钻工而患尘肺病的农民工120人中，就已有43人去世。湖南省桑植县在深圳做风钻工患尘肺病的49人中，已有10人去世。 52岁的李荣生患上尘肺病后，在深圳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官司拉锯战，最后至死也没拿到属于他的工伤赔偿，撒手西去。 据了解，尘肺病不能治愈，患者随着病情严重，肺部会纤纬化，让人呼吸困难，最后肺部会像石头一样硬化，患者将不能呼吸窒息而亡。最后的时刻，只有身体吊跪着才能缓解痛苦。 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2013年曾公布，深圳工厂企业22160间，产业工人340万，存在职业病危害企业9369家，接触职业危害作业劳动者35.41万人。中毒、噪声性耳聋和尘肺病是深圳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种职业病。 1 尘肺病让他妻离子散 2015年羊年春节前，在深圳打工的人们都在忙着张罗回家。但是42岁张楚并没有过年的意思，仅是默默地收拾着自己每天从各个角落捡来的破烂。时常在媒体上看到尘肺病人在不堪承受病魔折磨离世，熬过一年，让张楚欣慰“毕竟还活着”。 老家湖北的焊工张楚始终记得2012年8月的那个下午。他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医院拿到一纸体检报告，赫然写着：“疑似尘肺病”。“什么是尘肺病？”初中未毕业的张楚随手把体检报告塞进抽屉，那天天很蓝，身体健康的张楚还有一场篮球要打。那一年，张楚是一个收入不错的技术工人，“小儿子上一年级，活泼可爱，妻子在老家守着一个小超市，生意红火。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挺滋润。” 之后的日子里，张楚被鉴定为尘肺病二期，伤残四级，背驼了，走路开始喘气，快走就会摔跤。随后，老家的小超市关张，妻子不堪重负出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支离破碎。 光明新区的工厂宿舍里，原本有六人居住，现在只剩下张楚一人，正好给他堆放每天捡来的破烂，这些凌乱的矿泉水瓶是张楚两年来聊胜于无的收入。“不想回家，没脸回。”尘肺病彻底摧垮了张楚的身体，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捡破烂还只能挑轻的。” “其实我的运气还算好的。”张楚说。去年8月，随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二审支持他的合法诉求，他成为深圳地区鲜有的尘肺病疑似期间工资待遇维权的成功的案例。 “官司打赢，应该感谢大爱清尘的公益律师。”说起这场诉讼，张楚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虽然诉讼赢了，但是一万元左右的工伤补偿根本不能治疗张楚的身体，甚至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在延缓生命的过程中，张楚需要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仅就洗肺一项费用，就需要上万元。 “现行法律对职业病疑似期间的保障规定不明确，法官们也研究了很久才支持了张楚的诉讼要求。”义务为张楚维权的“大爱清尘”基金会志愿律师李国光介绍，事实上，还有很多类似张楚的尘肺病人在每天奔波，却没有得到法律支持。 由于公司对外来工是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水平缴纳社保，未来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张楚每月能拿到的社保补贴仅有2000元出头。现在，李国光仍然在与张楚的东家拉锯，不排除再次起诉的可能。 2 苦等22年的公道 在上梅林一间60平方米的老式公寓里，记者见到了躺在床上的魏宽，老人干瘦得可怕，眼睛瞪得大大的，嘴角张开，试图多吸入一点空气。窗户开了一个小缝，魏宽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不通风他就咳，开得多他又冷。”魏宽的老伴解释。现在，魏宽已经到了尘肺病三期，被鉴定为伤残二级，从医学上讲，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1979年从河北来到深圳的魏宽是第一批来深建设者，最初在国有艺丰石矿厂工作。后来该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1993年，魏宽退休，“退休之前就感到身体不适、呼吸困难。”然而，魏宽退休前，企业没对他进行任何检查。 退休后的20年里，魏宽的病情越发严重，前前后后花了近十万元，4个女儿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魏家只能“每个月借钱，这个月借了下个月还。” 得到社保和企业补偿的前提是职业病被确诊，而确诊职业病，需要企业开具的一纸证明。20年里，魏宽所在的公司却一直拒绝为他开证明。 2011年，魏宽“想办法”弄到了自己的档案，终于证明了自己的粉尘接触工作史。在深圳职业病防治医院获得确诊。 但是深圳市社保局认为，“年代太久，过了受理时限”，魏宽及其家属不得不把社保局告上法庭。 最终，两场官司下来，二审判决社保局败诉，社保局最终受理的魏宽的申请，后来，魏宽又“幸运”地等到了原企业破产清算。2013年6月，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企业赔偿魏宽伤残补助金及医疗补助金等约16万元。不过，现在魏宽拿到手的只有一半。 魏宽的代理律师大爱清尘基金会志愿者、尚法和谐促进会法律工作者廖华勇告诉记者，“现在尘肺病患者基本都是在民营企业，如果没有来自有关部门更强力的监督，谁会愿意老老实实给工人开证明、交社保？" 3 本可避免的悲剧 记者在光明新区楼村路口附近的一个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采访53岁的喷绘工周保平（化名）时，房东正过来催房租。300元一个月，已经欠了两个月。 躺在床上的周保平鼻子上插着长长的导管，导管那头是大爱清尘基金会捐助的呼吸器。现在，周保平已经停药一个多月。周保平的儿子告诉记者，“这个病一感冒就会致命，而且老头子医保在深圳，只能在深圳住院。” 刚发现自己得尘肺病时，周保平跑去做职业病鉴定，厂方负责人龚某英得知后找到他，严厉地威胁他。去年11月，周保平出院，他为之服务了十年的工厂通知他不得在食堂就餐，也不得再住员工宿舍。现在，周家背负外债5万多元。为工伤赔偿找工厂，工厂自然是百般推诿。 污水横流、烟尘密布，旁边就是废弃的公厕，24小时臭气熏天……之前，周保平就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周保平出事以后，工厂马上组织所有员工体检，随后搬迁厂房、打扫卫生。 “如果有关部门提前介入，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深圳尚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会长、律师朱运德认为，高粉尘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应当成立专门部门进行监管。 4 劳动监管不到位悲剧仍会上演 大爱清尘基金会广东区志愿者朱运德律师认为，“尘肺病患者维权艰难，亟待制定专门法律、成立专门部门保障他们的权益。从全国来看，尘肺病多集中在建筑业、工矿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没有完善的劳动合同，出了事责权不明；在深圳，尘肺病患者较多的高粉尘企业主要是一些纺织、电子、珠宝加工企业，虽然有劳动合同，但往往不给员工交足社保。有关部门应该对高粉尘企业和涉粉尘的一线工人进行专门监管，建立完善档案。” (符亚威) 清明尘肺祭 公元二零一五年四月五日，节序清明。中华大爱清尘之儿女，秉承戚戚之心，缅怀已逝之尘肺患者。 苍茫大地之中，芸芸众生奔波生计已属不易，尘肺患者更受躯体及精神压役，性命轻微虚浮，用尽全身力气方可得一次呼吸。呜呼哀哉，尘肺之痛，生不能享其所得，逝亦无为人之姿态。亦有坚韧不拔之患者，使吾等感生命之可敬，愿怀心中之赤诚，敬受尘肺侵扰之患者。 生死已隔两重天，逝者魂归，生者煎熬。吾等心有不忍，愿相扶以助不幸之人，力虽绵薄，却可聚少成多。是此则有大爱清尘，自其创立至今，亦有四年，聚无数仁人志士，为去除心肺之灰尘。愿以奔走相告，竭全力以清尘，以此慰藉微渺之性命。 因力薄不敢妄言兼济天下，又未老愿以余热温暖人心。逝者若有魂，魂可安兮；生者若相知，勿复忧兮。 伏惟尚飨！ 二零一五年清明前夕 大爱清尘人祭上 背景资料 “大爱清尘”是由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是专项救助中国600万尘肺病农民，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消灭尘肺病的公益基金。 自日大爱清尘成立以来，至日，累计救治尘肺病农民1298人。2013年，大爱清尘深圳工作站成立。现在已经联系并帮扶了38名情况严重的尘肺病患者，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制氧机、法律援助，并为患者子女提供助学金。尘肺病人：他们死了 我还不知怎么死
中国青年报
家中唯一留下的老六影像，是他的身份证老六的坟已荒草丛生　　“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　　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里，连块墓碑都没有。　　按照当地习俗，白发人送黑发人，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给晚辈扫墓。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这些年，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　　老五生病那几年，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和王家三兄弟一样，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当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大家坐在一起打牌、摆龙门阵，背地里却偷偷说：“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要传染的。”　　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你要注意喽，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你跟他们一起，别被传染了。　　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样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说“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　　不过，凑在一起闲聊时，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怎么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铅毒”。　　当时他们认为，这是“自家倒霉，命该如此”。王祖全还劝六弟：“打工时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　　实际上，五弟去世时，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铅毒”也发作了。他心慌、胸闷，症状和老五、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2006年，他去县城看病，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上面有“小点点”。　　“你的肺有问题，不能去打煤矿了，要好好调理。可能是尘肺病，这个病凶得很。”医生说。　　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尘肺病”这三个字。他模糊地意识到，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入肺泡的灰尘。　　从医院回来，他没忘提醒同样去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你可能也得了。”　　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我没得没得。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口罩捂得紧，干工干得起，走路也走得起，还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没得问题！”　　两年后，李树权突然感到心慌，觉得“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他感觉不妙，赶紧托熟人带他去临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　　“你是不是在矿上干过？你得了尘肺病。”医生很直接地告诉他。　　李树权懵了，他带着胸片又去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检查。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不用再查了，已经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尘肺。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　　“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收在纸盒里。拿到这张证明时，他已经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当于到了晚期。　　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一年复查”。但还没到一年，他就去世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纸，如今已变得褶皱、潮湿，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　　2010年底，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气声很大，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　　“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死了一个。”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补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团之后，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2009年，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开胸验肺”，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用人单位予以61.5万元的工伤赔偿。　　那时，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老六的病越来越重，每隔一段时间，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每月药费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至今没还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才知道原以为只能“自认倒霉”的职业病，也属于工伤，可以得到赔偿。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复。他们拿着“红头文件”去信访局开证明，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　　拍完CT，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你们几十个人，全都有问题。你们要抓紧时间。”　　那一次，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里。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经完了，绝对完了。”清醒的时候，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我要是死了，你们多照顾父母。我死了，他们以后咋办？”　　说起这些事，王祖全低下头，重重地叹了口气。“哎，他们死了，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　　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王作礼刚替下她，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嘴里叫着“妈——”。　　日，距离春节还有两天。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让父亲抱他去解手。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厕所，老六解不出来，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王作礼回头才发现，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哪个晓得他就死了。”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突然重重地说：“这个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后，他又呆坐在火盆边，回到往日的沉默中。　　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和老五相隔不远。送走乡邻，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家里人都没胃口，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飘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　　老六带着肺里的灰尘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里。　　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后，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出门求财财到手，在家创业业兴旺”，横批是四个字——“幸福之家”。　　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新屋还没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　　有半年时间，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眼圈就红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出院后，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　　怕她伤心，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挡在家门口，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　　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有一次，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我不想活了，不如一头栽下去。”王作礼劝她：“以前都没的吃，都活过来了。现在生活这么好，你还要死？”　　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老伴这么一病，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清晨5点多，他就要起床，烧火、烧水、做饭，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他却眼明手快。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过了一会，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　　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他对生活的希望，只剩“快点还上钱”这么简单。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了墙角。他摆了摆手，扬起下巴说：“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不能要。”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　　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对方不受理；到省里上访，信访局的人说：“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回到沐川，政府官员又说：“我们当地政府困难，只能向上汇报、请示上级领导。”　　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找政府也没用，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与政府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脱贫”的沐川县也觉得“挺尴尬”。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就医和子女就学。这是跨地区的事，必须由甘洛来解决。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对方认这个账。我们现在无能为力，也很尴尬。”　　而在甘洛，等待“认账”的尘肺病患者至少还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别人给他拍照时，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夹紧双臂，手指贴在裤缝上，可后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两个小时，怎么呆着都难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还是要吃饭，反正怎么都要吃饭。”　　“怕啥子？要走这条路的，终究要走。”他说。　　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王祖全和烟、酒还有辣椒告别了，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有工友开玩笑说，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就是“与麻辣美味无缘了”。　　2012年，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可医生告诉他，“洗一下会好一点”。　　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里面的水是黑色的，还有很多“垃圾”沉在瓶底。　　“你看嘛，这就是你洗出来的水。”她说。　　这时，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　　“我们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　　再过几天，又是除夕了，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他没有力气再养猪，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没心情。　　老六去世整两年了，如今，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六叔的坟是土堆堆，我以后挣了钱，给他垒个砖块块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也已变得残败不堪。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屋里四处堆着杂物，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头和膝盖，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压低声音说。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他总是“哎哎”地叹气，觉得洗肺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今天过了，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着腰说。下午4点，屋里已经有点暗了，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　　与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又没人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包括王家老六在内，村里又死了3个人。死的人一多，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这天下午，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　　“2011年的腊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着手指，总结似地发言：“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现目前还有8个。我算过的，他们这里两个，付代金、陈谢培，邵洪兵，杜正才、陈谢忠，死都死了7个了！”他每放下一根指头，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　　“我们这些人，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　　屋里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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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来临 应酬族必知的饭局保健6秘诀】1.赴宴前以苏打饼干、土司、水果垫底 2.筵席中若缺少蔬菜，不妨多吃盘饰中的青菜或水果 3.少吃油炸菜肴，可将裹粉及肉类的外皮去除，汤汁、浓汤和菜汁尽可能少喝 4.喝酒加冰块以降低浓度 5.喝茶首选菊花茶 6.饭后不要马上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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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开宏死了，他再支撑着多活一天，就能见到儿子把新媳妇娶回家，但这一天却是那么的遥远。为了等到这一天，尘肺病晚期的他已经将儿子的婚礼提前了一个多月，但他还是没有等到就咽气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儿子含泪先办了婚礼，又给父亲办了葬礼。
　　尘肺病父亲在儿子婚礼前一天咽气
　　华商报记者 胡国庆 文/图
　　44岁的何开宏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要死了。
　　从今年10月份开始，他就几乎下不了床了。他心里明白，自己熬不了几天了。村里像他一样在金矿打工得上尘肺病的，已经死了不少。大家都有同感：下不了床，然后就是不能躺着睡；再接着，只能靠着墙眯一会；再后来，就是连坐也坐不住了，只能趴着，因为喘不上来气；然后，然后就死了。
　　金矿打工十几年最终成“废人”
　　何开宏是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碾子坪村人，家中弟兄7个，何开宏最小。母亲生下他第二天，就把他送给一对没有生育的山里夫妇。1989年，18岁的何开宏跟随村里人一起去了洛南陈耳金矿打工，成为村里第一批在外“发财”的人。
　　4年后，何开宏手里有点积蓄，娶了工友的妹妹张红。夫妻俩恩恩爱爱，婚后生了一双儿女，何开宏除了过年，几乎没回过家，一直在外打工，先后在陕西、河南等金矿干了十几年。
　　他说，山里人一辈子就为了三件事：生一个男娃、盖一院房子、给娃娶个媳妇，家族香火就可以延续了。趁自己还年轻，一定要让娃过上好日子。
　　谁知道没过几年，村里几位在金矿的“老员工”感到身体不适，经常出现喘气困难，咳嗽严重时还带有血块。这下村民慌了神，都以为得了“痨病”（肺结核），当时压根就不知道“尘肺病”这个“新词”。没过多久，何开宏的大舅哥，也就是一同在陈耳金矿的工友张道银先死了，紧接着，二舅哥张道富也不行了。
　　一查都是尘肺病，何开宏开始紧张起来。看着当年在一起打工的村民一个个倒下，他觉得自己身体还行，还寻思着是不是自己的命“硬”，躲过了这个害死人的尘肺病。但他再也不敢去金矿了，只在本地打些零工。混了几年，尘肺病到底还是来了，刚开始是咳嗽气喘、全身没力气。没过多久，何开宏的症状和两个妻哥一样，别说外出打工，就连种庄稼都困难，在金矿打工挣来的钱都花在医药费上了。
　　2009年，何开宏彻底失去了劳动力，几乎成了“废人”，两个娃娃也随之辍学了。此时的何开宏才38岁，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仍抱着治好病再外出打工的希望，“哪怕是捡垃圾，也要想办法给娃子盖上新房、娶上媳妇，这是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想亲眼看到儿子娶媳妇 要不然闭不上眼
　　男人病了，养父老了，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债，张红只好带着不满15岁的儿子何波进城打工。因为何波还未成年，只好借用他人身份证找活干。娘俩这几年四处奔波，“反正再苦都不能下金矿”。江苏、广东、山西乱跑，在小饭馆打下手，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在私人企业上流水线，一年到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
　　何开宏心里很难过，自己才30多岁，却靠妻儿养家，将来拿啥给娃盖房、娶亲？况且养母十几年前就去世了，70多岁的养父每天下地种庄稼，回到家里还要给俩人洗衣、做饭。
　　由于没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何开宏感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心里有种不祥的预兆，总担心自己见不到儿子娶媳妇。今年正月，何开宏下决心给20岁的儿子订了婚，婚礼定在12月30日。按说儿子这个年龄成婚还早，但何开宏却不这样认为，“我没有几天好活了，一定要亲眼看到儿子娶媳妇，要不然我也闭不上眼”。
　　山里人给儿子娶媳妇都要盖新房，他家三间破旧的土坯房还是养父30多年前盖的。春节过后，何开宏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在老房子东侧打下了桩基。由于家里一贫如洗，只能靠娘儿俩打工挣一点算一点，工程断断续续，二层楼前后盖了大半年，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为了节省开资，何开宏拖着病重的身体，跪在石板上，一砖一瓦充当小工，他对妻子张红说：“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给儿子盖房娶媳妇”。
　　最后的挣扎：大冬天还要吹风扇
　　10月28日晚上，在山西一家小旅馆打工洗被罩的张红，突然接到家里电话，电话那头是丈夫有气无力的声音：“我快不行了，你赶紧回家”。张红知道丈夫万不得已才会打这个电话，肯定是病情严重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动身回到山里，看到骨瘦如柴的何开宏躺在床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有时，他虚弱地只能靠着墙坐着，一躺下就喘不上气，连说话也很困难，只能说几句歇一会儿。
　　妻子回家了，何开宏有了点精神。或许是预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他让妻子连夜给自己擦干净了身子，第二天就进了县里医院。这是何开宏今年第三次住院抢救。
　　检查结果出来了，何开宏不仅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而且病情已经发展到肺结核、心肺衰竭。县医院说治不了，转到西安大医院住了几天，这里的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又回到县上。后来，好心的大夫直接劝他回去，意思是“花钱再多，也没什么用了”。
　　看到丈夫奄奄一息，张红打算包一辆车将丈夫送回家，何开宏说这些年看病买药，家里欠下20多万元外债，还是留着给娃子用吧。11月7日，两口子坐长途班车，200多里山路上，何开宏躺在妻子怀里回到了碾子坪。
　　回到家的何开宏病情更加严重，呼吸极其困难，家里没钱买呼吸机，张红打听到村里有位去世的尘肺病人，生前留下一台使用了5年的呼吸机，赶紧跑去借了过来。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何开宏已经不能进食，只能靠打葡萄糖续命，鼻腔里插着呼吸机，每天只能趴在床上。这是尘肺病人最后的挣扎：昏暗的屋子里，只能听到他艰难地咳嗽和喘气，儿子守在一旁不时用纸擦去父亲嘴里吐出的血块，一天至少要用去两大卷卫生纸。
　　尽管已经入冬，山里很冷，老土坯房里本来就没有多少温度，但何开宏每天还要吹几次电风扇。没有人能知道尘肺病人最后时刻的煎熬――由于心肺衰竭，何开宏经常会感到燥热难受，喘不上气憋得脸脖子通红，“觉得空气不够吸，打开风扇吹吹能好受点”。
　　“对不起，儿子 爸实在撑不住了”
　　何开宏知道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从医院回家没几天，他突然决定，要把儿子的婚期提前到11月23日，比原计划提前了37天。何开宏气喘吁吁地说，一定要在死前亲眼看到儿子把新媳妇娶进门。张红含着眼泪同意了。
　　距离23日只剩下十几天时间，张红四处借钱想办法，东借西凑，半拉子新房重新动工。那几天，何开宏最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断了气，每天趴在床上向外望。房子终于在21日刷完了涂料，装几个灯泡，几样简单家具放进去，就算完工了。
　　何开宏坚持要妻子背着他到儿子的新房看上一眼，张红不敢背，生怕一动弹人就走了。最后拗不过，只好和儿子架着何开宏站在院子里看了一眼。
　　这天夜里，大山里的这户人家一直没有关灯。张红一直坐在床上抱着丈夫：生怕他这口气上不来，他可怜的一直苦苦熬了这么久，再熬一夜娃就结婚了。凌晨5点多，何开宏身旁呼吸机里的水泡在剧烈翻滚，何开宏有气无力地说，“我心里滚烫得很，快叫村医过来救救我，一定要撑到明天”。大夫来了，看了看摇摇头，又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夫妻俩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张红要何开宏挺住，不能撇下一家老小，再坚持一天就能看到儿子娶媳妇了…………何开宏无力地摇摇头，说自己撑不到了。昏迷一会后，何开宏慢慢地睁开双眼，两只求生的大眼睛望着身旁的妻儿，紧紧地拽住儿子的手，使出他心肺最后一口气说：“对不起，儿子，爸实在撑不住了…………”
　　11月22日上午8点30分，44岁的何开宏带着无尽的遗憾，死在了妻子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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