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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三期梅毒的症状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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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我妈妈是13年做的卵巢癌手术但是是三期了，化疗12次，今年三月份又转移腹腔内，导致压迫输尿管，又做了三次化疗后， 做了检查发现腹腔又积水了，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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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宫颈癌三期。为什么不能做手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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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就医十八天，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三期，请问病情很严重吗？能治愈吗？病人七十七岁，身体很虚弱。补充说明:营养液加消炎液，止痛润肠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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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描述:宫颈鳞状细胞癌第三期，还有多长时间?
医生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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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者的话则是需要采取全面的检查，如果无转移的话则是需要采取手术治疗，其次则是需要采取放化疗治疗，这个时间则是无法说的绝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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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四季杨镰……时在乾隆二十年。据今245年之前。
一队士气旺盛的清军，在天山怀抱之中选择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营地。他们放下强弓硬弩，用皮毛包裹好火枪（鸟铳），解脱战马的鞍鞯，临时受命在这乌鲁木齐河岸边就地版筑起一座要塞。筑城的水取自激流奔涌的乌鲁木齐河，木料则伐自南山林莽，夹板间填充的夯土直接采自滩涂丰厚的生粘土层。新要塞照例以地名命名，这样，“向无城郭”的古老牧场，便有了行政中心，而“乌鲁木齐”开始出现在大清远征军的兵站图录上。新城周长1.6华里，也就比标准的足球场略大些。常驻兵丁不足百人。但它占尽天时地利，扼守丝绸古道，背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旁依乌鲁木齐河。在以后几个世纪，乌鲁木齐成了中原维系西部的牢固支撑点、丰饶的新垦地、新疆的首府。
几年过去了，清廷成功统一了西域，便在与土城比邻的红山脚下又修建了另一个城市，名为“迪化”，但人们习惯上也称它为乌鲁木齐的汉城。汉城照搬了当时河西走廊重镇安西的模式、规格。因为在当初，实际它是作为河西走廊的延伸点而设置的，所以在很长时期，乌鲁木齐曾是归属于安西的政区。与巴里坤、伊犁一样，建成土城不久――地方文献说是在乾隆二十五年――它就接纳了首批来自内地的流放犯。
乌鲁木齐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说，从始建城垣起乌鲁木齐就是由远征塞外的军人、当地各民族居民和来自全国的流放犯、无处不在的商旅，共同创设的。它所具有的沧桑感你在别处很难领会得到。始建城垣时期，百废待举的官衙每天都有新押解到戍的流放犯进出；它的街巷、四郊，刚刚开张的铺店总是热闹非凡；而每一处新垦地的每一个丰收就是乌鲁木齐的节日。
从出现在乌鲁木齐河畔，红山脚下，季节特点鲜明便是乌鲁木齐独有的色泽。乌鲁木齐四季，构成了城市编年史的四种视角，人生的四方境界。始建城垣的年代，流放犯们谈虎色变的，是塞外的严冬酷寒；让游子乐不思蜀的，则是秋天的丰稔富足；旅雁北飞，引动了远戍征人的春闺之梦；万木滋生的夏季，使身处厄运的失意者恢复了自尊和自爱。
现在，我将凭借回忆，记述我所经历的乌鲁木齐的四季；记述乌鲁木齐聚落成市以来最早的特殊居民――来自邻国越南（安南）的流放犯所经历的轮回劫难：从落地生根、异域重生，到为“飓风”摧折，在时代激流中飘散干净……
1991年乌鲁木齐的春天，始终储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每逢“暖冬”过去，春天总是突然来临。乌鲁木齐春冬交接如同一支由驼铃伴唱的民歌，随时在穿越时间的壁垒，循环往复的旋律好比岁月一样悠长。在南梁和北门古旧街巷，迎面相逢的路人个个身着冬装，积雪虽然已经脏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但仍然挤占了路边每一处空间。然而，表象瞒不了我，我知道姗姗来迟的春情已经在人们的胸中涌动，而冰雪也在悄悄消融、流失，只剩下了一个丑陋的外壳。3月是如此短暂。4月，积雪融化使空气分外清新，融雪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它会马上消散在大地的怀抱里，唤醒沉睡的植被。曲巷土屋平整的屋顶承载了冬天全部的积雪，在一定程度上积雪甚至成了屋顶的一部分。随着春天到来，屋顶积雪由阳光和室内炉火两面夹击，很快就消融干净，融雪又成了灌顶的醍醐，使墙皮酥软、房泥虚浮。春天阳光的一个额外的“任务”就是尽快蒸发走水分，这样，因为吸收了水分而不够结实的墙壁、屋顶，又等于被注入了尽快挥发的粘合剂，重又挺拔坚实。乌鲁木齐的春天总使我分外恋家。乌鲁木齐的春天是天涯游子的梦境。4月，一切都是未知的，一时你还看不出路旁的林带中哪棵树已经死去，哪棵明天就会萌生出新绿；你还推测不出那朵含苞欲放的蓓蕾会结出什么果实，那个旧巢会不会有新来的候鸟。4月的人，也总是那样充满变数，那样富于进取心……
4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徜徉在中桥西北的小树林。这是乌鲁木齐市邮票和钱币市场。集邮和收藏古钱币是我的爱好。
如同北京一样，市场唱主角的是邮票交易，钱币，特别是古钱，总是被挤兑到不起眼的角落。然而这天真正叫我大开眼界的是：有人从塔里木搬来了一整箱银币，那是光绪初年在运输途中被劫走的军饷，为怕清军报复，劫掠者随意将这死沉死沉的“阿堵物”埋在了胡杨林中。也许藏宝人最终是被清军追杀干净了吧，也许他们找不到没有参照物的埋藏地点了吧。反正再无人来取走这笔惊人的财富。一百多年过去，逐水的居民伐尽原始胡杨林，准备在此安家落户。为了挖一道环绕村落的渠沟，无意中接受了这意外的“赐予”，并由走村串乡收购古物的人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了市场上。那的确是原装，木箱上毛笔字迹已经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辨认出“董字前旗”字样。这天我才知道晚清银币如何运送。标准程序是，先像如今处理钢蹦一样将银币摞成圆筒状，在木箱中码好，然后注入熔化的石蜡，等石蜡凝固，会到处滚动的银币就被固定成一封一封的。我们当场用拆下来的箱板点起一堆火，一俟石蜡熔化，一枚枚亮闪闪的半两重银币就跌落到浮土上。我挑了十几枚。至今我还悔恨不已，真该将这箱银币连同木箱“海买孜”（维吾尔语“全部”之意）买下来的！
我独自意犹未尽地在古钱币摊位徜徉。乌鲁木齐市场的中原王朝古币价格高于北京，但细心扒梳可以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珍品。转了半个小时，就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市场出现了小批量的邻国越南的古钱币。直到本世纪初，越南――还有日本、朝鲜等邻国――一直是以中国形制的“圆形方孔”铜钱为流通货币。所以收藏中国古钱币的人，都附带收藏这几个邻国的钱币。但乌鲁木齐毕竟离越南太远太远，所以越南古币在新疆批量出土，应该是个不大不小的新闻。钱币分属“景兴”“永寿”“永盛”“嘉隆”等通宝，那都是越南国年号，时期与清前期大致相当。
这时，我分明有了预感，感到这个看似随意的发现也许会引出由岁月深埋的“宝藏”。而“发现西部”，这本是我的追求。我在摊位前打听越南钱币的来历。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可能它们是三手五手的货了，谁也说不清来自何方。而且“来历”是他们相约不能与外人道及的“行业秘密”。
我一遍遍问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有个个子不高的、黑瘦的“闲人”一直注意着我的举止。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便衣。但他不是。他分明是“行里人”。别人介绍，说他是“铜钱王”，他也不置可否。突然他问：“你是北京人？”
我点头说，是。
“哪个单位的？”瞧，刚刚判断他不是便衣，就来“查户口”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哪个所？”
呵，够专业呀。“文学研究所。我叫……”
“你是杨镰？”
“我做对了、或是做错了什么吗？”我本想这样反问。但我没有必要反感。他是友好的，这一点我完全拿得准。“我是。可你怎么知道杨镰？”
“这就对了！”他点点头。什么对了？对什么了？“一见到你，我就想到你可能就是我弟弟常提的杨镰。我弟弟叫薛德发，我是他二哥，我叫薛德林。”
天呐！真有这样巧的事！
1968年，我们108个北京知青来到新疆巴里坤草原的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1969年，数百乌鲁木齐知青接踵而至，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和薛德发、薛德林兄弟。在军马场五年，我并不认识薛德林，但薛德发是我在天山风雪中结识的患难之交。“文革”终结，我回到了家乡北京，与薛德发失去联络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乌鲁木齐，我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法找到薛德发。
“昨天我见到薛德发，他说已经打听到你，就在社科院文学所。”“铜钱王”薛德林说，“今天一见，我知道你不是常客，总觉得好像见过。”
我询问了薛德发的情况，又留下了我在乌鲁木齐的住址。分手时，薛德林不经意地说：“我会帮你打听出这些越南古钱的出处。可你干吗要问来历？铜钱就是铜钱，没人关心这个。他们担心的只是别出现一个竞争者，北京话叫抢行。”
下午，我见到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薛天纬。闲聊中，他随口问我上午逛市场有什么收获？我拿出几枚“景兴通宝”请他欣赏。他问：“这是哪朝钱币？没有‘景兴’这个年号吧。”我说，那是安南国（越南的古称）的钱币。他顺口说：哦，安南钱。怎么流传到乌鲁木齐的呀！
“我也奇怪呢。不知道乌鲁木齐市场上怎么突然出现了批量的安南钱币 。”
“我原来教书的学校在乌鲁木齐西郊三坪农场。那儿有个生产队就叫‘安南工’。” 薛天纬说，“《乌鲁木齐晚报》不久前刊登了几篇关于安南工的文章。一位作者是我们学校的，你感兴趣可以问问他。”
我当然感兴趣。――其实我主要是感到奇怪。在新疆地名之中，“工”是村落的意思。而数万里之外的、绝无干涉的安南王国怎么可能与乌鲁木齐联系到一起呢？当晚，我拜访了薛天纬提到的作者。他说：80年代中期某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札记《安南工地名的来历》。札记不长，但首次探讨了乌鲁木齐郊区安南工这个奇特难解的地名是怎么来的。据历史记载，乾隆中期有一批安南人曾流放到乌鲁木齐，被安置在乌鲁木齐与昌吉交界的头屯河地方垦荒。所以就留下了“安南工”这个地名。
第二天，王嵘（时任《新疆艺术》主编）介绍我到《乌鲁木齐晚报》社，查阅了报纸。《乌鲁木齐晚报》共发表过两篇有关安南工的文章。内容基本一致。王嵘同时告诉我，他记得有个朋友多年前曾说，他妻子是越南籍。
我又到自治区党校，找到了王嵘的朋友。不错，他妻子原是越南籍，但她是本世纪40年代来中国的。他也提到，晚报发表了有关越南人在乌鲁木齐的文章后，有人建议他妻子去认认“老乡”。但据他所知，目前在三坪农场安南工村、甚至在乌鲁木齐或整个新疆，早没有聚居的越南籍或越南裔人群了。
他说对了。我托户籍管理部门的朋友做的调查也是这个结论。看来，问题的探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晚上，我正准备入睡。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但我马上还要来乌鲁木齐。有人敲开房门。患难之交薛德发就站在我的面前。
临别，薛德发告诉我：据他哥哥薛德林了解，批量的安南钱币出于头屯河区。而三坪农场正是在头屯河区。这要是巧合，可就太离奇了。薛德林说：这些安南古币是一次基建中同时出土再分散的。他带给我一份当地钱币协会的内部刊物。刊物上有篇题为《新疆发现的越南钱币及其来源探讨》的文章。文章说，自80年代中期或更早，小批量的越南钱币在乌鲁木齐附近屡有出土，它们应该都是乾隆年间流放乌鲁木齐并安置在头屯河垦区安南工村的、以越南失位王族黄公缵为首的流放犯带来的。
此刻，我感到有关安南人与乌鲁木齐的历史因缘的探索不但远没有终结，反而如同刚刚看到了露出水面的冰山，还有许许多多的有声有色的往事藏匿在历史的皱褶里，等我去寻找。
飞乌鲁木齐－北京航线的航班乘客稀少。午餐后，我拿着《乌鲁木齐晚报》和钱币会刊，一遍遍读着。几篇文章加起来也只有数千字，但它们仿佛诱导我走进了历史往事之中。我读着，沉思着，飞机载我向前穿越声障，而思维则引领我遁入时间壁垒。
“先生，”有人碰碰我肩膀。那是美如仙女的空姐在俯身提醒我，“您……没事儿吧？”
“没――事儿……”我吸着气回答。
我知道，由于我沉思得太久使人不放心了。可这是因为我的魂魄已经离开我的躯体太远。然而当时我不知道的是，乌鲁木齐中桥邮币市场消闲一个上午，竟然引动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追索和思考。就是这旷日持久的追索和思考，带我回到乌鲁木齐始建城垣的遥远年代，带我与飘零异域的流放者并肩巡行在塞外新垦地的垄亩和渠道、林带之间……
1991年北京的酷暑至今我记忆犹新。这使我分外怀念乌鲁木齐宜人的夏天。我决定再忙也要抽出空闲时间，认真披读卷帙繁浩的《清实录》。我已经按耐不住，急切地想尽早从实录中寻找这些远戍乌鲁木齐的越南人的来龙去脉。我追索着一切有关的信息，最细微的也不曾放过。而浩瀚的史册能为我打开通向历史往事的门扉。就是这次阅读，使我在北京度过了乌鲁木齐的夏季。
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读如此枯燥冗长的书籍是哪年哪月的事了。这次的阅读苦旅，我是这样进入乾隆一朝实录的：我实际是将这数以千卷计的没边没沿的文献看成了一部以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为主角的长篇纪实文学。相信每个如同我一样比较认真读过《清实录》这部分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眼力无人可比，他的精力无人能匹，他的权威无人企及。
就这样，在北京雨季来临之前我终于勾勒出越南王族流放新疆的往事剪影。
越南人与新疆屯戍的联系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尽管缅甸战役已受到扼挫，大清远征军被阻于萨尔温江两岸湿热的林莽。但本年度乾隆皇帝仍然决意发动“十全武功”之一的小金川之役，那是因为大清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西北。对于重新统一于中国十余年的新疆来说，乾隆三十六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远离祖国一个半世纪的西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故土，安居在新疆。新疆摆脱战乱阴影，从此开始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而新垦地乌鲁木齐聚落成市，屯垦获得首次大丰收则是本年最大的社会新闻。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贬谪乌鲁木齐已数载的大学问家纪昀(晓岚)获释，治装东归，在途中写成了清诗史的冠冕《乌鲁木齐杂诗》160首。
纪晓岚入关不久――五月丙午，《清实录》中有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的一段话，提到了流放到乌鲁木齐西郊安南工村的邻国越南的王族黄公缵：
前有安南国民黄公缵等，携眷内附，经总督彰宝查办，请将黄公缵等及其眷属一百余人，全行移向乌鲁木齐安插。……其解至甘（肃）省时，该督抚预行知会乌鲁木齐办事大臣，酌量拨给地亩房间，令其耕种自赡。
谕旨下达，黄公缵等22户、一百余口越南难民便踏上西行长途。
可是，这黄公缵究竟是什么人？清廷为什么要将其流放到远离中越边境数万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呢？
明清之际，邻国安南处在政治动荡之中。康熙年间，明代属国安南国王之后莫元清仅保有高平一郡之地，代之而起的黎维禧被清廷册封为安南国王。莫元清死后，莫氏被黎氏攻灭。莫元清后裔逃往山南地区，改姓为黄。乾隆初，莫氏之后黄公质割据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续了十余年。1769年，黄公质死，黎氏军队进逼，其子黄公缵率余部退入中国境内。乾隆帝考虑到与莫氏的历史渊源，便准其政治避难。
黄公缵安置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后，安南国王觉得未能斩草除根，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因为黄公缵在越南民间颇有号召力。黄公缵和部属在中国避难时，又一再与中国当地土司为小事纷争。于是，乾隆帝一方面指示军机大臣答复安南国王：作为难民黄公缵等途穷来归，皇上不可能听任他们回国引颈受诛；同时，为维持中越关系，将黄公缵等从边境中方一侧的难民营远徙刚刚聚落城市的乌鲁木齐，以绝祸根。直到十一月，黄公缵等已安置在乌鲁木齐，安南国王仍坚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决心已下，指示臣属对此不必理睬。
纪晓岚自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生活在乌鲁木齐，他对乌鲁木齐的记叙是黄公缵一行解到时的实况。《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纪晓岚写道：“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闾而居。……且人无徭役，地无丈量，纳三十亩之税，可坐耕数百亩之产。”《乌鲁木齐杂诗》注释中，还有一则因劳动力奇缺而流传的笑话：流放犯蔡锡伯在乌鲁木齐办事大臣的印房当差，为补贴家用业余时间开荒种了一些地。麦秋，估价秋熟值30两银子，这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外快。他立即雇了农工，准备收割麦子；但又一算，雇工的工钱则需要35两。不但没有盈余，反得倒贴5两。这种粮贱、劳动力贵的状况致使蔡锡伯旁皇无策，见人就絮叨，成了心病。纪晓岚半开玩笑地建议，不如用5两银子作为遣散费，打发掉雇来的人算了。这样两相持平，省得收割了麦子反而赔钱。朋友们听了为之绝倒。在塞外新垦地农业屡获丰收、而急需新生力量注入的背景下，黄公缵一行百余人编入屯田者名册，无疑受到当地欢迎。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抵达乌鲁木齐，陕甘总督吴达善又奏报了安插编管事宜：“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汉城)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从此，这些安南人便成为乌鲁木齐的屯垦者。避难王孙黄公缵有了新身份：头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乡约（头人）。他带来的22户共认耕了660亩处女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以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政治难民身份安顿下来。
据《乌鲁木齐杂诗》注，屯垦者凡为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乡约统之，官衙有事，亦多问之户头乡约。”黄公缵等身份介于安插户与遣户之间。至于头屯，《乌鲁木齐杂诗》写道：
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家。
斜照衔山门半掩，晚风时袅一枝花。
乌鲁木齐新垦地的第一枝迎春花是开自近水向阳的头屯。从此，头屯的土墩子地方，出现了一个新地名“安南工”；而越南难民聚居的安南工村成了新垦地乌鲁木齐的一个百废待举的村落。
1991年清秋。
为筹备将于1992年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会议，整个秋冬之际我都滞留在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的秋季，禾黍满仓，瓜果飘香。乌鲁木齐的秋季，天蓝，水碧，木秀，人康。我曾在乌鲁木齐度过了25－34岁的美好华年。自然界的9月是成熟的季节；而乌鲁木齐就是我的人生的9月。每当我从乌鲁木齐市郊的村落田畴走过，首先打动我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每当我凝望乌鲁木齐的“城市标志”红山，我的心旌驻守的并不只是这没有摩天大楼高的小山，而是由它牵系接引的天山博格达雪峰。秋天的乌鲁木齐最容易酝酿我的温情。一想到乌鲁木齐之秋，我就联想到自尊自爱；一想到乌鲁木齐的秋天，我的耳边就响起暮鼓晨钟，眼前就出现高悬警策，就萌生出珍视生命，化解积怨，善待自然，把持自己的情感。
读过乌鲁木齐始建城垣时期的历史记载，人们无不对这塞外新城很快呈现的繁荣兴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屡获丰稔基础上，竟至有“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之说。《乌鲁木齐杂诗》写道：“割尽黄云五月初，喧填满市拥柴车。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青蚨”就是铜钱。按大清惯例，黄公缵携来的“景兴通宝”等安南铜钱，可以与“乾隆通宝”等制钱同期流通。目前在乌鲁木齐集市发现的安南古钱，景兴、永寿、永盛等都铸造、通流在黄公缵流放新疆之前，无疑出自他们出关携带细软家私的行囊。只有“嘉隆通宝”始铸于清嘉庆二年（1802），时在黄公缵等流放乌鲁木齐30余年后。他们落户安家，落地生根了，第一代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安南籍垦殖者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也许又有新的难民乡亲投奔安南工村，并带来了家乡战乱频仍的信息吧。
就在黄公缵等下力垦殖安南工村的沃野、并屡获丰收同时，新垦地乌鲁木齐竟成为塞外粮仓。“故土难舍”本是汉族固有的情结，然而在黄公缵等越南难民到达时，乌鲁木齐竟出现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贾、流放刑期已满的犯人、路经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乐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乡了。《乌鲁木齐杂诗》记载：“商民流寓，往往不归。询之则曰‘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其父母乏养者，或呈请内地，移牒拘归。乃官为解送，岁恒不一其人。”要知道，乌鲁木齐从建立起就是流放地，就是“中国的西伯利亚”。这真让人又惊奇，又好笑。可这，就是黄公缵和以他为首的越南难民抵达并获得再生的乌鲁木齐的实况。
我又见到薛德发。他问起“越南钱币”来历的调查进展如何？我大致讲了情况。他相当感兴趣。听我讲完，他站起身，说：“走，我有车，我们亲自去安南工看看！”就像当年在巴里坤草原放马一样，我们说走就走。――当然，此行不是骑着三岁马驹，而是以汽车代步。
我们一边问路一边走，一个多小时到了三坪农场场部。这是略显冷落的农村集镇。我冒冒失失见人就问，不但没人知道这儿过去与越南流放犯的历史因缘，连知道安南工地名的人也很少了，人们早已经习惯将安南工村称为“一队”。在农场场部，我直奔“主题”，找到了宣传部，向一位年长的本地人自报家门，说想了解农场一队――安南工村的情况。从交谈中得知：
现在安南工村(一队)的居民都是近百年间迁居于此的，再早的老户或其后裔均不存在；一队，甚至整个三坪农场，没有一户有越南血统。刚刚进行过人口普查，这一点绝对没有错。安南工目前的居民，都是回族。
谈话使我颇为失望，但这本在意料之中。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战乱，以及本世纪30年代初马仲英攻打乌鲁木齐的玉石俱焚的残忍撕杀，作为乌鲁木齐的近郊，这一带就好比一再被彻底焚烧过的山林，遭受一次次劫难、轮回，生机未失，但面目全非。这，倒更激起我想弄清乌鲁木齐聚落城市后的新垦地安南工首批居民下落的决心。
目前农忙已过，田畴、道路几乎见不到人。初雪覆盖着大地，远处的山影，近前的树木，并不在乎世事陵替，沧海桑田。进入安南工村，我们下了车，一个红衣女孩迎上来，问我们找谁。找谁？我不知道。我东拉西扯说明了来意，说着说着，我已经后悔贸然来打扰这宁静的村落。红衣女孩把我们领到了队部，中共党支部书记王成华接待了我们。他用有线广播请来了另外两位世居的老农一同回忆往事。红衣女孩一直陪着我们，她算不上漂亮，面容线条太硬，红衣与她的肤色也并不般配。但她的善解人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成华等几个人告诉我们：村里最了解往事的就是李文义老人，他原是阿訇，但早退休了，搬到了女儿家养老。安南工村居民点附近的农田，原有个占地数亩的正方形坟圈子，坟圈子里一大一小两座坟丘相连，大的前面立着一块石碑。石碑是用南山的石料打制的，约1.8米×1米。碑上只有四行竖写的字，只记得最右边这行的起首三字是“安南国”。由于当地方言中“国”与“工”发音十分相近，我特意写了“安南国”与“安南工”两行字，请他们辨明。王成华明确指出是前者。他还说：他自幼就在坟圈四近放羊，回族老辈人称那一带为“石碑子”；都说坟里埋的是个大人物，很有来头。老辈人还管这坟叫“皇姑坟”，并提到“皇姑”就是大人物的意思。――无疑，“皇姑坟”是“黄公坟”的音近相讹。1958年“大跃进”平整土地，拖拉机把坟头坟圈都平了，石碑下落不明，可能埋在什么地方。平坟时，王成华在场。据他回忆，一直推到和附近农田一样高低，也没有发现任何遗物，想必墓室较深。十几年前，据说有人在房建时挖出了“宝贝”，但后来追查，只见到一些陶罐、铜钱。
由王成华带路，我们大致察看了曾建有坟圈子的农田。坟圈子原来就座落在一条南北向大道的路西。地面一点点遗迹也没有留存。
……我怅然若失地凝望着安南工的雪野。在我面前的，就是当年乌鲁木齐著名的垦区：头屯河岸、土墩子地方的安南工村。清代乾嘉学派大学者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三指明：头屯河即昌吉河，系因“头屯”地方得名。乌鲁木齐于乾隆四十二年设置了三个“所”，即头屯所、塔西河所、芦草沟所，以管理屯垦事宜，并各驻千总一人。头屯所一共有251户，屯田7575亩，岁征粮共728石7斗5升2勺。其中22户（约占全所户籍的十分之一）是来中国避难、并已经入籍的原安南国民。乾隆四十二年以后，头屯又陆续安插过新的屯垦者，所耕种的土地一再升科，成为乌鲁木齐最重要的垦区之一。由于在乌鲁木齐地方史志中，土墩子又称为“安南渠庄”，这批定居的越南人无疑曾从事过农田水利建设，以就近自头屯河引水灌溉自己承种的660亩农田。那么，这个“安南渠”还在吗？
“喏，”王成华指点着林带隐映下的一线渠道，说，“那个水渠，就是老人们说的‘安南渠’。原来是沙渠，1955年改造成了用卵石铺的渠道。这些农田，都是靠这条水渠从头屯河引水灌溉的。”
“当年为什么要拆毁黄公坟呢？”我换了个话题。
“在规划时，把这（他画了一个大圈）叫做‘5号地’，或是‘5号条田’。可坟圈挡在两块地的中央。再说，拖拉机耕地也不方便。”
是呀，在那样的年月里，上述理由已经十分充分了。
据《清实录》，到达头屯所，草创了安南人的聚落地仅仅6年后，头人黄公缵就去世了。那一大一小两个坟，无疑就是黄公缵夫妻墓地。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立即奏报了失位王孙黄公缵的死讯，并就其后事请旨。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乾隆帝下达谕旨：
黄公缵等内附，安插该处，本与齐民无异。但伊有眷属一百余人，如其平日尚有头人名色，藉以约束，而所属仍有盼其子孙为头人之心，索诺木策凌不妨就近查明伊子，再袭头人一次，以资约束。如其属下不欲必得头人管约，即可无庸办及。
日理万机的皇上，不但就这个极具体、极细微的事件详尽地作了指示，并要求将批复按当时第二等紧急（第一等是战事）的文件处理，以每天传递400里的速度送达索诺木策凌，并明确要求“查明覆奏”。以上都可以看出乾隆帝处理此事慎之又慎的情态。
我特别关心为黄公缵立的那个石碑，我需要这样的见证。但王成华无能为力。临别，我从记录纸上裁下了一条，写明姓名、单位、地址、邮编，交给王成华，叮嘱道：“如果发现了什么有关的事，比方找到了石碑，或是有了那些安南人后裔的下落，请写个信通知我。”
我又问：“你提到的李文义老人，目前住在哪儿呢？”
红衣女孩抢着说：“他和女儿在一起，就住八家户市砖厂的那个坡坡上。”
回到住处，我对今天的收获并不满意，但我知道，这已经是目前能够做的一切了。夜深人静，我开始写论文《清代新疆屯戍与越南人》：
屯垦戍边是清代治理新疆的一项决策。清代新疆屯戍起自乾隆中期，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中,一直是西陲稳定的基石。清朝由盛而衰，最终解体，西域各族人民饱尝内忧外患的苦果，而新疆的政治结构能基本上延续下来，即便经历了张格尔、阿古柏等酷烈的变乱，仍然体现出异常惊人的再生能力，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屯戍取得成功分不开的。
新疆统一以来，屯戍于乌鲁木齐的，有各族将士、流放犯、难民、商旅，他们与当地各族居民共同为新疆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越往下写，我的笔就越迟滞，以致不得不投笔而起。不，我还完不成这样一篇论文。因为我还没有将因时间久远而残缺损失的环节接续起来，还没有真正走进历史。当一件往事还未能打动自己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打动读者。
有这样一个早晨，当你走出房门时，突然发现林带在一夜之间落尽了树叶。而在你身边飞舞的落叶就如同季节漫撒的“名片”。 ――乌鲁木齐的严冬不知不觉到来了。
自乌鲁木齐始建城垣就在这新垦地落地生根的越南难民，是我关注的对象。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会流放到这数万里之外的塞外新城；我也大致知道了在这塞外新城他们是以什么身份、究竟如何立足的，他们的领袖、失位王公黄公缵何时去世，他们又是怎样在西部沃壤重建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后人何在？在近代新疆的酷烈战乱中有怎样的处境和归宿？
通过披读《清实录》，证明清廷未曾放他们还乡。清代前期的安南，处在政柄不断易手的剧烈动荡中，就如同一集一集的电视连续剧：
黎氏尽逐黄氏，黄氏后裔黄公缵成为异国难民，安置在乌鲁木齐；黎氏执政；阮氏代兴；皇孙黎维祁再蹈覆辙，遁入中国避难，并引发了清与安南的战争。为避免黎维祁再生事端，乾隆帝下令将他的谋主黄益晓等四人发配新疆伊犁充军。黎王驸马阮福映借兵暹罗（即今泰国），终于为黎氏雪恨复国。嘉庆八年，安南正式改名为越南，清廷册封阮福映为越南王。经本人要求，清廷准许黎维祁部属黄益晓等回国……
黄益晓踏上还乡之路，在新疆引起了较大反响。黄公缵部属虽然正式登录在乌鲁木齐头屯河居民的户籍册，但他们毕竟同属越南难民。批准黄益晓等解甲回国同时，清廷刑部向原来负责处置此事的军机处咨询，是否也放安南工的越南籍难民还乡。军机处查阅了原始档案，提出处置意见：黄公缵是与黎氏争夺王位时失势，被迫进入中国避难的；而现在的越南王是黎氏的驸马。让黄公缵部属还乡，就等于将头伸入虎口。他们与黄益晓等人的处境截然相反。事实上，从此他们是有家难回了！
听取了军机处意见，嘉庆帝于嘉庆九年八月壬戌下达上谕。上谕要求乌鲁木齐都统转告安南工的越南难民：他们回国反会转至流离失所，遭受新的政治迫害。这样的形势下，在乌鲁木齐安南工安居乐业，重整家园，是唯一选择。
此后，当地政府已不再把黄公缵的亲眷人等看作暂时客居于此的侨民，而真正视其“与齐民（平民百姓）无异”了，随所垦土地的升科，他们成为头屯所的正式居民，土墩子早有了一个新地名――安南工村。从此，安南工和它的垦殖者――越南难民，就抽身退出了史册。《清实录》、《清史稿》等典籍再也看不到记载。而有关他们遭际的具体内容，全要靠实地调查来补充。
1991年11月31日，天气特别寒冷。这天一大早，薛德发来到我住地。我突然想去寻找李文义老人，人们不是说只有他最了解安南工村历史掌故，而他就住在八家户市砖厂附近的女儿家中吗！
“去八家户市砖厂？”我提议。到八家户的山坡，我犹豫了。我们走进路边一家小百货店。
店里相当冷落，只有一个妇女和售货员在闲聊。
“请问，”我打断他们热络的交谈。实际我并不知道该问谁、该问些什么。“李文义老人住在哪儿？”
售货员摇摇头。
“他原来是三坪农场一队――安南工村的阿訇，退休了……”
“找他什么事？”背对着我们的妇女回过头，问。
我不知该怎样简要概括出我的事由。我正结结巴巴、东拉西扯地说些让人越听越糊涂的废话。妇女说：“跟我回家。”
我们走进妇女洁雅的红砖小院，她指着正在为盆花过冬忙着的老人，说：“问他吧！”我们就这样找到了年已八旬的李文义老人。本以为会像大海捞针！
李文义老人的女儿为我和薛德发各沏一碗“三炮台”。我从没有喝过这样清香扑鼻的“三炮台”。一口热茶下肚，我总算学会了简洁：“我从北京来。正写一篇有关安南工村历史的文章。”
李文义点点头。他放下了茶碗。谈话开始了。他从“石碑子”坟圈谈起，内容与王成华所谈基本一致。
据他介绍，当地原来还有个土城堡，占地约两亩，老一辈人说是前清的官府。土城堡墙挺厚，上面能走人，还有成堆的石块(按：显然是守城时使用的)。城堡座南向北，只有一个门――北门。北边在城门两侧各有两间房子，南墙根也有两间房子，是一里一外的套间。土城堡也在50年代末拆除了，城墙等老土都作为肥料撒到农田中。这土城无疑即是清代乌鲁木齐三大屯垦区之一头屯所的千总（官称）驻地。安南工的越南屯垦者就归千总“弹压”，当反清首领索焕章等于1864年率众攻打乌鲁木齐，一举倾覆清廷在乌鲁木齐区域的权威时，越南人后裔和头屯其他屯戍者一定曾合力死守过这个要塞。
问到安南工村老户的下落，李文义说：他生于1911年，“尕司令”马仲英的部队从乌鲁木齐城下一撤走，他就迁居安南工村，那时年仅21岁。他迁来时，村里只有一户姓齐的汉族老户，其他都是回族。听齐姓汉族和其他老户讲：“安集延”入侵（按：指同治三年［1864］阿古柏入侵与索焕章等叛乱）时，见汉族便杀，安南工村民全不信教，守不住村寨，就跑到汉族聚居的玛纳斯避难。刘爵帅（按：指平定阿古柏叛乱的主将刘锦棠，他受封为侯爵，故称“爵帅”）入疆打跑了“安集延”，就在安南工建了回屯，召来十几户回族，发给牛、种子，新一茬垦殖者便安居于此。
据李文义回忆，可知安南工的原越南难民是在120年前被迫放弃经营了100多年的家园，避兵西去的。
访问李文义之前，我曾从史料中勾辑出有关同治三年乌鲁木齐失陷及玛纳斯、石河子以垦殖者为主组建的保境安民的民团抗拒阿古柏叛军（即“安集延”）的情况。
同治三年，乌鲁木齐区域的起事者以清军参将索焕章为内应，于六月十二日竖起反帜。当晚，乌鲁木齐的汉城（迪化）被攻陷，清军坐困满城（巩宁）。六月十四日，绥来(即今玛纳斯)南城陷落。清军在民团协助下，死守绥来北城，虽曾暂时得到附近垦地的流放犯援助，但仍然伤亡惨重。乌鲁木齐满城一直坚守到九月三日，其间昌吉县令恩锦会同呼图壁兵勇民众，以4000人之众赍粮往援。乌鲁木齐满城婴城固守的清军全靠昌吉、呼图壁的屯垦群众运送粮食维持生力和信心，在《乌鲁木齐守城纪略》中曾记述：乌鲁木齐四乡新垦地的群众虽屡次被劫，仍“输挽未绝”。九月三日，乌鲁木齐满城失陷；九月十一日，绥来北城失陷。《绥来乡土志》说：北城失陷后，“幸有北五岔户民赵兴体者，团练户勇，筑立镇西营堡，所有本境之难民均收集之，编为团勇。”成为一支稳定局势、收拾民心的力量。绥来另有咸丰年间曾中武举第二名的“邑绅”李兆熊，在战乱中集聚了屯垦百姓3000余人，驻守石河子的桦树林子，“一方亦恃以无恐。后与赵兴体会兵一处，隐然地方之保障焉”。
乌鲁木齐及附近州县一一倾覆后，就全靠以原流放犯、内地实边垦殖的民户及其后裔组成的民团，为汉、满、蒙等民族（包括原越南籍难民）百姓提供庇护。除赵兴体、李兆熊，最有名的还有活动在南山的徐学功及孔才民团。同治九年，以满族、汉族为主的民团又与当地回民讲和，开始共同抵御阿古柏占领军，直到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部将刘锦棠收复乌鲁木齐及附近州县。
据史籍提供的背景，我虽然不了解头屯所、安南工村越南籍村民在这场历时12年的酷烈战争中的具体遭际，但李文义为我回忆的破败的头屯城堡、城墙堆集的石块，能使我联想到村民的殊死抵抗；战后安南工村民所说的战时原来住户逃往汉族保境安民的玛纳斯的口碑，使我领悟到安南工的原越南难民已经和当地的主体民族――汉族融为一体，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处境。从赵兴体、徐学功等民团能经历这场血战而立于不败之地，也可以看到安南工村村民为保卫家园及亲眷不惜流血牺牲。安南工的创立者和垦殖者们虽然没有再回到安南工，我也失去了有关他们下落的线索，但他们无疑已经与付出过汗水、泪水及鲜血的西域大地融为一体。他们被迫离开家乡、祖国，在第二故乡耕耘收获、休养生息了几代人，繁衍了子孙后代，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为当地居民认同，保有劳动、生活、生息的权力；也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他们垦殖已久的热土又一次荒芜了，他们挖掘的引水工程――仅仅以“安南渠”留名于地方历史文献――久已湮灭，他们的家园在犁庭扫穴式的战火中被毁坏殆尽。今天重新提起他们，是到了在历史上为他们记上一笔的时候了。
离开李文义老人温馨简朴的家，我沉默着。我试着依据史料与调查，把为无情的岁月撕扯成碎片的往事，补缀成首尾完整的历史插曲。我仍然寄希望于能够找到安南工村创始者的直系后裔，因为这肯定能获悉更多的口碑。也许他们在战后移居玛纳斯或乌鲁木齐其他垦区，又融入新的生活了？黄公缵墓在安南工村，但战后却成为无人祭扫的荒坟，这或许暗示全体村民都已殉难？
……天气真是冷极了。我的冬装保不住体温。我想起纪晓岚的记述。他说，乌鲁木齐之冬本是奇寒无比，但在始建城垣、变作垦殖之区以后，因为“人气”渐盛，因为聚敛的生机日多，天气实实在在是一年年转暖。纪晓岚说，听乌鲁木齐头一批垦殖者提起它的冬天，能吓掉人的魂魄。毋庸讳言，从两个世纪前乌鲁木齐河岸边出现了一座新城，有了定居者、垦殖者以来，气候变得宜人多了。但今天，我却为砭骨寒流劫持。向李文义告过别，我知道已经可以动手写那篇题为《清代新疆屯戍与越南人》的论文了。可我发现，真正促使我动笔的那种感觉并不包括在任何一篇文章之中。
1996年年底的某一天。
下午，我打算一个人想想心事，散散步。刚走出红山商场前的地下通道，有人叫我：“老师！哦，杨老师你等等！”原来是安南工村的红衣女孩。见到她，我感到由衷高兴。我邀请她一同攀登红山。
在山路上，她问：“关于安南工的文章写完了吗？”
“写完了。已经发表了。”我的论文《清代新疆屯戍与越南人》刊登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三期。
“李文义老人刚刚去世了。”她说。
我闻讯黯然。我即将回北京了。不然真该再去安南工看看。
“王成华在年初也去世了。”她说，“去世前，他一再提到你。问你的地址。”
“我专门给他留了地址呀。”
“是。写了地址的信纸开始还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可到他找时，却再也不见踪影。――谁顺手卷了莫合烟吧。”
“他到底有什么事找我？”
“不知道。”红衣女孩摇摇头。“他只是很着急地见人就问，谁见你的地址了？谁知道你的地址？也许是想问你什么事。我们村并不常见到北京人呐。”
“也许……”我失神地说，“但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这么当真！”
“不知道。”女孩重复说。“他一死就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转眼就是2000年冬天。
为我的一本新书《发现西部》出版，我临时来乌鲁木齐一周。
12月2日，乌鲁木齐的一心书店举办了题为“发现西部”的讲座。我谈了新疆生态环境，特别是罗布泊与塔里木河问题。讲着讲着，我在听众之中发现了许多熟悉面孔。坐在最前面的是《中国西部文学》原主编陈柏中，在我，他是半师半友，他二十年如一日的支持，是我的动力来源；站在几个年轻人后面的是……是1992年我们做环绕塔里木探险考察时的司机组长，他姓氏十分罕见，叫……叫绽福宁，可以说没有他和他的伙伴的支持，我们就完不成计划；那坐在柱子一侧，专注地望着我的竟是薛德发！我又回到了1991年，回到了因为筹备“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会议滞留在乌鲁木齐的春天与秋冬……
回答读者提问时，我走了神。我突然想起王成华。我猛地醒悟了。红衣女孩在1996年年底说王成华找我的地址，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现在我明白了：他那是有什么发现要告诉我。因为临别留下地址时是我要求：有越南人的新情况，请随时给我写个信。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想到了我这个过客的！我肯定！
讲完“发现西部”，接待的朋友问：“在乌鲁木齐还有什么未尽事项吗？”
“我想到三坪农场看看。”我脱口而出。
朋友一定感到奇怪。但没人问为什么。去市郊的三坪农场不是什么难事。他们想必遇到过比这更棘手的难题。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我已经记不得路了。但我和友人石晓奇、李春华、罗沛终于到达了三坪农场的场部。
今天是周末，场部相当冷清。场部的平房已经拆除，盖起了办公大楼。我如同当年那样，走进办公楼。楼里没人上班。但传达室有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像是在打牌，但更像是专门在等什么人――难道是在专门等我到来？
“什么事？找谁？”有人问。
“我……”我到底找谁呢？“请问，宣传部有人值班吗？”
“没有。”
“那么……到一队――安南工村怎么走？”
“我告……诉你……们。”四人中年轻的一个站起身，主动说。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言简意赅。到了门口，他说：“上……车。”他准备亲自带路。
这似乎特意在等候我们的向导叫王见粮，36岁。他当然是在1964年出生的，那一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农民的家里好容易又见到了粮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吧？我猜测。他的名字使我想到“大跃进”之后的饥馑年代，也回忆起乌鲁木齐拓荒时期丰稔富足的岁月。刚刚离开场部，记忆就活跃起来。那林带，那条田，那学校……，似乎昨天还见到过。我仿佛进入了梦境。
车停在队部门口。王成华没有出来迎接我们。――啊，当然，他已经去世五年了！王见粮找来了现任队长。队长相当干练，叫寇生华。
寇队长陪我们再次看到了没有石碑的“石碑子”，这儿虽然早就叫做“5号地”了，可是村民还是习惯称呼石碑子；土城夷为平地，在白雪覆盖之下，如同一床硕大无匹的被单……。我们沿“安南渠”走了一大截，这条渠是安南工村－三坪一队的命脉，它从头屯河中引来了足够的水，灌溉了广袤的田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南工人。但是破土开渠、劈斩蒿莱、建基立业的开拓这片热土的创业者究竟在哪儿呢？由谁来告诉我？
在安南工的小路尽头，我见到了红衣女孩。她真是那个女孩吗？真有过那个女孩吗？我见到的姑娘挺拔苗条，但身着一身黑色的冬装。她就站在寇队长家门前，面向一个农家大院，一言不发。――哦，是我认错人了！
突然，我明白王成华到底想告诉我什么信息了。我问：“黄公坟的石碑找到了，对吧？”
寇队长说：“对，石碑就在这个院子里。”他领我们进入了对面院落。果然！黄公缵的墓碑背朝上静静躺在院子角落。碑是砂岩质，石质粗造，略显砖红色，显然采自附近的山麓。打磨并不精致。
“能翻过来看看正面吗？”我问主人。
“当然可以。”主人用铁叉将墓碑反转过来。寇生华说：几十年来，这个石碑一直放这家人的门前，被利用作水渠上的过桥。我和石晓奇用枯叶揩拭平整的石碑，马上我就看出碑上分明没有一个字了。至少我已经辨认不出字迹。是所有字迹都被后人刊磨无存呢？还是原本就是“无字碑”？如果我是黄公缵，我会在自己的墓前树立一方无字碑，除了被西部土地接受，我本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只有历史才有权决定在我――失位王孙、异国政治难民、开垦者、创业者、无家可归的人、落地生根的人――的墓碑上到底镌刻什么文字。
“石碑是老支书王成华生前找到的。老支书就是王见粮的父亲。”寇队长说。
“什么？”我愣了，猛回头望着瘦弱的向导。“他――王见粮是王成华的儿子！”我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是……是……”王见粮回答。他有着明显的语言障碍，行走也不太利落。这与王成华大不一样。可是……
我的天！难道王见粮今天在场部办公楼值班室出现，是专门等着我的到来吗？那怎么可能呢！
面对洁白的雪野，我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我巡视的是240年前垦殖者、越南难民开拓的沃壤，铺设的渠道，建立的村庄；这是他们的归宿，他们再生的家园、墓地、婚床。有关越南人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一切往事已经随风飘去。而我，就如同一个在秋风中捡拾枯枝落叶的好奇孩子，只不过勉勉强强将无情岁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补缀成篇而已。尽管中国西北和美国西部缺乏可比性，乌鲁木齐与亚特兰大也毫无共同之处，但我如果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才情，一定会凭借越南难民和黄公缵家族的劫难、期望、企盼，写成一部以新疆乌鲁木齐为背景的传世之作、中国西部的《飘》。――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明明有一部史诗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只是还没有人具备能够穿透时间壁垒的眼力，还没有人能够将轮回、劫难、重生、寂灭作为历史规律还给普通的开垦者。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中国西部的《飘》，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终在西部的热土上跋涉，我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对西部新垦地的祭献。
汽车启动了。我已经向黄公缵、李文义、王成华、寇生华、王见粮……告过别了，过去的十年间我是在他们的陪伴下度过的，而此后的余生绝不会缺乏同路人和后来者。
我努力将往事恢复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难民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姻缘，还不能算是有始有终，我仍然在追索难民后裔离开安南工以后的下落，为他们的遭际牵系着神经。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在新疆若羌县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有个地名叫做“安南坝”。也许安南工村民逃离乌鲁木齐家园后，曾迁往那里避难？但最终证实：这个“安南坝”与“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维吾尔语地名的音译，含义是“有妈妈的地方”，与安南人无关。有人告诉我，前些年的一个清明，“黄公坟”―“5号地”的路边见到过烧剩的冥币，可没人说得清究竟是谁在祭奠先人……
我相信，我奢望，我会找到安南工创建者的后裔。只要有这一天，我一定能够写出新疆的《飘》。――那是我欠读者的，那是我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在北京的家中，我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写着这篇越南难民与乌鲁木齐四季的故事。我一遍又一遍倾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我在电脑屏幕上写的就是我的生活，而乌鲁木齐的四季，就是乐曲的四个乐章。搁笔前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写下的一切的是真实的，绝无虚构。其中每一个人用的都是真实姓名，每一件事都可以反复核实。惟一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事实，就是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惟一包容纳在字里行间的想象，就是发现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苦辣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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