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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虽稍知医道，实儒生也。儒者佩圣门之训，一言必慎，敢好辨哉!虽然，医不至于杀人，不辨可也；医杀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杀人在一时，而不至流毒后世，即不辨犹可也。奈今之医者，并不知医，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即或稍有涉猎，而偏之为害，更甚他医。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
目录（共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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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刘勇强内容提要 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和尚、道人和术士等符号化的类形象，从叙事功能上看，这是一种超情节人物。一僧一道一术士的角色设定，多有直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基础，而其复杂的文化底蕴则与作者的叙事理念相通，从而发挥着不同的叙事作用。关键词 明清小说 僧道 术士 超情节人物一、“超情节人物”释义
&&& 本文讨论的一僧一道一术士，不是作为独立艺术形象的和尚、道人与术士，而是符号化的类形象。以《红楼梦》为例，第二十九回中给贾宝玉提亲的张道士，与贾府有着直接、真实的交往，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而《红楼梦》开篇以及穿插在小说中的“一僧一道”则有所不同，他们具有超出具体情节乃至单一作品的文化共性。此类形象的艺术意义，不在于这些形象本身，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叙事的需要一一这种需要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观念，也可以建立结构的骨干，或是推动情节的进展等。
&&& 和尚、道士身份明确，自不必说。术士流品稍杂，本文主要指占卜、星相之士，也包括一些风水师，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某种表象（面相、字体、星象、形势等），为人预示前程与命运。将术士与僧、道并论，原因之一是在现实生活和小说作品中，僧、道经常兼有术士的特点；原因之二则是作为符号化的类形象，术士有时甚至比僧、道出现得更频繁，而本文着重探讨的并非他们的现实品性，而是他们在形象特点与叙事功能方面的共性。
&&& 由于僧、道、术士这类符号化形象人物出现得相当普遍而独特，其间隐含着明清小说的某些重要的叙事特点和观念，有必要予以专门的关注。不过，此类形象很难从一种意义加以概括，笔者曾在超情节人物、观念型人物、功能性人物、非性格化人物等种种提法中犹疑不定，因为他们可能带有这几方面的特点，但又不是单一的。反过来，某些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物形象也有观念型、功能性的特点，也未必都有性格。
&&& 实际上，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以进行功能性的分类研究的话，这种分类应有不同的角度。例如从在情节中所占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来说，可以分为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然而人物的重要性又是相对而言的。有时，次要人物甚至可以超越主要人物，成为特定情节单元的主要人物。而从人物的性格来说，则可以作“扁形人物”、“圆形人物”之类区分[1]。不过，只要一个人物处于特定的人际关系与情节冲突中，多多少少总会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性格来，哪怕这种性格是类型化的，或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如上面提到的那个张道士，作者虽着墨不多，却也揭示了他世故圆滑的为人品性。
&&& 但是，无论某一人物在情节中的地位如何变化，小说中人物间的内在关系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他们与情节的结构性关系也不会改变。也就是说，这种结构性关系可以作为我们区分人物性质的一个有效标准。而在明清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一些僧、道、术士的形象，常常超越于基本情节之上，以简约的形式、近乎雷同地出现于不同的小说中。他们即使带有某种性格特点，也主要是为了表现一定的思想观念或叙事要求。如某些道士出场时显得十分无礼，这种无礼多半只是为了考验世人的眼光与态度。
&&& 考虑再三，我还是选用了“超情节人物”这一概念。因为在小说中、特别是明清小说中，情节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一位美国学者根据若干文学辞典，对“人物”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物即故事中做出导致故事结局的动作的人[2]。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情节人物或性格人物。在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超情节人物不是直接做出导致故事结局动作的角色[3]。虽然他们并不是完全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甚至引导了这一结局的出现。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不是作为情节冲突的一方介入其中；如果他们制约或引导了情节发展的走向，那也是作为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存在的。
无法断定超情节人物的设置是明清小说独有的现象[4]，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存在确实体现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上的一些特点。不过，目前学界对此类超情节人物还缺乏系统的观照。即使偶有提及，也主要是作为作者思想观念的旁证，或者只从宗教、民俗角度加以描述，缺乏对其文学意义的全面分析。单就其出现的频繁而言，这也是令人遗憾的。我一直以为，只有悉心勾勒古代小说艺术创造中的这些细节，才能产生出与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相符合的理论命题，也才能为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叙事学提供必要的基础。而超情节人物的存在，为我们从形象设置与塑造的角度，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二、超情节人物的历史背景与角色设定
&&& 超情节人物通常是一种“定型人物”，它反映的是人们对某一群体或类型的人的基本看法，是在部分的基础上对全体进行的概括[5]。作为小说叙事方式的一部分，他们有着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背景。因此，其角色的设定与形象的特点，对创作而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面貌、架构及精神内涵。
&&& 从大的背景来说，一僧一道一术士的常见于小说，与佛、道教的流行以及人们对命相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简而言之，佛、道二教传播日久，深人人心，僧、道形象，大量出现在小说中，不足为奇。占卜、算命之风，亦早已成为民俗信仰。明代以后，更为社会所重，“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6]。时人乃有“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的说法[7]。与此相关，各种相书、命著也大量刊行，更促成了大众包括小说家对此道的无师自通[8]。
&&& 具体来说，一些描写可能还有更直接的背景。如明代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叙王阳明幼时出游市上，有相士断定：“此子他日大贵。”嘱其读书自爱，必有应验。在王阳明门生钱德洪等所编《王阳明年谱》中，同样记载了王阳明五岁遇神僧及在长安遇相士，各道其异与未来事。且不说这样的记载可能也有夸饰，但见诸年谱，表明对所谓神僧、相士事真实性的认可。
&&& 有关僧、道、术士这类超情节人物的基本面貌、架构及精神内涵，有几点值得注意：
&&& （一）一僧一道的联袂而出
&&& 僧、道属于不同宗教，两类人物本不应该同出同进。事实上，在历史文献中，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见。《七修类稿》卷一、《玉芝堂谈荟》卷二五等书记载南临安府有山洞，其中有一僧一道蹲踞相视的自然景观，此出于想象，究非实有。不过，另有一些史料却成为相关描写的基础，如《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记姚广孝既出家为僧，又事道士，复与著名术士袁琪交往，这一经历在小说《续英烈传》中就得到极大发挥。姚广孝削发为僧后，闻桐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有异术，遂携香往谒。同时，此书还两次写到建文一行逃难，“人看见，只知是三个和尚，一个道士，并没别样的猜疑”。所谓没别样的猜疑，当然是对他们的身份而言，这一情景在《型世言》第八回、《女仙外史》第十八回等也有描写。可资参证的还有清初传奇《千忠戮》，剧中吴成学、牛景先削发改装，扮成一僧一道，寻访建文帝。但在现实生活中，僧、道同行，究属反常。清丁耀亢《续金瓶梅》第六十三回就叙及玳安、了空在逃难途中说：“你我是一僧一道，路上行走还怕人盘问，这个京城如何好一处同住。”
&&& 促使僧、道“成双结对”的原因，与唐宋以后二教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有关。一方面，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出佛入道，佛道兼容的思想相当普遍，文学创作中也时有表现[9]。如明屠隆《昙花记》叙唐代功臣木清泰随一僧一道（宾头卢、山玄卿）上天人地，共历幻境，顿悟人生，终成正果。其中特设《仙佛同途》一出，宾头卢对山玄卿说：“如来与上真在虚空中道法相与，师徒甚欢。只是无知的野道人不闻佛法，低祖位为精灵；不广的禅和子未究仙宗，骂真人是外道。两家聚论，积渐成仇。此是后世子孙所为，并非当时老祖之意。”[10]在这里，佛道信徒，就表现得亲密无间。另一方面，在民间信仰中，佛道杂糅更为常见。而小说受民间信仰影响之大，有时更在正统宗教之上。换言之，一僧一道的联袂而出，与其说是现实情景的再现，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图像的折射。反过来，小说中陈陈相因的描写，也为这种思想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较早出现的“一僧一道”见于《夷坚丙志》卷三《杨抽马》中，其中提到杨望才以“妖异”惑众，祠祀时，有“一僧一道士坐其下”的描写，但仅此一句而已，仅属陪衬。《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三《杨抽马甘请杖富家郎浪受惊》因袭此描写，也未作发挥。但冯梦龙改编的《平妖传》第十三、十七回等处均写及“一僧一道”，而相关描写却不见于明初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中，则又说明一僧一道形象逐步突出的渐进过程。
&&& 有趣的是，与佛道融合一样，也许同样是为了在二教之间寻求平衡，一些小说中对佛道的贬抑也常常联系在一起。如《水浒传》第五回中叙瓦官寺有“一个云游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作恶多端，是鲁智深除掉了这“一僧一道”。在《西游记》中，也有同时讥佛讽道的描写，如高老庄请法师降妖，但“都是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第十八回）；在驼罗庄，作者更以嘲谑之笔，具体描写了一僧一道先后为妖精所败的情景。
&&& （二）僧道与术士的关系
&&& 佛、道二教中都有不少人兼通相术、命学。当然，他们往往会对相术、命学中的内容作一些符合佛道思想的改动，这是小说经常描写僧、道兼有术士特点的基础。
&&& 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些僧人以习《易》占卜为常，他们能为人预卜祸福，甚至祈禳求福，如唐代著名僧人一行“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11]，曾预言李林甫为相、安禄山为将，必致天下大乱之事[12]。宋代徐度《却扫编》卷下记载，熙宁元丰间，有僧化成即以命术闻于京师。宋代还有一江西僧人自称“静道和尚”，精通阴阳地理，著有《人地眼全书》，在民间流传。至清道光年间经南昌人万树华整理，公之于世[13]。
&&& 值得注意的是，僧人通相术者，往往以“异僧”面貌示人，其异则有二，一为“颠僧”，如《玉壶清话》卷九提到一狂僧走金陵城中，到处寻找飞龙子，及见主为升州刺史，乃不复寻矣。一为“胡僧”，胡僧在古代小说中自成系列，兹不详论。这里要提到的只是一些胡僧也能算命，如姚之S《元明事类钞》卷一八引《霏雪录》称：“洪武中有胡僧善相，见四明袁廷礼，欲授其术，乃令袁视日久之，杂以黑白豆，令拣之，袁目不眩，遂以其术传之。”[14]《古今图书集成》卷六五也引《霏雪录》记载此胡僧相术之灵验。此类异僧形象在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如《西湖二集》中《巧书生金鉴失对》头回故事中，就叙及“新罗国有个异僧，善能相人”。
&&& 至于道徒能预卜、算命，更不计其数，如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陈传，就精于相术。据说，“帝（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日：‘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15]。至今仍广为人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出于陈抟之手。而小说中道士兼充术士者，也相当多见，如《白圭志》第十回“德泉庵道士解梦”，即详叙一道士论卦、解梦事。
&&& 一僧一道一术士在明代小说《于少保萃忠传》中已有完美组合。据《明史》于谦传，于谦“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而《于少保萃忠传》第一回则先叙一僧称于谦骨格非凡，“他日乃救时宰相也”，又叙一旁观道者道：“汝之相术甚佳，惜未尽其奥理。”第二回即详述此一僧一道真诚交流。原来道者即名相士柳庄之子袁忠彻，僧人得其真传，“后来相术甚高，名闻海内”。
&&& （三）关于江西术士
&&& 在明清小说的众多术士中，江西术士（或称江右术士、豫章术士）最引人注目[16]。江西术士何以得名，难以确证。据王t《青岩丛录》记载，唐宋以来，堪舆术分为两大流派，一为“宗庙之法”，始于闽中，专主理气星卦，以八卦五星来定生克吉凶，后渐不为人所用。一为“江西之法”，肇于江西人杨筠松、赖大有、谢子逸等人，专主山形地势，经龙穴砂水四者相配来定吉凶祸福。大江南北，无不遵之[17]。又据《古今图书集成》之《博物汇编?艺术典?堪舆部?名流列传》，可对唐宋时期江西派风水谱系的传人从祖师杨筠松排列到二十代传人孙伯岗。到了元明以后，其传承就乱不可考了。
&&& 相术作为谋生的手段，是术士流行的一个现实基础。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说：“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18]《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中，祁太公向虞博士传授“地理、算命、选择”，也为了教给他“寻饭吃本事”。历史上，江西人深谙此理。如《宋史》卷四二五记载，江西人谢枋得在宋亡后就一度卖卜为生。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因科举时行时止，一些儒士如战国时游士，周游各地，以寻找直接进入仕途的机会，袁确提到此种情况时说，“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19]。江西术士的影响扩大，可能也与江西“游士”之多有关。
&&& 江西术士的真正“走红”当在明代，当与政治有关。据记载，朱元璋在开国前就遇到“江右方士”铁冠道人张景和。张景和的事迹流传甚广，明代《菽园杂记》卷一、陆粲《庚巳编》卷七、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等皆有记载。明代小说《英烈传》中也有关于他的描写，此书第十回就描写张景和主动来为朱元璋看气色、说休咎；第十七回又叙及一个同样见诸史书、曾乞食南昌的周颠为刘基“点破真机”。明代著名的术士袁琪、袁忠彻父子，祖先也是南昌人，同样曾受明朝皇帝礼遇。袁珙为燕王朱棣看相后，朱棣才下定了“靖难”的决心。《续英烈传》中写到了这位神相；《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二《识君辅柳庄神相》讲述的也是他的故事[20]。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崩，用江西术士廖均卿议，始得安葬[21]。王士G《池北偶谈》中则记述了江西南昌人张储对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万历间游辽东归，声称王气在辽左，三十年后，当地人皆当大贵。“其言果验”[22]。以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江西术士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应当是江西术士广见于小说的一个现实条件。
&&& 在日常生活中，江西术士的影子更随处可见。如杨式傅《果报闻见录》之《工匠魇魅》条叙明都给事中陆茂龙两世单传，有江西术士至其家，凿出一木刻太监，乃揭明无嗣之故[23]。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则记载一“善地理而道不行”的江西术士，为朱文正公先人卜地之验[24]。明清之际谈迁《枣林杂俎?技余?牟康民》还提到巡按御史黄陂吴之好数学，曾“从豫章术士游”[25]。乾隆年间，有一名叫杨柏溪的江西籍进士也精通相术[26]。有趣的是，在明宋懋澄《九龠集》中，有一篇小说《东师野记》记载“萨摩岛术士许仪厚，本豫章人” [27]。而清代，朝鲜使臣洪翼汉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一记载，“洪都山人”刘亨，卖卜辽阳，又曾随毛督府渡江居义州数岁。业极精妙，算命无不吻合，众皆奔彼，乞得一言，连朝鲜使臣也请其测算，且果如所闻者。这些记载表明，江西术士的“执业”范围与影响，甚至已远播东北、海外，以致江西术士已俨然形成一种“品牌效应”。《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一回叙邓蒲风在设立相馆时，特意揭了一个招子“新到江右邓蒲风，飞星演禽，寓本庙东廊即是”。且不说他设计谊财，“江右的高人”的名声，立刻使狄希陈邀人同去算命，他说：“我们这里打路程庄板的先生真是瞎帐，这是江右来的，必定是有些意思的高人。”[28]《野叟曝言》第十一回中有个术士吴铁口，招子上也写着“江右吴铁口，兼精星相，测字如神”[29]。
&&& 当然，江西术士是否有非凡的灵验，恐怕也如术数之学本身一样，并无根据。冯梦龙所编《智囊》之《杂智部》“小慧卷”有一条“江西日者”，就记叙了所谓能分人贵贱者，只是善于观察的小智慧而已。《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其实也是对江西术士的否定。在《儒林外史》第七回，也描写一个江西先生，门口贴着“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吴敬梓在他装神弄鬼的过程中，寄寓了更明显的讽刺之意。
&&& 最早见之于通俗小说的江西术士也许还是《于少保萃忠传》，此书第二十八回描写江西南昌人万祺推算之术甚验，并因之被封为太常卿，累迁至工部尚书。按，万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30]。《西湖二集》之《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中也有个豫章术士“善辨风云气色，能知治乱穷通”，经占验知道“王气”在临安地面，遂走到临安，终于发现钱H是未发迹的英雄。同书的《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中一个“风鉴”也是豫章人，同样是见王气一支落于新城，一支落于临安，遂到新城来。在这里，他发现的罗隐后来成为钱H的重要谋士（这两篇小说的描写，前者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一有出处，后者未见依据）。另外，在《海公大红袍传》第五回叙奸臣严嵩，早年流落江湖，“以测字相面为生，日夕在江西一带地方去混过日子”，并终以此得君王赏识。这一描写完全是小说家言，并无史实依据。而作者之所以有如此想象，恐怕与严嵩是江西人有关。
&&& 清代小说写到江西术士的也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儒林外史》，《机闲评》中有一个“江右星家”白太始；《载花船》卷二第五回也写到“偶然来到一个堪舆先生，江西人氏，艺术精高，秀州绅士都延请观看阳宅”[31]。李渔小说《十二楼》中的《拂云楼》里韦翁夫妇道：“我平日极信服的是个江右先生，叫做张铁嘴。”[32]
综上可见，明清小说中的一僧一道一术士描写，大多有相应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不但决定了此类人物某种超凡脱俗的宗教本质，也制造了他们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距离感。这种宗教本质与居高临下之势，恰好是他们作为超情节人物被广泛描写的一个前提。而这些角色的设定，实际上也为小说的叙事作出了某种规定性。大体上，当一部小说出现了超情节人物时，则无论其叙事怎样头绪纷繁、流动无序，都离不开被简化、抽象到最基本层面的佛道思想或命运观念的指引与制约。与此同时，僧、道或术士所代表的超现实力量，一方面强化了与小说家艺术追求一致的情节悬念与神秘性，另一方面又确定了情节不可移易的最终指向，从而展示出事物运行不偏不倚、因果分明的发展规律。因此，说到底，这是明清小说从当时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下提炼出来的一种真实而又先验的叙事方式。
三、超情节人物的文化底蕴与作品的叙事理念
&&& 在现实生活中，一僧一道一术士流品不一，而小说家描写时，用意又各不相同，遂造成了此类形象不同的文化底蕴。不过，由于他们作为超情节人物的性质，所体现的思想往往主要在叙事层面，因此，对他们的理解，也是把握作品基本内涵的一把钥匙。
&&& 第一，僧、道、术士代表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僧、道类的超情节人物，将小说写实的叙事置于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之下，构成了一种超越现世的叙事理念。
&&& 最典型的当然还是《红楼梦》，书中的一僧一道出现在不同层面，多角度地体现出作者的构思。起初，他们将女娲补天所剩石块“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其事迹后来刻印在石上，就是所谓的《石头记》，这是第一层次的一僧一道。这一僧一道以“茫茫”、“渺渺”为名，就体现了一种虚幻的观念。他们规劝“顽石”不要贪恋红尘，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失落感、幻灭感。但这还是最表层的，接下来又有一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并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清僧录》。这里的“道人”、“情僧”，实为一人，似可看成作者的自喻，不妨可以看成第二层次的僧、道形象。在紧接着叙述的甄士隐故事中，第三层次的僧、道形象又出现在甄士隐的梦中，向他解说了全书情节的原委。而甄士隐也最终在解释《好了歌》后，随一个“疯跛道人”飘然而去。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这一层面的僧、道多次闪现，对书中人物如甄士隐（第一回）、林黛玉（第二回）、薛宝钗（第七回）、贾瑞（第十二回）、柳湘莲（第六十六回）等加以点化，使作者的命意在不同场合下得到回应。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第十二回中，贾瑞因“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而病入膏肓，就来了一个跛足道人，据庚辰本夹批，即是上面带走甄士隐的那位，他口称专治冤业之症；送给贾瑞一面“风月宝鉴”，声称“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而贾瑞不听其不可照正面的劝告，终于成了欲望的牺牲品。按照开篇所写，《风月宝鉴》原本也是小说书名之一。所以，这个道士及其镜子，揭示了小说的一个核心命意。直到高鹗续补的最后，一僧一道又一次出场，与开篇的情景相呼应，形成了一种结构与观念上的完整。
&&& 关于《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学术界已有不少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两种，一是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把《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视为佛、道或庄、禅的价值信仰的形象符号[33]。另一种是陈维昭在《轮回与归真》一书中指出的一僧一道实际上不是什么和尚、道士，他们只不过是曹雪芹“色空”体验的象征符号。他们显示了曹雪芹独特的体验：感觉的真切性与生命的不确定性的矛盾[34]。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不过，只把一僧一道视为佛、道的形象符号略失之于表面化、简单化，而过于强调他们显示的是曹雪芹的独特体验，又可能忽视了它产生的基础及其在文学中的普遍性。实际上，一僧一道源自曹雪芹对佛道文化的体认，也源自他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感悟；同时，他又依托前代艺术传统，将这种体认与感悟改造为一种沟通现实与超现实的象征手法，在出世的表象下，表现人类的精神追求与困境。
&&& 与《红楼梦》中那个给贾瑞送风月宝鉴、劝淫止欲的道士相似，在其他不少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僧、道的出现被作者用以表达一种对人生的梦幻认识。如《喻世明言》中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叙吴山沉迷女色，几次梦见一和尚来劝化他弃俗出家；而这个和尚原来也是个犯了如来色戒的冤魂，“以毒攻毒”，颇有反讽意味。又如清代小说《空空幻》叙一青年徒具才子之学，而无才子之形。日夜感叹，遂有一僧人赠以神奇鹦鹉，呼之入梦。梦中又有一道者赠以仙丹，并为之脱换形骸。从此，他经历了一段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的生活。而一僧一道在梦境中的先后出现，都是出于一位德僧的点化[35]。
&&&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中，此类僧、道还多以反常形象出现，如同《红楼梦》中的疯道人和癫和尚。如上一节所述，这样的“异僧”在各种史料笔记中屡见不鲜。他们疯颠、污秽的形貌，夸张性地突出世人不明真相的愚昧；而在小说中，这种反常形象也可以很容易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小说家特别看中这一点并着意渲染的原因。朱元璋曾亲自撰写过一篇《周颠仙人传》[36]，记述了元末一江西周姓“颠仙”的奇异事迹。这位周颠在《英烈传》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型世言》第三十四回《奇颠清俗累仙术动朝廷》也是以他为主人公的，陆云龙评曰：“颠之原，仙之根。”[37]
&&& 第二，命运观念也是一僧一道一术士描写中重要的思想内涵之一，对命运的预示与呈现，使小说描写的情节流程与人物经历具有了一种严密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例如明代雉衡山人《韩湘子全传》第二回，吕、钟二仙分别化作算命、相面之士为韩湘子算命、相面，将神仙思想与命运观念融为一体，不仅为整个小说定下了一个充满道教色彩的基调，也使韩湘子的经历在按照既定的轨迹发展中，获得一种超越世俗的力量。
&&& 在小说中，命运观念往往与某种道德说教联系在一起，建立起一种叙述者与接受者普遍遵循与认可的叙事伦理。这种描写早在明清之前的小说中就已大量出现，如洪迈《夷坚丁志》卷七记载丁提考前两次见到相国寺术士，命相前后迥然不同。初有状元之相，后因参与赌博，名次转在五人之下，其间的道德寓意极为明显。《拍案惊奇》之《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的故事与此相似。作品叙及永乐年间神相袁忠彻相出王部郎家一童仆兴儿妨主，王部郎遂将其遣去。三年后，兴儿却以指挥职衔拜见王部郎，袁忠彻断定：“此人满面阴德纹起，若非救人之命，必是还人之物，骨相已变。看来有德于人，人亦报之。今日之贵，实由于此。非学生有误也。”兴儿果有厕中拾金还人之事。拾金不昧的德行，表面看是改变了他的命运，实际上却是从道德层面强化了命运的观念。
&&& 明清小说中这种道德化命运观与当时广为流行的善书也有关系，如《雨花香》第四十种《出死期》叙一相士算出钱广生的死期，而钱广生受此警慑，在一高僧指点下，改过从新，竟由三十五岁的大限，增寿至七十余岁。整个作品的叙事质朴无华，体现出与一般善书相同的极为鲜明的劝善意图。
&&& 当然，也有的小说家别出心裁，将命运与曲折的情节更巧妙地结合起来。李渔《无声戏》第三回《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就是如此，这篇作品一如李渔其他小说一样，带有标新立异的特点。篇中旧家子弟蒋成在家道败落后，在刑厅手下充当皂隶。当了一年差，屡受责打。后来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将其八字改成与刑厅一样，竟因此深得刑厅怜惜，不上三年，就积得数千金。李渔强调积德行善，却未必深信命运，他将其置于所谓“八字”之说下叙述，实为求得一种新奇的效果。在他笔下，叙事伦理的艺术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时甚至超过了它本身的道德立场。
&&& 第三，在一些小说中，超情节人物的设置也用作一种政治预警。实际上，这也是现实中此类人物经常出现的一个原因。《宋稗类钞》卷一八记“临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这恐怕就是由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士大夫渴望了解自己的前途。不仅如此，社会的重大事变也是政治人物所关心的，《宋稗类钞》卷二二还有一则记建炎间，术士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时金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而周生即通过“杭”的拆字，准确预言了兀术南侵。在上一节提及江西术士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治上的预言。小说中也引入了这样的描写。如《清夜钟》第十四回《神师三致提撕总漕一死不免》中先后有一僧一道劝戒杨一鹏，终不听，致坐罪问斩，就传达了一种“见机而退”的思想。史书及一些历史演义小说中，以童谣示警，性质相仿。不过，童谣示警中的儿童往往被一笔带过，缺少更鲜明的超情节人物特征。
&&& 第四，由于一僧一道一术士本身体现的宗教文化及其他社会观念，此类形象的描写有时也成为某种思想冲突的体现。《红楼梦》的续书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在秦子忱的《续红楼梦》中，因袭了原著中的一僧一道，却赋予了他们“三教合一”、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在此书第四卷中，宝玉请僧、道二人指示些参禅悟道的路径、明心见性的功夫，僧、道二人大笑道：“你原来是个痴人，儒、释、道三教名虽殊而理则一。释、道两家之明心见性，即儒教之克己复礼也；释、道两家之坐静参禅，即儒教之正心诚意也；释、道两家之定慧，即儒教之慎独也。”宝玉听了，恍然大悟，道：“原来仙佛之道不用他求。只是正心诚意而已。”[38]很明显，这是作者将原著佛道思想向儒家思想的扭转。所以后来才有宝玉的“洗心涤虑，力图上进”，并终于“官登极品，子孙蕃衍，世代簪缨不绝”。
&&& 同样基于儒家思想，云搓外史的《红楼梦影》却极力排斥一僧一道。此书第一回即叙贾政与出走的宝玉相遇，命人将一僧一道作为与原著中的马道婆一样的“妖人”捉拿[39]。白云外史、散花居士的《后红楼梦》与此如出一辙而描写更具体，它也在第一回叙贾政与出走的宝玉相遇后，将宝玉同僧、道一齐捉住，原来这一僧一道用妖术迷惑宝玉，意欲把宝玉拐到苏州去，卖与班里教戏。作者提醒道：“这段文章虽则无关正经，却有一番点悟。天下聪明弟子，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致为匪人所诱，沉迷不悟。”[40]有趣的是，当这些小说的作者在对一僧一道加以排诋时，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们原本作为超情节人物的特点，使之更接近普通的艺术形象。这是因为，当小说家要从世俗的角度、而不只是基于一般的思想文化立场批判佛道时，首先就要将一僧一道从居高临下的位置拉下来。
&&& 其他小说也时常可见儒释道对立的描写。如清代小说《野叟曝言》就有强烈的辟除佛、老，独尊儒学的思想，所以在第一回写主人公文素臣出生时，其父文道昌“又梦至圣亲手捧一轮赤日，赐与文公，旁有僧道二人争夺，赤日发出万道烈火，将一僧一道，登时烧成灰烬”[41]。文道昌知为异端，故尤爱素臣。而在另一部不太著名的小说《金钟传》中，作者却秉持“僧道原来无二致”的立场，第五十三回叙及广通法师正在寺中与人论僧家正谛，高真观道士黄子中来访。一僧一道，一唱一和，宣扬孝道。
&&& 对于术士，社会舆论持怀疑批判态度的更多一些，《鼓掌绝尘》第二十六回中就具体描写了一个“星士”如何骗人钱财的过程。《醉醒石》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叙一僧人在道人、术士的蛊惑下，自以为有帝王之相，意欲谋反，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在《姑妄言》中，前面提到的那个神相袁琪，也大遭挞伐。
超情节人物的文化底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的叙事理念，为我们进行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叙事学思考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近二十多年来，叙事聚焦（focalization）是叙事学研究中一个热闹的话题。所谓聚焦，指的是对叙述信息的规范、选择以及传输等各种方式。叙述者和人物等，都可以充当聚焦者。很多时候，叙述者与人物同时具有聚焦的功能，就形成了双重聚焦[42]。从明清小说的超情节人物来看，他们既不同于叙述者，因而不直接承担叙述任务；又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行为者），因而也不直接参与行动。然而他们可以规定叙述、引导行动，并由此起到某种聚焦的作用。仍以《红楼梦》为例，无论是规劝“顽石”的一僧一道，还是抄录《石头记》的空空道人，或是多次闪现于情节进程中的“疯跛道人”，他们共同提供了一个在文本内、情节外审视人物的独特视角。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叙述者（开篇以第一人称口吻忏悔的“我”）和书中众多人物都充当了某种聚焦者，这是中外叙事文学都可能出现的现象；那么，超情节人物的聚焦作用，也许可以说是明清小说在叙事聚焦方面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凭借超情节人物的聚焦，我们可以轻易获得有关小说情节、人物最本质的信息。当然，“轻易获得”对于小说的艺术效果甚至叙事理念的传达，未必是一件好事。超情节人物之所以广泛存在，还有赖于它多样化的叙事功能。
四、超情节人物的三项基本叙事功能
&&& 当超情节人物成为叙事文本的一个特殊聚焦时，它不仅体现着作品的叙事理念，也为相关叙事理念的实现发挥着不同的叙事功能。本来，从功能的角度看，一般人物与超情节人物并没有截然不同的鸿沟。比如在《武王伐封平话》中，西伯姬昌“善会阴阳，能辨天下之机理”，“逐年逐月逐日逐时，知吉凶之事，占人间灾福之兆，课身上吉凶之来意，知一年旱涝不匀，五谷丝蚕收成，人民病疾灾伤。文王在囚牢之内，一一尽知，克日定时，并无分毫差错”。所以，虽然身处险境，他却从“不自忧其身，知合未死，知久后合立末主为天命九十七而亡矣”。同样，书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姜尚本来也是一术士。这些内容，在《封神演义》中都得到了延续或发挥，使历史人物的作为几乎被占卜算卦的先知先觉所笼罩了。而就叙事功能而言，并没有另外假借超情节人物。换言之，一般人物同时也具有了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功能。但是，对一般人物而言，具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本领更重要的意义可能还是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当姬昌能预卜未来时，这不仅预示着情节可能发展的方向，更突出了他反抗命运的高贵精神。相反，超情节人物本身的性格与经历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因此，他们在叙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鲜明和纯粹。以下即略加条理，简要说明。
&&& （一）结构：完整性及对情节的开启与收束
&&& 在有超情节人物出现的作品中，叙事结构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情节的层面，再一个是主体情节的外层结构层面，后者实际上是为主体情节设置的一个框架，超情节人物主要出现在这一层面。前面提到的《红楼梦》即是如此，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如《肉蒲团》第一回叙孤峰长老（布袋和尚）劝未央生参禅修心，而未央生自恃才高貌美，迷恋女色。至最后第二十回，未央生看破红尘，复至苍山，拜在孤峰长老门下为僧。前后呼应，使未央生放荡的经历在叙事上受到一种约束。
&&& 这种结构的完整性，是中国古代小说普遍追求的一种叙事特点。如《聊斋志异》之《陈云栖》开篇有“相者”为主人公算定婚姻之事，因其反常，当事人共以为笑，而结局却验证了相者之言，蒲松龄在叙事时前后有所呼应。《醒梦骈言》第一回据此改编成话本小说，沿袭了这一结构。这表明，超情节人物的结构作用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间有着某种共同性。
&&& 如果进一步区分，超情节人物在结构上的作用，除了上面所说的完整性外，又可分别以开头或结尾为侧重而实现开启或收束情节的叙事功能。
&&& 开头的例子如《西湖二集》之《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作者叙述豫章术士发现钱谬是未发迹的英雄，为钱发迹埋下伏笔。后来，钱“差人访求那个术士，竟不能遇”，表明这个术士只有结构上的预示作用。对于主体情节来说，这一角色并非不可或缺的，《西湖佳话》之《钱塘霸迹》题材相同，就没有这个人物。但设置这一超情节人物，却使主人公的身份与经历从一开始就获得一种传奇性，情节也显得更符合“逻辑”。类似的还有《续金瓶梅》以《金瓶梅》中结尾处的普净禅师开篇，这一超情节人物既使续书顺应了原著，同时更为续书本身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由头。《说岳全传》第一回描写陈抟老祖变作道士，在岳飞出生时，为他取名，救其脱离水厄，也赋予岳飞非凡的品格。《青楼梦》在第一回模仿《红楼梦》，写一道人出示古铜镜，声称主人公“一生佳话，尽寓其中”，同样起到了涵盖全局的作用。
&&& 采用超情节人物结尾也很多见。早在宋元话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处理方式，如《西山一窟鬼》结尾即由一癫道人收伏妖怪结束。这在当时的同类小说中已形成一种模式，《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是如此。有趣的是，在这些小说中，最后收伏妖怪的多为真人、道士。而明清以后，类似的作品中，似乎和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法海等。
&& &章回小说由于情节漫长，为了结构的完整，思想的统一，也常以超情节人物收束全书，如在隋唐系列的几部小说中，《禅真后史》结尾以老僧林澹然解释因果作结；《禅真逸史》结尾则除了老僧林澹然，另加一长髯道人、一阔脸道人来阐明所谓玄机；《隋唐演义》则发挥《长恨歌》中的想象，由一个鸿都道士“结证隋唐事”。
&&& 超情节人物的结构作用在叙事中的具体意义，有赖于小说家的艺术水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看上去并不重要的小说，有时可能会在超情节人物的运用中有不俗的表现。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的《警世阴阳梦》就颇为特殊，此书崇祯刻本封面有数行题识称：“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贵，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云云。”[43]这当是假托之词，但作者长安道人却有意让自己的化身进入到作品中。一方面，小说中的“道人”先是以术士面目出现，为魏忠贤指明前程，并助以银子，从而使所谓“阳梦”有了展开的契机。而在魏忠贤为逆时，他又曾出场提醒，俨然一个入乎情节，又超乎情节的人物；另一方面，当魏忠贤受到惩处时，道人再次出山观看，进而描写了道人的梦游地府，即所谓“阴梦”。在这一段情节中，道人基本上充当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角度。至最后一回，则叙此道人“做了这一场梦，自觉智慧增了十分……捉笔构思，写出《阴阳梦》，奉劝善男子”。于是，道人与作者合而为一了。虽然依照前面的题识，道人从一开始与作者即是一人，但在小说中，他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先是情节发展进程中一个起着某种推动作用的人物，然后是一种表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叙述角度，最后完全与作者等同。从小说史上看，这部小说算不得名篇佳作，但其中的叙述手法，却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有效地实现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功能。《姑妄言》第一回写了一个道士，后来，作者让他实际地介入了情节，似乎在情节人物与超情节人物上把握不定。而在结尾处，又另外描写了一个笑和尚，一个哭道士。这一僧一道看上去是有寓意的，只是作者写得太突兀、太简略，缺少对情节整体的笼罩作用。
&&& （二）情节：方向性及预示的张力
&&& 超情节人物虽然不是情节的主体，但也可以以不同方式直接入主体情节的流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从情节布局上看，超情节人物的出场大多数是在情节初始阶段或转折阶段，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也决定了情节演进的方向。
&&& 《西游记》中“梦斩径河龙”的故事是超情节人物影响小说情节进程的一个明显例证。《永乐大典》中保存了《西游记平话》这一片断，可见其产生时间之早。遗憾的是，《西游记平话》没有完整的传本，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片断在全书中的作用。而在百回本《西游记》中，这无疑是全书情节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众所周知，百回本先以七回的篇幅，详细地描写了孙悟空的诞生神话及闹三界的故事，这标志着取经题材主人公由唐僧向孙悟空的转移。但取经的主体毕竟是唐僧，为了使小说的情节由神佛世界转向唐朝社会，作者插入了“梦斩径河龙”。在这一情节中充当主角的术士袁守诚也就成为整个情节转换的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唐太宗游冥”得以展开，取经也才由神佛的安排，转化为唐朝的主动行为。对此，《西游证道书》上澹漪子的评语指出：
&&& 将言唐僧取经，必先以唐王之建水陆楔之；将言水陆大会，必先以唐王地府之还魂楔之；而唐王地府之游，由于径河老龙之死：老龙之死，由于犯天条；犯天条，由于怒卜人；怒卜人，由于渔樵问答。哮，黄河之水九曲，泰山之岭十八盘，文心之纤回屈折，何以异此。[44]
&&& 在这里，渔樵和卜人（即袁守诚），都扮演了超情节人物的角色，甚至整个这一段情节，都是独立于主体情节之外的，澹漪子称这一回如同元杂剧的楔子，是颇有见地的。
&&& 实际上，术士由于可以预卜未来，在小说情节中更多地是充当着一种预示的作用，作者通过他们，为情节的发展安排了某种悬念、预设着某种轨迹。这样的悬念与轨迹有时只是阶段性的，如《说岳全传》第四十三回金山寺道悦和尚“能知过去未来”，韩元帅去向他“以卜休咎”，道悦送其一渴。至第四十五回，韩元帅知金兵漏网脱逃，方才明白：“不道道悦锦囊偈语，每句头上按着‘老X河走’四字。果然是天机己定，这番奴命不该绝也！”[45]
&&& 还有很多悬念与轨迹是全局性的，如《警世通言》之《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的开篇叙一卖卦先生，决吉凶祸福如神，断成败兴衰似见。当日有奉符县押司孙文来算命，先是相者不肯为其算，在孙文执意要算的情况下，相者才说出他命当即死。在人物由今年、今月、今夜，逐一落实必死期限的过程中，也为情节的展开设置了极强的悬念，这一悬念以及后来孙押司果然离奇死去，则为后面的包公断案作了精彩的铺垫。
&&& 通过僧、道、术士预卜人物命运而昭示情节发展的走向，可以获得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与吸引力，因此是许多小说家乐于采用的方法。清代小说《欢喜冤家》第十六回《费人龙避难逢豪恶》，术士推算费人龙将大难临头，于是，他四处躲藏。术士之语乃是情节展开的契机。而《醒名花》第二回中，范道士为主人公湛翌王算命后，送他“皂囊三个”，让他“临机自有用处”，这成为贯穿情节的一个线索。《蝴蝶媒》开篇则是自观和尚看破主人公的“前数”，并“写得明白，封在此间”，让他们带回去观看，声称“此后前半段的事件都在上面，后半段却由得居士们自家主张”，为命运预示与人物行动作了一个极具张力的铺垫。类似的还有《仙卜奇缘》、《金石缘》等，都在情节展开之初，通过所谓“真神仙”或相士，揭示了主人公的命运。
&&& 对于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家来说，有时并不是简单地利用这种命运观念的预示作用，例如李渔《十二楼》中的《拂云楼》，就将“江右先生”张铁嘴处理成了情节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在小说中，因韦翁夫妇平日极信服这个江右先生，能红就叫俞阿妈传语七郎，对张铁嘴广行贿赂，使其在解说八字时，唯推七郎，成就了小姐与七郎的姻缘。这里的所谓算命，不过是按照人物意愿的一种表演，而这种表演的喜剧性又有赖于当事一方的信念，两者在明暗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说情节的内在张力。
&&& （三）人物：逻辑性及定位、定性
&&& 超情节人物的设置还可以作为作者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如前所述，许多小说都通过命相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命运，使情节具有了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与此同时，人物的气质与性格，往往也得到一种鲜明的概括。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作者就描写了术士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其六房妻妾看相，如吴神仙为潘金莲看相后所说的“光斜视以多淫”、“必主刑夫”、“终须寿夭”等判词，即是对人物性格的定位及其命运的定性。这种提纲挚领的叙事方式虽然古拙，但符合相术盛行时代的社会心理与阅读习惯，它通过吴神仙逐一讲述的相词，揭示了人物的品貌，也暗示了他们的将来。所以，张竹坡在评点时说：“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在他看来，这一关键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二是“凡小说必用画像，如此回。凡金瓶内有名人物，皆已为之描神追影，读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应其言语动作之态度也”[46]。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一回叙相士为幼年的魏忠贤看相，指出他少年坎坷、中年荣贵、异日威权独把、必好杀贪财等等，也是作者在小说开篇就借相词为人物形象作的基本定位。
&&& 术士之词对人物形象的意义并不只是一种简单概述与交代，其兑现过程，往往使既定命运充满了曲折甚至变数。在《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九十五回《包公花园救月蚀》中，一术士与包公打赌，谓某夜有月蚀。是夜，包公于园中仗剑作法，月因不蚀。次日，术士称有文曲星相救，月李不敢侵。这里对天相的反向描写，既突出了包公形象非凡的人格特质，也赋予情节传奇色彩。
&&& 应当承认，超情节人物的描写往往是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但在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用心之细密，也许有超出常规与一般阅读经验之处。如前所述，《红楼梦》描写僧、道点化世人有许多次，甲戌本第二十五回有这样一条夹批：“僧因凤姐，道因宝玉，一丝不乱。”这一批语提醒我们，曹雪芹对看上去与其他小说相似的僧、道度人描写，实别有用心。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在《红楼梦》中，癞僧度女子，跛道度男子，构成了全书的一大章法[47]。尽管我们还无法充分体会与揭示作者的细密用心，但超情节人物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符号却是确定无疑的。
总之，一僧一道一术士在明清小说中的广泛出现，从不同角度折射着明清小说思想与叙事的基本特点。虽然僧、道、术士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的背景，但作为超情节人物形象，他们又是小说家的一种叙事手段，这种手段能以显豁的方式揭示出小说的基本命意和作者的态度；同时，也能以简捷的方式增强情节的张力、突出人物的品性。当然，由于小说家思维水平与表现能力的局限，并不是所有的超情节人物都具有同样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此类形象在当代的接受者眼中也可能成为一种多余和幼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去了以往的文学意义。事实上，我们在现当代小说的创作中，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超情节人物形象。也许，他们不再是以僧、道、术士的面貌出现。例如20世纪曾轰动一时的小说《废都》，贾平凹在此书中除了描写了一个能卜卦预测的智祥大师，更在开篇就安排了一个“囚首垢面”的、疯疯颠颠的老头，他看上去既像“老乞丐”，见识又像“教师”，而日常却以收破烂为务。这个人物穿插在小说中间，结尾处也在他的“破烂喽―！”喊声中收场。显然，所谓“破烂”与作者的“废都”意象是联系在一起的，智祥大师，特别是收破烂的老者，为全书制造和渲染了一种上承古代、下接当代的“废都”气氛。且不说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如何，贾平凹对超情节人物的运用还是深得明清小说三昧的。无论如何，超情节人物形象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继承的明清小说叙事传统。
&&& 注释：
&&& [1][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5页。
&&& [2]参见[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 [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三章论“人物”时说，我们要讨论的小说中的“角色”，是要问“事情发生在谁身上”（第115页）。换言之，“角色”也就是情节的主体。“角色”（actors）一词，有的翻译者译为“行动者”，也许更符合小说人物的性质，即情节性人物（参见申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5年版，第164页）。
&&& [4]林纾、王寿昌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男主人公亚猛在自述爱情经历时说：“因思二年前，余曾一值之，色授魂与，心遂怦怦然。时有友人善相术者，相余骨法，盖天生情种，见勾于美人，即缠绵不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查当代流传最广的王振孙译《茶花女》，所谓“友人善相术者”作“我有一个朋友是研究秘术的，他把我这种感觉称为‘流体的亲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显然，林译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或者竟是明清小说的叙事惯例，将所谓“研究秘术”译成了“相术”。
&&& [5]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第60页。
&&& [6]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 [7]朱国祯《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册，第595页。
&&& [8]除了小说文本的呈现，有关小说家精通术数的记载很少。王士G《池北偶谈》卷二二《宋孝廉数学》专门介绍了明代小说家宋懋澄“精数学”，所预卜之事，皆应验。宋有《九龠集》，但其中小说涉及术数的很少。
&&& [9]钱锺书在谈到《红楼梦》中僧道“合伙同行”时，指出了作者“实写寻常二氏之徒和光无町畦”的文化传统（见《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册，第1512页）。
&&& [10]兹据《六十种曲））本引。另按，《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二回叙及“那唱《昙花记》的木清泰，被宾头卢祖师山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庙独自一人过夜，群魔历试他，凭他怎的，只是一个不理，这才成了佛祖”。可说明此剧“仙佛同途”的影响。
&&& [11]《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版，第4册，第3477页。
&&& [12]《太平广记》卷一四，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册，第1009页。
&&& [13]参见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 [14]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
&&& [1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页。
&&& [16]万晴川《命相、占卜、擞应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对江西术士有所讨论，但此类人物众多，尚有未竟之词。
&&& [17]参见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第222页。
& &&[18]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 [19]《清容居士集》卷二三《赠陈太初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袁珙父子事迹参见《明史》姚广孝传、袁珙传及陆粲《庚巳编》卷一、《双槐岁钞》卷三《柳庄相术》、《七修类稿》卷三六《袁柳庄》等。
&&& [21]《万历野获编》卷三《母后先庙》，此事清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七等亦有记载。
&&& [22]王士G《池北偶谈》卷二一《张储》，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501页。
&&& [23]杨式傅《果报闻见录》，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第39编，第7册，第203页。
&&& [24] 《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合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
&&& [25]谈迁《枣林杂俎》，《四库存目丛刊》子部，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第113册，第346页。
&&& [26]《清稗类钞?方伎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册，第4436页。
&&& [27]《九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 [28]《醒世姻缘传》，齐鲁书社1980年版，中册，第792页。
&&& [29]《野叟曝言》，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40页。
&&& [30]参见《江西通志》卷六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1]《珍珠船等四种?载花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 [32]《十二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 [33]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34]陈维昭《轮回与归真》，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 [35]对于《空空幻》全书的梦幻结构，此书第一回有一条批语说：“既遇僧人，又遇道人，究不知僧人于花春何缘？道人于花春又何缘也？僧人何如人？道人何如人？此是疑阵，且至终篇自见分晓。”（《明清稀见小说丛刊》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46页）
&&& [36]见《全明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册，第810―813页。
&&& [37]《型世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册，第474页。
&&& [38]《秦续红楼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6页。
&&& [39]《红楼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 [40]《后红楼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 [41]《野叟曝言》，上册，第4页。
&&& [42]有关聚焦理论，参看[荷]米克?巴尔《叙述学》（中译本）第二章第七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新近的论文可参阅尚必武《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 [43]兹据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警世阴阳梦》“出版说明”。
&&& [44]《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上册，第89页。
&&& [45]《说岳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 [46]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03页。
[47]王旭东《&红楼梦&中癞僧、跛道度人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作者附记：本文曾于2007年8月底在台北召开的“记传、记游与记事――明清叙事理论与叙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 作者简介：刘勇强，1961年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等。
原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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