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梦露 等：农村孩子为何变“笨”？
盛梦露 等：农村孩子为何变“笨”？
&　　每周三早上，奶奶一喊“上学去啦”，两岁的小姑娘王梦洁就会起床，和村里十几个不满三岁的幼童一道，被奶奶或妈妈牵着，来到村中心的“养育中心”。
　　这里是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丹凤县王垣村。村委会的办公楼里，几间屋子铺上彩色软垫，墙上贴着卡通画纸，大大小小的玩具和绘本整齐摆放。30个月大的肖林希一遍遍从滑梯上俯面滑下，又扎进装满彩色塑料球的海洋池里，落下一阵笑声。整个房间色彩鲜亮，窗外则是村子里贫瘠的山土。
　　每到这天，从镇上骑自行车赶来的计生干部李波，都会跟孩子和家长一对一进行亲子活动引导。老师取出和孩子年龄相对应的玩具，指导家长如何与孩子游戏。
　　王梦洁的游戏对象是一只小熊。李波逗着孩子：“宝宝看，小熊要和你做朋友呢，好不好啊?”同时和孩子的奶奶解释，这是要锻炼孩子点头摇头的动作。
　　屋子里干净、明亮、柔软。进入房间需要脱掉鞋子戴上鞋套，一岁以下的幼童需要戴纸尿裤，门框的棱角上粘着塑料泡沫以防磕碰。管理员每天都会打扫地面，定期还会给玩具清洗、消毒。这里免费向所有适龄孩子开放。
　　这只是一个干预样本。从2015年6月开始，名为“养育未来”的项目在陕西南部的商洛市、榆林市展开。两地共建起了六个“养育中心”。这是一项由国家卫计委和REAP(即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多个单位所共建)共同推动的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实验。
　　商洛市因商山洛水得名，文化渊源可上溯到先秦。如今其辖下的七个县区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市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一半都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仅6223元。
　　在千里之外的大城市，招牌林立的早教机构为家长提供了充分的选择。而在超过4000万人口的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或因为隔代抚养，或因为家长知识匮乏，幼童无法接受有质量的早期养育。
　　0岁-3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开始，也是中国城乡教育鸿沟的开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弥补这道鸿沟，须尽早开始。
　　幼儿早期发展有多重要?城乡差距有多严重?如何干预才是有效的?行动者在努力寻求答案，并积极实践，意在推动政策覆盖所有的中国儿童。
　　一同推动“养育未来”项目的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表示，商洛的样本证明：和城市一样促进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是可能的。
　　“三岁看老”
　　“养育未来”项目教程的主要编制者、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罗仁福，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用手在空中比划出一条曲线。
　　“如果儿童发展的平均水平是固定的水平线，农村孩子刚出生直到六个月是差不多的;然后到上小学前，这些孩子在认知发展上逐渐偏离平均水平;上小学后，老师花很多工夫教他们，他们也需要更多的努力，发展水平才能提升一些;到了初中很多孩子跟不上，近三分之一辍学，部分孩子上不了高中。”
　　这条曲线由REAP基于一系列研究得出。为了弄清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拉开差距的要害环节，REAP团队把农村孩子接受的中职教育、小学教育、营养问题逐一拆解，向前回溯，不断进行对照性实验。直到近两年，REAP才认定最关键的行动，是要撬动整条教育影响链上最早的一环，即儿童早期发展。
　　从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REAP对陕西商洛、安康、汉中三市1824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了贝利量表测试，其中30%的6个-12个月的孩子贝利量表分数低于85分;这一比例在他们24个-30个月大时上升到53%。其中，与认知能力相关项目得分低于70分的孩子，更是从开始时的7%上升到34%，这意味着把这个孩子放到城市中，认知水平会低于约95%的孩子。
　　罗仁福表示，贝利量表是目前量化测试婴幼儿发展水平最好的工具，它是一个相对分数，以中国儿童的平均发展水平为标准，标准分是100分。项目牵头人之一、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罗斯高表示，当他们初中毕业，发展水平仍维持在85分以下，将很难考取高中。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贫困县开展有关早期养育行为和儿童早期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岳爱表示，这一结果基本可以代表中国贫困农村的情况，REAP在河北、云南农村开展的研究结论类同。而与在城市地区已经开展的贝利测试结果相比，农村整体低于城市。
　　让研究者忧心的，是这条属于孩子的成长曲线向成人世界延伸时所面临的困境。
　　“很多人会问，以前我们不也是这么长大的吗?”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中心研究员张林秀说，“问题是将来的就业市场，和以前的就业市场是不一样的。能干农活的，不一定能在城市参与竞争。”
　　罗仁福表示，这个问题如今显得如此紧迫，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几十年里，中国从农业社会一直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完成了发达国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农村地区培养的上一代人才只能充当农业社会的劳力和工业社会前期的流水线工人，无法成为此后的高级技工甚至创新人才。
　　张林秀认为，依靠来自农村的低价劳动力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
　　中国企业需要完成升级转型，支持未来更高的工资水平，而这一转型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不然，企业普遍遭遇招工困难，进而经营困难，造成社会生产力降低。罗斯高举例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工厂”是在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墨西哥。此后20年内，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资水平成倍增长。以韩国为例，工资从每小时80美分涨到每小时14美元。随着工资上涨，上世纪70年代在工厂里做服装的非熟练工，进入90年代后转型做计算机、服务业或者其他高技术工作。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高中及以上学历，拥有英语和数学的技能。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成功。而在墨西哥，只有40%的农村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量劳动者都是在初中阶段辍学。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1000万墨西哥人失业，并且再也没有找到工作。现在，墨西哥经济不再增长，几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几年前，罗斯高等人在陕西省4S店所做的调查显示，90%修理汽车的职高毕业生几乎没有接触过互联网。他不禁想，“20年后，当中国的人均月薪涨到1万元时，这些低素质的劳动力前途在哪里?”　　
5月29日，江西德兴市泗洲镇金家村金苹果农家幼儿园的小朋，正在认真排练合唱节目。东方IC
　　最低的干预成本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大量研究表明，干预儿童出生后的1000天是有效的，也是成本最低的。
　　罗仁福表示，最近几十年，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进展很快，对大脑发育和功能结构有了很清楚的认识。孩子从出生到三岁是脑细胞快速发展的阶段。研究表明，从出生到两岁，每秒钟有700个神经元细胞突触建立连接，如果不加以刺激，这方面的功能就得不到发展，而三岁后的学习，是在此基础上加强，训练越多，大脑信息传输速度越快，人也就越聪明。
　　大量科学成果证实，儿童出生后的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在营养充足的基础上，来自外界的积极刺激至关重要。
　　遗传学研究表明，营养和养育可影响基因的表达方式。在婴幼儿时期给婴幼儿提供均衡营养和科学培育，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包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影响儿童潜能的发挥。在婴幼儿阶段，人脑发育可塑性最为明显，对其影响的机会只有一次，且不可逆。
　　目前，大量农村家长这方面的知识仍是空白。根据REAP项目团队在陕西农村做的调查，1442位18个-30个月大的幼儿中，只有12.6%的家长在调查前一天给孩子进行过阅读。
　　在同属丹凤县的商镇黑沟河村，两岁半女童李梦悦的奶奶王春玲，以前也只把“吃饱、穿暖、不摔着”当作育儿宝典。在REAP团队推动早期养育的过程中，农村孩子的祖父母们常常表示不解，“我为什么要跟宝宝说话?为什么要跟他玩玩具?他还小，根本就不会说，等他会说了再跟他说。”
　　究其原因，是贫困农村缺乏有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环境和相关服务。根据2012年REAP团队对五省100个村的调查，仅有39%的村有幼儿园。这些村没有一个有适合0岁-3岁儿童发展需要的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98%的家庭没有给宝宝提供安全、卫生且有利于宝宝成长和发展的独立活动空间;没有人或机构给家长们讲科学养育方面的知识。农村家长缺乏可靠途径学习育儿知识，大部分人是从配方奶粉经销商或自己的父母那里获得知识。
　　另一个现象是农村隔代抚养比例高，家长缺乏科学养育知识，养育行为不科学。
　　调查结果显示，隔代抚养的婴幼儿比例逐步从20%(6-12月龄)增加到60%(24-30月龄);大多数隔代抚养的监护人采取传统方法养育宝宝，认为宝宝吃饱穿暖不生病就好，少数家长甚至还有错误的养育行为(如给宝宝绑手和脚);超过90%的家长表示自己虽然希望宝宝更聪明，却不知道怎么做。使用积极方式，如给宝宝读故事书、唱歌和一起玩玩具促进儿童成长的家长比例仅为12%、37%和39%。
　　有效干预起步
　　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已有共识，如何进行有效干预，成为各大社会组织及政府考虑的核心。基于对大脑发育的科学认识，营养和养育两部分成为各类组织干预的重点。但REAP的相关研究表明，营养的干预虽对减少婴幼儿营养不良有一定效果，仍不能扭转贫困农村婴幼儿智力发育不断恶化的趋势。这说明仅有营养干预还不够，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重心逐渐向养育倾斜。
　　总体来看，干预儿童早期养育的模式包括入户指导、建立养育中心、成立家长互助组等。例如，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爱心家园”“流动幼儿园”等项目，利用村里的妇女主任、卫生员、乡村医生，发展一套亲子活动，去帮助孩子的养护人。此外，国际计划、救助儿童会、亿未来等社会组织都在尝试不同类型的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
　　但干预是否有效，还需要结合量化的研究。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4月，REAP开展了第一期的随机对照实验，227位6个-36个月的儿童被选出，69名经过培训的养育师——选自基层计生干部。每周一次入户，上门辅导农村幼儿，陪他们玩游戏、做美工、唱儿歌，与孩子一起完成专为婴幼儿设计的课程任务，记录他们是否能跳高、计数、单脚站立等成长指标。
　　2015年4月，这些儿童迎来了一场能力指标测验。从智力发育的情况看，干预组贝利测试平均得分基本保持不变，从96.5分变为97分，但对照组儿童从97分下降到80分。社会情感发展方面，干预能显著缓解贫困农村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滞后比例快速恶化的趋势。
　　基于此，罗仁福指出，只要在婴幼儿发展的早期阶段给予适当的引导和培养，农村孩子的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理解力“达到平均分没问题”。
　　从2015年6月在陕西开始建立的六个“养育中心”，
便是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展的。由于入户干预成本高，项目把各行政村中已撤并的小学校舍或是闲置的文化室、党员活动室，改装成能让全村家长带着0岁-3岁婴幼儿前来活动的幼儿早期发展中心。养育师对孩子的干预则从家里搬到集中化的村中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正在筹划儿童早期养育方面的进一步研究。2015年9月开始，基金会在甘肃省华池县试验了一种结合家访项目以及营养干预的早期干预方式。项目对营养改善、家访及心理刺激的效果进行了跟踪评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刘蓓表示，试点的目标是为政府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个证据。“政府在财政经费投入和具体执行方面，到底应该怎么投入和操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示范的经验。”
　　政府兜底
　　根据REAP的设计，未来有效的干预模式也许会是多种模式的结合。入户模式适合于贫困山区、高原、沙漠等人口分散地区;养育中心则适合于人口集中的村镇。一旦大规模开展，就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已非社会组织可以包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益界人士表示，公益组织在0岁-3岁的儿童早期养育方面能力有限，很少做单独的项目，只是在社区活动里稍带一点。尤其以公益组织的名义挨家挨户走访，失败率高，在散居严重的农村入户成本非常高。
　　罗仁福认为，儿童早期养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强，政府应担负起较大的责任。第一步，政府应关注贫困地区。贫困地区最需要政府投入，政府兜底，免费服务。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表示，儿童0岁-3岁这个时期，投入产出的回报最高。“美国一项研究表明，未来政府在IQ低于85的人身上的投入是正常人的14倍。在上学的时候如果不给他一些必需的教育，包括辅导，将来国家就有可能需要修监狱，雇佣警察，拿出比现在多几十倍的钱。”
　　REAP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如挪威在最具投资回报的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1.4%;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比仅为GDP的0.2%，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及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的投入强度(GDP的0.5%)。
　　2013年度，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突破2.4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3%，但仍没有任何专门的固定预算项目用于0岁-3岁婴幼儿的早期发展。
　　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年)》提出，到2020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儿童发展整体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并未提及0岁-3岁的儿童早期养育阶段政府的具体责任。蔡建华表示，现有文件在儿童早期养育方面不明确、很粗糙，没有具体的措施。
　　商洛市卫计局副局长贺宏炜告诉财新记者，试点地区并未特别为此拨付预算，只是提供了人力、培训、交通补贴等行政支援。然而，如果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要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向更大范围，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地区推展，稳定的预算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蔡建华的设想中，全国所有村庄、社区，一个小区几幢高楼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中心。以每个中心建设花费6万元计算，政府大约每年需要增加0.1%的GDP投入，约600亿元。这样可以让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所有孩子。人力成本怎么解决?蔡建华认为，一部分仍可由现职的计生干部或村干部抽调专任。除了培训经费，公共财政所负担的人事支出可基本不变。一部分可由政府面向社会购买服务，经过标准认可、有管理能力就可以参加。此外，服务模式成熟、公众观念认可后，自然会有民间资本和人力投入兴办。政府主要做的是启动和兜底工作。
　　目前，人社部已在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增列一项“婴幼儿发展养育指导员”的职业。蔡建华表示，行业标准将尽快达成共识，执业证书明年开考。卫计委先承担培训和建立标准的工作，成立协会，之后交给民间机构，可以大量委托社会机构来做。
　　蔡建华说，如果全国有5000万0岁-3岁的儿童，以美国目前的从业者人数推算，中国至少需要800万人来做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工作。他认为，推动全国的政策，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包括干预模式的讨论、职业标准的建立、测评工具的具备。蔡建华表示，一些模式正在开始形成，现在还在探索阶段，一旦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事情便做成了。但罗仁福认为，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获得政府的支持可能要五年甚至十年后才能实现”。
　　“我们如果将控制人口数量精力的几分之一用来提高人口质量，中国就有光明的未来。” 史耀疆说。
　　财新记者徐和谦、汪苏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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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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