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教育“供给侧改革”_网易财经
清末民初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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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末民初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导语：从“小升初”的变来变去，到高考方案的不断调整及录取名额分配变动，无不引起尖锐矛盾。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优质”供给长期严重不足。
经济观察报 雷颐/文&教育与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关系密切而重要，教育体制的些微调整都与被影响人群命运息息相关，受影响者对此自然极度关心、极度敏感。一些细微的调整，受益者与受损者态度自会冰火两途。从&小升初&的变来变去，到高考方案的不断调整及录取名额分配变动，无不引起尖锐矛盾。其核心问题其实是&优质教育&供给长期严重不足。
为缓解这种矛盾，有关方面确实尽心竭力，想出种种办法，但迄今为止，成效有限。因为种种变革方案多在&需求端&大做文章，相对而言，在&供给侧&着力远为不够。由于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极为旺盛，如无供给侧大幅度调整、改革，需求端的改来改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不仅无济于事，反因利益格局的频繁调整、变动而可能引起更多的矛盾。如果这种供需长期严重失衡，矛盾长期得不到缓解，不仅会导致教育发展缓慢，还将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教育体制的重点，应是尽最大可能放开供给。
教育供给侧的放开，于国于民，利远大于弊。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现代政治、法律、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疗卫生、财政金融、新闻&&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但在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止前，国家教育体制仍是以科考为中心，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学习内容主要是义理、词章、考据，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虽然洋务派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冲破巨大阻力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数量有限，培养的人才也有限。这个阶段，官方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教育体制悄然而生，渐渐发展，为社会供应了相对多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传教，但迫于清政府的禁教令，只能潜居在英国驻广州的商馆里活动。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英华书院，作为扩大都会影响和传教的工具。
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寄名美商同孚洋行，居留在广州洋行贸易特区内。他在广州收留了几个学生，开办了学校，用以传教。
五年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留了几个女孩，开了一个读书班。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与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就在该校就读，后随教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洞开，香港迅速取代澳门地位。1842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前往香港。两年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也迁到了香港。同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一所学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850年，上海有教会办的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公学等。
1853年，福州有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天津有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年山东蒙养学堂、北京贝满女塾，1867年北京潞河男塾&&
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两万人。到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
19世纪中叶，中西方刚刚开始接触，外国教会学校很难招到学生，但是传教士们通过与贫民接触，用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孩子被免费招进了教会学校学习。这时的教会学校更具宗教、慈善性质。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招收6名贫家子弟，施以基本的西学教育和宗教教育，学制六年。这就是登州文会馆的前身。1877年，学堂定名登州文会馆，学制六年，被认为是最早的教会大学。
1876年，教会学校由19世纪60年代初的不足200所发展到1876年的大约800所，学生人数达到两万名左右。面对这种情况，教会学校决定更正规地办学。此后，教会学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按照西方正规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二，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并开始&中西学并重&，增加中学比重；三，专职教育家当老师；四，招生对象由原来只是社会底层渐渐向富家子弟转变。
于是，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19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国官方教育旧的体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现代向现代的转化。
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几点：一，男女都有受教育权利，教会女子中学的产生要早于国立女子中学二三十年，并且教会女中学生在所有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国立中学中的女生比例；二，培养现代知识人才；三，全面教育，德智体美；四，教学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强调实验。
从1902年清廷学部拟定一系列办新学的文件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亟需从数理化到音体美的现代学校教育的教师。此时，创办已数十年的教会学校无意中为各省学堂&储备&、输送了一大批教师。如1901年山东大学堂创办时，美国传教士、曾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的赫士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率领文会馆中外教师，在1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担任总教习。
据1910年调查统计，登州文会馆及广文大学的180名毕业生中，58%在全国各地任教。1926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职，其中大学校长2人，大学教师65人，中学校长5人。1938年，燕京大学统计，其1700多名毕业生中，有39%从事普通教育，15%从事研究和高级教育。据1937年的统计，各教会大会毕业生有41%在从事教育。在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中学里，从事英语、农科、医学、体育、音乐等课教学的，绝大部分是教会大学毕业生。
20世纪20年代起，教会大学由于其本身的不断完善、发展，开辟了许多学科新领域，从而带动了中国有关农科、法律、新闻、医学等方面的教育与研究，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东吴大学比较法学院、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社会学系、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国内都具领先地位。
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的外交、电报、铁路、海关等部门，不仅需要专门知识，还需要有坚实的英语基础，教会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在这些机构中任职者也为数甚多，填补了这方面人才之缺。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重要的机关、机构都在此阶段建立、完成。官方体制外的教会教育体制，适时为这些机构、机关提供了所需人才。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比附。当年的教会学校是在国权日损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但这种教育体制外&供给&，却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明显减弱了1905年废科举，即旧教育体制崩溃后带来的震荡。这个历史的经验，仍有意义。
增加供给，就是对内对外的开放。
对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应放开严格管控以迅速增加供给。现在民办大学、独立学院或曰二级学院问题确实既大且多，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仍是种种体制性障碍造成的。也有人说，现在开始民办大学是远水不解近渴，但当年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不都是私人创办的么？都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就有了相当的基础与良好口碑。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是在主权不断受损下的&被迫开放&、&被动开放&，而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权完整下的&主动开放&。这种主权在我的主动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P已居世界第二。虽然仍有重重困难、问题、曲折，但已经阔步行进在民族复兴大道上，对教育的开放，应理所当然地更加自信。这种对外开放，当然是&主权在我&，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扬其长、避其短。
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简称&上纽大&，就是这种新开放的有益尝试。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国大学只能选择中国境内高校共同办学才能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上纽大是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强强联合办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携手中国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创建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学位授予权的中美合作大学。上纽大于日正式挂牌成立，一年后第一批本科生正式进入校园开始大学生活。这第一批本科生，今年已是大三的学生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可好？学校三年的办学实践有什么值得重视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对未来的开放当有价值不菲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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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要点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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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刚迈入2016年，有权威人士于1月4日现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 ...
供给侧改革要点全解析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刚迈入2016年，有权威人士于1月4日现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七问七答”的形式全面解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释放出至今为止最强的供给侧改革信号。
　　权威人士称，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要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其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严肃措辞突出了改革的决心，并强调若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对于权威人士的七大解答，要如何把握其核心观点?中国经济未来又将如何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中寻求平衡?
　　缘何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个大前提是，缘何中国要强调供给侧改革?
　　权威人士解释称，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 ...全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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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供给侧改革”创造高校黑马课程
教学团队教师合影 北大党委副书记叶静漪点赞
　　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到李克强总理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人才、成功创业企业的不断涌现，无不昭示着，“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那么，大学生们离成为创新人才还有多远呢？记者在3月2日参加的北京大学一场创新慕课，让我们看到大学们对成为创新创业人才有着极强的渴望。
　　创新学分慕课火爆，北大党委副书记到场点赞
　　3月2日晚，由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北京大学和智慧树网联合出品的——《创新工程实践》共享学分课的首场跨校直播互动课在北京大学开讲。本门课程是首门创新类学分慕课，集聚“互联网+教育+创新”三大热点元素于一身，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
　　直播课当天，北京春寒料峭，教学团队却身着统一印有“ICAN”的短袖T恤衫悉数登场，这股热情不仅感染了在场学生，也吸引了全国72所高校，近3万名选课学生。记者在现场看到，通过直播互动教室以及电脑端、app端的在线直播，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三亚学院、新疆大学等遍及东中西部的高校学生也能在第一时间与在北大教授、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交流。
　　课程也受到了北京大学的高度支持和重视，北大党委副书记叶静漪也来到教室，为课程点赞。她表示：“课程形式非常新颖，线上线下互动良好，师资队伍强，师生互动多，对于创新工程的开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智慧树的网络直播，让更多高校参与，更多学生受益，有助于教育资源共享，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应该得到支持。“
　　课程教学团队由北大7个学院，以及校外优秀企业导师组成，共开展16次直播教学互动，从多个视角诠释“创新创意是灵魂，工程设计是根本，实践管理高水准“。北大的创新课程通过智慧树网精细化服务，与全国高校学生共享。
　　课程总策划、北京大学张海霞教授担任此次直播课的主讲人，其激情的演讲结合多个互动环节，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三步走教同学们锻炼创新意识。因为网络技术和创新激情，所有人都仿佛走到一起，发现自我、拓展想象、打破局限。
　　张海霞老师在课上说：“这门课只干一件事，让你自信起来，让你坚持，然后实现你的梦想！” 张老师还表示，希望通过这门课，能让学生敢创新、能创新、会创新，并能在创新的历练中，打磨形成一个成熟、可行、富有潜力的商业项目，并最终淬炼成真正的创业人才。
　　近3万学子“面对面”聊创新
　　课堂上，张海霞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何为创新？”
　　北大现场的学生立即踊跃发言，有人说：“创新是后继有人，前往无人，之前没人做，后面就争相模仿”。外地高校学生通过互动教室踊跃发言，山东大学学生说：“创新不是虚空，而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从无到有、从有到更好的创造和更新”。郑州大学的莫凡同学，对创新做了更精彩的解释，他说：“创新有大创新和小创新，大创新是某领域标杆性的作品，今后产品离不开这个产品影子，而小创新是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改变。”
　　这些饱含热情，富有创新精神的同学们还通过电脑、手机APP在智慧树网直播频道在线交流、发送弹幕等方式融入到课堂讨论中，成为创新生力军的一员。据悉，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学生在了解课程培养目标和具体内容后，积极加入，登上这趟创新列车。
　　北京大学学生郑琪霖在课后兴奋地表示：“今天比较有意思，现场很high，和其他学校学生碰撞一下思想，开拓一下思路，比较有利于创新。最大收获是学习了一些创新的方法，对后面的课程更期待。”
　　2016，让创新逆天飞翔
　　记者从智慧树网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课程以“创意启发”为开篇，之后将有教学团队从“创新设计思维”、“头脑风暴”、“游戏化创新”、“工业设计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主题进行讲授，强调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组建创新团队，开展创新项目，从中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下一讲的主讲教师，SAP大中国区商业创新团队首席架构师鲁百年也来到现场，他向记者表示：“此次见面课不光是北大，全国那么多学校都来了，大家互动参与热情高，同学们积极认真，希望大家来参与、来学习，不仅在创新上，在做人上也有收获。“
　　上海建桥学院刘立华老师的话语代表了许多选课学校老师的心声：“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把创新融入自己的血液，能够把创新融入学习工作当中，为将来打下坚实基础。You Can，V Can，建桥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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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898337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哪里
原标题: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哪里
“去产能并非要将落后的、过剩的产能一刀切地全部淘汰，去库存要分行业、分区域区别对待，去杠杆不妨理解为移杠杆，降低成本的核心是有效投资，上海抓住补短板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而只有准确抓住这个关键点，才能正确把握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 本报记者 唐烨 本报实习生
要取消与修改约束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移动。
劳动力其实是一种公共产品，当个人劳动素质提高，将会带来社会效益的提升。因此，劳动力素质培养与培训，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
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也有优秀的企业，而过剩产能中，也有高低质量的产能之分，并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采取“调产能”，是要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先进的生产力留下。
当前经济属于周期性下行
中央为何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殷醒民认为，要理解提出的背景，首先要正确判断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
很多人都在讨论，2015年以来每个季度经济增速都在下降，原因何在？殷醒民说，2015年经济增速下滑，反映的是2012年以来的经济变化：从2012年以来每个季度经济增速都是同比下行。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就进入周期性下行中。
事实上，早在2013年，殷醒民就敏感地观察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并隐约感觉政府的政策会有所调整。当年9月，他给学生布置了一个研究任务：研究供给经济学。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一直强调需求，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供给短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只要有产品就会被消化，至于供给的质量，不讲究。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可与总需求相匹配的供给能力。不过，2013年以后，我国经济遇到了一个新变化：总需求在逐渐下行，但总供给还在往上走，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逐渐显现。”
而这样的变化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是一次全球经济大调整，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表现为总需求不足。为了刺激需求，美欧、中国等主要国家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目标是改变居民经济预期，刺激居民消费。比如，当时我国政府对家电、汽车等进行消费补贴，一直延续到2013年5月底。但刺激政策，只是对居民消费的一种提前透支，一旦政府停止补贴，消费自然就下降了，全球总需求下降。可以说，正因为有了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我国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时间被延迟到了2012年。”
“在扩大总需求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供需矛盾只能依靠改变供给结构，使供给侧更好地匹配需求侧的要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2016年经济走势，殷醒民判断：中国经济仍旧处于周期性下行中，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还会下降。至于增速下降幅度多大，将取决于经济稳增长的政策力度有多大。
“里根版”供给侧改革改了什么
在上世纪80年代，总统里根在任期内采纳了供给学派的部分观点，推行过一系列政策提振美国经济。很多人将里根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与中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类比。这一“里根版”的供给侧改革究竟改了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遭遇很大的问题。主要由于上世纪60年代对个人与企业征收很高的税负，使得美国国内储蓄率很低，导致企业投资率低；而企业不愿意投资的最大问题是用于提高技术与更新设备的资金少了，因此这个时期的美国技术进步比较慢。主要表现是美国企业在国际与国内市场上无法与崛起的与企业竞争。”殷醒民说，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则指出，应该改变经济的供给结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上台后开始推行供给侧改革政策。核心有四点——
一是减税。美国国会在1981年推出了 《美国复苏与税收法》，针对个人与企业大规模减税，以促进企业投资，推动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
二是劳动力结构调整。鼓励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劳动者个人重视自身的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劳动素质，政府对此提供补贴。
三是放松政府管制。上世纪60年代，美国遭受严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政府一度对企业进行过严格管制，使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里根政府对这些管制措施进行了调整，按照企业实际情况，能为企业减负的地方就减负。
四是鼓励技术创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宣布开始“星球大战”计划，向太空进发。政府进行投资，提供大量订单，以鼓励企业在更高标准与更高技术水平上进行创新，同时又将企业的资金引导入技术领域。此外，在企业投资技术时，劳动者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今天的减税是为将来更大的税收增长
殷醒民认为，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美国当时有很多不同，但其中有些政策思路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劳动力结构改革、减税、放松市场管制等三方面入手。
第一，进行劳动力结构改革。
具体而言，一是要取消与修改约束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主要指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将可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问题；当然，这部分人口的素质要提高。二是要放开不同行业、城市、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只有劳动力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某些行业肯定会有大量劳动力流出，要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再培训，以帮助他们流入其他行业。三是要提高教育标准。我国现在处于9年义务教育到12年过渡，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实行向15年义务教育过渡。这三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需求不足问题，也将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巨大人力资本基础。
在劳动力培训与教育方面，殷醒民特别指出，资金来源应以“政府为主、个人为辅”。“很多人并不能理解，为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殷醒民解释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劳动力其实是一种公共产品，当个人劳动素质提高，将会带来社会效益的提升。因此，劳动力素质培养与培训，需要政府进行投资。
第二，实行减税。
当前，对减税有反对声音，主要理由就是，2015年我国税收增长本来就很低，再谈减税，财政资金更加紧缺。
殷醒民认为，看减税问题，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是说‘越是经济不好，越要减税’。这是什么逻辑呢？”因为经济不好时减税，可以增加总收入、刺激总需求，促进消费，进而带动生产，当生产扩大，税基就变大了，即便现在的税率少几个百分点，但税基扩大后，未来税收还是会增加。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重点肯定在财政政策。为了避免经济下行过快，进一步减税势在必行，而今天的减税将会换来未来税收的大幅增长。
至于有些专家担忧的，减税将引发我国财政赤字率上升。他认为，我国财政状况基本健康，只要经济向好趋势发展，财政赤字高一点，达到3.5%、4%都没有关系（一般认为，财政赤字控制在3%以下比较合理）。当然，财政支出增加后，要投资于那些对经济能产生更大乘数效应的部门。哪些部门符合这样的条件，是今年上半年迫切要研究的问题。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一定要出手。政府不出手，没有人会出手；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企业与个人是不会投资与消费的。”
第三，放松市场管制，即进行市场结构改革。
让企业进入市场没有壁垒、退出市场没有障碍，这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也是我国市场结构改革的方向。2013年我国开始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涉及150多项政策，但目前我们在很多领域存在行政壁垒与垄断行为，下一步，要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
“去”的背后是更多有创意的投资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关键词是破解中国经济问题的密码，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着力点。“说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投资效率。”
第一，“去产能”，不如“调产能”。
殷醒民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投资，用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代替旧的、低质的供给，使我们的产品、服务提升到新层次。在此目标下，提“去产能”，很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仅从字面理解“一刀切”，把如钢铁、水泥等现在通常被认为过剩行业的企业，全部列入“去”的名单，这样反而导致经济结构出现又一次不平衡。此外，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也有优秀的企业，而过剩产能中，也有高低质量的产能之分，并不一定要全部去掉。而采取“调产能”，是要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先进的生产力留下。
中国有些行业的产能还很不够，不仅不应“去”，反而应该“增”。例如，我国汽车行业正遭受经济下滑的冲击，汽车销售出现萎缩，汽车产能看似过剩；但高质量、大品牌的进口车仍被消费者抢购，而此类车恰恰是中国汽车企业无法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产能应该是增加的；目前在我国三甲医院中，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仍旧是西门子、通用、强生等欧美公司生产的，我国在这方面的产能明显不够。在诸如高端汽车、精密医疗设备等领域，我国亟需新一轮进口替代，增加高附加值产能。
产能要有增有减，在调整中去除落后的产能，才是关于产能的正确理解。
第二，“去库存”，不如“减库存”。
对于库存问题应该分区域、分情况讨论，即使对人们普遍认为的，库存过高的房地产行业也不能盲目地“去”，而是应该在某些区域减少、在某些区域增加。比如，对一些待售房屋过多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住房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房地产库存就不能“去”。
当然，解决库存问题最重要方式，应该是扩大总需求。中央出台的关于城镇化、户籍改革等的一系列政策，正是医治“库存病”的有效药方。但正如“病去如抽丝”一样，去库存会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只靠今年一年就完成是不现实的，对此各方应该有心理准备。第三，“去杠杆”，不如“移杠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欧美等国都提出要“去杠杆”，但最后都变成“移杠杆”。要解决中国债务问题，也宜采取“移杠杆”的方式。
在政府、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居民这四个部门中，殷醒民建议把金融、非金融机构的杠杆转移至政府、居民这两个部门。在我国，杠杆主要由非金融机构，即企业承担，政府和居民的负债率很低。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杠杆问题就会由金融机构背负，这会对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基于我国居民储蓄率高、政府财力强的特点，应该鼓励居民和政府扩大支出消化企业的库存，使企业的负债率下降，化解国民经济的杠杆风险。
长期以来，给居民“加杠杆”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殷醒民这样解释可行性：中国居民的个人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36%，而西方国家可以达到70%左右；中国居民的存款类储蓄占GDP的比重为75%以上，而美国现在是10%，德国是20%。
“这说明，中国居民负债消费的潜力还很大。而负债率之所以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产品质量还不能达到需求的标准。”像中国居民的住宅需求并不低，在这方面加杠杆是很有可能的。
第四，“降成本”，主要靠投资。
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依靠降低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不可能。只有增加投资，更新技术和生产设备，促进效率提升，才能真正降低成本。此外，对劳动力也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促进人口素质提高，通过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激发经济活力。降成本是个动态、循环的过程，投资是推动降成本的正向循环的最有效手段。
上海抓住“补短板”，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第五，“补短板”，主要靠投资。所谓“短板”，就是供给短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上海的重点应该放在补短板上。殷醒民认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抓住了这一核心问题，是对中央政策很好的理解。
我国经济结构中至少有五个方面短板需要“补”——
一是要补技术创新需要的人力资本。要实现经济内生增长，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必然需要提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
现在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方式已经改变，从过去非熟练劳动力为主转为需要大量熟练劳动力，而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需要资本投入来解决：应当办更多技术培训学校、增加各种教育投资等。政府应该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个领域，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
上海同样要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尤其是上海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一方面要大量吸引高端人才落沪，另一方面要培养素质更高层次的中高端人才。
二是要补制造业短板。当前对制造业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走到尽头。殷醒民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还需要资本积累；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尚有2.2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没有制造业，这些人口不可能转移。因此，我国不能放弃制造业。
目前制造业中某些产能的过剩只是暂时性过剩，并非永久性过剩。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工业资产数从10万亿元到100万亿元，增长了10倍； 固定资产投资从万亿元到万亿元，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人类工业史上空前绝后的。即便现在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增长，遭遇到了内外需求的过剩，这只是具有特殊性的时期，不是永久性的过剩：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还只是德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
那么，制造业中哪些是短板呢？第一，主要依赖进口的制造业。下一轮开放重点就是这些领域的高水平的进口替代，通过中外合资方式使得我国在这些领域能站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第二，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创新的主体是人，要将资本投入到培养与拥有更高创新能力与技术能力的大批人才中。
上海在这两方面需补短板：上海有2400多万人口，不可能只发展服务业，制造业不能放，制造业的占比要提高；上海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
三是要提高住宅和非住宅建筑质量。现在的旧区改造就是在补短板，教育、医疗等领域也都存在物理建筑的短缺现象。
四是要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交通拥堵、道路积水等均是严重的短板，上海提出要打通“断头路”，就是一个以投资来补短板的过程。此外上海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短缺，这一“补短板”所需的时间会更长。
五是环境治理。环境问题其实是“发展病”，“发展病”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可能停下来解决。发展中的阵痛是一定要经历的，但可以通过一些有效投资方式缩短阵痛期。美国与一些欧洲也曾经历过环境问题，但后来通过“补短板”的治理政策换来了很好的环境，它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环境是大规模投资后的结果，是治理带来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雾霾，要解决，也是要通过更有效率的投资，通过人工治理、维护、改善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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