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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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出身在贫寒农家，看到周围的乡亲们很多因病致穷或者人财两空，看到现代医学那么不人道，我高考时填报了中医学专业，希望能用中医来解决穷人的看病问题。入学以后才发现，原来中医药大学和传承中医并非一致。
& & 我出身在贫寒农家，看到周围的乡亲们很多因病致穷或者人财两空，看到现代医学那么不人道，我高考时填报了中医学专业，希望能用中医来解决穷人的看病问题。入学以后才发现，原来大学和传承中医并非一致。
& & 失望之余，我并没有放弃中医，我还是会花时间来中医，虽然我知道我不够勤奋，否则不会现在是个二百五的水平，但心向往之，听说广州中医氛围好，便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来到这里发现再次上当。一晃到了毕业就业的时间，虽然知道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个巨大的，虽然毕业前也试图能找家西医院的中医科工作，因为那里或许中医的味道还浓一些，但我还是来到了一家中医院工作。这家医院不讲信用，对医生、对患者、对同行等等，现在医院又刮风了，因为要在后年创二甲医院，医院的前身是西医院，大部分医护人员及全部的领导是西医出身，大家积极贯彻中医药管理局的政策，“积极挖坑，把中医推进去埋了”，重复着所有中医院的老路，甚至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所以我很失望，我向其它医院投了简历，机会来了，四川一个县医院（西医院）中医科向我招手了，我该不该去啊？我曾经想过，我本来就想好好，希望继承和发扬中医，做一个合格的中医，为穷人看病，现在有机会了，我却犹豫了，我怕，我怕自己没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怕我会穷得连读书时欠下的债务都还不起，我怕我的亲人生病时我赶不到，因为离家远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我请求大家帮我解解谜，分析一下！谢谢！
现在临床患者的疾病治疗过程非常复杂混乱，如使用了西药，得首先了解西药的撤药综合症问题（如治疗-高血压、癫痫病、糖尿病等各类疾病的西药与各类激素的长期使用——都不能骤停）——否则骤停西药-只服用中药汤剂-病情仍然会恶化（产生撤药综合征），这时你必将惹上官司，赔个倾家荡产——这是中医个体开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不能不严加注意！而医院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可以预防此类风险，遇到疑难病可以开会诊单请专家会诊，无须你一个人大包大揽一切——所以医院虽然目前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可以锻炼你对临床疾病的诊疗常规操作规范（这是主治医师的基本要求）；另外，现在中药的质量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使辨证论治正确，也会发生疗效差的问题——所以个体开业得等到你的实际水平达到副主任医师水平之时才是合适的！
你现在是中医硕士吧，在医院里坚持3~5年临床-然后可以争取考上国家名中医的博士研究生（如最年轻的国医大师张学文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你在医院3~5年的时间内必须做到的准备功课，否则即使你勉强考上，你也是跟不上名中医的临床思路的——张学文的有关论著的电子书网上都可以免费下载，争取把张学文的临床经验全面加以掌握，然后你今后有机会跟师学习，就能在学业上突飞猛进了！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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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张学文
日13:28& &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张学文，男，汉族，1935年10月出生， 陕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53年5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 & 在首届国医大师中，已经74岁的张学文年龄最小，被称为“年轻的国医大师”。殊不知，张学文是陕西唯一的国医大师，也是西北五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他从医50余年，执教40余载，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对一些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由于他擅长治疗中风等急症，又有中医急症高手之美誉。
勤奋好学 熟谙经典
三次进修奠定学术坚实基础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935年，张学文出生于陕西汉中的一个中医世家。年幼时，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背诵《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很快跨进了中医药的神秘之门。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从15岁起，他随父亲学习中医，临证诊病，辨认药材。张学文回忆，每天父亲都听自己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稍有错误，马上给予纠正，并要求反复吟诵。自己也从不敢懈怠，早背诵，晚抄写，直到学会记牢。对古代经典著作，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8岁，张学文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考官问考生，知道“龙虎汤”的举手，张学文左右看看，自己是唯一举手的。在50名考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交卷最早的，成绩是第一的。以优异成绩出师后，他开始了独立的从医生涯。1953年，张学文到该县武乡镇父亲创办的“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张学文考入“汉中中医进修班”学习，重点攻读了《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临床大家，与他对经典医籍的熟读深悟、强记硬背、灵活运用分不开。
　　1958年，张学文又考入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他参加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孟澍江教授。在此期间，他大开眼界，学习兴趣日益高涨，特别对温病学说等学派产生浓厚兴趣，对其学术细细研究品味，并撷取其精华。
妙手施治 屡起沉疴
把千人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
　　他自拟“绿豆甘草解毒汤”，使许多急性中毒患者起死回生；他采用中药汤冲服安宫牛黄丸方法，使乙脑学生3天清醒；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手段治疗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7天后病情减轻。
　　“中医不是慢郎中，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急症的。”张学文解释，古代传染病多，死亡率高，中医在急、危、重、难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在急症上的治疗优势功不可没。多年来，他精心钻研和实践，在中风、高热、昏迷、中毒等病证的机理探讨和治法方药研究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
恪尽职守 有求必应
将“万事德为先”作为人生准则
　　从医50余载，始终坚持“对病人似亲人”的祖训，把治病救人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打电话的，到家中求诊的，他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遇到困难者，他也尽自己最大能力，一帮到底。
　　“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张学文认为，患者有病很痛苦，如果看病再被折腾，会加重病情。为此，他都尽力满足患者的要求。多年来，虽然身居多职，他仍坚持定期出诊；无论是外出讲学还是开会，他都一视同仁地为患者免费诊病。
　　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记者见到张学文刚为一位患者诊病结束，又赶到病房查房。他仔细为患者诊脉，查看舌苔，叮嘱患者服药、生活注意事项，并一一指导学生。在走向另一间病房途中，被一中年妇女拦住，说有病人叫他。张学文急忙赶去看望，原来这位病人听到张学文的声音，让病友家属喊他为自己诊病。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在张学文诊所门前还有几位老人排队。一个说，张大夫限挂20个号，自己担心挂不上号，中午11点就来了；另一个说，是下午1点多来的，再晚就排不上号了。
　　第二天7点刚过，张学文就来到诊所，一直工作到下午两三点。诊所面积不大，条件非常简陋，几个电扇呼呼地吹着，张学文被患者团团围住。站在诊桌旁的一患者说，这里挂号费低廉，一服药也只有10多元，很便宜，老百姓都能承受。另一候诊患者说，听朋友说张大夫的药灵，态度好，收费低，自己才从甘肃慕名赶来的。
　　遇到生活困难的患者，张学文总是用最经济实惠的方药为他们治病，甚至亲自为患者交纳费用。咸阳礼泉农村一位贫困患者饱受心脏病折磨，张学文知道后帮其解决了一些困难，还精心治疗使其康复。前不久，这位患者专程送来一份珍藏了20年的发黄药方，以表达感激之情。
　　如今，他每周分别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以及诊所出诊，病人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种情况，张学文感到很不安。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不像年轻时有求必应了。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有人提议预约挂号，张学文担心外地病人挂不上；提高挂号费，惟恐把贫困患者挡在了门外；让学生应诊，认为慕名而来的患者不乐意。总之，目前要尽力而为，做好一切工作，对得起患者，对得起国医大师这个称号，张学文如是说。
师古不泥 大胆创新
新观点、新方药、新成果接连不断
　　他提出“颅脑水瘀证”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他改变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研制了一系列方药，参与制订《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等。
　　“中风病属急症之一。中风病常常发病急骤、病情危重，变化多端，而气血逆乱、瘀阻脑络是中风发病的关键。”张学文将中风病发生发展概括为四期六证。四期为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六证为肝热血瘀、痰瘀阻窍、瘀热腑实、气虚血瘀、颅脑水瘀、肾虚血瘀。他提出的“颅脑水瘀证”的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拟订“化瘀利水、醒脑通窍”大法进行治疗，还研制了“脑窍通口服液”，临床效果良好。
　　治疗中风病，传统的口服煎剂给药法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多有缓不济急之弊。张学文师古不泥，大胆创新，将临床证明的有效方药通过实验改成了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他拟订的“清脑通络片”处方，曾多次获奖。并由陕西中医学院转让给天津天士力药厂正在申报新药。
　　由于改变了传统中药的给药途径，药效发挥更加突出，临床疗效明显提高。如用“通脉舒络液”配合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中风急症237例，总有效率达99．1％，治愈率达74％，与传统疗法及西药对照观察比较，具有疗效高、疗程短、安全可靠、后遗症少等优点。由他主持研究的这项课题荣获1986年度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
　　其实，当时研制纯中药静脉滴注剂是冒很大风险的。对刚研制的制剂，张学文并没有给患者试用，而是先给自己和另一位助手静脉滴注1周，亲身体会安全无毒后才给病人使用。此后多批次制剂生产出来都是这样。30多年来，这种院内制剂在临床用于治疗内、外、妇、肿瘤各科属气虚血瘀证患者逾万人，均取得了显著疗效，且无一例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七五”计划开始后，张学文先后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急症协作组副组长、组长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风病急症协作组组长。在短短8年间，中风协作组取得11项重大科技成果，多次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表彰。特别是他参与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为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开创了先河。此后，又先后参与制订了中风病护理常规、预防及康复规范和中风病证候辨证量表以及中风先兆证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探究张学文成为国医大师的内在原因，乐于临证、勤于笔耕是其关键。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70余篇，先后出版的《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10余部专著，凝聚着他为振兴中医急症事业的一片心血。
言传身教 弘扬岐黄
时时履行中医传承使命
　　他执教40余载，聆听过其教诲的学子不计其数，培养的弟子也有百余名，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传授医术不厌其烦。对学生不但有学术要求，为人品行要求更高。同时，他率先垂范，实为楷模。师从导师多年，受益匪浅。”张学文的研究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姜良铎这样评价张学文。
　　1997年，张学文听说陕西中医学院不少山区来的特困学生生活困难，常常只吃馍夹辣椒，便主动将自己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捐给了两位大学生，一直到他们毕业。
　　在临床上，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看病时，他边为患者诊脉，边告诉学生，“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意思是说，脉搏跳动的快慢、强弱以及有无间歇，依此可以判断患者病情的轻重。
　　张学文的研究生、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周永学体会，老师切脉后善于和患者沟通，其实他是运用了心理疗法。一些温和鼓励的话语，对心境不佳的病人影响很大，起到了增强信心的作用。
　　周永学还记得，当时老师带他在乾县开门办学时，百姓前来看病，老师开方必有丹参，一时竟造成乾县无丹参。老师对丹参情有独钟，在中医学术界素有“张丹参”雅称。老师对伏天怕冷的怪病，采用温阳活血的方法进行治疗，让病人坚持服用含有丹参的中药，1年后逐渐康复。
　　运用丹参时，张学文说，丹参具有凉血解毒、消肿止痛、排脓生肌功效，治疗痈毒疮疥皆可应用。同时也告诫学生，凡脾虚便溏者、妊娠者慎用丹参。另外，丹参之用量，古今差别很大，要先从较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
　　在教学上，张学文率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中医内科急症的强化教学。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中医人才。他不辞劳苦，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诊病，传播中医急症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就。近年来，他退而不休，先后为广东、浙江、陕西带教高级学徒7人。如今，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成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开朗、乐观的老师，使我们的中医学习变得轻松而愉快。”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符文彬是张学文的学术继承人，他说，老师每年两三次来广东讲课，通常水都不喝一口，一气讲到下课，老师对脑病、温病研究得很透，处方用药很特别。跟师上门诊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笑容。
　　在发挥余热的同时，张学文打算做好3件事：一是写书，完成“疑难病重症危症医案”、“全国名老中医讲习班讲稿集粹”以及《中国中医昆仑》约稿的写作任务；二是教书，继续做好传帮带，把多年的诊疗经验和心得体会传给后学；三是看病，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患者，特别是为贫困患者解除病痛，减轻他们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一个“杏林恩师”牌匾悬挂在张学文的客厅里，这是学生们在他70岁大寿送的。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耿直为人，认真做事，实事求是，是我做人的原则；治病救人，培养学生，是我日常的工作；继承发扬、整理创新祖国医学，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张学文的治学格言，道出他为人从医的远大志向，也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记者　周颖）
张学文小传
　　1935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中医世家
　　1949年至1953年，随父学习，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以优异成绩出师
　　1953年，进入原南郑县武乡镇“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1959年，先后在“汉中中医进修班”、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又进入“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孟澍江教授
　　1963年-1987年，先后担任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
　　1990年，成为首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2008年，被评为陕西省首届名老中医
　　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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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许你在自己的专业游刃有余，但是请你对其它相似专业发表评论前，麻烦对其有深度的了解之后再发言可以吗？ 我真不想对同行说太多不好听的话，但你们这样不经调查研究的妄自评论， 太有悖医学严谨行事，尊重现实的从业精神了。 作为一名临床十年的中医师，我要回答所有中医黑提出的对中医的一切质疑。愿由此开始，你们能对中医有所最基本的认识！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学科，其蕴含的魅力和活力，是站在门外的人无法想象的！
我感觉大部分中医黑都没有涉及中医的专业知识。只是拿科学性、逻辑性等进行论述，所以像俺这种会抬杠就足以应付啦。。。哈哈。。。楼主还是多去学习专业技能吧。。。
很奇怪那些反对中医的人，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学习一下，非要象疯了一样表达自己的无知。
“各种人才和现代实验设备进入中医科研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对“肾主骨”理论的研究发现肾对维生素D↓3起着活化作用，有助于人体对钙、磷的吸收。阴阳学说被认为是人体的“自稳系统”，针灸学的“子午流注”已被“生物节律”所证实，活血化瘀得到血液流变学理论的证实，辨证诊治属于现代“黑箱理论”范畴，“六淫”致病为气象医学所肯定。还有针刺麻醉、针拨术治疗白内障、中西医结合治疗乙脑、急腹症等，进一步证明中医是科学的，中医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一大宝库。当前，世界上掀起了“中医热”、“针灸热”，“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已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东省正在大力建设中医强省。可以肯定，中医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医学的璀璨明珠。”以上摘自《中医基础理论》
转帖一篇好文，希望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医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韩德强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杨老师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六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北大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北大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现在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身为从事中医行业的中医黑，我还是支持你一下。
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我们没办法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中医。不要怪中医，要怪我们知识量太少！中医背后一定有一套严谨的逻辑。但是我们还未发现。只能用阴阳调和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并没有具体的数值以及相应的数据。这种状况好比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他们那套逻辑，也是不科学！但是炼金变成了化学。他就科学了。
这是东西方文化不一样的结果，个人觉得，中医是把人当能量体，阴阳五行，经络，君臣佐使等。趋向于宏观的整体治疗。西医是把人当有机体，跟老鼠猴子一样，更趋向于靶向治疗，感冒来说，100个人西医可以有一样的治疗方法，中医更看重一人一方。可是人们总喜欢站在西医的角度去批判中医，我也是醉了。来来来，上火了，你让西医解释一下。
不相信科学，谓之无知，一味的相信科学，谓之迂腐。科学只是人类发现的一种探索自然的工具而已，科学不是唯一的标准。就现在来说，科学所发现的远远不及科学所未知的，如果，一味地用科学去丈量世界所有的问题，那么，岂就不是另外一个阿基米德了吗？毕竟，阿基米德也固执的认为无理数是不科学的。所以，面对世间所有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宁可保持一种敬畏之心，也不要随意嗤之以鼻。允执厥中，敬畏自然。
对于中医，我用三句话评论:1.中医肯定不是科学2.不科学的事情未必是错的或者无效的3.判断这件事情对还是错、有效还是无效、怎样有效，只能按照科学方法这三句话同样适用于所有的难以证伪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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