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辽宁教育史志资料》前言--《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0年05期
编史修志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辽宁教育史志资料》前言
【摘要】：正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的这段话,说出了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资料,是历史前进脚步的印记。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基础,也是研究当前现实问题的依据。整理和编修教育史志,尤其要以高度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广泛搜集和深入研究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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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礼吾能言之,祀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的这段话,说出了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资料,是历史前进脚步的印记。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从础,也是研究当前现实问题的依据。整理和编修教育史志,尤其要以高度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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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一中始建于1916年，至今已走过了90年的沧桑历程，经历了清末，民国的四面八方，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茶乡凤庆人才的摇篮。
凤庆一中现有66个教学班，在校生4000多人。其中，高中48个班，学生3000多人，初中18个班，学生1000多人；现有教职工267人，其中，特级教师3人，中学高级教师29人，中学一级教师83人，县级以上学科带头人11人。学校发展规划面积165亩，现占地108.2亩，分为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三大功能区。教学区建筑面积19000平方米。其中，综合实验楼1924.3平方米，内设理化生实验室，语音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和校史展室，实验设施按一类标准配置；北教学楼“逸夫楼”平方米，内设22个普通教室；南教学楼1894平方米，内设20个普通教室；国债项目综合楼7258.78平方米，分为三区：一区为信息教育中心，内设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教师资料室，图书室和阅览室；二区内设20个普通教室；三区为多功能报告厅。运动区建有400米环行跑道运动场，生活区有教师生活用房4幢，学生宿舍2幢，男女生宿舍各成院落，建筑面积1707.5平方米，总投资600多万元的学生公寓正在建设之中。
凤庆一中现任校长高家余，书记卢树林，副校长查汉锦，朱荣庆是一个团结有为，开拓进取的领导集体，在他们的带领下，学校以“拥有优秀师资，实现科学管理，具备先进设备，创设良好环境，培养合格人才”为长远办学目标，努力探索提高管理实效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实行“五严治校”（严格标准，严密组织，严谨治学，严明风纪，严整容貌）通过铸师魄，塑师德，练师能，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知识渊博，品质高尚，精于教书，勤于育人的教师队伍；坚持“五个一起抓”（德智体美一起抓，优中差一起抓，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一起抓，教与学一起抓，校内和校外一起抓），养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使学校综合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长期保持临沧市先进行列，使古老的学校青春永驻、生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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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日军侵华时期推行的奴化教育是怎样的情况？
《近代史纲要》大学教材中将日占区的“同化”和“殖民化”教育定性为“奴化教育”是否恰当？这种教育是如何进行的？学校推行的教育与日本本土教育的区别在哪里？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是伴随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而产生和进行的。奴化教育不仅是其整个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民族压迫、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服从于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顺民和为其掠夺我国资源服务的劳动力，用效忠日本天皇的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华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日本对辽宁地区的奴化教育主要包括年统治下的“关东州”（今大连地区）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今长春至大连和沈阳至丹东）铁路沿线，年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奉天省、锦州省安东省和四平省、热河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日俄战争后对大连及满铁沿线地区的奴化教育对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建立殖民教育机构和体系：日本占领旅大后，就开始“致力于教育机构的设置”。日本在旅大的教育行政机构设置经历了如下沿革：日，设置关东州民政署，其下设旅顺、青泥洼、金州分署，开始掌管教育事宜；日，建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民政部设庶务课学务系，管理教育行政事宜，改大连、旅顺、金州为民政署，增设貔子窝、普兰店两民政支署，隶属于民政部。1918年5月，撤销都督府，设关东厅，原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日本天皇。从此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部地方课设学务官和视学，第二年，设置学务课并增加视学编制，陆续在厅内和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貔子窝民政署或支署配备了专职视学。1934年12月，于伪满首都新京（现长春）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内设置关东局，由关东局官房（即办公厅，内设学务课）和在伪满教务部掌管旅大地区的教育，“关东州”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州厅内务部学务课及其下属的学务课、学务系。据日关东州厅训令第二号《关东州厅事务分掌规程》，内务部学务课分掌下列工作：有关教育与文化艺术事项；有关社会教育事项；有关监督学校教职员事项；有关学校、幼儿园、青年训练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有关教学用图书事项；有关神社、宗教与祭祀事项。殖民统治机构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确保日本殖民者在旅大地区逐步推行殖民教育，使其教育完全为建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而展开，与日本在旅大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相配合，旨在泯灭旅大人民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和反抗思想。“疏导同化”中国人的教育：1905年~1923年间，日本在旅大开办学校，对中国居民施行教育。其教育基本上是仿效台湾，实行同化教育政策，突出的标志是推行日语和进行亲日道德教育。日，日本辽东守备军政长官、陆军少将神尾光臣，根据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经验，发出训令，奖励在占领区设立学堂，讲授日语。训令称：“目前各军在军事上需要做好的工作虽然很多，但同时致力于疏导清国官民勤于职守和生产也是当务之急。其中首要的任务应是教育事业。”这是日本占领旅大后发布的第一道对中国居民进行奴化教育的命令。1906年，日本政府也声称：“我国对满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促进日满的文化融合、互相亲善和共存共荣，永远维护远东的和平。”（《东北局施政三十年史》）同年3月31日，“关东州”民政署颁布《关东州公学堂规则》规定：“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同时，民政署长石冢英藏在《规则》的说明书中写道：公学堂的“必修科目为修身，以下四科，即如历史、地理、理科、图画等不加在内的原因，则系出于日本语的熟练为主要的目的”，“使各科目的教授能互相关联、补益，特别应使学生能自如地运用日本语；汉文科的教授，应使学生明了意义，务使熟悉日本语的学生能翻译成日本语”。1911年3月，关东都督府都督在学事咨询会议上训示说：“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授以普通知识外，应特别注意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1914年7月，大连公学堂堂长浅井政次郎在“关东州”教育研究会上提出《关于关东州的中国人教育的意见书》，强调普及日本语，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化的桥梁”。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日本人島[请注意：“岛”字应当加“山”字旁]田道弥说得更为明白：“使之沐浴到文明的阳光，从而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以利于日本人的进出满洲。”“由于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教育，了解了日本，学会了日语，熟悉了日本的风俗习惯，这样只会对日本更加亲密，根本不会激起他们的排日情绪。”（《满洲教育史》）1926年11月，旅顺师范学堂堂长津田元德在《南满教育》特别号上发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写道：旅顺“高等学堂时代是以同化主义为根本方针的。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但是，慑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压力，日本殖民当局不便于明目张胆地照搬在台湾和朝鲜实行的那一套“纯粹的同化教育”政策，在表面上极力掩饰，“关东州”掌管学务的关屋贞二郎说，“关于新领土的教育方针，也就是统治方针。因此，我们不能够把它轻易道尽，简单言明”。因而不得不做些换汤不换药的掩饰或调整。1923年3月，关东厅颁布了第三次修订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把“传授日语”这带有同化色彩的词语删去，但实际上，从来没有放松过日语的传授与普及。同时，继续强调对中国学生进行德育，其主要内容是：健全而善良、尊崇孔子、尚协调融合、日中亲善、日满提携等，从而使学生成为日满提携的中坚人才。这表明，虽然删去了“讲授日语”的词语，但并不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纠正和放弃，而是通过强化德育对中国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教育，这正是对同化教育政策的实质内容的坚持。归顺“皇国之道”的教育宗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旅大地区的教育被纳入伪满洲国奴化教育的制度和总体系。随着王道教育、皇道教育和神道教育在东北全境依次展开，日本在旅大的同化教育政策得到了最充分地暴露，再也用不着掩饰和伪装，并且逐渐发展为露骨的皇民化和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1943年6月公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中。该教育令在总则中毫不掩饰地宣称：其宗旨是“根据我国（日本）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上之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尽力做到重视精神训练，培养灭私奉公的实践能力；培养尊重劳动的观念，振作从事劳动的风气，贯彻坚守岗位的信念；重视集体训练，为培养负责、协同、纪律等品德而尽力。”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其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实质。一句话，通过教育，使中国人成为驯服的日本“皇国”良民，从而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工具。这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旅大地区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和实质。对南满铁路沿线的奴化教育“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政策大致与“关东州”相同，只是附属地纵跨南满大地，包含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中城市。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和文化教育，是伸进东北的桥头堡，在侵略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管理体制上，是由满铁株式会社办理，“关东州”指导；在伪满建立之前，它的环境也与被日本划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关东州”不同，周围遍布中国学校，受到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在同化教育方针的推进上与“关东州”又有着程度上的不同。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开始比较慎重，主要是顾虑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既想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又担心引起中国人的反抗。所以多从施以德政笼络人心传播日语的角度考虑，未敢操之过急。1906年8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职情由书》中谈到对中国人教育的方针，说：“我曾同儿玉前总督议论过，应为日本帝国在台湾谋求永远牢固的基础。如果想消除新附民的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慎重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故此，我自跟儿玉前总督在台湾从政以来，而一直为调节这一方针而深加注意。——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教育的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1909年6月，满铁特设第一所中国人学校——盖平公学校。在11月3日的授旗仪式上，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训词说：“夫施德教，授实学，培养有用而善良的人才，此乃本官殷切期望于学堂教育之处也。望教职员及学生等体察本官之诚意，努力锻炼身心，振兴学风，从而发扬学堂旗之光辉。”这个教育方针，在日正式公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中表述为：“公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注重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施之以德育，授之以实学，并使之学好日语。”所谓“德教”，其实只是“亲日教育”。它与“关东州”公学堂办学宗旨完全一致。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在满铁附属地也是给予特别的强调和重视，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尤其倡导，他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普及日语，满铁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及奖励制度，还开办日语学堂，规定：凡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殖民教育的“乡土化”措施：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即所谓“适地主义”和“乡土化”教育，就是说，要“采取适应满洲当地具体情况的方法办教育”。1921年满铁附属地在“原则上不改变对中国人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公学堂、普通学堂规则做了一次所谓“着意按照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修订。其实，殖民教育的实质丝毫没变，用当时日本人的话说，这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策略”，因此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次所谓“乡土化”的调整内容包括：把“教授日语”一词删掉，其实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日语教学仍然占有高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而且仍然对学习、运用日语采取奖励的政策。同时，虽然也允许中国人设立少数小学或工人夜校，但是，在数量上极受限制，而且必须经殖民当局批准，必须按照殖民当局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办学，稍有违反，便予以取缔。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针对一些日本人要求停办公学堂的议论说：不要有“鸡孵鹜卵”的思想，“要具有建立‘东北亚洲帝国大厦’的崇高理想”。这表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移植”也好，“适地”也好，“乡土化”也好，不管怎样调整，只不过是速度快慢、手段隐显的策略变化，而其为侵略东北、建立东北的殖民帝国服务，却是始终如一、不可改变的。值得指出的是，“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建立在愚民政策上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想把中国人培养成愚昧无知、驯顺的奴隶，因此对中国人的教育远远不如对日本人教育的热心，而且明显采取了差别、歧视和愚民的教育政策。从学校设置看，“满铁”附属地有20万日本人，建立初等小学39所，普通中学10所，职业中学3所，大学1所，还配有其他学校，如青年学校、补习学校等。日本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28.8万的中国人，却只有10所初等小学，1所普通中学，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又分别在1928年~1932年间先后停办，致使中国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有34％。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忠实实行伪满的教育政策，“培养献身王道乐土建设的人才”。公学校的教育方针是“遵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培养善良的满洲国人，并施之以做一个国际人的教育”。1938年1月，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学校被纳入伪满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之中。“满洲国”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了“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制造了“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骗局。奴化教育是其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教育管理权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中，同其他各部一样，先后实行“总务司中心制”和“次长中心制”，而总务司长均是日本人。实际上，伪文教部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1937年7月后，伪满洲国务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大臣官房”，实行“次长中心制”，各部次长一律由日本人担任。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日成立的奉天省教育厅厅长是韦焕章，总务科长坪川与吉、督学科长森田良一都是日本人。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在部分学校被迫录用日系教师。日本侵略者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制定奴化教育方针日本侵略者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时就提出，要使“新国家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实行王道主义”。“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所谓“王道教育”，是在“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1935年5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极力吹捧日本天皇统治体制和扶植伪满洲国的“功绩”，声称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人民效忠日本天皇，“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此后，伪满洲国便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和教育的主要目的。1936年伪满文教部提出，小学教育“基于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基调东洋道德，涵养其道德……表现与友邦日本不可分之关系”。从所谓的“王道教育”到“日满一德一心”的灌输，表现出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性越来越突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殖民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强化奴化教育措施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首先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然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而日本侵略者优先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限制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奴化教育的措施。编写奴化教育教材：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2年4月，伪国务院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连续两次“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并强调：“是项禁令亟应严切实行”，“勿稍疏忽”。（《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伪康德四年）奉天省教育厅率先发布命令，停止使用原有教材并对原教材进行删改，编写奴化教材。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查禁、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同时，日伪当局强行输入大量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并且迫不及待地组织编写奴化教育教材。1932年7月，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任命“编审官”，建立编写机构。1933年3月起着手编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所用全套“国定教科书”。1935年12月，“国定教科书”共22种39册全部编完出版，并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纂、伪文教部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供各类中等学校采用。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设置奴化教育的课程：1935年12月，伪文教部发布《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之件》，规定“日本语得由初等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之”。由于日语师资不足，因而初级小学一般在第三学年开始上日语课，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均从第一学年起开设日语课。1936年，日伪当局在社会上实行日语等级鉴定考试制度，允许一些学校的学生参加，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时优先录用。伪文教部还强令，日语教师在教授时，“不仅练习语学，并须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并“使教职员及学生理解日语普及的重要……厉行学习日本语”。从1936年1月起，小学课程增设修身、经学、日语及女生的家事、裁缝等。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学科要旨规定，修身科“根据建国精神，涵养学生之德性，培育优良国民之信念及指导道德之实践为要旨”；历史科“教授国史及东亚史之大要，阐明建国精神，使体得国体之意义，养成国民之志操为要旨”。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都充斥着奴化教育的思想内容。加强师资培训和督学视学制度：日本侵略者认为，实施奴化教育关键在于“直接担当指导教化学生之教师素质如何”。这里所说的教师“素质”，主要是指教师对“建国精神”、“王道政治”和“日满一德一心”等理解和运用程度如何。日伪当局以提高教师“素质”为借口，于1932年8月在长春（伪首都新京）开办“教员讲习会”，并以此为基础于1933年4月成立“教员讲习所”（后改为中央师道训练所），对各地选来的中小学教员施以再教育。主要讲授“建国精神”，“王道主义”、“国际情况以及满洲国教育之奉旨”、“经学真谛”等。目的是清除教师的“不纯思想”，使其更好地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同时，各地也举办地方教员讲习会，印发《普及建国精神教育资料》专书。还向日本国选派教员留学生，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培养推行奴化教育的骨干教师。为了实施殖民奴化教育，伪满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各级教育“指导监督”机构。伪文教部设立督学官室，设督学官。各地也大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日伪当局提出：“为视学者，咸宜尊重教育之神圣与使命之重大，务善导国民之思想，以养成忠良之国民。”1934年，日伪当局在《视学须知》中指出：“指导监督”者“居于指导监督教员之地位”，应理解“满洲建国之真意，以谋教育之普及”；“应研究王道真义，以努力王道教育之建设”。1936年，又在《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中把“建国精神”实施状况、“日本语普及之状况”及“教科书之使用状况”等列为视察的主要内容。可见，所谓“指导监督”机构，实际是教育方面的警察机关，各级视导人员实际是教育警察，他们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监督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并向日伪当局收集情报，以便制定奴化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所以，各级视学机构大都由日本人控制，在实施奴化教育的过程中，起了监察督办的作用。制定奴化教育学制伪满洲国建国初期，日伪统治者基本上沿用中国原有学制，只是对教育内容加以改动。伪民生部认为：“自建国以后……实行的教育制度，是沿袭旧政权时代的制度，不过仅仅把教育内容加了一番改善罢了。然而照我国的特殊性质来看，仅依赖内容的改善，还不能实现新国家的大理想。换言之，要希望国民教育的彻底，对旧的教育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在日伪统治者看来，原学制修业年限过长，不能适应日本侵略者的急需，原学制注重基础教育，未把职业教育放到主要地位，这就满足不了日本侵略者扩大经济掠夺，急需大批具有初级、中级技术水平的熟练工人的要求。总之，原学制不能适应“建国精神”、“日满一体”、“唯神之道”的殖民主义教育宗旨，必须重建“新学制”。为此，日伪当局从1932年6月始，做了历时五年之久的准备工作。1936年，日伪当局在完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建立起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之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重点开始向掠夺军需资源，扩军备战的方向转移。基于这种帝国主义政治、军事的需要，“新学制”的制定也加快了步伐。1937年4月，伪满洲国政府将决定的学制“成案”提交“学制调查委员会”，征求意见，其后由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审议通过。于日，即溥仪“访日宣诏”公布两周年之际正式公布，并规定从日起实行。同时，与“新学制”相配套的各级各类学校令由伪民生部大臣公布。1937年10月，伪民生部又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学校规程。伪满“新学制”的颁布和推行，标志着殖民主义教育在东北的全面实施及殖民教育体系在东北的正式确立。“新学制”的基本内容是：提出完整的奴化教育方针。其内容是：“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伪民生部教育司1941年编）这一奴化教育方针，把“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殖民主义思想作为教育的“根基”和青少年的道德规范。反对“偏重知识教育”，强调“知识技能”教育和增进学生身体健康。使青少年成为忠于日本天皇，具有某种技能和健康体魄的熟练劳动力，以便供日本侵略者驱使，为其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服务。确立系统的殖民教育体系。“新学制”将学校系统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和师道教育、职业教育两个门类。初等教育是伪满教育的重点。包括国民学校（初级小学）四年，国民优级学校（高级学校）二年。国民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培植国民道德之基础，授予国民日常生活上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育成忠良国民之性格。”国民优级学校培养目的是：“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涵养国民道德，主授关于实务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提高其为忠良国民之资质。”中等教育是“新学制”的主体。包括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由原来的6年降为4年，目的是“施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眼之国民教育，养成堪为国民之中坚者”。学校分为农、工、商等科，实际上均为职业教育，而非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其目的是“以修炼巩固之国民精神，修得高等学术理论及实际，养成国家枢要之人才”。大学分为农、工、医、政法等类，除医科类修业年限为4年外，其余均为3年，比原来缩短了1年。伪满并无综合性大学，除“建国大学”外，均为专科学校和准大学。师道教育（师范教育），包括师道特修科、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三个方面，是“新学制”的重点，目的是为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中小学教师。职业教育，实际上是技工学校，目的是“涵养国民道德，授予关于职业之知识、技能”，为各生产部门培养劳动力。1940年，今辽宁省内的大学和准大学中国人学生数为：奉天农业大学343人，奉天工业大学71人，私立盛京医科大学108人，奉天商科学院27人，奉天药剂师养成所173人，本溪湖工业实习所15人。满洲医科大学1941年有中国学生422人（含台湾）。可见，辽宁高等教育还不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一所学校的规模。伪满洲国的“新学制”是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充分体现了殖民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其特点主要为：一是突出奴化思想教育。“新学制”把奴化思想教育摆在特殊重要的地位，贯穿在教育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日常训练等各方面。初等教育设置“国民科”，将“诏书”，“敕语”等宣扬殖民主义的东西作为教学内容，几乎占去全部课时的一半。中等以上学校均设有“国民道德”课，内容则是宣传“皇道”、“神道”、“建国精神”、“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等精神毒素。二是把日本语列为“国语”。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设和加强日语教学，中学的日语课已超过了“满语”（即汉语）的时数，大学则完全用日语讲授。三是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降低教育水平，实行愚民政策。中等教育由6年制缩短为4年制；高等教育由4年制改为3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的学制整整缩短了5年。再加上精神教育、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从而限制青少年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降低了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四是强调“实务教育”，使中等教育职业化。在各种国民高等学校中，减少中等文化基础课的分量，实业科增加课时，占全部课时的1 ／ 2；取消了系统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强调实际操作的训练。学校成了名副其实的劳作训练中心。实行战时教育体制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开始实施其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的侵略计划。伪满洲国陆续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等法令，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使侵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和充足的物资保障，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伪满皇帝就发布了由关东军起草的《关于大东亚圣战的诏书》，要求“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以辅东亚戡定之功”。他们还制定了《治安维持法》、《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等法令，强化法西斯统治。在经济方面，制定了《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劳务新体制要纲》和《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日伪当局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殖民奴化教育进行了强化。加强军事训练：1940年2月，伪满洲国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年12月，日伪当局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正，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增设教练科，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各校的军事训练由配备在各校的军事教官具体负责。主要训练内容，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的思想。如：把学校、年级、班级分别编成大队、中队、小队，队员绝对服从大、中、小队长，全体队员要绝对服从教官，并有极其严厉的体罚措施。二是战斗能力的训练，包括射击、指挥法、防毒、防空、防卫、阵中勤务、旗语、距离测量、测图等项内容。目的是使青少年学生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和防卫能力，以适应战争需要。三是进行军事演习。各校每年进行一次行军演习，高年级学生全副武装在前，低年级学生列队随后，沿途派出侦察兵搜索“敌情”，进行假设性战斗演习，培养实战能力。四是入营训练。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年级都要有一次入营训练。到伪满“国兵”营和士兵一起生活，受训上课、站岗放哨等，使学生体验军营生活。各类大学的军事训练除一般的训练外，还设有战车训练、马术训练、航空训练等。1943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日伪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军事训练。3月，把中小学原来的体育科改成体练科，并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学校军事训练的时数大大增加，训练内容增多。过去每周规定一定的时数，现在实行“终日训练”，过去是一般项目的训练，此时则增加了“实战训练”，如进行包扎、救护、行军、防空等，还组织学生到兵营去实地学习。加强对教育的统治：日，伪满洲国发表了《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项基本方针之一是：“振兴文教，谋产业之划期的发展之同时，并作勤劳兴国之民风，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养充实国力。”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日伪当局于1943午4月重新设立文教部，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新建文教部设官房和学务、教学、教化三司，其中教学司是重心。它由原民生部教育司的教学官室和编审官室合并扩大而成，设企划、指导、编审三个部，掌握教育内容。其中企划部掌管教育计划、“建国精神显扬”对策、思想对策及时局教育、学校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事项；指导部掌管视学制度运用、训练师资、军事教育、“勤劳奉仕”等事项。编审部掌管学校用教科书的编审和发行及分配、学校用图书的审查、教学要点、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及国语、日语、蒙语调查等事项。可见，日伪统治者重建文教部，是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加强对教育的统制，为侵略战争服务。不久，日伪当局又公布了文教审议委员会官制，成立最高文教政策审议机关——文教审议会，“从而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局确立文教决战体制”，使教育彻底适合“大东亚圣战”的需要。加强“建国精神”教育：所谓“建国精神”，其基本思想是“日满一德一心”和“民族协和”。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创立“建国神庙”，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极力宣扬“唯神之道”，并把它作为“建国精神”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唯神之道者，盖即神之道，亦即神所启示之道，乃奉体神意以为生活之原则者也”。日本侵略者把“天照大神”看成是宇宙间最高的神，是日本皇室的“祖神”，胡说由于“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才诞生了满洲国，所以满洲国国民必须恭敬“天照大神”，尽忠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所谓“建国精神”教育，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敬和服从日本天皇，拥护日伪的殖民统治。1943年，日伪统治者为了强化“建国精神”教育，把原来初等教育设置的“国民科”和中等教育设置的“国民道德”科一律改为“建国精神”科。中学的“建国精神”科分为“国本”（“建国精神”）和“国势”（地理，历史）两部分，而以“国本”为主。日伪当局在发布的《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训令中，明确规定了“建国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级的教育要点。一年级的教育要点是“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忠孝”、“建国之理想”、“学生之使命”、礼法等；二年级为“建国神庙”、“国体”、“勤劳”、“本分”、“礼法”等；三年级为“唯神之道”、“至诚”、“尚武”、“报恩”、“道义”、“礼法”等；四年级为“日本之国体”、“东亚之共荣”、“政治”、“国防”、“经济”、“国民觉悟”、“礼法”等。每项要点里又分为若干个项目。如“日本之国体”一项包括“肇国之精神，天照大神之神敕”、“皇谟、神武天皇之诏敕”，“日本国体之精华及其历史”、“对美英宣战之诏敕，日本世界观”等项内容。日伪当局对该科教学特别重视，实行“新学制”之初，国民道德科占总课时的5％，改成“建国精神”科后，则增加到12．5％，增加了一倍还多。除了“建国精神”科外，其他各种教学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国语科中，选编了有“建国精神”内容的课文。此外，“建国精神”教育贯穿在各项日常活动和“式日”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升伪国旗，向伪皇宫和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领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体操”等。每天放学前以班为单位举行“终礼”，反省一天的行为。1943年以后，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略战争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集会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1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2~3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个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日本侵略者在竭力推行奴化教育的同时，不断对爱国师生进行疯狂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如1935年秋至1936年春在“安东教育救国会”事件中，逮捕三百多人，其中处死、折磨致死一百多人。吓得教师纷纷躲藏，无人上课。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激起广大爱国师生的顽强反抗。1945年初奉天第三国高青年学生秘密组织“复华党”不幸被破获，逮捕一百多人，折磨致死1人，其余判刑或关押。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的同时，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举办了许多日本人学校，按照日本学制，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对在东北的日本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培养“热爱满洲，扎根满洲”的殖民统治者。这些日本人学校是用掠夺的中国财富兴建的，使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学校无论办学条件，还是入学率、教学质量都高于日本国内的学校。摘自《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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