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者言】鲁迅与他那个时代的很多文人有过笔墨官司。因为后来他被主流文化高度赞扬，他的对手纷纷落马，噤若寒蝉。又过了若干年，这些人重新出头，旧话重说。此时鲁迅正渐被淡忘，说话的霸权又落在了他的对手那边……如有阅读感受，请写在文末“写留言”处，让读者都能看到。红鼻与白象——谈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文/曾子炳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是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最近顾颉刚的日记出版，我们可以更多地得悉顾颉刚对自己与鲁迅交恶的看法，参照鲁迅的记录和态度，这个事件基本明朗了。顾颉刚多次在日记中反思他和鲁迅的关系，以日的日记说得详细且有条理：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后来顾颉刚又在晚年多次补记自己与鲁迅交恶的看法，其中以1973年在其日的日记空白处的叙述最为详尽，此段甚长，此时他已看过《鲁迅全集》，了解到鲁迅对他的真实看法，主要追记了他认为和鲁迅交恶的各种细节（其中缺失了他曾认为川岛挑拨的记述、潘家洵流言和他认为鲁迅抄袭的事），并最终归结到鲁迅的“准鳏夫”心理，不过涉及的史料大多是孤证，是间接材料且错乱不少，与他早期的一些认识也有所冲突。除了日记以外，顾颉刚在一些信函中也谈到对鲁迅以及个人和鲁迅交恶的看法，虽说辞各异，大意不外乎此。鲁迅对顾颉刚的看法主要是在给一些亲近者的信中，从鲁迅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顾颉刚的嫌恶是一点点积累和升级的。鲁迅首先是不满顾颉刚的浅薄；其次是他的阴险和专门荐人；再次是鲁迅受到顾颉刚等人的排挤。鲁迅在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他在9月26日给许的信中就有了“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想法；而在9月30日给许的信中更指责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随后“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这也为厦门大学的一位同事知晓，在10月2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转述了那个同事的话：“玉堂敌人颇多，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我两人在此；兼士去而我在，尚可支持，倘我亦走，则敌人即无所顾及，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我，一面又各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胡涂云云。”鲁迅接着感叹到：“我看这是确的……北京的学界在都市里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吃苦的还是玉堂，玉堂一失势，他们也就完，现在还欣欣然自以为得计，真是愚得可怜。”稍后鲁迅和顾颉刚还是共处了一段时间，只是更加深了鲁迅对他“阴险”“浅薄”的认识。鲁迅在1927年1月离开厦门，“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随后厦门大学国学院停办，林语堂离开，4月份顾颉刚应傅斯年之邀也来到中山大学。鲁迅随即“脱离中大”，并在4月26日给孙伏园的信中谈到不愿再和顾共事的原因：“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这被孙伏园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这可能并未经过鲁迅的认可，他在回顾颉刚的信中说“《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同时他在日给章廷谦的信中也说：“《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引发了顾颉刚和他的诉讼争议而鲁迅在给相关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顾颉刚，其中尤其是在给章廷谦（即川岛，曾请托于顾颉刚，顾反劝林语堂不要请他，等厦大聘用，他却在给之的信中说“事已弄妥”，待川岛到厦门，他还“送来一大碗红烧牛肉……”）的信中，“红鼻”应是鲁迅在日给之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日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又提到顾颉刚，这体现了他对之的总结性的认识：“三根（指顾颉刚）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应该说鲁迅和顾颉刚的交恶是一个过程简单且事实清楚的事件，之所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他们两位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其次就是以前顾颉刚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和认识我们了解的不多；再次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件由于当事人的独特性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可以说直到目前各种论说中都有其局限、偏颇和问题的，这包括鲁迅和顾颉刚本人，因此要全面分析这个事件不仅要充分把握到其过程中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还要对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有所体认，才能做到知人论世，如此认知主体的思想和境界也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对顾颉刚的感受原只是一己之见，看过顾颉刚的辩护文字，感到他们之间虽然有一些误会，但鲁迅对他的认识是深切的。相较于鲁迅对顾颉刚的反感，顾颉刚表面对鲁迅很尊敬，而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表露的心理其猜忌有过之而不及的。同时鲁迅对之的判断多来自于他的表现；而顾颉刚的很多看法简直是向壁虚构的，他的有些分析可谓文过饰非，其辩解除了自我肯定乃至播弄是非外缺乏反省意识，他看过《鲁迅全集》后，仍作那样的辩解实为不智，这一点可能他自己也不觉吧。顾颉刚曾在自传中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显然他是痛苦于这种状态，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始终难于理解鲁迅对之的憎恶，其实他自己不是已经表明了吗？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是清楚鲁迅对之嫌恶以及其理由的，那么他的不解就有些奇怪了（这体现的是那种功利性的思维，在事理上他是明白的，但无法承担这种现实中的损害），单是污人抄袭就应愧疚，鲁迅因此对他憎恶不是很正常吗！再者我们看他的用词“揭出”，不知他是如何“揭出”的，胡适在1936年致苏雪林信中还认为陈源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这让我想起所谓“鲁七条”中的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不过这样的心态和表现大概一般人多具有的吧，就像他女儿顾潮认为其在应对川岛求职中的两面三刀“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而在一些论者那里则成了他“不谙世事”的表现。只是如此鲁迅的表现他们就难于理解了。对照鲁迅的一些记录和看法，顾颉刚对鲁迅的理解和鲁迅的真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一点看他确实无法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处境。而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之所以偏离事实、多变且自相矛盾，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心境，他的历史意识没能超越那种自我肯定的心理，他晚年将原因归结到鲁迅的“准鳏夫”心理，显然忽视了鲁迅和许广平早已恋爱，而在广州她们已经同居了，这也与他后面涉及到有关“毛主席”的判断大相径庭。论述这个事件的以“抄袭说”和“派系说”最为流行。一些论者看到鲁迅如此嫌恶顾颉刚（奇怪的是他们不质疑引起鲁迅憎恶顾颉刚的事实，却质疑鲁迅这种嫌恶本身，我想大凡关注这个事件鲁迅的记录和态度总应该知道的，他们甚至要对簙公堂。）总以为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挖出顾颉刚散布鲁迅抄袭来，而顾颉刚的日记也澄清了这个公案，他确实讲过鲁迅抄袭，不过陈源的说法是否直接得自他则不得而知，鲁迅是否知道也需要存疑的，否则鲁迅的表现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或者说像顾颉刚这类人一样，如此他们还会发生冲突吗？一些人对于事实不做分析，偏偏汲汲于一些难于考证的事。这也正体现了一些人专好从私利或是欲望来认识和对待事物，相反却总是责人以道德和大义的，而这正是鲁迅所反感“正人君子”的一种表现，这大概是一些认识矛盾和他们之交恶的一个根由吧。顾颉刚在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这里不仅表现出顾颉刚的心态问题，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反向的疑邻窃斧的思维和心理。如此顾颉刚散布鲁迅抄袭也是影响他们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顾颉刚在和鲁迅交往中难免有某种心怀鬼胎的表现，比如他们在厦门初相处鲁迅就感到其“面笑心不笑”，这会加深鲁迅对他阴险和表里不一的认识。有人将他们的交恶归结到派系之争，而顾颉刚曾是《语丝》的同人之一，鲁迅早期对顾颉刚并无嫌恶之意，而在鲁迅早期文字中有一篇《对于“笑话”的笑话》还对顾颉刚有所肯定。查鲁迅日记，在厦门以前他们也有一些交往，如日：“下午顾颉刚、常维均来”，日：“顾颉刚、傅彦长、潘家洵来。”同年6月15日则记有“下午顾颉刚寄赠《古史辨》第一册一本。”而鲁迅与顾颉刚同时应林语堂之邀来到厦门大学，在厦大共事的初期也有过一些友好的交往，鲁迅在中山大学对之采取“鼻来我走”的态度，我认为其根源在于鲁迅和顾颉刚在厦大的交往经历，顾颉刚之为胡适的学生，以及他是“现代评论”派，这些鲁迅自然在北京时就了然的。鲁迅自己是承认“党同伐异”的，并不以“公平”自居，顾颉刚的身份和政治主见确实为鲁迅所不喜，这是他们交恶的一个背景因素，但不成为鲁迅憎恶他的主要原因。概括而言顾颉刚和一般论者所认为他们交恶的因由都不太充分。其实从鲁迅的信中可看出，鲁迅主要是不满顾颉刚的为人和为学，而鲁迅眼中的顾颉刚恰是他极为厌恶的形象，当然顾颉刚是否真的像鲁迅所认识的这样则另当别论，这是对应于鲁迅的一种形象；在一般人的眼中，或者当顾颉刚遭遇到其他人时他的性情和表现也会是不同的，人们的感知更会有差异，这也是造成人们理解困难和出现偏差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鲁迅对顾颉刚的嫌恶是“可恶罪”，认为鲁迅的个性是偏激、刻薄的，或者说他脾气很大，缺乏容人之量。将他们之间的交恶理解为意气之争，这也是不确的，或者说如此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交恶。其中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性情——疾恶如仇且习惯于从精神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许广平在日给鲁迅的信中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在处理和顾颉刚的关系时，鲁迅确实如此。而鲁迅在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反省自己：“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这也可增加我们对鲁迅嫌恶顾颉刚的理解。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虽多出于个人实际交往中的感受，但他对顾颉刚的不满又是超越于个人的恩怨，是从一个人品性、信念及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上出发的思考，引起他们诉讼争议的就是鲁迅指出顾颉刚曾“反对民党，”（鲁迅在日给许广平的信中也提到了“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则电邀之，”这里也透露出鲁迅不愿再与顾共事的意识，）这一点有人提出反证，顾颉刚内心是否反对国民党这个很难论证，而他的表现如何也是无法预设的，鲁迅反感他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言行不一，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尊孔”的人。鲁迅在《理水》中塑造了一个“鸟头先生”，这显然是影射顾颉刚的——有些人因此质疑鲁迅涉嫌人身攻击，而我认为鲁迅将顾颉刚文学化，既意味着他是将之当作一类人的典型来处理的，这部分地超越了个人的憎恶，这一点有些人倒是忽视了，他们总是从个人的恩怨来解读这个事件，因此往往会顾此失彼，顾颉刚的意见也是如此。现实而言鲁迅和顾颉刚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利害冲突，反倒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而顾颉刚的阳奉阴违也正由于此吧。正是由于这种性情、为人和运思方式的差异注定了鲁迅和顾颉刚的对立冲突，他们性情之间对立的背后是那种生活态度和信念的差异，鲁迅是看清了顾颉刚的真实而不愿与之共处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顾颉刚的身上延续了鲁迅对那些“正人君子”的憎恨，这可能真正体现出鲁迅嫌恶顾颉刚的地方。当然我并不是认为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其中有着很多偶然的因素，只是他们之间的交恶也不像一般人那样感到是难于理解的，现在我关注这个事件也想着他们是否能够避免这样的窘境，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都是负面的事情，我也因此理解到一些人的好事心态来。我强调他们的局限或是问题是针对其自身的，他们相遇、相互对待的方式都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相反一些人从个人出发的同时却质疑他者对应的态度，这是问题的一个症结。在这个事件中顾颉刚是很自我的，然而他却不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鲁迅。比如顾颉刚认同于他是“鲁迅所最恨之人”，这显然言过其词，其心理也是很怪，鲁迅对他只是不胜其烦，在私底下发点牢骚而已。鲁迅在与他交恶之前也多次用到“红鼻子”这个形象，其中多体现的是某种厌恶的心理，其对应的形象也不过是看客或庸碌之人。可以说鲁迅是不屑于将之视为对手的，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不也表达了有些代之或因之受过的意思吗，在日记中也将“至在我之故”归因于他和胡适的关系。我们即使是站在顾颉刚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是有不少悖论，一般人注意到顾颉刚难于承受他与鲁迅的交恶，同时他也是不愿意与鲁迅交恶，就像他私底下诋毁鲁迅抄袭，然而表面依然尊敬，即使在厦门大学他们的交恶已经公开化（鲁迅之离开厦门，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说是由于鲁迅派和胡适派冲突），他在鲁迅离开厦门时还到船上送行，更奇怪的是他知道鲁迅不希望他到中山大学去，还是去了，其理由之一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和林文庆一伙的，否则也不会弄出这么个公案来，显然他不了解鲁迅或者说是按照自身的认识来处理的。那么对应的我们应该从鲁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鲁迅厌恶顾颉刚这类人，受到他们排挤，对鲁迅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和直接的影响，那么鲁迅的这种态度不也是很正常吗，所以我看到那些理解顾颉刚的人往往责鲁迅以大义，这一点顾颉刚与之的表现正一致。而鲁迅与之的冲突根本上是人生态度的对立，而这样的人在一起注定会冲突的，从这一点看鲁迅不愿与之共事很正常，顾颉刚的表现就很难理解了，这可能就在于顾颉刚本意是不愿和鲁迅冲突，同时他也是按照自我来认识对待鲁迅的，我们可以说他在日记及信中分析自己和鲁迅交恶的因由正是他的自画像，只是他用来理解鲁迅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分析出鲁迅嫌恶他的这么多理由，却将责任推到鲁迅及他人的一个原因。当然鲁迅嫌恶他的并非是其认识到的原因，但是这些也是作用于他们关系的重要因素，当顾颉刚自觉到个人的胡适色彩时难免会在认识和对待鲁迅的过程中有着这样的眼光和心态的，也可以说正是他们之间感受与认识之间的错位造成他们相处中的张力关系。当然鲁迅嫌恶顾颉刚也有过激之处，这种过激不是说鲁迅的反应而是他对顾颉刚的认识有某种情感的作用，同时从顾颉刚个人的感受上看也是如此，应该说顾颉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其品性也未必恶劣到鲁迅和他无法相处的地步，这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顾颉刚在某种意义上是代人受过，鲁迅是反感顾颉刚那群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正人君子”形象，只是最终他将这种反感集中到顾颉刚身上，他自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不是已经指出其他人“更浅薄”，只是这些人也无法达到与鲁迅冲突的能力。另一方面鲁迅从心性和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顾颉刚，在坚持自身的同时也忽视了顾颉刚的某些权利。这就好比鲁迅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概念“资本家的乏走狗”，应该说一般人都有着这样的意识和表现，而且梁实秋还不是那种特别恶劣的，从这一点看鲁迅的论述是有力的，但未必公平，也就是说我们从社会的意义上看鲁迅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正如“精神胜利法”一样是振聋发聩的，若具体到某个个体则都会存在着是否恰当的问题，这也取决于看待这个事件的个人，我们若从社会意义上看就很好理解，但若从个人恩怨上来分析，总是有捉襟见肘的地方。鲁迅和顾颉刚是那种对应的存在，当他们遭遇时这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压抑——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鲁迅对顾颉刚的嫌恶远甚于陈源等人，因为他们曾经朝夕相处，短兵相接，有那种切肤之痛。我们在思考鲁迅所遭受的困苦时也要注意到对应的那些使其苦恼的人也是因此而困苦的，反之亦然，正如顾颉刚的表现，他们眼中鲁迅的偏激不仅是这种关系中鲁迅的存在和表现会偏离个人的真实，而在对应的人群中这种感受会更加强化。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顾颉刚的表现及现在认识上的混乱，这是一个事实清楚的关系，认识的混乱主要是由于理解上的困难，或者说鲁迅个人存在的独特性超越于一般人的心智。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弛，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这一方面使我意识到我们在关注这个事件需要超越我们自身的某种自我肯定的心理和意识；另外就是鲁迅也应该因此意识到他的这种存在对他人之理解和对待他构成了一些张力，那么如此若能以轻松、自觉的心态来看待这些张力现象就不会造成太多问题了。人们关注这个事件往往注意到鲁迅之对顾颉刚的嗤之以“鼻”，因而将鲁迅理解为对应性的存在，比如“刻薄”等，实际上鲁迅并非是好斗，也不乐于遭遇这样的状况，人们更会因为鲁迅现在的形象而要求他，而忽略了在生活中鲁迅这种避之唯恐不及的无奈。人们也会忽略了顾颉刚的表现对鲁迅的伤害，在他们的交恶中其实鲁迅多是被动和“逃”避式的，鲁迅离开厦门，顾颉刚等人是一个原因；而鲁迅离开中山大学，则主要是因为顾颉刚，引起他们诉讼争议的信件也是在鲁迅不知情中发表的，应该说在生活中鲁迅才是受害者，正如傅斯年认为他已“失败”一样，你看作为师辈的鲁迅两次被理应师事他的顾颉刚挤走，而且在中山大学随鲁迅离开的还有江绍原、许寿裳等人，这在现在也是难以想像的，难怪鲁迅感叹自己做了“傀儡”，而顾颉刚在日记中强调自己和中山大学的当局“关系更密”，事实上在他们交往中鲁迅对顾颉刚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同时也看不出鲁迅有伤害他的意思，以后他们很少有交集，只是解放后鲁迅被圣化，这对顾颉刚的心理和生活构成巨大的威胁，就像此时胡适对他的影响一样，使得曾经以胜利者自居的顾颉刚在耄耋之年仍不忘声辩，这应该说是世事弄人以及个人心理的问题了。这使我想起林语堂在《悼鲁迅》中的一段话：“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这里的同事包括顾颉刚，其中也体现出鲁迅个性的温厚。后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也谈到自己在厦门大学被排挤的情况，其实在厦门的鲁迅，可能林语堂的感知更加贴切。林语堂在《鲁迅》中说“鲁迅在这种地方（指厦门）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这大概也主要得自于他和鲁迅在厦门的共事的感受，“白象”是一种称誉，其实也微含讽喻，这除了强调鲁迅的独特与高贵以外，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在现实中也是一种负累，这让我想到鲁迅在厦门大学和林语堂的共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为林的处境而担心，可能正体现出鲁迅的这种特点，表面上看他很世故或者是悲观，可从情理上看却是太天真，这就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顾虑的，林语堂是清醒的，或者说习以为常的，反倒以为鲁迅的这种存在以及对世界的态度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是对个人尊严的敏感等。我们从社会意义上看鲁迅是高贵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个人以及他人的层面上看则会出现乃至是造成问题。鲁迅不仅在生活中遭到伤害并深受影响，现在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也大多在情感上倾向于顾颉刚。我们不能单纯地从鲁迅存在的独特性与一般人的自然对立来理解，也要注意到鲁迅这种独特本身的问题，这是对于他者，也是自己。还是以他们的交恶为例，我理解鲁迅的心情和行为，但另一方面我也慢慢意识到顾颉刚的权利，他也并没有恶意来伤害鲁迅，他更多是从个人生存的需要以及个性来应对的，就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作为当事人自然会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我若因此要求他客观、公正，这也是一种苛责，这也使我意识到鲁迅确实忽视了他们的这种真实性，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按照我们的特性以及标准来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反之亦然。对于鲁迅来说他固然是受害者，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但是这恰恰构成他们冲突的一个因素；另外鲁迅虽然不屑于与之周旋，却因此深受其害，影响个人的生活和对人世的认识和态度，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失计。鲁迅在发表《孔已己》时曾作一附记，批评“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固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理水》中将顾作为一类人物来对待，但仍难免有这种人身攻击的嫌疑，这其实恰体现的是鲁迅个人存在的悖论，在与顾颉刚的冲突中鲁迅失去了内心的平和。概括而言在这个事件中他们都是忠实于自我的，但事情往往偏离个人的本意，使得大家都受到伤害，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很多负面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关注和分析这个事件依然没有超越这样的悖论，显然这也不是鲁迅所愿意看到的。我们关注这个事件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鲁迅、顾颉刚等人的认识，了解到民国时期学界的某种风貌以及分野，但也可从中窥得人性的幽暗，以及生命存在的悖论，感叹世事的无常，可谓“目力所尽之处，终于有了裂缝。”（王寅《窥镜者》）(作者单位：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淘宝特约店址：[可订购“粤海风”系列图书]敬请关注【记忆第89期】姬学友《我所认识的鲁煤先生》【记忆?微影像第8期】区念中 杨和平 |《拒绝拥有汽车和使用电脑，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每周日推送）&投稿邮箱：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粤海述评(yuehaishuping)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微头条立场
的最新文章
一讲“中国时刻”，我脑袋里就在想指的是哪个中国？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有多种层次：有一个经济的中国，有一个政治的中国，有一个制度的中国，有一个流民社会的中国，还有一个孔孟价值观主导的精神中国，这种精神的中国的出现是对制度的、经济的、军事《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战败的、世界第一的农业大国，单独面对十一个国家，在自己的首都签订城下之盟，古往今来，空前绝后。【主编者言】“80后”并不等于一个简单的年龄划分，是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特定称呼，有着时代的文化含义。此后沿袭的“90后”“00后”主要是关于年龄的概念，不再像“80后”携带风潮。【主编者言】从事学术研究是崇高的，大学教师竟以“民工”自况，这是自我调侃，是自我揶揄，是无可奈何心思的泄露，却道出了当下社会的一道风景，道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和愤懑心情。30年前我们不满于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如今世道变了，窘境依然。【主编者言】今人多写作“礼仪之邦”，我不知道只是追求礼仪的邦国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许多事情我们总习惯于沿袭别人，并不细想它的来龙去脉，不去细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时光的海水漫过来，悄悄腌制了一切。【主编者言】聂绀弩的旧体诗写得好。更何况他的人生道路颠簸起伏，他将感慨倾注于诗歌，正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侯井天对聂诗的注，我没有读过。他关于出版的态度，令人唏嘘。白云苍狗，如今的出版早已经不符合旧知识分子的想象了。【主编者言】承认差异、容忍差异，甚至鼓励差异，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很多时候排斥差异、抵制差异，甚至扼杀差异。我们曾经高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旗帜，但有时并没有真正践行。【主编者言】作者在本文中提到，中国在世界各地建孔子学院，却不允许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建教堂。他认为，这样专制而狭隘的做派，说明中国在文化复兴过程中还缺乏宽容的心态，会引发文明冲突与对抗。事实上，这种扩张或抵制并不是独立的文化事件，与政治紧密相关【主编者言】作者搜集了许多知识分子在“三一八”这一天发出的声音，从多个侧面描述当时情景，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可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般人只读鲁迅写的那一篇，只知道鲁迅写的那一篇。我们的教育让我们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主编者言】这是《粤海风》出满一百期时，作者写的一篇短文。虽然感想因《粤海风》而发，展现的却是作者关于当下某种文化现象的难言困惑和深入思考。文章的标题，寄托着作者的期望，但是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说，“要求似乎不高，其实很高。”【主编者言】鲁迅与他那个时代的很多文人有过笔墨官司。因为后来他被主流文化高度赞扬，他的对手纷纷落马，噤若寒蝉。又过了若干年，这些人重新出头，旧话重说。此时鲁迅正渐被淡忘，说话的霸权又落在了他的对手那边……【主编者言】我们的稿酬制度曾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我们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不会为稿费而写作的。”这种高调，今天听来似为天方夜谭。但是以国家公器、以行政手段、以公办媒体推广的作品，其巨额版税的合理性还真说不清楚。【主编者言】当乡村是城里人的流放地的年代，我们只想干净利落地离开土地，把生命的根拼命往城市的水泥地里扎。如今面对已然回不去的村庄，一股乡愁从心底缓缓升起。但是在下一代、再下一代那里，乡愁也许消散。乡村将遗落回望的目光，留下的只是寂寞和凋敝。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之笔写了半个多世纪，可以说越写越出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相信也是这样的题材，甚至会有更加多的层次、更加多的侧面、更加繁复的头绪和更加丰富的线索，因而理应有伟大的巨著出现。然而，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在等待着催生的力量。微信公众号《记忆》《粤海述评》创立于2015年春，目前每周推送五篇文章。由于两号一直坚持发原创文章，当年11月即获原创标识授权。按微信公众平台规则，此前未加上原创标识的应加标识重新推送。老朋友旧文新读，新朋友正好可以看看我们旧时容颜。【主编者言】办杂志的最大好处，是结识了一班兴味相投的朋友。当办刊的人遇见不为职称、不在意稿费的作者，当作者遇到眼睛并不只盯着作者身份的杂志，很可能就是知遇，甚或成为风云际会。刊物的精神生命有短有长，但与作者的这种心灵交汇总会留下明亮火花。【主编者言】如今的年轻人大多对《平凡的世界》这类作品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路遥时代那种人生桎梏已经不属于他们。向【主编者言】岭南曾被中原文化视为化外之邦、蛮荒之地，因为它是孔夫子没有来过的地方。岭南文化因而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岭南的移民、遗民和逸民不断影响着岭南的人口构成，不断添加岭南文化的新质，形成了岭南文化的动感，不惯守成，易于吸纳。【主编者言】作者是一地道农民，对一篇影响颇大的古文里的某些句子，有与众不同的解释。看来他为此查阅过不少资料，因而说起来头头是道，基本可以自圆其说。我们推送此文，不但因为他的论说，更是因为他的执著。据说他这篇稿子多年找不到出路，但他热心如旧【主编者言】据说有位伟人曾这样认为：当年慈禧把银子拿去建颐和园是对的，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园林。如果拿去建设海军，银子就都沉到海底去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历史，自然可以看到历史的多重可能，因而也就有了历史任凭后来者恣肆评点的机会。【主编者言】刘一行先生英年早逝，我们失去了一个有思想的漫画家。当然，他的才华并不限于漫画。从他为自己的漫画集写的这篇序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地用笔去思考，怎样地用心灵去画画。他的思想和艺术的跋涉脚印，留在人们的心里。【主编者言】"粤海述评"第59期曾推送邵燕祥先生为粤海风文选写的序。今天推送丁帆先生为这套书写的另一篇序，本文已在纸媒《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作为过往100期的文章选萃，文选包括《学人与学堂》《观故与观今》《守望与守护》《放眼与放言》等四册。【主编者言】有人认为，纪实类作品算不得真正的文学，所以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对此我无意参加争论，但我坚持认为，无论是用纪实还是虚构的手法，作家必须关注现时的社会、人的命运。那种只为获奖和表彰的人，历史不会当作作家来铭记。【主编者言】在我们这种文化体制的国家，职业化成为一种文化风景。但是随着社会的前进，职业化或者边缘化已然是当代文化人的不同选择。作为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刘斯奋的道路或许可以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主编者言】我们回望历史事件的时候，总不免受一己好恶的影响，更要受形势的挟裹。所以许多史事就有了不断叙说和不断翻新的可能。尽管鲁迅的影响已有衰减趋势，周作人也渐渐回到社会视野。但毛时代给鲁迅留下的正负作用很是绵长。【主编者言】有人想从小说家变为学问家，比如远有沈从文的服饰研究，近有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其中之人有的是因为被迫，有的是喜欢玩票，有的是因为无法在旧路潇洒前行而觅新路。对沈从文的研究社会似乎没很多置评，其他的大多受到狙击，看来这并不好玩，尤其是选择经典为目标。【主编者言】所谓知识分子，应该说话。无论是在庙堂—江湖的统治模式里，还是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中，都应当有知识分子的声音。作为语言学家，他关心政治，作为美国学者，他批评美国。乔姆斯基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主编者言】社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名义上看似抬得很高的阶层，其实很低很低。我们当知青的年代，说是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但是与老乡有争吵时，知青就会拿出毛泽东的另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农民们谁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社会地位？【主编者言】“租界”，在我们的政治话语系统中是个贬义词，所以当年有人批评深圳的改革开放时就把它比拟为“租界”。但是关于租界的政治背景、来龙去脉，以及它在所处时代的影响和作用，很多人不甚了了。历史等待流光洗刷和冷眼观察……【主编者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儒家的入世精神世代引领着我们。打开国门之后，西方的进取精神又激励着我们。强国梦和无止境的GDP大声呼唤，人们极力往大城市涌，孩子们早早就被告知要出人头地。也许我们应该放缓脚步，听听自然的召唤，听听内心深处的声音【主编者言】由于诺贝尔奖、屠呦呦、青蒿素，我们的目光上溯千余年，又找到了葛洪。我们称葛洪是化学家，但是他的炼丹，实际上是探寻生与死的结果，是对生命目标的耽溺。所以，在他的著作里，除了炼丹的内容，也包含着他对人文的思考。【主编者言】陈少白是孙中山唯一称为“吾弟”的人，他却淡出政坛，远离党争，不以资格竞名利，甘当一名乡长，为家乡做实事，这在中国政坛难能可贵。自古英雄多寂寞。今天知道陈少白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但这个名字值得我们记取。【主编者言】人的尊严，是人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以温饱为尊严。必须承认，若起码的温饱谈不上，何谈尊严？可是仅有温饱就够了么？人的尊严有远比温饱更为丰富的内涵。【主编者言】跟学生谈自己，谈自己的思考、学习、写作过程，让学生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从中领悟点东西。这是言传与身教的结合。即使对阿多诺不懂或没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有所体会。徐南铁主编的“记忆”（JiYi_story）、“粤海述评”（yuehaishuping），每周各推送两【主编者言】信仰的缺失甚为可怕。几十年来，我们花大力气培养信仰，从点点滴滴入手，从儿童入手，满以为大功告成。但是却悲哀地发现，冠冕堂皇的东西竟然不堪一击。【主编者言】划时代的政治人物都愿意在道德方面做点文章，总希望在道德的倡导、指引上有所建树，甚至尝试建立自己的道德体系。于是旧道德就会受到一次考校，张扬、批判，或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最基本的原则不便，或许就是普天下的价值【主编者言】文人无行，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这种现象似乎源远流长，没有断过。盖因为文人聪明，又有知识，较能看清事物的走向，所以更善于权衡利弊，更懂得趋利避害。但是文人最重要的指标——节气却随之流散。【主编者言】白话文已经百年，文言文却没有完全退出汉语场域。尽管文白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白话文运动俯身鄙化的负面影响，留给了我们伤痛。【主编者言】萧红近来因为电视剧，又热了一阵。这位女作家似乎有无尽的感染力，人生的大小转折，甚至种种细节都被人关注。她为什么不去延安？那里可是被称为抗战的一盏明灯啊……【主编者言】人性是可以被扭曲的，甚至可以说，无论怎样坚强的灵魂，都有可能被严酷的环境扭曲、戕害。我们祈求和修炼心灵的高贵，同时，我们也盼望社会清明，给正直、善良、淳朴多一些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主编者言】宗教曾被我们指为麻痹人民的心灵鸦片，传教士曾被我们看作侵略者、特务。近年来这块土地上教堂盖了不少，一些偏远山区的百姓竟还诉说，当年的传教士为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关于流传久远的宗教，我们要有人类本性的眼光，还要有社会发展史的眼光。【主编者言】这是一篇分析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文章。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好几年，就连接踵而来的伦敦奥运会也已经成为过去。文章似乎时过境迁，但是其文化视角仍有意义。何况，冬奥会又在重新勾起我们关于超大型赛事的记忆。【主编者言】封建统治张扬文人的精神，却也无时不在摧毁文人精神。文人精神因为张扬而诞生，却又因为崛起而不断受摧毁，或许这就是中国文人精神的宿命？【主编者言】作者是中学老师，能够以这种角度看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难能可贵。可惜我们大多数人被“行规”束缚，缺少反思之心，更没有纠偏的勇气。【主编者言】启蒙的话题在中国大地不断起起伏伏，在当今，却似乎越来越占据不了话语中心。但它依然是一些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历史，正漠视或者等待……【主编者言】总觉得自己亏欠，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主编者言】：关于别处的风景，我们需要听到的是活生生的细节，以及它们透露出来的冲击力量。因为细节的发现是个性的，远比那些概念化的高头讲章更有感染力。尤其对于那些被政治概念挟裹着的"别处"，更是如此。【主编者言】鲁迅是个大话题，在他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要说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多。作者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海中的水滴。当然，水滴也折射着海的世界，甚至比某些高悬海上的瞭望更实在。【主编者言】：本次推送的文章有点长，不得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不过文章无论长短，要看是否言之有物。我们认yuehaishuping文化的现象批评，现象的文化批评。以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100期的办刊积累，打造新的文化时评。热门文章最新文章yuehaishuping文化的现象批评，现象的文化批评。以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100期的办刊积累，打造新的文化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