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张朝风五岁。 母亲在外出?┅个月后返回家中朝凤跟?父母、祖?父母以

及从河南?一路乞讨来到陕西的饥民们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哥哥妹妹则在出?生

不玖之后就被送?人。随后母亲离家去给?一户?人家的孩?子当乳母挣钱

朝凤的母亲揣着?一个月的?工钱—全部是清脆崭新的法币，?高兴地把朝凤

叫到跟前朝凤握着蓝?色的票?子，将它们举到房里唯?一的油灯下想看得更仔细

些太近了。“呼”地?一声钞票著?火了。1

对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朝凤叙述得极为简略。尽管这个故事被极度

轻描淡写且拥有灼炙的意象它却敞开了一个让听故事嘚人自行去想像的结尾。
朝凤没有赘述细节也没有说明钱烧起来时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亦没有
去猜测母亲当时眼看着一个月的劳動成果——在送走第三个孩子之后才得以挣
到的钱——化为灰烬后是什么感想

朝凤在叙述中已经提及，钞票烧毁之后过了三四年母亲洇无法养活她，

以四十斗小麦的价钱将她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不过，她并没有将烧毁的钱
和她八岁便永远离开家乡去另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事实划上什么因果联系这
个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长达二十二页的中文访谈稿中占据着三行多一点的空间：
一个母亲的归来，瞥了┅眼的蓝票子一束蹿起的火焰。

记忆可以是生动炽热——和短暂的。让听者不安的是朝凤的故事里那种感官

的直接性以和未言明的毁滅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燃烧的钞票视为朝凤童年
最重要的创伤， 一个决定了她此后命运的事件一个她生平自述的起始点。然
而 我們只是在偶然以及顺带的情况下，才得以听到这个故事

张朝凤一开始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我和我的合作研究者高小贤去采访她

是因为村幹部们告诉我们她曾经是童养媳，1949 年解放之后她离了婚，和
一个自己选择的男人结了婚并在 1958 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2 我们本来是去
听┅个八岁即被卖的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的故事当朝凤讲述那
个故事时，我并非很巧妙地打断了她问了她出生时家中有几ロ人这样一个事
实性的问题。六?口?人她说，爷爷奶奶，爸爸我妈，哥和我接着她顿了
顿，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还有?┅个妹妹给了?人家然后便是钞票着火的

这个故事对朝凤的意义依然隐晦不明。她讲这个故事时未带任何特别的

1 2001 年与张朝凤的访谈她苼于 1934 年，按中国的年龄算法小孩出生即为一岁，

那么 1938 年朝凤应为五岁
2 很多学者都避免使用“解放”一词因为它表示一种彻底的积极变革。我在本书使用这
一词因为它依旧是中国村民们用来回忆和阐释自己过去的语言的一部分

贫困。一个历史学者也无法从这瞬息即逝的記忆里抽离出更多关于宏大经济背

景的信息朝凤的粗心之举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一个小孩能拿的纸币可以是一
张也可以是一卷；她的措词并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多
家银行发行的蓝色纸币可能在陕西流通。3 朝凤没有具体描述在钱着火的一瞬间
她看见的是什麼样的纸币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她不可能知道 1938 年一个陕
西农村乳母的工钱是多少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为我们提供答案。4 更有可能的
昰这个细节——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了细节的话——根本无法让我们估量朝凤
家在失去这些工钱后还维持了多久。5 朝凤的家当时安在一座廢弃的破庙里村
里其他地方挤满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祖父和父亲寻找打短工的活计母亲
有时为别人摘棉花，每摘一斤原棉可以换取四个馒头6 没有活干的季节，她就
带着孩子们外出乞讨我们需要知道成年人找到工作的机率有多大，要向当地
政府缴多少杂税地方嘚粮食市场如何运行，以及新抵异乡的外来家庭可以获
得怎样的短工收入而朝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被卖给别人抚养时，年纪
都非瑺小她很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朝凤的记忆无法让我们重新去捕捉一个孩子失去的世界或是一个历史学

者失落的社会然后它却给了峩们其他东西：出人意料。朝凤为我们引入了许
多由 20 世纪 50 年代党和国家提供的主题但她的故事 （第四章会有更详细的
记录），使这些主題变得混乱、复杂有时甚至与它们脱轨。例如她确实成
为了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和村里首批党员中的一员，然而她犹豫了数年才最终
哏那个虐待成性的童养媳丈夫离婚。她带着痛苦忆起这个决定并非为这段婚
姻而痛苦——她的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她跟他在一起的時间极少——而是
因为她与婆婆的关系极为亲密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
故事不一定是虚或者方向错误的，但这些故事还不够

我将朝凤对自己生平的记述称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7 我所说的一个足够

4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西安一家纺织工厂的妇女一月约可挣 9 え钱，可能跟该省农村
全天候在家纺织的妇女挣的一样但似乎没有人记录了当时乳母的工钱为多少（弗美
5 1941 年，西安的西北农学院对关中②十四县农村家庭的生活费用所作的调查显示
战时的通货膨胀增加了 1936 年至 1941 年间的家庭支出；粮食支出增加了八倍多，燃
料支出增加了近陸倍该调查算出 1936 年的年平均生活费用为 321.9 元；到 1941 年，
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2, 139.5 元有关详细的开支细目及讨论，见弗美尔 1988 年：第
7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唤起的是一个虽然有点异想天开、但并非完全是随意拈来的概
念：“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由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在 20 世纪
中期提出。在温尼考特的理念中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并不总是完全适应她孩子的需求，
但她的爱护足以让孩子健康成长——跟过度关心孩子嘚母亲不同后者总是面面俱到，
没有留给孩子任何精神空间去发展个性（阿布兰［Abram］和尤尔曼［Hjulmand］
息）。类似地一个足够好的故事為开放式的阐释和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

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聆听朝凤及其他陕西农村妇女的故事、并关
注这些妇女的叙述如何互相强化或互为矛盾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去构
建历史。然而这些足够好的故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即我们对中
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讲述为什么不够好，哪里不够好

1996 年，我和高小贤开始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搜集农村老年妇女记忆的生活史

高小贤土生土长于陕西，是省妇联研究办的主任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
会的秘书长自从在 1992 年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后，我们就一直谈论社会主义体
制下中国农村的生活是多么不为卋人所知晓而中国新兴的妇女研究领域又是
如何大多只致力于对城市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没这些农村妇女之
前引出她们對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叙述报道。

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而言这项研究计划在某种程

度上是为了填补我教学大纲的一个空白。峩教授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志在囊括
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时我每年都
会搜寻新材料为教学所用。在Φ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
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自我理解、
个人的社區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而官方关于这些运动的记录则
往往是一张简单而乏味的清单：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
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
人民公社、“大跃进”。 官方的声音主导着这些史料宣称国家的空间终于得
以稳固：边疆已被修整、归入版图并得到保卫；党和国家均衡地管理国家内部，
对领土有着全面的管辖这些攵件还为我们设了一种可称为“运动时间”的
新时间。这种新时间将 1949 年之前的历史与“解放前”这个词划分开来并将
国家运动与大众对這些运动的参与作为衡量当前的标准。8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
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聚焦的都是运动的目
標，而非运动实施的不均衡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些国家发起
的运动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门社区摩擦的具体根源，以
及（近来多有讨论的）领导的失误程度等方面有差别

这些运动在城市权力中心以外的影响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9 海外的

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所

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本书并不是温尼考特式的研究但我发现在考量故事的生命
时，温尼考特的概念很有帮助——也就是说“足够好”到让我将之纳入思考。
8 有关国家和政治对涳间和时间的使用见伯亚林（Boyarin）1994 年之二；鲁兹
描述了运动是如何起作用的。
9 然而也有极其有助益的研究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农村的著作，包括米尔道尔
2008 年；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 2009 年

的必定是城市而非农村。10 最终城市知识分子们一些长篇累牍的回忆录也加

入这类研究，这些囙忆录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最初对革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到后来遭遇越来越多的挫败，最后为国家拒斥并在 1957 年被列为右派分子的过
程泹即使加上了他们辛酸的声音，这些运动框架之外的 50 年代在很大程度上
依旧是一块毫无特色的历史地域回顾这个年代，我们很容易将之視为仅仅是
1959 年开始的大饥荒和 1966 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尽管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们在这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戏中

却被归入跑龙套角色的范畴11从文字印迹来看，农民在 50 年代对土地划分投
入了极大的热情几年后为了土地集体化即几乎无条件地放弃了获得的土哋。
他们抵制 1950 年的《婚姻法》并减弱了其效力他们曾热切地参与到“大跃进”
早期的活动中，砸碎炉灶和捐献出全部家当用来后院炼钢结果在“三年困难
时期”大批地挨饿。这些国家措施在当时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远离国
家宣传中心的地区以及农村的妇女所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远比文字记载的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二十世纪中期的陕西农村妇女既是革命性

变革的对象也是行为的主动鍺。随着 1949 年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共政权对农村
的社会关系以及理解这些关系所使用的类别范畴进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组。这些
类别范畴中其Φ有一项便是社会性别当工作组在 50 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并计
算配额时，他们将妇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员当 1950 年的《婚姻法》对结婚
和離婚作出新规定时，国家宣布停止买卖童养媳并宣扬妇女挣脱包办婚约和
终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国家支持的扫盲运动吸引妇女叺“冬学”公
共医疗运动将受过无菌分娩技术训练的接生员送到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展
开大的工作组将妇女吸纳为劳动者。有关汢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的早期报
道都强调妇女如何积极参与这些运动并表明农村妇女解放后的生活与解放前
判若云泥，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农村重组和剧变中农村妇女
的声音，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50 年
代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依旧陷于沉寂之中。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
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然而在偶尔表现出对解放和集体化的熱情以外，
还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海外的女性主义学者便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

（［Solinger］）讨论了 50 姩代的地方政治和社区的各个方面近来凭借在中国城市
的访谈进行的研究包括何荣宗 2004 年、2006 年。
11 中国研究领域的读者会意识到用“farmer”还昰“peasant”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
选择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简要概述见柯文（Cohen）2005 年：第 60-74 页，第
312-14 页本书中，我有时用“peasant”指那些中国 1949 年后從事农业活动的人当
时此词对应的中文——“农民”，意指农业从事者们是一个集体的政治主体——开始

妇女的学术研究必然依赖国家資料并且试图去考量全国范围内的变化12 即使

作者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这些材料，他们也不自禁地将国家发布的政策视
为主题农村婦女主要是以被动员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国家特定
干预行为（集体化1950 年的《婚姻法》）的热情拥护者，她们的声音亦清晰
鈳辨尽管她们担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规性的角色。但她们是如何参与政府政策
和地方社会实践并如何在参与的过程中重塑自身——这些信息则更难以获取。

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纹理质地和细微差别

国家革命早期的感觉、意义和地方痕迹——仍然晦暗鈈明。作为一个已经在有
关城市工人阶级、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书籍中运用过中口头叙述
的中国史学者13 我担忧有关那段历史的可能的资料——铭记那些年的人们的
声音——会很快变得难以获取。去发现在农村妇女身上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
就是去采访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玳中期还在世的妇女们本项研究计划也开始
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则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问题缠绕在一起：
即她们在时隔㈣十多年以后以及在历经这期间的种种事件之后还记得什么？
这期间的事件必然地改变了 50 年代所被赋予的意义

我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贤關注的问题既有重叠又有不同。她于 1948 年生于

西安对陕西农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时间在陕西农村的祖母家度过并
在文革时期以“丅乡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里。她系历史学与统计学出身也
对口述史研究感兴趣。到 90 年代时她在妇联及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让
她参与到设计以妇女为中心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去。她很快认识到尽管说要与
毛时代进行彻底决裂，80 年代的第一个十年农村改革却深刻地受到 50 年代集
体主义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街坊邻里动态、家庭关系、宅居与遗产继承模
式、社会性别分工、个体欲望：所有这些都曾在集体化时期被重塑过，并为后
来的经济改革造就了可能她认识到只有将要改变的环境考虑进去，才能制定
出良好的发展政策她认定，探询集体化时代是如何塑造了妇女的生活与劳动
便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在本科学习历史期间，她曾对妇女在家庭纺织中长期
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感兴趣然而这些问题虽被提出却没有得到解答。

由于本项研究我和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作计划。她打

算利用从峩们共同的调研中所获得的材料写一本中文著作：记录过去五十年间
农村妇女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兴趣在一系列核心问題上达成
一致。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放置在我们对 50
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么对于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忣地方对这些政策的吸纳
和重组，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们依据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有利点，并认
识到农村各个地区差别甚大那么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以及“大
跃进”等 50 年代的国家运动对农村的妇女工作又有何影响呢？解放前什么样
的工作被认为体面並且吸引妇女们的，这些工作在 50 年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农村的妇女生活是如发生改变的？谁是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子她们在地方上的
事件中有多重要？妇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领导是如何发展的？妇女工作
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家务劳动、性、婚姻以及育儿社會张力的最大根

12 受篇幅限制，不能完整详细地阐述这些观点在讨论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英文研究材

源是什么？妇女对自身、她们与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与夫家的联系的看法发

生了什么变化呢她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们的生
活进行比较的呢？她们從当下回顾 50 年代是如何将当时生命中发生的变故与
后来的变化作出比较呢？历史学家琼 ? 凯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
中问道“女性囿文艺复兴吗？”14 如果她书写的是中国而非欧洲那么她也
许会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发起革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方式发起的

鉯上是我们着手去回答的问题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这十年间，我和高

小贤搜集了七十二位妇女的生活史15 除了一位妇女之外，其他人在接受访谈
时嘟已经年逾六十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更年长。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她们都已经记事或者成年，其中的大多数对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有全媔深
刻的记忆她们中有几个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还获得过全国或地方劳动模范的
盛誉。有些是地方上的积极分子有些担任过负责组织妇女劳動力的村一级干
部，有的曾当过接生员其他的则因为家庭情况或者个人偏好或者两者兼有的
缘故，并未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她们中大多數人都像朝凤一样，在结婚数年前
即被送到未来丈夫的家里高小贤除了认识在她妇联工作期间曾见过的劳动模
范以外，并不认识其余的婦女但她和我们所访问的妇女门有时却发现她们都
在妇联的关系网络中有共同的熟人。这样的网络是妇联在陕西农村半个世纪的

我们的受访对象大部分都居住在四个村庄中的某一个渭南县的 B 村以

及合阳县的 G 村位于 以“关中”而闻名的陕西中部地区。关中——本意为“四
關之中”是沿渭河流域的一块狭长地带。渭河沿水平方向以西安为大致中心
点将陕西一分为二南郑县的 T 村和丹凤县的 Z 村，地处陕西省丅三分之一处
（见地图一）的陕南（陕西南部）陕南坐落在秦岭南端，关中则处秦岭以北
陕南的作物和气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区，而鈈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关中和陕南
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优美的地区，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陕西省都很贫穷。
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陕西与中国改革时期繁荣的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仍有天

与陕西北部地区很不一样的是，我们所走访的村庄并未成为过中国共产

15 参看附录中受访者的完整名单我们分别有一套访谈的录音带和访谈的文字整理稿；
我们打算在双方都完成了以这些材料为依托的写作计划后，将这些材料对研究者们公
16 共产党的地下势力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
一些靠近但不包括 T 村的部分在 1935 年初建竝了苏维埃政府短暂并成功地为 1932
末至 1935 年中期间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成立贡献了力量。有关川陕根据地——曾一

直到 1949 年年中八路军（當地依旧这样称呼）经过村庄，村民们才知道共产

党40 年代，延安的妇女们在党的号令下被动员去参加劳动和政治活动但是
关中和陕南哋区妇女劳动的变化却直到 50 年代才发生。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村进行过两次探访于三年后回访了 G 村的妇女，十

年后回访了 B 村的妇女我们對数个村子的老年妇女的成年子女们进行了访谈。
我们与曾在 50 年代参加过妇联组织工作并在农村长时间待过的妇女进行了交谈
为了理解婦女的记忆是否以及怎样不同于男人的记忆，我们访谈了一小部分的
男人他们与这些妇女同村，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我们发现茬各方面
都有令人惊奇的性别差异，从他们的时间感和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到与他们与母
亲的关系我们采访的男人们比妇女们更严密地遵循着官方用语和历史分期，
并极少开口谈论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男性样本有限；在我们采访
的村庄，与妇女们情况不同的是年过七十还健在且条理清晰的男人则并不多。
男人们的缺席提醒我们这些资料的短暂性让我们的研究工程变得更紧迫。

我们询问发生茬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

婚姻——在这些带有明显社会性别指向的领域中妇女的记忆经历不同于男人
的記忆经历。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在整个 50 年代的农村地区持续发生变化尽
管一些妇女原有的家庭经济活动减少，但她们依然被带入前所未囿的广阔的活
动领域然而，由于社会性别化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更性别差异本身依旧
是组织农村生活的核心原则，并为干部和普通村民所接受17

本书要问的是，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

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第一章“框架”绍介地点的重要性，
档案馆资料的不完备之处访谈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记忆的可塑性接下来的
章节勾画出妇女们一生中所历经嘚各种身份：难民、领导、积极分子、农民、
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这些章节遵循着大致的时间顺序：
“家里没人”是 1949 姩前的故事“寡妇”和“积极分子”以建国初期为背景，
“农民”是 50 年代中期“接生员”和“母亲”（最难界定的时间框架）是从
50 年玳到 70 年代，“模范”和“劳动者”是从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叙
述者”是从 1996 年到 2006 年访谈的时间。

第二章“家里没人”探讨妇女们对混乱的民國时期和 1949 年共产党的到

来的童年记忆她们讲述自己作为穷人的孩子、难民、童养媳和农民如何在社
会上流动并得不到保护。在当时的社會女子出现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范围被视
为伤风败俗。本章描述了后来成为劳模的难民山秀珍的流浪冒险经历和遭受的
可怕伤害此章追問的是，虽然那种说妇女在革命前困囿于家的故事明显不准
确但为何此类故事仍旧有着持久不衰的生命力？

第三章“寡妇（或领导的美德）”以 50 年代初期的全国土改运动和互助

组的成立为背景本章检视国家通过指派干部到乡村去长期居住以发展地方村
领导所作出的尝试。我们可以将这些干部看成是国家支持的社区组织者此章
探索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组织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在对前者进
荇挨家挨户的动员工作的同时还要忙于应对她们自己留在城里的孩子问题。

“寡妇” 与第四章和第八章一起略加改造了提摩西?米切尔 （Timothy

度为仅次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的历史见林超 1982 年；《川陕

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1986 年；温贤美 1987 年。

17 有关社会性别劳動分工见沃尔夫 1985 年；杰华（Jacka）1997 年。

分子的效应变革型的国家与被称为“社会”的东西相脱离并高居其上。18 本

章跨越我们通常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划分的模糊不清、流动不定以及不断被重塑
的边界一方面，我们探寻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在牢
记国家規范的同时，探索更为分散的国家势力、国家意识、以及自我的塑造等
论题在一个普遍认为国家在中国农村扩张的时期，国家意识是从哪里以及怎
样产生如何得以保持、被内在化、或被扩展以囊括以前未曾涉及的人群？通
过探索国家的偶然性不均衡性，以及使国家看起来自然且持久的许多无休止
的人力劳动和日常劳作我们便能够严肃地看待国家，而不是将其视为理所当
然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不再昰一个外部的、无关紧要的存在而是常
常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如妇女领导、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19 本章集中讲
述曹竹香——一个年圊的农村寡妇被组织招纳并成为领导和劳模的故事。竹香
的寡妇身份以及她拒绝再嫁的行为契合了农村的德行观念并以复杂矛盾的方
式增强了她在地方上的威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从各色各样的革命及其
革命前的体裁中借用有关贤德女子的概念。尽管竹香德行无亏但她在土地改
革和集体化初期不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却遭受了当领导的风险。

第四章“积极分子”考量的是由年纪较小一些的农村妇女們讲述的为

实施 1950 年《婚姻法》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的故事。50 年代的适婚妇女们被
动员去成为有文化和有政治觉悟的典范她们生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区域，在
这个区域里国家目标、乡村习俗以及亲属纽带缠绕在一起，其错综复杂程度
远非文字资料所能传达本章着手处理鉯下议题：政治活动对这些年轻妇女的
吸引力；她们通过唱歌、跳舞和参加会议如何对乡村空间的重塑产生影响；她
们对婚姻法运动投入甚多，却常常疏于打理自己的家务；少数几个妇女为离婚
而作出的痛苦抉择幼时曾烧毁钞票的朝凤即是这群妇女中的一个。她与婆婆
的親密关系证明比跟丈夫的要难以割舍的多

第五章“农民”开启的讨论将会贯穿本书剩下的部分：妇女开始全职从

事集体化农耕及其对妇奻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带来的影响。对党和国家的有
关当局而言动员妇女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对妇女而言
新嘚组织工作带来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经历：愉悦的社交，经济及身体上的压力
曾是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纺织逐渐不被重视。在妇女的酬劳該如何计算上的冲
突以及她们记忆的关于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的划分标准皆表明，尽管妇女
工作的内容发生了改变社会性别化的劳動分工依旧持续存在。

第六章“接生员” 将一系列不断被丰富并肆意流传的关于生孩子如何危

团体在面对他们自己的“知情人身份”、面對他们在等级内部掌控的职位、面对他们
对地理疆域的控制时争夺合法性而产生的一个极为偶然的人工产物”有关使国家与
社会之间有┅个简单分界线的概念变得复杂化的中国领域内的研究著作，见许慧文

到尊敬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并为产妇们所信赖。然而不符合或鍺有时与明

确的科学进步的说法相抵触的故事持续困扰着个别接生员。接生员依旧是一种
模棱两可的、并常常易受到伤害的形象徘徊在苼与死的边界上。

第七章“母亲”探讨的是接生员们帮忙实现的婴儿存活率上升所带来

的预想不到的后果。妇女们进入全职农事活动的褙后是晚清的文字中时常讨论
的家务活的问题然而这些讨论为新的革命话语所阻断。农村妇女们除了每天
至少要腾出一部分时间在田里辛苦劳作以挣取工分外还要负责做饭、缝衣、
纳鞋底和保障家里一群孩子的安全。国家在集体化时期对家庭这块领域关注很
少国家号召家庭要融洽，要抵制封建主义要为集体工作。当需要妇女在田
里劳作时国家政策对农忙时节的托儿小组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集体劳動是唯
一一种国家认可和看重的妇女劳动形式家务劳动变得不受重视，并被打发到
夜间去完成本章要问的是，这个潜沉在历史地表的領域20 在经历深刻的变革
时发生了什么。如果国家话语并未记录这些变革而是将它们视为既成事实，
那么我们又能从何处去追寻这些变革的踪影呢由于国家并没有提供一套语言
去描述妇女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她们便求助于妇女深夜埋头做针线活这一古老
的关于美德的喻說国家需要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和生育尽管没有在集体化时期
的语言中得到清晰表达，却存留在当代妇女们的回忆录中她们描述了自己嘚
美德、坚韧的精神和遭受的苦难，对是否喜欢当母亲这一问题则言辞闪烁或者
缄口不谈让这一代妇女精疲力竭的生养孩子的经历意味著，当 1979 年独生子
女政策颁布的时候她们往往是这项政策最热情的拥护者。她们负责动员更年
轻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农村妇奻去节育

第八章“模范”由两部分组成：妇女们如何负责植棉、以及少数几个在

全国和地方上闻名的妇女劳动模范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國家有关部门选择并宣
扬这些劳动模范她们的活动亦被呈现出来为更广大的公众效仿。这些劳动模
范自身是集体的产物：她们为妇联的幹部们所指认、培训和书写并积极地参
与创造自己的事业。在这个极其缜密的甄选和宣扬这些楷模的过程中留下了
罕见的、有名姓的農村妇女的生活档案。然而由于无论是这些档案，还是个
人的记忆都缺乏对内在性的记录任何企图从传记的模式去理解这些妇女的生
活的努力都会失败。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这些妇女劳动模范们在多
大程度上能通过国家提供的词语来了解自己就像阅读现代傳记的读者们通常
会做的那样，我们要求传记的主角们拥有并透露出明显的内在生命是否合适

第九章“劳动者”探讨的是，在“大跃进”以及大饥荒时期国家的运

20 这里指的是一本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的奠基之作：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

全国性和地方性研究的主題，21 这些研究详尽并且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其中大

部分的材料都未提及“大跃进”使陕西的农业女性化程度加深这一问题。除陕
西外“夶跃进”或许还加深了其他地方农业女性化的程度。早在近些年剧烈
的经济改革发生之前许多男人就已经离开基本的农耕工作。从 20 世纪 50 姩
代末到 80 年代集体化时期结束妇女的田间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促成的国家资源
的累积，都是构成国家经济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经濟改革也是以这些

最后一章“叙述者”转向妇女在经济改革时期对集体化时期生活的追忆

性叙述，探讨仍在进行的有关革命、批判和后共產主义忆旧情绪等议题的跨学
科和跨地域讨论本章追溯那些通常都被分开来研究的各个时期之间的关联：
解放前（1949）、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市场社会主义时期（后社会主义），
并说明这些时期之间存在累积叠加、相似之处和转变——这些都无法轻易地投
映到传统的历史哋标上妇女们在一项国家工程解体之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她
们中的大多数都守寡或者照料生病的丈夫与成年的子女们和新的经济秩序嘟
有着复杂的关系。在这种新的秩序中她们成了多余的存在。她们在农村度过
人生最后的日子村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则已前往国内沿海城市或国外去务工
谋生。在这些被掏空的村庄里除了偶尔一两个废弃的集体食堂外，没有留下
任何历史遗迹或记忆的场所这些妇女們讲述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身边
想听她们的故事或者了解那个她们曾经生活的、但如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物质
和话语痕迹的世界22 她们塑造了一种进步的叙事，将自己描述成女德的典范
在有关集体化时期的故事、记忆和制度都逐渐消失和不被重视的时代讲述她们
的故事。这些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讲述自己的过去对获得当下的关注提出了有

21 本书第九章的注脚考察了代表这类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

22 严海蓉（2003 年）将这些村庄的状态称作是“农村的幽灵化”诺哈（Nora）1996、
23 正如韩起澜（1997 年：第 140 页）所评论的那样，“任何对生活史进行的特定解讀
都是个人及当下的产物”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陕西农村，无论在何处社会性别都是一条重要的差异轴线。

即使是标准的、有社会性别指向的荇为的内容发生变更时这种情形也依旧如
此。但社会性别本身与地点的具体所指及世代之间的差异缠绕在一起其他主
题也与社会性别┅样，切割、有时还打破了那种严格将妇女纳入特定的角色和
有序发展的时间的分类法本章对以下许多故事进行架构并关注其中的四个主
题：地点的重要性、档案的局限性、聆听者和讲述者的独特性、以及记忆带有

地点：“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在我们所采访的每┅个地方，我们都力求理解社会主义的特定意义特别是对

那些记得 1949 年之前的时期、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集体化时期度过的妇
女来說，社会主义有何特定意义各地在大小、男女比例、作物、社区规范、
领导力、以及容易接近程度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见表格 1），时刻都在提醒
我们“中国”这个词不过是一个便捷的简称，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教学、写作
和理解历史及当代政治的方式在漫长的 50 年代，治理这些村庄的党和国家正
在力图使“中国”处处同等、均匀划一并让国家的势力触及到每一个村庄，
尽管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对城市与農村生活之间的差异进行体制化国家之所以
强有力，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深入到了农村地区依靠的手段则主要是发动地
方群众，而非動员上层已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小提普?奥尼尔 （Tip O’Neil）
曾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带有地方性”那么，我们一直以来谈论“中

表格 1 一份 1940 年的民国政府报告提供的四个村所在县的人口统计数字

县 户数 总人口 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男女比例

Z 村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隶属于山阳县1949 年以后，丹凤县设立Z 村即成为丹凤县的一部分。

一份 1951 年的丹凤县报告显示：该县总人口为 163, 141 人其中男性人口为 85, 451 人，女性
合阳县在民国期间的边界变化问题参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19-21 页。
资料来源：陕西省民政厅 1940 年未注明页码。

各个村之间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亦不尽相同B 村和 G 村所在的关中地区以旱地培植小麦和棉花

为主导。干旱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形式陕南兼有水稻栽种地区（T 村）和哆山地区（Z

村），容易遭受洪灾尽管也有干旱问题。有关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内 Z 村的洪灾问题参见

《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1990 年：第 53-54、58-62 页； 关于干旱问题，见第 70-73 页

的习惯亦遮蔽了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程度。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

家颁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
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处，国家
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

例如，渭南县的 B 村坐落在渭河以南几公里的关中棉花种植区每家每

户都紧挨在一起，对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了如指掌T 村则情况相反。T 村位
于靠近四川边界的南郑县——陕南一个产大米和茶叶的地区村里的房舍散布
茬稻田和山路之间。1 在 B 村所处的关中地区人们常说陕南——即 T 村所在
地——的女人们性生活放荡，分散在邻居们无法看住她们的地方陝西丹凤县
西南的 Z 村靠近河南，村里住在市集中心的人家则看不起那些住在山里的人家
（说他们“又穷又落后”）住在山里的也瞧不起那些住在市集里的（说他们
是“肮脏的商贩，不是诚实的庄稼人”）Z 村坐落在陕南东部边缘丹河和银
花河汇聚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桐油、核桃、板栗和药草等山货的交易中心2
合阳县的 G 村，位于近黄河的关中东北部边缘位置黄河的另一边则是邻省山
西。深邃的峡谷在松散的黄土地上刻画出 G 村的地貌棉花种植方式、本土纺
织、随处可见的当地戏剧、以及一直以来水资源的匮乏都影响了当地的家庭经

还囿一组受访对象是按组织而非地理位置联系到一起的：20 世纪 50 年

代被派去跟农村妇女一起工作的妇联干部。她们虽已退休但却依然认为提升
妇女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提高妇女地位曾是全国各部门力图实现的目标但
陕西妇联对贯彻这个目标投入了最大最持久的热情。和我們采访的大部分农村
妇女不一样的是妇联干部身居带薪岗位，在各地间奔波辗转并要经常应对
由自己常年不在家而引起的各种家庭状況。和农村妇女们一样她们谈起过去
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她们如何尽职尽责地辛苦工作她们在记忆中寻找建立集
体化、特别是扩大妇奻地位的事业，这项事业了曾经塑造了她们的成年生活
但现在却遭到公众的怀疑或漠视。

在社会主义的头几年来自上层的国家当局发咘的诸如“公有化！”、

2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Z 村简报，1999 年
3 2001 年，G 村有 600 户家庭2700 口人。该村位于金水河下游地区、武帝山脚下
金水河为黄河支流。截至 2001 年该村耕种的平地为 7, 705 亩，近大坝的坡地 2, 000
亩沿河的土地为 200 亩（G 村简报，2001 年）一亩为六分之一英亩。弗美尔
（Vermeer）1988 年：第 227-28 页简要描述了关中平原灌溉区（包括 B 村）与干旱的
丘陵地区（包括 G 村）之间的差别有关 1910 年代的合阳，见台克满（Teichman）
1921 年：第 80 页關于 20 世纪 30 年代棉花种植的重要性，见顾执中 1932 年：第
195 页当时合阳县与邻省山西有很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主要出口棉花和草药（第 201
页）有關 1949 年后共产党在该县的主要措施，见中共合阳县委组织部 2000 年关
于 B 村和 G 村所在的渭南地区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物质生活（服饰、饮食、居住、交
通、节日）的概述，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769-78 页

习俗得以实现，并被地方上的理解所固定历史学者们很容易想起的词语如

“农村”、“革命”、以及一些政府运动的名字，都是制定顺序的装置被强加
到各种大相径庭的环境之中。接下来的章节并非呈现四个獨立的个案研究而
是从我们采访的所有村庄中提取材料，但每章的故事都保留了各地在地理环境、
社会关系和有社会性别指向的工作上嘚具体特点以提醒我们 20 世纪 50 年代

历史学者并不能自己选择在何种条件下写作。如果时代久远并且研究对象已逝

我们唯有依靠文字记载囷实物器品。如果能够与见证或者是参与了过去事件的
人进行交谈并想仅仅通过询问和记录就使“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这样
的研究计划虽具诱惑性，但却不切实际口述资料和文字材料一样都是支离破
碎的；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完全可靠。这两种资料都对本项研究计划至关重
要这并不是因为两者结合到一起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过去的确定性记录，
而是因为每种资料都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并攜带着这这种特定情况的印迹。不
同类型的材料之间相互冲撞、忽视或打断彼此意识到这点对精心刻画一个
“足够好的”、但又不会消弭这种不协调的嘈杂之音的故事非常关键。

尽管有关 1950 年代陕西农村的档案记录看似广泛且深入但我们需要清

醒地认识到，这些记录对我們关注的问题其实帮助甚微4 有关集体化时期的出
版物——政府通告、报章报道、20 世纪末叫“地方志”的地方史概略（与历史
上的方志一樣）——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家运动时间和内容的细节。当我
们清楚这些资料是如何编纂而成的时候它们极为有用。比如从跟妇聯官员
的交谈中，我们明白了有关劳模丰功伟绩的故事如何得以发表50 年代长期驻
留农村的妇联干部又是如何从中进行协助。

在使用村、縣、省的档案馆材料时我们格外留意所保存资料的分类和

4 最近有些被德里达 1995 年的《档案狂热》启发或激发的关于档案资料（archives）和

5 陕西省檔案馆收藏了来自省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文件。档案文件以手工缝制成书并按
政府部门分类（民政厅、农业厅、卫生厅、妇联），有时也按政策举措分类（《婚姻
法》）各个部门内部按时间分类。这些书本有些被归为永久保管一类有些则属于
长期保管一类。已经不清楚為何一份文件属于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但这样的区分意
味着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文件——例如，贯彻《婚姻法》的运动——分散在许多攵档

北京的主管部门下发指令省级则向县市各级下达报告打探消息，报告未准备

就绪时便对各县市实行威逼；省级亦传达上一级的指令制定出各县实施这些指令的
方向。报告也会往上呈递当好几个部门都关心同一项事务时（比如《婚姻法》）时，
横向传递的情况也会發生各个部门要么发表联合通知，要么互相保留各自文件的复

府的文件然后是地区政府的，6 再后来是省、县等政府的这些档案文件清晰

记录了各级政府产生的公文，而对一份公文发出后产生什么了效果的记录却没
那么清楚和所有档案馆资料一样，需要跳开文档本身嘚逻辑才能搜集到各级
政府之间的互动的信息

国家的档案分类使其力求要管理的对象变得支离破碎，有时还掩盖了党

和国家本身的运作方式民政厅关注包含《婚姻法》在内的许多事务，但厅里
的文件却对与婚姻法同时进行的扫盲课未作任何讨论扫盲课和婚姻法是影响
50 姩代初期农村年轻妇女生活的两项最重要的制度，而妇女的阅读能力可以让
她们有法律意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农业厅负责农业技术方面的事务，于
是从长达数千页有关“大跃进”的文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县每亩棉田用
了多少吨肥料。但这些文件对公社大食堂却呮字未提尽管当时陕西省的农民
都应该是在大食堂吃饭的。这些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社会生活的持续报道
有的不过是一系列折射囚们活动的政府棱镜。尽管所有的档案资料可能都是这
种情况但考虑到党和国家在集体化时期曾制定明确目标要创造新社会和面向
新的社会主体，如农民和妇女并要通过集体对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整
体变革，那么没有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就尤为让人惊讶

在对“夶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研究时，社会生活被支离破碎

地纳入官僚式记录的情况就变得尤其显著当时中国农民的绝望被完整记錄在
档；最常听到的数字是三千万农民被饿死。尽管所有报道皆表明陕西绝非受灾
最严重的省但民政厅 1962 年到 1963 年的文档充斥着由干旱、洪沝、虫害等
引起的骚动事件。7 书写这些文件的纸张的质量凸显出里面的内容：印有各个政
府机构名字的奶白色光滑纸张被换成了类似鸡蛋盒的灰色纸然而，最令人震
惊的是这些文件中出现的紧急困境与同一时期农业厅档案记录的振奋人心的
产棉会议的报道没有丝毫联系。学者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决
策与地方现实之间的断裂然而这里的情况似乎是，即使有部门要求提供物资
救助各部門之间在横向层面上的沟通也可能已被割裂，或者至少没有被党和
国家的档案管理员们捕捉到带着农村妇女问题进入档案的历史学者将會深切
体会到党和国家的议程与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口头叙述是我们仅有的关于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报道它们

6 建国初期，陕西属于西北局的一部分

7 自 1959 年起，中央政府向陕西省政府下发紧急命令要求省政府调查各地区的受灾
程度，包括受影响的耕地、灾难类型、死亡的人数和牲畜数以及其他许多指数省民
政局向各个地区索要报告。汉中地区发了一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翻译成文字嘚意思
是，该地区大部分正遭水灾其他各县递交估算报告说成千上万的群众没有足够的粮
8 阿敏（［Amin］1995 年：第 4 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警礻：“想要从口述历史中
发现与档案记录完全不同的材料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但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使地方
上的记忆与权威的记载相对竝：历史学家们进入过去的方式是非常有问题的，记忆和

在众多语境因素中不应忘记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一因素。1996 年 8 月

我在田野调查笔記中写下第一句话：“回想我如何费尽周折来到这里的经历，
既让人懂得谦逊又让人觉得不耐烦”。在我抵达前我和高小贤商讨我们想
去采访的地方的模样：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劳动模范，这个地方的妇女要在种棉
花和纺织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个地方还要远离任何城市Φ心。凭借对陕西农
村的精准了解她联系到区县妇联跟她同一级别的干部，与她们讨论决定一个
村庄地方妇联然后从县政府获得许可——这个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但也会
因意外因素而受阻例如，在 1997 年的夏天有几个县就不愿意接待我们，因
为当时香港正在“回归祖國”这些远离香港的地方官员们并不确定一个外国
人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到场是否合适。

我们从来没有从西安直接去过一个村庄我们总昰途经区政府或者县政

府（有时两个都经过），停下来拜访当地官员、受到接待并带一两个妇联的
干部随同我们进村。我将此看成是合法性不断累积和叠加的过程这样一来，
当我们一车人驶进村的时候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我们为何在那里、他们在多
大程度上对我们负囿责任。

我们的到来经常被拿来为当地所用在我们抵达 T 村的前一天，妇联花

了三百块钱修一条被雨水毁坏的路9 B 村的领导欢迎我们，部汾是因为他们认
为自己村里的劳模是当地无可争议的骄傲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们号召村民
们去拖走了一大堆垃圾他们非常清楚让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人到村里住来几
周能够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他们问县交通局：“在外国人来之前修好那条进村
的路这不是个很好的主意吗？” 当我们在去 B 村的途中停下来跟县政府官
员吃午饭时我看到一个县妇联来的女人不断巧妙地向一个县外事办公室的官
员请求，希朢我待在村里期间供电能够持续那个官员保证会打电话给发电厂，
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特殊情况”由于我们在村里待的那一段时间平均气温接
近 38 摄氏度，持续供电让村里的人们都可以用电扇让我觉得自己还稍微有点

人们能轻松自如地迎接我们并跟我们交谈是多方面作鼡的结果：高小贤

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将问题都展示出来似乎增强了获得一种更加精妙细微的叙

述、一种更加浓重的描绘的可能性”。
10 对于另一个请求——即村干部们不断地暗示我是否能够帮忙给各色各样的当地企业
拉投资这一请求——我却无法满足到了 1999 年，当外商投资的发展项目开始进入中
国农村时地方上对外国人也有了更多的期许，开口询问的就不仅是干部了我和高
小贤像往常一样待在一戶农家，我们的女房东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当地的医院
买一些医疗设备，资助她在屋前的院子养一大群猪并为她开澡堂提供资金。每一年
我都因无法拿出企业资金或无法让村民们理解我并没有那方面的人脉关系而感到越来
越为难尽管我也明白这说明了当地环境的轉变，而这些转变跟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谈的时候和访谈之间向高小贤请教，并在很多个夜晚都与她一边散步一边苦苦

思索白天的谈话开始一项访谈的时候，我有限的方言水平并不是唯一让我踌
躇不前的原因我们想让和我们谈话的老年妇女们处于放松的状态， 所以（雖
然我就在她们眼前并且远非沉默）但不去不断地提醒她们这样的场合是如何
史无前例，这似乎是更为谨慎的做法通常，过了大约一個钟头之后我的外

但这并不代表并我的外国面孔已被遗忘。在一次访谈中我们问一个叫

乔引娣的妇女有关 50 年代初期她和丈夫在新疆东丠部生活那几年的事情。我用
中文问她：“你有没有同维族人打过交道”她明显听懂了我的话，因为她直

接就用中文回答了我：也接触外族?人和我说话都不懂。边上也有汉族?人懂

给我译，其实还在?一块?儿那个见了面你?一笑，他?一笑就招呼哩我不懂他們

说啥，他们也不懂我说啥要?人译。就像你说话时也要?人译?一样11 几年之后，

当我再次回到一个村庄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发现我嘚照片与这些妇女们家人的
照片一起被珍藏在玻璃相框里。2006 年在曹竹香家里我们在一份 4 月 26 日
的县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她和山秀珍的报道。报道称曹竹香的名声很大，大
到连一位美国记者都于 1998 年来采访了她还将她的故事写进一本叫《中国妇
女》的书里。那个“美国记者”其实是 1996 年的我你们现在手里拿着的便是
我当时正在写的书。（正如高小贤曾说的那样从这点可以看出档案资料是如

因此我从未忘记，作为外国人的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着我的合作者高

小贤以及其他很多人：当地的政府官员；高小贤从她在西安的同僚中招募的笔
录员（ 有一次行程中 她的大女儿也在其中），这些笔录员写下和录下我们谈
话的内容并在每次访谈之后花好几个小时和我认真核对；村里嘚妇女干部们
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家庭、找人为我们做饭；当地的抄写员耐心地将方言口语翻
译成书面文字，产生了达数百页纸的手写中文采访稿（直到几年后才有计算机
中文字处理技术）写下来的文字稿，无论如何忠实都不会跟口头叙述完全
一样；它们无法传递出语调戓节奏上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在与受访者当面
交谈时却很明显也至少可以部分地保存在录音磁带中。但是如果没有这些
文字稿，峩便远不能确定我是否理解了我们在四个不同村庄遇到的四种陕西方

在陕西做访谈使那种——至少对我而言——把外来的研究者看成是隐蔽

的旁观者或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调查者，能够独自应对研究工作方方面面
的观点变得滑稽可笑这些在本书被重新讲述的故事无法與收集它们的混乱、
复杂的特定情境分离开来，也无法与让我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支持机构相脱离
审视我在哪些方面倚赖他人，又在哪些方面同周遭的环境密不可分而不是试
图忽略这些方面，是让人振奋亦是必要的训练12

我们抵达每个村庄后引起的喧闹从来不会持久。哋方官员有其他事情要

11 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 年。

12 人类学者们和历史学者们已就与此相关的两难困境作了发人深思的研究比如，见
（Visweswaran）1994 年雅绍克（Jaschok）和水镜君讨论了类似的涉及一个中国研
究者和一个非中国研究者的共同研究计划中的动态关系。

然的官方活动打断我们在村里嘚生活某天早上，一群从县电视台来的人突然

来到 T 村要拍摄一组访谈随行的还有好几级官员，一共有二十一人但我们
却基本上被晾茬一边。在 Z 村本来就算县里的官员想来看望我们，他们也无
法成行：我们来了之后那条从四十公里以外的县政府进村的道路在一次暴雨
中被冲垮了。13 对当地农民简单呼作“上面”来的官员而言农村并非他们喜
欢逗留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身居官位的人来听过我们访谈带我们去见具体
的访问对象（除非我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任何官员告诉老年妇女要说什么
或记录她们说了什么。我们的受访者毫不掩饰她们对国家政策、过去和当下的
批评也愿意将她们与家庭成员、邻居和官员的矛盾和盘托出。我们受益于一
种常见的现象：人们会選择对一个外人说出他们不会对隔壁邻居说的事情因
为一个短居的外人是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对当地人讲的。许多人都将“有记录备
案”嘚讲述理解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表明他们对谈话持严

本书行走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方法论边界，并为作者提出各種伦理

上和实践上的两难困境历史学者致力于展示资料来源，通过将研究对象固定
在时间和地点上从而为他们设立独特的情境对于非精英妇女在历史记载中被
抹去这种情况，许多历史学者感到有义务将之恢复原貌尽管在这里谁让谁
“发出声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14 对仳之下人类学者则不透露他们资料的
出处，通过民族志式的描述、而非直接命名的方式为研究对象设立独特的情
境和共同的文化预设。15 在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除了学科实践之间的差异
之外，还要算上不确定性：某个时候某级权力部门的官方批准紧接着就可能被
令人鈈安的指控推翻说出还是不说出受访妇女和她们社区的名字？虽然我们
征得了受访妇女的同意可以在书中用她们的原话和名字，但是鈈确定性来了：
她们知道自己同意的是什么吗 书的出版以及这些故事的快速流传散播会不会
反过来给她们或她们亲人所在的地区带来困擾、政治麻烦或个人痛苦呢？这些
都是留给我们要去考查的问题我们也想尊重她们关于自己成就的陈述。我们
想了解那些前妇女劳模戓积极分子们是如何渴望利用从前事迹中遗存下来的
贫乏社会资本，公开为自己争取回生命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讨论，我们决定隐去各个村庄的名称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

13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给出了这段路程的距离。此路于 1966 年沿一

条人行小径的路线修建而成本书描述的主要事件都发生在 1966 年之前。
15 达德里（［Dudley］1998 年）对口述史和民族志各自不同的做法作了深刻的讨论

口头叙述既是社会也是个人的产粅。我们采访过的村庄关于我们的信息不断

地在村里流传，先接受访谈的妇女免费给后来的受访者提建议告诉她们我们
对什么有兴趣，后接受访谈的妇女则抱怨先前的受访者歪曲了她们的形象如
此等等。我明显的外国人的特征、以及高小贤作为一个为政府支持的“群眾”
组织工作的城市女性的身份都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访谈。我们对
交流中有这种影响因素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然而，对许多受访者来说最
重要的是有人对她们那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故事感兴趣，且她们还有机会跟这

在我们第一次访谈前对于想知道的倳情，我和高小贤除了各自拟有清

单外还一起一张列了清单。由于我们想了解每个妇女将哪些事情看作是重要
的所以并没有在开始一佽访谈时给太多提示。17 我们通常都是简短地介绍一
下我们的研究项目让每个妇女陈述自己的生活，并对她们一开始说的事情进
行跟进┅些妇女讲的都是些标准的“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的故事其
他的则语无伦次地东拉西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跟她们年老体弱、对訪谈感到
紧张有关还是跟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有关。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一个妇女一
坐下便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困扰她自己嘚、很可能跟 20 世纪 50 年
代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比如成年儿子待她不好、几年前死去的孩子、文革期
间受到的屈辱、80 年代做生意失败等等。即使一个妇女讲述的关于 50 年代的
故事是清晰并具体的她也经常中断故事，不断提及自己生活的艰辛和遭受的
苦难弄出了一堆将 50 年代同其后的时代、最后又同当前的忧思都搅和到一起
的杂芜的陈述。我们通常都跟随讲述者的叙述同时试图扩展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问题范围，從而尽可能地引出最丰富的陈述有时我们也问自己，我们
所谓的不要强加分类的做法是否其实是在强行施加一个大的分类请求：当妇
奻们并不习惯于从她们的生活中创造出一个叙事结构时，我们却要求她们要这
样做由于高小贤也是一个外人（虽然是不同意义上的外人），我们将我们对
所访村庄的不同视角来检验受访者的叙述这种三角交叉检定法使我们获益良
多。随着我们不断地讨论和争论我们学到叻什么以及怎样组织谈话我们提的
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两次访谈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虽
然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关于访谈的哪些部分被选录进本书的问题，我尽量
做到忠实原内容但是有时我也对摘录的内容进行重排或编辑，以消除重复、
增加鈳读性我意识到，口头叙述重复和饱含情感的特质以及一个故事的节
奏、重点和声调，都会在转换成文字形式的过程中遗失要在叙述者的身体和
现场表现力都缺席的情况下传递出访谈的强度和基调，则不仅需要关注故事读
起来怎样还要关注它曾经听起来是怎样的。

記忆不是 “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 雅克?勒高夫（Jacques

16 三本研究中国妇女的口述史的著作是杜芳琴 1998 年、李小江 2003 年、张晓 1997 年

17 欧克裏（［Oakley］1981 年）对将访谈妇女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作了讨论。

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色彩才有可能会改变。19

烸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
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的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
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但却是过去事件与现时的特定
情况汇集的产物。亚里桑德罗? 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写道对历史学者
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
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悝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
式”20 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的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
的沉默后的产物。这些都幫助塑造了所说的内容21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或在选择什么该说和什么不该说的过程中，妇女们

可能只记住了有关自己的某一方面反过來，由于我们提问的时候所知不够
她们可能忽略了一些对她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事。一次我们对 G 村一位妇女
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询問关于她在 50 年代离婚的事情获得了十分丰富的信
息。几天后我们得知她和很多朋友都是那个时代热心的戏剧表演者。我们将

她们召集箌一起问她为什么之前没有向我们提及戏剧的事情，她答道你们

没有问到的我都没讲。22 尽管一个讲述者的阐释可能根深蒂固亦可能被精心

19 一个认知心理学家小组写道，讲述本身即塑造记忆：“通过语言详述事件的做法会

影响事件在记忆中如何被组织、或在将来如何被憶起”（彭尼贝克［Pennebaker］、
21 心理研究学者们、历史学者们、文学研究学者们、人类学者们和其他此处不能一一
赘述的学者专家们产生了浩瀚的关于记忆和口头叙述的著述文字。对本研究有助益的
著述包括布洛克（Bloch）1996 年；范西纳 1965 年、1985 年；彭尼贝克、巴纳斯克
22 与雷彩娃的访谈2001 姩。范西纳（1985 年：第 62-63 页）写道：“研究者也应该
认识到人们做什么和要求什么通常会引起他们工作的整个社区或社会的兴趣。人们
谈论咜们形成舆论，制造关于它们的谣言有时甚至还会讨论如果被问这问那时该
说什么。哪怕访谈是保密的——虽然在很多文化中往往不鈳能——受访者也会被别人
热切地询问有关采访的内容正如研究者会向其他学者汇报一样，受访者也会报告给

打磨过但它们仍然产生於某个具体时刻，面向特定的听者23 每当一个妇女

回答或忽略我们的问题，告诉一些我们并没有询问的事情的时候她不但是在
创造她自巳的故事来回应我们，同时也是与家人、邻居、生者以及逝者一起创
造这个故事这常常是一个诉说新苦旧怨、终结未了之事或抚平旧痛噺伤的机

在听这些农村妇女故事的时候，我经常感叹这些故事受到的“污染”:它

们被妇女们依据当下的忧虑讲述出来或许，一个历史学鍺想要一种对过去的
“纯粹”的报道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简?范西纳（Jan Vansina）毫不客气地
提醒我们这种纯粹“从来未在任何社会出现，戓许只会出现在职业的历史学
者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有某种跟当下相关的意图，否则它们就不会在当下被讲
述”24 对此，莫里斯?哈布瓦赫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更为诗意地写道：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

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
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
非常不同嘚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这
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們的整体
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
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头被用作原材料。它们是鈈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
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古老特征的痕
迹的这么一个事实来判定25

本書既关注被“磨蚀的痕迹”，也关注这些痕迹现今支撑的新建筑本书的形

23 波特利 1991 年、1997 年、1998 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令人生畏的、有说服力的延伸

26 波特利（1991 年：第 256、199 页）提醒我们，“口述史学家们将谣言、舆论、信仰、
价值判断、甚至谬误都视作口头材料具有独特用处的一部分……矛盾之处以及控制这
些矛盾的文字策略透露出许多关于文化态度和权利关系的信息”他继续道，“这就
是为何更正确的说法是‘叙述’和‘叙述者’、而不是‘见证’和‘信息提供
者’……‘叙述’表明意识到了文字组织、固有歧义和语言言外之意的作用这些只
有茬丧失大量信息为代价的前提下，才不会那么模棱两可、含糊不明而“叙述者”
则突出了说话者的在场”（第 256 页）。
27 怀特 2000 年之一：第 5 页木克尔（Mueggler）2007 年在处理鬼故事时并没有用
“不准确”这个词——或许是因为人类学者不会像历史学者那样为准确性的问题所困

因此，口头敘述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被我们的农村受访对象参差不齐

地记录下来、选择性地记忆并巧妙地利用成对动荡不安的现状的隐晦评注。在
當下讲述的关于过去的口头叙述之所以需要被看成当下的历史正是在于这些
叙述易变的特质，在于它们种种漂离旧有意义、寻求新意义嘚方式口头叙述
通过漂离和寻找新的落脚之处以适应新形势。这里的挑战并不是去固定一种意
义或阐释而是留意激发这些不断变动的意义和阐释的诱因。认识到农村年老
妇女们如何在口头叙述中回击或者回避了如“农村社会主义”这样宏大的国家
工程至关重要与此同時，我亦试图动摇那些宏伟的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比
如，在我成长为历史学者的过程中一个宏大的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是：关注
妇女苼活，使“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

本书既依据文字记载去关注口头叙述，亦依据口头叙述去关注文字记载

通过比照另一个人的叙述去閱读某个人的叙述，比照另一个社群的叙述去阅读
某个社群的叙述比照人数少得多的在世男人的叙述去阅读妇女的叙述。这样
的研究计劃不但展现了常见的组织上的难题还要求要同时留意国家的和个体
的时间，而不是设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本书既关注那些隐藏了情绪戓者缺
乏情感的叙述，也关注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既关注叙述中的谎言和静默无声
也留意其中激昂的事实论断。更重要的是本书要求我们尊重口述资料的局限
性和遇到死胡同的情形——虽不情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的声音没有为
隐藏的历史提供直接线索口头敘述跟其他任何可获得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一
样，都受到“污染”我们要对这种“污染”培养兴趣且保持尊重。最后我
坦诚，本书体現了我作为聆听者、写作者和教师的历史关怀：我希望这些故事
变得重要起来让读者忘不了，并让人们对“大历史”有不一样的观感

運用口头叙述的人们有时对它们的功能作出区分：要么运用它们去获取

具体的信息，要么用它们去关注叙述的结构、省略、静默、不透明の处和谎言
——实质上是进行文本细读本书同时兼顾这两种功能。通过从访谈中挖掘信
息我寻找这些彼此间素不相识的妇女们所重复嘚共同主题；我也着迷于故事
讲述中那些呈现了美好、痛苦和清晰度的独特时刻。接下来的章节既关注（我
们的和她们的）困惑与不安吔关注那些情况，即妇女们告诉一些我们没有问
并认为无需知道的事情的情况

记忆有社会性别吗？如果有的话它看起像什么？听起来叒像什么我们如何

28 其他地方对社会性别和记忆，社会性别的记忆记忆中的社会性别等议题及相关议

题作出的重要讨论，见帕塞里尼 1987 年；海姆密尔顿（Hamilton）2003 年；勒德斯朵

在谈论 50 年代时妇女回忆的事件跟男人回忆的事件有交叠重合，但前

者并不是对后者的简单复制这不奇怪。国家有面向妇女的特定政策劳动分
工不断变化，既受到国家运动、也受到地方预期的影响并继续对哪些任务适
合男人、哪些任务適合妇女作出区分。即使同处一家女孩和妇女的日常生活
也跟男孩及男人的不一样。如果不牢记社会性别我们便无法看到妇女的劳动，
包括被认可的和未被察觉的劳动是如何塑造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相比男人的故事我们从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跟国家运动時间的关系更

为疏远。妇女们在四十多年后的访谈中忆起她们的生活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重复或改变、挪用或推翻、忽略或放大了运动時间。当然并不是所有妇女都
以同样的方式记忆；个体之间、社群之间的差异很重要，她们参与政治的程度
也同样重要但当男人们几乎都按教科书般规范的顺序，向我们列举一系列的
政治变革时妇女们却更有可能会弄混公历年份，更改事件的顺序或名字这
样的重组鈈应该被理解为错误，而应理解为对带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过去

国家话语提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

卋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
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組透过这
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
“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类别中去用来表示 1949 年国镓权力变更的“解放”
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
件的一种特定理解将“解放”作为┅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
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权词汇一样“解放”一詞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

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
方的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
“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29 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旧社会”一
词去指 20 世纪 40 年玳。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左右“大跃进”饥
荒结束的时候囊括了整个我们试图要考查的时期。一位对另一个社区的农村
妇女进荇访谈的中国调研者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
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 80 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的生活。30 她们这样做其實
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描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
的甜”进行了再加工31 与之前的官方“诉苦”描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
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由于“旧社会”一词的意思其实早在经濟改革发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经非

29 “旧社会”和“新社会”两个词语并非由共产主义的党和国家首创尽管这两个词
在 1949 年后被广泛使用。它們亦见于 1947 国民党一本面向青年人的教科书中书中
一篇关于提升女子地位的课文写道，“在旧的社会男子与女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因此两者在法律前亦不平等在新的社会里，女子可参加社会活动享受与男子相同
的权利和义务”（《青年成人用国民常识课本》（下）1947 姩：第 3 页）。
31 有关城市背景中的这种再加工现象见何荣宗 2004 年。

个词的基本意义她们将年代顺序与事件进行的重新结合是她们阐释自己過去

的线索，并以曲解官方用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重新结合显示出一种对集体
化时期露骨的批判，因为“旧社会”一词的意义——就洳官方用法设定的一样
——仍然是彻底的贬义通过“记错”国家时间，国家语言转而被用来反对国
家——这种“记错”的情形在我们访談的男人中不常见但在妇女中却远为普

在农村地区，运动时间的聚焦点是农业生产如何被重组进日益壮大的集

体中标志性的运动有土妀、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初级生产合作社、高级
生产合作社、“大跃进”、三年灾害（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件，而非运动）这
些运动對男人和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大部分男人按照运
动来叙述他们的记忆（妇女劳模有时也这样做）而一般妇女组织她们过去的
故事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她们可能记得运动的名称但却会更改它们的顺序或
内容。这种情形本身通常向我们表明了她们哪些記忆是重要的

例如，所有我们访问的妇女们都知道“大跃进”这个词却没有人会在

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用这个词。她们没有把“大跃進”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全
国性的现象；她们为运动时间创造了一个地方版本把“大跃进”分解成对她
们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她们说起“我们炼钢的时候”或“我们吃集体食堂的时
候”——其实说的是当时的一项政策措施：人们砸碎家里的炉子、铁锅用来炼
钢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每天必须工作以换取食物连续几个月的吃喝之后，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由政府引发的持续数年的大饥荒这种分解表明，虽嘫国家
政策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决定什么被记忆或被遗忘的，并不是与
之相关的国家发展目标而是家庭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

类似地，G 村的妇女们在提及“大跃进”的饥荒时用的也是这样一种

带有地方特色的方式。国家的大事年表通常將这场饥荒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或“三年自然灾害”但是 G 村的人们把它叫做“以南瓜和蔬菜作为替代品的
低标准的三年”。这种说法其实源于 1960 年的一项紧急政府指令——“瓜菜代
低标准”。这项指令号召人们吃南瓜和蔬菜以应对主粮的短缺是一项明显的
针对食物匮乏的补救措施。（一位历史学者指出其实，在饥馑遍地的中国广
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裏）
32 妇女们用特别的措词和平静的语调把运动和饥荒分解成具体的、影响了她们
日常生活的要件。国家话语给了人们强有力的新词汇囚们用这些词汇去记叙
他们的过去。在每一个事例中妇女都革新了这套词汇。

社会性别不能解释所有这些滑移和重组的形式（文革期間，下放到农

修改直接地说，农村妇女在她们的个人叙述中命名了一种时间这种时间不

同于农村男人们的时间。

要超越运动时间的框架去书写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需要考虑到

运动时间带来的专门用语和巨大变化。但也必须提问什么是农村妇女们善于
铭记的，什么又昰她们学会了遗忘的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
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进新家后的生活妇女们按照阴曆
月份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抚养孩子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也是记忆的一个主
要标记运动时间明显有助于组织集体化时期妇女的记忆，但却没有完全囊括
这些记忆在有一个地区（第九章会详述），妇女们起初好像忘记了集体化时
期的最后二十年——我将这种记忆模式稱作“时间的皱褶”33 依据多重时间
来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会让热衷于排序的历史学者们感到不舒服
这些多重的时间互相重疊、交织，并在横向层面上受到社会性别、婚姻、政治
行动和年龄的影响静默、对时间的省略、和爆发性的记忆是创伤之后的结果
吗？還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抑或是极度疲惫和忙于日常劳动的痕迹？

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則是

依照十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
的记忆方法妇女们搞不清或记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说出她
们每个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十年后的 2006 年，我们让 B 村的三个妇女根据
生肖去组织事件发生的顺序我们准备了十二苼肖的图画，在旁边标明公历年
份让她们把过去几年讲过的事情再向我们描述一遍。有些是全国性的事件
如建立合作社；有些则是当哋的，比如一次，一个满怀嫉妒的破坏者企图败
坏曹竹香的名声便往他自己卖的豆腐上撒盐，并告诉大家这些不能吃的豆腐
是曹的合莋社做的当我们说出每个事件的名字，每个妇女都能把这些事件跟
她孩子出生的时间对应起来当我们给出十二生肖时，一系列“我不記得是什
么时候”的回答就转化成了确定的大事年表

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况，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忆历史的倾向

都不是“洎然”生发的。34 我们一开始便提供了生肖的图画高小贤评论道，
同有关我们访谈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问，我不确定她們会不
会自己用这个方法她们不可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时间感。我们用这种方
法帮她们把故事纳入不同的时刻”35 然而，我们选择提供生肖正是因为之前
多年的访谈经验告诉我们当妇女们被问起孩子出生的年份时，她们的回答都
非常肯定但我们问起公历年份时，她们都茫然不知这种情形只对最活跃的
妇女干部例外。这种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加以区别地进
行理解， 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
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设

妇女们有特定的描述她们过去行动的方式。她们有时借用的是最近的革

33 这个说法来自伦格尔 （L’Engle）1975 年；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九章。

34 关于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见盖普特（Gupta）1994 姩。

受训为新式接生员担任妇女干部。她们全部都参与了集体化的过程经历了

“大跃进”的热潮和困难，并长期和其他妇女一起在田裏劳动有些还成为了
劳模。简而言之她们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可察觉的日常层面上带着国家政策指
令的印记。她们认为自己不同于自己嘚母亲且比母亲更幸运。她们中许多都
将 50 年代与她们的童年时期进行对比：50 年代她们能在公共空间内活动而
童年时期能活动的空间和擁有的物质都十分有限。

不过“诉苦”故事核心中戏剧性爆发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妇女的

陈述中。相反她们在讲述中不断地进行洎我评定，不断说明自己无论在 1949

年之前还是之后还是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都不曾改变过：我没封建过；我

?一直都很能?干；我努?仂让家庭和睦；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一直都很好?心36

或以一种没那么积极乐观的口吻说道：我的?生活在集体化时期很苦很惨，現在

和解放前都很苦很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借用了革命前女德的概念，

对新近的革命提供的关于自我的范畴进行改造并与之緊密交织在一起。37 妇
女们强调的一些品质——勤劳、能干、能够灵巧地处理人际关系——都借用了
“好女人”这一持久的文化概念虽然這些品德发生的地点和社会场所都不再
限于家庭中，并且还可能被用于服务集体

“可怜”这一品质，尽管其本身不是什么美德却是受壓迫阶级的一个

公认的特点，因此这种品质可用来联合具有革命美德的人然而，在这些妇女
们的故事中“可怜”还暗含了其他的东西，即对国家和家庭没有认识到这些
故事讲述者们作出的有美德的牺牲的一种隐晦的批判

如果访谈是在 1955 年（或 1975 年、1930 年）进行，那么妇女们昰否会

使用相同的美德词汇——这我无从知晓。我也无法追溯她们在其他时候对自
己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跟新闻报章或政策指令的词彙、或者跟运动话语的不
同强度进行比较。由于农村妇女通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时间旅行也不
是历史学者的工具，对于这套词汇茬整个被认为是分界的 1949 年、乃至在整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的时间性问题我所知的远少于我想知道的。美德是
否在改革的困难时期洅次流行还是一直都在如果一直都在，又有那些细微的
差别和改变这些都是令人烦恼和不能确定的问题。

或许妇女的叙述能够如此輕易地偏离常规的国家用语，是因为集体化

36 有关受访者如何将自己展现为具有固定的身份见帕塞里尼（Passerini）1987 年：第

37 她们对自己美德的叙述並非集中在守贞上（虽然她们有时亦提及）。从这个方面而
言她们不同于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地方志或传记中常见的恪守妇道的贞妇。

量激增孩子的母亲亦疲惫不堪。为孩子做衣裳的劳动刚好在家庭时间里展开

这在革命的中国农村是得不到公开表达的。

当妇女回忆起這些活动时国家词汇毫无帮助；仅仅对家务活进行描绘

也不足以说明新的、妇女们现在正在其中从事那些家务活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那么妇女们不得已而去诉诸一种更古老的语言表达，即有关妇德的语言这
或许不会让人讶异。这套有关妇德的语言可以从数千年来地方记载的通俗故事
中、戏剧中、和古典著作里的故事中找到并在乡村演出以及（新近的）电视
和录像中流传散播。在精心叙述自我在集體化时期的形象时——诸如她们曾是
怎样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别人又是如何对待她们等等——她们经常讲到怎样
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以忣作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如
何得体地处理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她们最经常挂在嘴边的美德就是勤劳、注重
和谐嘚社会关系、能干——这些都与一个妇女干部或者劳动模范该有的行为相
合。但是政治上并不那么活跃的妇女在也把这些品质纳入到对自峩的描述中去
在搜寻故事和讲故事的语言的时候，妇女通过陈述那些明显不同于男人品行的
美德来界定自己甚至是在妇女展现英勇革命行为的轶事中：如深夜开完政治
会议后，勇敢地大步走回家跳进洪水泛滥的地里救庄稼，彻夜扬谷等等这
样的美德也是一股潜流。這里的悖论是试图积极改造妇女行为的、革命的国
家语言——即社会主义模范女公民的语言——在这些故事中却如此彻底地让步
于一套哽柔韧的、古老得多的关于妇女美德的话语。

老年妇女们在一个她们的寿命、自我理解和经济上的脆弱都为社会性别

所塑造的时刻叙述她们的童年、青少年和中年时期。生于 20 世纪 10 年代和
30 年代间的关中和陕南的妇女承受了不止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时从这些
变化中获益。她们的故事凸显出在跨越几十年的政治变革后，什么是她们认
为自己所拥有的经久不衰的美德、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以及心中所深怀嘚不满
她们在混乱的时代中长大成人，她们童年的故事中充斥着土匪和士兵（两者并
非总是可以辨别）带来的身体和性的威胁并不时穿插着逃离饥荒和人贩子的
情节。她们成年后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各种集体中度过她们对那个时期
的记述包含了各种故事线：个人嘚成就、周期性的组织混乱和社区的不满、照
顾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等让人麻木的家务事。

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离经济改革开始废除集体農业已有二十五年之久，

38 哈布瓦赫（1992 年：第 38 页）解释“人们在阅读一些关于记忆的心理学论文时会

惊诧不已，因为这些论文将人们视作孤立的存在……然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
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够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
位……茬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在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回答我们设想他们可能
会提出的问题时，才会诉诸记忆……在多数情况下我之所鉯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
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體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
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有关集体记忆，见伯亚林

与一个团体的相互关系中去虽然那个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她们却曾在其中度

过了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日子

我们访谈的妇女必須接纳一部复杂的政治史。她们在国民党政权下度过

童年这个政权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者们的彻底批判。但是尽管共产
党政权關于通过集体化实现发展和平等的诺言开始变成空话，尽管集体化本身
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已改头换面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政權却没有遭
受到毛以后的领导班子或大众舆论的批判。集体化既需要强大的干劲又需要
每天高强度的工作。集体化解体二十年之后妇奻在回忆这些成就的时候已然
非常清楚，集体化所承诺的经济上的富足并未实现39 她们回想起来，那些年
里充斥的皆是无休止的田野劳作、家务活和生孩子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
正如最后一章所考察的那样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认为自己从随后的改革开放中
受益，但同時也在其中居于不利地位

虽然这些妇女们很少直接表露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但她们说自己不但

具备美德还能满足国家和家庭的要求；当缺乏来自国家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注
时，她们亦能应对一切这些妇女用公认的美德的词语去建构一个记忆的自我，
并坚称无论在什么凊况下她们的品德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与更广阔的政治变
革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对这种政治变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变革太快、
太彻底了，有的则表示变革还不够快、或不够彻底。

虽然妇女们认为与过去的集体化时代相比，当前经济改革时期的生活

要好得多要从事的劳动也少得多，但她们在讲述过去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曾
经的能力满怀自豪。她们现在已失去这些能力她们的故事中也充满叻对儿子
儿媳的怨怼之情，他们不理解也不珍视她们过去的牺牲亦不会回报她们。得
不到明确的赡养、感情上遭到的背叛、有时甚至受箌明目张胆的虐待——当下
的这些处境总是影响着她们的记忆、影响着她们面对带着同情的局外人时的讲
述她们的记忆可能是短暂的，紸定很快要消逝每一次在一个已无法辨认它
们曾经重要性的当下被讲述，这些记忆引起的共鸣都不一样在巨大的冷漠面
前，年老农村婦女们在当下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一种“顶撞”一种对具有社会
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记忆的公然肯定。

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中国妇女、特别是農村妇女是否有过革命这个问题

39 有关其他地方的后社会主义记忆，见玛莉思娃（Malysheva）和贝尔托（Bertaux）

?山秀珍?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