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反差很大的城市，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嘉陵江和长江在重庆交汇，每当初夏仲秋，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清浊分明，形成“夹马水”风景，其势如野马分鬃，十分壮观。右侧长江溶嘉陵江水后，声势益发浩荡，穿三峡，通江汉，一泻千里，成为长江上游的“黄金水段”。
　　自古，重庆的长江水道就是许多底层百姓讨生活的场地。因为水道曲折弯绕，船队在长江或嘉陵江上行走，必须要有人力在前面拉纤绳，因此，许多社会底层农民、无业者自发地在长江边上聚集，希望能够得到雇主的青睐。这些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在艰难险滩上卖苦力，但是这口饭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这里是一个需要依靠暴力、规则生存的世界。
　　长江水道上那些依靠人力前行的大木船、大货船，需要的人力少则五六人，多则二三十乃至四十人，这些人下水要拼命划，上岸要拼命拉纤。大江急流，波涛汹涌，这帮船工、纤夫们要不使劲，不拼命，这船就拉不上去，就过不了险滩和暗礁。他们过每一个滩，每一个礁，都要拿出浑身的力气来打拼。
　　几十个人在一条船上划，节奏必须高度一致，拉纤过礁，只要一个人的节奏和大家不合拍，或者拉纤的方向稍稍有点不一致，那么这个力就白费了，就把团队抵消了。
　　同时还得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哪一个人在里面偷懒或不听指挥，都会遭到全体船工的鞭打、痛骂，甚至把你扔到江里去。说起来很野蛮，但确实是团队的需要。
　　对于这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靠说道理是无法驾驭的，简单粗暴的作风，逐渐培养出船夫们的团队意识和暴力意识。有工作干时，船夫们的精力都被发泄在枯燥单调的工作中，但如果遇上战乱或者工作难以维持生计时，这些船夫们就会自发形成一个个小团伙。个别品质有问题的组织就逐渐成为当地的恶霸、黑社会组织，打家劫舍，或者霸占某个赚钱的生意行当，以此来获得生活来源。
　　重庆不但是一个水城，而且是一个山城，城市里山路崎岖不平，一些没有工作的农民来到城市里，聚集在一起，自发形成了棒棒军，这些棒棒军依靠自己的苦力帮人挑东西生存，但是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因此也依靠各种关系自发结成不同的帮派，比如依靠血缘、地缘等，不同的帮派之间为了生意也往往以暴力形式来抢地盘。
　　重庆的地域特点造就了当地特有的性格，如果说成都人是阴柔的话，那么重庆人就可以称得上是阳刚，重庆人的“鲠直”非常出名，现代人说这个词一般是“耿直”。“鲠直”是重庆码头文化的延续，“鲠”者忠诚，既忠且直。重庆还有一句“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意思是道路坎坷，蹒跚学步时就要爬坡上坎，所以重庆人能打拼、擅与自然搏斗，而且吃苦耐劳。
　　以上种种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重庆这个地方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爆、热情、混乱”，重庆人脾气火暴，但也非常的热情，另一方面，因为重庆是一个山城，夏天高空的气流无法对流，天气异常闷热。重庆人可以称得上是西南地区的东北人，有的时候，双方可能言语不和，就会动手打架，当地人这种文化特征和脾性，也容易使他们依赖于暴力解决问题。
　　当重庆人的文化基因混合了社会问题，就会使黑社会组织滋生。在重庆的历史上，最容易产生黑社会的时期是流民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频繁出现战乱，受此影响，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就自然地聚集在某种信仰或者组织规则下面，逐渐形成了黑社会，一些黑社会组织由此做大，有的甚至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比如大夏国。而20世纪末，中国伟大的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开建，导致数十万重庆当地人迁徙到全国各个地方。一时间，原来数百年形成的宗法社会、血缘、亲缘关系一下都断裂了，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感到不安全，又开始逐步地聚集在一起，甚至有的回流到重庆，但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这些家园已经被淹没，被迫迁徙的重庆人，再返回故乡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反而成为法律上的外地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来谋生，为了重新生活，他们需要在底层社会中找到生活的路径，而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力气。
　　另外，中国正在不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使大量农村人口逐渐脱离了土地，开始流向城市，同时因为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这些大量进城的农民大多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活动，为了争夺这些体力工作，往往需要依靠拳头和暴力来击退竞争对手，他们只认实力。
　　农村流民和城市的中底层群体如果结合起来，就会在城市里自发形成很多的暴力组织，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案例，古代城镇牟利性的黑社会结社大多与农村游民密切勾结起来，小则成为一个个帮会势力，大则成为推翻当时政府的主导力量。
　　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人的血缘关系依靠土地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全部都在他那一小块土地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剥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也就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身无所属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古代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很让统治者头疼。
　　明朝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却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就对人口流动实行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对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之初的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中小城市的游民。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
　　游民中的强者组织起来，不仅平民百姓心战胆寒，就是官吏也怵他三分。
　　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如果游民闹得不大，官府视为癣疥之疾时还能容忍，一旦成为心腹之患，必会全力打压，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
　　新型小市镇是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这些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流离出人口的大户，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游民。这种小市镇也是皇权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一些秘密结社在这些地区活动是不奇怪的。
　　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游民，他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还是谋生并追求享乐生活。大部分帮会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个“文差事”，一个“武差事”。“文差事”是做局诈骗，“武差事”就是抢，都是弄钱。这些事情跟政治实际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组织一般被称为黑社会。它实际上做了很多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这样的组织是处在最底层的、带有暴力性的团体。
　　重庆和四川地区的流民社会是当地一个显著的标志。自南宋以来，重庆商贸码头的历史绵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着码头吃饭，爬坡上坎、肩扛背挑。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庆更具有抱团意识和人情味。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当时陪都重庆中央机构林立，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大多腐化堕落，精神萎靡不振，极度需要利用赌博来获取心理刺激。当时，达官贵人聚居的歌乐山、山洞等处，一些官太太邀约结伙，公馆别墅里整夜麻将声不断。旧社会中国官场恶习的遗毒被很多官员奉为官场生存的法宝。
　　当腐败堕落的官员、家属与袍哥组织勾结起来后，各种乌七八糟的社会勾当便在重庆各阶层社会中滋生，最普遍的生意就是黄赌毒。
　　后来到文革时期，重庆大武斗也是全国规模最大、最残酷的，飞机、坦克、炮艇、高射机枪、重机枪全用上了，埋葬死难者的红卫兵墓至今犹存，当地民风之彪悍可见一斑。
　　在流民中形成的黑社会组织有很多，四川、重庆一带最为著名的就是所谓的“袍哥”组织，这也是重庆打黑中一些强调帮规的黑社会组织的祖师。
　　袍哥文化有它形成的历史背景。自清代取代明朝开始，中国民间就先后产生了三大反清复明的汉人帮会：青帮、洪帮、袍哥。
　　“袍哥”文化，源出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意。就是兄弟之间“讲豪侠、重义气、急人之急”，甚至可以到“汗衫大伙穿，婆娘大伙睡”的所谓袍哥义气。“袍哥文化”尚武轻文，多粗俗，少优雅。凡事讲哥们义气，如果是为伸张正义还无可厚非，可如果没有原则、不顾法制，就会给社会添乱，成为邪恶势力、腐败行为滋生的温床。
　　在清朝雍正时期，黑社会在四川（重庆）的活动就已经很猖獗。他们有严密的组织、神秘的仪式、严格的戒约，从事贩卖私盐、走私鸦片、占码头、抢劫勒赎的勾当。清朝雍乾年间，四川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名叫“啯噜”，是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
　　乾隆后半期，四川的啯噜分为两支：一支主要活动于川东北老林地区，一支活动在川江上游沿岸的重庆、夔州一带。川江重庆至夔州一段及其沿岸地区活动的啯噜，以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伙。大多以年长者为首，故称其首领为“长年儿”或“老大”。啯噜组织内部的日常事务，如分给饭食、角钱、赃物等，皆由“长年儿”或“老大”负责。但有的是由“强梁”者为首，并非年长者。
　　啯噜内部分为“红线”与“黑线”。凡白日行窃者，称为“红线”；黑夜行窃者，则称为“黑线”。啯噜的首伙姓名、排行，经常变化，连籍贯也各不固定。且一人数名，皆非真实姓名，这主要为了对付官府之搜捕。被捕者于审讯时，皆另捏姓名，使官员难辨真伪。这一支啯噜中，许多成员皆来自川江木帆船上之水手。他们加入啯噜，从事抢劫，大多为生活所迫。水手们的劳动十分艰苦，生活也极贫困。
　　从啯噜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来看，它是由下层穷苦人民，主要是流入四川的外省游民及本省穷苦无告之人和川江上失业水手、纤夫所组成。其特点是拥有武装，是一种以抢劫为生的武装团伙。
　　当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他们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他们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后来发展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
　　哥老会为了显示其组织的权威性和神秘性，规定了许多复杂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山堂与开香堂。开山堂意思是“占山落草”、“插旗造反”，仿效梁山泊聚义。开山立堂是哥老会新组织--山堂成立的标志，也是哥老会内最隆重的仪式，其程序在不同时间、地点也有所差异。开香堂，就是为新加入者举行的入会仪式。
　　哥老会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规范成员的行为方式，保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协调各山堂的行动，各山堂都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帮纪。其内容因时因地而略有不同，各种帮会著作的记载也各有差别。
　　四川哥老会的对内规制有“十条”“三要”及“十款”“十要”。“十条”：第一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莫以大欺小，兄宽弟忍第四条，第五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常把忠诚抱，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第十条。“三要”：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一见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挨刀。“十款”：一不许前后把衣扎，二不许帽子戴歪斜，三不许跷脚把腿挂，四不许口内乱开花，五不许当堂把架打，六不许估扯与胡拉，七不许谈言无上下，八不许吵闹肆喧哗，九不许裁瓜或逗坝，十不许灭股并卞娃。“十要”：一要孝悌和忠信，二要久远讲交情，三要礼义为根本，四要廉心且实行，五要谦和与诚信，六要仁爱并和平，七要处世多端正，八要品节允详明，九要视财如土粪，十要做事秉良心。
　　哥老会的帮规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如要求其成员遵从儒家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这些帮规无非为了维护首领的权威地位和帮会内部的等级秩序。因此，对违纪犯规的成员，要视其情节轻重而进行处罚。哥老会对违犯帮规成员的处罚主要有五种：（1）打红棍，即打法棍；（2）黜名，将犯规者开除；（3）三刀六眼，即帮内人士所说的“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由红旗大管事在犯者的心、腹、小腹各刺一刀，必须刺透；（4）挖坑自跳，即活埋；（5）钉活门神，即用六颗钉子将违法者钉在门板上。
　　哥老会的这些帮规对于后来的各个时期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较大的影响。在重庆打黑中落马的黑社会组织中，比如杨天明组织，岳村组织，龚刚模组织都在内部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帮规来控制组织成员，从形式上看，与原来的哥老会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哥老会为了进行各种活动，诸如闯江湖跑码头，走私贩毒，贩卖私盐，或者逃避官府的追捕，必须将会内的隐语、切口、手势、茶阵等背得滚瓜烂熟。这样，即使身无分文也可走遍天下，到处有会内人员接应供食，临走时赠送到下一站的盘缠，帮助解决疑难，甚至卖命报仇。反之，如切口不熟，手势不符，就会被看做是“空子”，不但得不到帮助，反而会有杀身之祸。
　　对于哥老会成员来说，最重要的暗号是要记住本山堂的四柱--山、堂、香、水的名称，和四大盟兄“恩、承、保、引”四位大哥的姓名，这样才可遍行天下，到处有哥老会兄弟的接待和照应。四柱名称和四大盟兄的姓名，必须绝对保密，不可对会外之人泄露，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兄弟和妻子儿女。
　　哥老会用动作或器物来进行交流，如戴帽子的姿势，拿茶杯的手势，接递烟茶的姿势派头等，皆表达一定的含义。如哥老会成员在庙里看戏或在茶馆酒肆遭人欺侮，即可将手举起来，做一个暗号：将大拇指与食指靠拢，做成一个圈子，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三个指头伸直，表示是在圈子里的意思；三个伸直的指头就是象征“桃园三结义”，要像刘备、关羽、张飞那样的讲义气。如此，将做暗号的手在空中摇晃，在帮弟兄知道是帮内弟兄，就会一拥而上，帮助打架。
　　哥老会的对外活动（大规模武装造反活动除外），基本上属于反社会活动。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会党，随着组织的扩大，人员的增加，需要有源源不断的财源来维持其存在与发展。而仅仅靠一般性抢劫、勒赎等活动，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各山堂便进行各种集体的违法活动，借以谋取暴利。
　　这类活动主要有，（1）贩卖私盐。由于盐商对盐进行垄断经营，贩卖私盐便有利可图，加之四川自贡等地盐井众多，哥老会自会贩盐牟利。（2）走私鸦片。四川泸州乃滇黔鸦片走私孔道，外地烟贩来到泸州，通过哥老会组织把鸦片买好，由泸州的舵把子招呼，由会内弟兄以武力护送出境。（3）占码头。每一城镇往往不止一个哥老会的山堂、码头，还有青帮、天地会等会党组织。不同的会党系统均有一定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不法活动场所，如赌场、妓院、烟馆等，或由某一会党经营，或向某一会党缴纳保护费。（4）抢劫勒赎。在四川的哥老会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前者一般都有固定职业和收入，后者便是专门从事抢劫勒赎活动的土匪组织。（5）小规模造反活动。哥老会在各地常常举行零星的小规模的造反活动。（6）其他不法活动。哥老会吸收的成员大多是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除了进行上述各种不法活动外，还从事各种诈骗或迷信活动。
　　袍哥组织在建国后基本上被铲除，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已经渗透到重庆一代代人的血液之中，一旦社会秩序逐渐失去控制，这种袍哥文化又会卷土重来，在社会上广泛兴起。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重庆的一些中低阶层百姓，为了生计，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到经济领域，从事各种小生意。到20世纪末，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已基本成型，其盈利模式也较为简单。以王渝男、王平“二王”为代表的重庆黑社会草创时代，伴随着重庆经济起步而发展。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隶属“黄、赌、毒”初级阶段。但随着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庆黑社会组织的经济形态开始升级，并逐步向建筑、运输、民间金融、基建和娱乐等领域渗透。黑老大们通过暴力来获得金钱，通过金钱来继续着暴力行为。
　　在中国经济和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间到了2007年，重庆的黑社会已经逐步脱离了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黑社会寻求“政治庇护”，渗入政界，披上了代表、委员等政治光环，成功控制主要经济命脉；二是在金融业中，黑金牵扯越来越深，乃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重庆黑社会发展的线路图上，“放水”（放高利贷）一直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
　　在黑社会猖獗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秩序的失衡。如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法制环境，黑社会组织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因为目前中国完善的社会法制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短时间之内很难彻底铲除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另外，在现行体制下，各公权力机构官员，在社会财富急速增长，而个人受制于公职岗位限制，无法正常地参与财富的创造，在财富刺激下，就可能寻求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自己“寻租”。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他们往往不会选择与正经的人进行往来，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必须要通过桌底下交易。黑社会组织和腐败官员最容易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两者都是为了发财。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存在的权力寻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务权力寻租，一是职业权力寻租。
　　当有职务的政府官员伺机利用所掌握的本该用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公共权力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时候，没有职务的普通职员则利用职业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源利用到“创租”活动上。最典型的就是没有职务权力却有职业权力的警察。
　　市场经济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特别是1994年的税收改革急剧地将税收权力收归中央，使得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比如，县级或者县级以下的公安机关只能从国家预算当中获得不足一半的运作经费；另一半得靠警察自己寻找生财之道。
　　如果说权力寻租是当代中国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那么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黑社会“保护伞”的形成，而令人忧心的是，那些当年的“保护伞”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黑老大”。
　　在此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十来个厅级、副厅级干部。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
　　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关乎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要知道，正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才使部分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误入歧途变身为黑帮主角。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在河北省林润良黑恶团伙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无业者、农民、单位司机等人员占了2/3。
　　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的长江上游，历来是中国的战略重镇，在中国近百年的近代历史中，重庆的身份随着国运起伏屡次变换。
　　抗日战争时期，它曾是国民政府陪都，显赫一时，虽然屡遭轰炸却坚守着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西南的唯一中央直辖市，生产总值占了西南的三分之一，为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重庆直辖市被撤销。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但恢复直辖市的方案一直被搁置。
　　1994年底，三峡工程开工兴建，上百万的库区移民中80%以上在重庆辖区，为了保证这一重大工程的建设，设立重庆直辖市再次提上了议程。
　　1997年，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重庆成为第四个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共40个区县市，3000万重庆人脱离四川省的行政管辖，迎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直辖市的设立，使重庆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甚至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地图。
　　10多年来，重庆发挥区位优势辐射西南，也带动了长江上游的整体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国策由原来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为主，开始制定中部崛起、西部发展的国家战略。作为长江上游的战略重镇，重庆是国家投射在西南地区的一枚重要棋子。
　　2007年3月8日下午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对重庆未来发展提出“314”总体部署。
　　“3”即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1”即一大目标：重庆要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4”指4件大事：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007年5月18日，为了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战略部署，重庆市决策层调整全市区域发展战略，确立了“一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渝东南“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
　　这次调整是对重庆原有经济格局的一次全新调整。
　　重庆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确定了都市发达经济区、三峡库区和渝东南“三大经济发展区”，后来又确立了主城、渝西、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四大经济板块”。此次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旨在使重庆尽快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一小时经济圈”以重庆主城区特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区域，涵盖23个区县，是重庆的经济主体和产业聚集区；渝东北是三峡重庆库区的大部分，有11个区县，以万州区为中心；渝东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6个区县，以黔江区为中心。
　　根据规划，重庆“一小时经济圈”要提前5年即到2015年在全市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带动全市在西部地区提前3年率先实现小康；到2020年，“一小时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力争在2005年基础上翻三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00美元；常住人口达到2200万，城镇化率提高到80％；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一圈”将把产业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同时，“一小时经济圈”将加快建设以重庆主城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尽快形成强大的集聚辐射功能。重庆着力发展“一小时经济圈”，也是为了更好地带动“两翼”发展。重庆市做强“一圈”后，可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反哺“一圈”，并吸纳“两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安居，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到2020年将带动“两翼”累计转移就业400万人。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同年9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年）》明确了重庆的5大定位，与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一脉相承。
　　在重庆新发展战略出台之际，中央调派强力人物主政重庆，以更好推行和落实国策。
　　2007年12月1日，薄熙来履新重庆。“大人物来到小重庆”，薄熙来的到来引发海内外舆论一致惊呼，人们早已见识过薄熙来的魅力和魄力，在他的带领下，大连成为全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他主政商务部的时候，在屡次维护中国的权益方面，也让外国同行见识了他的强硬和风度。
　　由商务部调任重庆市委书记，对薄熙来也是一个挑战。薄熙来在上任表态讲话中说“重庆是西南重镇，而我在东北工作过20年，从东北到西南，正好是一个大对角，跨度很大”。
　　地理上的跨度和文化上的跨度同样巨大，但这远没有重庆要实现的跨度巨大。摆在薄熙来面前的困难很多，既有重庆遗留的历史问题，也有中央新时期下的新任务压力，都要这位强力领导一一破题化解。
　　同年12月25日召开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对在座的重庆市委各级干部发言道：“我到重庆后，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与大家一起贯彻落实胡总书记做出的‘314’总体部署。”
　　薄熙来说：“进入直辖后的第二个10年，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我们又担负起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直辖市的重任。当前，全市上下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努力建设‘五个重庆’，构建内陆开放高地”。
　　为了尽早实现中央和重庆人的重托，薄熙来不惜精力、体力，为重庆的发展绞尽脑汁。
　　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地向世界推销“重庆”。他请来的重量级客人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以及福特、西门子、拜耳、安利、普利司通、伊藤忠、三井物产、怡和等跨国企业巨头。
　　一个好的舵手如果没有好的船员协助，也难以在漆黑的大海里寻找到通往目的地的航道，更不用说，可能随时触礁，或被大浪打翻。
　　薄熙来改变各级干部的第一步，就是将他们赶上电视。2008年，“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给重庆官员掀起一股“头脑风暴”。薄熙来亲自出题，均紧扣重庆发展的焦点、热点和难点。近一个月时间里，十五场辩论赛，重庆干部们在台上唇枪舌剑，张扬各自施政新主张。
　　在辩论赛上扮演了“总导演”角色的薄熙来掀开了“思想操练”的序幕，接下来就是万名干部“轮训”纳入政府程序，重庆市提出在五年内选送一万名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到当地高等院校接受带薪脱产学历教育。这场自上而下的培训也影响到重庆所辖各区。
　　2008年7月，在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重庆市提出用5年时间将重庆打造成“内地开放高地”。
　　薄熙来在工作报告里分析，“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要通过扩大开放，把一切可为我所用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汇聚起来，让一切创新创造创业的种子都能在重庆开花结果”。
　　“内陆最开放城市”，作为薄熙来的施政理念正式付诸实施。
　　围绕“内陆最开放城市”这个命题，重庆市委最终确定实施路径。2008年7月，“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被确定为城市的战略决策与发展目标，这个关乎3200万人城市梦想和生活状况的蓝图，使“每个重庆人都能从中看到希望”。
　　在风暴中的重庆，能感受到这个“五环梦想”的雷厉风行，“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薄熙来的这一个人风格迅速转化成重庆市的行动风格，一则“建公寓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报道，被薄熙来批示后迅速成为行动，市经委的官员要求每个工业园区都要建5～10万平方米的蓝领公寓。
　　农民工住公寓，这个信号相当明显。事实上重庆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2020年年底前将自身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3：7的比例扭转过来，在这样重大的社会转变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可以在官方的“宜居重庆”中找到更多的例子，旧城改造中的试验意味更浓，土地交易所高调成立，这一创新甚至冠以“第三次土地改革重庆模式破冰”。土地改革这一敏感议题昭示了重庆大胆改变背后的决心。
　　重庆在一年间吸引了无数的关注目光。
　　“平安重庆”引发了“打黑”风暴，目标是“把重庆建设成为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城市”；“唱红”“振奋市民精神”，是“健康重庆”的组成部分，也是“激励斗志的催化剂”；“畅通重庆”与改善交通相关；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在“森林重庆”的梦想里，场景让大连人似曾相识。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正是凭借强有力的行政之力，将大连打造成一座花园城市，尽管当时非议甚大，但在他去职后却成为被大连人念念不忘的最好记忆。
　　重庆市正在变成放大的大连，薄熙来明令：“全市上下要行动起来，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挖坑种树，既然现在准备的投入是过去的数倍，那我们就要同样拿出数倍于以往的干劲，使重庆8万里山川有个历史性的改变。毛主席有句名言：‘敢教日月换新天’，讲的是革命；今天我们沿山种树，则要有‘敢教山河换新貌’的气概”。
　　改变相当迅速，在重庆一些街道上，之前的黄桷树已被替换成了银杏树。
　　曾经任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是重庆市直辖历史的见证人。他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的几任市委书记“各有特色、各有专长”，而薄熙来的思路是“大手笔”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评价，“五个重庆”是“整合的重庆”，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民生。
　　薄熙来则说，“这‘五个重庆’的建设，就是重庆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答卷”。“五个重庆”还将积聚重庆的发展后劲。它营造发展环境，使“重庆今后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即使是老重庆人离开这座城市三年，回来时恐怕也找不到路了”，“我们每天都在奔跑”，李勇说。但是“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欠账多、起点低”。
　　为此重庆精心打造了很多公共平台。李勇介绍说，最大的亮点就是依托内陆保税区、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港口产业集群。2012年以前，集装箱规模要达到500万标箱级别。
　　薄熙来为重庆发展注入了兴奋剂，重庆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大踏步走在发展的道路上。
　　随着“含金量极高”的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落实，两江新区的建设提上了日程，未来这里将建成“内陆开放的西部地区先导区”。
　　但薄熙来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重庆能够再快一些。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重庆人必须要有勇气把自己置身于开放的前沿。”
　　重庆有这么大一片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而未来发展这一大片农村区域既是负担，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三峡库区的建设就代表着中国对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统筹城乡”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发展更具有典型性意义。
　　重庆的现状就是“西部现象与东北现象的叠加”。“东北现象”，指重庆重工业的很多布局与东北相像；而“西部现象”是指重庆成立直辖市，大量农村地区被划拨给重庆管辖，形成了一个“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格局，具有西部城市的形态。“统筹城乡、以城带乡”是“重庆模式”最大的特色，也是薄熙来治渝的重中之重。
　　重庆要实现“五环梦想”殊非易事。
　　早在2006年，主政者意识到主城九区的“都市经济圈”太小，“小马拉大车，带动力不强”，将区域发展格局调整为“一圈”--“一小时经济圈”（包括23个区县）与“两翼”--渝东北翼、渝东南翼。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介绍说，“一小时经济圈”“生态承载能力好、产业集群条件好，”集中了全市70%的GDP，成为重庆市重点打造的经济发展区域；而“两翼”的发展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同时也注重“一圈”对“两翼”的帮扶，“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
　　但重庆要想成为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动机，其实现之路相当漫长。重庆有两大引擎--未来10年间，重庆主城人口和面积将翻番，成为中国第四个千万人口特大城市，城镇化率从当前的50%提升至70%。
　　重庆城市化的模式，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话讲就像一个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箱，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群。
　　在渝东北的开县，大小老板们积极性很高，纷纷回乡投资，但是“没有进入主城产业链，生意很冷清”。在主城江北区进行对口帮扶以后，在江北区划出了一个开县园，由江北区负责提供土地和园区管理，开县负责招商，招来的老板和打工者都是开县人，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下一步就是利用园区进行农村人口转移了”。与过去三峡库区移民不同，伴随着产业转移，重庆计划在未来十年永久性转移四五百万农村人口。
　　可以称作“重庆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办法绝不只有一种。重庆的“八大投资平台”曾经在国有资产处置、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引起了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的关注。
　　以高等级公路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国资委成立了高等级公路公司这个投资平台，把全市公路的修建权和收费权统一起来，整体打包，统一融资，一下子就修建了3000多公里公路，把交通问题解决了。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王崇举评价说：“利用国有资产，期货式的、把未来的预期用现实的方法来安排，加快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的户均资产负债率接近60%”；对于政府大包大揽，过分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垄断行业资源的做法，“民企也有意见”。
　　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政府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一旦政府强大起来，应该考虑回归一个“经济社会联系体”的角色，重庆也应该考虑从善于经营的“精明”城市转向从战略上把握城市脉搏的“经略”型城市。“当了裁判又当运动员是不合适的。”
　　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及生产力模式将证明其结果。
　　薄熙来曾不止一次在重庆市级干部大会上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说“要通过5到10年的艰苦努力落到实处。”而更为长远的愿景则是“以国际化的都市为目标，力争30年后可以和京津沪比肩而行”。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再次重申“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一定要说到做到。”
　　重庆要大发展困难很多，但是幸运的是，重庆人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有优秀的引路人。
　　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沿着前几任书记的脚步，正逐步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
　　重庆现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内涵已经变成：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风险等内容。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越来越开明，越发能够深入到一线听取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指导性强，好的政府和领导是重庆经济能发展的前提。
　　2008年农历新年前，在重庆市委书记提议下，重庆市邀请了农村支书、养猪大户、民警、民营企业家、教师等百多名基层人大代表，与重庆的主要领导座谈交流，依薄熙来的说法，是想“原汁原味”地听取基层代表对重庆发展的建议和意见。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交流中有三十多基层代表为重庆发展建言。
　　薄熙来称：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使人深深感受到大家对这座山城的热爱，由此也看到重庆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8年年初特大雪灾后，中国一些经济专家及企业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在强调防过热时，重庆在一次学术讨论活动中，了解到美国金融业的坏账是上万亿，而非千多亿，于是做出了将面临世界性、极严重金融危机的判断。三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王鸿举分别带队到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取经学习。
　　在考察中，重庆领导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回到重庆后，领导层决策，在四月份就推出六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对流动资金的贴息贷款；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对出口创汇进行一定的补助；对煤炭、电力市场的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一些要素市场的扶持措施。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重庆经济却逆市上扬，上演了一幕金融危机下的独角戏。2009年全国经济要保八，重庆提出了GDP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长率，超过全国四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中独树一帜。
　　围绕中央制定的长远国策、重庆市委、市政府经济发展目标，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重庆在危机中经过深入比较性研究之后，确立了自己未来发展的主要路径和着力方向。
　　在空间上，重庆与沿海相差两千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经济的地域优势；在时间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广东大起飞时，重庆还只是内陆城市，最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在与先发展地区相比较中，重庆只有时空劣势。如今这些劣势却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优势来。因为在沿海经济腾飞之际，缺乏优势迫使重庆统筹思考发展问题，外销条件不够，就内销，起步迟缓就抓紧后发优势，摆脱粗放模式。危机中显现重庆百年一遇的机遇。
　　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统筹”、“兼顾”，机遇也从这儿产生。这个城市有明显的内陆环境特征，又集大城市、大山区、大农村并存的二元架构特点，既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又有很落后的农村地区。
　　重庆在制定奋斗目标时，既站在直辖市的立场，又确定与京、津、沪这类大都市的不同目标模式。“我们有巨大的农村区域，是在内陆，他们在沿海，工作条件开放的方式会不同；重庆有巨大的人群，有农民工，他们没有本地的农民工，却有各地去打工的农民工，劳动力特点不同。重庆各种工作，都要根据本土特点，然后确定工作措施，来完成中央赋予的经济及城乡统筹等工作目标和要求。”
　　京、津、沪的金融中心都有各自的特点，北京是首都，金融机构要与中央机构联络，北京成为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的金融中心；上海没有那么多金融机构的总部，却是具有各种金融要素的市场，股票、债券、票据市场，银行间的资金拆借市场，还有石油、黄金等期货交易市场，要素市场集聚是上海金融市场的特征。
　　然而身处内陆的重庆，既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总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国家级要素市场。重庆政府分析，除了银行证券保险，一般意义上做大规模以外，更有可能的是汇聚主流金融业务之外，中国正在崛起的六种小金融机构，如各种担保公司、各种小额借贷公司、各种小私募基金公司、各种风险投资基金的公司、各种信托公司、各种租赁公司等。
　　这类中小金融机构在北京上海大金融企业的覆盖下，生存需求不大。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重庆就有很大机遇，它们集聚在内陆最大直辖市中，辐射中西部。
　　重庆有可能成为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六种中小型金融机构集聚的高地，这就是我们定位并推进的金融中心。
　　目前，重庆已有五十二个经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中数量最多；现有七十二家担保公司，集聚了七十亿资本金。重庆也积极推进租赁、信托公司的业务，或者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等。
　　作为内陆城市，重庆目前的工业销售值，百分之九十内销，百分之十外销。早年，这样的市场结构不具优势，但金融危机下，纯外向型经济遭遇挫折，中央启动内需，重庆的劣势转而成为优势。建桥工业园区五年前以四十万元起家，如今每天创造的工业产值三千万元，发生物流交易额一千五百万元，投资固定资产一千一百万元，包括美国卡万塔、凯雷、法国诺灵科、意大利比亚乔、日本三井、香港天安及内资的中船重工等七十四家企业落户。这些企业不少产品都出口，但这七十四家企业，没有一家不做内销市场的。重庆建桥工业园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袁利说，园区内企业，至今没有一家因为危机影响而难以生存的。
　　考虑出口选择落户重庆的企业一般是三类，一类是它的产成品通过通讯方式产生、传递的，如软件，可以通过电邮打包过来，通过设计后输出。“这类软件开发、软件服务，通过电邮、通讯传递的，重庆和沿海没有东西部的差距，只要懂行，就可以全球化。”
　　第二类是航空运输业，凡是产成品以飞机来货运的，重庆积极支持，努力推进全球化、国际化。因为，从重庆到纽约和上海到纽约的航空运输费用差不多。第三类是用铁路或轮船运输，重庆追求的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如果零部件原料在重庆，加工完了输出；或者从国外来料，加工完了，内陆销售，重庆也给予支持。“重庆强调服务内地，不一味把沿海的加工贸易不顾一切转移过来。”
　　在统筹兼顾中扬长避短是重庆模式的又一特点。重庆是一个综合型老工业城市，目前的工业规模是七千亿人民币，五年后要达到一万五千亿，十年后三万亿的工业规模。重庆希望布局各大工业产业门类高档的工业，属产业链的上端，技术含量更高。重庆目标六大支柱产业：包括汽车、摩托车、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大型变压器、中成药等。
　　老工业基地都有装备工业，重庆不与同类城市争抢市场，而希望重点发展新型工业化、成套设备的装备工业，如船舶制造、风力发电、轨道车辆、地铁车辆这一类新型工业的整套设备，在西部重庆应该处于领先地位。重庆也期望把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和煤化工中的技术含量最高部分集中在重庆发展。
　　经济发展，金融现行。为了有效地支撑重庆的经济大发展，重庆市提出到2015年，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它的内涵是：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乃至中西部地区金融功能最完善、金融创新能力最活跃、金融品种最多、金融实力最强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最广泛的金融中心。
　　重庆提出这个目标是有现实条件支撑的，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重庆金融业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金融资产规模和质量、金融产业发展潜力和速度，都排在西部十二个省区市前列。
　　另外，重庆是西部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级能源基地，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作为三线城市建设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重庆发展金融业有坚实的产业技术支撑。
　　重庆围绕2015年建成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以“314”总体部署为统领、以培育金融产业为主线、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强化监管为保障，全面提升重庆金融业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
　　强化资金集散功能。到2015年，存贷款余额、资产证券化率、保险深度和密度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金融机构总部要成为西部第一平台。各项主要指标要位居长江上游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前列。
　　培育具有区域优势的金融市场。这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标志。目前，重庆最现实、最有潜力的两块就是产权交易中心和票据中心，要争取做成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中心。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这是金融中心的显著标志。要力争成为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发展试验区，争取保险资金的运用、市政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创新产品在重庆率先推广。要在金融组织制度创新上下工夫，让新型金融机构、金融中介组织和金融新产品百花齐放。
　　建设金融核心区。这是金融中心的形象展示。目前重庆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一带是金融业发展条件最好的地区，要加大规划建设的指导力度，加快把江北嘴建设成“重庆的陆家嘴”，把解放碑“十字金街”建成“重庆的华尔街”。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促进金融产业发展。抓住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契机，逐步提高金融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占比，到2010年力争金融产业占全市GDP的5%，2015年达到全市GDP的10%以上。
　　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综合实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在渝设立全国或地区总部，形成中外资、多元化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格局；引进各类金融中介组织，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发展金融辅助产业。
　　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增强金融市场功能。重点打造西南票据交易中心市场，争取推出非上市公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上市企业市值力争2010年达到3000亿元，2015年达到10000亿元；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增加债券品种，重点发展公司债、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提高资产证券化率；大力发展保险市场，提高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全力推进被征地农民保险、农民工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四项重点业务。
　　改善金融运行的基础条件，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着力推进法治环境建设，规范金融秩序；着力提升信用环境，提高全社会信用服务水平；着力优化人才环境，集聚高端金融人才；着力加强金融监管，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建设重庆金融核心区。以渝中区解放碑、江北区江北城为载体，在10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围内，高起点规划、分阶段推进、高标准建设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金融核心区，引导金融机构集中布局。
　　直辖十年，是重庆金融业发展最快的十年。重庆金融业无论在机构数量与种类，资产规模与质量，还是发展潜力与速度方面已经走在了西部十二省区市的前列。
　　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已成为西部金融机构集聚高地。重庆金融已从直辖之初的银行“一业独大”，演变为金融机构数量为直辖前的3倍，初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中介门类齐全、多业并举的活跃局面。
　　金融资源总量不断增长，金融资产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2006年末，全市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6087。4亿元，与直辖前相比接近翻两番，盈利7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不良贷款则下降到6。4%。资产证券化率在西部处于领先地位，上市公司从直辖前的18家增加为32家，总股本从45亿股扩张为130亿股。全市保费收入由直辖初不足13亿元扩大到现在的93亿元，增速全国第一。
　　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得到有效化解，实力不断增强。市商业银行、市农村信用社、万州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国投、新华信托等地方金融机构，经过增资扩股、剥离不良贷款、战略重组等一系列“组合性手术”，资本充足率大幅上升，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成为西部十二省区市外资金融机构入驻最多的城市。先后有汇丰、荷兰、渣打等7家国际性大银行入驻，美国利宝中国分公司、中美大都会中国西区总部、中新大东方人寿合资保险公司等保险机构陆续开业。这些外资金融机构正以重庆为据点，稳步向周边省份辐射扩散。
　　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金融产品现已发展到几百个，呈现出系列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态势。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逐步打破行业界限，产品相互融合，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金融服务功能从过去的信贷投资功能独大向投资、理财、安全保障、个人支付结算等多种功能并举发展。服务手段也从以手工、柜台为主向电子化、网络化演进，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金融监管得到有效加强。2004年，市政府金融办成立，先后成功化解了“三金三乱”、“德隆系”、“车贷险”等系统性风险，完成了农村信用社改革，推进了西南合成、ST农化、ST长运等一批上市公司的重组，有力维护了地区金融秩序，成为我国金融案件发案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伴随着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化，多项“重庆模式”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组建八大投资集团作为投融资平台，成为其他省市学习的范例。八大投资集团以自身信用向银行贷款作担保、抵押，既满足了筹集巨额建设资金的需要，又避免了政府使用财政担保，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国内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很好案例。2002年起步时只有200亿元资产，现在达到2000亿元，资产负债率55%，信贷信用平衡。目前，八大投资集团每年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规模在300亿元左右。
　　组建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采取“打包打折”的处理模式，帮助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贷款。渝富公司与商业银行协商，对不良贷款打包打折，总共处理了近200亿元，为国有企业破产、重组、搬迁提供周转资金70多亿元，支持10多家企业重获新生。其他集团仿效渝富公司，总计处理3000亿元不良贷款，使不良贷款率下降到6。2%。取得了工商企业轻装上阵，商业银行提升金融资产质量的双赢结果。
　　探索出了一条化解ST公司风险的“重庆模式”。重庆市处理了近10个ST类股票，但不是简单地对价、送股票、送股权，而是采取“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股权分置改革重组”三管齐下，将股权分置改革与解决上市公司遗留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资产重组相结合，有效化解了ST公司风险。
　　保险业在发挥社会保障功能上不断推陈出新。“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户”的烟草保险，两年累计支付赔款1200多万元，被誉为有别于新疆和上海模式的第三种重庆模式。从1992年开始，重庆市为老龄化被征地农户提供补偿金账户管理、养老金发放等专业化服务，现已覆盖16个区县，累计承保本金24亿元，惠及12。7万农民，使被征地农户老有所养，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重庆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在现实的道路上，却有许多羁绊，拉扯着整个重庆的发展停滞不前，或是向后退。特别是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已经由原来街头的打打杀杀开始向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渗透，将重庆地区的社会治安、经济环境搞得乌烟瘴气。重庆如果要发展，必须施以重拳清除这些社会阴暗处的毒瘤，让光明的火种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让正义、秩序在重庆各基层繁衍生根。
　　2008年11月3日，重庆黑社会组织找借口寻衅滋事，发动主城区近8000辆出租车停止运营，公然向政府叫板。
　　很多重庆市民早上出来上班时，发现在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基本都见不到出租车。重庆机场、火车站等重要场所都没有出租车运营，黑社会组织的猖獗几乎瘫痪了重庆的交通。
　　早在11月3日出租车罢运前一周，黑社会组织就已经通过传单、网络、车载电台等形式将“11月3日要罢运”的消息传达给承包车主和司机。
　　有部分出租车司机并不买黑社会的账，当天早上依然出车拉客，但是迎接他们的是黑社会人员在街上砸他们的车，硬性把车里的乘客拉出车。没有办法，这部分本来没有准备参与闹事的出租车司机也被拉下水。
　　重庆市公运集团出租汽车公司一位黄姓司机师傅说，他早晨驾驶出租车出去后，发现沙坪坝区杨公桥一带有人砸车，被迫返回公司停车地点。“许多出租车司机并不想罢工，只是担心被砸车，不敢开出去。”
　　于是，在当时重庆主城区和郊区你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壮观场面，在主城区，你看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是在郊区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出租车停放在一起。在乡间小道、在江边、在大桥底下，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百辆出租车停在那里，出租车司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抽烟、闲聊。
　　让人奇怪的是，黑社会组织何以有这么大的发动能力，能够在一夜之间瘫痪掉重庆的交通？为什么重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开的要罢工信息反映迟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在他们黑势力伞的保护下，竟然扛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发动所谓的“罢工”，公然践踏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是正常的民意表达，我们无意责难，我国的宪法赋予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力，但事实证明，这次所谓的“罢工”不过是黑社会分子黎强和他黑团伙发动的一次肆意扰乱正当社会秩序的行动。
　　黑社会组织提出的“罢工”理由可谓是“义正词严”：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
　　在黑社会分子黎强和他的黑家庭成员被捕后，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的事实是怎么样的。
　　2008年11月2日，黎强指示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全市出租汽车将集体停运的消息，并要求主力黑团伙成员为出租车罢运提供串联机会和场所。
　　3日，渝强出租汽车公司参与了停运，部分车主和驾驶员还对正常营运的出租车进行打砸抢。
　　当晚，政府宣布二十时将会恢复营运，并在人民广场上组织恢复营运的仪式，当时黎强也去了开协调会。由于出租车方要求每辆车都配一个警察才肯复工，复运计划最后流产。
　　恢复营运计划失败后，薄熙来书记当机立断，直接和部分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对话。
　　在一次座谈会上，当薄熙来刚刚谈到他对重庆出租车行业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的时候，黎强就站起来打断了薄熙来的话，趾高气扬地说：“薄书记，你来重庆的时间很短，不了解重庆的情况，我来给你讲讲”。当时的场面颇为尴尬。
　　黎强老婆伍树芹很可能是“11。3”出租车罢运事件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渝强实业曾派出租车分公司经理刘朝富等组织人员，以砸车的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营运，黎强的黑团伙成员来有刚和黎德明也都曾参与以砸车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运营。甚至还有出租车司机保留了当时渝强实业组织者的指挥短信。
　　黎强是如何控制他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们参与黑社会“罢工”的呢？对于愿意捧场参加上访、闹事的车主及司机，黎强往往给油费、出场费等补贴，甚至出事了还有误工费，打伤了人赔偿还有单位报销。
　　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这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黑社会保护伞落网之后，人们才知道为什么黎强这些黑社会能够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大规模组织黑社会成员发难政府。
　　黑社会分子给重庆市造成的危害还远不止组织出租车司机“罢工”，2009年3月19日，重庆黑社会分子组织策划袭击了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造成一名哨兵身亡，并抢走自动步枪一支。
　　枪案发生后，有人将责任归结为是哨兵警惕性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哨兵警惕性再高，如果黑社会分子是处心积虑，经过严密的勘察地形，对哨兵站岗放哨的时间和作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十八九岁的哨兵来说，还是防不胜防的。这些黑社会分子为了能够顺利的实施这次计划，花费心机，十八九岁的哨兵们的警惕性不可谓不高，但是在重庆黑帮有组织的实施的犯罪过程中，他们单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重庆哨兵被枪杀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部长孟建柱高度重视，亲赴重庆督促办案。
　　在重庆警方公布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袭击完全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
　　驻扎在重庆市石新路石桥铺八益建材批发市场旁的是一支通讯部队。部队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是八益建材广场和八益建材批发市场，对面是一排经营陶瓷的商铺，大门右侧约四五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排居民楼。
　　案发时，虽然建材广场和建材批发市场及商铺都已经关门下班，但部队门前那条马路上，仍有行人来往，并且还有一些小贩在摆卖水果、烧烤等。
　　部队门前平时有3名战士值勤，其中两人在大门外的岗哨上，一人在大门旁的传达室内。岗哨上的其中一人身背半自动步枪。
　　19日19时42分，身穿浅色风衣、头戴黑色线帽、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枪匪出现在部队大门前。他拿出一把手枪，向站在大门右侧值班岗哨上、身背半自动步枪的哨兵连开两枪后，又把枪口对准了另外两名企图冲上前去的值班战士。这两名战士被迫只好跑进部队大院，并吹响了紧急哨。
　　背枪的战士胸部中弹，倒在地上。枪匪抢走他的枪后，沿部队门前的马路，向石新路方向逃去。
　　“抢枪了！抢枪了！”部队大门对面，正在吃饭的香烟档老板看见后，当即大声喊道。此外，当时正在部队大门前扫地的一位清洁工也目睹了枪匪开枪射杀哨兵和抢走枪支的过程。
　　蒙面枪匪枪击哨兵抢走枪支后，徒步穿过石桥铺社区，到达距离事发现场约300米远的渝洲五金交易城西门对面的石新路边，乘坐一辆在此等候多时的出租车逃逸。
　　枪匪在逃跑的过程中一点都看不出慌张，而是非常安然的逃离现场。
　　从部队大门往石新路方向约四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条上山的小路通向石桥铺社区。路口边上，有一个卤肉档。枪声响过之后，卤肉档的女老板看见枪匪腋下夹着一个尼龙袋跑了过来，径直向山坡上的小路跑去。
　　距路口约六七米远的地方，有个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已退伍多年。当时，他看见枪匪沿山坡跑了十多米后，左转钻进了山腰上的石桥铺正街。
　　约一分钟后，那两名被枪匪逼退的战士追了过来，他主动带着两名战士向山坡上追去。石桥铺正街是一条在半山腰上的小巷，小巷尽头是高新区人民医院。
　　巷口一家洗发店前卖香烟的阿婆证实，她亲眼看见蒙面枪匪跑进了巷子里。他们一直追到高新区人民医院门前，仍没见到枪匪踪影，最后只好返回。
　　位于石新路渝洲五金交易城西门前的监控录像显示，枪匪到达高新区人民医院这里后，穿过马路和中间的绿化带，到对面坐上了一辆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出租车，沿石新路逃去。当时，他仍然穿着风衣、戴着黑色线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手里拿着那只装枪的尼龙袋。
　　出租车停靠的地方，距离八益建材批发市场路口约有300米左右，距离高新区人民医院路口约20多米。出租车就停靠在医院及批发市场一侧，但监控录像表明，枪匪当时是从马路对面过来的。在石桥铺正街实地走访发现，石桥铺正街与石新路之间，约有二三十米的距离，嫌犯在逃进石桥铺正街后，共有四个出口可通往石新路。
　　高新区人民医院大门是石桥铺正街的尽头。石桥铺正街没有安装监控录像。当地居民则推测，枪匪从这两条小巷逃出的可能性最大。不过，从这里出来后，要想过到马路对面，必须走到20多米外的高新区人民医院门前的那条马路边，否则要跨过约一米高的人行护栏和马路中间的绿化带。
　　那嫌犯到底是怎么跑到马路对面，为什么又要折回头坐上出租车？附近居民分析，这可能是有预谋的，并踩点多次，熟悉了各个路口的情况，以此来迷惑警方。
　　这里有一个疑问，黑社会组织有计划地袭击哨兵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重庆黑社会组织要从2008年6月份以来组织策划了多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并煽动社会动乱？
　　面对黑社会组织的猖狂挑衅，重庆市委、市政府忍无可忍，奋起反击。2009年10月17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境内外媒体代表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面对来自全世界报业的杰出代表，薄熙来一番力重千钧又饱含感情的话，首次向公众道出了2009年以来重庆连串重拳掀起“打黑”风暴的真实初衷。
　　“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说到这里，薄熙来的表情让人动容。
　　“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我们认为，群众的投诉要重视，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薄熙来指出，“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百分之八十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在讲话的最后，薄熙来脸上的表情坚定而沉着：“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薄熙来发动的打黑风暴是真正的为民做主。来自网上的一份《重庆打黑除恶风暴后市民安全感调查》显示，数千重庆网民发表了意见。有37%的网友称，被黑恶分子骚扰过，但都忍气吞声。在打黑除恶之后，4589位网友称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做生意时不再担心有黑恶势力来骚扰”，占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
　　打黑行动为重庆赢得了干净的公共环境，各种经济活动因为没有了黑社会这个毒瘤的存在，都开始进入有序经营状态中。
　　在打黑的同时，薄熙来书记也在努力改变重庆的精神气质，他选择了以革命经典歌曲、故事来重塑整个重庆市民的精神风貌。重庆是有红色文化基础的，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江姐、重庆谈判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辈在重庆战斗过、生活过，牺牲过的英烈也不在少数。
　　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长苟欣文援引薄熙来后来的一次讲话说，“动员大家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就是要培养重庆人民良好的精气神。有了思想内涵，有了文化品位，重庆就能持久，就有合力，就有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
　　2008年5月30日，薄熙来在调研重庆学校工作时，就发出了一个倡议：在全社会形成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热潮。
　　不久，重庆市委宣传部就选取了《义勇军进行曲》《红太阳》等27首革命历史歌曲和《我和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18首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经典歌曲，并以下发政府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市民推荐传唱上述歌曲。
　　由于前述文件提倡重庆传唱红歌以合唱为主，不久重庆市级党政机关、40个区县直属机关纷纷成立合唱团，都将唱红歌作为重要纪念日的标志性活动，随后大、小红歌演唱会密集举行。
　　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甚至专门开设了“红歌社区行”栏目，海选、PK、现场直播、明星参与等方式也被引入到红歌传唱中来。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张礼慧认为，红歌对于重庆这座红色城市来说，可以振奋凝聚人心。
　　除了红歌传唱，被重庆坊间称之为“红色热潮”的还有“读经典、讲故事”。
　　到2009年8月中旬，已经有3298万人次参与了“红歌传唱”活动，而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多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干部因贪腐入狱。
　　打黑、唱红之外，重庆官员更大的震动，来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反腐。在过去的一年里，包括重庆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重庆国土房产局原副局长王斌、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原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等多达9名厅局级官员和10多名处级干部因身陷“地产窝案”纷纷落马，一时震惊重庆官场。截至2009年7月，重庆已有502名公检法干部涉案接受调查。
　　一方面是大力打击官员腐败，另外，重庆市又开始重新选拔和调整新的官员。2009年8月1日，重庆市人保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招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学历教育工作的通知》：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没有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将视为不能完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处理。
　　除学历外，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也被视为考察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2008年11月重庆曾暴发震惊全国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一度导致重庆交通瘫痪，后来薄熙来赶到现场与“罢工”司机对话，并通过电视直播，被认为是新时期执政者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榜样。
　　要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首先是要改变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薄熙来深知这一点，在他任职半年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在他的建议下，全重庆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内就展开了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各种活动。
　　2008年8月25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该市机关、企事业单位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操，每次20分钟左右。各单位的工间操和课间操做得好不好，将作为所在区县政府体育工作的考核内容。这也被认为是薄熙来此前提出的建立“健康重庆”的举措之一。
　　为了更好地适应重庆新时期发展的需要，重庆市委组织部门还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要求选派优秀的干部到重庆挂职锻炼。2009年3月，重庆人的诚意，打动了中央各部委。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等分别选派来渝干部共11人。
　　这11位国家部委的官员，有正厅级3人，他们分别在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任职，一人任市委副秘书长，两人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1人中副厅级3人、正处级干部5人，他们分别在市经信委、建委、市金融办、国土资源和房管局等重要部门，担任副主任或助理（主任或局长助理）。
　　这11位挂职干部，有博士3位、硕士7位、学士1位，平均年龄42。7岁，普遍都接触过不同的工作面。这批具备高素质能力干部的到来，为重庆带来了必要的政策支持，又为重庆官场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薄熙来在重庆执政期间，挑战的不仅是经济，还包括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民众的精神气质，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的要求，薄熙来首先以重塑重庆人的精神气质出发，是治本的方法。
　　重塑，意味着推倒原来的，但薄熙来并不是全面否定重庆以前的文化，而是在扬弃中前进，淘汰腐朽的，比如干部贪污、黑社会组织等，而弘扬红色精神、健康、平安、开明、锐意进取等优秀的文化。
　　“打黑、唱红、发展”是薄熙来主政重庆着手进行的三项主要工作，唱红、发展对于正常的社会环境来说，并非难事，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打掉盘踞在重庆各个领域里的黑社会组织。一直具有顽强作战风格的公安团队是保证打黑工作能顺利实现的前提，薄熙来从他长期主政过的辽宁调来全国著名的打黑英雄王立军前往重庆，强力打击黑社会。
　　2008年6月25日，重庆市政府任命辽宁省锦州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王立军接替文强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正厅局长级）。其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又任命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一职位任命被外界认为是他全面接管重庆警界的开始，当时正处于打黑除恶斗争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关键时期。
　　王立军1959年出生，早在辽宁省铁岭、锦州任职时，就以扫荡黑恶势力而大振警威，因此获得“打黑英雄”称号，曾获国务院、公安部授予“全国劳动模范”、“一级英模”等多种荣誉。
　　王立军的到来掀起了重庆打黑高潮。王立军到重庆半个月后，他就在重庆启动了25年来的最大行动，即打击暴力犯罪、打黑除恶、缉枪制爆专项整治行动。
　　从2008年7月10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战果堪称辉煌。据警方透露，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破获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件，执行逮捕9512人。导致重庆市公安监管场所关押量持续上升，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再出动近千名警员，集中清剿和围捕渝、湘、黔交界地区的多个“地下兵工厂”。警方共抓获制造枪支的犯罪嫌疑人数十名，捣毁“地下兵工厂”4个、制贩枪支窝点10余个，缴获仿制式成品枪支58支、半成品枪支6支。
　　“内除积弊，外消积怨。”是王立军打黑除恶行动的目标。对内，重新树立警队纪律，肃清内鬼、贪腐分子，纯洁警察队伍；对外，掌握黑社会分子的组织活动规律，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肃清。
　　王立军到任后，他提出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警察就得像警察”。“过去，警察作为国家机器，讲的是政治性、革命性，政治上靠得住最重要。而王立军提出业务体现政治，没有业务水平，政治觉悟再高也没用。”
　　王立军将坐办公室的民警推向“前锋”，到一线巡逻，过去许多协警做的工作现在必须由警察来做。
　　责任观念也是王立军对重庆警队成员始终强调的，“任何一件事，出了事就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教育教育、批评批评了事”。
　　重庆警方内部传闻，有一次王立军在开县检查工作，发现某值班警察竟然酒气熏天，王一把扯下他的警章来并骂道：“你这个王八蛋，把派出所当你家了”。
　　重庆下属某县一位民警将枪忘在厕所里，市局机关马上派人去查，很快发现枪支被一名保安拾得，没有扩散，按过去的做法，这样的情况最多批评教育。而这次，该县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均被免职，市局分管枪支工作的一个副处级干部也被免职。
　　在管理上，王立军采用新的思维。“以前在公安局听都没听说过的词，比如集约化、项目化、流程化、标准化等等”被运用于内部管理当中。王立军的打黑行动也是如此，打掉14个团伙，成立了15个专案组，从市局及各区县调配，选拔负责人，限时破案。
　　重庆律师周立太前几个月到重庆某县办案子，见到派出所的民警私下骂王立军，因为王立军来了他们不敢酒后上班。但发现不少警察被免职或“双规”、王立军是“动真格的”后，现在不敢有怨言了。
　　在打黑斗争中，公安局给每户居民发“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并附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信封以及足够的邮票，“举报人只要填写名字和基本事实就可以。”同时，加大宣传，连公交站台也设置了大幅通告鼓励群众举报。
　　通过对警队的重塑，正气、实干精神在警队内部提升，原来受到警队内部不正之风压制的警员开始恢复了做警察的自信，王立军手里掌握了一支敢于打击黑社会的劲旅。
　　王立军带领的重庆警方经过仔细周密的调研后，基本掌握了重庆黑社会组织的特点。2009年7月31日，作为重庆新任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自给老百姓描述了不同版本的重庆治安与重庆“黑帮”。
　　重庆警方掌握的黑恶社会团伙已达104个。重庆的“黑帮”，杀人、敲诈、绑架、贩毒、“放水”（高利贷）、强奸……无恶不作，甚至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法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
　　王立军指出了重庆社会治安的两点事实。第一点，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第二点，重庆警方历史欠账多，有60多万起积案未侦破。
　　王立军说，重庆的黑恶势力“跨度大、背景深”。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黑社会分子，不仅手段凶残，而且已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入许多行业，通过敲诈、“放水”等手段非法敛财。
　　重庆的黑恶势力，已涉及多个行业，进入不同领域，下至小商贩，上至亿万富豪。前些年运输行业利润丰厚，一些黑帮就盯上了这块蛋糕。2001年以来，一个叫李如国的男子，就先后纠集十多名社会闲杂人员，采取强行入股他人河沙、石子生意，垄断煤炭转运、货场等手段，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敲诈与故意伤害等活动，逐步形成了对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河沙、石子、货场、煤炭转运行业的非法控制。
　　重庆水产品市场内也有黑帮组织。重庆西三街水产品市场“程氏三姐弟”被检察院公诉通过欺行霸市，欺压残害群众等犯罪活动，垄断了西三街虾蟹及牛蛙经营，非法敛财上百万元。
　　养猪的，养牛的，这个圈子里面都有黑帮。几年前，重庆一个‘猪老大’向‘牛老大’领域扩展地盘，结果‘牛老大’被杀了。
　　在王立军的强势整顿下，重庆的社会治安环境得到了肃清。到2009年10月25日，重庆市警方累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28起，涉及58种罪名，其中侦破故意杀人案24件；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缴获各类枪支79支（其中军用枪支11支含2支冲锋枪、其他枪支68支），子弹1482发，手雷4枚，管制刀具221把，冰毒62。01公斤；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产17。43亿余元。
　　长期盘踞重庆市的重大涉案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陈明亮、龚刚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无一漏网，160多名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捕归案。
　　薄熙来作为重庆市直辖后的第五任市委书记是接过前任打黑的火炬，并非他独创。黑恶势力，严重侵蚀社会肌体，危害社会稳定，历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打黑除恶斗争，长期坚持严厉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刑事犯罪和黑恶势力。
　　2002年12月6日，重庆市打掉称霸永川多年的曾令文、杨天明、陈维强三大涉黑团伙。2002年底，重庆市法院还宣判了10起黑社会性质案件，179名罪犯被判刑。一时，长期称霸一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黑社会性质团伙被一个个铲除，曾经不可一世的“黑老大”纷纷“栽水”。
　　“黑老大”王渝男，被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90万元；黑老大“杨天明，被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黑老大“封曼，被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30万元；深挖查处”保护伞“18名。
　　截至2005年底，重庆市政法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17个，逮捕”涉黑“犯罪嫌疑人305名，深挖查处”保护伞“18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33起，缴获各类枪支25支，赃款赃物总价值近1。8亿元；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265个，抓获涉恶成员2729名。
　　在2006至2007两年时间里，重庆市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28起，打掉恶势力团伙251个。通过侦办黑恶案件共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790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836起，缴获各类枪支34支，非法资产1200万余元。
　　2008年，重庆市共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18件，判刑201人，同时，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103个。在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绩效考核中，位列西部第一。
　　自重庆独立为直辖市以来，历任政府都非常注重打击黑社会，但是黑社会组织却屡禁不止，这其中固然有当地根深蒂固的黑社会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当地的执法机构和政府各级部门内部的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所以，每次的打黑行动，貌似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些没有保护伞的黑社会组织被铲除了，而一些大的黑社会组织反而更加强大起来。这有点像企业间的兼并收购。
　　今日的文强虽然嚣张跋扈，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人缘好、踏实、肯干。文强的父亲叫文明君，母亲叫练传芳。文明君20岁出头的时候，由老家重庆九龙坡区涵古镇来到巴县曾家镇，邂逅了练传芳，并在当地落地生根。
　　文强的父母亲在1997年先后辞世，但在邻居们的记忆中，文明君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但是对于子女的管教很严格，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人缘特别好，文强兄弟姐妹几个身上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个特点。
　　婚后，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自1951年生下大女儿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四儿子现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
　　新中国成立后，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压力还是很大的。
　　1971年7月，16岁的文强从巴县曾家镇曾家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这个时候正好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尾声时期，但是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进行着。1972年1月，17岁刚过的文强下乡当了知青。说是插队落户，实际就是到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工作而已，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在回龙大队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强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会来事，人缘好，干活积极。文强插队时无论是栽秧、割谷、挑草头还是守鸭棚都肯干，而且是个人来疯，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
　　由于他的性格比较随和，大家也都爱和他玩，对于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他也不在乎，整天笑嘻嘻的，这一点与他母亲非常的相似。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总有一个村民喜欢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对这样的称谓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在做知青的时候，文强认识了老婆周晓亚。当时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
　　周晓亚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回龙大队团支部书记后，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文强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总是以做工作的名义接触周晓亚，其实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
　　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强也参加了高考。这个时候，正巧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进入警校之后，文强不爱体能训练。但是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却都很卖力气。
　　1980年，文强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在文强事业起步阶段，他心里的霸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后，特别是坐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后，文强开始对于家乡人也表现出极强的霸气。
　　文强母亲的表亲记得很清楚，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而原本应该属于文强母亲表亲的地基也被霸占了，这个亲戚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2009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
　　文强在变质之前，也曾是一方平安的守护神，多少叱咤黑道多年的枭雄人物倒在他的脚下，如果单纯以打黑数量和打黑案件案情重大与否衡量，能与文强匹敌的也只有东北的王立军，作为公安部两个标杆式人物，文强和王立军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其中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现行司法体制缺少监管的原因。
　　文强从泸州公安学校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被分配至巴县公安局秘书股，经过几年努力升到了科级干部。其后凭借1982年在全国严打斗争中的表现，文强进入了时任巴县县委书记张文彬的视野，此后一路高升。1992年，文强已经升到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职，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升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进入市局后，文强一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都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其中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重庆运钞车持枪抢劫案等。文强逐渐成为重庆警界的一面旗帜。
　　真正让文强的声名到达顶点的，是2000年的“张君案”。这名杀人恶魔长年在渝、湘、桂疯狂杀人越货，犯下滔天罪行，却一次次逃过警方追捕，最后公安部向全国发出缉捕张君的A级通缉令。就是这样一名凶残狡猾的杀人狂，最终栽在文强手里。
　　关于文强抓获张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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