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高军 纪玉英 侯玉岭
& 采写：&韩尧 赵一帆 陈广晶 席春慧
编者的话：
为了庆祝5月12号护士节，4月10日，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召开了一个媒体座谈会。会上，医院管理局的领导向媒体推荐了28名优秀护士并简要介绍了她（他）们的先进事迹。这些护士的事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很多记者是含着眼泪、红着眼圈听完的。让我们惭愧的是，这些护士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她（他）们那些感人肺腑、令人心灵颤抖的工作情景、生活实况，我们却鲜有触摸。我们也坚信，这28名护士仅仅是首都数万名护士的代表，而在这数万护士中也一定有比这28名代表更精彩、更惨烈的故事！
会后，本刊派出记者对这28名护士进行了面对面采访，并从中择选了11名护士以对话的形式编成了"北京护士"长篇报道今天与读者见面了， 可能令读者稍许遗憾的是，我们这篇"北京护士"没有在她（他）们的工作上过多着笔，换句话就是没有多写她（他）们的事迹、她（他）们的工作，而是把笔尖放在了她（他）们的生活、经历、内心深处。我们也相信，她（他）们的生活、经历、以至内心世界会同样感人！也同样能说明她（他）们的伟大！
辛酸的童年让我工作起来更努力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病房护士刘小丽
刘小丽是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病房的一名普通的护士，出生在河北井陉县的一个贫困山村，有着令人心酸的童年和成长经历。虽然结核病科有一定的感染风险，一些新护士也因担心被传染而选择了逃避，但在她看来，由于这份工作来之不易，还有安定感，比起贫穷的老家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她格外珍惜，工作起来十分卖力而从无怨言。
记者：肺结核是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一些人不愿意在结核病科工作，您当初分到这个科室工作时犹豫过吗？
刘小丽：没有。我家里的情况不好，能来这里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别人害怕不愿干，我不怕，我干，而且总得有人干吧。再说，除了这儿，我也找不到这么稳定的工作。倒是我的养母不太愿意，到现在还劝我能不能跟领导申请换一个科室。
记者：听您的同事说您的童年比较坎坷，生活也比较艰难，能不能说说家里的情况？
刘小丽：我是1986年在河北井陉县一个小山村出生的。我们村还是靠天吃饭，所以穷得连卖菜的都一周才来一次，家家户户一年到头基本就是粗粮加萝卜、白菜。农村人重男轻女，我的生身父母总想要个男孩，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是个姐姐。母亲生完我见又是个女孩，他们不甘心，还想继续生，但又怕被罚款，在我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把我送给了别人。
记者：就是你现在的养母吧?
刘小丽：不是。现在的养母是第二个收养我的。第一个收养我的那户人家对我不好，一个月就给我一袋奶粉吃，瘦得我"圆脸变成了长脸，像个流浪猫似的"。
在 的 养 母 什 么 时 候 又 收 养 了 你？
刘小丽：我现在的养母心眼好，她不能生育，看着我可怜，就从第一个收养我的那家把我要了过来，她收养我以前还收养了一个比我大10岁的哥哥。
现在这个养母把我接到他们家才两年，我的养父就去世了。家里没了经济来源，我养母是北京顺义人，就带着我和哥哥回了在顺义的娘家。没多久，一个修汽车电瓶的个体户带着两个孩子又娶了我的养母。在这个有六口人的家里，养母忙得团团转，根本没工夫照顾哥哥和我。不久，哥哥就辍学跟着后来的养父学起了修汽车电瓶。
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的这位养父又患肺癌去世了。他的两个孩子小的都比我哥哥大六岁，他们不仅不好好照顾重病的父亲，更在我养父去世前就打起了分家的主意，后来他们在分了家产后就和我们断绝了来往，我哥哥也失业了。我养母本来也继承了部分家产，但是在我养父去世的第二年，小区里来了个骗子把她叫住，说她孩子有灾什么的，我养母担心我们，结果上了当，被骗光了家里那点本就不多的积蓄。当时看到我养母被骗后痛苦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们娘儿仨哭成一团，我养母哭着说，老天啊，让我们娘儿仨怎么活呀！
们 一 家 没 了 经 济 来 源 怎 么 过 呀？
刘小丽：后来养母托人给哥哥找了一家小修车厂学修车，管吃管住，生意好的时候给一千元左右，生意不好就只能拿七八百元。养母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打短工维持生计。为了省钱，她从不在早上买菜，只在下午菜市场快打烊的时候才去，实际上就是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叶、菜帮、剩菜什么的。
这种日子在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就更难了。那时我的学费是7000元一年，把我养母愁坏了，她东拼西凑到处借钱供我上了大学，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进了大学，同宿舍的五位同学的家庭条件都比我好很多。她们都有化妆品，穿的裤子都是名牌的，一条就得七八百元。而我在上大学头一年冬天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中学都是穿校服），冷得实在受不了了，养母就带我去买棉衣，在商场里逛了半天，一是为了找便宜的，二是商场里暖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件打折后159元的棉衣，当时我犹豫了好久，还是太贵，养母劝我说，买吧，我才买了。这件唯一买的衣服陪我度过了整个大学的学习生活，直到现在我还没舍得扔，一直放在办公室里。
记者：现在生活好多了吧？
刘小丽：是啊，毕业后有了工作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我很感激胸科医院能给我这份工作，我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在这里工作能让我和养母还有哥哥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养母为我欠的债也慢慢还上了，她脸上终于有了笑的模样。所以干再累的活儿，受再多的气，我也愿意。
对得起良心才敢在医院独自上夜班
朝阳医院急诊科护士陈伟微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陈伟微是一名胆子很小的护士，但命运却把他安排在了经常要和濒死患者打交道的急诊科，当记者问她敢不敢独自一人上夜班时，他语出惊人，"对得起良心才敢在医院独自上夜班"。
记者：人们常说，在急诊科工作胆子必须要大，你的胆子够大吗？
陈伟微：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甚至有时候在家都不敢独自睡觉。我最怕的是鬼神一类，从来不敢听别人讲这类的故事。虽然我也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子虚乌有，但人的心里总会有根不理智的恐惧神经吧。
记者：在急诊科工作经常会面对一些因各种急症死亡的患者，而且还要处理死亡患者的遗体，不害怕吗？
陈伟微：一般不会害怕，您不做医务工作可能没有这种体会。一个人原本在你面前是有生命的，当这个生命在你面前渐渐地变弱直到消失成为一具尸体时，你不会意识到这是个死人并且害怕他，只会因为生命的逝去而难过。我工作里看到的不只是去逝的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朋友。因此想的更多的是这个人生前什么样，他的家庭什么样。
记者：但对一些特殊情况有没有被吓着的时候？
陈伟微：还真的有一次被吓着了。那是个跳楼自杀的女性，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我给她做遗体护理掰她手的时候，她突然坐起来了，下巴一下子掉了下来，张着大嘴，满嘴都是血。当时事情发生的突然，我毫无准备，吓得向后踉跄了好几步，差点跪倒地上。
记者：这是神经弹跳，猝死的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陈伟微：是的，因为她是跳楼死亡的，下巴摔碎了，弹跳起来后下巴自然会掉下来，所以有些吓人。
记者：关于医院的灵异故事流传的比较多，您又比较害怕鬼神一类的事，值夜班的时候，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
陈伟微：当护士确实要时常上夜班，有时候夜里值班室就剩下我一个人。老人们也常说有些"不干净"的东西专门附着在体弱、有病的人身上，还有一些诡异的故事挺吓人的。但是我想，对病人特别是那些临终患者，他们生前我对他们好点儿，尽职尽责做好护理，他们死后就不会来害我。我一直坚信"善有善报"这句话。
记者：您很信因果报应吧？
陈伟微：是的，有个事儿我很少跟人讲。那年央视新楼着火，有个29岁的消防队员把自己的呼吸器让给了火中发现的一位工人，自己却窒息了，送来抢救的时候皮肤被烧、熏得黝黑。当时他的表皮已经完全看不到血管，我给他扎针只能凭感觉盲扎。我穿刺的技术还是比较好的，但扎了两针都没扎上。他为陌生人让出生的机会，我们都很感动，领导们也一直要求救活他。送他来的人反复说"和他失去联系就10分钟，就10分钟，肯定能救活的！"其实他已经在火场里半个小时了，基本可以确定没有希望了。我当时在心里求老天给他一次生的机会吧，不管成与不成，再扎最后一次，就算走也不让他再受折腾了。我一针扎下去，就感觉到"噗"的一下，专业穿刺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扎到血管会有刺穿东西的感觉，我迅速把套管针针芯拔了出来，但奇怪的是没有回血，当时我不管那么多，直接把输液插上，奇迹发生了，输液居然输进去了！扎上了！我们都很激动，之后许多维持机体的药物都是顺着这个针给他输送进去的。我觉得是我心里的声音被老天听见了，也是这个消防员做好事的回报，是老天给了他一次机会。
最后由于送治的太晚，我们终究没能救活他。可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或许真的有因果报应&&
护士都是"两面派"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柳欣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柳欣31&& 岁，2001年参加工作，出生在一个残疾人家庭，父母亲都是聋哑人。特殊的家庭背景培养了柳欣坚强、独立而富有同情心的品质，说起话来也快言快语。
记者：做护士好像是很多女孩的梦想，你儿时的梦想也是长大当护士吗？
柳欣：梦想谈不上，但我确实觉得学护理挺适合女孩子的，当时护校又包分配，所以初中毕业就报考了护士学校。一来我不愿意在学习上和将来找工作总让父母操心，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有他们的困难；二来当时考个好高中也确实没把握。
记者：你这么健康，真看不出父母是残疾人。
柳欣：我父母小的时候也是健全人。他们都是由于小时候发烧用链霉素，因为链霉素的耳毒性副作用，使他们的听力越来越差，后来就听不见了，语言能力也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你看我很健康就不奇怪了。
记者：听别人介绍你，感觉家庭对你影响还是很大的。
柳欣：因为我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可能更懂得尊重、体谅别人吧。其实女孩子都有点小脾气，但我从来不向患者发脾气，不管多么难"伺候"的患者，我都不会抱怨。我的脾气都在家发，都是回家跟爱人、跟父母发脾气。这样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护士都这样。所以我们的亲属们说护士都是"两面派"。
母 对 你 的 工 作 了 解 得 多 吗？
柳欣：以前他们也不太了解，我也不太跟他们细说。在同事面前，我也从没提过家里的情况。直到2011年冬天，我父亲生病住到了我们病房,同事们才知道我父亲是聋哑人，而我的工作情况也是父亲那次他住院后才知道的。
那天我发现有个病人总是情绪低落，吃的也少了，还老揉肚子，我查了记录，发现他好几天都没排大便了。他是帕金森晚期，习惯性便秘是个非常常见的并发症，一般给病人吃点缓泻药，打个开塞露就能解决，可这些办法都用过了，大便还是排不出来。我当时就怀疑可能是一块干硬的粪便堵住了肛门，就戴上了手套，伸进他的肛门把大便抠出来了。这件事正好被父亲看见，给他的触动很大。就为这件事，父亲跟我正式"谈"了一次。
记者：都"谈"了什么？
柳欣：父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他跟我妈妈都是聋哑人，生了我这么健康、漂亮的孩子，特别金贵，原来看我每天都乐呵呵的，以为护士很轻松，没想到我的工作这么辛苦还这么脏，他希望我换个工作，总之就是特心疼我。
记者：后来结果怎么样？
柳欣：结果是我父亲被我说服了。从那次"谈话"后，父亲就经常主动帮病友们打水、打饭，也时常替护士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有一次他还帮别的患者抠大便。父亲是这么想的，他多帮别的患者抠一次大便，他的女儿就少抠一次。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我心里总是一阵阵发酸。
不敢对亲属说我在医院当护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普外科护士骆玉迪
骆玉迪，北京市房山人，出生于1989年，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骆骆。骆骆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普外科当护士刚刚两年，除了护士工作的辛苦外，骆玉迪最怕的是亲戚、朋友托她找人看病，她和记者说的最多的是不敢对亲属、朋友说自己在医院工作。
记者：虽然你也是80后,但参加工作也只有两年,对护士工作有什么体会?
骆玉迪：一个字"累"。大家都觉得护士的工作挺清闲的，包括我的家人。我每次回家说累，我爸妈就说，你干什么了累成这样？你们不就打打针发个药嘛，累什么了？但是真挺累的，我才干了两年，就觉得腰不太好了，很多工作，比如下尿管，就得长时间弯着腰，等操作完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听说以前很多老护士都带着钢板上班，就是因为腰受不了。
记者：除了累，还有什么感觉？
骆玉迪：累其实也没什么，还要被患者家属骂。有一次我被患者家属骂哭了。当时是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留下我一个人，有输液的患者按铃，我马上就去了病房，前后不会超过20秒，结果到了那里家属就已经急了，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你看都回血了。我看了下，确实回血了，不等我解释，家属就已经开始骂脏话了。我忍着眼泪，处理了回血，拔了针，坚持到了护士站，再也忍不住了就哭了。在家里爸妈都宠着我，都没说过重话，就觉得挺受不了的。
记者：你这么小，太不容易了！
骆玉迪：其实想想也没什么，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患者也不容易，谁生病都会着急，再说，那样的患者也是少数。
记者：很多年轻护士都怕值夜班，你怕吗？
骆玉迪：我也怕，我本来就胆子小，特别怕黑，每次值夜班的时候都特别难熬，开着门怕吵到患者，关上门又没有声音，感觉好像整个医院就我一个人，特别害怕。遇到晚上再处理个遗体就更要命了。没办法，慢慢适应吧，现在好多了。
记者：看来当护士好像没有当初想象的好，那当时为什么要报考护校？
骆玉迪：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当护士。报志愿的时候我父母不在家，哥哥也做不了主，家里的长辈们给出的主意，长辈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跟医院接触会越来越多，觉得医院有人好办事。就这样让我报了护校。我毕业当了护士后，别管是什么亲戚，认识不认识的，只要听说我在医院当护士就都找我，找我挂号，让我带着看病。他们就觉得我在医院工作，就应该有特权，但其实我只是一个小护士，在医院也没什么地位，谁也不认识我，什么事也办不了，真要找人看病，人家也不买我的账。托我挂号的，我就自己起大早去排队。现在我都不敢跟亲戚、朋友说我是护士，我实在是招架不住，难死我了。
我怕死，更怕我的意外给家人的打击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钱瑜
钱瑜护士曾经的梦想是做一位女警，参加过抗击非典和汶川抗震救灾。这个爱说爱笑的女孩谈起工作敏捷干练，谈起父亲和家庭也是一脸爱意。
记者：当年，您最亲的人得知您要去抗击非典是什么反应，不担心吗？
钱瑜：当然担心。我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 40多岁才有的我，我母亲去世早，所以父亲对我特别宠爱。当时知道我要去护理非典病人，我爸不想让我去，他说"我种地能养你，咱别干了，这是要命的呀！"
记者：后来去了吗？
钱瑜：宣武医院是定点医院，全员参战，我当然也去了啊。
记者：当时害怕吗？
钱瑜：大家都写了请战书，那气氛特别有鼓动性，所以我还真没觉着得有多恐怖。
记者：有没有思想准备？万一真被感染了哪？
钱瑜：有啊，我走的时候还是做了准备的，我把我存的一点儿钱交给我爱人（当时是男朋友）跟他说假如我回不来了，把这钱交给我爸，并帮我照顾他。
记者：他没阻拦你么？
钱瑜：他没拦着我去，也没接我的钱，让我好好回来，自己交给我爸。
记者：那去汶川抗震救灾的时候家里反应更大吧？
钱瑜：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就去了。5月12号正好是护士节，白天开联欢会时说起抗击非典的酸甜苦辣我们感动得都哭了，我们一个同事说只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医务人员还得往前冲。真让他说中了，那天下午两点多汶川就地震了。当天我住在单位等着夜里1点接大夜班正睡觉呢，领导就来管我要身份证号，我也没在意，告诉完我扭头继续睡。当时我的一个同事说我："你还睡呢，都来要你身份证号了，肯定是出事儿了！"
记者：后来那？
钱瑜：夜班上到早上5点，来消息说要组织医疗队去四川，医疗队里有我。然后我就给我爱人打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不知道，可能随时走，我让他别告诉我爸。
记者：您爱人怎么说？
钱瑜：我爱人说："你别呀，又不像非典好坏还能看见，你这一走我怎么交代呀！"后来出发的时间定了，是13号中午的飞机，在机场我终于决定打电话告诉我爸。
记者：你爸爸有什么反应？
钱瑜：他电话那边都楞了，他说："怎么又找你呀！"我安慰他说这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呢。他也没办法，想拦也拦不了，就一再嘱咐我注意安全，照顾自己。其实我爸对我的工作还是挺支持的，非典时我被隔离，他脚扭伤了不准任何人告诉我，就是怕我分心。
记者：你在四川想你爸吗？
钱瑜：我在四川的时候特惦记我爸，有一天早上我接到我爱人的彩信，是我爸吃早点的照片，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老头儿也挺可怜的。
记者：非典去了，抗震救灾也去了，都是危险的事，你不怕死吗？
钱瑜：谁说不怕死那是瞎说。我也怕死啊，抗击非典也好，抗震救灾也好确实很危险，但其实我最怕的是我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对我爸爸、我爱人他们造成的打击他们受不了。
活着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北京同仁医院外科护士长张欣
张欣是北京同仁医院外科护士长。仅凭阳光的外表很难让人相信，在这位"白衣天使"的身后，经历的是让人难以承受的苦、痛。她的一句"活着就没有吃不了的苦"深深打动了记者。
记者：听说您小的时候很喜欢舞蹈，怎么后来当了护士？
张欣：我喜欢舞蹈，小时候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当个舞蹈家。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央歌舞团。我父母是国企的普通工人，在他们看来，跳舞太辛苦，工作还不稳定，坚决不同意我学舞蹈。即使我拿绝食作抗议，也没能让他们改变主意。
我初中毕业时，父母认为学护理专业好，每天就是给人扎扎针，送送药，不但工作轻松，穿得也干净体面，还是个"铁饭碗"，就为我做主报了护理专业，再后来就当了护士。
记者：当了护士后后悔了吗？
张欣：也没有。其实我觉得做护士挺好的，这里的病人都需要我，也都很尊重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我丈夫，他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记者：听说您丈夫也是同仁医院的。
张欣：是，他以前是急诊科的大夫。2003年，我丈夫在参加抗击"非典"的时候被感染了。那年我才28岁，害怕极了，我们孩子才几岁，万一他没了，我和儿子可怎么办？我整天地担心，那段时间整个人都瘦得不成样子了。后来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算是活过来了，但因大量使用激素，造成他的膝关节坏死、肺纤维化，他就这样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
记者：您当时还那么年轻就挑起了全家的担子？
张欣：不挑也不行啊。丈夫出院后，我们就把房子卖了，搬到了我父母家，父母家离同仁医院比较近，就半小时车程。父母退休在家还可以帮我照顾我丈夫和儿子。医院考虑到我的情况，不让我值夜班了。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照顾他和孩子。
我丈夫很要强，感染以前除了上班，就是钻研自己的业务。被感染后，就只能在家养病，平时多走两步路都累得都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自己在事业上是不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不好。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有什么心事都藏在心里，就怕他知道以后担心我。我都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我觉得这话挺对的。
记者：现在您的丈夫情况怎么样了？家里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您的工作？
张欣：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我丈夫的病没再继续恶化，也没出现心理障碍，情况慢慢好起来了，现在都能自己到医院做检查了。或许是因为他经历过生死，对人生的看法也比较深刻了。他觉得自己在从医这条路上已经不行了，就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有时我因工作心情不好，回到家里他总是安慰我。他说，心胸宽广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要懂领情，想着别人对自己的好。他还为我总结了"爱欣三乐"，告诉我要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苦中作乐。我想10年来，我和孩子能够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地走过来，和我丈夫给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虽然身体不好，但永远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更是我的精神支柱。
那一刻 我蹲在了父亲床前
北京中医医院内科总护士长李倩
李倩，护理中专毕业，19岁成为护士，28岁当护士长，35岁成为管理13个科室、百余名护士的内科总护士长。作为妈妈，她是女儿眼里治病救人的大英雄，作为女儿，她却没有时间照顾罹患肿瘤的父亲。
记者：刚刚35岁就当了三甲医院内科总护士长，同事们都说你是个思路非常清晰，工作十分干练的人。
李倩：哪有那么厉害啊，都是同事们夸我。我认为护士这个行业，"厉害的人不愿意干，太软的人确实又干不了"，护士很多时候需要思路清楚，也需要认真细致，更要有"慎独精神"。我是从护士到护士长，一步步走过来，一步步学过来的。可能是运气吧，正好赶上医院培养提拔年轻干部，28岁时当护士长，我就属于年资比较浅的，在之后7年的护士长工作中，我得到了很多锻炼，今年刚刚成为内科总护士长。
记者：听说你对护士工作有自己的理解。
李倩：护士的工作虽然每天都在重复着基本相同的诸如扫床、输液、了解病人病情变化等等这些工作程序。但是，护士工作又具有很强的主观判断性，容易在主观麻木的情况下发生医疗差错。护理工作，手握患者生命，患者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是信任与重托。我总是对我的护士讲，一旦由于我们的疏忽，给患者造成机体的损伤甚至危及生命，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再原谅自己。
记者：护士长好当吗？
李倩：还好吧，包括人、财、物的管理，都在护士长的身上，我相信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作为护士长，就是一个婆婆嘴，每天反复地嘱咐，一定要细致，一定要核对&&护士都比较年轻，工作却又是人命关天，所以护士长必须要有把控的能力。除此之外，专业技能也必须高超。比如护士输液时找不准血管，病人往往就要求护士长来做，而护士长出马就必须成功。所有相对疑难的护理，诸如下胃管、尿管等，护士长来了，就必须一次做好。
记者：从事护理工作多年，有没有一件事令你难以忘怀？
李倩：说起来那是2006年12月我刚接手护士长工作，07年2月，父亲就查出了淋巴瘤，由于工作忙，我基本无暇顾及父亲，一直都是母亲和我的孪生姐姐照顾。后来父亲住到了我们科。谁都不会感受到亲手给父亲埋PICC（深静脉置管）和下胃管的那种感觉。放化疗之后，父亲的血管已经非常脆弱，远端的血管根本无法承受注射，只能埋PICC；下胃管时，父亲的食道也与正常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我为父亲做完这两项护理后，忽然蹲在了父亲的床头，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的腿全软了，那种莫名的感觉让我刻骨铭心。
父亲走的那天，我自己也参加了抢救。那天晚上我就在他身边，我知道他不行了，我的主任也跟我说："李倩，人不行了，你怎么想的？"但是当时我真的说不出放弃，就蹲在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接班的护士来了之后，我还蹲在楼道里站不起来，也进不了病房，有人扶我站了起来，靠在了楼道墙上，当时根本挪不动了，腿完全木了。
我最应该做的是感恩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护士高飞
高飞是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一名普通护士，一个曾经得到很多人帮助的人。四年的护士生涯她得到了很多，她对人们说的最多的是，"我最应该做的是感恩"。
记者：看你很活泼也很聪明，当初为什么没有考大学而是上了护校？
高飞：我小学中学一直是班长，学习成绩一般都是班级前三名，中专毕业后其实可以在学业上继续深造，而且我也很想上学。但我是农村的孩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选择了毕业后直接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就是这个原因，挺简单的。
记者：小时候生活很艰苦吗？
高飞：我小时候家里挺苦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家里常年吃不上肉，总是炒白菜、烙饼，炒白菜、烙饼，我不懂事还为这事儿闹过，我哭着跟我妈嚷嚷，炒白菜,炒白菜，又是炒白菜，我不要再吃炒白菜了！然后就赌气不吃饭&&我小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琳琅满目的零食，也没有所有女孩儿喜欢的布娃娃&&
记者：现在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高飞：我工作后家里的生活好多了，自己也结婚了，但我生活特别节俭，我父母年岁大了，干不了农活了，我每个月还要给他们钱帮助他们；我小的时候很多亲戚都帮助过我，家里穷，我从小到大没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我姨家里姐姐的旧衣服，那时候大姨家帮助了我太多太多，我特别感谢我的大姨。
记者：和你聊天听你说的最多的是感恩，让我都很感动。
高飞：我觉得现在长大了，工作了，也成家了，但没有那么多人曾经给我的帮助也许就没有我今天。我上护校能读完还得感谢我的老师，我是2005级的，当时北京护士学校包食宿学费是每年2000元，家里穷，第一年家里东借西借给我凑够了学费，第二年因为爸爸得了风湿病，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实在没钱给我出学费了，多亏了护校的老师帮我募捐筹够了这笔钱。最后两年我有奖学金了，才解决了学费问题。所以我也特别感激护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护校毕业后我被北京儿童医院录取，我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工作后我很开心，家庭状况也得以改善了，更开心的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我提前转正了，我很满足目前拥有这么幸福快乐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眼科的领导在这四年中对我业务上的精心栽培，使我学到了太多太多在学校所没有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他们教会了我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社会，使我懂得了将我感恩之心感恩之情投入到为患者服务上。要问我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我最该做的是&&感恩。
好护士不问出身
北京肿瘤医院干部病房护士长赵文惠
在护士队伍中，有一种"合同制"护士，他们常常比"正式护士"干得多，拿得少。他们大多数家在外地，出门在外的生活更为不易。北京肿瘤医院干部病房赵文惠就是从合同制护士成长起来的一名护士长。
记者：听您的口音不像北京人，您是怎么来北京做护士的呢？
赵文惠：我父亲是一位支援新疆的军医。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医院看到父亲与病人亲切交流，当时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后来我在填报专业志愿时就选择了涉外护理专业。1996年我从新疆一所学校的涉外护理专业毕业。由于学的是涉外护理，所以当时同学里好多人都想去中东国家当护士，但是考虑到国外不会招聘刚毕业的学生，我就计划来北京先找份工作，边工作边学习，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再出国。这时，正好北京肿瘤医院招合同制护士，我就来了。
记者：这么说来，您当时并没有想着在北京肿瘤医院长期干下去。
赵文惠：是的。在工作期间，为了能够出国做护士，我边工作边学习。那时候我在上班前学英语，下班后还要学习护理专业知识，通常学习到晚上十二点。1998年，我还参加了专门介绍护士到国外的公司组织的培训，并通过了培训和考试。
记者：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出去？是不是喜欢上了北京肿瘤医院？
赵文惠：说心里话，当时也不全是。没有去的原因只是当时中东国家不稳定，而且对女性也不够尊重。在这之前我也有同学到中东国家做护士，但是不久以后又都回来了。大家都觉得在中东国家做护士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此外，出国还需要一大笔资金，我觉得自己都工作了，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
还有就是当时我们医院计划开一个涉外医院，正好用得上我们这种涉外护士。当然，虽然我只是合同护士，但医院并不计较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培养、给我们的发展机会还是很多的。只要你有能力，医院都给你展示的平台。这也是我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记者：合同制护士与医院的"正式护士"有什么不同吗？
赵文惠：原先还是区别很大的，比如说休假就有差别。不过现在差别越来越小了，医院正逐步实现同工同酬。这里的氛围非常好，医院也需要人才，也认可我。
记者：一个合同制护士，能当上护士长很不容易，您是什么时候、如何当上护士长的？
赵文惠：我是2006年当上护士长的。从2000年开始，医院就让我做护理教学工作。当时我感到特别诧异，没想到医院能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教学管理是辅助护士长的，对专业的要求非常高，用合同制护士做护理教学是很少见的。我问护士长，我不是正式的，我合适吗？当时护士长就说："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觉得你的能力能够胜任护理教学。"2006年医院竞聘护士长，我们科室的护士长和同事都劝我去竞聘，我再三考虑就参加了，结果聘上了。
记者：现在还想跳槽吗？对于未来您有何打算？会永远当护士吗？
赵文惠：许多合同制护士都不是北京人，总漂着，在生活、工作上都有许多不稳定因素，所以人才容易流失。2000年，就有同学推荐我去一家外企做秘书，那家外企给我开出的工资是我当时工资的2倍。当时我也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跳？但是后来我觉得自己喜欢的还是护理工作，所以还是没有改行。
对于以后，我现在也没多想，但即使我以后离开了这座城市，离开了这家医院，我也还是喜欢护士这个职业的。
从误撞到喜欢
北京回龙观医院护士长吴艳
北京回龙观医院护士长吴艳是安徽人，2006年参加工作，曾经的高材生，因高中老师的"误导"不小心学了护理，从而走上了护士的道路，从误撞到喜欢，虽然平凡，但也令人感动。
记者：听说您当年高考第一志愿不是护理专业？是什么原因后来又学了护理呢？
吴艳：我虽然一直对护士这个形象很喜欢、很向往，但当初学护理确实不是我的第一志愿。2002年高考，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大学的会计专业。坦白说当时觉得上重点没问题。然而我以1分之差落榜了。当时我的一位高中化学老师说护理学的本科生在沿海地区很好找工作，待遇也好，而且和专科学生不同，本科毕业的学生大多从事护理咨询，护理教育。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安徽医科大学护理专业。
记者：是不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
吴艳：是啊，我的那位化学老师大概也是听谁误传，或者是自己理解的吧。
记者：后来为什么选择到精神专科医院当护士呢？
吴艳：老实说，大学毕业后决定做精神专业护士工作，更多出于现实原因。我老家是安徽的，我们那一批毕业生是作为北京人才引进来北京的。当时只有精神科专科医院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而且还有编制，所以就做了精神科专科护士。
记者：当时来北京做精神科专业护士父母知道吗？
吴艳：我当护士家人是知道的，但具体是什么科的，每天面对哪一类人，都做什么，父母不知道。每次他们问的时候我都会笼统地一说，就隐瞒过去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精神科的工作，所以怕他们担心我。
记者：刚工作的时候习惯吗？
吴艳：上学的时候我们实习都是在综合医院，在精神科病房的实习其实只是半天参观的时间。我到这个医院，最开始是在一个教学病房，有带教老师，最初因为不了解，我也和一般人一样，不敢接近精神疾病患者，对他们心存畏惧。但是经过精神科专业培训，这种因未知而畏惧的心理就慢慢消解了。
记者：在医院里给一些病人处理排泄物什么的，是您做还是护工做啊？
吴艳：我们这没有护工，都是我们护士承担。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刚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老人，她除了精神上的疾病之外，腿上还有骨折，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大小便，由于病情的原因，每次大便都沾得到处都是，都是我们清理。
记者：您刚开始选这个职业是因为很多现实原因，现在户口也解决了，生活也稳定了，有没有考虑换换工作？或者换个单位？
吴艳：干嘛换工作呀，我没考虑过。我工作7年了，对精神疾病和患者都十分了解了，而且也有感情了。其实，精神疾病患者都很可怜，他们的家庭也很艰难，还有的病人甚至被家人抛弃。而精神科的护理工作也没社会上想像的那么恐怖。我肯定在这干一辈子了，我的房子都是在医院附近买的，就是为了上班近。
孙亚珂的"牢骚话"
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护士长孙亚珂
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护士长孙亚珂是一名有着14年护龄的老护士。对于如今很多医院都在实行优质护理，护士的职责从打针输液发展到了生活护理等方方面面，护士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却常常得不到应得的收入和应有的尊重的现实，孙亚珂认为，仅仅实行优质护理并不能提高护士的地位，护士应该向专科化方向发展。她常常发的牢骚是，护理与医疗一样本来都是一门专业，在我国却被理解成了医疗的附属品。
记者：跟您谈话感觉您的"牢骚"话挺多，您对护士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看来您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护士长。
孙亚珂：你过奖了。我们常开玩笑说病房可以一天没有医生，但是不能一刻没有护士。高年资的护士比一些医生更有临床经验。我觉得护士最大的作用是把握每位患者的病情，迅速做出判断。比如夜班时，两三个护士要负责五六十个患者，一旦几个人同时出现紧急情况，护士必须马上根据情况评估等级，优先解决最危重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在学校是学不来的，需要在专业实践中学习、积累。
记者：您确实对护士工作理解得挺深刻的。
孙亚珂：在国外护理和医疗是平行的专业，或者说是医学领域中两个不同的专业。但是在国内，护理多被认为是医疗的附属，护士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护士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看不到发展前景。
还有就是由于没有相应的进修机制，没有职业生涯设计，一直以来，护士就是吃青春饭的，过了40岁精力跟不上，就不能在一线工作了，只能去一些辅助科室，丰富的工作经验无法实现价值，都被荒废了。
记者：您有什么好的意见？
孙亚珂：要鼓励护士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专科上，把技术练精，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依附于医生。一直以来，国家对护士进修、搞科研几乎没什么政策支持，以前要想出去学习就要自费，而且还要自己找人替班，现在医院虽然已经有一些出国进修的名额是留给护士的，但还是不够，国家应该给更多的支持。
记者：您一直在呼吁提高护士的待遇，护士待遇确实低，也确实是个大问题。
孙亚珂：护士待遇低导致护士流失率特别高，培养一个护士特别不容易，很多刚培养出来就走了，当年我们有28个同学，现在仍然做护士的就剩下不到8个。现在各个医院的护士都不够。我们这一代还好，早几年买的房，三口人好歹有个一居室，虽然小，但总算有自己的房子，现在很多年轻护士都只能租地下室，以他们的收入，要想有自己的房子，除非父母亲或者亲属帮助，否则根本不可能，而最大的问题是她们根本看不到希望。
记者：您觉得最让护士们难以接受的是什么？是工作太脏太累吗？
孙亚珂：护士工作确实累，但是这就是工作，脏点儿累点儿也没关系，我们最寒心的是别人不理解我们。现在又出现禽流感，四川又地震了，大家又开始加大对医务工作者的宣传和关注了。"非典"的时候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好的防护措施，前几批护士都是好好的去，躺着回来的。护士最接近患者，打针、生活护理都是直接接触的。去抗"非典"一线就相当于上战场一样，但是就在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却受到不公平对待。幼儿园、学校打电话，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有家长跟学校要求，这个孩子家里有人在医院上班，他可能被传染然后再传染给我们&&我的一个亲戚在东北，就因为我在医院工作，他们全家都被监控起来，生怕我们谁从北京跑到那里去。当时我们科的护士就在医院附近住了一个多月，省得给家里人添麻烦。这些事儿想起来就难受。
2013&上半月5&总3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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