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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医院的神秘病人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李炎唐：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他长期担任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近距离接触过大批高层政要。 中国论文网 /5/view-1852669.htm　　 　　邓小平：无非第四次被打倒 　　 　　严格保密，“神秘病人”住进领导专区未曾开放的楼层 　　 　　我有幸结识邓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日子。 　　记得那天下班回家较晚，刚吃完饭，就听到走道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医院南楼。按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301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我们同时还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 　　我气喘吁吁地赶往南楼，发现周围布置了警戒。一跨进大门，就见蒲荣钦副院长也在，他当时是负责南楼保健的，还有刘轩亭院长、白崇友政委。仔细打量他们，个个表情都很严肃，我心中明白，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能问。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车门打开，我见到一个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见，而最近又不见踪影的熟悉身影――邓小平。首长穿着我们后来常见到的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精神依然矍铄，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在他的举止之间。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和邓小平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特别注意。 　　记得1975年夏天，毛主席身边一个护士经常来找我看病。她知道我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就不避我。她无意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李主任，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 　　这句话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可到了1975年11月底，又开始了批邓。我问那个护士：“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 　　“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我也纳闷，反正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了。”她搞不清楚，我们更糊涂，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也稀里糊涂的。 　　“四人帮”打倒后，邓小平又在哪里呢？我最后一次“见”小平同志，是在周总理追悼会的电视转播上，他念悼词。有的传说他在秦城监狱，有的说他下放在外地，谁也说不明白。真没想到，一位伟大的人物现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估计那天见到邓小平本人，不仅我吃惊，其他同志也很吃惊。 　　南楼是新盖的6层大楼，唐山地震后，先没有开放，后来就只开了下面3层。当时据军委和院首长的指示，为了加强保密，也为了安全，邓小平被安排住在5楼，整个一层都作为首长的病房（实际只用了5间）。 　　在那不寻常的岁月中，对小平同志的治疗就这样开始了…… 　　 　　“四人帮”倒台，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让我们高呼万万岁！华国锋和汪东兴亲自批准手术报告 　　 　　我知道，首长到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从他脸上的一丝凝重，我已感受到他不大舒服。责任所在，我也“当仁不让”地开始问诊：“首长，哪里不舒服？” 　　首长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川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他很镇静，尾音有点儿拖，显得还轻松。但是我知道，排尿困难是很痛苦的，想不到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还一样自如。 　　邓小平的话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补充着首长何时感到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只说了症状，也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置。 　　听大家说完，我又摸了摸首长的腹部，大体上有了把握：可能是前列腺肥大引起的尿潴留。这个判断得到院领导和许殿乙主任的赞同。于是，我跟首长说：“先给你插根导管放尿，有点儿痛。” 　　“没事！”他很干脆地说。 　　为了减轻痛苦，我给尿道里面灌了麻药，分两次排除积尿。见到他眉间的痛楚逐渐释然，我心里也轻松多了。 　　一夜安稳休息后，首长脸上再没有了凝重的神色。“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进入病房的我和被请来参加会诊的吴阶平院长（曾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说什么，他就先发话了。吴院长和我都表示，等检查了再说。 　　做完全身检查，吴院长和我最后检查前列腺。检查前，吴院长提醒首长会不太舒服。 　　“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 　　首长的忍耐性非常好，我们的触摸他肯定不舒服，但他很配合。 　　检查结束后，大家在一起碰头，都倾向于做手术，一次性清除。我们先把情况通报给家属，家属很开通：“把情况告诉首长本人，没问题。” 　　为了减轻首长的精神负担，我先通报了病情，然后介绍这是一种男性老年常见病，50岁以上男性中，30%的人患有此病，多数人手术治疗…… 　　首长听了点点头，他似乎很了解：“我早就说要做手术，没问题，做！免得以后麻烦。” 　　关于在哪里做手术，我们动了一番脑筋。到外科楼手术室，路途长，不安全也不保密，最后决定在新建的南楼手术室做。新楼手术室从来没用过，需要消毒；灯光、器械需要配齐，什么都要准备双份，以防万一；各种设备都进行了试用，力求万无一失。 　　首长病情对外绝对保密，南楼其他人连连追问我：“你收了个什么神秘人物？”给小平同志做手术，院里只有几个领导和参与手术的人知道，两年后，我们科室的人从别的医院听到这一消息，还一直问我是不是真的。 　　手术报告刚打上去，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就知道了，很快有人来看望。一次，一位军委领导跟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过细呀，出了问题，九亿人民饶不了你。” 　　“一定照您的指示办！一定仔细，主要是按科学办事，给首长多缝一针，就要狭窄，少缝一针，就要漏尿。” 　　“对！这就很对。”那位首长听了之后才满意地离去。 　　在等待上级批准的日子里，首长一直在病房休息、看书，我因此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听他的家人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之后，他被通知“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带车”，从被软禁的家中神秘地接走。后来才知道是汪东兴怕邓家受冲击，叫警卫局在东交民巷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在东交民巷17号，邓小平夫妇自己洗衣、做饭，在平静之中承受着由“四人帮”导演的、全国上下热气腾腾的“批邓”。无奈的日子里，邓小平一面靠出门时孩子塞在他口袋里的一副扑克度日，一面关注着动乱的时局。 　　在苦难的岁月里，邓小平在地震棚里得知“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如同林彪事件后一样，他再次给中央写信展露自己的心迹。在信的最后，他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让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的离奇让这位伟人发出心里的呐喊，但历史的渐进却让这位老人仍然磨难重重。 　　中央的批示很快下来了。邓小平的手术，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亲自批准的，批准时间是日。 　　 　　邓小平替医生宽心：天下没有绝对的事，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不全麻也不睡觉，手术中邓小平和医生有问有答 　　 　　现在回想起来，对小平同志的到来，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兴奋。不安的是，老人家患病的痛楚，他这么大年纪，受了那么多的磨难，这次患病无疑是雪上加霜；兴奋的是，在经历劫难之后见到他本人，期望能通过我们的治疗使他康复，并能很快返回政坛。 　　我们在准备，小平同志的家人也参与了准备。手术前要理发洗澡，当时政治环境下不便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秘书（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卓琳）推荐女婿贺平、就是邓榕的老公来理发。他是我们总后卫生部老领导贺彪的儿子，插队的时候学会了理发，连理发工具都是自带的。 　　手术前一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例行查房。那是晚上八点左右，首长跟夫人坐在沙发椅上，邓楠坐在靠近办公桌的椅子上。见我去了，首长跟卓秘书都让我坐下。 　　“你就坐在我旁边。”首长说，“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干什么？” 　　卓秘书也问我：“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首长接过话茬：“你不懂，不要问。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不要有顾虑。”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面真是特别感动。我从1956年当医生，以前还没人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说首长非常懂心理学。他明白，他这样的高级领导，谁都不敢马虎，所以他让你精神思想上放松。于是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家睡一觉，在病房总是睡不太安稳。这也是我在首长来了两个星期之后，第一次回家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天气特好，我们请首长进手术室。护士推来了接病人的车，到了手术室，首长自己从车上挪到手术台上。为了避免污染空气，家属都退到外面的休息室等候。手术室外还有一支有力的后勤队伍，保证绝不突然停电和缺氧。他们不知为谁做手术，只管保证完成好任务。 　　因为首长坚持不要全麻，我们就采用硬膜外麻醉，就是手术那一段麻醉，一旦需要，可再给药。 　　麻醉之后，药已见效，但他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一句话让手术室里连空气都似乎变得轻松了。 　　首长不愿全麻，也不愿意睡觉，手术进行到一半时，麻醉师问他要不要用点药睡觉，他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 　　一句没事，让大家肃然起敬。作为医生都知道，只要手术，患者都不会好受，许多重要人物在手术时都要使医生紧张一阵。但我感到唯物主义者的意志的确不一样。据说，毛主席手术时听着“满江红”的音乐，周总理手术中还谈着工作，刘帅眼部手术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而现在首长也是连吭都没吭一声。 　　等到缝针快关腹腔时，首长突然问了一句话：“现在缝哪呢？” 　　我马上说：“缝膀胱了。” 　　“哦，还有3层。” 　　奇怪，他怎么知道，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事后我好奇地问，首长说：“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首长不学医，但很细致，记忆力特别强，也表明他对周总理是多么关心！ 　　几乎就在他问我答之间，手术顺利地做完了。手术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取出来的东西有小苹果那么大，首长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 　　 　　术后第三天，插着管子的邓小平非要自己起床。邓榕“放羊”，邓小平术后十天就能走千米 　　 　　手术后，首长只能或坐或躺，估计很不好受。可他一针止痛针、一片止痛片都没用，翻身活动自如，又是一个奇迹。 　　我想让首长早日康复，开始让他吃半流质食物，喝牛奶，首长进食很好，恢复非常快。手术后两天，就听说首长想吃肉，还要肥一点儿的。卓秘书怕他血脂、血压高，不表态。后来还是我们说，反正就这么几天，偶尔吃一点没关系，“开斋”两周吧。结果，他见了红烧肉就说香，吃得很高兴…… 　　手术前，我们交代过首长不能抽烟。我还问：“别人说戒烟要吃点糖，要不控制不住呀？” 　　“不用，那是自己糊弄自己，戒烟还吃什么糖？主要还是不想戒。”首长说不抽就不抽，从手术前几天到出院，一根烟也没抽。这是毅力。 　　手术后第三天，护士突然叫我：“主任，首长要起床！” 　　才三天怎么能起来呢？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 　　当时他的身上还有两根导管，一根引流，一根导尿。原想给首长拔了再下床，但他坚持要下床。我们只得去扶他，他说：“不用你们扶，我自己会。”只见他挪动身子，转动体位，先将两腿搭在床边，身子躺在床上，待小腿放下床后，自己“嗬”一下就坐起在床边。这时护士去扶他，他还是坚持自己来，结果真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真是创造奇迹，我们为他鼓掌！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一走，躺一躺，再坐一坐。第四天，他就试着到走廊里走几趟――他挂着引流瓶，护士提着跟他一起走。后来邓榕天天来，她提着引流瓶跟着首长散步，笑着说：“我们这是放羊！” 　　平常晚上7点我们给首长加餐，喝酸奶。可有一阵我们发现首长不动，说要省给小不点吃。当时，可能是邓林生了个孩子叫萌萌，那个小不点是早产。 　　我感到很惊诧：“首长不用省啊！我们再给弄一份。” 　　“不要，我不用吃，以后我让小不点来，一人包一瓶酸奶比赛。”首长态度很坚决，卓秘书也说不用，我们只好作罢。 　　手术后起初一切正常，中间也出现了一次意外插曲。那是手术后第三天，首长告诉我们说他浑身起红疹子，越来越多。 　　我们马上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这位教授是个老实人，那天来了，但表情特不自然。1975年冬《人民日报》有一篇署他名字揭发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他红着脸，低着头。 　　还没等他说话，首长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这事。” 　　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会诊结束后，他一个劲儿给首长说感谢。当时，他大概把包袱丢掉了，恢复了清白。后来了解，他的确是清白的，是别人利用他的名字来反对邓小平。所以说小平同志对人判断分析非常正确，而且不把历史旧账当一回事。后来我记得他还作过指示：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有什么问题，都不要把医生牵涉进去――否则就没人敢给我们看病了。 　　张教授和大家初步确诊为药物疹，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首长从第四天起什么抗生素消炎药都不用，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出现炎症和感染！ 　　首长恢复几天以后，邓榕带着他活动。我们这个走廊长，走一个来回，估计有100米。后来逐步增加，等到第10天的时候，他一次就走10个来回。他自己努力地恢复着健康。 　　 　　邓小平独自带着刀口去开会，大家犯嘀咕。第三次复出，邓小平说：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平时首长很少说话，许多部下说他很厉害，很严肃。开始，我们医护人员也都不敢主动说话。慢慢地，我看首长就是不爱说话，但是非常慈祥。他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同大家很随和。所以大家渐渐成了他房里的常客。 　　首长一天到晚看书，而且看得很快。一次他看完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材料，我问了一句：“江青那些事，是不是那么回事，包括七五年大寨的事？” 　　他有问必答：“基本上都是事实。” 　　平时，偶尔我也跟首长聊天。有一次我问：“首长，在江西的时候谁做饭呀？” 　　“我做饭，卓秘书不做，她不会，她就是买菜、洗菜。” 　　我追问他怎么会做饭，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 　　我和护士接着多聊了几句：“以后再不能搞‘大锅饭’。‘大锅饭’，干不干，一斤半，助长了懒人，打击了好人，这样影响大家积极性呢！” 　　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对！” 　　我还问过首长，遵义会议他是否参加过。他谦虚地说：“我不够资格，是毛主席让列席，我才参加了。”他回忆了当时与毛主席的交往，主席那时对他很重视，他一直对主席充满感情。 　　我们聊天都是断断续续，后来许多首长经常来看他。记得最先来的是余秋里。余秋里那天进门时直嚷嚷：“谁说不能探望，我偏来怎么样？！”首长很高兴，他们好像讲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们就回避了。 　　中间邓榕他们来了，一本正经地讲了一件事：“江青他们被抓了后，大家都高兴鼓掌，就一个领导同志不鼓掌。”邓小平和余秋里都很重视，马上问是谁。邓榕乐了，指着余秋里说：“就是您呀！”邓小平和余秋里也乐了。余秋里反应很快，举着独臂说：“我没鼓掌，但我一只手敲了桌呀！” 　　徐向前、聂荣臻元帅陆续来看了首长。叶帅没来，他的女儿叶向真来了，显然是代为转达问候。其他还有不少人来看首长。这一方面说明政治气候越来越好，也引发出一个问题：有些人过去反对过首长，现在见风向转了，又跑来“借东风”。这就有一个首长想见不想见的问题。
　　根据上级要求，凡来看首长的人必须先从外面打电话进来，我们跟首长请示，首长同意开门才放行。谁都是这样，这是规矩。 　　据我所知，也有个别人，跟在别的首长屁股后面硬挤进来。这事我给首长讲过，首长说：“要来就来么！”他的胸怀就是这样宽阔！ 　　看到首长的环境在逐渐变化，我们都特别高兴。但我们政治学习时又不时传来上层斗争的信息，听说中央政治局里有几个人总是坚持说“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我院有位中层领导一天遇到我说：“听说邓小平的手术是你做的，可得小心呀！” 　　直到首长带着刀口去参加了一次会议，我们才感受到盼望的日子快来临了。 　　那是手术后不久，我们接到通知让首长去开会。因为手术后还不到三个礼拜，我怕万一出什么问题不好交代，就请示是不是派个护士跟着去，但上面的答复是谁都不准跟，只让首长一个人去。 　　我们不禁犯嘀咕了。 　　首长是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走的，十点多才回来。他很高兴，一进屋就跟卓琳说话。我跟其他人说：“首长高兴，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今天说这也许是事后诸葛亮，但这在当时确实是大势所趋。“两个凡是”已经不得人心，人心思稳，人心思进，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已经是历史潮流，无法阻挡。 　　我们估计事情差不多了，就跟首长开玩笑：“首长以后出来，怎么领导我们干呀？” 　　首长只简单地说了几个字：“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我听了这话，心头一阵涌动，同时也感到首长对我政治上十分信得过，这句话在当时讲出去可是不得了。所以此事我一直在心里埋了20年，直到在首长病故后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才讲了出来。 　　首长手术后不久，就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我陪首长看电视，首长表情一直很严肃，心情很难过。回来后他对我说：“我跟总理在一起，有始有终。始：我跟他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住上铺，他住下铺；终：我给他念完悼词。” 　　首长在医院里遇上1977年春节。那阵子，孩子们都来了，电炉子搬来，老少三代，一家人好不热闹。那时外面已经传首长马上要出来工作了，这大概是首长同家人过得比较开心的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我们去拜年，说话已不用含蓄了，我的祝福话就是祝他早日出来工作！ 　　首长出院以后，我不是经常去，因为他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需要时就通知我。同首长越来越熟悉，我就越发想给他提点建议。那是他退居二线后，老是不出来，外面传什么的都有。我经常出国和参加各种会议，人们猜测很多，我又不能说。所以，我向卓秘书和他的几个孩子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在其他同志的建议下，他出来了一次。 　　这之后，他再不出来了，并说：“就当我死了，看这个世界能乱成什么样！” 　　我听了这话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伟大的气魄，怕的是他提到那可怕的字眼。 　　日，首长因呼吸功能衰竭逝世。20日清晨7点，301南楼大厅，我们向他告别，深深鞠了三个躬。改革开放，当时多难呀，有人骂他是“修正主义”，什么话都有，他老人家还是那句话：准备第四次被打倒！如今，历史被实践检验了，中国被世界承认了，而他却走了…… 　　 　　叶剑英：创造医疗史上的奇迹 　　 　　周总理病情恶化，曾痛得在沙发上翻滚。叶帅直接抓治疗，确定中西医结合的方向 　　 　　许多知情者深情地回忆过叶帅负责和关心周总理癌症治疗的情况。特别是总理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后，叶帅更是日夜操劳。但据我所知，叶帅为周总理治疗工作呕心沥血的往事，比这还要丰富…… 　　大约就在总理发现血尿、诊断出患膀胱癌期间，301医院负责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和管医疗的王雁冰副院长找到我们泌尿外科，下达了一项秘密任务：抓紧研究治疗膀胱癌的有效药物。 　　领导没讲是谁的指示，也没说要针对谁的病情来研究，只说要抓紧。像这样的特殊任务，我们知道是保密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晚年曾患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就担负了寻找有效药物研制的工作，那时任务是总理直接抓的。 　　膀胱部位在人体中极为特殊，特别是中药给药，更要考虑效果。我们选择的方法是局部灌注，这就得涉及患者的情况。我们向上面反映，一定要有患者治疗组的人员来指导和共同观察。 　　那天，患者的医疗小组派人来了。一见面，我也就清楚了患者的身份。来的是吴阶平教授，他长期负责总理的保健工作。虽然过去一有大的会诊都请他参加，但这一阵，他主要负责总理的救治。 　　事后我才完全弄清楚。总理很早就发现膀胱有问题，但为了收拾“文革”的混乱局面，一直工作不止。1974年初，因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沉重的心理压力，他病情恶化，尿血不止，长时间尿血形成的凝血块堵塞尿道口，排尿异常痛苦，甚至在沙发上翻滚。经毛主席安排，他才放下工作，住进靠中南海比较近的解放军305医院。 　　总理住院期间，叶帅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亲自抓医院的管理，伙食标准也直接过问。他审定了由京、津、沪三地内科、泌尿外科、麻醉科专家和中医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负责这个医疗小组的组长吴阶平几乎是面对面领导。 　　叶帅一手抓305医疗小组，一手抓我们这个研究小组。他亲自给医院领导布置任务，亲自确定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亲自过问研究进度。 　　一天晚上，小组突然接到通知，向上级汇报研究情况。我们坐车来到西山脚下，就见一溜高墙，并有哨兵值勤，知道到了军事科学院。车子拐了两个弯，在一栋首长楼前停下来，后来我才知道是军科院二号楼。 　　工作人员把我们召集到一个会议室坐下，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来了啊，我们一块谈谈。” 　　听声音很亲切，我们站起来一瞧，是叶剑英元帅。他满面红光，穿着军便服，斑白的头发使他更显风度。过去我们在新闻纪录片和会议上见过叶帅，但这样近距离接触还是第一次。他让我们坐下，微笑着说：“你们都是专家，主要听你们说！” 　　我记得许主任讲中医治疗时，叶帅非常感兴趣。谈起许多中药，包括一些名称，他都很熟悉。我曾翻阅一本国内出版的《中药简史》，发现序言就是叶帅作的。他经常医书不离手，常说：我若学了医，一定是个好中医。我后来更了解到，叶帅的女儿得了鼻窦炎，他还专门开出一种叫“鹅不食草”的偏方。 　　我们明白一个军医的责任。上级交代的任务，就如同一场战斗，肿瘤就是敌人，我们得调动全部智慧。加之又是为总理治疗用的，我们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很快就有了结果，膀胱镜的检查证实了结果的有效。大家当时非常高兴。可从总理医疗组传来的消息却让我们伤心不已：总理癌症发展很快，可能已无法使用这一新方法。 　　我们总希望能研究出总理能用的新药。追着总理的癌变，我们夜以继日地不断改进疗法。但不管我们如何加紧努力，最终还是没赶上。日，总理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总理去世了，研究小组工作也告结束。但我因此也有了在叶帅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美好回忆！ 　　 　　中央连发三个病情通报，已预留人民大会堂办后事，叶帅却迎来九十大寿 　　 　　人生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叶帅最先出现健康问题，是在1982年。听说叶帅身体很不适，全军组织了一个很权威的专家组，全面诊断，最后弄清他患了“帕金森氏病”。 　　听到他病危的消息，我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有一天，休斯敦领事馆的一个同志突然问我：“国内领导同志的健康情况，你知道不知道？”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大家都要守纪律，我也不便多问。但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问我，我的心里顿时不踏实起来。 　　我知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做过前列腺手术，是我做的，目前身体都不错。陈云同志很注意养生，身体虽然消瘦一点，但脏器也没什么问题。我马上想到了叶副主席，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果然，1984年8月底就听说领事馆接到国内通告，告知叶帅身体状况不佳，中央下了病危通知，为便于在世界各地的派出机构准备举行悼念活动，国内还发来了照片。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国内又传来叶帅健康问题稳定的消息。 　　1985年一回国，我就打听叶帅的身体状况：叶帅最初发病是走路步幅越来越小，而且不稳。经诊断结论，他患“帕金森氏病”程度不重。到了1982年，情况就开始时好时坏。1984年，叶帅肺炎复发，病情加重，7月切开气管手术治疗。紧接着，中央就发了三个病情通报，并安排人民大会堂停止一切活动，以便在叶帅百年后使用。我在国外听到叶帅病危就是这个时候。后来不久，经过医生的抢救和叶帅自身的努力，他的病情又奇迹般地缓解了。为此，胡耀邦称医护人员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为医护人员庆功。 　　到1985年7月之前，叶帅的病情确实出现了奇迹，以至后来撤掉了呼吸机。但人难逃自然规律，而且长期用药人体承受能力也有限度。 　　也许我同叶帅有缘，当叶帅再一次健康状况不好时，我接到了会诊的通知。我马上赶到西山，依然是那栋房子，此时已集中了军地不少专家和医护人员。房子里设备放了不少，完全像个医院。电影厅已改为会诊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墙上挂着图表，记录每天体温、血象、血生化、尿常规等各项生命指标…… 　　叶帅病情已经很严重。B超检查发现仍有残存尿，并证实底部有一层沉凝物。有人说这是尿碱沉凝物，我的意见与他们相左：“白色沉凝物可能是脓，是不是做个膀胱穿刺造瘘，彻底冲洗一下，以防止感染。” 　　“穿刺造瘘？”大家十分惊讶。这是一个创伤性操作，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但面对这样一位高龄病重的领导，肯定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作出决定，就怕一个小小的刺激引发大问题。最后形成三条决议：观察两天，征求家属意见，向中央报告。 　　但当时也没什么其他办法，所以吴阶平院长很支持我的建议，叶帅的女婿邹家华也同意，专家们的意见慢慢统一。很快方案报中央，经胡耀邦批准，马上组织实施。 　　这次处理之后，叶帅的情况相对稳定，转眼迎来了他90岁的寿辰。影厅的会议桌全撤走，布置得喜气洋洋，墙上一个大寿字，除了叶帅家人，来宾还有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下午五点，从北京为数不多的外资企业――建国门饭店，来了四辆车，两辆全封闭式的餐车带来了约100人用的自助餐。生日快乐歌轻轻响起，一个大圆桌上放了一个特大九十根蜡烛的九层大蛋糕，上面有个寿字。据叶帅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叶帅老乡马万祺先生筹办的。 　　这次生日祝寿会是叶帅的最后一次…… 　　 　　强光险些烧瞎眼睛，叶向真不当回事。一听说浮夸，邹家华从床上坐起，生气地说：“就是这帮人把我们的国家搞坏了” 　　 　　我同叶帅的子女保持着多年的友谊，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叶帅的教育和家风。 　　记得1976年，院里突然分来一个女实习生，瘦高个子，一看就是广东人。这个实习生向我报告，自称叫“叶向真”，曾在协和医院实习。我一听就问：“那你不是叶帅的女儿么？”她说是的。是叶帅女儿我们也不另眼看待，在这实习的干部子女很多。 　　很快，我就发现她素质很好，工作负责，能严格遵守纪律。1977年10月，我进行一例肾移植手术，那天给她分配的工作是架线，负责各种仪器的安装。不料由于短路，线头燃起一个大火球，产生的强光差点烧着她的眼睛。但她根本没当回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叶帅教导有方。 　　叶帅大女儿叶楚梅，是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夫人，有啥说啥，让人感到直爽而谦和。她几十年穿一身灰布衣服，一双平底鞋，很朴素。邹家华也不像个高级干部，总是一身灰或黑衣服，没什么官架子。每次看个病，问个什么问题，也从不用秘书，都是自己打电话直接找我。 　　同他们夫妻交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正直、朴实和谦逊。记得一次邹家华来检查身体，因为比较熟悉，我就反映现在下面工作不踏实，浮夸问题引起民愤很大，他一听就在床上坐起来，大声说道：“他妈的，就是这帮人把我们国家搞坏了，坏了我们的党风！”叶楚梅在旁边说：“他就听不得这些事，一听就生气。” 　　还有一次，叶楚梅请我给她看病，约好星期天在办公室见面。时间没到，邹家华提前来了，后面就跟了个工作人员，警卫都没要。夫妇俩穿着一身灰布衣服、布鞋，头发也未整理。看完病，我送他们上车。出病房楼门口，只见他们往街上走。我看不对，便问：“车停哪里？”他说：“停在大门外。门卫不让进，到医疗楼门卫也不让进，幸好遇到放射科一位医生认识，把我带进来了。” 　　叶帅几个孩子，都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这就是我越发敬佩叶帅的缘故。 　　叶帅在病床上与疾病作斗争一直到日凌晨。当时，正值中央召开红军长征50周年纪念大会，胡耀邦在会上宣布了噩耗，许多人当场都流下了眼泪。 　　 　　黄克诚：三天三夜没睡觉 　　 　　邓小平表态，被押着看病的黄克诚才有了床位。“硬骨头”表情不多，也从不埋怨什么 　　 　　“黄克诚”这三个字，我上中学时就听说过。当时，他是湖南省委书记。后来，我到哈尔滨上医科大学，从报上知道黄克诚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据说301医院就是他任总后勤部部长时筹建的，许多人说起来，都对他很有感情。 　　然而，我刚到301医院不久，他的情况就有些不妙。那是庐山会议不久，就听说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和张闻天等人出了事，军队开始批判“彭、黄路线”，为此，总后有不少人受到牵连。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我同黄克诚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在门诊值班。两个战士押来一个人，介绍信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开的。病人用的化名，穿着一套灰色衣服，头发也没梳理，瘦削的面孔，咳嗽很厉害。医院里年龄大的人认出了他，在耳边轻轻告诉我他是黄克诚。 　　老人见我打量他，一直很平静，等着看病。我马上诊断，结果为肺炎、前列腺增生急性尿潴留。我马上打电话问病房，但回答没有床。 　　黄老一听说没床，就说了一句话：“我得住院看了，住哪里都行。” 　　我开了个急诊单，让他们去病房看能不能加床，两个战士没说话，拿着住院单便把他带走了。黄老起身走的时候还是没表情。前不久从《黄克诚自述》中得知，当时他还真没能住院，家属写信向已出来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反映，邓小平批示后，黄老才得以住院治疗。 　　我第二次再见黄老，是“四人帮”刚打倒不久，我接到通知参加会诊。那一次，他住在南楼高干病房，好像是住的一间军级干部的房子，估计刚“解放”出来，否则待遇会更好些。首长永远穿一身灰色衣服，头发还是那样稀疏。当时，他牙齿也没几颗了，一口的湖南话，但精神略好些。 　　我问：“首长，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啊？” 　　他若有所思：“早了！很厉害的一次是1967年吧，尿不出，插了根管子才尿出来的。” 　　我脑子里转了转，1967年正值“文革”盛行时期，当时“彭、黄”案件在中央已立案审查，估计正是批斗、折磨最厉害的时候，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问完诊，我接着检查患部。我检查时，他不吭声，也没有表情，不舒服也没什么反应。 　　检查完，我发现首长的前列腺肿大比较厉害，要手术解决。大家的表情有些严肃，黄老已70岁，身体很虚弱，怕引起什么意外。于是，我们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做吧！”他大概是考虑到做有危险，但不做更难受。他夫人很干脆签了字：“有危险也得做，我们相信医院。” 　　手术比较顺利，四天后首长坐起来了，原来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出现。 　　这期间，我有时跟首长随便聊聊，但从不问庐山会议以后的事，避免让他回忆起那段不愉快的岁月。不过，他从未说过一句埋怨的话。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了，当时至少有三点：他话不多，一看很有性格，很有个性，内心很刚强；他身体不好，受了很大的折磨，但没什么哀怨，胸怀很坦荡；生活很简朴，吃饭穿衣很简单，对医生和工作人员没什么要求，很和蔼，是那种很纯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形象。
　　那时“文革”即将结束，很多受迫害的军队老同志在医院检查治疗，有许多人提到黄克诚。有些老同志说他是个硬骨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其间与组织失去关系，硬是在上海大街上整天去碰熟人，终于回到革命队伍中。战争年代，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他几次被降职，也从来没有抱怨什么。 　　说起黄克诚的身体，老同志都有印象，战争年代他就咳个不停。据说他与夫人唐棣华结婚时，陈赓大将开玩笑说他最多活不过3年，不料他活到七十高龄，身体还不错。当许多人知道他“文革”前后被关押近20年，到现在还活着时，都称赞他生命力顽强。 　　 　　对毛泽东评价“三七开”，黄克诚说：毛主席有错误，但他曾经是伟大的 　　 　　“四人帮”打倒后，黄克诚来301医院检查和治疗就多了。 　　他还是平静如水的样子，穿的还是那套灰布衣服，一双布鞋，头发稍稍梳理过，视力很差。 　　他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谈起当时拨乱反正，给老干部平反昭雪时，他就有了话。我也趁他开口时，问他一些干部的事情。这时我才发现他真是一个活档案，哪个老干部什么时候参军的，包括在什么时期当班长、排长、连长、团长，以后什么时候当师长，他都准确无误地讲得非常详细。无疑，这位看似沉默的老人记忆力惊人。 　　黄老担任军委顾问不久，就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二书记。当时，中纪委书记是陈云，而陈云同志年岁已高，他这个书记就是常务书记。黄老一出来，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审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参与制定了党的若干准则和“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 　　在他呕心沥血地拼命工作时，我有幸亲自看到他对毛主席一生评价的思考过程。 　　那是1977年，他在301医院住院不久，我突然发现他休息很不好。问哪儿不舒服，他说中央找他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要他去讲一讲。 　　那时，他已经是严重白内障，眼睛视力很不好了，不能写，只能在心里思考。他告诉我：“我琢磨了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讲什么？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怎样评价毛主席。” 　　那天他也没给我讲什么内容，后来他开会回来也没讲。直到我们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时，我才知道黄老靠他惊人的记忆和对党的历史的熟悉，作了精彩的报告，内容就是对毛主席“三七开”。 　　当时，我听一些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老首长讲：“黄克诚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对毛主席的评价‘三分过错，七分功劳’，使大家感动。只有他讲才令人服仰，因为他挨整最多，受苦最长，却从不提个人恩怨。” 　　是的，“四人帮”被打倒，一些干部群众逐步得到平反，特别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如何评价毛主席是第一个大问题。 　　我于是对黄老讲：“首长，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首长都说您讲得好，令人敬仰，实事求是，挨整的和没挨整的人都没话说。” 　　黄老讲：“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毛主席的评价关系到全党全国全民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我才想了三天三夜。毛主席有错误，但他曾经是伟大的！”说完又沉默了，面部也没有表情。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开口，就蕴藏一种力量，而一开口，就能让人感到一种震撼！ 　　 　　黄克诚靠“听”关注世界。不浪费国家的钱，拒绝去南方疗养，拒绝抢救 　　 　　黄老的晚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特别是眼睛看不见，每天只有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每一次护士劝他休息，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 　　在医院，大家都称他是个好老头儿。他从不提什么要求，而且对人也宽厚。他换了新警卫参谋，由于他讲的湖南话难懂，一次要小便壶、一次让调空调温度，警卫参谋都没听清，事后很自责，而黄老说：“怪我，我说不好普通话！” 　　黄老早年患有气管炎，每到冬季就发作，一咳就是几十分钟。1985年，黄老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大家都劝他出去走一走。我们也考虑南方空气好，有利康复，但他谢绝了：“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而我做不了工作，白白浪费国家的钱。还是不出去好！” 　　因此，从出来工作到去世，他就这样一直在京度过。 　　黄老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家人。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录音机很少，但是我们要学英语，听说广州有很好的便宜货，便想买一部。刚好黄老的儿子来了，我提起这事，他说：“那里都是走私货，我爸爸这个身份，我怎能干这个事呢？” 　　病重期间，黄老躺在南楼五病室东头套间的病床，房间里放满了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每班两位特护，一位特医，大家24小时三班轮流倒。看到我们动用那么多的设备，用了不少高级药品，还有这么多人日夜忙碌，他夫人真诚地给我们说：“你们也不要花那么多钱了，他是党的干部，现在对党、国家和人民没什么贡献了，不要花国家那么多钱。”她说黄老就是这样的人，还是随他的愿望好！ 　　日11时，一生光明磊落的黄克诚大将走完了他八十多载的辉煌人生旅程。 　　 　　王震：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王震“泡病号”，四处联络干臣起大事。不管高兴还是骂人，总爱带个“他妈的” 　　 　　在我接触的政要患者中，曾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极有个性。他见我时，经常有一句话：“我又喜欢你，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又害怕你，你来了就要给我做膀胱检查！”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想也是真心话。首长也是人，病痛和治疗肯定不好受！但这话别人不大说，他却能直言相告，反映了他的坦诚、直率和磊落，也是我们忘年之谊的默契。 　　我对王震将军初有印象，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 　　王震是1955年授的上将，“文革”中江青一伙有意贬他，住院只让他享受兵团级待遇，让他住在南楼一层的一个单间里。当时，林彪已出事，而“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一天到晚开口一个“他妈的”，闭口一个“四人帮”，让医生护士很紧张。我们劝将军小声点儿，他反而扯着嗓子说道：“怕什么？无非是掉脑袋嘛！”那时，受“杨、余、傅事件”迫害回京的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人也住在301医院。他们碰到一起，总要开口大骂“四人帮”。 　　大概是为了便于斗争，王震在301“泡”上了病号。他利用住院作掩护，先后联络陈云、邓小平、邓颖超等到叶帅住处共商大事，并通报各种情况，观察社会动向，是粉碎“四人帮”的起事者之一。 　　后来，我听不少同志讲，粉碎“四人帮”前，王震就在上下张罗，动员军队老将们稳住部队。叶剑英元帅回忆，王震是那场斗争的“联络人”。 　　另外，据我所知，他在住院期间，还几次跑到中央警卫团，利用他与汪东兴在延安时期的旧谊，给指战员们作“战前动员”。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把消息通报给受迫害的老同志。 　　 　　打仗死都不怕，就怕膀胱镜检查。听说与周总理“同病”，他马上表态不能白占位置 　　 　　我直接参与王震将军的诊断与治疗工作，是在他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1981年他在查体时，突然发现尿里有5-10个无痛性红血球，这就要警惕最常见的膀胱肿瘤了。 　　膀胱镜检查需要打麻药，是微创性检查，检查后有些不舒服。考虑到王老的身体状况不佳，吴阶平院长主张先观察观察。首长对这些考虑并不清楚，可能以为看好了就出院了。但是没过半个月，将军的保健医生张湘英就来电话，说首长的红细胞高达15-20个。我说要马上请首长住院。 　　当时，王老七十多岁了，身体虚弱。主要是支气管炎，折磨得他身体瘦弱，常咳嗽。搞医的人都清楚，对身体弱的气管患者施行手术，术中麻醉怕引起呼吸和心功能意外，术后怕出血和引起肺部感染。即使一个膀胱镜检查，也应当成大事。为此，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给王震夫人（我们称她“王校长”）也通报了情况。王校长只说了一句“听你们医生的”，立刻签了字。
　　检查的当天，在手术室打好硬膜外麻醉后，首长被送进膀胱镜检查室。检查前，我向首长报告：“麻醉效果很好，不用怕！” 　　首长说：“打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一切停当，我轻轻地将膀胱镜插入膀胱，心里马上一紧，尽量用平静的声音告诉大家，情况不妙：“是膀胱肿瘤！”吴院长、许主任上前来观察了一阵，一致同意我立即切除。 　　处理完了，我们商量暂时不将情况告诉首长，先向组织汇报，以便有个缓冲。 　　术后第十天，就要开始向膀胱内灌入抗癌药物。随着治疗，首长气色渐好，大家都很高兴。 　　可1983年第三次复诊时，却发现膀胱别的部位又有两个小瘤子。考虑到膀胱癌易再发的特点，为了让首长积极配合，我们决定告诉他实情。 　　那天，我记得是我和吴院长向他报告病情。一听膀胱癌，他就显得慎重，沉思一阵后说：“我有膀胱癌，也活不长了。我要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你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王老从来就心直口快，为人耿直，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一代干臣的忠心可见。 　　我们都耐心地安慰他，可他很坚决：“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知道总理当年得的就是膀胱癌，看来我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远了。我必须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见他很认真，我和吴院长给他讲：“您的癌症与总理的不是一回事。总理膀胱癌后来转为鳞癌，恶性度很高，治疗难度大。而你这是肿瘤，乳头状癌，恶性度不大，定期检查用药就行了！” 　　王老这个人相信科学，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好！听你们的，你们治了再看吧。” 　　在治疗的日子里，王老每过一段时间就来复查一次。以后连续三年复查膀胱很正常，肿瘤都没有了，这才告一段落。 　　 　　王震住进游泳池，天伦之乐多过毛泽东。他不愿割脑瘤，邓小平最后拍板 　　 　　后来，首长前列腺出现了个绿豆大小的结节，质地比较硬，我们又开始担心是否前列腺癌。按常规应做穿刺活检。但当时穿刺的工具不精，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发烧和尿道出血，这对一位近80岁的老人来讲风险较大。我提议直接进行内分泌治疗。过了一阵子，结节基本上消了，临床可以诊断为前列腺癌，得继续用药，每4至6个月复查一次。 　　有一阵，我们主要是到首长家去。他家先是在西单附近一个胡同里。印象中，书房、卧房里面都是书，书桌和墙上还有他跟叶帅、廖承志的合影照片。书房里放置着常用健身器材，说明他注意锻炼身体，很配合治疗。 　　记得有一阵王老家里修房子，张湘英通知我们到中南海游泳池去，就是毛主席曾住过的那个游泳池。我经常到中南海，但游泳池还是第一次去。这个游泳池与武汉东湖宾馆毛主席住处的池子差不多大，宽约25米，长约50米。另一面有一排房子就是毛主席的书房、卧室、客厅，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见的是书房。院子虽然很大，陈设却很简朴。 　　等待首长起床时，一位警卫给我们介绍毛主席晚年在此处的起居。当我们听说毛主席最后一个春节听到外面鞭炮声，让工作人员也买来鞭炮放一放时，心中感到特别凄凉。再看王老住在这里，小孙女形影不离，一家人如此亲热，我们感到应该让首长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 　　1989年，我随王老在珠海过春节。那次是和外科专家吴蔚然院长一起去的。 　　到珠海的第二天下午，吴蔚然院长找到我说：“首长后脑部有一个脂肪瘤，睡觉碍事，这次我带来了手术包，把它割了！”吴院长胆子真大，说就在住处做，首长也欣然同意。不过最近我才听说，王老本不愿割，是小平同志让做手术的。 　　王老对珠海的开发非常关心。术后第三天，他兴致勃勃，要带我们一块儿看珠海市。大家乘了个面包车，他坐在前面，说是当导游。见前面有开道警车，首长不高兴了：“他妈的，你们就是喜欢搞这套，搞什么开道车呀？招摇过市，我们转转就完了嘛。” 　　当地保卫部门领导解释说：“首长啊，对不起，我们重任在身，如果没有开道车，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可招架不住呀。” 　　首长就不说了，在前面真的当起“导游”来。 　　1996年，我正好到广州开会，听说王老也在这里。到了首长住处，我发现那里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抢救室，氧气筒、呼吸机、心率监护仪，应有尽有。 　　我大声喊道：“首长，我来看您了！” 　　他微微睁开眼，点头示意。我见他清醒就说：“我今天又得让您有点不舒服了。” 　　不摸还好，一摸却让我大感意外：原来消失的结节又有了。一查病历，发现保健医生换了，激素药已有3个多月没用。我赶紧同广州军区医护人员会商，他们同意重新用药。 　　想不到广州一见，竟成了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治疗。他去世后，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鲜明的性格，以及他最爱说的那句――“他妈的”！■ 　　作者授权本刊独家发表，谢绝其他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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