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三点睡觉，早上六点醒！_周老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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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睡眠状况在吧里属于什么档次？
什么事让你如此放不下
是不是几天不见姐姐了？？？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享福的阿而
看来那几天在想着结婚的事乐的睡不着啊，哈哈
强档.阿儿,早睡早起身体好,姐滴话没错滴
马上就要去接老婆了,太兴奋了,睡不着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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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放假晚上3点才睡，白天10点醒了头就疼_头疼
状态：就诊前
状态：就诊前
没有过以前，最近半年才有的，就想看一下这样的情况严重吗，应该怎样治疗
1、调整作息时间，注意合理休息。
2、可行头颅CT检查，排除其他疾病。
大夫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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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峰大夫的信息
颈椎源性头痛、偏头痛、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急性带状疱疹、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
李爱峰，女，市青年联合会委员，麻醉学硕士学位，主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疼痛科主任，山东省医师协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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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三点睡，中午十二点醒，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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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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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看来我今天也要这个情况了。可是我准备明天一早出去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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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3点睡，早上9点起，玩到8点时候，在电脑桌上睡着了，9点多起来出去吃饭，回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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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国际家庭日?留守儿童章杨宇图片展
图为：研讨会主题
图为：北京关爱家庭中心创始人执行主任
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钱红林女士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上午好。08国家家庭日新公民家庭研讨会暨留守少年章杨宇美好生命图片展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诚挚的欢迎各位富有爱心的专家、公益界的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的到来。欢迎大家！
参加今天研讨会的专家和公益界的同仁有：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先生。
著名法官妈妈尚秀云女士。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张秀兰女士。
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张长教授赵忠心先生。
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主任吴霓先生。
还有来自美国的Larry
新华社高级编辑李春林先生。
腾讯网儿童频道主编社厍寅斌女士。
红峰妇女热心主任侯志明女士。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李玉申先生。
心理咨询师林丹女士。
守护家”行动发起人，鹿永建先生。
以及专程从江苏丹阳赶来的农民工、安徽留守少年章杨宇的父亲章新华先生。
我们特别感谢章新华先生远道而来。
图为：章杨宇的父亲章新华
参加今天研讨会的媒体有新华社、腾讯儿童频道、京华时报、新京报、齐鲁电视台，中国人口报。
今天在这里，腾讯网儿童频道正在实时报道我们的研讨会。
我是北京关爱家庭的主任钱会林。
三天之后5月15日是联合国规定的国际家庭日，目前中国的家庭情况是，人们对美好家庭的价值信心非常低落。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分工和职责也非常的茫然和无序这正在削弱我们这个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我们岂能听而任之。在中国许多的城市，非常多的家庭由于离婚，由于紧张得生活节奏，非常多的父母把自己的孩送入全托、寄宿学校。而在中国农村有5800万的留守儿童，而我们却把这个视为平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我们今天的议题是“骨肉不能分离”，现在研讨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我，我演讲的内容是――孩子需要父母。
图为：钱红林理事女士正在发言
人类需要父爱和母爱，这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颠扑不破。打个比方，孩子需要父母就像植物需要水一样。如果水没有的话，这个花朵、植物就会枯萎。孩子没有父爱和母爱，那么他的心灵就会日渐的干枯，他的行为有时也会偏离正道。近100年来，有近百种的科学实验证明，人类的这种对爱的需要、对爱抚的需要。实际上早在13世纪弗雷德里克二世在当时组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验。他的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想知道，当婴儿出生之后，果让他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中，这些婴儿长大之后会说什么样的语言。他当时组织安排了50个婴儿，委派了40名保姆，他只允许这样保姆给他们哺乳和洗澡，但决不允许拥抱和抚这些小孩，更禁止保姆会跟小婴儿对话。这个实验完全的失败了，是因为这50个婴儿全部的夭折了。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就知道人类对于爱、对于爱抚对语言交流的需要。尤其体现在婴儿身上。
我自己是一位8岁男孩的母亲，两个月前我是上海出差。第一个晚上我的孩子半夜就哭醒了。然后肯定哭的很响，因为我的先生在另外一个房间都听到了。他哭着说我想妈妈了，然后我的先生说你到大床上来睡觉吧。他到了大床上以后，就睡着了。他也很奇怪为什么我睡觉了呢？是因为他在大床上有安全感。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农村有5800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正在承受跟父亲和母亲分离的痛苦。最初妈妈是带着孩子的，当妈妈离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孩子所感受到的手足无措，他所陷入的深深的恐惧。
所以，在世间万物中，孩子得不到爱是最令人伤心的悲剧。
第二，孩子需要父母什么？孩子需要父母爱、榜样和坚定的管教。孩子不仅需要爱，还需要来自父母的榜样，父母通过它的言传身教，来教给孩子怎么做男人、女人、丈夫和妻子，他还要教给他们为人处事之道，而且要把他的价值观延续到孩子的身上，在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是用高价来制造父母和孩子的分离。他们用高价把孩子送到全托，送到寄宿学校。我接触到这样的家庭，这个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很高、收入也非常好的家庭。在这个孩子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这位父亲在办公室跟另外一位女士擦出了火花，而且感情很快的升级。一个结果是，刚生了孩子不久的妈妈就决意要离婚。这个在爱情中受到伤害的母亲，这时候的感悟是什么呢？她觉得她在爱情中成为了输家她必定要在事业中成为赢家。她把孩子在小学阶段送去寄宿学校，而且她周末非常的忙。她把孩子经常的放到家里让姥姥和姥爷来带。确确实实经过她的努力，若干年后她已经成为了出色的职场女士。但是她的孩子怎么样了呢？在孩子小学的时候，这个妈妈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孩子好像不是我的孩子。我每说一句话他都不要听。而且他跟妈妈非常的疏远，她说这哪是我的孩子呢，我花了这么多的钱供他到学校去，而且这个孩子学习非常得不好，陷入到了网络中，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缺少跟父母的交流。
图为：钱红林理事女士正在发言
在农村我们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孩子需要父母提供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如果父母不在他们的身边，榜样从何而来呢？
孩子不仅需要爱、榜样，孩子还需要父母坚定的管教。管教是我们知道的，当孩子公然知道权威的，公然知道这个事是错的时候，父母要实施管教。但只有当爱和管教联手的时候，这样的管教才有效。反之，如果父母跟孩子建立不起关系，这个孩子不会服你的管教，而且他会非常的憎恨父母的管教。所以当父母远离家庭，这种爱的关系没有建立的时候，父母的管教是非常难以实行的。如果父母特别的忙，或者是父母半年、几个月在外面，突然回家发现这个孩子在行为上有问题，他就说小子，我要揍你，这个时候是不管用的。
还有，孩子的情绪谁来关注？
我们在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他采写了章杨宇的新闻中，他有一篇记者手记。有这样的细节特别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张鹭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是章杨宇的同学，一直跟着采访，当张鹭要走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约定，在10年以后你再到这里。我看到这个年轻的记者，他有一点分析，他就说“在安徽，在农村他们那跟城市有些地方非常的相通，是因为电视，那边的小孩也看电视。我们这边看的电视他们也看。而且是偶像剧很多。因为我看到采访章杨宇的报导说，章杨宇爱看《快乐星球》，他们在文化上的接受是很接近的。只是现在农村没有网络。这个记者说到“可是，经过了偶像剧的洗礼，这些孩子都很丰富”。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我想人之常情，到了一定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青春的萌动，以及感受社会压力的难受，更会经历青春期的情绪的大波澜。因为荷尔蒙的剧烈的增长，会使他的情绪忽高忽下。这个在暴风骤雨中，颠簸的青春期的小舟，如果父母不在身边，他确实很难的闯过险滩。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时候，在孩子长大之前，0- 18岁的时候，孩子是非常需要父母的。在18岁之后，孩子是远走高飞父母要渐渐的完全的放手。但在这18年的时间里，孩子需要父母。
我的发言完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跟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
主持人：现在我们有请留守少年的父亲章新华先生，来给我们发言。章先生说等一会说再发言。我们现在有请鹿永建先生发言。
章新华：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太湖县的农民工章新华。（因情绪低落暂停发言）
图为：章杨宇的父亲章新华
鹿永建：章新华我们年龄差了3个月，所以我称他为弟弟，他称我为大哥。有点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苗。长大的孩子离不开父母。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章杨宇出事的这个事，在于我的社会，不在于他的父母。可以说我们这些精英们，不管我们是政治精英、学术精英还是经济精英抑或是媒体的精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也没有把事情做好，没有把政策制定好，也没有把学校办好。我也要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来作为章新华和章杨宇这个故事的补充。这是我的母亲，她今年66岁。我也曾经是隔代抚养的孩子。因为我家里面有弟弟和妹妹。我的母亲带不了我们两个人，特别是我弟弟出世后，我就被送到了姥姥家。他们对我非常的好，以至于我觉得他们那里是我的家。我非常的满足，他们非常的恩慈、非常的善解人意，他们也不允许我胡闹，非常的会管教我。我整年整年的住在他们家，不想回去，以至于我以为我没有父母。但到了4岁多的一个晚上，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母亲到我的姥姥家办事情，到了我姥姥的家里。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非要缠着我的母亲，要她带着我睡觉。我那天晚上一直是缠着她。我母亲当时是太忙了，她说不行的话就跟着我吧，最后我没有得逞。那个事情使我明白了，而且我是希望大家也明白，母亲的角色是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隔代抚养是永远无法期待父母的这是我和我母亲的股市。这是我的父亲，他去年冬天的时候去世了。我6岁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也可以说是回到了母亲身边。因为我父亲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工，那个时候他就去打工了。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呢，他就跟着我的外祖父以及弟兄们远到新疆和东北去打工。所以每年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冬天一直到初春。我父亲近几年第一次生病的时候陪他的床，忽然发现我们父子之间非常的生疏，我们身体之间，不敢太接触。他宁愿跟他弟弟在一起。就说明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短，所以坦率的讲，我是在寻找一个男性的榜样，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跟我一样。
图为：“学习爱
守护家”行动发起人鹿永建先生
我们看这个数字，现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是这样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打工，把17岁以下的孩子留在家里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的占留守儿童的52.86%，占的多数。留守儿童在农村已经占到了28%。数字非常得惊人。所以章新华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是几千万故事中的一个。
现在我们有一位美国的朋友，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家庭，并且把自己家庭的爱和智慧分享给我们。这里分享的是他家乡的一个朋友。这个故事是独生子杜布森的股市。他在6岁之前都是非常好的家庭生活。他在6岁之后也面临了留守儿童的命运。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所以就必须要出去。他的母亲在两难中，就把孩子放在了他的爷爷奶奶的身边，和我们中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当他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像老人的时候，当他的或者出现越来越恶劣的脾气的时候，他的孩子慢慢的要成为捣蛋鬼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有了越来越黑暗的心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弥补了。他让自己的妻子回到了孩子的身边。他自己去工作。孩子刚开始是服母亲的管教的，但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母亲的管教已经不管用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拿起电话里给他的父亲说，我需要你。做父亲的就毅然决然的在孩子和事业中间选择了孩子。
留守儿童是中国家庭乃至中国全社会的重大的问题。可以说不夸张的说，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很多人在想办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留守儿童跟父母在一起。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没有父母。很多的经历已经告诉了我们。在孩子出生到8岁的时候，父母是第一养育人。因为我们的人生并比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也不是很短。真正对孩子付出的时间也不到四分之一，所以你完全有时间去有时间跟他交流。
国际家庭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节日，我们现在过的节日――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儿童节。情人节已经被我们中国颠覆了，情人节本身是代表忠贞的，现在已经变味了。而国际家庭日是非常理性的，设定和思考非常的好。2006年，我和赵忠心前辈一起发起了“学习爱
守护家”的大型的活动。2007年将心归家中美论坛在北京召开。今天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的口号是帮助别人的家庭，祝福自己的家庭。昨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想法，尊敬的章新华先生我有一个想法在这里提出来，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以章杨宇的名字命名一所学校。因为如果章杨宇可以跟着新华一起的话，他可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如果丹阳有一所这样的学校的话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主持人：下面由新华来讲话。
章新华：我是安徽太湖县天台村的人，我的祖父就是铜匠，我的祖父挑着铜匠担子到湖北去讨生活。我不希望孩子也这样。我高考的时候是他们班的第一名。但是录取的分数差两分，家里没有钱给我去复读。我的孩子成绩很好，是他们学校的班里的副班长。孩子不仅是学习成绩好，而且在家里不娇生惯养，家里的活都会干。而且父母一旦回到里家里面，他一定会把地扫的干干净净的。父母打工在外的时候，每年会把他接到丹阳一个月，在丹阳的家务活是由孩子干的。孩子是喜欢体育、艺术，特别爱唱黄梅戏。太湖县是安庆市的下属县，孩子非常爱惜自己的形象。
图为：陷入深深的悲痛中的章父
孩子一再的跟我说，不要离开他。我和我哥哥想盖一个新房子。我们的房子非常的旧，村里很多的人盖的新房，我们兄弟的压力很大。本来我是答应了孩子，快上到5年级的时候，就回到老家了。但是，我们又提出了盖房子的事情，所以这次回来我们回到天台村，我就告诉章杨宇说，看来我们还要在外面多打几年工，因为我们要盖房子。孩子听了以后一句话也没有。所以我们没想到，我们走了只有9天孩子就出事了。我对不起孩子。
看到资料里，有这么多的留守儿童，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不要像章杨宇一样。
图为：陷入深深的悲痛中的章父
主持人：我们下面有请徐永光先生发言。
图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先生。
徐永光：首先我非常感谢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举办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永建在章杨宇的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是很早得到了信息，儿童就跟我说过，要在国际家庭日的时候，就这件事展开一个讨论引起社会的关注。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章杨宇的父亲章新华先生的到来。他本人也希望要说一说，心里太遗憾了希望说一说。我觉得他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有更多的行动。不要对这么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问题这么的漠然。因为前面几位的发言，也勾出了我对童年的回忆，对家庭、对亲情。我小时候，我的父亲去世很早，我还不会叫父亲，我印象中有一点点的影子。母亲是给人家补袜子。就这样5个孩子，根本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母亲就把我的一个姐姐和把我送人了。我姐姐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送给人家以后，那个人家很有钱的。如果回家就是吃不饱饭，但我总是跑回来。因为路不远，白天在那里，我晚上一定要跑回家，很长时间吃还是习惯吃好的，白天去，晚上非回家不可。怎么也挡不住。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是资本家的家庭，家里没有孩子，最后他们也失望了。我妈妈说这孩子看来还是一个受穷的命，这样我孩子在母亲的膝下虽然很贫穷，但是是在一个有母爱的家庭里长大的。
我的姐姐生活就一直不好，后来结婚了以后家庭也不好。后来我姐姐也自杀了，而且我姐姐的丧事就是我来做的。她的女儿也不好，现在也是得了绝症。今天我的这个发言，我想也有一个主题，我的这个主题是这样的，――求解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的难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
图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先生。
留守儿童问题，正在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孩子不光是存在着家庭教育和亲情缺失给他们带来的心理的影响。还有健康问题、安全问题等等。最近看到有一篇报道，是东方早报4月30日的报道，在安徽阜阳爆发的手足口病的疫情中死亡的20名儿童，其中有18名是农村的孩子，主要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有隔代监护，不注意卫生，这是直接导致生病的原因。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社会转型中，社会问题非常多。所有的社会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转型的成本。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可以说是转型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过程中，中国的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族的国事，它是国事，不是家事。
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这些困难个问题，这样的转型期的社会成本，不应该由农民工的家庭自己来承担，应该是由政府和全社会共担。
2500年以前孔子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他讲的是家庭伦理。今天的农民工家庭是父母远游、儿女留守。大家都知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出现的这种以家庭伦理的颠覆，以上亿的农民工家庭的不和谐作为代价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政策，包括我们的社会政策是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矛盾是越来越突出了。突出表现在留守儿童的数量急剧的增长。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张士平说过，留守儿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些孩子在家庭保护和亲情上缺失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要孩子跟父母共同生活，也就是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我非常钦佩全国妇联，受国务院委托来负责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说出这样的一句实事求是的话。其他的代理父母、爱心活动室是不能来替代亲情的。所以只有跟父母在一起生活。那么怎么办？是父母回家呢？还是孩子跟父母进城呢？毫无疑问是进城。为什么他们进不了城，生活成本是一个问题，最主要是教育成本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有学校供他们提出。中央政府提出了流动儿童教育，以流入地政府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贯彻这样的方针我们做了非常认真的调查，我们的调研做了半年多的时候，到了全国有代表性的地方，包括大都市、包括沿海开发地区，包括中部地区。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流动儿童的教育，城市政府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设高门槛。把大部分的农民工的孩子挡在城门外。这种门槛高的农民没法儿实现，5、6个证，这些证是很难开的。比如说有居住证，你说拾荒者怎么会有居住证呢？要有老家的监护证，证明这个孩子在老家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死了。还要有购房证，有几个大城市还要独生子女证。搞全了以后，学校还要说我没有位置。有一位在北京办学的学校的校长，他在北京学校办的很好，而且他还有一个手拉手的对口的公立学校。这个学校告诉我说，我的孩子进公立学校还交了8000千呢，别的孩子是没有2万进不去啊。买菜的的、拾荒的农民工的孩子进入公立学校是很难的。我说这个选择是就是高门槛，把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挡在了门外。实际上政府是有压力的，也是要受到指责的。
第二种就是撤门槛。有些城市已经做了，但也出现了一种热导效应、洼地效应全来了。哪个城市的政府这么开明，一说这样的话，马上就关门了。温州的瑞安出现了这样的事，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现象。这就两难了，门槛高了政府受到了指责。门槛低了城市居民不干。或者是城市的人口政策压力也承受不了。既然两个选择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
图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先生。
第三个选择就是农民工子女这样大的社会的问题，主要的责任在政府，社会也要共担责任。如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肯定是不对的。尤其是义务教育的阶段是国家承担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下，我们简单化的说这就是政府责任，根本不需要社会去考虑。就像我说希望工程一直受指责。所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要解决他们进城读书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应该是适度，找到一个度。这个度我觉得一方面公办学校要尽最大的可能性，给农民迥子女提供教育的机会。那么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就要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政策。应该支持、鼓励民间办学。民间办学现在主要是私人办学。私人办学的情况在南方一些地区应该说发展比较好，政府也已经知道公办学校不可能做到接受很多的孩子，所以私立学校发展的很快。广东80%的学校都是私人办的。
北京这样的地方，现在私人学校办的有300多所，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合法的。200多所都没有办学许可证。这是一个部分，应该鼓励私人本学。南都公益基金会现在正在考虑探索第三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走一条通过公益投资、社会参与、民办公助，而且我们追求教育家办学，要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平等的、公平的、优质的教育，这样的一条道路。
希望这条道路能够成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这样的一个路子，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在香港其实是很多的。就是慈善学校。你在国外就是慈善学校。那么南都公益基金会去年5月11日成立，今天正好是一周年。成立之前，我们已经做了非常深入的调研。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把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作为基金会的工作的核心。我们把项目叫做“新公民计划”。
主持人：下面有请吴霓发言。
吴霓：非常感谢鹿永建先生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
我刚才也听了各位发言，章新华先生的尽管不清楚。我本身也是10岁孩子的父亲，今天早上送他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就说爸爸早点来接过。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离开家庭之后，期盼着尽快的同家长在一起。尽管我们也希望他尽早的独立，但这个独立的时候或者是心理的承受时机是在什么时候，需要我们来关注。
但是从这一点来说，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对未来这样一个孩子要走上社会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所在的教科所长期从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农民工进城之后的教育，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我们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调研。03年的时候承办了七部委关于留守儿童方面的研究这样的一个讨论。当时有教育部、公安部、劳动部等等，包括全国妇联，最后这块的工作归到全国妇联来做。在这期间，我们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留守儿童研究方面的成果。留守儿童现在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当时调研的时候是2000多万，现在发展的数据是5800万，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而且留守儿童和进城农民工子女之间还有一个流动性。可能这时期它是留守儿童，过一段时间可能变成了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所以两者之间应该整体的考虑。它未来走向社会之后，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是我们教育方面的不到位愿意构成隐患，而且这种隐患在成年后，所带来的隐患非常大。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外很多的例子，这种隐患不重视，最后会发展成为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不光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跟大家密切相关的问题。
图为：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主任，吴霓
上次我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我说这样的问题跟大家密切相关。这样的群体生活在你的身边，就有一个社会的成本。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隐患的群体没有得到重视的话，你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也会不安、也会不稳定，你现在稳定的生活可能会随时受到破坏。我说这应该是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
当然我们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他需要三个方面，社会、家庭、学校。这三者配合，一个人才可以顺利的成为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现在我们是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制度安排没有很好的配合。我们有很多的社会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出现。我们怎么样理性的看待社会的转型时期，我们对制度、对改革的需求和要求。从学校教育来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给学校，当然了学校的教育方面有很多的问题。从农村教育来看，从过去的投入体制来看是属地管理。农民学校建设，现在已经成为解决留守儿童的很大的平台。但是在年前我们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的基础教育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问题。它缺少必要的设备，学生放学以后的课余生活是很贫乏的。他遇到了心理问题了，需要一定的感情释放的时候，是不能解决的。马上《新华文摘》要刊登。温家宝总理也对此进行了批示。当然了我们的教育部和财政部已经有大量的投入了，但这里面的建设还要引起高度重视。
从城市来看，农民工子女进城在教育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缺陷。我们承担义务教育的经费是由当地政府来承担的。但由一个城市流入另外一个城市之后，流入地政府没有作出安排。所以这样就遇到了问题。这是我们制度安排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它很难进入到公办学校，或者说进入到公办学校以后，很难接受到很好的教育。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出现，包括非法的也出现了，也是适应这样的一个需求来应运而生的。当然它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具有一定的欠缺。但是从一定意义来说，解决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需求。以前的一个文盲对文明社会一无所知的人走向社会，还不如给他一定的教育，让他同这个社会更好的接洽。所以徐永光先生做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这个项目我非常的支持。它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而且引领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
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深层次来说，我们应该有思考。从学校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的教育在不断的变革中，我们的城市，全国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是从财政的资助上提供了这样的渠道。原来我们的机制，可能由于国家财政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整个的学生的学杂费的举措，就找到了一个新的路径。
第二个方面是家庭：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庭大量的付出，以及需要家庭和学校的配合。但从农民工子女来说，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是一个悖论，要让家长不去打工留在孩子身边，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他必须要外出打工来获取生活的资源。从章新华的身上，他解决了钱的问题之后，后面房屋的建设又需要钱物了。家乡没有，他必须要出去。我们要让他回到其他的身边，这是需要客观的条件来实现的。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发达，迫使他要离开孩子。要把他的孩子带在身边，刚才我谈到学校教育的制度缺陷，又使他今后城市生活的成本提高。孩子很难进入到城市学校去接受教育。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家庭教育和学校的配合，由于客观的条件形成了障碍。
所以这一块，我们怎么样来呼吁？孩子的教育回归家庭，家庭怎么样来配合学校进行教育？这里面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呼吁说，让家长回归到家庭里面，但是现实实际上不可能出现的。把孩子带在身边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解决需要我们共同探讨。
还有社会，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教育部门的事情。也不是家长的问题，是我们社会的问题。我们社会要从哪些方面来？一个是呼吁我们不同的部门来共同携手进行关爱，进行建设。我觉得这三者密切配合才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是转型时期的一个变革的社会，它需要付出的成本很多。过去有一个孙治刚这样的现象，由于他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促成了我们国家收容遣送制度的消除。我也希望章杨宇这样一个留守少年和等等的个案，由于我们的关爱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路应该是从不完美合作来促进更加的完美。我们社会现实就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必须要跟不完美合作，才能实现完美。我们也希望今天的研讨，将来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下面有请张秀兰女士发言。
张秀兰：鹿先生请我来，说一句心里话，发言不当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因为以前我是做福利的。所以也写了一些家庭状况的论文。孩子没有家庭的时候才得到了支持，当孩子有了家庭的时候，就是需要心灵的支持。所以当他是孤儿的时候，有孤儿院来解决他的问题。
我们今天做这个留守儿童的研讨，我有一些思考。吴先生从学校这一块已经说了很多。我就说说家庭贡献的想法。这个问题的出现还是有它一定的背景的，现在农村06年底的数字是1亿3100万，占劳动力的将近四分之一，现在劳动力转移是很大的。国家现在很多的政策都在不断的创造就业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力量。
留守儿童这个数字是5800万，这个占21.72%，这个数字统计出来的父母都打工的是55.3%，一方打工个是44.7%。他们目前留守儿童的照顾，他们怎么样来居住呢？和组父母居住是37.98%。为什么我们会关注小年龄？我们现在30.5%的0-5岁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近20%的务工父母在儿童1岁前外出了。所以我们的母婴喂养是一个问题。而且55%的祖辈是文盲。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孩子发展成长中的一个科学的研究，证明主要孩子是0-7岁这个期间，比如说对数量的概念，他的发育期是2-5岁，社交能力也是从一岁半开始起来的。语言的发育能力是在4岁前。实际上主要的发言，是孩子在6个月的大脑是成人的一半，3岁的时候已经跟成人一样了。大脑对或者一生的成长是这样相关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营养应该是在2岁之前，2岁之后在加也上不来。跟父母形成依赖关系是在2-3岁。这是100多年来对儿童发展的研究的预测。
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比如说劳动力转移对婚姻和家庭的影响，02年-04年外出农民工离婚率占62%、69%、79%。到04年的时候，离婚占了80%。04年一年离婚农民涉及的子女数可能达到200万左右。
图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张秀兰教授
有研究发现，60%的教师认为，父母出去打工的孩子情绪上很不好，老师认为这样的孩子很敏感。老师认为父母认出打工以后，孩子的品德差了。只有31.7%的教师认为，留守儿童的品德是好的。
外出打工在人际关系上，父母都在家的孩子要好于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五湖北省的统计也发觉留守儿童的犯罪问题。所以说长远来讲，这样留守儿童都会受到影响。有学者认为，孩子不能跟父母特别是在早期形成依赖关系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养育孩子。他们不知道如何跟配偶形成家庭的概念。这一段在心理学中是2-3岁。还有研究发现，15个月时建立了按照依赖的儿童，在11岁和15岁时候，比非依赖性的人有很好的亲密行为。所以这种前提是有母亲的养育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留守儿童对儿童未来的人际关系，甚至是养育行为和对后代的依赖关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家长现在的认识是，小孩子由祖父母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红线是大脑的发育，大脑的发育在学前基本上已经成熟了。后面是水平线。投资在学前回报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算到40岁，进入到学校之后，也是到了我们所谓的职业培训期间，基本上的回报率很低，但在学前的时候，1块钱的投资可以得到40多块钱的回报。
实际上这个研究的结果发现，孩子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只有到了认识钱的阶段。所以小小孩，家里有没有钱是没有概念的。就是说我们认为，我在家里要建好房子对小小儿童是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很怪的现象，就是小孩上学来才管，这个误区是很大的。我希望学术的测量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误区。
子女随父母进城的困难。这个是我们去年做的调查，现在的农民工平均是10.4的小时，每周工作6.4天，所以他带了孩子没法照顾。不是说我没提供，而是说我去学校接孩子。而且居住的地方是在很偏远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工作是短期的工作居多，在一个城市平均是1.69年，而且一年中因为合同可能换工作。可能60%是住在厂房和工棚里的。他自身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成本很高。这个群体是收入最高的，也是他生育孩子的时候，所以农民工认为，他们说我要去挣钱他们的目的是挣钱。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行为如果缺乏了对5800万儿童父母的行为的理解，我觉得任何的政策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说政策就要考虑到改变行为，而不是说政府提供了去的行为，我们怎么样把家庭父母的认知、孩子的养育、社会的认识、政府的责任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想到了这点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关于人口流动工作，在学术界认为，这是四个合力来解决的。一个合力是拉的作用，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这一代农民工和上一代不太一样，特别是新的农民工，他们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很多人说，我要看看城里的生活。城市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城市是可以吸引人的。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他喜欢城市的设备。
第二个是推的作用。就是说城市没有就业的机会。农村的就业的机会很好，所以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第三个是网络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到了很多的地方去，农村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他们都到城里去了，我们60%的农民工找工作都是靠亲戚。所以他们到那里形成的自己独特的社区，特别是南方地区。所以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网络，他们居住的60%、70%都是自己的网络。
第四个因素是维持的作用。这一点是我们政府要加强的是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因素，是在县一级城市。网络性的关系，可以把地方性的就业机会和把他们留下来，特别是改变我们农村的各方面的提供这一块，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特别是最后一个，因为城乡的人口流动，不能说把孩子都放进来。现在有两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农村人口流动了，一个是住房问题、一个是留守儿童问题。在未来10-20年我们应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从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的维持的作用，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所以我就想谈几个政策。
一个是父母的教育。因为很多的时候父母不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跟他们谈的时候，说这个事挺重要的，尽量的延长在家的时间，建立依赖关系。
第二个是对社区的养育和支持，这方面是没有的。另外学前教育机构在农村是严重缺失的。
同时，多元化的教育支持应该有。不是说要有多大的规模，就是说多元化，一个母亲带几个孩子，我们的政府怎么样的支持。
还有一个是拓展农村的就业机会。所以从政策讲必须要多元。
我来谈一下我的想法。
所以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谈。问到一个母亲，她说我就这一个孩子。我们做调研结果发现，我们现在的农民工一般是初中毕业。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素质最高的，他们初中毕业了，甚至是高中毕业了。如何加强他们对子女的养育和宣教这一点是重点。而不是说要挣钱。如果我们父母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就好了。所以这个母亲跟我谈完了以后很感动。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我讲过一个故事。美国的公立电视台有一个节目，罗马尼亚在解体的时候，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的时候有一个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生了孩子已经由政府来管以增加人口。罗马尼亚解体以后，养育院的孩子满街跑。这样美国收养孩子过去了以后，发现有很多的行为问题，脑科学的专家发现，这样孩子没有接触，大脑中的链接缺乏很多的问题。不是说家长对他不好，也不是政策不好。但是他的链接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他的行为问题是在脑科学发现的。所以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是缺失的。所以如何把科学的东西作为一种宣教，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需要父母去选择。
这样的话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我先带孩子还是先建房子。
另外一块，我们政策中有的认为是在做好政策，但有的政策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我去了一个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他们从4岁开始就做寄宿，我看到4岁的孩子，都躲着你远远的，还有一个孩子使劲的抱着你，家长还要签一个契约。实际上我们是似乎在解决这个问题，给父母创造机会来解放劳动力，但实际上作为孩子来讲，他被放到了非常陌生的寄宿学校，所以我就想，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你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到500块钱、1200块钱，你要把孩子寄养出去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是做定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部分是有一定的缺失的。非常的感谢。
主持人：我们研讨会继续进行。下一位有请著名的法官妈妈，北京市海淀区少年法庭的法官尚秀云女士。
尚秀云：委员感谢鹿永建主任和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举办的非常有意义的新公民家庭研讨会。看了留守少年章杨宇的图片以及他父亲的发言觉得很震撼。可能我的身份是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是从1987年9月到现在从事少年审判20年。因为我们海淀特殊的区情，是一个教育区、文化区，有96所中学，100多所小学，还有56所大学，可能未成年人的数量就比较的集中。大概有23万。所以我们少年法庭接触到的有问题的孩子比较的多。
图为：尚秀云　著名法官妈妈
我这20年判的孩子们就有860多人，我们少年法庭判的孩子有6000多。整天接触的问题少年都是犯罪的、失去自由带手铐的孩子。可以说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他们面临着被判刑送监狱的后果。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失落的青春，都是发生了人生的悲剧。我常常面对这些犯罪的孩子，为什么他们正值青春花季会犯罪，危害社会、危害他人触犯刑律，我这些年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孩子缺少一个温暖的家，缺少父母的亲情、关爱和温暖。我看到犯罪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这些孩子大多生活在缺乏亲情关爱和温暖的家庭中。我曾经对100个犯罪的孩子做过一个调查。我是抽样检查的，在犯罪的孩子中，100个里，单亲的家庭、再婚的家庭，以及婚姻动荡的家庭，要占到57.9%。大概要占到60%。假如说我们要10个孩子，里面有5、6个就是这样家庭的孩子。孩子的成长需要温暖和关爱。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危害社会呢，他们的家庭给予他们的不是温暖和关爱。这些孩子之所以去害别人，侵害他人的人生财产权利，他们的有一点就是凶恶，这个凶恶是这些孩子从庭中掌握到的。张老师讲的孩子的教育，情感的教育、责任心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蓝极速网吧的6个小孩他们上网吧老板没让他去，他就放了一把火烧死了20多个年轻人。我把这个四个孩子的档案都调了出来，我看了这些孩子的档案以后，就明白了这些孩子都是单亲家庭的，有的家庭是父亲判刑的，家庭暴力严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被判了死刑。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他小的时候看见父亲打母亲。这些孩子从小时候就感悟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都是无情、冷漠、残酷。
所以这样，小孩用在家里感悟到的情感，到幼儿园对待小朋友，到社会上对待人。早期我们的孩子这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播种孩子行为的事。播种习惯就会收获幸福，收获幸福就会收获命运。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是大人的责任，这些多年了，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纯洁无暇的。多数都是后天的问题，他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遇到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家庭环境，就决定了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命运。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单位有外地的打工的同志，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打工，我说为了自己的孩子，我说怎么为孩子，他说我们要挣钱供孩子大学。我说孩子现在有多大呢？他们的孩子大都在幼儿园、初中。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的成长多需要你吗？他们说有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姐姐弟弟。我说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我想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问题的。
图为：尚秀云　著名法官妈妈
从我们现在接触的犯罪的孩子的比例来讲，我们北京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是很严峻的。我们有这样的统计数字，2001年我们法院判处了犯罪的孩子是308人，其中外来未成年人有126人，占到未成年犯罪总数的41%。2003年，我们判了外地的孩子是201人，占未成年犯罪总数的52%。04年涨到317人了占65%。05年和06年的数字差不多，要占到我们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5%。
也就是说，如果北京市我们从网上插的，按照最低数字的话，北京如果有1100多万人的话，就是说外来人口有400多万，按照人口比例外来人口要占北京市人口的之一左右。犯罪的孩子反过来的，犯罪的孩子要占到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四分之三。而且不一定说父母到北京来打工都带着孩子，当然有一部分是未成年16、17岁自己来的。我是觉得，留守儿童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现代和将来稳定的非常重大的课题。
大家一定要想想这5800万孩子，如果是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像章杨宇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很痛心的。从我接触的犯罪的孩子来讲，留守儿童确实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的关注。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今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这些孩子前途命运的问题，并且也是关系到家庭安宁和谐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听了徐永光老师和吴霓的发言后，我觉得他们非常关注留守儿童，创办新公民学校，我觉得非常有社会意义。所以我想我作为法官非常的感谢你们，全社会的老百姓都感谢你。另外我听了张秀兰老师讲的孩子早期的教育也觉得很有启发。
图为：尚秀云　著名法官妈妈
我接触的孩子不是说犯罪的时候才有这种恶。他是出生以后，接触最早的环境和人是父母。如果父母给他们精心的呵护和关爱感悟到了人生的温暖，孩子是会健康的成长的。
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会非常的有收获和意义，非常的感谢鹿永建和钱红林，你们做了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我也希望有机会和张秀兰教授合作，因为我们的案例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可以大声的呼吁关心孩子的早期教育，关注留守儿童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都来关注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尽快的得到解决。我感觉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不断的关注儿童，他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05年有一个专门的指示。我们的法制也在不断的健全，大家知道在去年6月1日，我们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生效了。这部法律在比原来的91年颁布的，92年生效实施的法律有很大的进步。
首先在执法的主体说，过去的执法主体是共青团、先进的群众组织。我们是联合国儿童公约的签约国，联合国儿童权益公约是大宪章，是全世界签约国最多的一部法律，这个法律是有194个国家签约。所以我们对世界有承诺，应该说《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次修改了以后，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写进了这部法律。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执法主体归国家和政府了。现在由国务院来负责了。将未成年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关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
所以我想，这些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的力度会加大。原来是56条，现在是72条。特别是家庭保护中，过去是5条，现在是7条。这7条里面特别的讲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讲到留守儿童，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的成年人代为监护，现在的留守儿童，有的是委托老人。现在这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了。一般的来讲，如果孩子出现了问题，应该是负责任的。以后，随着法律的执行，可能还是逐渐的有细则。
我想，如果政府有经费、有执行主体，全社会都可以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另外我们加大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现在，假如说留守儿童的权利受到了侵犯的话，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一条剥夺父母的监护权。我们中国长期以来认为，孩子是父母的。但国家和政府是孩子的最高的监护人，孩子不仅是父母的，而且是国家的。比如说父母亲吸毒的等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是可以剥夺监护权的。但父母必须要交纳抚养费。随着法律的健全，全社会有更多的徐永光老师这样的有责任心的人，我想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会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孩子会更加快乐的成长。
主持人：有请赵忠心先生发言。
赵忠心：我补充几点，章杨宇提出了家庭教育的问题，刚才大家呼吁社会要帮助他们。我下面补充一点的是，除了最大限度的动用社会力量来关注弱势群体之外，我们也要动员家长自己要展开资助。孩子出了问题，家长应当需要改善我们的家庭教育。
我讲三点：
第一点就是小鹿提的那个。父母的爱是不能替代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对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食粮。
前几年我们家有一个女孩，父母都是做房地产的。他就找到了我，说希望寄托在我们这儿，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呆到五年级。我当时不太赞成，他说我们是实在是没办法照顾她。他们成天在飞机上生活，就是没脚的鹰。我对她是关爱有家，因为我们是空巢家庭，也没有第三代，我给她梳头、洗脸、学自行车。这孩子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到了五年级有一天我们给她安排一个屋子，她突然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啊，是不是身体不好啊，我说是不是有同学欺负呢啊，有同学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你们的校长是我们的学生。最后憋了半天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到幼儿园的时候就是全托，现在把我放到了你们这儿，他们这样对待我，我在他们老了的时候也把他们送进敬老院。我给她的父母打电话说你们的孩子记你们的仇了，你们的孩子需要你，我说将来你们要不赶快接回去的话，你们老了以后会受罪的。她妈马上就把孩子接走了，我们对她确实跟亲爷爷奶奶都差不多。但代替不了父母的亲情。
图为：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赵忠心教授
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有很多的人死于战争成为了孤儿，当时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派了很好的阿姨照顾他们。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他们先跟在社会上在家庭里生活的孩子相比，尽管这些孤儿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好，但是他们的身心发展水平，大大低于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国外研究了以后就叫设施病。父母对孩子的亲情是教育。我们现在理解的教育很狭隘，实际上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亲情教育，如果父重视亲情教育，他们很可能成为冷血动物。所以第一，父母之爱是不能替代的。
第二点，从这个事件我们要改善家庭教育的模式。现在这个孩子已经走了，我们不太好说三道四，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走了这样的道路。为什么别人孩子没走？我觉得跟家庭教育的模式有关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孩子8岁以前一直跟妈妈睡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造成孩子对父母有依恋，但产生了依赖之后，也会起消极作用，8岁一直跟妈妈在一起，这有点过分了。国外的孩子们自理能力很强，单独一个床、单独一个屋子。而我们从孩子一出生就是一直跟妈妈在一起。我发现有一个孩子15岁了，不摸着妈妈的耳朵睡不着。
东北我也考察过，他们的房子很大，可以装很多人，但就是不让孩子住，必须要跟父母在一个床上。这样孩子就不是依恋了，就是依赖了。父母离开了以后，他就焦虑。这个孩子出现了这种状况，很可能是依赖性的人格，是不太正常的。我们应当在培养孩子的时候，从小就注意有分有合。过早的分离不好但是成天的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形影不离也不是一种好的模式。应该是有分有合。我想我们应当改变我们过去这种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做法。当今社会是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一个人的人生长大以后，照样在家里面生产和生活，现在是工业社会，又是开放社会他不一定长大了以后，要在家里。民工的流动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在这个社会不太可能。总是有分离的时候，一分离就焦虑这对孩子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反复的强调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要离的开父母。因为最终你要离开家庭走向社会，所以我们要早做打算。
图为：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赵忠心教授
第三点，我们保护未成年人要讲究保护的辩证法。去年我们修改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6月1日是修改一周年。最近我主编了一本书，题目就是以法教育孩子。今天这个书我忘记带了。我们全社会越来越关心未成年人，但怎么保护不应该走偏了，我主张一定要用辩证法，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第一个保护和严格要求的关系。保护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为所欲为。严格要求就是保护，现在不能说一提保护就不管了。这是第一个关系，处理好保护跟严格要求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是放手的关系。注意培养孩子独立意识、独立能力、自主、自立的意识，不能说像母鸡一样把孩子带在爸爸妈妈身边，这是不对的。
第三个要处理好保护和自我保护的关系。我们要保护孩子他们是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但我们爱保护的同时，一定要明确我们保护他们的目的是他们在长大以后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了。我们最终的保护应该是这样的。保护他们学会了自我保护，不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你在保护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做重要的内容。
我想就谈这么三点。
主持人：下面有请Larry
Gee做一个发言。
Gee：你好！大家好！
我非常的荣幸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今天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谢谢大家。特别是对章新华先生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感觉非常的感谢。我在听到很多人在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家庭结构的瓦解是一个国际性的事情，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8岁的时候父母亲离异，也是促成我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的原因。我现在在国际医院工作的时候，家庭结构的瓦解也是一个国际医院遇到的病人的重要的来源。
开始的祝福我想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好的健康、好的时光，一点点的冒险，最重要的是很多的爱。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的家庭也是对北京来讲是一个移民家庭。我们99年到03年的时候住在了北京，之后回到了美国去。07年9月的时候，我跟我的大儿子再度的搬了回来。当时是预计12月份的时候妻子跟剩下的两个孩子再搬过来，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到最近才搬过来。对我来讲这段家庭分离的原因是很困难的时光。可是还好我们现在有网络、有电话可以保持联系，但分离还是很难受的事情。
图为：国际全科医学教育协会 博士 Larry Gee教授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重点的问题，是我是谁、为什么在北京。我很喜欢太空飞行员到外太空的能力。我觉得很有趣的时候，他在外太空的时候还打电话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描述中国的家庭的重要性的途径。这是中国跟美国共通的价值观，就是家庭的重要。我喜欢在公园到处走拍照片。我们的家庭不久前才开始，18年。我有三个孩子。
这个男孩跟女孩是龙凤胎。我们知道Billy
Joel是谁？是上了美国名人录的摇滚的歌手。他讲到人生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办法维持家庭。我所有的财富还有名誉并没有办法弥补这样的遗憾。
我想每个人都想要的是爱和被爱他刚刚结婚第五次。所以应该觉得不会太成功。想要强调的是，婚姻对家庭是最根本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一个离异的家庭很容易造成贫困的状态，对孩子和父母亲都是。父母亲离异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学习上的失败。跟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不仅是享受身体上的健康，还有心理上的健康。酒精跟毒品的滥用的比例也比较低，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也比较低。刚刚法官跟我们分享的也是孩子的犯罪率的问题。所以一个成功的社会、家庭跟婚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喜欢这一系列的奥运的广告，显示人互相支持。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说的非常的对，每个人的成功都需要家庭跟社会的支持。
看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克服呢？
图为：国际全科医学教育协会 博士 Larry Gee教授
就像他们被人支持的一样，我们共同支持可以把一些肯定克服掉。你可以帮助父亲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这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喜欢跳。身为一个家长就必须要知道引导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引导的话，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方向。所以孩子们他们的健康很重要的。刚刚有一位跟我们谈论到5岁以下的小孩子的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是他们成长的基础。刚刚讲到了丘吉尔讲到的一句话，他只说了一句话，绝对绝对不要放弃。我也想鼓励大家，在做各方面的努力也是不要放弃，一定会成功的。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状况，可能会被吞没了。但我们坚持就能够成功。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的大的转变，5年前父亲在街上看到了这样的店，孩子们从小就看到了这样的店。所以发展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很多家庭就像这个驴一样自己没办法坚持。我们看到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压力太大而没办法负荷了。他们怎么样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一些空间给自己呢？对我来讲家庭还有工作以及各方面的活动，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很多在临死之前的病人，他们都不会说我想要更多的钱，我想要更多的财富。但他们常常说我希望多跟我们的家人、孩子多花点时间。教孩子不该做什么事。现在在美国强调一个重点是父亲的角色。母亲常常身在家庭里，但父亲会缺席。甚至连婴儿没有父亲在的时候，他们会存活的更短。常常在美国的监狱里，很多的人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他们将有可能有犯罪的倾向，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女孩很容易未婚怀孕。没有父母亲共同支持的家庭，孩子可能会接受暴力。甚至在儿童肥胖的问题上，父亲也占了很重要的因素。酒精跟药物的滥用也是跟父亲不在有很大的关系。
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比别的同学辍学的几率更大。在刚刚提到的很多父母亲他们牺牲了很多，想要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其实家庭可以给孩子们最大的教育就是很强的家庭结构跟支持。这些美国最近在推广的一些关于父爱的一些广告。你现在跟谁在享受快乐的时光呢？亲爱的爸爸，我妈妈不能够当爸爸。这个广告说，有一个使用须知怎么样照顾你的孩子。复活节的兔子还有牙齿以及父亲是小孩子渐渐看不到的事。如果你不教他的话，是谁教他呢？
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影片是讲父亲在一个家庭的角色的重要性。（放影片）这是英文的歌曲但是有中文的字幕。
看了前四五次我都哭了。小时候也不经常看到我的父亲，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在中国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很多人看到了都哭了。谢谢在座的媒体朋友们在场，媒体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想要鼓励大家强调家庭的重要，父亲母亲都很重要。我想为我们国家运来中国那么多的垃圾而向中国道歉。很多人会谈中国的质量问题的一些东西。实际上质量最差的就是从好莱坞那样的地方所教导的一些信息，把很多的家庭都破坏了，我希望媒体有正面的力量而不是负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红枫妇女热线主任侯志明主任发言。
侯志明：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的感谢主办方。这个会确实是给我很强烈的冲击，因为今天的会议是有政策的研究和倡导上来谈的，给我们强大的引导。法官妈妈发出了很多很多的声音。我知道发出很多的声音，而且是非常的震撼。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草根组织，民间的、工艺的草根组织，我们也是想实实在在的推动做一些事情。红枫本身有一些工作人员，都是退休的，最早的也是研究婚姻和家庭的女性。我们主要是对家庭，有200多志愿者进行工作。我们要创办新公民项目，是不断的举起了一面又一面的旗帜。非常荣幸的是，我们在新公民项目中承担了一定的工作，给予了一定的资助。红枫我们做了农民工家庭教育每天3个10分钟。实际上是为了让农民工的家长有一种意识，你只要努力，每天你没有方法、知识、能力，但只要经过我们的培训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那3个10分钟，是爱的交流10分钟，怎样交流10分钟，怎么教育10分钟。实际上我们在原有3个10分钟的基础上，我们又把学校的老师进行组织，同时动用社区的力量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成长，我们是准备了两套模式，在创办的过程中。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是特别有体会的。看了章杨宇的图片我一直在图片。我觉得骨肉分离本身是一个创伤，孩子们会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很多反应。有一个身心综合症，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孩子一旦团聚了以后，是不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做的项目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我们是在北京四个城区的四所学校做的这个项目。我们专门是在新公民学校做这个项目的，我们加起来是150户农民工家庭每户进行4次的辅导。另外我们还要开设家长课堂，我们昨天冒雨在希望学校做了教育。我们发现农民工家庭团聚了以后，孩子是渴望和家长的团聚，但团聚之后是更深的委屈、失望。因为农民工家长每天早上、晚上恨不得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很早出去很晚回来，孩子是希望团聚的，团聚了时候是失望。还不如原来带一些礼物回来，有一点亲热的感觉。现在反而是没有了。孩子在大城市见到的是花花世界，对进城来他们抱着非常大的希望，电视中看到的平时一起过生日的情况，城里孩子们的穿戴都以为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享受到，所以他是更深的失落、更多的委屈。我们在做项目中，一个13岁的女孩儿是两年前来团聚的，团聚了以后跟我们辅导员进入辅导之后，她说最大的渴望是妈妈抱我。而渴望妈妈给我过一次生日，我13岁了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她最爱去同学家，因为同学的妈妈说“宝贝喝水吗”但她的妈妈没有。我们怎么样表达出你的爱？另外你表达出爱是四个方面：语言、行为、服务、理论。还要交给孩子回报爱。
图为：红枫妇女热线主任侯志明主任发言
所以我们对家长进行辅导的时候就说出孩子这个愿望，家长哎呀那多酸啊，我们不会。但妈妈听进去了，所以那天破天荒的家里做了两桌的课，一桌是孩子的同学们，一桌是城里的老乡，孩子特别的感动。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家长改变新生活的愿望和行动，但同时要提醒他们不要忽略你的孩子。很多的农民工家长认为我辛苦到城里来，是为了孩子。但孩子的教育应是在学校，但学校的老师有那么多的学生，怎么可以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呢？所以让农民工的家长有没有教孩子基本的做人的技巧，良好的学习习惯。你没有知识但可以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尤其是让他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情。赵老师说的，8、9岁了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你的房子再简陋，再狭小你总可以搭几块铺板有一个独立的睡眠的空间。哪怕是用几个纸箱子搭起角落让孩子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辅导特别有成就感。大家谈了很多的故事，我也希望在座的媒体的朋友们，能够把这种家长的责任和家长、家教的意志通过更多的版面向更多的农民工家长来传播和灌输。我们的体会是，家长的渴望并不比城里的家长少，而且是给点阳光就灿烂。非常的见效。这次去了两周之后再去，马上就觉得脸色都好。昨天到了新公民学校和新华学校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需要那种普及的、基本的指导。我们的项目出来以后，现在已经编好了一本书，农民工家庭教育。但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我们的专家都是志愿者，他在医院、出诊、高校教书。但我们出去了以后，要费很多的精力。但我们的志愿者乐此不疲，很有成就感和责任感。所以我们就觉得，感受到了农民工家长的这种渴望的心情。另外，我们也觉得真的指导就会有效。提高了他的意识，你就能在幼苗上见到成效。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项目困难重重，比如说我们印的书的教材出来了以后做的预算是借鉴“3个10分钟”来的。但印一本14.5元，我们只有1千块的预算啊。但我们也要想办法要争取可以人手一册，很有困难但我们很有责任感和成就感。
所以今天这个会，我觉得除了对留守儿童还包括对流动儿童也可以进行帮助。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力所能及的倡导，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做这项伟大的事业。
主持人：虽然已经到了午餐的时间，但我们还有好几位也想提供机会给大家发言，所以下面是自由发言的时间，有10分钟。
腾讯网儿童频道主编厍寅斌：简单的说两句，我是腾讯儿童频道的主编，我们今天同步的在搞直播，但觉得今天这么好的机会，特别是我们很多的媒体都发出了声音。通过今天这么一上午的小的研讨会，确实让我们感到了很多的责任。
图为：腾讯网儿童频道主编厍寅斌正在发言
我的双重责任是，第一个是媒体的责任。我是负责儿童频道的。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很不足，确实是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我们既然在关注儿童，我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就要有很高的素养来做好这个工作。
我们今天谈的是留守儿童，还有流动的儿童，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我们今年倡导了活动，希望6.1的时候爸爸把时间留给孩子。
我想表态，儿童频道是纯公益的频道，如果各位专家对孩子有关注的举措的话，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随时欢迎大家来指导。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大家好，我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项目主管。最开始我是从报上看到了这个信息，当时是特别的打动我，觉得触动很大。提供报纸的朋友也是很受震动。他在江苏出差带来的。鹿老师看到了以后也特别的震撼，所以我们搞了这样一个展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见到了各位专家了老师以及外国朋友的演讲特别的触动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付出自己的关爱。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切切实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包括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刚才GEE博士也播放了影片，我觉得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用我学到的知识来教育我。我觉得我们是属于知识阶层的，但农民工的子女家庭，父母本身在知识上处于劣势，他们可能要借助媒体朋友的力量，最终传递到他们那里，最终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就会挽救一个生命。我觉得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齐鲁电视台：大家好，我们齐鲁台有一个关注留守儿童的活动。当然了大多数是靠媒体和一些单位来进行的。比如说组织一些孩子去看电影，我去采访过一次，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我问他你看这个《长江七号》怎么样，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当时觉得很震撼。他们跟一般的孩子相比是自卑的，他们就唱了一首歌，说“别人跟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未来”。如果我们正确引导的话，他们甚至会比我们这些有父母关爱的人还要好，但如果说引导不正确的话，带来的这种犯罪会非常的严重的。
图为：现场踊跃发言
我是从这一个小事来说吧。
新华社：今天听了各位老师和专家的关于主题的一个谈话，我确实是很感动的，我自己有这几方面的感受。
图为：现场踊跃发言
第一个是为自己，我也可以说是一个留守儿童的家长。我的女儿今年2岁，因为各种的原因，她的父亲一年只回几次。我自己平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是在城里，另外女儿在自己的身边，女儿跟自己在一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父亲对女儿的影响力比较的小一些。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后来鹿老师帮助我注意到了。他平时给我提到教育孩子方面跟父母是完全有关系的。不能是一方家长的责任，慢慢的我就有意识了。特别是这次章杨宇的这件事，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平时我负责的是教育口的编辑和策划工作，我们关注的大部分的还是城市中的教育的情况，很少关注农村教育的情况。自从这方面我有意识了之后，最近这几个月我也在外地的农村进行一些调研，包括4月份去的陕西蓝田县的农村的学校和县城里学校的孩子的调研，我也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确实是非常的研究。
我4月底到陕西的蓝田县的农村的小学，虽然他们的农村的教育做的很不错，农村一个学校的设施是很好，硬件的不错，而且包括他们的寄宿的条件也很不错。但我现场采访了一下孩子们，问了一下家庭的情况，我说平时周末都干吗？他说就是呆着，我说出了呆着还干吗啊？没有说家长来看看同学之间聊聊天吗？他说同学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我说你们想家长吗，孩子都低头说想。我问平时怎么办，他说平时就呆一会，我说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呢。他说画了父母亲的画。因为这样会舒服一点，不像跟他们面对面。再加上这次章杨宇的事件出现了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心理角度采访了一些心理学的专家关注章杨宇的话题。虽然没有发挺遗憾的，但所有的信息给我了之后，我就觉得，包括今天的研讨会，首先我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的愿意加入这种志愿者协会。刚才还跟鹿老师说我特别的想加入，不管是出人力和物力我是愿意这样做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家长、女性，如果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宣传出去肯定会很大的一部分人像我这样的家长愿意去出人力物力一起关注这种新公民、或者是留守儿童。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其实这个面是非常广的。就像我们的或者也是留守儿童。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社会也有责任应该融入这个关注当中，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受。谢谢大家。
嘉宾：我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行使司法学院的研究生。其实我在民办小学里做过美术老师，当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当我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发现这个大门是紧锁的。当我进去以后问老师说为什么要把大门修成这个样子，他们说两个原因，一个是防止孩子翻出去跑丢了，另一个是防止他们跟不良人群有交往。
图为：现场踊跃发言
他也讲了这样的事例，因为孩子的生活比较的贫困，他们就喜欢偷一些东西。开始的时候是偷东西，后来就产生了严重的犯罪现象。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有一个开始的意向是这样的，我就想到了如果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的话，对今后的社会来说是不好的。
这里面有小的细节，我在讲美术课以后有一个小女孩，她打电话还写信给我，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孩的信的内容可能很奇怪呢。我研究了一下，可能是她把我当成了朦胧中的父亲。我觉得她得不到关爱的话，就要转移方向和客体。我对她进行了劝导，我知道这是社会的悲哀，我希望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当然了，我还想对Gee博士说（英文）。
我总结一下，我们前段时间尚老师和其他的法官搞的调研，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有组织犯罪很大的被教唆的群体是未成年人。所以这样的预防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我们今天谈的是没有超越这个边界，我觉得未来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共同祝愿更加美好的留守儿童的未来。
鹿永建：那么时间流逝的非常的快。首先是感谢大家，都每一个都有一个公益的心，来参加这样的活动。特别是感谢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徐永光以及吴霓先生等，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感谢我们的尚秀云老师、赵忠心老师，他们是长者给，给我们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和关爱。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及整个孩子的关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也感谢我们今天来的各位媒体朋友们，特别是齐鲁电视台的两位朋友是坐着长途汽车赶到了北京，非常的感谢他们。也感谢我们新华社、新京报、京华时报、中国人口报、腾讯儿童频道的几位朋友。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事情，会议虽然非常短，这个展览也不是很大的展览，但我相信这是做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吴霓刚才说的，孙治刚事件唤醒了城市收容条件事件的觉醒。用一个公民的非正常的死亡带来了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了司法的改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发起的活动，章杨宇的美好生命的展览，国际家庭日?新公民家庭的座谈会，我们把美好的生命展示给大家，以及它投射的5800万留守儿童的生命中的渴望、期待、他们的创伤以及他们的焦灼。这样一个全面的问题的揭示，我们希望改变中国的历史，这5800万儿童的命运需要改变。这个改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到。通过大家的传播，通过我们专家学者的传播，在课堂上、讲座上，在各类媒体上，通过我们自己的言行，通过我们家庭榜样的改变，可以改变中国的历史。我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特别是中国留守儿童的研究者们，他们会记住这个日子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也特别的感谢Larry
Gee，因为他的太太昨天才飞来美国，他是跟妻子商量了以后，今天才过来的，我们也受到了特别大的鼓舞和激励。以及我们关爱家庭的员工，以及我们的志愿者们。
我最后衷心的祝愿，你们、我们、我们大家的力量和我们的智慧，以后可以转变成对农民工家庭的祝福，能够转变成对中国家庭的祝福。谢谢大家。